第一篇：谈古代教子范文
古代名人教子妙联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学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历来重祝家庭教育，出现了许多善于教育子女的家长，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教子对联。这些家教妙联对今天的家长们教育好下一代，也是很有启发的。
明朝徐渭有一副家教奇联：
好读书不好读书; 好读书不好读书。
此联妙在一个“好”字的读音不同，语意双关，耐人寻味。 告诫儿孙要珍惜时间，趁早好好读书，做一个知书达理的人。 父母总是期望儿女能成才，有所作为的，为此，明代作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写道：
种田不熟不如荒; 养儿不孝不如无。
明朝初年有个大臣叫杨士奇，也叫杨寓。他为人正直，办事勤恳，一连在四个皇帝的手下做大官。他儿子杨稷太不争气了，仗着老子当官，自己无恶不作，净干坏事。谁要是不听他的，他就派人抓起来。家乡江苏泰和的老百姓恨他恨得咬牙切齿，有人就写了状子直接送到北京。皇帝看了，把状子转给杨士奇。杨士奇气坏了，一连写了好几封信，让儿子改邪归正，别再祸害乡亲。有一次，在信中他还特意写了一副对子，警告儿子：
不畏官司千张纸; 只怕乡民三寸刀。
“三寸刀”指三寸舌，意思是人言可畏：让人告一千张状子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老百姓整天戳你的脊梁骨骂你，当然，也骂我哟!可是，杨稷根本不听父亲的劝告，照旧胡作非为，一点也不收敛。闹得实在不像话了，皇上下令把杨稷抓起来，关进监狱。杨士奇听说了，又急又愁，加上年岁也大了，便忧恨交加，卧床不起。没有多久，顶顶有名的杨士奇，让儿子给气死了。当然，杨稷也没有好下场，被判了死刑。
明代进士孙升，官至礼部尚书，他的三个儿子坐享荣华富贵，沉迷酒色，不学无术。 孙夫人对此很是焦急，她思来想去，特地手书一联悬于正堂： 爱惜精神留此身担当宇宙; 蹉跎风月将何日报答君亲。
上联是期望，下联是警告，意在劝告儿子不要浪费精神，虚度光阴，要以担当天下为己任，不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既包含了深沉的母爱，又体现了严厉的训教。据说，她的三个误入歧途的儿子在这幅堂联的鞭策下，终于有所顿悟，改邪归正。
清代诗人蒋心余有教子联曰： 宝贵无常，尔小子勿忘贫贱; 圣贤可学，我清门但读读书。
他将这幅对联挂在祖宗牌两旁，要子子孙孙永远记取不忘。 清代有个姓潘的山东人在江南某地当县官，他上任之初，其父撰书一联相送：
泪酸血咸，悔不该手辣口甜，只道世间无苦海; 金黄银白，但见了眼红心黑，哪知头上有青天。 联语告戒儿子，做人应宽厚仁慈，与人为善，不可见利忘义，为非作歹，人间自有王法，否则到了那时，才醒悟到泪酸血咸、头有青天，悔之晚矣。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曾写过一副家教联语：
咬完几句有用书，可充饮食; 养成数竿新生竹，直似儿孙。
一副家教对联。他教育子女精读一些好书，做像新竹那样蓬勃向上、虚心而耿直的人。
联句教育子孙做人要像竹子一样虚心有节、刚直不阿，寄寓了殷殷期望。
清代文人王之春也有一副家教联： 少读书，便是低天分; 行刻薄，真乃大糊涂。 此联意思是：人没有天生的低天分，一个人天分的高低全在于后天的用功程度，天分低是因为自己少读书的缘故，由此勉励儿孙要多读书。
清代教育家朱柏庐的《朱子家训》中有一副对联：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充分体现了他对儿女生活的关心和希望。 晚清作家、书法家何子贞集《争坐位帖》字联： 入世须才更须节; 传世积德还积书。
这幅对联告诉人们：一个好的家庭，除了勤以耕作，惠以为人，还需要读书求学，更新知识。
清代另一学者孙寄圃，曾给儿孙撰写一联，要他们坚守廉洁、清贫，努力提高品德修养，其联云：
甘守清贫，力行克己; 厌观流俗，奋勉修身。 清末著名的禁烟政治家、民族英雄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是一个穷秀才，但是他为人正直，对子女要求极严格，他曾撰联勉励子女，联曰：
粗衣淡饭好些茶，这个福老夫享了! 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儿曹任之。
这副对联使林则徐终身受用不尽，终于成了流芳百世的民族英维。
林则徐继承家风，也给子女留下了一副对联：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不财，则损其志; 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此联是林则徐祠中写的一副对联，其对子女“薄钱财而重德才”的教育思想可谓光耀于世。说明林则徐不愿后代在自己营造的“安乐窝”里坐享其成，而是希望他们艰苦奋斗，自强自立，成为有用之材。 上述的教子妙联，情意殷切、生动感人，富含哲理，耐人寻味，是我国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广为流传。
第二篇：心理专家周正谈教子
来源：转载自银色梦幻博客 日期:2009-04-21 12:14:25 访问:4次
心理专家周正谈教子(2009-03-26 11:25:46)
标签：2009 飞翔天使 文摘 童年 成长 快乐 周正 教育
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有个好成绩，几科绞尽脑汁。其实培养孩子健康的
分类：家教文摘
人格和心理，才是最关键的，这不仅会让孩子体会到成长的快乐，更有利于他全面发展。
孩子的说明书——
■李玲
周正在央视的《心理访谈》中为从多家庭排忧解难，在湖南卫视的“周正亲子智慧”中为家长们支招献计，并出版《周正亲子二十法》、《新亲子时代的教子法则》、《孩子的说明书》等家教畅销书，因其观点鲜明、尖锐、务实被媒体誉为新锐资深实证心理学家。
在谈到教自己的孩子时，周正说了很“心理”的一句话——我最重视的是对他人格的培养。周正认为，健全的人格，是一个人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的基础。
利用“心理技巧”建立孩子的学习优势
周正不重视学习成绩，至少在他眼里，孩子的学习成绩永远不是第一位的。因此，他不会去逼孩子学习，也不会为孩子报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周正重视的是学习方法，他认为一个好的方法，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同时能让孩子受益终生。
研究心理学的周正知道，一个人在学心过程中，通过阅读或是听课，记住的知识是10%-15%，而如果通过亲身经历、有情感介入的互动情景式学习，记忆力就可达到60%-80%。因此，他想到了一个好方法，让儿子乐乐通过动画片去学英语，动画片有视频、有声音，具备了情景式的特点，而孩子由于喜欢动画片，就有了很强的情感投入。当然，还需要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互动。这个互动，不是由别人完成而是要由家长陪伴完成。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每个寒暑假，吃完早餐，周正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陪乐乐学英国美国的大片，每天5句。他先把字幕放出来，然后让儿子把英文先记下来，接下来，听影片里的发音，听完后，周正会对儿子提出3个要求：会读、会写、会翻译。每天5句话，大概需要十来分钟的时间。他曾给儿子算过一个账，假如只按暑假来算，一天学5句，一个暑假就300句。假如坚持8年，就积累了2400句，如果再加上寒假，那就是将近5000句。一个孩子到了高中时，能掌握5000句原汁原味的英语，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 动画片的吸引、父亲的陪伴以及远景的展望，让乐乐学起英语来津津有味。偶尔周正不在家，乐乐自己也主动去完成。爸爸回来后，他就兴奋不已地汇报情况。
英语学好了，周正对乐乐其他科目的学习，就更加不操心了。因为周正多年调查研究发现，发生厌学的孩子，常常源于对两门课的恐惧：英语、数学。如果在这两门课上打消了孩子的恐惧心理，孩子对学习就会很有信心。乐乐纯正的英语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数学成绩也很不错，周正相信，就算是儿子在其他科目上遇到一些小因难，有这个强大的信心支柱在，因难也会被安然度过。果然不出周正所料，儿子的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
小学升初中考试时，乐乐的不少同学抱怨：英语听力考试的速度太快了。英语口语和听力均为满分的乐乐却很奇怪的说：“不快呀，比动画片里的慢多了!”
重点中学为健全人格让步
乐乐的妈妈是博士，和他们共同生活的外婆退休前是教育局的科长。这样的背景，让她们很看重乐乐的学习成绩。乐乐小学升初中时，妈妈和外婆都非常希望他能考上重点中学，但周正却持反对意见。全家人很吃惊，上了重点中学，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哪里有不让孩子上的道理。周正不让乐乐上重点中学的理由有两个：首先，这个学校离家非常远，是需要住校的。儿子年龄还小，最好的教育是来自家庭的，他需要父母的陪伴。过早地与父母分离，会让孩子觉得学习比亲还重要，这对整个人生来讲，就本末倒置了;其次，中学时期正是一个孩子建立信心的时期，而建立信心最关键的就是与周围环境的比较。考上那所重点中学的孩子，很多是拼命三郎，几乎放弃了很多休息、娱乐的时间，打拼出了好成绩。而乐乐是个爱玩的孩子，到了那里，他如果不努力，成绩一定会落后。虽然周正不看重学习成绩，但是，他很在乎儿子的内心体验，原本遥遥领先的学习成绩掉到了后面，这对小孩子来讲，是重大的挫败。可乐乐要是做拼命三郎的话，一定会错过更多宝贵素质的培养，周正绝不希望儿子为了好成绩，错过人生中更多美好的东西。道理一摆出，妻子和岳母都被说服了。
可是，就在报名的最后一天下午，乐乐给爸爸打电话说：“爸爸，看来我必须报重点了”
“儿子，你动摇啦，为什么呀?”周正问道。
“不是的„„爸爸，老师让我报，说我是最有希望考上重点中学的，升学率和老师的奖金是挂钩的。老师对我很好，我想让老师获奖!”乐乐说道。
原本紧定的周正，妥协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儿子懂得了为别人着想，懂得去熟悉一些适应社会的规则。这非常珍贵，一定要让儿子得到肯定。
于是周正同意了儿子报考重点中学，但是有言在先：即使考上了也不去读。 最后，乐乐以出色的成绩考上了重点中学，在录取通知书面前，妻子和岳母有所动摇，就连乐乐也动摇了，想去上重点。
周正很尊重儿子，但却认为，如果由于孩子年龄小无法清楚认识一些事情时，家长是有必要给孩子讲出来的。于是他对乐乐说：“你想过没有，考入这所重点中学的很多学生都是要为学习成绩拼命的!” 乐乐拍拍胸脯说：“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也可以拼啊!”
“是,你可以拼。不过儿子啊，你就因此不能听音乐、不能看电视、不能打篮球、不能和我去旅游，你每天能做的就是埋头苦读，你愿意吗?”
听爸爸一说，乐乐想法改变了，全家人的想法也都改变了。
后来，按照地理位置，乐乐分到了与自己家一墙之隔的普通中学。周正经常开玩笑说：“儿子呀，你的床和课桌的直线距离也就是50米，可以创吉尼斯纪录了!”
在这所普通学校里，乐乐的成绩很轻松地遥遥领先了。没有过大的学习压力，乐乐有很多的时间和爸爸打球，和家人谈心，了解他喜欢的军事知识，每天都过得很快乐。看着儿子健康、快乐地成长，周正打心眼里为儿子高兴。
初中毕业升高中时，儿子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郑州十一中。这次情况和前一次相反，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希望成绩好的同学能留在本校，老师轮番给前十名的同学做工作。但乐乐却觉得自己长大了，需要换个环境，认识一些新朋友和新老师。于是，他婉言谢绝了老师的换留，决定去读自己考上的重点高中。而这一次，周正没有因为学校远而进行干涉，他学得儿子长大了，分离不会对他的心理造成过大影响，他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
尊重是送给儿子最宝贵的礼物
周正经常讲，作为家长要真正地爱孩子。但是做到真正爱孩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爱孩子的家长一定会明白，自己的表达，一定是尊重孩子的，一定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和发展的。周正认为，家长教育孩子，实际上是很应验心理学上那个著名的“皮克马利翁”效应的：家长认为自己孩子是个宝，孩子就会变成一块宝;如果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个笨蛋，是个没出息的孩子，孩子就会“故意”去迎合家长的希望，虽然这种迎合有时候是无意识的。因此，周正在和乐乐相处的过程中特别注意给予儿子尊重和欣赏。
很多人都说出现在电视上的周教授风度翩翩。周正说，这一切都得益于儿子。每天晚上，儿子有空，就会叫爸爸一起去打球，周正每次都是欣然前往。看着周正矫健的身姿，很多人以为他和乐乐是哥俩儿。有时，周正还和儿子一起去练百米跑。40多岁的人练百米跑，总是引来别人的羡慕。周正拍着儿子说：“儿子，你老爸40多岁了，不发福，各项指标正常，还能跑百米，这真得谢谢你。”类似这种感谢儿子的话，周正经常说。
而对儿子乐乐的生活热情，诸如爱听音乐、爱打篮球、爱旅游、爱玩游戏„„周正深深欣赏，他认为这是儿子最宝贵的财富，也是积极向上的最佳动力。有一次，周正和妻子去陪儿子买衣服，乐乐在一件“袍子”面前驻足很久，摸了大概十几分钟，但是价钱太贵，要700多元，而家里给儿子规定，每个季度服装费是750元，如果买了这一件，其他的就都泡汤了。看了半天，儿子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不久后，在另一商场看到同样的衣服，打折后300多元，儿子就要买下来，妻子觉得这件衣服太怪，不太同意儿子买，爱到阴拦的乐乐很生气，一路都不说话。周正认为，衣服，适合了可以穿到学校，不适合可以在家里穿，孩子喜欢才是最关键的。最后通过和妻子商量，还是给儿子买了。得到“袍子”的儿子，别提多兴奋了，连着三个晚上睡觉都穿着不肯脱下来。看着睡梦中儿子满脸陶醉的表情，周正想，儿子心中该是怎样的一种开心和快乐啊!这样积极的情感，是多么的宝贵和令人羡慕啊!
周正虽然尊重孩子，理解孩子，但绝对有原则。周正家里有很多契约，是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遵守的，周正认为契约是帮助孩子建立规矩的最好方法。从零花钱到作息时间，家里都有明文规定，这既减少了冲突，也培养了孩子对于生活的认识，让他从小就能意识到生活是有规则的，每个人都要去遵守。这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对孩子基本的生存规则，周正更有着严格的要求。从儿子上小学起，周正就培养儿子做家务的能力，比如说扫地、洗袜子。小孩子难免有偷懒时，周正发现了，就一定要惩罚他去完成。姥姥看着心疼，常常偷偷地帮着乐乐做。为了监督孩子养成做家务的习惯，周正有两年时间没在外面吃过午饭。周正觉得，做家务活，对孩子的意义很大。这是他将来独立生活的资本，也是培养家庭责任心的关键，更是珍惜生活、体谅父母、学会为别人付出的最好教育，而这些是一个人适应社会、幸福生活的必备素质。现在乐乐已经把劳动当成了一种乐趣，只要家里来了人，吃饭后，都是乐乐收拾桌子、洗碗，客人很吃惊，乐乐却很自豪。
现在的乐乐，一米八的个头，学习成绩优异，业余爱好也多，再加上儒雅的气质，吸引了不少女同学的关注，作为心理专家，周正自然知道，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儿子受人青睐，说明他有魅力呀!对于恋爱、性，这些很多家长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周正从不回避，他总是能以轻松幽默的口气来引导儿子。而儿子也会和爸爸说，哪个女孩子喜欢自己了，哪个女子约自己了。周正一边听，一边点头：“哦，不错，不过还没有我那时候魅力大!”
儿子对老爸的事情当然感兴趣了，不停地问这问那。周正就说：“中学时还不算多，大学里更多呢!”这样，其实就是告诉孩子，将来有更多可选择的机会，孩子的注意力也就被引向未来了。
周正说，既然是回避不掉的问题，就拿上桌面来谈，反倒大家觉得都没什么了。其实孩子成熟了，他有自己的选择和看法，家长要做的就是给予适度的引导，让他有拨开迷雾的机会。
随着儿子渐渐长大，周正把很多权利都交给了他。家里买的第二辆车，从牌子到车型、颜色、选取号，都是儿子说了算。在这个过程中，展现了乐乐很多可贵的素质。比如，乐乐先是选中了一个很吉利的号码，但卖车小姐说：“你们不要选这个号，因为太好了，已经被车管所封了。”乐乐他细地询问了可以选用的号段，回到家做了50个预案，又将这50个预案分成5组，奇迹出现了，一个包含着“5186”的吉利号被选中了。周正开车出去，很多朋友都以为是凭关系买到了这么好的号，其实，这是乐乐动脑筋锲而不舍的努力结果。对儿子这种精神，周正大加赞赏，有了这种敢想、敢干、锲而不舍的精神，周正相信，各方面均衡发展的儿子会越来越出色。
专家点评
董丽燕(儿童教育专家)
周正的家庭教育理念与大多数家“背道而驰”，然而，孩子却非常快乐、健康，也取得了许多家长梦寐以求的好成绩。这是为什么呢?
其一，打好生命的“底色”。为人父母者面对一个鲜活的小生命时，首先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周正的答案是追求快乐。所以，在面对重点和非重点、要成绩还是要快乐等诸多选择时，他引导孩子选择了后者。因此，在生命最初的这十几年，乐乐充分享受着生命的乐趣，让快乐、健康、自信，成为自己的生命“底色”，使他有能力、有力量、有兴趣面对今后的挑战。然而，许多孩子并没有乐乐这样幸运，他们虽然在家里手不提、肩不扛，但却沦为成绩、排名的奴隶。他们紧张、痛苦、阴郁的表情和沉重、了无生机的背影标志着其生命底色是一片灰暗。
其二，参透教育的本质。望子成龙，是所有家长的心愿。但“成龙”是为了什么?许多家长并没有深入思考。作为心理专家的周正明白，教育的本质和最终目标是为了让孩子生活得更幸福，“成龙”只是达成这个目标的途径之一，而“生活幸福”应该包括现在和将来，不能因为将来的幸福远景而机械地牺牲现在的幸福快乐。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周正为什么认为培养孩子良好的情绪和健全的人格重于学习绩。我们也会有理由相信，将来乐乐的“幸福指数”会高于同龄人。与其相反的是，许多家长在家庭教育的道路上走入歧途，他们对孩子的的教育止于成绩、成功，因此，家长“拼命”地逼迫孩子去“拼命”学习，就成为中国家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孩子所体验的只能是“幸福”的反面——痛苦，而这恰恰背商了教育的本质。
「这篇文章摘至<婚姻与家庭>,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输入到博客中,在敲击键盘的同时,再次将周正老师的育儿经学习了,深刻且感叹,叹自己嘴边时刻挂着"孩子快乐至上"的理念,却又感觉未给孩子带来真正的快乐;叹自己也如周正老师般极不赞成孩子成为"学习的奴隶",却又无时无刻被"成龙成凤"所左右着。
怎样育儿?这是一门深奥的学科，天下父母们都要过的一道坎儿，过去了，就代表着胜利了……」
第三篇：浅谈中国古代丧葬习俗
【摘 要】丧葬习俗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一朵璀璨耀目的奇葩。它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和特点，蕴含了丰富的古代社会信息量。因此，认识、研究古代丧葬习俗对于我们今天全面了解古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丧葬习俗;特点;社会功能
丧葬作为社会习俗的一部分，是社会文化的基因之一。丧葬仪礼，是人生最后一项“通过礼仪”，也是最后一项“脱离仪式”。丧指哀悼死者的礼仪,葬指处置死者遗体的方式。
丧葬习俗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一朵璀璨耀目的奇葩，它所蕴藏的古代社会信息量是其他任何礼仪风俗都无法与之媲美的，成为我们今天全面了解古代社会一面不可或缺的镜子。
一、中国古代丧葬习俗的起源及其发展概况
在遥远的荒古时代,早期原始人没有安葬死者的习惯。《孟子·滕文公》记载:“盖世上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即原始社会初期的人们并不掩埋同类的尸体,而是弃之于原野山谷。但这样尸体会遭受野兽昆虫的蚕食。大约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人们已经对死者进行有意的埋葬了。这一方面是出于对自己集团的成员的关怀,眷恋死去的亲人,更重要的是同灵魂观念和原始宗教的产生有关。灵魂不死,就成为鬼魂,人们想象鬼魂在阴间即另一个世界,也象活人一样生活而且能自由来往各地,具有活人不具备的神秘力量。尤其是氏族首领和家长的鬼魂,在冥冥之中仍然掌握着威权,可以降福,也可以作祸。基于对鬼魂的敬畏和对阴间生活的幻想,人们自然而然形成了对死人的崇拜,也就有必要对尸体进行一定的处置,加以保护,以讨好死者的鬼魂,由此产生了各种葬法和葬礼。把死者埋入地下,如果墓地没有标志,年代久远,就会难以确认,因而需要堆土成坟,便于后人前往凭吊、祭奠。土丘坟就渐渐随着墓祭的流行而得到普及。
中国传统的葬式是土葬,实施土葬,要把死者安放在棺木,然后把棺木埋入土穴,在埋棺之处地面上堆土成丘,叫做坟,也叫做冢。春秋战国之际，诸侯纷争，以各国国君为首的统治者们在生前穷奢极欲, 幻想死后到了另一个世界, 不仅可以照旧享受原先享受的一切, 而且仍能向世人显示自己的赫赫权威, 于是纷纷建立高大的坟丘，作为自己统治权的象征。
秦汉后，随着集权的君王政权的建立,新的爵位等级制度的推行, 几乎可以说是无墓不坟了。坟墓等级分明,官爵越高,墓地越大,坟头越高。帝王的坟墓规模最为宏大,称为“陵”。这一方面固然因为它占地之广、封土之高如同山陵,另一方面也有以崇高的山陵比喻至高无上的帝王的意思。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在今陕西临潼, 前后修建了40 年, 曾征发70 多万人从事这一浩大的工程。
唐代全国统一,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宗族力量的加强,丧葬制度得以不断扩大,陵寝制度开始确立,为帝王修筑宏伟的陵墓，以体现封建皇权的做法，被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坟墓的高低大小就成为死者身份贵贱的象征。
二、中国古代丧葬习俗特点
(一)事死如事生
受灵魂不死观念的支配,古人的心目中有两个世界,即活人生存的现实和灵魂活动的阴曹地府,人死犹如搬家,衣食住行应该与往日相同。故古人在人死之后总是按照其生前的生活习性来安排后事，强调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譬如：把死者装进棺材时，为其准备足够的衣物，以供死者一年四季穿戴之用;修筑坟墓时，仿照人间房屋的样式，以寓意死者在生时的居室;殡葬和祭祀时，大量焚钱烧纸，以供死者在冥界用作货币等。
在我国古代社会, 人们普遍认为既然有灵魂的存在, 死者就必然到另一个世界像生者一样进行生活, 需要生前所必需的一切, 所以在丧葬过程中, 亲人要为死者创造尽可能如其生前一样的环境条件。秦始皇陵中那阵容庞大的兵马俑惊世骇俗; 北京昌平明十三陵的地下宫殿富丽堂皇; 河北遵化、易县的清东陵、清西陵气势恢宏, 所有这些均是帝王们欲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其在人间统治的代表作。
史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其实，这一特点在中国古代丧礼习俗中不乏反映。“事死如事生”是我国传统丧葬习俗的基本特点之一。
(二)奉行儒家礼仪
儒家提倡孝道,对送终之礼尤为重视。在儒家经典《礼仪》中的《丧服》、《土葬礼》、《既餐礼》、《土虚礼》等篇,都是专门记述丧葬礼仪的。《仪礼》、《礼记》为后代的丧葬礼制奠定了基础,秦汉以来,无论是朝廷典礼还是民间家礼,丧葬礼仪中的葬前丧仪、五服制度、居丧守孝、祭祀亡灵等基本程式,都是根据《礼记》、《仪礼》制定的,从而使中国传统的丧葬文化深深地打上了儒家的烙印。
孟子说“大孝终身慕父母”,“事死如事生”。所以陪伴灵柩的时间越长,丧葬的安排越周到,便越是尽孝。为父母或祖父母丧三年,服丧期间叫做丁忧或丁艰,不许作官,不许应考,不许结婚,不许生育子女,违反者都成为礼教的罪人,要受政府惩罚。大殓以前,守灵要铺草枕土块,丧服期内全要穿另一种衣服,不赴宴,不庆贺,不礼拜,要素食,不许形销骨立,却要作出营养不良状。热丧百天之内,理发剃须也不许。前人形容“以毁卒”,就是居丧以哀毁致命。
(三)等级色彩鲜明
在古代中国，如果人们在生前的社会地位不同，其死后丧葬待遇也会有别，例如：坟墓的高度大小、随葬品之多寡、碑志的规格等，都依据相应等级而有所不同。清朝礼制规定“：公侯墓地一百步，坟高二丈，围墙高一丈;一品墓地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围墙周围三十五丈;二品墓地八十步，坟高一丈四尺，围墙周围三十五丈;三品墓地七十步，坟高一丈二尺，围墙周围三十丈„„七品以下墓地为二十步，坟高六尺，围墙周围十二丈;庶人墓地九步，坟高四尺，围墙周围八丈。”[1] 同时，丧服制度也体现了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居丧者与死者的丧服由重至轻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个等级, 叫做五服。在父权、夫权的社会中，对父系亲属的服丧范围十分宽泛, 并且比母系、妻系重得多, 如对曾祖父母是第二等的齐衰, 而对外祖父母是第五等的缌麻。夫妻之间，妻为夫服最重之孝斩衰三年, 夫为妻则只服齐衰。丧服制度既是宗法制度的表现形式, 又反过来使宗法制度更加严密, 二者不可分割。受传统伦理思想的支配, 强调尊卑等级, 不容犯上僭越。
不仅如此，同样是死，不同社会身份的人死了，对其死的称谓也完全不同。据《礼记·曲礼下》记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死者称谓尊卑不同，可见社会等级昭然。在死者的用饭方面,“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稻, 天子饭九贝, 诸侯十, 大夫五, 士三。”在死者殓衣方面,“士三十套, 大夫五十套, 君百套。” 对棺椁重数规定,“天子棺椁四重, 诸侯三重, 大夫二重, 士一重。”对坟墓的称谓及修造规定,“帝之葬地曰陵, 显贵者赐葬陵旁曰陪陵, 余曰茔、冢、坟、墓。”以上种种，不难看出,森严的等级制度成为我国丧葬文化的一大突出特征。
另外，丧仪中“饭含”的习俗也是社会等级森严的佐证。《说苑·修文》载：汉制规定“天子含实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玑，士以贝，庶人以谷实”。如果违背丧仪的规定，官府往往会以“僭越”的罪名查办。史载：汉桓帝时，宦官赵忠僭越礼制，私自使用“玉匣”葬父，结果“，发墓剖棺，陈尸出之，而收其家属。”[2]就这样，人们借助丧葬礼仪将人世间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关系堂而皇之地植入鬼魂生活的阴曹地府。
(四)丧葬形式多样
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各民族所居地理环境、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等各不相同，从而使丧葬在形式上表现为多样性。其中，土葬和火葬是比较普遍的形式，除此之外，还有水葬、树葬、天葬、悬棺葬、瓮棺葬、屈肢葬、二次葬、割体葬，等等。这就使得中国古代丧葬文化多姿多彩，形式不拘。实际上，各种葬式又昭示着人们不同的信仰象征。人们采用土葬是相信大地是人类的母亲，死亡只不过是一种自然回归，再次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人们采用火葬是相信灵魂会随着火苗而升入天国，肉体是可灭的，而灵魂是不灭不死的。人们采用崖葬是因为人类长期居住山洞，道教产生后，认为人死“羽化升仙”，而崖葬高出地面，是成仙的理想场所。水葬是人类把江河湖海视为生命的源泉和灵魂的归属„„可见，人们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埋葬方法都是在其不同信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五)讲究厚葬、久祀
中国人祭祖恨不得上溯到几代，甚至是几十代，随葬品更是丰厚。早在原始社会的墓葬中,就有随葬物品的发现。最初的随葬物品都是死者生前使用过的武器、工具以及少量陶制生活用品和简陋的装饰品。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集团的上层成员凭仗权力巧取豪夺过着奢侈的生活,并幻想死后到了另一个世界仍能享受富贵,往往用一些能显示身份地位的专用品及大量的生活资料和珍奇玩好之物随葬,从而形成了厚葬的风气。
这种葬品丰厚、讲究排场的丧葬风俗，既表达了人们永享富贵的愿望以及对俗世生活的无比留恋，也是人们对祖先表达无比崇敬心情的一种方式。
由于厚葬浪费大量的社会财富,无益于死者,有损于生者,而且容易导致盗墓,其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渐为世人所不取。一般说来,后世除帝王陵墓和少数显贵富豪的墓葬以外,用大量贵物品随葬的现象已不多见,但有一种特殊类型的随葬物品,一直延续到今天,那就是明器。所谓明器,是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并无实用价值的各种器物的模型,所用原料多为陶、瓷、竹、木、石等,所模仿的有礼器、工具、兵器以及车、船、仓、井、房屋庭园等等,甚至还有人和各种家畜鸟兽。今天在一些地方此种风俗仍十分盛行。
三、中国古代丧葬习俗的社会功能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岁月中，生与死这一对矛盾统一体如影随形贯穿着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丧葬习俗作为一种沉淀深厚的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社会功能。
(一)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古代丧葬习俗中所奉行的不少原则与封建“三纲五常”的精神相吻合，这就在客观上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功能。譬如：丧葬习俗中的五服制度，它奉行“尊尊”“、亲亲”的原则，将国君与臣子、宗族中的长辈与晚辈、本族与外亲间的卑尊等级关系以服饰和礼制的形式加以了格式化，使封建“三纲五常”的精神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之中，从而取得了规范人们日常生活、行为之功效，这对维护传统封建统治秩序无疑起了促进作用。
(二)强化社会伦理规范
在古人眼里，死亡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大事, 它所引起的悲伤哀痛也是人类其他事情所无法比拟的。而送死，乃是为人子者应尽的孝道。因此，丧葬不仅仅是安葬死者，而且还可以强化以孝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规范。史云“：凡不孝生于不仁爱也，不仁爱生于丧祭之礼不明。故曰：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大戴礼记·盛德》)可见，丧祭可以强化人们的仁爱之心和行孝之道。史又称“：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礼众矣。”(《大戴礼记·礼察》)也就是说，若没有丧祭之礼，则君臣之义和父子之情就会弱化，致使伦理道德崩坏。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正是利用丧葬中的这一社会功能，竭力推崇以孝为本，以巩固其统治基础。
(三)凝聚血缘亲族关系
古代丧葬习俗通常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进行的。譬如：村寨里有人亡故，血缘亲族会立马停止手边的事来办理丧事。因此通过丧葬习俗，可以进一步认同和强调这种血缘或者家族关系，增强氏族或家族内部的团结，增强彼此之间的凝聚力，显示族人集体的力量，同时还能起到教育本族成员、强化其亲缘观念的作用。
(四)提供历史研究史实
古代丧葬习俗保留了大量的古代文明和丰富的历史史料(如安阳殷墟的挖掘)，为我们认识历史、探索古代社会的渊源提供了线索,对于古代传统文化也有大量的历史遗存,对我们现今的历史、社会、民族等方面的探索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实。
综括全文，中国古代丧葬习俗博大精深，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对于巩固社会统治、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密切人们之间的关系、提供历史研究的资料具有重要功效，很值得我们去探索研究。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古代丧葬习俗作为封建产物,其陈规陋习、繁文缛节是应该废除的。
第四篇： 浅谈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的产生要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私有财产的增加和阶级分化的加剧，刺激了氏族显贵和父权家族首领的贪欲。为了掠夺邻人的财富和供使用的奴隶，经常发动对周围氏族部落的战争。出于战争和防御的需要，几个地域相近或有一定共同利害关系的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这一时期，也叫做军事民主制时期。这一时期中，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是部落联盟，部落联盟中有部落大会，其决策机构是联盟议事会。部落联盟的首领通常出自联盟中实力最强大的部落。军事民主制时期是阶级社会和国家出现的前夜，部落联盟是其最高组织形式，已具有国家雏形。他有两个重要特点：一，它的军事性。部落结成联盟是为了军事需要。二，部落联盟保留了一定的民主色彩。
阶级社会出现第一支军队出现在夏朝，是从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首领周围的亲兵集团蜕变而成，因而带有不少的原始性。这是夏朝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巩固对平民奴隶统治和对外掠夺性战争的需要。夏王是夏朝军队的最高统帅，可以控制中央王朝的军队和地方侯 伯的军队。夏朝的军队兵农合一，没有常备军等的原始性影响了其指挥系统不完善，将佐文武不分。但其军事制度在对内镇压平民和奴隶的反抗对外掠夺和扩张的战争中，巩固了夏朝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并扩大了版图，成为奴隶主阶级的重要支柱。到了商朝军队成为其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统治者对国家拥有统领指挥权。从武丁时期开始，军队中出现了编制单位，商王室军队称为师或旅。商代军队中“王师”最强大，用于镇压各种反抗力量，巩固统治地位。讨伐诸侯反叛稳固王朝的统一。商朝也同夏朝一样通过不断的征伐战争掠夺了大批奴隶和财富，扩大了王朝领土。
西周时期，已初步形成战时指挥系统，周王是中央军和诸侯地方军的最高统帅，有权指挥和调动全国的军队。执政大臣太师、太保是王以下最高指挥官。西周的军队由中央王朝的正规军和诸侯地方军组成。中央王朝军队有西六师，成周八师的正规军、王室禁卫军和特殊的夷隶兵等几部分组成。地方诸侯也有军队建制，因大小不同军队数量也不同。西周族军的编制是以百人团，千人团，万人团为单位的十进制编制，军队也有定期训练的制度，有时还进行实战演习。西周的军队是奴隶主手中强大的暴力工具，它的设置和组成体现了宗法等级制度。在西周初期，西周同夏商王朝一样，巩固和加强了中央王朝的统治，在后期，镇压了诸侯的反抗，得以维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军事制度发展到春秋时期，最高统帅依然是各国君主，未形成常备军，没有专门的武官系统，基本文武不分制。各国的军队数量无确切记载，在编制方面，战车由武士和步兵混编，各国情况不尽相同。春秋时期的武装力量可分为三大类：国家军队，地方部队和贵族私人武装。其中，各国大小不一的私人武装力量是造成内乱不断的根源。由于战国时期各国间战争频繁，所以都十分重视军队，与春秋时期相比，战争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因此，战国时期各国军队的人数更多，并且已形成常备军。常备军是各国军队的中坚，是军队的核心。在军队数量不断扩充的同时，常备兵制与郡县征兵制应运而生。较过去相比，步兵成为军队的主力，骑兵的作用也增大了。与此同时，各国军队制定了严格的军纪，规定奖惩条例。对战功实行重赏重罚制，鼓励士卒奋力作战。
秦汉时期的军事制度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原则，两朝都建立了庞大的武装部队，有一个复杂的军事统驭系统。皇帝依然是军事的最高统帅，有对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军队调动必须是皇帝的命令。秦汉时期的武装力量大体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指挥系统。中央军事指挥系统是皇帝需要直接命令的各类将军及其幕僚。秦汉四百多年间士兵来源和兵役制度经历了不少变化，秦朝实行普遍征兵制，西汉承秦制也实行征兵制。但在汉武帝时出征匈奴用兵越来越多，兵源匮乏，不得不增加募兵选募和谪兵等方法来保证兵源。于是募兵成为重要组军手段。东汉建立后虽稀罕的征兵制还未废除，但募兵制已成其士兵主要来源。这样，由秦开始的兵民合一制度逐渐向兵民分离发展，东汉中期以后基本分离。秦汉的军队实行的是共同对皇帝负责的多头多级多层次管理。这种军队管理体制对于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帅挟兵权以自重或反叛朝廷显然是有好处的。秦汉时期在军事上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措施和经验被后世皇朝普遍重视和采用。军权必须集中于皇帝之手，成为历代皇朝努力追求的目标和制度。
东汉末年以来，社会政治制度十分紊乱，豪强拥兵自重，为保证兵源，曹操在收编豪强武装的基础上建立军队，推行士家制度。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兵制，其特点在于：兵民分离，兵民分籍。世袭当兵。役使繁杂，劳逸沉重。控制严酷。身份卑贱。十六国北朝时，少数民族贵族在中原建立政权，依仗本族的军事力量实行由兵募合一的部族兵制沿袭下来的士兵制。在这一基础上，西魏北周推行了府兵制。府兵大多是军府所在均田民中财富力强之人。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秦汉编户征兵的旧制。皇帝之所以能够控制政局光剑在于有效地对军事力量进行控制。在魏晋南北朝混乱割据的时代，有效控制军队更为重要。曹魏皇帝推行士家制度，直接控制士兵及其家属，禁止将领拥有私兵，因此中央专制主义集权强大，对军队能够能够做到令行即止，指挥若定。孙吴皇帝通过实行将领世袭领兵制，统驭将领，或者说是通过与将领的妥协来实现。东晋皇帝对北府兵的统帅权是通过驾驭北府兵将领来实现的。部落兵制的基础是宗族血缘关系，十六国北魏前期的君主利用其本族原有的酋长身份对中原地区实现武装割据。
第五篇：浅谈古代边塞诗的发展
古代的边塞诗是从题材的角度分类的。以边塞军旅生活为主要内容，或描写奇异的塞外风光，或反映戍边的艰辛的诗作称之为边塞诗。唐代的边塞诗有2000余首，几乎所有的重要诗人都创作过此类作品。边塞诗被誉为“更能代表盛唐精神和诗风”;“这些慷慨豪迈的诗歌最能代表那个时代昂扬开展的精神”;“以高适、岑参为主，并有王昌龄、李颀、李益等人共同形成了边塞诗派，这是浪漫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文学史上称他们为“边塞诗派”，个人为“边塞诗人”。笔者就古代边塞诗的发展，谈一下个人的认识。
一、先秦军歌源头。
边塞诗虽然在盛唐发展到顶峰，但它的渊源却非常久远，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在先秦集体歌唱的时代，由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诗经》、《楚辞》中保存不少征战之歌如《无衣》、《东山》、《采薇》、《伯兮》、《国殇》等，可以说，它们就是先秦时的边塞诗，或至少是边塞诗的直接源头。这些早期的边塞诗，基本还属于集体歌唱的性质，民歌味较浓，写实性很强，显得古朴、自然，与“风人”们“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其雄壮豪放与悲慨苍凉的风格特征已较明显。
二、汉乐魏晋序幕。
到武帝时，国家到达空前强盛的阶段，汉武帝凭借这强盛的国力，再加上他雄才大略的本性和在位五十四年的长久时间，掀开了和匈奴决战的大幕，在长城一线上演了一幕幕最雄壮悲怆的英雄活剧，汉民族以巨大的牺牲，彻底击败了匈奴，一洗上千年中原农耕民族所蒙受的屈辱，使汉王朝一度登上了历史辉煌的顶点。 汉乐府中，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就从另一方面说明汉民族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 “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有《关山月》等八曲，后世之所加。以上十八曲中，至少有十一曲是边塞乐府，其题多为后人所沿用。六朝时还出现了对边塞诗创作的一些理论探讨，如著名的诗歌评论家钟嵘曾列举非用诗不足以表达思想情感的数件强烈感人之情事，边塞题材就是其中的代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在这里钟嵘不仅强调了人们的边塞生活经历非得借助诗歌不能表达，同时对边塞诗的内容亦作了明显的概括，这是六朝人对边塞诗内容界定的一大进步。
三、唐代边塞高潮。
边塞诗经过先秦、两汉、魏晋六朝的长期积累与发展，到了唐代，人们吸取了先秦两汉边塞诗的现实主义精神、悲壮质朴的诗风和魏晋六朝长于抒情、讲究辞藻、声律等形式美，与唐代特定的时代风云相际会，厚积薄发，才产生了风骨声律极佳，文质彬彬的唐代边塞诗，并使之登上了辉煌的顶峰。第一个阶段为中唐前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用语简洁，以凄清寒苍的边地景色描写见长。卢照邻的《陇头水》写道：“陇阪高无极，征人望故乡。关河别去水，沙塞断归肠。”初唐四杰，以其低调、沉着的诗风，开唐代诗歌之先河。哀婉的诗风中略带些许苍劲的笔调，在唐代诗坛独树一帜。 第二个阶段是中唐后期，这一阶段是整个中晚唐时期乐府题边塞诗创作的高潮。安史之乱是唐代边塞诗风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以后，国势衰弱、边疆内缩、经济凋敝、军事处于劣势，唐代诗人的诗歌气势也随着唐王朝的没落而失去了盛唐时的雄壮豪迈。此时的边塞诗自然而然地呈现出哀婉的基调。王昌龄的《从军行》中有：“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盛唐时唐王朝国力强盛，军人充满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诗人更是充满胜利的自豪。盛唐诗人在歌颂战争、赞美英雄的同时，也毫不隐瞒战争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对战争表现了厌恶甚至反对的态度。李白《关山月》中有：“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在诗人笔下，无论是战争的残酷、边地的荒寒，还是将士从军征战的艰辛、久役远戍的悲凉，或是统治者的赏罚不公、边策失当，军中的腐败，诗人内心对时局的忧虑等，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反映，生动展现了当时祖国边地丰富复杂的现实斗争生活画面。第三个阶段是晚唐时期，这一阶段的乐府题边塞诗情调凄苦，呈现出低沉黯淡的氛围。
四、宋明清时的尾声。
宋明时边塞诗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一直不太景气。清时边塞诗又枯木逢春，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景象。特别是歌颂大统一的题材，张问陶的《西征曲》中有：“更闻猛将趋康卫，神箭人人说海侯。”施补华的《马上闲吟》中有：“老人犹说胡将军，跃马生擒张格尔。”但“学人之诗”、“学者之诗”的特征比较鲜明。
“边塞诗”绝非一种孤立的文学现象，远非一种狭义的内容界定所能包容，它的内容(包括题材主题)相当广泛而深刻，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