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乡村中国变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一、引言当前，中国形象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是中外媒体如何建构中国形象以及这种建构何以影响到他国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①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机构的确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形象塑造者，有能力设置公共议程，选择公共话语的阐释框架，影响国际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乡村中国变化研究论文 篇1：
前沿.理性.责任
2011年5月21至22日，由北京联合大学主办，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旅游学刊》编辑部承办的“2011《旅游学刊》中国旅游研究年会”在北京会议中心隆重举行。会议主题为“中国旅游研究：前沿·理性·责任”，旨在“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聚合旅游产业的研究者、规划者、参与者，集中讨论未来五年中国旅游研究的前沿关注，分享旅游研究的最新成果，共商中国旅游及旅游研究的未来发展之路。同时，庆祝《旅游学刊》创刊25周年，并评选“大地风景杯·《旅游学刊》2010年度十佳论文”。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王志发，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安金明，首旅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李中根出席会议，张曙光、于建嵘、申葆嘉、魏小安、刘德谦、保继刚、吴必虎、Prof.John Tribe、戴斌、张辉、宋海岩、谢彦君、李天元、朱兹、马波、张润钢、崔凤军、杨振之等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300余人齐聚北京会议中心。
开幕式上，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王志发称赞《旅游学刊》培养了一批大家、专家，希望《旅游学刊》能够越办越好，为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他还从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角度，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希望与会专家多做一些基础理论的研究；第二，加强对发展战略的应用研究；第三，加强对国际经验的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特别是始终把握国际发展的前沿动态，以引导我国旅游业科学发展；第四，需要加强对热点问题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导游管理、职业分类、产业政策等“老大难”问题，还应该留意空白性的问题。
一、主题报告
来自国内外的4位著名学者为大会做了主题报告。
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旅游学刊》名誉主编刘德谦以《学科成长的时代推手——关于我国旅游学科成熟度的讨论》为题，探讨了旅游学科基础理论已经建立，并在不断地得到丰富；旅游法规体系和旅游标准化体系的建立，有利于旅游合作和旅游行业运行的规范，从而优化了学科研究的对象等10个旅游学科成熟的表现。
中国旅游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魏小安教授做了题为《顶天立地——关于中国旅游研究的几点认识》的演讲。所谓顶天立地，涉及中国旅游研究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回归原点，是立地；一个是引领前沿，是顶天。目前的旅游研究首先需要回归原点。而原点的研究，一是旅游的元哲学和元理论；二是描述，对涉及旅游的各个方面进行完整的描述；三是解释，对各种现象进行深入的解释，形成理论的说服力；四是分析，需要建立体系和框架，形成理论的系统化。
中山大学校长助理、旅游学院院长保继刚教授以《中国旅游研究：回顾与展望》为题，分3个部分梳理了海外学者对中国的旅游研究、中国学者对中国的旅游研究的特征，以及未来中国旅游研究的发展方向。关于中国旅游研究的未来，保教授指出了4点方向：第一，持续关注旅游研究的理论建构；第二，强化旅游研究的知识／理论输出；第三，提升旅游学术刊物(平台)的水准；第四，提升旅游应用研究的水平与深度。
英国萨里大学教授、国际公认的权威旅游学术期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主编John Tribe结合近年在Annals上发表的研究成果，介绍了国际旅游研究的现状、趋势及创新，为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等方面带来很多带来很多新的理念和思考。
二、主题论坛
本次年会设置了4个主题论坛以及教育论坛和博士论坛。
第一论坛为“‘十二五’期间中国旅游研究的五年规划”，由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主持。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教授宋海岩，北京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吴必虎，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首旅建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润钢，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崔凤军，去哪儿网副总裁张泽，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宁泽群围绕此议题进行了探讨。
宋海岩、吴必虎、宁泽群回顾总结了中国旅游研究的变化及旅游研究对象等方面的转变。宋海岩介绍了国外的经验，例如政府提供研究经费和教学经费，学校研究成果要能够应用到实践当中，而业界也参与学校的教研和课程设置，同时企业也可以提供一些研究经费，但学校研究体系跟实际有差距的现象是一直存在的。崔凤军特别指出，目前中国旅游学术研究亟须解决两个问题：建立旅游研究的范式；旅游学科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一些方法和理论问题。张润钢、张泽作为旅游业界的专家代表，从企业的具体实践提出，目前的研究成果很难在企业转化成实际成果，迫切希望旅游研究能够有更新的实践性成果。
此外，论坛嘉宾还对如何将中国旅游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进行了讨论。吴必虎指出，应该做些应用理论研究；教育部要推进旅游学科的一级学科建设；国家旅游局要重视专家的作用。
第二论坛为“‘十二五’期间城乡统筹与旅游发展”，由青岛大学旅游学院院长马波主持。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著名农村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海南省旅游委巡视员陈耀，四川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杨振之，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汪宇明参加了讨论。
张曙光首先表示，目前的城乡统筹有很多内容，主要是政府主导，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考虑，是城市的发展。具体到与旅游相关的方面，现在城市旅游是要考虑如何能够提高水平，而乡村旅游重点是考虑如何进一步开发，城乡旅游都要做出自己的特色。于建嵘提出，要把人文、文化、爱心、物质融合在一起，公益旅游是一种好的方式；要从人文的角度来理解城乡统筹，一定要尊重农民的利益、尊重农民的权利，使农村生活多元化，而不是大规模搞土地流转。杨振之结合成都近年来在城乡统筹方面的实践，分别从城乡统筹中涉及的制度问题和旅游发展在协调城市和乡村发展关系的作用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汪宇明提出，上海要率先建成全国城乡一体化格局，路径有很多，但最新的动向集中在公共服务的根本性并提出了一个顾虑，即乡村被城市化。陈耀结合在海南的工作经验谈到希望由旅游推进城乡统筹，提出“乡城统筹”的概念，认为在科技进入农村、资本进入农村的同时要保障农民的利益。此外，专家们着重探讨了土地流转、尊重农民的权利和利益、公正性等问题。
第三论坛为“中国旅游研究的国际化”，由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朱竑主持，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院长谢彦君、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副教授肖洪根、安徽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陆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邹统钎、南开大学教授李天元、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李享参与讨论。
谢彦君表示，中国旅游研究的国际化应该体现在3个层面，即视野、方法、规则。研究者不仅要有更加宽泛的、世界性的视野；进行科学研究所使用的工具和交流核心研究成果的平台要国际化；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则也要符合国际规则。肖洪根分别从技术和知识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第一是非英文国家开展的旅游研究，走国际化的道路应该是一种趋势；第二是知识传播过程当中，或者是科学传播过程当中的“大同”主义。陆林从三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中国旅游研究首先要接受西方的一些研究方法、价值观、思想，然后用这样的
视野来开展中国的研究；第二，中国旅游研究要有更多的独立思考，立足于本土，立足于民族化；第三，贯通中西文化。邹统钎列举了一系列数字，显示出中国的旅游研究在世界范围取得的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李天元阐述了他对中国旅游研究国际化的理解，即国人的旅游研究要能够融入到国际社会当中去，拥有跟国际沟通的共同话语权的平台，并通过国际化更好地了解别人、宣传自己。李享则围绕世界关注中国，中国的旅游研究关注国外的旅游情况不足，以及中国更应该关注世界3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第四论坛的主题为“30年来中国旅游研究成果总结与当前走势”，由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辉主持，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石美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凌云、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教授马耀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庄志民、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勇参与讨论。
论坛专家认为，30年来中国旅游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亟待提升。在总结成果时，专家们围绕重新回归到旅游学研究本质、旅游研究范畴、旅游的研究角度等最基本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谈及未来旅游研究的走势时，马耀峰提出旅游学从借鉴、整合到提升、优化的转变的趋势，学科融合、学科深化和学科体系的构架亟须共同努力。庄志民提出要从辩证思维来理解走势，旅游产业研究要从经济为中心向以经济文化为中心转变，并且搞清楚旅游研究和实践的本源和去向问题。马勇提出学科引领、产业支撑、产业融合三大走势。石美玉提出了消费者的问题是未来研究的一个热点。
该论坛的讨论吸引了台下嘉宾的积极参与。保继刚提出，希望增强旅游研究者内部的凝聚力，旅游学科应为产业发展解决更多实际问题，并培养一批坚定的旅游研究追随者。朱竑也认为，过去30年旅游的发展，最大的成就是有一群数量庞大的、有无限热情和能力的一个群体的出现。
本次年会特别设置的教育论坛以“‘十二五’期间旅游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创新”为主题，由吴必虎教授主持，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院长谢彦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副院长谷慧敏、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王美萍、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常务副院长彭青、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夏赞才、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赵黎明参与讨论。
吴必虎与嘉宾们分享了目前旅游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首先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旅游方面的增长情况；其次，学院办的旅游系专业方向非常多；最后，是专业教授的从业经验丰富，有70％的人教学经验丰富。谢彦君谈及目前国内旅游教育现状的3个方面：全国的院校数量很多；各院校教师数量差别相当大；教师的实践经验不足。谷慧敏谈及目前旅游教育受到了教育体制的制约，使得很多老师不能深入到行业一线进行深度的接触。夏赞才认为旅游教育的问题是其结构性的问题。王美萍认为在“十二五”期间旅游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创新这个阶段，教师的创新和发展显得更为重要，教师队伍应该是以规模为基础，以质量为榜样，以功能为特征。彭青提出课程计划应该兼顾职业导向和未来导向两个方面，或者是通识教育导向。赵黎明认为，老师应该在完善自己的同时，还要站在更远的角度看旅游学科发展。
本次年会还专设了博士论坛，为学术新秀提供展示成果的机会。共有16名博士代表做了精彩演讲，并得到了宋海岩、张辉、许春晓、肖洪根等专家中肯的点评。
三、学术委员工作年会及颁奖典礼
本次年会专门召开了《旅游学刊》首次特邀学术委员工作年会。学术委员们首先投票评选了“大地风景杯·《旅游学刊》2010年度十佳论文”，然后围绕如何进一步提高办刊水平和办刊质量、如何更多的吸引国内外优秀论文、栏目设置、封面风格等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会议最后举行了隆重的“大地风景杯·《旅游学刊》2010年度十佳论文”颁奖典礼。为表彰和感谢《旅游学刊》的创始人刘德谦教授为《旅游学刊》及旅游学术研究的卓越贡献，年会特授予刘先生“终身成就奖”。
本次年会堪称中国旅游学界的一次盛会，不仅为参会嘉宾及代表提供了交流机会，也将为推动中国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业的创新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刘鲁 翟佳羽
乡村中国变化研究论文 篇2：
人文科学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及启示
一、引言
当前，中国形象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是中外媒体如何建构中国形象以及这种建构何以影响到他国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①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机构的确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形象塑造者，有能力设置公共议程，选择公共话语的阐释框架，影响国际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然而，随着信息与传播技术的革新以及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互联网已然成为全球公众获取信息与知识、参与公共讨论、建构公共话语的新传播场域。人们不仅直接从新闻网站、社交媒体、手机客户端获取国际新闻，也更乐于通过社交媒体上的公共讨论参与到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中。
据此，在研究中国形象的呈现时，以传统媒体报道为基础的内容分析法已经难以适应传播场域变迁带来的新变化。要在当前的媒介生态中推进中国形象研究，就有必要在以下方面作出尝试：其一，进入当前的主流传播场域——互联网，挖掘有关中国形象呈现的经验数据；其二，利用大数据方法简化和改进数据挖掘过程；其三，运用数字人文科学中的语义分析法考察多元行动者如何就中国形象的意义展开协商。为此，本文将首先对过往人文科学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展开批判式回顾，然后分析数字人文科学和大数据方法为中国形象研究带来的启示，最后对未来的中国形象研究提出建议。
二、人文科学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本文取Web of Science引文数据库中的A&HCI数据库作为文献检索引擎，在该数据库中以china和image这两个关键词的组合进行搜索，得到133篇文献，剔出无实质关系以及无法获得摘要的文献，共得到39篇文献。
先来看学科分布。这些研究所属的学科范围涵盖历史学、文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与民俗学。其中，中国史学以33.3%的比例占据首位，世界史也占到7.7%的比例；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合共占比15.4%；新闻传播学以17.9%的比例位居其后；紧随其后的是占比15.4%的民俗学；份额最少的是艺术学，占据10.3%的比例。相较于社会科学领域而言，人文科学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在学术旨趣上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为人文科学更关心历史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而不像社会科学那样更关心中国形象的媒介呈现。因此，如果说社会科学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主要围绕媒介文本来展开，那么人文科学则将目光放到更遥远的过去，关注基于历史文本的中国形象呈现。
在研究议题方面，比例最高的两类议题分别为占比48.7%的国家形象与占比35.9%的人民形象；城市形象也占据15.4%的比例。可见，大部分研究都是以“中国”或“中国人”的形象作为研究对象。
在这些文献的材料来源方面，有59%的材料来源是中国，有20.5%的材料来自欧洲国家，有10.3%的文献材料来自北美，另有7.7%来自其他亚洲国家，来自澳洲的则为2.6%。这表明，人文科学重点关注的是中国历史材料与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呈现，但同时也关注欧美国家媒体上的中国形象呈现，如《国际体育历史杂志》的一系列研究就考察了北京奥运会期间欧美国家媒体有关中国形象的报道，涵盖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
由于人文科学的特点，大部分研究的经验材料都是来自史料，占到43.6%的比例，社会科学常用的民调只占2.6%的比例。而在媒介文本方面，社会科学常用的报纸、杂志与电视文本总共占据20.6%的比例，人文科学常用的电影和文学则达到33.4%的比例。
按照研究路径将这些文献分为以下类别：
1.中国人的形象
具体又可分为：中国人整体形象、女性形象、男性形象、弱势群体形象。在中国人的整体形象方面，有研究分析了近代中国的驻华记者镜头下的中国人形象。在这些“他者”的摄影作品中，身处传统性与现代性冲突中的中国人被建构为一种负面、野蛮而暴力的形象。②
有关中国女性形象的研究也同样体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价值观在中国语境中的冲突与协商。例如，有研究发现，民国时代的新女性形象主要被建构为四种刻板印象：神秘的女性、疏远的妻子、妓女和害羞的女性。③而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传统价值观式微，现代价值观成为了中国女性形象再生产过程中主要使用的符号资源。有研究分析了小说《杜拉拉》如何建构了一种中国大都市女性的形象，这些女性受过良好教育，以西方的职场理念为行事标准，在消费方面追求西方时尚或品牌。④
除了中国女性形象以外，中国男性形象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有学者发现，李鸿章在其公开的个人照片中将自己打造成中国与中国人的代表，并着力塑造自身冷静而又阳光的公众形象，从而以这种形象促进外交关系，树立道德模范。⑤也有学者研究了当代中国的男性杂志，发现这些杂志致力于结合全球趋势与本土文化，打造一种“新男人”和“新少年”的中国男性形象。但这种形象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国新富阶层中男人的幻想，体现出一种文化杂糅性的倾向，也就是既想超越本土性，又想融入现代性文明。⑥
另外，也有研究关注了中国弱势群体的形象，如酷儿群体。酷儿是指代非直态（Nonstraight）性向及其性表达的一个包含性词汇。这些研究多以酷儿电影为材料来源，表征了中国酷儿群体在全球化、现代性与中国情境的共同作用下有关自我身份认同的协商过程。⑦
2.中国国家形象
有关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主要以报纸、杂志、电视等海外新闻媒体的对华报道作为数据来源。有研究发现，意大利媒体对北京奥运的报道基调始终是政治化的，中国多数时候被框架化为“不透明的威权国家”，甚至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成功也被解读为伪造的或不公平的，因而这些成功的瞬间反而强化了意大利人對中国形象的负面认知。⑧还有学者验证了美国民众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态度的确随着负面报道的增多而更加倾向负面。⑨
3.中国城市形象
中国城市的形象也是研究重点之一，同样主要围绕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来展开，体现出乡村与城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等二元对立。有学者认为，学校的视觉形象是形塑城市景观的重要基础，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学校从过去基于农村的、被边缘化的形象，发展为当下现代性和社会进步的核心，由此塑造了新的城市教育景观。⑩
在理论应用方面，51.3%的研究有理论支撑，48.7%的研究则没有涉及太多的理论。其中，框架理论、刻板印象理论与现代性理论各被运用五次。剩下的理论都只在单篇文献中出现，包括认同理论、生态批评理论、国家品牌理论与文化杂糅性理论。
在研究方法上，话语（文本）分析以51.3%的比例占据压倒性优势，历史分析以25.6%的比例紧随其后，新闻传播学擅长的内容分析占据10.3%的比例，个案分析占比5.1%，剩下的量化二次数据分析、访谈与质化量化相结合方法各占2.6%的比例。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人文科学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的以下特点：
第一，人文科学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多数关心的是中国形象在文学、电影、新闻报道等文本与城市景观中的呈现，因此明显与社会科学的学术旨趣区分开来。故而，虽然人文科学更好地梳理了中国国家形象、人民形象与城市形象的呈现，但却始终无法与中国形象认知结合起来，在研究逻辑上缺乏完整性。
第二，上述研究在理论贡献上明显不足，只有51.3%的研究运用了理论支撑，所用理论也较为集中，如框架理论与刻板印象理论。而现代性理论的频频出现则印证了上述研究经常以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作为分析框架。然而，国家形象的最终建立立足于长期的社会条件与国际关系变迁，不是仅靠传播实践就得以改变的，更何况在当下这样一个多国博弈的时代，二元对立的思维也不再适用于新历史条件下的国际关系。因此，上述理论虽然在传统媒体时代曾经提供过有益的理论启示，但在复杂多变的新环境中则亟需更新。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幾乎所有的研究都将研究目光对准了过去，多数运用了历史文本。然而对于中国形象建设来说，更重要的时间维度是现在和未来。现在指向当前的中国形象到底在他国政府、民众、组织层面体现为何种面貌，现行的中国形象发展战略与策略是否有效。未来指向中国形象建设应当如何适应新的时空语境，采用何种创新式策略，从而提升中国的全球地位。这些问题都是上述研究没有能够阐明的。为此，本文主张，应当顺应大数据时代人文科学在理论发展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思路，重新规划中国形象研究的研究方向。具体而言，就是运用数字人文科学与大数据方法来研究中国形象。
三、数字人文科学与大数据方法对中国形象研究的启示
全球各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了大数据时代的诞生，人文科学也由此拓宽其研究思路，发展出新兴的数字人文科学（Digital Humanities）。所谓的数字人文科学是人文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的交叉地带，是运用计算机技术捕捉、分析、理解、解释和预测人类的各种表达与记录的研究领域。11所谓的大数据是一种结合了文化、科技与学术的新现象，具体指向运用计算机数据来准确地获取、分析、连接和比较大规模的数据组合；在这些数据组合的基础上，辨识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法律等规律；同时，基于这种方法的科学性，我们得到的理论启示也将更加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12因此，大数据时代数字人文科学的主要变化在于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的革新。在研究方法上，大数据挖掘与自动化计算机语义分析替代了传统的文本分析，互联网上的海量数据也大大丰富了数据来源，历史文本的分析也有了更多便利的工具。在此基础上，数字人文科学的理论贡献也将变得更有说服力。
这对于中国形象研究来说又有何启示呢？首先，从本质上来说，国家形象的建构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互动过程。13这一权力关系基于两种结构，一种是建立在实质性权力关系基础上的物质结构，包括各国围绕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等展开的角力，另一种则是建立在符号化权力关系博弈基础上的认知结构。14对于这种符号化互动过程的考察正是数字人文科学的专长。
其次，基于本文的文献梳理，过往的人文科学只是着眼于中国形象呈现方面的研究，而在数字人文科学的背景下，还应该着重研究各级行动者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主要原因在于互联网改变了信息传播的垂直化模式，信息传播模式更加趋向扁平化发展，行动者一边在对中国形象进行呈现的同时，一边也在提供其关于中国形象的认知与态度。由此，通过挖掘互联网中有关中国形象的大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机语义分析、自动化文本分析与情感分析，可以同步解读中国形象的认知过程，从而更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
最后，中国政府对于国家形象建构的策略早已延伸到互联网领域，但是对于这些策略的实际效果并没有很好的经验研究来加以考察，因此，结合了数字人文科学和大数据方法的中国形象研究也能够更好地检验这些策略的效果，从而为未来的中国形象建构策略提供参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数据时代全球信息传播格局可视化统计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BTJ003）。
「注释」
①吴飞、陈艳：《中国国家形象研究述评》，《当代传播》2013年第1期。
②Eraser， S. E. The Face of China： Photography’s Role in Shaping Image， 1860-1920. Getty Research Journal， 2010， 2.
③Rosenmeier， C. Women Stereotypes in Shi Zhecun’s Short Stories. Modern China， 2011， 37（1）.
④Chen， E. Fashioning the Cosmopolitan Girl： Sartorial Display and Technologies of Femininity in the Chinese Bestseller Du Lala. Fashion Theory-the Journal of Dress Body & Culture， 2013， 17（5）.
⑤Wue， R. The Mandarin at Home And Abroad Picturing Li Hongzhang. Ars Orientalis， 2013， 43.
⑥Song， G.， & Lee， T. K. "New Man" and "New L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smopolitanism， Cultural Hybridity and Men’s Lifestyle Magazines in China. Asian Studies Review， 2012， 36（3）.
⑦Zhou， Y. X. Chinese Queer Images on Screen： A Case Study of Cui Zi’en’s Films. Asian Studies Review， 2014， 38（1）.
⑧Tarantino， M.， & Carini， S. The Good， the Fake and the Cyborg： The Broadcast and Coverage of Beijing 2008 Olympics in Ita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10， 27（9-10）.
⑨Syed， N. A. The Effect of Beijing 2008 on China’s Im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of US Media and Pol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10， 27（16-18）.
⑩Hsu， C. L. The city in the school and the school in the city： ideology， imagery， and institutions in Maoist and market socialist China. Visual Studies， 2008， 23（1）.
11Schreibman， S.， Siemens， R.， & Unsworth， J. 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12Boyd， D.， & Crawford， K. Critical questions for big data： Provocations for a cultural， technological， and scholarly phenomen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2， 15（5）.
13吳飞、陈艳：《中国国家形象研究述评》，《当代传播》2013年第1期。
14Bourdieu， P.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作者：丁方舟 韦路
乡村中国变化研究论文 篇3：
人类学中国宗族研究的嬗变与创新
【摘要】弗里德曼范式是中国宗族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在反思、批判这一理论范式的过程中，学者们不仅质疑了其所关注的祀产要素的核心作用，也尝试从地方化聚居、文化族谱等角度重新解读中国宗族。本文梳理人类学中国宗族研究的理论流变，反思已有的研究局限，认为各类仪式性互动对宗族的构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理解中国宗族的关键要素。并从仪式入手探讨中国宗族组织的学术路径，旨在对当代中国宗族研究的发展和创新有所贡献。
【关键词】弗里德曼范式；中国宗族；仪式
一、中国宗族研究的弗里德曼范式
20世纪四十年代，福忒思等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通过对努尔、泰兰西等非洲部落社会“裂变宗族制”结构的深入研究，构建起颇具影响的非洲宗族范式。弗里德曼的研究旨趣和理论雄心，正是通过对中国宗族的深入研究，修正和突破非洲宗族范式。他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中国宗族与社会》等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与中国宗族有关的理论观点，标志着人类学宗族研究的弗里德曼范式的形成。弗里德曼在其理论范式中提出的若干研究假设，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探讨得最集中、争论最激烈的核心论题。可以说，围绕着弗里德曼范式的分析和论辩，构成了中国宗族研究的一条主线。在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范式中，通过族产、祠堂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祀产要素发挥了核心作用。从这类经济性要素出发，弗里德曼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宗族的裂变模式、类型结构和形成机制。
非洲宗族范式关注地缘政治结构和血缘宗族间的高度契合，宗族裂变在这一理想情境下会达至某种平衡状态。相比之下，弗里德曼将影响宗族结构的关注点转向了经济性因素，并指出在中国是“宗族内部的贫富不均产生了不平等的裂变分支”，而这些“直接依赖于经济资源”的裂变群体，如果没有祠堂、土地等祀产要素的支持，就不可能产生并作为独立的实体长期存在。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宗族的“非平衡裂变”模式，突破了非洲范式的理论框架。
弗里德曼进一步指出，社会声望、政治权力，尤其是经济地位上的巨大优势，使中国宗族中的强宗大族往往比弱小宗族更具凝聚力，也体现出更为复杂的非平衡裂变结构。基于中国宗族的这种特性，弗里德曼构造出一个以A模式、Z模式两个“理性类型”为两端的宗族类型连续系统。由于“共同财产的不平等获益模式一直是大规模宗族组织的重要特征”，因此具有“非平衡裂变”典型结构的，是较为富裕、成员众多且高度分化的Z型宗族。相对的，小型的A模式宗族并不稳定，当他们富裕起来并形成祖田、族产后，就会开始向大型宗族发展。换言之，A型宗族始终具有z型化趋势，而拥有较多祖田族产的z模式才是中国宗族的发展趋向和主要形态。在这里，共同财产规模、分化程度等经济性要素始终是弗里德曼运用“A-z模型”类型化中国宗族的关键变量。
最后，弗里德曼对中国宗族存续和形成机制的解读，也是建立在共同财产等经济性要素之上的。在他看来，中国东南区的大型宗族组织，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移民早期开垦高产土地形成的共同财产。共同财产与宗族存续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如果祖田、族产等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蚕食殆尽，则宗族组织也会随之消亡。在探讨宗族形成机制时，弗里德曼指出，“高产稻米经济形成的财富盈余和累积促成了共同财产体系的运作，共同财产又推动了大型继嗣性社区共同体的发展”。继而，弗里德曼在“边陲社会”情境下，又综合稻作、水利、处女地开发等经济性要素，建起一套分析宗族形成的独特解释机制。
总体来看，弗里德曼对共同财产的强调，使他倾向于把中国宗族理解为一种以继嗣关系为载体、以合作性为基本特征、具有非平衡裂变典型结构、拥有共同财产的实体性组织。在人类学界的后续研究中，中国宗族以继嗣关系为载体的合作性特征获得了广泛认同，但其他围绕祀产等经济性要素形成的论断和假设则遭到了普遍质疑。这些不间断的学术争论和反思，推动了中国宗族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二、对弗里德曼范式的反思与突破
弗里德曼范式的核心假设，是作为关键变量的共同财产等经济性要素与中国宗族的构成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相关和因果联系，而大量针对弗里德曼宗族研究的学术反思和创新，也围绕着这一假设及其核心变量展开。
华若璧（R.Watson）在她的新界宗族研究中注意到，大型支配宗族完全可以通过祠堂等共同财产，由无法上溯继嗣关系的独立宗族联合形成。共同财产等政治经济要素不仅可以形成非平衡的宗族裂变，还可以产生相反的聚合效应，构成裂变模式无法涵括的聚合型宗族。研究台湾宗族的学者也发现了相似情况，并对裂变型和聚合型两类宗族组织进行了区分。实际上，弗里德曼本人在他学术生涯的晚期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聚合型宗族的存在表示了认同。
学者们对台湾的田野研究也推翻了弗里德曼从经济生态角度对宗族形成所做的因果解读。巴博德（B.Pasternak）借助两个台湾村落的实证资料指出，边陲状态下基于稻作和灌溉需要而形成的生产合作，可能首先是一种基于地域性网络的跨宗族合作；而一定规模的稳定的宗族组织，则已经是边陲社会的晚期形态。此外，也有研究质疑了弗里德曼意义上的大规模z型宗族与富裕度高、分化明显等要素间的密切关系。韩敏的皖北研究，就提供了一个并不富裕且贫富差距不大，但却系谱清晰、规模庞大的宗族个案。
同时，宗族作为共同财产的控产单位的思路也受到较多批判。有学者研究发现，占有相当多土地的大宗族也可能把田产继承限定在家庭内部，并由此成为不具备共同财产的非控产性宗族组织。尹沛霞（P.Ebrey）也指出，拥有共同财产的控产型宗族，有可能是华南地区的特有类型，共同财产应该更普遍地存在于家庭层面，而不是宗族之中。
上述针对共同财产等经济性要素展开的反思和批判，动摇了弗里德曼从经济性视角解读中国宗族的范式逻辑。大量研究表明，经济性因素与宗族的结构类型、生成机制之间并无明确的相关或因果联系，非平衡裂变并非中国宗族的典型构成形式，大型控产宗族也仅是中国形态各异的宗族组织中的特殊一种。由此，要理解更为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宗族，就必须突破弗里德曼的解读模式，寻找新的更具普遍解释力的变量和要素。
基于上述原因，在尝试突破弗里德曼范式，实现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弗氏相对忽视的地缘性因素对宗族的影响。弗里德曼受到非洲学派地域、宗族重合模式的影响，更多关注单宗族村落，并认为形成这类村落是宗族发展的内在动因和总体趋势。而针对此论断的研究反思，则更为重视村落内的宗族聚居和地方化要素。
福瑞德（M.Fried）等人认为，中国宗族是个相当严格的封闭系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村落社区多由数个宗族构成，这与非洲范式血缘、地缘高度重合的社区模式完全不同。杜赞奇（P.Duara）也注意到，那些没有共同财产且宗族意识强烈的华北宗族，往往高度聚居于村落内某一区域，这类宗族“不仅力求同族聚居，甚至希望同族土地连在一块”。艾亨（E.Ahem）反思了弗氏的单宗族村模式，并对单宗族村落和两类不同的多宗族村落进行了区分。她发现，很多宗族族谱不仅标示出血缘系谱的脉络，更详细记载了该宗族迁徙、定居的过程。她由此推断，是聚居和地方化等地缘性因素而不是财产性因素，在主导着宗族的构成和运作机制。
不过，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即使已经达到地方化聚居理想状态的单宗族村落亦可能宗族意识淡薄，鲜有合作性的宗族活动。郝瑞（S.Harrell）曾就此指出，共同财产和地方化聚居都有强化宗族组织的作用，只不过地方化似乎更容易凝聚宗族组织，而前者除非有相当规模，否则很难达到同样的凝聚作用。由此，聚居和地方化变量虽然重要，但仍需与其他要素综合起来解读中国宗族的形态和构成。
除了地域性因素，另一类尝试突破弗里德曼范式的研究把关注点转向了族谱、文化等历史性因素。弗里德曼的宗族范式虽建立在深入文本研究的基础之上，但仍明显具有结构功能主义的实证方法论倾向。在弗氏看来，族谱虽是人类学研究的绝好素材，但却可以主观臆造，因此与具备合作性特征、凝聚力较强的宗族组织没有必然的联系。
就此问题，科大卫（D.Faure）区分了口传族谱和文本族谱，并从“入住权”理论出发，指出宗族存续的意义更多体现在族人的历史认同上，而文本族谱不仅编制出共享入住权的宗族群体，更凝聚了宗族成员，因此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科氏提出了宗族的“文化创造”理论，之后更进一步扩展到“国家认同”等宏观的文化历史维度。受其影响，不少研究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宗族，认为它“是在国家行政划分的框架下，由一群无论有无血缘关系的人建构的一个父系继嗣群体”，应该从文化认同角度对其展开研究。
不过，也有研究对族谱和文化视角持怀疑态度，认为族谱和宗族的生成发展没有必然联系。有的宗族虽然有族谱和祠堂，却没有集体性的宗族活动。实际上，如果注意到弗里德曼等人对宗族合作性基础的强调就不难发现，重视共时性实证材料的人类学学者，更多将族谱等历史资料作为田野资料的辅助和补充。若从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出发，则单纯的族谱记载还不足以理解具有合作性特征的中国宗族组织，笼统的文化因素也很难直接运用于相关的人类学宗族研究之中。
三、仪式与宗族
在弗里德曼的宗族范式中，仪式与共同财产等经济性要素相比始终处于次要位置。在弗氏看来，各类仪式中只有以祠堂、祖牌或祖先坟茔为载体的祭祖活动，能部分体现宗族的合作性特征，其他则多不具备凝聚宗族组织的作用。受其影响，人类学研究者在探讨中国宗族时，很少把仪式活动从政治经济系统中剥离出来，独立加以研究。
随着理论对话和相关探讨的深入，仪式性活动开始受到重视，更有研究将其作为理解中国宗族形成和发展的核心要素加以强调，认为族谱和祠堂作为发达继嗣组织的重要元素，都具有仪式上的目的；选墓址，看祭日，重长幼，也都具有仪式上的意义。也有学者关注葬礼仪式，认为明清以来宗族组织的发展与宗族性葬仪的流行关系密切，葬礼活动也是形成宗族纽带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过，华琛（J.watson）等学者注意到，研究者在运用仪式要素解读中国宗族时多关注祭祖或葬礼，似乎中国的继嗣群体仅仅在面对逝者时才存在。但实际上，这两种仪式体现的宗族合作特征也会因地因时而有所不同。在华北，即使合作性特征明显的宗族组织，在清明时也可能按门支分开进行祭祀。而华北的宗族祖坟祭祀与祠堂、祖牌祭祀虽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相似功能，但更容易和家庭、门支祭祀混淆，近年来这里的族祭也更多转变为针对近世祖先的家庭性祭祀。韩书瑞（S.Naquin）的研究就显示，与宗族特征明显的华南葬礼相比，华北的葬仪多在家庭的凝聚力上发挥作用。
同时，不少研究也注意到，与宗族密切相关的仪式并不限于祭祖和葬礼。华若璧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宗族性婚仪中的姻亲和宗亲原则多处于相互竞争的张力状态。明确的宗族意识和父系继嗣观念，可以表现在对姻亲和未嫁女儿的消极态度上，更可以体现在对婚姻仪式的操持和运作之中，弗里德曼实际上忽视了婚姻仪式在表达、彰显宗族凝聚力方面的巨大作用。另外，不少学者也关注节庆仪式在形成宗族凝聚力方面的关键作用，认为这类仪式普遍存在于那些宗族意识较强的宗族组织中，比如华北宗族的拜年活动就多被广泛的宗亲互动主导，因此是与清明节类似的体现宗族凝聚力的重要年度性仪式。
另外，很多围绕宗教尤其是民间信仰及其仪式活动展开的探讨，也将中国宗族研究与乡村信仰仪式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一方面，民间信仰在传统乡村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乡村社区的凝聚和整合提供一个超越经济利益、阶级地位和社会背景的集体象征。通过庙会等民间信仰和仪式活动，村落内部形成了一种密切互动的关系，村民的共同体意识也得到了增强和巩固。另一方面，民间信仰仪式并不局限于村落社区层面，那些围绕神明展开的仪式活动，同样可以发挥凝聚宗族组织的作用。在福建和广东，祭拜妈祖的仪式活动也可以成为强化宗族共同体的手段；在台湾，保圣大帝崇拜也体现出民间信仰在巩固宗族凝聚力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除了民间信仰，天主教等制度性宗教中的仪式也可以提升宗族的凝聚力，这在华北和东南地区的宗族组织中都有所体现。
总体来看，虽然仪式性要素还未引起中国宗族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但这些从丧礼、婚姻、节庆、信仰仪式出发，探讨中国宗族组织的研究反思，已经凸显出仪式要素在解释中国宗族结构、特征和凝聚力上的重要作用，拓展了学术界分析、探讨中国宗族组织的研究路径。从这个视角来看，祖先祭奠、丧葬活动、婚礼仪式、庙会节庆、宗教活动等等，都可以发挥维系和凝聚宗族组织的作用。宗族性仪式互动的研究思路，为我们理解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宗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
四、中国宗族研究的范式创新
综观中国宗族研究的发展历程，虽然从弗里德曼对经济性变量的强调，到反思弗里德曼范式的学者对地域性、文化性要素的关注，中国宗族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从文化和社会人类学的实证研究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宗族研究仍面临着很多困境和挑战。
首先，目前用于分析中国宗族特征的诸要素还不够完善。弗里德曼之所以将经济性要素作为宗族研究范式的核心，不仅在于其对中国宗族结构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更在于其作为宗族组织重要的外显特征具有方便观察、易于测量等特点，因此从某种角度讲，弗里德曼关注的经济性要素与实证研究中“变量”的基本特质相当吻合。波特（J.Potter）就曾强调指出，弗里德曼的研究之所以具有范式性的指导意义，就在于经济性要素是一个具有社会学价值的研究变量，透过它可以清晰、具体地探讨中国宗族组织的结构和特点。相比之下，地域性、文化性要素的变量特征则非常模糊，地方化聚居的程度、文化和族谱认同的程度都很难清晰的界定和测量。
其次，中国宗族研究的实证性取向还不够突出。受英国社会人类学传统的影响，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范式具有鲜明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特征。但囿于时局的限制，弗里德曼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不得不偏重文献和史料分析方法，在资料采借上也更多倚重史料记载、前人著述等文本性的非实证材料。弗里德曼范式的这一结构性特征，使得后续的学术对话多在文本材料和实证材料两个层面上展开。而随着研究者更为广泛地借鉴和引述文献史料，近年来文本研究的方法论取向已日渐成为中国宗族研究的主流。只不过历时性的研究方法不能替代共时性的实证考察，单纯地关注文本和史料并不符合弗里德曼构建中国宗族范式的初衷，也无益于在当代中国宗族研究中延续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凸显人类学传统的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的特色。
最后，研究中国宗族的理论范式的推广性还存在问题。在构建中国宗族范式的过程中，弗里德曼希望其强调的经济性要素可以用来分析、探讨所有类型的宗族组织。基于此，弗里德曼将不具备共同财产的血缘继嗣群体排除在“宗族”之外，从而实现了其理论范式的自圆其说。但实际上，这种基于华南宗族经验的论断，并不符合华北等地宗族组织的现实情况。从这个角度看，弗里德曼最初的范式雄心至今也没有达成。与经济性要素的范式困境相类似，文化性要素和地域性要素也同样面临着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推广性问题。
近年来，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社会变迁对中国传统宗族家族模式的巨大挑战，并认为当代宗族研究应该从族谱、族产、祠堂等外显特征，更多转向对日常事件等实际宗族作为的关注上。本文所关注的仪式性要素，正反映了人类学研究视角的这种转换。与以往的中国宗族研究相比，着重探讨仪式性互动的研究路径将宗族的日常仪式活动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关注祭祖、葬仪、婚礼、节庆、信仰等具体仪式活动中宗族组织的互动形态、互动范围和互动频率，以及这些不同的仪式互动对宗族共同体产生的凝聚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也从人类学实证研究的角度，提出若干探讨中国宗族的研究预设，以期对未来人类学中国宗族研究的实证考察和田野调研有所助益：
首选，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宗族是具有共同体特征的血缘继嗣群体，普遍存在的宗族性仪式是维系其群体特征的主要形式，宗族凝聚力的强弱是衡量宗族共同体特征是否明显的主要标准。
其次，祭祖、葬仪、婚礼、节庆、信仰等不同形式的仪式性互动，在维系、巩固宗族凝聚力方面发挥着相似的作用。这些仪式在互动频率、互动范围、互动类型等方面的变化，是分析和探讨中国宗族特征的关键指标。
最后，宗族性的仪式互动越多样、越深入、越频繁，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就越强，其宗族共同体的特征就越明显；反之，缺乏各类宗族性仪式互动的血缘群体则凝聚力较低，也不具备人类学意义上的宗族组织的特征。
总体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宗族的人类学研究经历了数次发展、创新，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无论是弗里德曼的经典宗族范式，还是相关研究反思中形成的理论突破，都丰富并充实了学术界对中国宗族的认识和理解。只不过，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这些经典研究可能已无法完整概括中国宗族发展、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复杂情况。在当代人类学研究的语境下，围绕仪式性要素展开的中国宗族研究或可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学术尝试。
作者：刘芳 刘树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