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教育博士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在整体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情形下，博士生教育培养的质量疾患逐步暴露出来，其中，文科博士生教育的问题较为显著，发展矛盾尤其典型。因为学科边界不清和办学盲动而诱发似是而非的教育行为，又由于标准的模糊和资源的诱导致使学科边界进一步失守。文科博士生教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偏离“专门化”轨道并疏离“高精尖”特征的倾向。
第一篇：教育博士论文范文
谁接受了博士教育：家庭背景对博士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摘要： “谁获得了教育”意味着“谁将会走在最前面”。博士是国家高级人才，越来越多的硕士生毕业后继续接受博士教育以获得竞争优势。通过对2017年全国学术型硕士毕业生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2017年调查的硕士毕业生中，19.31%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4.5%选择出国留学，两者均以“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居多;在博士教育阶段，家庭背景仍然对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院校类型、专业分布为重要中介变量;相对于在国内读博，家庭背景越好的硕士毕业生越倾向于在海外接受博士教育。
关键词：家庭背景;教育机会获得;博士教育;海外留学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9-07-06
基金项目：北京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战略发展基金。
作者简介：刘凌宇（1995-），女，陕西榆林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沈文钦，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蒋凯，通讯作者，北京大學教育学院教授;北京，100871。
一、引言
在对所有可获得数据的工业化国家或正在工业化国家进行分析后发现，“谁获得了教育”意味着“谁将会走在最前面”[1]。我国从1999年开始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走向大众化阶段，受教育机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201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①;2017年研究生在校人数达到263.9万人，是20年前的14.9倍②。2019年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达到290万，较2018年增长21.8%③;另外，近年来，出国留学已经成为硕士毕业生除选择直接工作、在国内升学外的第三条重要出路[2]。自1978年以来的40年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到585.71万人④。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为中国顶尖高校，2017年选择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分别占到硕士研究生阶段升学总人数的40.96%和36.43%⑤。
不可否认，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本科文凭贬值及经济增长对人才素质要求的提高，研究生教育越来越成为个体获得体面职业的重要前提，对社会分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3]。在全球化时代，博士学位获得者已经成为国家培养的高级战略性人才。随着就业方向的多元化[4-5]，博士学位获得者在非学术职业领域越来越多地扮演着知识创造、传播及应用的关键角色[6]，足以直接影响到一个行业、领域甚至国家的创新与进步，对社会经济长足发展也肩负重任[7]。
目前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总人数持续增长。那么，究竟是谁接受了博士教育？作为教育公平问题所关注的焦点——家庭背景又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家庭背景对个体选择读博地点（国内或海外）有何影响，我国优秀的硕士研究生去向何方？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第一，博士生作为知识创新的主力军，提高其培养质量的第一步是能够吸引优秀的学术人才入学，这就要求必须打破选拔阶段可能存在的出身背景歧视，以营造客观公平的学术环境。第二，教育公平问题是教育社会学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由于教育所具有的累积性特征，教育阶段越高，家庭背景的作用可能变得越隐匿和封闭。尤其在研究生教育阶段，社会阶层流动下家庭背景对博士生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识别。第三，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加快了人才在全球流动的速度，分析讨论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与流出对我国人才战略制定与培养体系的健全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学者就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获得问题进行了讨论[8-11]。但针对博士教育阶段的研究尤显不足，对于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公平问题尚未达成研究共识，实证研究比较缺乏。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的重点转向研究生教育[12]。本文试图利用2017年全国学术型硕士毕业生调查数据，用实证的分析方法探索性地回答以下问题：（1）家庭背景对个体继续接受博士教育是否具有影响？如果存在影响，影响机制是什么？（2）家庭背景对个体选择在国内或海外读博的决策具有何种影响？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教育公平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之一，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谁获得了（更好的）教育”。随着高等教育大幅扩招，学者对教育机会获得的研究从“进入大学”转移到“大学之后”，即研究生阶段[13]，但对博士阶段的单独关注还十分有限。已有研究对研究生升学问题的关注大致集中在人口学变量、社会经济背景、学业成就等方面[14]。其中，家庭背景对个体教育发展的影响已经被多次证明[15-16]。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代际传递的社会不公平中都扮演着中心角色[17-18]。
“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MI）认为，即使高等教育大量扩招，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仍然会产生持续影响。只有当拥有大量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优势阶层在某一级别的教育中达到饱和时，这一级别的教育不平等才会下降[19]。中国高等教育在优势阶层尚未达到饱和，所以家庭背景依然在造就教育机会的阶层差异[20]。同时，“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EMI）认为，即使某一级别教育达到饱和，优势阶层也会通过维持更高级别的教育获得可能性和占据含金量更高的教育机会来有效维持教育的不平等。与MMI假设相比，EMI更加关注同一级别教育的分化现象[21]。在获得不同质量、不同专业学科的高等教育方面，家庭背景同样发挥着重要影响。
这种观点得到了国内外大量学者的佐证[22-26]。如，杨东平通过对比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部分高校硕士与博士生的家庭背景构成，发现较低阶层子女在研究生阶段的优势已经逐渐消失。优势阶层可能会设法占据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进入更好的大学。同时，家庭所积累的不同资本类型可能影响着个体对于学科志向的选择。
随着我国本科与硕士教育规模的扩大，接受博士教育可能会成为优势阶层保持其地位身份的途径与手段。这种优势不仅表现在数量方面，还会表现在质量方面。笔者由此提出第一组假设：
H1：家庭背景越好的硕士毕业生，越有可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H2：控制院校类型后，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直接影响会降低甚至消失。
H3：控制专业分布后，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直接影响会降低甚至消失。
李忠路的“减弱的不平等”预测认为，随着教育阶段的提升，家庭背景对于个体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在不断弱化。一方面，教育阶段的上升必然伴随着筛选行为的增加。弱势阶层的不断淘汰，使得各阶段参与入学竞争的个体及其家庭出现同质化，而这种同质化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家庭背景的影响[27-28]。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竞争与个体地位的获得会更多依赖于教育水平、学业成绩等能力标准，家庭背景等因素的作用会不断弱化[29]。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其本身非常强调个体的学术能力与知识创新，选拔过程也具有较高且硬性的“门槛”，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家庭背景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第四项假设：
H4：学术表现越好的硕士毕业生，越有可能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相比于“誰获得了教育”，教育公平也同样关注“谁获得了更好的教育”。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父母选择让子女去海外接受高等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海外学历相比国内学历具有更高的竞争力。这不仅取决于大众对海外名校的推崇，更来自于出国留学的高录取门槛、高素质要求及其背后的高求学成本。依据教育理性选择理论[30]，海外读博的成本远高于国内读博（时间成本、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等），需要承担的教育风险更大。相对于一般家庭，家庭条件更好的硕士毕业生更能负担海外求学的成本，即赴海外攻读博士学位可能成为优势阶层维持其地位声望的重要途径。由此，本研究提出第五项假设：
H5：家庭背景条件越好的硕士毕业生，越有可能去海外攻读博士学位而不是在国内。
三、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7年由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委托的“研究生培养质量反馈与跟踪调查”项目。研究生培养质量反馈与跟踪调查数据以问卷调查形式收集，以院校（培养单位）为单位进行抽样。问卷内容涵盖学生的家庭背景、过往教育背景、硕士培养状况、学术表现、毕业去向等多个方面。此次调查对象为全国2017届学术型硕士毕业生，范围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涵盖包括“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内的72所高校，共计回收有效问卷25 763份。
现有教育机会获得的定量研究大部分使用教育决策意愿（意向）指标作为因变量。虽然教育意愿本身对行为具有很强的预测作用，但个体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偏差会使得实证结果产生估计偏差。考虑到这一点，本文采用硕士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行为结果指标，将数据收集时间定为毕业季（2017年6月至7月），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个体教育决策结果的准确性。
（二）变量
1.因变量
本研究因变量为硕士毕业生的读博行为结果，即该生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录取结果），包括三类：直接工作、国内读博、出国读博。在问卷调查中的具体问题为：（1）“您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选项设置为“是”“否”;（2）“您攻读博士学位的国家（地区）是 ？”通过填空内容识别个体是在国内读博，还是前往国外读博。
2.自变量
本研究自变量分为五个部分：家庭背景、学术表现、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和控制变量。
（1）家庭背景。家庭背景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相对于男性，我国女性承担了更多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是家庭事务的主要管理者[31]。为了能够更加全面衡量家庭背景对子代教育所产生的影响，本研究采用母亲受教育程度和母亲从事职业两个代理指标：①母亲受教育程度分为三类：“初中及其以下”“高中至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②依据现有研究对职业类型的分类，将母亲从事职业分为四类：“体力劳动人员”（包含无固定职业）、“一般工作人员”“专业管理人员”“中高级管理人员”。
（2）学术表现。博士教育相较于本科教育和硕士教育，更看重个体的学术能力。本文通过三个指标来测量硕士毕业生的学术表现：①论文发表数量，包括在国内期刊的论文发表数量和在国外期刊的论文发表数量。考虑到学科差异，本研究对论文发表数量进行了赋权处理，即：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国内期刊数量*0.3+国外期刊数量，人文社科类学术发表数量=国内期刊数量*0.6+国外期刊数量;②学生参与国内外学术会议次数;③学生参与科研课题数量。
（3）院校类型与专业分布。重点高校（“双一流”建设高校）往往集中了不同学科领域优秀的师资和生源，对个体专业能力发展、学术能力培养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点大多集中于重点高校，硕博连读名额和直博生名额也远多于其他高校。本文将学生的硕士毕业院校分为四类：“双一流”建设高校A类（包括中国科学院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B类、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其他高校。同时，现有专业被划分为六类：人文类、社科类、理学类、工学类、农学类、医学类。
（4）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学校特征两类：①个体特征为性别、政治面貌、是否为保送生、是否出于学术兴趣读研、是否由学校承担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费用;②学校特征包括学校所在地区、导师满意度。
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显示，19.31%的硕士生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4.51%的学生选择在国外读博，即当前学术型硕士毕业生中，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学生会在毕业后攻读博士学位。与选择直接工作的人群相比，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毕业生大多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论文发表数量较多，且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都比较高。总体来看，随着母亲文化程度的提高，子女在国外继续接受博士教育的比例呈逐渐升高趋势，而国内读博的比例则随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呈先降后升趋势（见图1）。专业分布方面，母亲未接受过正式教育的硕士生，大多分布在工学专业（36.47%）、理学专业（22.01%）和社科专业（20.28%）;而母亲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学生，其专业分布比例前三位为社科类专业（35.5%），工学专业（26%）和人文类专业（19.5%）。总体上，随着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分布于理学、工学和医学类专业的硕士生比例在不断降低，而人文和社科类专业的分布比例有所上升。
（三）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内容及因变量类型，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t、多项Logit回归模型估计家庭背景对博士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以多项Logit模型为例，个体是否接受博士教育共包含三种决策方案，即直接工作（j=1）、国内读博（j=2）和出国读博（j=3）。不同教育决策方案概率之和为1，且相互排斥。个体的决策结果不仅取决于自身特征 i ，同时还取决于不同方案所带来的效用大小。只有当方案j带来的效用高于其他方案时，个体才会选择 j 方案。以直接工作（j=1）为参照系，个体 i 选择其他方案的概率可以表达为[32]：
其中，x为自变量，βk为估计系数。
四、分析结果
（一）家庭背景对读博的影响
表2为影响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Logit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模型1仅纳入家庭背景变量和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至大专和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是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学生的1.138和1.367倍，说明母亲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在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越有可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母亲职业为一般工作人员和专业管理人员的学生与母亲职业为体力劳动人员的学生相比，更容易获得博士教育机会;母亲职业为中高级管理人员对硕士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并无显著影响。
学术表现是影响硕士生毕业后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重要因素。因此，模型2在控制家庭背景和控制变量基础上，加入了个体的学术表现变量。结果表明，论文发表数量与参加课题数量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数量对硕士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正向作用，但不显著，假设4被证实。模型3在模型2基础上考虑了院校类型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硕士毕业院校类型为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学生较一般高校的学生更倾向于直接就业;而毕业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硕士生与一般高校硕士生相比，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更高。模型3纳入院校类型变量、学术表现变量后，家庭背景对学生是否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系数有所降低，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至专科对学生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已无显著影响。总体来看，家庭背景对硕士生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
为了进一步比较家庭背景与学术表现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效应，本文考察了Logit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在同一模型中可直接通过系数绝对值进行比较（见表3）。模型3结果显示，与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其以下相比，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至专科和本科及其以上的硕士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高出2.2个百分点、4.7个百分点。与母亲职业为体力劳动者相比，母亲职业为一般工作人员、专业管理人员对子女硕士毕业后继续读博的影响效应更大。在学术表现方面，论文发表数量对硕士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最大，达到0.052。每多参加一次学术会议，硕士生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增加0.5%。在模型3中，论文发表数量的作用均大于各类家庭背景指标的作用，家庭背景与学术表现对于硕士生继续深造均存在重要影响。
（二）家庭背景对国内读博与海外读博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出国接受教育。研究样本显示，4.5%的硕士毕业生选择出国攻读博士学位，占到总读博学生人数的26.7%。在所有出国读博的学生中，80%以上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继续接受博士教育。
表4呈现了硕士毕业生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多分类Logit回归模式结果。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及其以上的硕士毕业生，其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概率分别是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其以下的学生的1.276倍和1.488倍;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至专科的学生，相比于直接就业，其选择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是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其以下的学生的1.283倍。母亲职业为专业管理人员的学生，其选择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是母亲职业为体力劳动者的学生的1.218倍和1.844倍;母亲职业为一般工作人员的硕士毕业生，相比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出国，假设5得到支持。与直接工作相比，母亲职业为一般工作人员或中高级管理者对子女是否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无显著影响。
与选择直接工作相比，硕士毕业生的论文发表数量越多，其选择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就越高。参加课题数量每增加1个，硕士毕业生选择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与直接工作相比增加6.1%。相对于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学术表现对个体选择在国外还是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没有显著影响，这也说明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生在学术表现方面并无明显差异。在院校类型方面，相比于直接就业与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硕士毕业生较一般高校学生更倾向于出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与一般高校学生相比，一流学科建设大学的学生更希望直接就业而非选择在国内继续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三）中介效应检验
家庭背景究竟如何影响硕士毕业生的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选择？已有文献表明院校类型、专业选择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33-34]。本文嘗试对此进行讨论，探究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机制。作为间接效应的一部分，中介效应存在需要同时具备四个条件：（1）严格自变量对严格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2）严格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具有显著影响;（3）中介变量对严格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4）加入中介变量后，严格自变量对严格因变量的显著影响会降低甚至消失[35]。
根据以上说明，对本研究的中介变量——院校类型、专业分布进行检验（如图2）。如图2（1）所示，母亲受教育程度对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满足条件一;如图2（2）所示，母亲受教育程度对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具有显著作用，满足条件二;如图2（3）所示，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影响，满足条件三;如图2（4）所示，加入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变量后，母亲受教育程度对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减小，满足条件四。
基于此，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在母亲受教育程度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决策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同理，专业分布在母亲职业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决策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在图2（6）中，母亲职业对个体就读的硕士院校类型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依据温忠麟等总结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36]，采用Sobel检验进一步探究，其检验系数为7.854（p<0.01），说明院校类型的中介作用依然显著。由此可见，在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的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选择影响过程中，院校类型和专业分布具有中介作用，假设2和假设3被证实。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对全国学术型硕士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探索性地展现了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及其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在调查的学术型硕士毕业生中，约五分之一的学生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4%左右的学生将在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同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大多来源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其家庭背景和学术表现均优于毕业后直接工作的硕士研究生。家庭背景好的学生，其硕士专业大多分布于人文社科类专业，相反家庭背景一般的学生多分布于理工科专业。
第二，家庭背景确实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母亲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在硕士毕业后越有可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与李忠路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说明持续的不平等观点在博士生教育阶段依然成立，院校类型、专业分布为重要中介变量。
第三，硕士毕业生学术表现越好越倾向于攻读博士学位，个体能力水平仍然对博士生教育机会获得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相对于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家庭背景越好的硕士生越倾向于在海外接受博士教育。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将教育公平问题的视野扩展到了博士教育阶段，并发现在这一阶段，家庭背景仍然持续地对教育机会获得产生影响，并通过获取更优质教育资源的方式进行，如就读于更好的硕士学校或进入海外高校攻读博士学位等。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后，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教育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获得了同等质量的教育[37]。本研究发现对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及相关政策可能提供的参考包括：
首先，研究结果表明，学术表现与家庭背景对个体获得博士教育机会都具有重要作用，在海外教育资源的获取中，家庭背景的作用仍然强大。本科阶段与硕士阶段教育规模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性地引发了博士规模的扩展。社会再生产的逻辑认为，教育作为一种阶级再生产的场所，传统精英为保证其社会特权会不断增加教育投资和延长教育过程，表现出排他性[38]。部分硕士毕业生对于海外留学的偏好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学术论文发表对学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机会获得影响很大，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博士的教育机会获得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公平。因此，继续保持博士招生制度的客观公正，尤其在当前部分院校博士研究生招生实行申请审核制度后更应该加强对公平公正因素的关注。
其次，与本科阶段、硕士阶段的教育不同，博士阶段的教育成本较高，尤其海外高校具有较高的学术考核标准，其培养周期长，毕业难度大，且经济成本非常高。另外，学术职业作为博士毕业生的重要就业方向，收入回报并不算太高。从理性选择的视角来看，不具备阶层优势的家庭对博士教育往往会采取保守的态度。但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较低阶层，大部分家庭对子女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积极的态度，且相对更加倾向让子女在海外接受博士教育。这种现象可以被解释为“马太效应”。强者愈强，是不同阶层应用资源与优势努力向上流动或避免向下流动的表现，但与此同时也会导致阶层差异的扩大，让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们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中，应适当向该部分弱势家庭倾斜，尤其需要关注其优质教育机会的获得。
最后，与在国内接受博士生教育相比，“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硕士毕业生更倾向于出国留学。这种现象也客观说明了目前中国家庭、社会和劳动力市场对于国外博士研究生学历的追捧。从研究结果来看，选择出国留学与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毕业生在学术能力上并无明显差异，但这两类人群在毕业后获得的职业地位、薪资水平、社会声望等却具有一定差距，这也客观体现了劳动力市场对海外高校的师资队伍、培养考核机制、课程设置等方面的认可，为我国博士生人才选拔及培养体系的改革完善提供一定启示意义。
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的分析对象仅为2017届学术型硕士生，未能从长时段和宏观角度更加全面地考察家庭背景对博士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相对忽略了客观社会经济环境对家庭及个人教育决策的作用。同时，由于缺乏成绩等学业表现数据，仅从学术表现角度测量了个人能力对硕士毕业生读博的影响，难以准确比较家庭背景与个人能力所带来的影响大小。家庭背景对个体博士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未来可从更宏观、长时段角度进行深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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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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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凌宇 沈文钦 蒋凯
第二篇：文科博士生教育之省思
摘要：在整体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情形下，博士生教育培养的质量疾患逐步暴露出来，其中，文科博士生教育的问题较为显著，发展矛盾尤其典型。因为学科边界不清和办学盲动而诱发似是而非的教育行为，又由于标准的模糊和资源的诱导致使学科边界进一步失守。文科博士生教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偏离“专门化”轨道并疏离“高精尖”特征的倾向。质量重建需要正本清源，通过创设理想的博士生教育生态系统，从“谁来教、谁来学、谁来办”等基本问题入手，不断调整完善“招生入门、培养过程以及毕业出口”等质量环节，努力建设真学科，聘到真导师，引来真弟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的质量保障体系，有效促进教育风气改变，稳步提高培养质量，继而使得文科博士生教育名至实归。
关键词：文科;博士生教育;教育质量;名符其实
教育质量保障是永恒的话题，但是这一话题在不同时空、不同层次、不同学科以及不同的语境里都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和诉求。作为高等教育系统最高层次的学业形态，中国博士生教育质量问题近年来逐步显现，一系列极端的质量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并不需要提及更久远的历史，时光仅需回溯一个时代，在二十世纪末，如果听说谁是博士的话，所有人立即会投以仰慕的眼光，报以钦佩的神情，因为这个封号代表着高深学问，彰显出文化精英的标签，享有这一称号的人或学识渊博，或思想精深，绝非一般人所能及。进入新世纪，一转眼五分之一的时间又过去了，拥有博士头衔的人已经充盈于校园内外，是为常态。相应的，坊间的认可度也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时下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被称为“博士”的人无非多读了几年闲书而已，与普通人并无二致。他们中的大多数既不“高”，也不“精”，更不“尖”;“少数”在规模化业绩和光鲜名号之下生存的博士，钻研学问稀薄于原创，探究人文远离于情怀，高谈社会欠缺于思想;科学实验疏于理想的导引，教书育人少有沟通的艺术。缘何如此?
毋庸置疑，中国近年来的博士生教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与此同时，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品质与规模发展间出现的反差与不适也相应成为了业界的反思热点。如若从学科内部隐含的深层次问题挖掘下去，不难发现不同学科专业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表现其实不一样，虽然都属博士生教育的范畴，但文科培养的问题显然与理工科教育迥然相异，因此在统一的质量诉求下很有必要进行单独的反省。本文在充分肯定文科博士生教育整体业绩的前提下，仅就局部质量症候展开点滴议论，以为商榷。
一、良莠不齐：文科博士生教育差强人意论及博士生教育培养及其品质，可以取多种方式从多个角度切入分析。总体上看，博士规格的教育质量标的还是有明确规定及核心指向的，虽然这种标的并不一定能够用简单化、数量化的指标甄别出来，用一句俗话来表达，就是“要像个博士的样子”。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博士生并如愿获得博士学位，少不了专业攻读的志趣，具有厚实的学科基础，兼备相应的学术经历，还要经受严谨的学术磨炼，随时迎接苛刻的学问筛查，并始终知道且能够栖身于本学科的学术前沿。正因为如此，这件事情并非人人可为，更不是人人能为。作为学术金字塔尖的教育类型，决定了博士生或博士只是人群中的少数分子，学有规矩，问有逻辑，符合逻辑、遵守规矩方可学有所成。当前，在文科博士生教育领域凸显的质量问题不容小视，某些已经在读的博士生或者已经头顶桂冠的博士们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淡漠理想、疏于责任、缺少情怀、远离学问、逃避训练、不循规矩等症候，以至于其中的一些人“除了自己的专业不懂，其他的什么都懂”。
如果只用一两个辞藻来描述博士教育特征的话，显然离不开“专门化”和“高精尖”。满足了这两点要求，才可以成为与博士名头相称的“专家”，而不是时下流行的“砖家”。能够成为博士者，或博约或精深，大都应该位于某一学科专业金字塔的上端，其学科基座坚实，学问关联有度，学术前沿凸显，探究方向明晰。绝不可以稀里糊涂，似走亲戚逛市场般随便串门。农学、医学、工学、理学、天文地理各有其途且泾渭分明，可以相互借鉴交叉，但却不能够轻易涉足，隔行如隔山。而文科专业却完全不是这样，政治学可以指导社会学，社会学可以关联人类学，人类学可以联动民族学，民族学离不开历史学，历史学可以牵涉经济学，经济学可以结合法学，法学脱不了哲学，哲学造就了文学，文学激发了艺术学，艺术学打通了教育学，教育学关乎到管理学，管理学再联动一切，循环往复，无始无终。
在大文科领域，无论是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乃至在所属的专业或更细微的培养方向上，如要检讨博士生教育质量的话，断然绕不开“谁来教、谁来学、谁来办”三大基础问题。反观现实不难发现，当下的文科博士生教育似乎是经不起拷问的。
首先，谁有资格指导博士生?简单说来，现在的博士生导师可以粗略分为三款：其一是志向恒常、潜心书斋、专于学问、关注社会、秉持个性、清心寡欲的科班学者;其二是上岗指标齐备、课题等身、C刊丰硕、资质合格、顺理成章受聘的教书匠;其三是具有“不可比”特征，能够曲径通幽，取不同路径汇入的各色兼职博导。第三种人构成十分复杂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中不乏有教研人员提拔起来的双肩挑干部，还有许多“人在曹营心在汉”的所谓柔性引进人才，更有一些在校内由于工作安排错位又特别想当博导的正高人员，有人甚至在A学院任职，在B学院任课，在C学院指导研究生。在这种情形之下，谁有信仰和威望引领新人，谁有水平或才情激励后生，谁有资格或能力指导博士，谁有精力或时间沟通弟子?也就不言自明了。
其次，谁有资格攻读博士学位?这个问题十分关键，人与人相近，才与才不同。杀鸡宰牛屠龙各有其术，也各具风采和成就。金字塔尖的高学历高学位并不属于大众产品，并非人人都要攀附到顶，手到擒来。探究人文雅韵，辩驳社稷学理毕竟是茫茫人海中少数人的事，因此能不能让合适的人有机会去做适合的事，也就成为现代开放社会以及教育大众化之后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文科博士生现实构成而言，大体也可分为三种：其一，理想执着、志趣明确、才情兼备、功底扎实的求学者;其二，报考条件齐全、有现实的成长目标并具备升学条件的择业者;其三，外语好、会考试、工作不理想或找不到工作的待业者。如此一来，博导们将面对什么样的求学者，招进来的博士生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进步，入门弟子又会以什么样的表现重新去服务社会?这些与博士生培养目标相关的问题大体是可以预见的。假定师父的角色和功能是周全的，那么，第一种弟子在正常情况下很有可能取得学科成就并顺理成章成为新一代学术接班人;第二、三种弟子也自然各奔前程各有所成，经时间洗礼之后一花开五叶——或建功立业或有辱师门。
第三，谁来兴办博士生教育?此即学校、学院和学科的办学资质问题。对标建设，校校争先，当仁不让。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放眼看去，有众望所归的博士点，有表里如一的博士点，有合纵连横的博士点，当然也不乏拉郎配巧立名、拼凑而成的博士点。模糊界分为这样四类：其一，是学科历史悠久、学术成就斐然、研究风格凸显、知名学者云集的院系;其二，是研究特色独树一帜、顺应时代创新、专业成果迭出、新人辈出的新兴学科机构;其三，是大校名声显赫、局部学科条件不错、正高职称教师众多的院系;其四，是借资源整合或学科交叉名义实施跨校组合或跨院组人，只求满足指标寻求上位的院系。这样看来，卧薪尝胆，想方设法挤进象牙塔的新人将领受到什么样的博士生教育，也就高下立现了。如果求学者考入了第四类学科学位点，导师们也就不得不勉励弟子要努力“自学成才”了。
以上简列的三款导师、三种学生、四类学科点综合构成了复杂多变的博士生教育体系，其间的相互关系经过排列组合之后自然出现千百种变化，这些微妙而迥异的变化必将先后发生于三至六年的博士生教育生涯之中，从而造成各种各样的教育“后果”。
进入新世纪，高等教育高精尖人才的匮乏，特别是文科领军人才的稀缺确已引发了从政府到民间的忧思并形成了共识。博士生教育的表现无疑是差强人意的。纵观偌大的、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文科博士生教育生产线，解剖世相的哲学家在哪里?揭示社会规律的社会学家在哪里?刻画世间百态的文学家在哪里?警醒社稷的法学家在哪里?描绘人类进程的史学家在哪里?提高时代效率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在哪里?致力于文化觉醒的教育家在哪里?……当然不是没有，而是不够!进一步追问下去，高山仰止的思想家现存几许?高山流水的诗人仙居何处?卓尔不凡的艺术家栖身何地?时下“大师”遍野，要么就是自称的，要么就是脑门上贴满了标签的。文科世界热闹非凡，既少见皓月当空，也不常有繁星闪烁……情形如此这般，孕育高层次人才的博士生教育真的难辞其咎。
凡此种种，仅只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文科博士生教育欠佳的事实。文科教育无边界以至无底线;少内涵以至易入侵;缺乏权威以至可以随便调整;无原则以至胡乱创设。审视眼下的文科学者作为方式：多发文章以为就有思想，多做课题以为就有贡献，多出书以为就会赢得读者。再观察一下专业评审或学术会议的情况：宏大叙事、天马行空的发言成为主流;专业问题的研讨极少深入落地;端坐主席台的兴趣超过研讨问题的兴趣;朋友会面的动机甚于辩驳学理的动机;跨专业的“砖家”夸夸其谈，什么评审活动都敢参加，什么话题都可以说几句，什么结论都可以画押投票。所以才会有学者撰文称：时下的学术会议甚至是专业评审已经和学术无关了!
高等教育有规律，博士生教育有规范。往前看，一旦漫无边界的学科交叉，鱼龙混杂的专业组合，浑水摸鱼的伪师生从“个别”变成“一些”，再从“一些”变成“一般”之后，首先造成局部学位点的品质下降，继而一类学科的形象会被连带侵蚀，然后就是大面积的博士学位点被污名，迟早就会危及到宏观博士生教育体系的整体信誉，从而辜负国家的信任和时代的重托。因此，在国家整体加强教育质量管理的形势之下，文科博士生的培养确有必要单独反省，以利于从根子上辨析成因并查找相应对策。
二、边界失守：文科博士生教育标准模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正因为文科类研究生学科专业的边界模糊，才给博士生教育的质量症候留下了口实：专业界别不清楚的文科博士生教育既为院校的创新预留了可能的空间，也为学科的插科打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文科博士生教育既可能成为天才们不拘一格的汇聚点，也可能成为庸才们学无所成的杂居处。
资源整合，学科交叉，自主设置?这些原本正面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动词词组经由大幅度的变通运作之后，在行政壁垒明晰而学科壁垒松散的中国式大学组织系统中，其初始的教育管理内涵和院校的行动取向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异化。文科博士生教育因为学科间关系的松散连接诱发了越来越多的跨界行为。许多大学近年来如火如荼开展的学科调整与专业重组活动，也有意无意地助推了平庸的人才培养局势，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博士生教育的专门化壁垒。
首先，就是攀升路徑多样化。高等学校为了抢占尽可能多的博士学位点，无所不用其极。国字号著名大学不断地锦上添花，省属重点大学追求“多，还要更多”，一般院校无不把“申博实现零的突破”列为学校当前乃至未来一个时期的重中之重。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学校，大家都打着教育资源整合、以及学科交叉互补的旗号，无边无际地调动着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种资源，在短期内迅速拼装出一系列新的学位招生点。紧随其后，各色博士生导师应运而生。以专职聘用、兼职上岗、双肩挑结合、柔性引进、联合共建、创新团队等各种名义广揽有名号、有正高职称的教师担任博导，其中不乏少数名声极大或地位极高的博导，事实上极少有时间与学生一起交流互动研磨学业，甚至有的博导从来没给学生上过课。接下来，由于培养模式高度统一，所以许多学位点的培养方案表面上雷同，本质上松散。一些学科虽然自称经过整合创新之后构建了新的课程体系，但无非是在学科帽子之下因人而异、“因点制宜”地拼凑出一个貌似合理的培养框架，许多学校所谓的特色研究方向或自主设置学科根本没有像样的研究性课程资源支撑，有的甚至偏离学科的主体知识架构而与同学科的硕士生及本科生教育相脱节。进一步深究下去，不难发现有学校的博士生教育过程随意，既缺少有意义的培养环节设计，更遑论精准的、个性化的教研方法。一些学位点在特色建设的旗号下随意开课并开展指导，以因材施教的名义扭曲专业教育的标杆，忽视专业教育的基本训练并欠缺对培养质量的基准把控。除了迎评促建时刻的亢奋及相应的突击准备之外，日常教育活动松散，培养环节不连贯，培养计划形同虚设。带来的结果就是，只要敢于选择文科，有的人竟然可以在尚未入门或并不知内情的学科轨道和学术体系里直接攻读博士，而且还能顺利摘冠，活得优哉游哉。就像“不知道‘知网’为何物”的ZTL，照样轻松获取了BD大学博士学位;又如只花两年时间即拿到H大学管理学博士，然后又以一年天才般的“攻读”摘取W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ZBS等。这些个案其实已经不在少数，足以危及到“一般”博士的健康形象。如此这般，人文与社会学科的学术高地必将失去骨力，高品质教育的金字塔必然倾斜。
继续解剖下去，学科边界失守的纵横演化路径也常常是别出心裁、出乎预料的。一般情况下，大学都是先集中各自分散的学科学术及人力资源整体去冲击某个一级学科博士点;成功之后紧接着借鸡下蛋，迅速衍生出若干个二级学科博士点;随后短短的几年间，再通过开辟自主设置专业的“创新”路径或假借所谓的“特色”研究方向建设连带出一系列的博士教育单元。以上仅仅是纵向方面的扩展，接下来还有大面积横向领域的联动可以合理地施展手脚。或以学科为单元进行校内外整合，或以学校为主体贯通区域内办学条件，从这个学科跨到那个学科，再扩展到相关学科甚至无底线渗透到更细微、更煞有介事的学术领域;对于那些远离了团队的个别教授，要么安排A在B那个一级学科下面找一个语词相关的专业方向，要么请C在D那个一级学科之下延伸出一个说得通的招生口径，因人设岗，因点及人，通过种种融通操作，大量预想不到的学位点经过乔装打扮都先后攀上了博士生教育这趟“贵族列车”。这是一个看起来像模像样但根本上经不起拷问、且不甚严谨的学科建设路径和演进发展逻辑，正是这样的情形，才促成了博士生教育规模在极短的时间内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如此折腾之后，各级各类大学所希望取得的“跨越式”发展很快就通过攀附指标的快捷方式得以实现。
上列种种倾向在大文科教育的不同领域均有所涉猎，恕不详列。有理性批评的声音说，中国大学普遍热衷的上位取向属于“盲目升格”。其实非也!盖因为整体的教育资源投向一直都是与升格状态密切相关的，院校通过每一个角度、每一级台阶的上位行动都可以博取更多的教育资源，只要质量堤坝没有抵达崩塌的边缘，大学及其学科教育自然会像气球般越吹越大。所以，上列所有行为统统是有明确意图的，绝对属于“非盲目的升格”。
回到起点来看，原来学科的生发与演进是有边界的，相应的教育行为可以模糊一些但变通不能突破尺度。高等教育及其高级专门人才培养活动的开展与进步也是有规矩的，可以与时俱进，但不能脱离学科特性和发展轨道太远。说到底，文科与理科不同，文科与文科也不同，文科学术与文科教育依然不完全相同。文科学术成就与文科教育成就相辅相成，二者之间一旦交融得当，则文化繁荣，思想进步，群星璀璨，两全其美;而教育活动如若走偏，则人文凋敝，才思萎靡，精英不现，纵然表面光鲜，依旧难免落于平庸。
事实上，人文成就的效果表达与人文教育的培养规范并不完全等同。前者的创作可以天马行空，标新立异;后者的培养必须行有所规，动有模范。此即教育之所以能够独立存在的根本原因。少数的天才横空出世从不拘泥于时空，但群体的人才生成却必须依靠健康的教育培养。以道家三分法解析，事物无不分为上中下三境，初级呈现原始自然，中级旨在摆脱个体自然，高级力求回归本体自然。所以，作为人文学术研究与创作的演进逻辑，既要恪守本真，还需深入社会，继而才能卓尔不群;而作为个体社会化的教育活动，则先要尊重个体，次要规划群体，然后才能够不拘一格育精英。文科教育如若走偏，就会在初级阶段抑制受教育者的天性，在中级阶段规训扭曲受教育者的个性，这样，到了高级阶段也就必然难以释放出受教育者的创造本性。因此，文科博士生教育的质量改良路径必先要复归于朴，立足于个体生命;继而要遵循教育规矩，严格学术标准;最后方能够回归常识，走出怪圈，创新突围，造就英才。
三、正本清源：文科博士生教育需要名符其实面对文科博士生教育“专门化”全面式微的状况，笔者坚持认为，质量建设的目标方向历来明晰，策略也并非如想象般那么复杂。惟需正本清源，努力促使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活得“像个博士的样子”才是关键。以此为基准，学生理当检讨，导师务必反省，学位点尤需自律。聚沙成塔，通过舍弃虚浮的套路，重构生存发展的规则，创设开放的人文教育环境，争取让更多把专业学术视为终身职业的人去攻博，让更多把专业学术视为生命依托的人来做博导，让更多水到渠成、经得住“非突击性检查”的学位点去招生。长此以往，培养风气和质量状况必将焕然一新，文科博士生教育自然名至而实归。
面对质疑，高等教育各级各类组织无不高度重视博士生教育质量问题。大学、政府、社会多方介入，齐抓共管，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通过政策改良、评估加强、社会监督以及有效措施的推广等一系列手段全面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政府主管部门更是高屋建瓴，反应快捷，迅即在行政思路上指明了问题解决的各种方法和途径，包括招生改革、过程督查、論文抽检、答辩控制以及导师队伍建设等。不同局部不同环节的工作很快得以加强，教育质量同步改善，但现行措施手段能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尚存疑虑。与此相应，有关质量变革的研究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专题研究各有奇招，成果迭出，包括对决策部门的建言，完善管理体制的对策，进一步健全机制的考量，以及实现教育资源整合联动的策略，还少不了重点建设的专项突围，深化改革的宏大构想，直至现代化监控手段的介入运用，等等。一时间，质量突围的理论成果从局部到整体快速地孵化出来，看起来“对”、听起来“有道理”的研究层出不穷，但仔细想来，动摇质量根基的关键问题并未触及，从理论到实操的许多举措仍然治标不治本。
事物的发展一般都是由此及彼、由小及大的，教育矛盾的表现亦复如是。依照学生、学者、学术、学科、教育、文化、社会的推演逻辑，教育质量的问题如若从学科波及到学校，又从校园扩散到社会，继而再如病毒般蔓延到一个时代之中，势必引发文化灾难，并相应造成人文凋敝、思想萎靡、艺术平庸、精神倦怠的后果。再进一步挖掘下去，事物的发展又总是因果相连的，所以，改变教育的结果必然要从相应的成因入手。因此，文科博士生教育质量的建设思路需要重新来过。学生质量、导师质量以及制度合理性这三大质量动因必须洗牌重构。要建设真学科，聘到真导师，引来真弟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相应标准的质量保障系统才能够确保教育少出次品，继而使得今后有更多的人所获取的博士称号名实相符。
历经社会的政治经济变迁以及教育文化的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文科博士生教育业已形成了一个相对规范的、高层次的学术、文化和人才培养生态系统。支配这个系统运转的要素无外乎天(政策，时机)、地(学校，条件)、人(导师，学生，管理者)综合起来的专业化活动(教学，研究)。教育生态和谐，整体要素匹配则事业兴旺发达，高人辈出，生机勃勃;教育生态失衡，整体运转失灵则事业凋敝，庸人上位，垃圾学术盛行。显然，现实的文科博士生教育质量表征并非处于或左或右的某一个极端上。在教育质量的两极标准之间，尚有多种可能的存在形态。而努力促使教育质量趋于向好的一方，避免滑向低质的一方，正是教育生态系统改善及其要素匹配调整需要着力把控的重点。
以教育效益作为中轴衡量，博士学位点运行状态无外乎四种：一是生态繁荣，个体生命鲜活，思想創新，高人辈出;二是生态适宜，学问相得益彰，个体各得其所;三是生态欠佳，学术随波逐流，个体茫然不知所措;四是生态恶劣，群体趋向乌合之众，个体选择虚浮平庸。
从培养过程的角度下手改造，文科博士生教育的生态系统包括“招生入门、培养过程以及毕业出口”三个片段。师生从上下两端分别切入这个系统(教育的黑箱)开展行动，综合促成了教育运行的不同状态，并相应导致了人才培养的结果。结合文前讨论，专心调整好这些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能够有效地控制培养的质量。在招生入门环节，有三种导师受聘上岗，分别是优秀的学者、合格的教师或混入的南郭先生，能力孰高孰低历经“过程”检验之后总会体现;有三种学生录取进来，分别是优秀的青年才俊、合格的奋进学生或裹挟而入的各色求证者，潜质孰优孰劣历经“时间”洗刷之后自有分别。在接下来的培养环节中，有三种导师在作为，分别是才华横溢的、有心无力的或稀里糊涂的，对其德能勤绩的考量方式至关重要。有三种学生在攻读成长，分别是志趣明确的、紧张跟随的或拖泥带水的，对其因材施教的策略十分关键。再后来，到了毕业出口环节，导师总会促成三种教育结果，分别是双赢共进、青出于蓝或乏善可陈;而学生迟早达成三种读博的目标，分别是自立自强、苦尽甘来或被动淘汰。
诚然，完美无瑕的博士生教育制度并不存在，世间只有符合不同国情，契合不同教育发展阶段，适合不同教育对象，相对合理的政策选择及其质量保障安排。博士生教育制度的设计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学科教育，有效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高级人才”。如果博士学科学位点的教育行为在满足了办学指标规定的情况下，质量问题依旧此起彼伏的话，则制度本身也就需要反省调适了。毫无疑问，指标把控有助于学科建设，甚至在短期间可以爆发出极大的、显著的推动力，但学科的可持续生长在根本上离不开内因驱动，必须以内涵建设为主要鹄的。教育质量评估手段及其指标的牵引力等外力作用看起来十分有效，但的确不能直接解决学科的品质问题，整体的质量建设需要内外联动。就当前情况而言，尤其需要由表及里、从外到内重新变换着力点，努力激发内生动力，不断丰富内在品质，严格把守内行规矩，质量建设的效果才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说到底，导师的作用至关重要，博导们无疑是培养质量的主导因素。什么样的老师才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博士生教育场域呢?导师当然可以“述而不作”但不能缺少思想，如孔子或苏格拉底;导师可以“又述又作”但务必学高为范，如胡适或陈寅恪;导师也可以“巧作而拙述”，惜字如金、下笔有神，虽拙于言表亦无碍训导，如梁漱溟或梁启超;无论如何，导师都不可以“不述不作”，即使“有作”也只是些拼装出来的职称文章，或者是项目经费花不了而只好用于出版进而束之高阁的研究报告。
现实中引领弟子们成长的导师们自然各属其类。匠人也行，哲人也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只要各具神采，什么样风格的博导都有价值并且有资格指导博士生。匠人出作品，哲人出思想;作品可以模仿，思想可以传播;师父手把手教技术，学者心对心育智慧。弟子投奔大学，如能遇到有真功夫的导师，就对得起耗掉的生命时光和资费了。怕的是千方百计，排除万难好不容易栖身于学术的象牙之塔，却偏偏遇到些“四不像”的引路人。上梁不正下梁难免歪斜。师徒相遇，志趣或相近或有不同，双方一旦陷入不伦不类的教育圈套，时间越长，危害越深，教育就免不了默许虚伪之学，生产平庸之徒。换言之，巧遇哲人引领可以激发新生代，历经匠人打磨可以培养接班人，而遭遇平庸之辈则会贻害后生。
总之，什么人进了什么门，然后又遇到了什么人?排列组合的结果综合构成了文科博士生教育的客观事实。从这些最基本的事实入手，扶正固本，就有可能找到提高培养质量的正途。
最后的问题是，合格的学生安在?招生考试固然重要，但谁也没法预测和保证考进来的弟子最后能够成就几许。考试制也好，审核制也罢，笔试也好，面试也罢，背对背也好，面对面也罢，都有可能机缘和合，相得益彰，继而师徒携手共同成长;也有可能看走眼，听偏话，错失良机，埋没人才，读到后来师徒不欢而散。所以重点不是入门，还是要看出门。出门标准才是质量把控的关键。进来可以表演，出门必须看本事。如果我们的博士生教育制度能够有效甄别并在培养过程中合理且动态地筛除那些缺乏学科信仰的报考者、没有学术潜质的升级生、以及不具备研究能力的“考试机器”的话，博士生教育必将名至实归，质量亦会步步攀升。
(责任编辑刘第红)
作者简介：董云川，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昆明/650091)
作者：董云川
第三篇：浅谈博士研究生的教育培养
[摘 要] 我国杰出科学家钱学森教授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引发了众多学者的热议。笔者以从事高等教育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就当前博士研究生的教育培养，谈谈学习“钱学森之问”的心得体会。
[关键词] “钱学森之问”;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
一 博士研究生培养教育的地位作用
就世界而言，博士研究生培养教育起源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上升时期，我国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比西方社会晚了几百年。从我国科技队伍人才结构的全局分析，博士研究生是研究型人才、高端人才、精英中的精英。综观历史，我国六十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如“两弹一星”的发射升天，“长江三峡枢纽工程”的建设，都与我国老一代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和张光斗等世界级精英人才的聪明才智和渊博的专业知识密不可分。今天，以博士为首的尖端科技人才仍然承担着国内尖端科技研发的重大责任。国内的众多疑难问题和正在攻克的科技难关与重大社会风险也主要是依靠以博士研究生领头的尖端科技人才来支撑和完成的，这是伟大时代赋予博士研究生及其主管部门、单位伟大而神圣的使命。
二 对目前我国博士研究教育培养现状的分析
我国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度的真正建立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时国家百废待兴，万象更新，解决和满足国家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成为当务之急。我国设立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制度，比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晚了许多年，经验不多，硬件、软件和资金都缺乏，困难和问题的确不少。博士研究生是研究型精英人才，它要求起点高、条件充裕，育人环境优越，要特别注重教育培养质量而不能单纯去追求数量。然而几十年下来，我国当前的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多多。许多学者将其主要问题称之为“滥”，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 博士生教育的学位点“泛”
我国博士生教育学位点数量成千上万，有的单独设点，有的联合招生，有的挂靠，形式五花八门。如今，稍有办学历史的大学都获批准设有博士学位点。事实上，这些大学中很多都不具备开展博士生教育的师资条件，其中有部分就属于“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经过拼凑审批下来的博士点。除了大学外，科研机构、党校系统、干部培训单位、大型厂矿企业，等等，都纷纷获批设点招生，这种“天女散花”般的博士学位点设置，直接造成管理难、监督检查难，博士研究生质量参差不齐，是广受社会诟病的重要原因。
2 部分博士生导师学识低
众所周知，在读博士生的知识水准与道德情操，通常与博导的科学素养关系极大。社会常有“名师出高徒”之说。当前，我国博导群体的构成参差不齐，实在难如人意。如一些博导却多处、多点挂名带徒传艺，由于科研公务繁忙，无暇顾及博士点教学，致使师生之间互不相识，感情淡漠。以至现在社会上出现“贩猪肉博士”“摆地摊博士”等反常现象。[1]这都从某一方面反映和暴露出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当然，也有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著文说什么是“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的标志”，笔者却实在难以苟同。
3 博士生本身起点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培养的博士(含在读)队伍，数量庞大，累计大约超过百万之众。这支队伍中确实有真才实学者，成为我国各条战线的专家骨干。同时，也有知识平庸者，观其言谈举止或科研教学能力，还不如大学本科毕业生的专业人才。细究起来，有部分博士头衔是靠家庭关系或社会背景获得的，也有一些完全把博士当作一种晋升和捞取名利的手段，这都损贬了博士群体总体形象。
三 对改进与加强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意见与建议
当然，江河奔流，泥沙俱下不足为怪。但关键在于要重视问题，解决矛盾，而不能遮掩回避，以无谓态度敷衍待之。大力整顿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环境与秩序，大力改革和完善其体系制度，实在刻不容缓。如何整顿和改革，笔者提出“砍、收、强、变、导、严、细”七项建议。
1 “砍”——弃芜取精，去伪存真
著名教育家，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教授对我国博士生教育现状作了一个中肯的评价“博士生教育太滥太乱，即主张双‘砍’”，即将现有博士教育学位点和招生人数都砍掉一半。[2]笔者认为，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在六七十年代还是“一穷二白”，而不过短短40余年，我国博士生教育学位点就发展至数千个，招生人数也以万计，从数量来看均为世界第一。这种快速增长客观上导致学位点教学秩序混乱，学习质量难以保证，有违精英人才办学初衷，故实行一定程度的缩减政策是必要的。
2 “收”——收权精审、集中管理
鉴于目前博士学位点存在诸多滥乱无序的问题，建议国务院学位办办公室严格整顿验收，将留下来的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暂时(如五年)一律收回，改由国务院学位办直接管理，所在地区和单位的研究生管理部门只有支援协办权力，随时接受国务院学位办的监督检查。包括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招生人数均由学位办审核决定，并将保持五年左右的相对稳定。
3 强——强固基础理论，强化社会应用
科技在进步，生产力在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导致学科分化趋势日益明显，以至今天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课程门类众多，教材内容繁复，教师教学任务繁重。其结果是导致基础学科薄弱，学生基础理论知识不牢，严重影响学生的逻辑思维和科研能力。博士教育学位点设置要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学科目录为参照，不能过细过散。有必要继续加强基础学科专业博士学位点的建设，并继续加强国际关系，国防军事、农林水利、畜牧水产、地质矿产、医药卫生、环境保护，化学化工以及工程机械等应用学科专业博士生学位点，努力提高通识和应用技术型高级人才的质量水平，以适应世界时局的发展变化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4 “变”——变革招生录取方式，注重能力水平测试
我国的博士研究生录取，一般分为笔试和面试两种，在测试操作过程中，通常更重视笔试成绩。相对而言面试所占的份量严重不足。为此，笔者建议可改考国文、外语、数学和专业理论四科，试题内容应在深度、广度与难度上适中，着重考察学生逻辑思维能力、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外语运用与信息交流能力和专业理论水平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面试时，学生应能迅速回答本学科的发展现状、水平和趋势，要能简述本专业领域的发展水平和国内外最有名的两位以上专家学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并用外语回答两个以上专业问题。面试过程可由两位以上的著名学者主持，集体评价讨论，将考生全面素质在网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真正为国选才。
5 导——名至实归，在位谋事
古语云，教不严，师之惰，博士研究生质量水平如何，与导师直接相关。如老一辈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杨振宁、李四光、黄汲倩、陈国达等所以世界闻名，除了其自身努力，也是其拥有世界级科学泰斗的导师辛勤培育出来的。综观这些前辈大师们的教书育人成才的成功经验，有着以下几个共同点，(1)德：德是人格人品，是奋斗方向和成功动力，“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都是衡量德的最高境界;(2)严：严肃态度，严厉作风，严谨治学，严格要求，以身作则带头垂范，真正做到“严师出高徒”;(3)奇：方法奇特，上课以引导为主，注重启发与答疑，变顺向思维为逆向思维、线性思维、多向思维、形成敏捷有序的网状思维，集思广益，求真改讹;(4)实，科学求实，注重实践，倡导“实践出真知”，切勿投机取巧、速成速胜。总之，在位谋事，名至实至是当前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对于博士生导师的基本要求，也是迫切要求。
6 “严”——严格章程，照章办事
常言道：“无规矩不成方圆”。古往今来无论文官武将都是靠政纲法纪治国理政治军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亦不例外，必须建章立制，循规蹈矩，严格管理与育人。在博士研究生教育管理中也要像大庆人那样，做到“三老四严”：即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肃作风、严明纪律、严谨办事、严格管理。为了提高博士学位点的办学质量和诚信，建议参照钱伟长教授主张，国家应不吝财力、物力和人力，将所有博士生的学位毕业论文，包括答辩，博导指导意见，参与答辩专家的评审意见，统统出版，交由同行审阅评议，对事不对人，评议结果在教育网上公布，严格实施择优汰劣政策。
四 把加强博士研究生教育与社会的横向联系作为重要的改革举措
目前博士研究生学位点教育培养目标越来越高，要求越来越严，办学经费投入日益昂贵，而教学环境和师资力量也倍感难以适应，标准要求和现实条件落差日益增大。这就需要主办单位与实力雄厚的科研院所、科技园区和超大型的公司企业通力协作联合办学，建立学、研、产联合体，把创新思维、科技研究、新产品开发和高端人才教育培养融合成新的官、学、研、产四位一体的联合体，开拓一条学干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快速成才之路。诸如国外的一些大型公司、企业，纷纷与博士学位点联合，搞“订单培养”，“借脑袋”发财、“科学园区”、“技术走廊”、“硅谷”、“光谷”、“咨询公司”、“公司办事处”等等，都相互整合，互为依托。大学和公司企业的这些举措，均都得到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这种新型的办学模式正在由世界向中国扩展，我国知名大学也纷纷效仿且成效卓然。如我国知名高校集中的北京中关村、上海漕河泾、武汉东湖、广东珠三角、浙江杭州和长沙岳麓山等地，都在发生可喜的变化，如“三一重工”的掌门人梁稳根，就是其中杰出代表。这种新型办学模式对于我国博士生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新的一代杰出人才，可能在这一办学模式中大批地茁壮成长。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所说：“大学科学园是‘孵化厂’，不但要在这里孵化出小鸡，而且要使其中一些成为能下金蛋的鸡”。
参考文献
[1]罗华陶.“钱学森之问”引发的思考——大学生研究素质的培养策略探析[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0(2)：127-130.
[2]范兆雄.钱学森之虑与“钱学森之问”[J].教育发展研究，2012(18)：0001-0001.
[3]张和生.“钱学森之问”与教育本质问题的探讨[J].求索，2012(4);252-253.
作者：罗雪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