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海洋生态经济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目的/意义】以福建省东山县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问题，探索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坚持陆海兼顾、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在驱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路径，为促进海洋经济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提出具有参考性的建议。
海洋生态经济论文 篇1：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对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
党的“十八大”提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海洋经济发展”并重;“十三五”规划中特别强调要通过“加强保护海洋资源环境”和“壮大海洋经济”来“拓展蓝色经济空间”。海洋生态和海洋经济作为海洋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相互依存且紧密相关。现阶段中国海洋经济正逐步由速度规模型向效益质量型转变，如何统筹海洋生态与海洋经济，准确把握二者互动关系，实现二者互利共生是中国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引领新常态的重点。本文从经济学共生视角研究海洋生态文明对区域海洋经济的影响，可为探索海洋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开辟一条新路。
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的共生理念
“共生”概念源于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1879）的著作，指不同种属以不同相互获益关系生活在一起，后经演化发展，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经济学范畴的共生理论强调通过互利互惠的合作，最终实现共生体内各共生单元之间的优化和发展。
海洋具有生态与经济双重属性，海洋生态系统和区域海洋经济系统均处于海洋复合系统这一共同的大环境中，假设在某一既定时空内，将海洋生态文明与区域海洋经济看成共生单元，以此构建一个二维共生体，在密闭时区内，具有独立性质与功能的海洋生态文明和区域海洋经济共生体已经形成，协调发展为海洋生态文明与区域海洋经济的稳定共生界面，二者之间不仅显示出很强的共进化作用，全方位交流互动也可实现。基于上述特征，可判定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海洋经济共生模式为一体化共生模式。在此种模式中，各共生单元间的相互作用必须在共生体内完成。海洋生态文明对区域海洋经济的影响，也需在共生体内进行。此时，处于共生体内的海洋生态文明和区域海洋经济已经不存在独立的性质功能，协调发展是二者共生模式的本质特征，在此种共生模式中，海洋生态文明对区域海洋经济的具体影响也主要围绕协调发展展开。
二、共生理论下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对区域海洋经济的影响
1.海洋生态文明意识对区域海洋经济的影响。海洋生态文明意识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区域海洋经济的发展。牢固的生态文明意识能使民众从主观上形成海洋可持续发展意识，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海洋生物，适度开发海洋资源，而海洋资源海洋是海洋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物质基础得到保障，海洋经济活动才能正常有序开展;除此之外，海洋资源作为海洋经济的生产要素之一，其利用效率和配置机制还会直接影响海洋经济的增速。自古以来，我国学者就提出了“顺应自然”这一具有生态意识的价值观，但在这一观点体系中却很少涉及海洋生态文明意识，近年来虽然党的十八大和“十三五”规划相继提出要切实推进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但目前我国海洋生态文明意识较落后的现状依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改善。海洋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观点仍然根深蒂固，在“利本位”思想的驱动下，海洋资源遭到疯狂开发和过度捕捞，一方面直接减少了海洋经济所必需的物质资源，扰乱海洋日常经济活动，另一方面会引起海洋资源配置机制的改变，进一步减缓海洋经济发展速度。
2.海洋生态文明产业对区域海洋经济的影响。在带动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因素中，海洋生态文明产业的构建也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同样能为区域海洋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优化的生态文明产业具有“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海洋产业资源的投入产出比较高，海洋生态文明环境优良，供给结构能根据需求的变化迅速做出反应。而产业结构是衡量海洋经济发展重要指标，对其投入产出比和供给侧科学技术要素进行调整能够加快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从而进一步提升區域海洋经济的竞争力。纵观我国各沿海经济区，虽然长三角、环渤海等地都已相继实现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转变，但例如江苏省、山东省，仍呈现出“二、三、一”的产业格局，以海洋矿业、油气业与海洋化工业等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这些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海洋资源支持，而我国大部分可供开采资源均存在于深海中，但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不仅深海中近80%的油气资源和近70%的其他能源都没有得到有效开采，而且现有可开采资源投入产出比较低，资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除此之外，科技含量不足，不能为海洋经济需求侧提供有效供给，供需不平衡会阻碍海洋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缓海洋经济的发展速度。
3.海洋生态文明行为对区域海洋经济的影响。在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海洋生态文明行为一直以来都是其重要影响因素。海洋生态文明行为主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在生产领域，有序集约的海洋资源开发行为有利于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在生活领域，可持续的消费习惯和行为会减轻海洋生态环境的压力。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能够扩大海洋生态环境容量，增加海洋经济发展所需承载力，随之增加海洋经济发展的吸引力与凝聚力，资金与人才等要素不断流入，积累大量社会财富，从而推动海洋经济向全面的、可持续的方向迈进。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在全国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如“世界海洋日”、“国家海洋日”等保护海洋生态坏境的大型公益活动，随着活动的推进和海洋生态教育工作的开展，公民的行为自觉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但在现阶段，享受物质的过度消费行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畸形的消费观在某些地区依然存在，食用濒危海洋生物甚至被看做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另外，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海洋资源开发行为粗放、填海围海行为无度，在长达1.84万千米的大陆海岸线中，人工岸已超过50%，这些不文明行为都破坏了海洋生态平衡，造成恶化海洋生态环境，进而致使区域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境。
三、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1.优化共生单元，强化共生理念。公众的参与意识与能力不足是我国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障碍。要提高公众参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与能力，需搭建起学校、政府与社会“三位一体”的海洋生态文明教育平台。在学校方面，涉海高校应加大在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生态保护等方面的投入，加强对海洋新型科研人才的培养，引领海洋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社会方面，要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发布有关海洋的艺术作品与节目，弘扬积极的海洋文化，促成良好的全民“关”海舆论氛围。在政府方面，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出台各类法律法规来规范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向的科学化、正规化的方向发展。在发展中，对作为生命体般存在的共生单元进行优化，就能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
2.优化共生界面，建立共发展平台。功能健全、性质稳定的共生界面会促进共生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在海洋生态文明与区域海洋经济的共生界面中，科技是最关键点的一点。为实现海洋生态文明与区域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可从关键上优化共生界面，建立海洋生态文明与区域海洋经济共同发展平台。涉海类高校应整合优秀教育资源，开设系统全面、门类齐全、面向未来的海洋学科，着力培养一批勤于科研、热爱海洋的技能型人才;涉海地区政府应出台相应的人才引进与培养政策，建立海洋人才学术交流制度，促进国内外科研科技人员的交流与互动。与此同时，国家要加快新高科技研发与成果孵化体系的构建，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进行自主创新，在关键领域寻求技术突破，并以点带面，逐步形成以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为主的海洋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对于生态文明与区域海洋经济来说，共生界面的不断完善，将有利于二者共生体的协调发展。
3.优化共生环境，提高协调程度。海洋生态文明与区域海洋经济的共生环境主要包括政策环境与扶持环境，通过优化这些外在环境，可进一步提高海洋生态文明与区域海洋经济的协调程度。政府部门应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建立健全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提升应对海洋突发事件的能力;落实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机制，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明确有关海洋生态破坏的追责机制，严厉打击破坏海洋生态的恶性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切实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此外，政府也应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的扶持环境;利用市场调节机制，强化科研机构与政府对涉海企业的服务功能，为绿色创新企业构建专业化、科学化的发展环境;建立健全风险投资、金融机构等对海洋高科技产业项目的扶持机制，由政府设置专项资金，扶持鼓励创新型涉海企业发展。通过对海洋生态文明与区域海洋经济共生环境的优化，促进海洋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向更加协调的方向发展。[基金项目：本文是烟台市社会科学规划“海洋强市战略背景下烟台市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优化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2020YTSK-136）]
（作者单位：烟台南山学院）
作者：史建毅
海洋生态经济论文 篇2：
福建省东山县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性分析
摘 要：【目的/意义】以福建省东山县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问题，探索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坚持陆海兼顾、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在驱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路径，为促进海洋经济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提出具有参考性的建议。【方法/过程】通过构建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耦合协调模型，运用熵值法对东山县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得出东山县2015-2018年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变化趋势。【结果/结论】结果表明：东山县耦合度协调总体呈衰退趋势、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衰退，未建立长效运行机制;还存在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足、海洋环境的质量日趋下降、海洋科技水平有待提高、海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培育海洋生态文明意识、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加大科学技术创新投入、优化海洋经济产业结构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耦合协调性;熵值法;海洋经济;生态经济保护
Key words： coupling coordination; entropy method; marine economy; ecological economic protection
海洋经济体系又被称作“蓝色经济”[1]，是由海洋社会、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系统三大部分构成的开放性的自組织经济发展体系。21世纪是人类发展海洋经济产业的重要节点，中国作为世界主要渔业国，海洋经济自然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走向海洋是国家强盛的必由之路，要采取有效措施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将“走向海洋”上升到国家战略宏观层面[2]。鉴于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良好的海洋经济理应需要依赖于海洋生态的有力保护[3]。
然而，由于当前各种经济活动的加剧，海洋生态环境系统不断遭到破坏，海洋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态势。许多学者研究认为，环境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的关系目前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边，即海洋经济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海洋环境却在不断恶化。我国在发展海洋经济时也存在着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过度开发以及不合理掠夺等问题，生态压力居高不下，因此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能否协调也引起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关注。刘赐贵[4]认为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要充分尊重海洋的自然规律，以海洋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不断提升资源集约节约和综合利用效率，促进人与海洋的长期和谐共处，最终实现海洋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同春芬等[3]针对统筹海陆生产要素配置以实现海陆双栖共同开发这一观点指出，海洋低碳经济是一种突出的海洋生态文明，强调能源节约应与环境保护并行，强化实现资源可持续、环境友好、永续发展的新经济形态。魏婷等[5]指出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不仅具有经济效益，也具有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应全面提高海洋资源利用的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吕祥等[6]提出生态系统极易受损且自我修复能力弱，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重视海岛的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协调，是保障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综上所述，当前的研究多数为总体宏观的理论定性研究，微观角度的定量评价研究则较少，基于此，本研究以福建省东山县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计算法对东山县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进行测算，并根据实证结果结合我国海洋经济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海洋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建设性思路与参考性意见。
1 东山县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现状
福建省位居中国东南沿海，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海岸线总长约3300 km，拥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经济在福建山海协作的发展战略中占据着重要的一极。
东山县位于福建省的南部，隶属漳州市，是一个海岛县，由东山岛（东山岛俗称蝶岛，是东山县的主岛，面积220.18 km2，为福建省第二大岛）及其周边4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濒临东海与南海[7]，是连接厦门经济特区与汕头经济特区的重要海上门户。东山县作为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全国重要的出口海捕水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首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省级海洋产业示范园区（经济区水产品加工园），在福建省的海洋经济强省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
以建设环境优雅的生态旅游海岛和海洋经济强县为“两大战略目标”，东山县通过实施科技带动、项目带动、转型升级以及结构调整，近年来该县发展的海洋经济日趋呈现出强劲的成长态势。2018年东山县海洋捕捞产量130602 t，远洋渔业总产量34636 t;水产品加工总量544000 t，加工产值262.5亿元，水产品出口额79.9亿元;海水养殖面积7068 hm2，产量245804 t [8]。东山县海洋生态环境良好，根据近年来的海洋环境监测结果，其近岸海域水质达到《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第一类及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占近岸海域面积的比例为80.2%，水质状况总体良好;沉积物监测指标符合《海洋沉积物质量GB18668-2002》中的第一类标准;大部分区域养殖贝类监测指标符合《海洋生物质量GB18421-2001》中的第一类或第二类标准。
2 研究方法与研究数据
2.1 研究方法
耦合是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的衡量，耦合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定量地描述海洋生态保护与区域经济间的协同发展程度。但考虑到耦合度不能体现两个系统间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故选取耦合协调度来进行评价。东山县海洋生态保护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东山县生态文明建设情况，体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因此将海洋生态环境质量与海洋经济发展情况两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定义为耦合关系。
2.2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201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信息官网、中国海洋报官网，以及东山县统计局、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相关统计年鉴和对应年份的国民海洋渔业经济统计公报。
2.3 数据处理
2.3.1 数据标准化处理
鉴于不同数据指标的比较存在差异难以进行量纲，并考虑到其本身的原始单位不相同，形成较为直观的对比存在困难。为提高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两者综合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本文通过标准化处理去除量纲的影响，具体处理步骤如下[9]：
3.1.1 海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
生态环境质量需要多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本研究基于可再现性、代表性和科学性原则，从海洋水质检测达标率、城镇污水处理率、排污口入海氮（磷）排放总量以及浮游生物群落多样性指数H[11] 4个方面综合评价海洋的生态环境质量情况，结合东山县生态保护现状和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采用熵值法生成东山县海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指标说明如下，具体数值见表3。
（1）海洋水质检测达标率。海洋水质检测质量一般分为5个等级[5]，分别是清洁、较清洁、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7]。本指标的海洋水质达标率以《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为依据，根据海洋功能区达标率水平即东山县近岸海域海水水质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面积的比例对东山县海洋水质进行评价。
（2）排污口入海氮（磷）排放总量。大量氮（磷）元素会促使海水富营养化、造成海洋生態环境污染恶化，排污口入海氮（磷）排放总量是指氮（氨氮）、磷（总磷）年入海量的总和。
（3）浮游生物群落多样性指数（H）。根据《海洋监测规范》（GB 17378.7）计算的浮游生物群落多样性指数（H）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水体受污染的程度。一般而言，环境越健康，群落多样性指数越高，污染环境的群落多样性指数就越低。
（4）城镇污水处理率。城镇污水处理率是指在《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的一级标准下，对主要超标污染物如化学耗氧量、生化需氧量、总磷值和氨氮值等处理情况的量化评估值。
3.1.2 海洋经济发展评价指标
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则由海洋渔业产值、海洋水产品加工业产值以及海洋旅游业规模这3个能够较好地反映东山县海洋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构成[12]，指标说明如下，具体数值见表4。
（1）海洋渔业产值。海洋渔业产值指在海洋中开发和利用水域，通過采集捕捞与人工养殖各种有经济价值的水生动植物以取得水产品的总产值，反映了经济方面开发渔业资源的规模和产能。
（2）海洋水产品加工业产值。海洋水产品加工业产值指制造有经济价值的水生动植物的冷冻制品、干制品、熟制品等生产行业的总产值，衡量经济方面加工创造的附加值和生产力。
（3）海洋旅游业规模。海洋旅游业规模是指主要活动在滨海地区、海上、海底、海岛的旅游的总量，因而可以通过东山县旅游总收入来表示海洋旅游业规模，有助于评估东山县第三产业经济发展情况。
3.2 评价模型的测度
3.2.1 综合评价得分
基于以上分析，将表1中经熵值法处理的权重与无量纲后的各项指标数值代入综合评价模型Uq，可得东山县2015-2018年海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与海洋经济发展情况评价体系，得分见表5。
由评价体系得分结果可知，2015-2018年间海洋生态环境质量U1总体呈降低趋势，海洋生态环境情况不容乐观，亟待采取相应措施使其与日趋增长的海洋经济发展情况协调配合。
3.2.2 耦合协调度
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2015-2018年东山县海洋生态环境质量与海洋经济发展情况耦合协调度关系，结果如表6所示。
4 结论与对策
4.1 结论
本研究选取东山县作为生态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的代表，对其生态环境与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性进行研究。
从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来看，东山县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整体趋于下降，海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数由2015年的0.991下降至2018年的0.4760（表5）。虽然生态系统的4项指标中正向指标城镇污水处理率整体呈波动上升，反向指标排污口入海氮（磷）排放总量（mg/L）整体呈波动下降，但正向指标中海洋水质检测达标率变化不大，略有下降，浮游生物群落多样性指数（H）持续下降，总体情况仍不容乐观，表明局部海域污染加重，生态系统较为脆弱。
从海洋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东山县海洋经济的3项指标除2018年海洋水产品加工业产值受当年的市场大环境因素影响下降外，均呈正增长的效果，表明东山县海洋经济开发总体进程加快。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来东山县加大对海洋生态环境的资金建设投入，建立渔港海漂垃圾示范点，海洋生态环境评价指数U1从0.4714上升至0.6952，表明东山县生态环境治理有所成效，加强了对海洋经济的承载作用。
从总体上看，东山县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和海洋经济发展情况两大系统存在耦合互动关系，耦合协调度总体呈衰退趋势（表6）。评价类型由2015年的严重失调衰退类经济滞后型发展到2016年的勉强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再到2017年的中度失调衰退类环境滞后型，虽然耦合互动关系向良好转变，但2018年则转变成严重失调衰退类环境滞后型，耦合协调水平提高存在瓶颈，生态环境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海洋经济发展，表明东山县生态环境发展尚未建立长效运行机制。
分析其原因，具体如下。（1）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足。东山县公众的生态意识仍较薄弱，如在无居民海岛上采石、采砂、采伐林木、填海连岛等盲目开发海洋、不科学的用海行为导致新的海洋问题不断产生;环保统一监管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尚未真正形成，尤其是海岸带管理以及跨越行政区域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协同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14]，环境保护综合协调能力不强;环保资金投入不足，对生态环境保护能力薄弱，对环境监测和预警能力欠缺，环境综合治理和修复难度较大。（2）海洋环境的质量日趋下降。海岛生态环境脆弱，过度开发会给海岛生态和环境造成极大压力，目前，东山县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总体水平仍较低，综合效益不高，不同程度存在着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等现象。且随着东山县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污染形式更加多样化，陆源污染持续扩大;水产品深加工、玻璃等工业项目陆续投产以及不科学的种养殖方式，导致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增加，重点养殖水域水质受到污染[8];生产及生活中污水处理率较低，污染物减排压力加大，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3）海洋科技水平有待提高。2020年是福建省“十三五”海洋经济发展专项规划的最后一年，东山湾作为福建省六大海洋经济密集区之一，海洋科技如海水养殖生物遗传育种的核心技术、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和海水综合利用技术、海洋生态修复与海洋微生物处理污水等技术的开发应用整体水平与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均较低，科技对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贡献率仍不高[13]。海洋科技与环保生态方面的人才匮乏、科技力量薄弱、科技储备不足，亟须提高海洋科技水平，满足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保护的需要。（4）海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东山县海洋经济产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产业结构中第一、二产业占比极高。传统的海水养殖业、海洋捕捞业、水产加工业在东山县经济发展中仍占主导地位，且该类产业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海洋旅游（休闲渔业）、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业、海洋（渔业）工程装备制造业及其他环境友好型新兴海洋产业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扶持并培育为海洋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4.2 对策
4.2.1 培育海洋生态文明意识，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
强化环境污染整治协同监督力度，积极开展海洋生态修复，恢复受损海洋生态系统功能;开展海洋生态环境监测预警，推进构建海洋生态安全格局，编制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和管控措施;全面开展海洋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相关活动，将海洋生态教育引入课堂，形成公众参与机制，带动公众积极地投身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14];政策资金支持向环境保护倾斜，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海洋生态保护建设，牢固树立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4.2.2 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有效改善海洋环境的质量
东山县应建立健全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并结合企业环境目标责任制、环境影响追责制度、排污许可证、海域使用证、限期治理制度[14]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全面长效地改善海洋环境。实现海洋污染有偿，加强陆海统筹管控，联合相关部门共同监管陆源污染物排海，督促企业污染减排设施的建设和规范运行，逐步提高企业污染减排的能力。
同时，进行不合理养殖清退工作、加强保护珊瑚礁保護区;进行海滩治理、海岸修复，推进海岸保护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建立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制定东山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限时定期管控，引导“示范区”建设;加快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加强海水养殖污染控制，加大污水处理厂建设，加强海上倾废排污管理和港湾海洋垃圾清理工作，逐步减少入海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有效改善海洋环境质量，海陆污染综合防治。
4.2.3 加大科学技术创新投入，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东山县应加大科技投入，实现科技成果和产业效益的高度对接，推进海洋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发展。如积极引进深水网箱等先进养殖技术、建立永久性的科研和种苗繁殖基地[15]，实现养殖创新;完善海陆空交通物流通道、依托冷链配送、低温保鲜技术，进一步加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的互联互通，打造贸易物流大通道;高效协同应用大数据监控、遥感技术等先进技术，进行科学研究管理和长效检测。
搭建科技创新交流平台、大力宣传具有海岛地方特色的优化服务平台，将科技成果与产业发展相联系。加强与省内外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交流与合作，为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保护培养、引进高技术人才，并根据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保护的需要提高濒海劳动者的素质，为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4.2.4 优化海洋经济产业结构，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立足东山县地理环境与资源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积极推广生态捕捞业、生态养殖业、生态加工业，并大力发展海洋生物资源利用、海洋能开发等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和促进滨海旅游业服务产业的发展。
渔业捕捞方面，遵循“保护近海、拓展外海、开发远洋”的原则，可持续开发海洋渔业资源，高效绿色开发，提升海洋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实现渔业捕捞可持续;水产养殖方面，通过承包、租赁、优惠贷款等方式鼓励和支持“企业+渔民”新型养殖模式的构建，将企业环境目标责任制和海洋生态补偿制相结合，实现生态养殖;水产加工方面，切实推进建设区域水产品交易中心和东海岸保税仓储物流中心建设，吸引集聚，做大做强海峡两岸（福建东山）水产品加工，并发展上中下游配套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产业群，强化产业协作，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高综合效益，实现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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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一丹 邱李彬
海洋生态经济论文 篇3：
基于海洋生态产品的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经济激励额度评估
摘要
海洋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环境友好型海产品、可持续海洋原材料、可持续基因资源、生态旅游产品、海景观房地产等海洋生态标签生态产品和减缓温室效应产品、净化环境要素产品、灾害控制产品等海洋关键环境要素生态产品。本文以海洋生态产品理论为基础，将海岛旅游绿色发展含义界定为旅游目的地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旅游目的地海洋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持续稳定地提供核心生态系统服务和旅游业低碳排放；并运用海洋渔业生态标签制度（MFELS）、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和市场替换法（MRM），以山东省长岛县为案例地，以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获取的数据为基础，对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经济激励额度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①運用MFELS可获得0.207 0×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其中山东省短途客源地游客、京津冀晋豫中途客源地游客和其他省市区长途客源地游客平均每人次分别承担13.26元、17.57元和17.56元；②运用PES可获得0.673 6×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其中短途游客、中途游客和长途游客平均每人次分别承担43.44元、57.89元和54.42元；③运用MRM可获得0.154 1×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其中各类游客平均每人次分别承担0.00元、14.59元和34.58元；④运用MFELS、PES和MRM可获得1.034 7×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其中各类游客平均每人次分别承担56.70元、90.05元和106.56元。研究建议：各客源地游客承担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经济激励资金应考虑区域的差异性特征。
关键词海洋生态产品；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经济激励额度；长岛县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全球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等问题的日益突出，“绿色经济”、“绿色增长”、“绿色发展倡议”、“绿色新政”、“绿色转型”、“绿色社会”等一系列带有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含义的新兴词汇应运而生。可持续发展观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产生共识的、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可持续发展观，向现在强调人与自然平等、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观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用的是“绿色发展”，所以，“绿色发展”这一词汇在我国应用的较多。绿色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正在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绿色发展的概念框架[1]和实践路径[2]、特定行业绿色发展的战略[3-4]和体制障碍[5]、区域和流域绿色发展相关问题讨论[6-8]、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9]、（人类[10]、省[11-12]、城市[13-14]、工业[15]）绿色发展（绩效、水平、效率）评估等。从国内外绿色发展相关研究成果来看，目前极少有涉及旅游绿色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不利于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海岛旅游绿色发展基于3个主要原因：①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持续衰退，海岛旅游业已成为许多岛屿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如2014年，我国14个海岛县（市、区）中的长岛、舟山（含2个区和2个县）、洞头、南澳、东山等海岛县市旅游收入与GDP的比值分别达到了51.86%、33.13%、32.97%、28.93%和28.67%。②海岛生态环境脆弱，大量游客的涌入给当地带来了诸如水体污染、珊瑚礁破坏、渔业减产、红树林砍伐、地表植被破坏、淡水资源短缺、海水入侵、生物栖息地破坏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正面临着严重威胁[16]。③旅游业已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其贡献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5%—14%，旅游交通贡献了旅游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75%[17]；特别是航空交通是主要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者[18]。本文以海洋生态产品理论为基础，以山东省烟台市长岛县为案例地，对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经济激励额度进行了研究，以期为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1研究框架
1.1理论框架
1.1.1基于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海洋生态产品的含义
海洋生态产品是指海洋生态系统以支持服务为基础，通过其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为人类提供的各种环境友好的、可持续的直接产品，或通过其调节服务为人类提供的能恢复或维持关键环境要素（空气、水源、土壤等）质量的间接产品[19]。海洋生态系统功能是人类获得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而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则是人类获得海洋生态产品的基础。海洋生态系统功能与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和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与海洋生态产品并不一定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即：海洋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某一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可能是由一种或多种海洋生态系统功能提供的；海洋生态系统的某一种功能，也可能为人类提供一项或多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同样，海洋生态系统提供的某一种海洋生态产品，可能是由一项或多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海洋生态系统的某一项服务，也可能为人类提供一种或多种海洋生态产品。所以，在理论框架中（图1），为了表达此含义，各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与各种海洋生态产品之间用虚箭头链接，并用省略号表示只画出了一部分主要箭头和列出了一些主要海洋生态产品。依据MA的分类[20]，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可分为支持服务、供给服务、文化服务和调节服务（图1）。
1.1.2基于海洋生态产品的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的含义
以海洋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环境友好型海产品、可持续海洋原材料、可持续基因资源、海洋生态旅游、海景观房地产等海洋生态标签生态产品和减缓温室效应产品、净化环境要素产品、灾害控制产品等海洋关键环境要素生态产品为基础，本文将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的含义界定为（图1）：
（1）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供给与消费。海产品的养殖者或捕捞者采用生态养殖模式或可持续捕获方式提供环境友好型海产品和游客消费环境友好型海产品。运用海洋渔业生态标签制度（marine fisheries’ ecolabeling schemes， MFELS），可以对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贡献者进行经济激励。
（2）海洋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持续稳定地提供核心生态系统服务。景区管理者或经营者维护海洋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使海洋生态系统持续稳定地为游客提供景观、游泳、调节温度、吸收CO2等核心生态系统服务，使森林生态系统持续稳定地为游客提供景观、乘凉、蓄积淡水、吸收CO2等核心生态系统服务。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可以对海洋与森林核心生态系统服务的贡献者（或代理人）进行经济激励。
（3）旅游各环节低碳排放。游客采用低碳的交通方式和低碳的旅游方式，使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固体废弃物等旅游各环节低碳排放。运用市场替换法（marketreplacement methods， MRM），可以对低碳旅游的贡献者进行经济激励。
1.2评估框架
依据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的含义（图1），经济激励评估分3部分（图2）：
（1）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环境友好型海产品是指通过合理的捕捞方式（适度捕捞和采用可持续方式捕捞）和生态养殖模式（饵料、排泄物、化学药物等对海洋污染较低，使其能自我恢复）获得的各类海产品。运用海洋渔业生态标签制度（MFELS）和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调查海岛游客对海洋渔业生态标签产品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 WTP） （每kg多支付百分比，从5%至300%，设置具有20个选项的支付卡）。以游客支付意愿值为基础，通过计算海洋渔业生态标签产品与传统海洋同类产品的市场差价来确立經济激励标准。经济激励对象是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生产者（养殖者或捕捞者），资金来源是消费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游客。
（2）海洋生态系统核心服务和森林生态系统核心服务。通过到舟山等8个典型的海岛县（区）进行实地考查得知，我国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的自然生态系统主要由海洋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组成。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的海洋生态系统为游客提供了景观、游泳、调节温度、吸收CO2等核心生态系统服务，森林生态系统为游客提供了景观、乘凉、蓄积淡水、吸收CO2等核心生态系统服务。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和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调查海岛游客对海岛型旅游目的地海洋生态系统为其提供的4项核心生态系统服务和森林生态系统为其提供的4项核心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WTP）。以游客支付意愿值为基础，确立经济激励标准。经济激励对象是景区管理者或经营者，他们为维护海洋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使其能持续稳定地为游客提供核心生态系统服务做出了贡献，激励他们继续利用经济激励资金进行海洋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的管理与维护；资金来源是进入景区的游客（因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中已包含了吸收CO2服务，为了避免重复核算，其他核算中不再考虑旅游目的地区域内CO2排放变化的经济激励）。
（3）碳排放变化量（增量）。海岛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固体废弃物等均会产生CO2排放，其中，旅游目的地区域外CO2排放涉及长途旅游交通和旅游住宿（火电）环节。旅游交通是旅游业能源消耗和CO2排放最多的环节，旅游交通CO2排放量的差异是旅游目的地各客源地游客人均CO2排放量差异的最主要因素。旅游目的地长途客源地游客乘坐飞机比例高于中途客源地游客乘坐飞机比例，短途客源地游客通常很少乘坐飞机；再加上距离远近的影响，导致长途客源地游客人均交通CO2排放量高于中途客源地游客人均交通CO2排放量，中途客源地游客人均交通CO2排放量高于短途客源地游客人均交通CO2排放量。旅游住宿CO2排放量与游客旅游目的地停留时间密切相关，长途游客、中途游客和短途游客人均旅游住宿CO2排放量的差异需要结合具体案例来明确。运用市场替换法（MRM），以旅游目的地短途客源地游客人均区域外CO2排放量为基准值，通过将长途客源地游客和中途客源地游客人均区域外CO2排放量与短途客源地游客人均区域外CO2排放量进行比较，确定长途客源地游客和中途客源地游客人均CO2排放变化量（增量）；以此为基础，确立（负面）经济激励标准（碳排放增量税）。经济激励对象是各类游客，资金来源是长途游客和中途游客。资金可用于植树造林等增汇或碳汇工程建设，以此碳补偿方式来减少CO2排放总量。
2评估模型
2.1海洋渔业生态标签制度
VMFELS=∑3i=1ViMFELS=∑3i=1[（WTPiMFELS×Pseafood）×（qseafood×ti/24）×（ρi×Q）]（1）
式中，VMFELS为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经济激励额度（元/a）；i=1、2或3分别代表短途、中途或长途；ViMFELS为i客源地游客承担的经济激励资金（元/a）；WTPiMFELS为i客源地游客对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平均支付意愿值（%）；Pseafood为我国海产品平均价格（元/kg）；qseafood为海岛型旅游目的地游客平均每人每天海产品的消耗量（kg/人·d）；ti为i客源地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平均停留时间（h）；ρi为i客源地游客量占总游客量的比例（%）；Q为旅游目的地非重复统计的游客量（人次/a）。
2.2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VPES=∑3i=1ViPES=∑3i=1[WTPiPES×（ρi×Q）]（2）
式中，VPES为海洋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持续稳定地提供核心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激励额度（元/a）；i含义同公式（1）；ViPES为i客源地游客承担的经济激励资金（元/a）；WTPiPES为i客源地游客对海洋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提供核心生态系统服务的平均支付意愿值（元/人次）；ρi和Q含义同公式（1）。
2.3市场替换法
VMRM=∑3i=1ViMRM=∑3i=1[（CiMRM-C1MRM）×（12/44）×PC×（ρi×Q）]（3）
式中，VMRM为碳排放变化量（增量）的经济激励额度（元/a）；i含义同公式（1）；ViMRM为i客源地游客承担的经济激励资金（元/a）；CiMRM为i客源地游客旅游目的地区域外的人均CO2排放量（kg/人次）；C1MRM为短途客源地游客旅游目的地区域外的人均CO2排放量（kg/人次）；PC为碳的单位价格（元/kg·C）；ρi和Q含义同公式（1）。
3案例研究
3.1研究区域
山东省长岛县（庙岛群岛），共有大小岛屿32个，现有住人岛屿10个。长岛县是除舟山群岛之外，在我国海岛旅游发展最成功的海岛县；同时也是我国渔家乐发展最好和发展规模最大的地方。2014年，长岛县的游客量为303.00×104人次，旅游总收入为30.30×108元，旅游总收入与GDP的比值为51.86%（位居我国14个海岛县区之首）。目前，长岛县主要有九丈崖、月牙湾、望福礁、仙境源、烽山、林海等景区（统称为长岛景区，为国家4A级景区）和2条海上旅游线路；同时，在长岛县，有13个村子渔家乐的发展已形成较大规模、接待能力较强。
3.2数据来源
（1） 问卷调查。为了获得游客客源地、游客旅游目的地停留时间、游客乘坐各类交通工具和中转城市、游客对海洋渔业生态标签产品（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支付意愿、游客对海洋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提供核心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等基础数据，设计了旅游交通、MFELS和PES三种调查问卷；并于2014年8月15日至8月21日到长岛县旅游目的地进行了游客问卷调查（每位游客只做其中的一种问卷，团队游客只做一位游客）（表1）。
（2） 访谈调查和文献數据。为了获得长岛县非重复统计游客量、各类宾馆床位数和入住率、2条海上游览航线里程和游客量、长岛码头与6个核心景点之间环游里程、长岛县旅游固体垃圾产生量和运输旅游固体垃圾能源消耗量等基础数据，2014年访谈了长岛县旅游局、长岛码头、船运公司、垃圾中转站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各类交通工具CO2排放系数和均衡因子、碳的单位价格、每人每天海产品消耗量和餐饮非电力能源消耗量来自文献[16，21-22]。
3.3客源地划分
以1 702份游客客源地调查问卷为基础，将长岛县旅游目的地游客客源地划分为：①山东省（短途客源地）；②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和河南省，以下简称为京津冀晋豫（中途客源地）；③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宁夏自治区、新疆自治区、甘肃省、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湖北省、湖南省和广东省，以下简称为其他省市区（长途客源地）。长岛县旅游目的地的海外旅游者较少，本文忽略了海外客源地。
3.4评估结果
3.4.1基础参数
（1）模型（3）中CiMRM参数值：以1 702份游客客源地调查问卷、610份游客停留时间调查问卷、601份游客交通方式和中转城市调查问卷（表1）、102户渔家乐调查问卷和各相关部门访谈调查为基础，统计核算了长岛县旅游目的地区域内旅游交通、长途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固体废弃物等CO2排放量（表2）；以此为基础，核算了CiMRM参数值（表3）。
（2）模型（1）—（3）中ρi、ti、WTPiMFELS、WTPiPES等参数值：以1 702份游客客源地调查问卷、610份游客停留时间调查问卷、415份生态标签制度调查问卷和310份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调查问卷为基础（表1），计算了各参数值（表3）。
（3）模型（1）—（3）中Pseafood、Q、PC、qseafood等参数值：通过统计核算我国12个城市海产品市场29种主要海产品（2014年10月24日）的价格，计算得出Pseafood的值为51.18元/kg；通过访谈长岛县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获得长岛县旅游目的地非重复统计游客量Q约为131×104人次；通过查阅文献[16]，碳的单位价格采用造林成本法和碳税率法两种方法的均值，PC取值为0.751元/（kg·C）；通过查阅文献[22]，qseafood取值为0.829 4 kg/（人·d）。
3.4.2经济激励额度
从表4可知：通过MFELS，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生产者可获得0.207 0×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用于继续提供环境友好型海产品；消费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游客平均每人次需承担15.75元。通过PES，海洋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的管理者或经营者可获得0.673 6×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用于继续维护海洋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享受海洋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提供核心生态系统服务的游客平均每人次需承担51.58元。通过MRM，政府可获得0.154 1×108元/a的旅游碳排放（增量）税，用于植树造林等增汇或碳汇工程建设；游客平均每人次需承担11.77元。通过MFELS、PES和MRM三种方法，可获得1.034 7×108元/a的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经济激励资金，用于海岛型旅游目的地海洋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维护和相关增汇或碳汇工程建设；游客平均每人次需承担79.10元。
4结论与讨论
4.1结论
（1）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是海洋生态产品供给的基础，海洋生态产品是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的基础。海洋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海洋生态标签生态产品和海洋关键环境要素生态产品，以此为基础，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的含义应包含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供给与消费、海洋与森林生态系统持续稳定地提供核心生态系统服务和旅游各环节低碳排放。
（2） 经济激励是实现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运用MFELS，激励海产品养殖者或捕捞者供给环境友好型海产品；运用PES，激励景区管理者或经营者维护海洋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使其能持续稳定地提供核心生态系统服务；运用MRM，征收旅游碳排放（增量）税，资金用于植树造林等增汇或碳汇工程建设，通过碳补偿方式减少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量。
（3） 山東省短途客源地游客量、京津冀晋豫中途客源地游客量和其他省市区长途客源地游客量分别占长岛县旅游目的地总游客量的41.01%、43.18%和15.81%，短途游客、中途游客和长途游客分别承担了经济激励资金的29.44%、49.23%和21.33%。
（4） 山东省短途客源地游客、京津冀晋豫中途客源地游客和其他省市区长途客源地游客平均每人次承担的经济激励资金分别为56.70元、90.05元和106.56元，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性。所以，游客承担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的经济激励资金不能“一刀切”，应考虑区域的差异性，采用差异化标准。
4.2讨论
（1） 2010年（2011年公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提出“生态产品”理念；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绿色发展”理念；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2015年，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和“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2010年至2015年，国家在一系列重要文件中用到了“生态产品”和“绿色发展”核心理念，生态产品和绿色发展这样蕴含人与自然平等的新可持续发展观理念逐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然而，如何通过生态产品路径来实现绿色发展战略，这需要通过市场手段或政府手段来解决；其中，经济激励生态产品的贡献者是一种重要的手段。本文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的实质是维护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的海洋与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使其能够为游客提供更多的海洋与森林生态产品。所以，应对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的贡献者进行经济激励，使其在海岛旅游发展过程中继续维护海洋与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为游客提供更多的海洋与森林生态产品。
（2） 海岛旅游绿色发展应以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的典型特征为依据。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的典型特征主要包括：①陆域面积小、生态系统脆弱；②淡水资源紧缺；③游览和娱乐依托海洋与森林生态系统；④渔家乐多、餐饮海产品消耗量大；⑤交通复杂（需要乘坐两种以上交通工具）、固体垃圾需要较长距离运输（到中心岛屿或附近中心城市进行处理）等导致旅游碳排放较多。以上述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的典型特征为基础，本文界定的海岛旅游绿色发展含义包括3个方面：①维护海洋与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使海洋生态系统持续稳定地为游客提供景观、游泳、调节温度、吸收CO2等核心生态系统服务，使森林生态系统持续稳定地为游客提供景观、乘凉、蓄积淡水和吸收CO2等核心生态系统服务。这一海岛旅游绿色发展含义涵盖了海岛型旅游目的地典型特征的“①—③”和“⑤”的海岛型旅游目的地区域内的碳排放；②海产品的养殖者或捕捞者供给环境友好型海产品和游客消费环境友好型海产品。这一海岛旅游绿色发展含义涵盖了海岛型旅游目的地典型特征的“④”。③旅游各环节低碳排放。这一海岛旅游绿色发展含义涵盖了海岛型旅游目的地典型特征“⑤”的海岛型旅游目的地区域外的碳排放。本文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制度、海洋渔业生态标签制度和市场替换法三种方法分别核算海岛旅游绿色发展这三方面含义的经济激励额度，且分别核算短途客源地（山东省）、中途客源地（京津冀晋豫）和长途客源地（国内其他地区）游客承担的经济激励额度。以此来体现不同绿色发展含义经济激励额度的差异性和不同客源地游客承担经济激励额度的差异性。
（3） 本文从游客视角，对海岛旅游绿色发展进行了研究，未考虑旅游企业、各级政府等其他旅游利益相关者和旅游前期规划、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等其他方面的海岛旅游绿色发展问题；同时，游客已支付车费、景区门票费、餐费、住宿费等，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经济激励资金中有多大比例应从上述已支付费用中支出？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编辑：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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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慧青肖建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