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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讨薪看法治论文 篇1：
农民工讨薪新困局
年关岁末，农民工讨薪问题又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2013年12月13日，有媒体报道了陕西农民工张正友和70多名乡亲在山东莱芜一个铁矿打工，矿主齐二丑欠薪200万元，却赖账不还。张正友找到莱芜市劳动和信访部门及镇领导求助，均遭到推诿。矿上欠薪不还，还把张正友和工友们扫地出门。引发纠纷后，当地公安机关把张正友和几个打架的工友拘留50天，还将案件提请检察院要求以寻衅滋事罪批捕张正友。在公安机关报请批捕张正友的卷宗里，张正友发现四张收条复印件，证明他已经收到200万元欠款。
此事件被曝光后，引起各方关注。据莱芜当地官方微博发布，初步确认讨薪事件中4张收条系伪造。随后，莱芜方面开始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对关键证据进行鉴定，对辖区内类似问题进行排查。目前，社会仍期待有关方面能给公众一个满意答案，特别是给广大农民工一个精神和实质的双重保障。
有人分析，农民工遭遇拖欠工资不少见，在艰苦讨薪过程中遭遇推诿搪塞也不少见，而此次山东莱芜讨薪事件的罕见之处在于，本应为农民工主持公道的一些公安干警，在事件中涉嫌充当黑心雇主的保护伞。被欠薪的农民工遭到“设计”，于是原告变被告，张正友遭到欠薪和失去人身自由的双重打击。事实上，农民工讨薪被打、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事件，并不止山东莱芜一件，如本文背景资料所述，郑州、达州农民工讨薪遭毒打事件同样深深刺痛了人们的神经。农民工讨薪何以成顽疾？
以笔者来看，很多时候，正是由于相关监管体系缺乏主动而为的责任意识，致使各种制度未能真正“落地”，才为恶意欠薪行为的屡屡发生埋下了“祸根”。据悉，中国现有2亿多农民工，绝大部分是背井离乡，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却是城市建设和社区服务的主力军。“愁欠薪、怕工伤、无社保、工作不稳定”是当前农民工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尤其是“愁欠薪”被摆在首位，因为这直接牵涉到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和生计之本。按照国家确定的202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56%的指标，今后每年还会有1300万农民进入城市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所面对的问题将成为相当长时间内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而解决讨薪难问题也将是加快我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当中，如何让农民工建设其所在的城市，让他们成为城市主人的关键之一。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各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长效机制，但却仍然没能完全做到对症下药，每年各类讨薪事件还是屡有发生。这究竟是为什么？就在政府、社会如此关注农民工工资及时发放的大背景下，缘何还会有“政府帮农民工讨薪、包工头卷走农民工血汗钱”现象的发生？解决讨薪难的根本途径是什么？农民工又该如何讨薪？在遭遇欠薪时，他们可采取的正常维权渠道是什么？
以下是法律界人士郭彩丽的观点。
近年来农民工权益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各方的共同努力使得农民工权益得到了有效保护，但我们也注意到有反复的现象，如发生在2013年12月29日的“郑州农民工讨薪遭殴打”和“四川达州民工讨薪遭老板殴打受伤住院”事件，甚至发生“张正友讨薪不成反被拘留”的恶性事件，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农民工讨薪的道路再陷困境的原因何在？
就农民工自身而言，维权能力欠佳，讨薪再现困局的原因是“合同意识欠缺”，部分农民工观念上对劳动合同作用的认识尚不能达到法治社会的需求，他们认为自己出来打工没有专业技术，能找一份合适工作就很不容易，合同签不签一样，也不敢为待遇与包工头讨价还价。这种情况下，一旦领不到工资，农民工就没有最有利的“合同”作为证据保障自己的权益。
发展与稳定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但在市场经济下，一些用人单位为了追逐自身的最大利益，仍在以拖欠甚至假造的方式拒发农民工工资。尤其是夹在用工单位与农民工之间的“包工头”，一方面包工头自身的经济状态不易把控，可逃脱性强，另一方面包工头有时会为了自身的利益需求阻隔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得农民工维权的程序变得更为复杂和艰难。这样可能导致部分农民工用极端方式讨取血汗钱，危及社会稳定，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利益的增长。
农民工维权再现困局后，关键是需要找到出路，这就需要我们全社会不断探求。同时还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提升农民工综合素质。对于农民工维权的主要依据“合同”，应让农民工自身意识到签订合同的重要性，这就需要依靠国民教育，加强对农民工的再教育力度，强化农民工培训工作，一方面可以预防不签订合同造成的“有权无依不可维”现象，另一方面也可提升农民工的专业技能，成为“有特长”的工种，能够懂得自觉维权。
加大对侵犯农民工权益的惩戒力度。用工单位有时可能是本地的纳税大户，一些机关单位成为其保护伞，使得其有恃无恐。对此，一方面应完善措施，加大对用工单位违法行为的经济处罚和直接责任人的法律惩罚；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包工头的监管力度，使其处于可监控状态，避免其“卷薪逃窜”；第三要加大对一些充当“保护伞单位及负责人”的监督及惩罚力度，使其真正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不成为恶人的“帮凶”。
进一步强化维权的渠道。农民工维权的法律渠道有“协商、工会、建委、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和诉讼”，如何依法有效运用这些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农民工的薄弱之处。为此，我们应加大宣传力度，让农民工学会如何护权，同时调动劳动监察、司法、仲裁、工会等部门力量，联手为农民工编织一张“坚攻不破之网”，并开通“绿色通道”，建立劳资纠纷协调机制，及时协调、立案、受理、审理农民工追薪案件。
【背景资料】
郑州农民工讨薪遭殴打
2013年12月29日上午11点多，郑州福蒙特家居物流中心门前，乔磊和来自江苏、河南等地的10多名农民工前来维权讨薪。在讨薪的过程中，乔磊被该物流中心的10多名保安打伤。
据了解，乔磊和其他工友们是郑州市腾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升公司”）的施工队，2012年7月初来到郑州福蒙特家具物流中心B馆1-2层部分装饰工程施工。在施工之前，物流中心牵头，让商户跟郑州市腾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装修合同。在经历3个多月的加班加点辛勤工作后，工程如期完工，但是部分商户却推脱责任，迟迟不能缴纳装修款。“从2012年至今，40多名商户欠下的100多万装修款还未结清。”腾升公司的负责人说。
福蒙特家居物流中心多名工作人员称，这是商户与施工方之间的纠纷，跟物流中心没有太大关系。据乔磊介绍，12月27日，他和工友曾经一起来到物流中心找相关负责人讨说法，结果等了一天没有任何结果。“万般无奈下，12月29日一大早，我和工人再次来到物流中心讨说法，没想到被十几个人围着殴打。”乔磊说。
在发生冲突后，福蒙特家居物流中心的保安用电瓶车将乔磊强行“送”到附近的郑东新区龙子湖分局圃田派出所。因情况严重，他随后被120急救车送往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但是，对于打人一事，在场的一名物流中心保安人员矢口否认。
达州民工讨薪遭老板殴打受伤住院
2013年12月29日，有四川达州市民称，达州市达川区秦巴医贸园建设工地拖欠工人工资，工人25日去讨薪时，却遭到了老板殴打，伤者躺在医院，至今无人问津。
据“目击者”冯先生讲述，他是承包方工地上负责看护材料的工人。“因达川区其他地方发生了安全事故，当时全区所有工地都停工了。”冯先生说，停工后，部分工人到别处务工。留下来的工人随后都从承包方那拿到了工资。没拿到工资的工人听说此事后，便回来要工资。“包工头说钱没领到手，要他们等几天。但这些工人不相信，便去找医贸园老板核实。”冯先生说，“随后医贸园张总用一块巴掌大的混凝土，砸在了背向他打电话的覃先生头部，双方发生冲突。”
“我们按期按量把钱付给了承包方，至于工人的工资没有如数下发，并不是我们的原因。”医贸园常务副总李女士说，“当时经过清算，工人工资需要100万元，我们随即从银行取了100万元现金，由承包方李先生提走，他还写了收条。”
“当时他们发了60多万，剩下30多万我们也没索回，留在承包方，以防出现漏发。后来又来了另外一批工人索要工资。但我们已把款项已给了承包方，这部分工人的工资应当找他们要，但对方并不接受，也是因此才引起了冲突。”李女士表示。
据李女士介绍，当天下午，医贸园张总与其兄弟张先生交代了一些家事，便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准备前往火车站乘车。张先生听到覃先生打电话称：“那个姓张的就是医贸园的老总，别让他跑了。”张先生随即上前夺过手机，双方发生抓打，导致冲突升级。
之后，承包方负责人李先生说：“当天拿到100万后，我们立即召集工人登记领取，前来登记了的，都发了工资。至于后来又出现的讨薪者，并非我们不发，而是他们没按时前来登记。”
开发商欠薪失踪千余农民工讨薪3月无果
2013年8月，有媒体接到一个特殊的爆料，1200多四川籍农民工从2012年3月开始到内蒙古包头市一家房地产公司打工，但是工程开始至2013年6月停工，已拖欠农民工工资约6000万元，其中共有800名左右泸州籍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约4000万元。在讨薪近3个月无望后，工人们只得陆续离开包头市。目前仍有200多人坚持留守，继续向当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这些农民工表示，眼看工资一天天地被拖下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求助媒体。
包头市距离成都约2000多公里。2012年3月15日，泸州人张华乾和同乡800余名工人一起，与永城劳务公司和信源劳务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在签定了合同后，800多名川籍农民工在乘坐了40多个小时的火车后，来到了位于包头市昆都仑区大街北桥附近九合米兰春天项目的建筑工地，为一家名为“九合置业”的开发公司务工。
爆料人称，两家劳务公司也和其中大部分工人签了书面合同，按照合同要求，800余名泸州工人被分配给不同的包工头。
泸州人鄢华是信源劳务主管，据他介绍，从2012年3月开始施工到2013年6月停工，在这期间，施工方只通过劳务公司向签约工人支付了部分生活费，而大部分的工资并没有结清。
鄢华初步估计，施工方所欠劳务费与材料费超过1亿元，其中欠民工工资近六、七千万元。据介绍，参与这个项目施工的工人近2000人，四川籍的占一大半，约有1200人，其中泸州籍工人最多，有800多人。“我们也是催了对方很多次了，但是每次都没要到欠款！”鄢华说，开发商将工程交由自己的子公司包头市第二建筑公司承建，建筑方又将劳务交由几家劳务公司代理。由于开发商一直拖欠工程款，致使自己也无力把钱付给工人。令人疑惑的是开发商自始至终都没出面解释过“到底什么原因要拖欠工资。”据爆料农民工讲述，开发公司大门一直紧闭，董事长马一兵人已找不到，电话偶尔能打通，但始终无人接听。
作者：马丽文
农民工讨薪看法治论文 篇2：
浅谈当下农民工的“时尚讨薪秀”
摘要：每到年关，农民工讨薪难便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严峻，危害严重。为此，笔者首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状和危害进行了简要地阐述，然后重点分析了讨薪出现的新形式———“时尚讨薪秀”，接着分析了他们的新特点及其原因，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希望能给关注农民工的朋友带来一点启示或参考。
关键词：农民工；时尚讨薪秀；媒体；司法独立
农民工“讨薪难”是社会经久不衰的辛酸话题。近年来，由于诸多因素欠薪问题仍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农民工的工资经常被无故拖欠，农民工讨薪事件仍不绝于耳。据人社部分析，当下欠薪问题呈现出的三大新形势：一是案件数量有所增加；二是涉及领域呈扩大趋势；三是问题处置难度不断增大。由此可见，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有所抬头，清欠形势不容乐观。
一、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危害
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农民工往往从事着最脏、最累、最苦和最险的体力劳动，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与之不相称的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仅不能得到有效维护，反而常常遭受损害，其中以拖欠工资最为严重。调查显示，农民工能够按月足额拿到工资的比例不足10%。而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已占到家庭收入的65%左右，成为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以下为拖欠农民工工资所带来的严重危害。
1.对农民工的打击
工资被拖欠带给农民工的不仅仅是直接的经济损失，即本该属于自己的劳动报酬，还有间接的经济损失，包括讨薪的误工费、食宿费和交通费等。除此之外，他们还得遭受精神上的折磨。讨薪路上，他们自然要放下自尊，忍气吞声，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流血事件”或付出生命。河南郑州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就是最典型的实证。另一方面，艰辛的讨薪过程容易导致他们心理失衡，失衡的心理很容易产生失范的行为，比如围攻政府、绑架老板、跳楼等。事实上，因讨薪引发的恶性事件屡屡频发，着实令人担忧。
2.对社会的危害
雇主拖欠工资实质不仅是一种违约行为，也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不诚信的一种表现，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降低了社会道德底线。另一方面，企业拖欠工资，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虚假欺骗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的大局。并且，当前因农民工极端讨薪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纠纷已成为影响社会公平与正义、和谐与安定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二、农民工讨薪的新形式———“时尚讨薪秀”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严峻，危害严重。然而，年末初春全国各地仍继续准时上着演农民工讨薪“大戏”，并衍生出五花八门的新形式。仅以今年1月份的讨薪事件为例：“等了50天，工钱始终没拿到。元芳，你怎么看？”这是15日，两名西安市农民工穿着狄仁杰、元芳戏装服饰，拉着横幅在一小区门前敲锣打鼓地讨薪情景；21日下午，农民工吕师傅佩戴着墨镜带着10余位工友在武汉东西湖区一音乐会所门前跳骑马舞；31日，一群农民工全副武装成“愤怒的小鸟”等卡通人物静坐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从“跳楼”到“跳骑马舞”，从“裸奔”到“怒鸟”静坐，从问老板、问政府到问“元芳你怎么看”。笔者将这些讨薪新形式概括为“时尚讨薪秀”。它们反映了农民工讨薪所呈现出的新特点，笔者对其新特点及其原因进行了简要地分析。
1.“时尚讨薪秀”的特点
（1）更贴近网络潮流。所谓网络潮
流，笔者认为就是在网络传播媒介下流行趋势的动向，即比较受广大群众关注或欢迎的网络热点和手段等。例如，近两年来红遍全球、老少皆爱的游戏《愤怒的小鸟》，席卷亚、欧、美等地的韩国歌曲《江南Style》及其“骑马舞”以及网络流行语，如去年盛行的“元芳体”等。由此分析，近段时间农民工采取的新式讨薪法正是将讨薪与网络热点相结合的结晶。此外，利用微博、视频等方式也是顺应当下网络潮流的表现之一。去年10月初，一名女农民工模仿外交部发言人的言辞，制作了一段新闻发布会的视频以此讨薪，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更具理性。回顾农民工讨薪的辛酸历程，发现更多的农民工放弃了原来的极端方式，选择更为理性地讨薪。福州大学社会学副教授甘满堂曾将农民工的讨薪方式概括为四种类型：一是和平请愿式，农民工群体以起诉、上访等方式讨要欠薪；二是当众自残式，如当众跳楼、爬塔吊等；三是私下以暴易暴式，即杀伤或杀死欠薪者及其家属；四是威胁报复社会式，如围堵国家机关、冲击办公区域等。这四种讨薪方式中，后三种是农民工曾常用的极端方式，是极其不理性的表现。分析近期的讨薪创举：扮元芳、跳“骑马舞”、“怒鸟”静坐等，不难看出农民工更倾向于理性讨薪。
（3）更富尊严。早在2010年初，温家宝总理曾提出“让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同年，胡锦涛总书记也提出“让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劳动者的尊严和权益正越来越得到重视。然而，事实却不容乐观。近些年大批农民工在历经严寒酷暑地劳作后，换来的不是自己应得的血汗钱，而是冷脸白眼的拒付工资。讨薪，本该是理直气壮的事情，如今却成为一种低声下气的“乞求”。“下跪讨薪”、“裸体讨薪”的事件屡屡发生，让人耳闻目见后刺心切骨。然而，从近期农民工讨薪的新形式分析，他们更加重视维护自身的尊严。武汉包头工吕师傅对南方周末说：“我们想更有尊严地讨薪”。因此，他们选择在一音乐会所门前跳“骑马舞”。
（4）更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根据王春光学者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特征分析，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及之后的进城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农村户籍青年。他们出生适龄后便上学，上完学便进城务工。“时尚讨薪秀“在很大程度上展现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重视“薪”，更重视“心”。他们追求时尚潮流，具有鲜明的个性，重视维护个人尊严，反对极端自私自利等的行为。在陌生的大城市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向社会表达着自己的渴望：渴望融入城市，渴望找到心的归宿感。所以，他们借此来宣泄自己的情绪，表明自己的立场。
2.“时尚讨薪秀”的原因
第一，顺应时代潮流、抓住社会热点，讨薪也慢慢变成了一门“艺术”。其背后的原因发人深省。轮番上演的“时尚讨薪秀”从根本上体现出农民工不愿采取依法维权这一现实问题。首先，农民工作为城市的弱势群体，经济基础薄弱，付不起高昂的讨薪成本。他们文化层次低，法律知识不足，维权意识淡薄，举证困难。加之农民工骨子里胆小怕事，举报怕用人单位报复，起诉担心没人搭理；其次，诉讼周期太长，法律保障不完善，司法制度不健全等因素。因此，司法程序讨薪已成为大部分农民工难以承受之重和不可触摸之痛。他们绞尽脑汁用自创的方式讨薪，从一开始的自残式“跳楼”到悲情式“活埋”，再到街上的“行为艺术”。表面上体现了他们在讨薪过程中的创新和娱乐精神，其实质反映了讨薪之路的坎坷与艰辛。
第二，迅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使农民工的生活及思维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在网络时代背景下，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农民工也开始顺应网络潮流，借此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目前能够使用互联网的农民工正日益增多。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对其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媒介接触和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研究发现，在接受问卷调查的300新生代农民工中，上网用户有286人，占总调查人数的95.33%。利用网络媒体，农民工不仅可以及时了解实时动态、关注网络热点，还可以借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应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对策
多年来，早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的调查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如，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和能力；缩短诉讼周期，缓、减、免农民工诉讼费用；完善立法，依法建立相应的社会援助机制和失信惩戒机制等。根据本文的陈述，笔者认为有必要再次强调以下对策。
1.利用媒体发挥正能量
媒体在解决民生问题中发挥告知与预警、质疑与监督、代言与反馈、参与与整合等方面的作用[6]。具体到农民工讨薪问题上，无论是传统讨薪还是非常规讨薪，媒体在其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被媒体和网友称为“最牛讨薪跳楼秀导演”的湖北农民工章和进，2007年以跳楼要挟包工头拿到了拖欠两年的欠款后，开始帮助全国各地的农民工策划跳楼讨薪事件。他曾总结说：“不管是传统纸媒还是新兴媒体，只要有记者到场，讨薪成功率最少达到95%以上。”他认为讨薪就是靠媒体，尽管这一观点有些极端，但这正说明了媒体在农民工讨薪问题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媒体既可让被欠薪的农民工及时申诉，又能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引起社会关注，同时也能对欠薪方以及相关管理部门进行舆论监督。若是诉讼不成功，农民工也会千方百计地吸引媒体。然后媒体通过采访、编辑和报道等将其公布于众，由此曝光欠薪单位的不法行为和相关管理部门的失职行为。利用媒体发挥正能量：一方面要求农民工应充分利用媒体的作用，表达自己的意见、愿望和要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需要媒体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积极主动地去了解、反映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真实客观地去质疑、监督相关部门的工作等。
2.实现司法独立
要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媒体只是手段之一。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最关键是要实现司法独立。虽然我国早就实行司法独立原则，但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并且其日常费用、经费均来自于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此以来，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产权就受制于当地政府和党委。在这种情况下，公平和正义的标准则显得模棱两可。众所周知，人民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一道保障，也是遏制政府部门违法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法院受制于地方政府，当民众的诉求与地方某些追求政绩的官员们的利益冲突时，司法这道防线和屏障则就荡然无存了。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讨薪难当地政府官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某些政府部门不但不支持弱势农民工群体，反而在背后充当欠薪企业和老板的“保护伞”。加之，由于司法机关在人事和财产上对地方政府的依赖，导致审判案件不独立，形成了一大堆的“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等。由此可见，实现司法的真正独立势在必行。
如果说，近几年农民工是被逼上梁山，采取各种另类方式讨薪———从“极端讨薪”到“时尚讨薪秀”，那么接下来又会是什么让人意想不到的讨薪方式呢？所以，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就得从根本上去治理，即以媒体为辅，实现司法独立。换言之，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信息发布和沟通渠道以及高效有力的执行过程。
参考文献
[1]张晓松.欠薪案件居高不下，依法严惩势在必行[N].大众日报，2013（1）：30.
[2]李艳萍.农民工讨薪问题再探讨[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4）：12-13.
[3]杜艳.让劳动者更有尊严[N].眉山日报，2010（12）：28.
[4]欧阳娟.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研究[J].法治与社会，2012（06下）：190-191.
[5]黄钦，王露.新生代农民工网路媒体接触与使用情况调查—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J].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2（11）.
[6]李文明.媒体在解决民生问题中的作用[J].当代传播，2008（3）：31-33.
（作者单位：遵义医学院）
作者：王称 杨晓苏
农民工讨薪看法治论文 篇3：
“年年讨薪年年欠”的困局必须打破
时近年关，关于农民工讨薪的新闻又骤然多了起来。在局外人看来不免厌烦，而个中辛酸则只有局中人自知。
据前不久的《中国青年报》报道，河南的建筑工人张克俭“在建筑工地打工14年了，年年欠薪，年年讨薪，这些艰辛的路，说出来都掉眼泪”。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些年在维护农民工权益方面没有丝毫进步，但张克俭基于个人遭遇，或许有理由说自己并未幸运地感受到进步的垂青。
农民工讨薪的悲情故事不必在此复述，一个“讨”字便足以道出其间的艰难困苦。但可怕的或许还不是“年年欠薪年年讨”，而是“年年讨薪年年欠”，因为这意味着欠薪～讨薪～欠薪将不知伊于胡底，而中间更不知会上演多少因极端事件而引发的人间悲剧。事实上，至少十余年来，这是广大农民工生存状态的一种常态，也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的经济社会的一种常态。此种常态即使不可避免，但很少有人会否认这是一种病态。当然，问题在于如何跳出这种恶性循环，尽快走出这种常态。
如果从法治的角度来观察，則农民工欠薪、讨薪问题及其解决，很可能成为衡量法治建设进程的一个重要参照物。而走出长期以来的清欠治理模式，唯一正确的方向也正是向法治治理方式转变。
从农民工欠薪及其形成、讨薪及其困境来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其法治意识可说是十分淡薄，恶意欠薪的企业当然更是目无法律。要使农民工走出欠薪、讨薪的常态，首要的是企业要讲法治。与此同时，不少农民工法律观念不强，他们似乎更愿意以熟人情面为担保，而不主张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旦发生纠纷，便使自己处于有口难说清的不利地位。
在农民工欠薪、讨薪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只要自己的项目不发生拖欠，似乎就可以超脱，但这不意味着政府能够置身事外。农民工基本权益要走上法治轨道，则政府不能不检讨一到年关便发动的专项清理模式。这当然不是否定此种模式的有效性，但实践证明运动式的治理模式有很大局限性，而法治常态意味着此类问题在日常工作中就应依法加以及时解决。
企业不按法律办事，比如不落实书面劳动合同制度，是因为按法律办事比不按法律办事对自己更有利，那么政府就要加强日常监管，促使企业树立法律意识。而政府在行政执法中失之于软、失之于偏，自然不能彰显法治的权威。
人们劝导农民工依法维权，这诚然没有错，但在实际中，现行制度安排并不利于农民工讨薪。大量案例表明，即使100%讨薪成功，农民工得到的也只是他们本应得到的工资，而在漫漫讨薪路上发生的一切成本皆由农民工自己承担，欠薪方的违法成本转嫁到了农民工身上，这显然是极不合理的。在另一方面，农民工讨薪中的过激行为往往受到法律追究，而欠薪方殴打讨薪者的行为却往往只以赔偿医药费了事，极少承担法律责任，由此才有“再敢讨要工资，来一次打一次”的嚣张。这些现象都很容易形成在劳资矛盾中政府偏袒资方的社会观感。
政府应当以捍卫秩序为己任，而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题中应有之义是政府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转。走出“年年讨薪年年欠”的常态，走进农民工权益保障法治化的新常态，政府等公权力主体责任重大、大有可为。
作者：滕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