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穿越到蛮荒去种田
穿越蛮荒的一座桥
RUC-BK-214-010101-2006202718 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生毕业论文
新时期知青文学作品启蒙性的分析
作 者 学 院 专 业 年 级 2 0 0 6 学 号 2006202718 指导教师 论文成绩 日 期
白 雪 松 哲 学 院 哲 学 级
中文提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已经结束了，时间的流逝，让那个年代的人逐渐老去，也让经历过那一切的人对那段刻骨铭心经历的反思逐渐深刻。在中国社会逐渐脱离计划经济的束缚，社会文化逐渐趋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知青小说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充当了召唤启蒙主义回归的先驱者的和“改造民族灵魂”伟大工程的探路石。这类小说运用创作者实际生活体验和零距离的观察结果，通过对农民的日常生活行为与人际关系冲突的描述，剖析了中国农民的文化性格与时代局限性。知青小说对农民文化心理进行审视批判的过程，是中国知识阶层对国民性进行启蒙改造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本文，就是通过对这部分具有启蒙性质的小说进行哲学上的分析和审视，说明其内在蕴含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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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owledge of mountainous area youth movement had ended in the late 1970s. The passage of time makes the people go and makes the old people all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the reflection hazing period gradually. This kind of novels played the role of scout in the procedure for Chinese society to gradually break away from the planned economy gradually and turn to the modernization. This kind of novels by creators actual life experience and zero distance observation, the peasants daily life behavior and interpersonal conflict, analyzes the cultural character of Chinese farmers with age limitation, populist criticism consciousness. Cultural psychology of farmers are critical process, is consisted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the enlightenment for Chinese culture is also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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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知识青年
知青小说
启蒙精神
民族灵魂
一.
(一) 知识青年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知识青年这个群体，到现在还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知青，指的是“所有未能继续升学而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的青年(家在农村，毕业后又回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回乡青年”也包括在内)”。而狭义的知青，特指“1962年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成为国家的一项专门工作，国家正式为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学生发放安置费以后，从大中城市下乡的中学毕业生，其中‘文革’期间毕业下乡的‘老三届’以及其后陆续从中学毕业的城市青年。”
(二) 知青文学的产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牵涉到中国千千万万个青年的命运、情感、思想的重大事件。知识青年们的理想、激情、憧憬与现实的失落、无助、绝望，在他们心灵里冲撞激荡，伴随着他们的成长。在上山下乡的漫长生活中，相伴而生的复杂感情，一天天沉淀，积累直至充溢于他们的胸臆，一旦有了倾诉的时机，他们就不可遏止地将这些情感与思想向世人叙述。可以说，新时期知青小说就是这些生活图景与丰富情感的真实写照。
知青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作家回溯一段中断了三十年的历史时光，经过反思，对五四新文学创作理念的接续与张扬。五四新文学传统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譬如个性化的追求、创作方法的多元化探索，强烈的悲剧意识。而最重要的内涵，则是理性精神的确立与张扬。这一理性精神包含有两项宝贵的思想元素——启蒙与批判。在新时期知青文学蓬勃兴起与发展过程中，这两项宝贵的思想元素回归到了中国作家们的思想中。随之而来的，是文学创作日益向本质属性回归。从关注政治事件、评价社会运动到探索人的灵魂，剖析人的深层心理，以期更深刻地反映社会、历史与人的本质，这既是新时期知青文学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启蒙精神在新时期知青小说创作中的具体体现。
这一时期，部分知青作家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农民的文化心理和人性剖析上，他们这方面的小说，注意对农民文化心理的观察与开掘，注意对农民的心理状态和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索和细致刻画，具有鲜明的启蒙特征。
二.
(一) 对农民文化的重新认识
具有启蒙性质的知青小说的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使我们重新认识了中国现当代农民。 就知青一代的思想教育过程来说，“贫下中农”这一概念给知识青年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称谓在那个的年代具有强烈的政治含义。它向受“再教育”者暗示，其一，在阶级斗争理论范畴中，这一称谓，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性的称谓，而是明确地界定了农民的政治身份，其中包含有天然革命性的含义;其二，思想意识里存在着诸多资产阶级思想的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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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及知青小说
知青文学的启蒙性
必须对“革命的贫下中农”持尊重、崇拜的态度，严守受“再教育”者的本分，向他们虚心求教。教育灌输者运用这一称谓，力图使拥有知识优势、文化优势、认知优势的城市学生在心理上、思想上、社会认知上，无条件、前置性地对农民持仰视、顺从的心态。它先验性地规定了认知者的认知角度和认知内涵，从而也确定了认知者对认知对象的基本态度和行为方式，那就是尊重和服从。
知青在下放期间最大的思想收获就是对中国农民的重新认识。他们到农村之后，对乡村的贫穷落后一目了然。但对农民的内心世界，对具体的人的复杂性格的认识，却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完成，这一认识还需要一个漫长与艰难的过程。可这一过程一旦完成，那给予知青心灵的震撼就是巨大的，其认知程度是深刻的。这类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作家通过农民日常生活言行的记叙，通过对农民群体生活方式的观察与体验，展示了农民真实的生活行为和人生欲望，把他们从以往抽象神圣的图腾符号还原为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这其中的典型作品有王兆军的长篇小说《拂晓前的葬礼》，这是一部对农村文化进行分析，对农民进行文化心理分析的小说，作者对当代农民的观察和分析具有相当的深刻性，小说主题显示了对农民历史地位和文化性格定位的质疑和否定。
(二) 勇敢的认知
康德说：“启蒙就是勇敢的认知。”与建国三十年以来的农村题材小说相比较，知青小说的主题取向呈逆向性。知青作家运用批判的笔触和自己在农村生活的积累与领悟，对农民进行了严肃的审视。
以往的农村题材小说，作家往往是在虚构的轰轰烈烈的路线斗争或阶级斗争中，描述贫下中农在社队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忘我地劳动，无私地奉献，勇敢地斗争，表现了远大的生活理想和美好的道德情操。知青作家则不然，他们站在启蒙的立场上，从人性、文化的角度切入，以严肃的审视眼光深入探索仍处于自然经济社会中的中国农民的文化性格，理性地揭示他们在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生活中，积淀下来的保守、愚昧、自私、残忍等病态心理，尽可能还原农村现实社会的原貌。
知青小说的思想启蒙价值可归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还原了一个社会常识：落后的经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生活其间的人群落后的文化素质。它揭露出了当代中国农村生活的真相，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作为普通人的农民，也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写出了农民的善良、温顺、坚韧、宽厚的美德，也写出了他们怯懦、猥琐、狡黯、残忍等复杂的人性。相比之下，那些按照政治需要而创造的农民英雄形象，就显得十分概念化了。由于中国农村长期的贫穷落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水准相对低下，也由于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城乡经济二元体制，中国城乡之间的相对隔绝，造成了城乡之间社会形态的等级差异。农村社会发展和流动渐趋停滞封闭，贫穷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不可能得到较大的改善和提高。启蒙性知青小说给人如下启示：某一民族的人性品格具有稳定性，并不会因社会制度的剧烈改变就会随之产生深刻的质变，所以概念化地塑造这种英雄形象的作品是经不得起时间的检验的。知青作家在五四精神诞生与发展了半个世纪后，深切感受到，就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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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要求而言，中国农民大众的文化心理还有待于改善。鲁迅当年为之痛苦的就是人民大众的不觉醒，因此“哀其不幸”。那么，启蒙性知青小说除了沿袭这一主题之外，还有一个主题，就是“责其不仁”。
中国农民的“天然革命性”并不意味着他们天然具备了现代社会公民的文明素质，更不意味着他们能成为现代社会的引领者。实际情况是，当社会动荡平静之后，根深蒂固的文化积习仍牢固地支配着他们的思想行为，他们的精神和思维实际上还是生活在绵延千年的农业文化意识之中。“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长期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教育的中国知青小说家在这方面认识会比较深刻。
其次，新知青小说对中国农民予以审视与重新估价，体现出他们对农民心理的现代化改造问题的思考。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理性精神复苏的体现。知青小说的理性批判精神源于五四新文学，是对五四精神的接续与张扬。五四新文学的代表人物鲁迅从“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撷取题材一说，为知青作家的观察生活、选择题材提供了明确的切入点。中国混乱奇特的政治情势，让他们在文革专制年代读到了鲁迅很多立足于民众启蒙和社会批判的自由主义精神。因此可以说，鲁迅的作品起到了五四新文学启蒙思想与知青作家之间的桥梁作用。但是知青作家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传承是不充分的，他们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认知水平是比较有限的。不过，虽然如此，知青作家还是通过鲁迅的作品，比较忠实地继承了五四新文学最具本质特征——启蒙，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三) 启蒙思想的构成因素
启蒙性知青小说观察中国农业社会现状的视角独具匠心，对农民的文化心理的揭示细致到位，在当代小说中树起了启蒙大旗。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成就，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因素是时代因素。首先是时代给予的契机。没有中国政治格局的巨大变革，没有思想解放运动，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表达他们的思想。从作品外部环境上看，是时代给予了启蒙性知青小说产生的条件，这些外部条件，包括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观念的更新，形成了比较宽松自由、多元化的创作环境;从作品本身分析，这些作品主题所蕴涵的思想观念，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独立品格的再确立和自由精神的回归，因此，启蒙性知青小说的产生，是人们的思想日益丰富多元的时代特征，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提升和社会历史认知能力的增强。
第二个因素是知青受到的非主流意识思想的影响。被迫从城市迁往农村谋生，对千百万城市学生的成长和生活愿望而言，确实是一次重大的人生挫折。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由于远离城市，学校、家长、社会的思想制约力量鞭长莫及，在交通、通讯闭塞，政治文化水平落后的农村，思想专制力量大大减弱。如此一来，在文化思想专制的年代，勤于思考、拥有文学天赋或文学创作冲动的知青们，反而在无意之中拥有了一处自由的精神空间，拥有了一块思想自由生长的土壤。
由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突发性和前景的不确定性，当局没有，也不可能进行深思熟虑地规划，所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内容也语焉不详。主流理论的苍白和残缺，现实与以往教育认知的巨大反差，造成了广大知青的思想混乱、放任自流的自由状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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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种思想状态对于正处在成长中的青少年而言，是一种消极的状态，也有其积极意义。思想专制的残缺，思想教育内容的苍白，为身处极左思潮缝隙中勤于读书思考的知青自主观察中国农村的现实，进行个性化思考，留下了自由的探索空间。
这说明了一个现象：当年，在远离城市的广大乡村，如同散布在大海中的孤岛一样，曾经存在过一些“民间思想村落”。这些“精神飞地”的存在及其活动，为一些勤于思考、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青，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训练和精神准备。甘铁生谈到：“早在1970年前后，我们这些朋友，突然将‘文革’前十七年出的所有的有点价值的书都翻找出来了。古今中外，传统的和现代的，从古希腊神话到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丛书，哲学和社会科学、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凡是有价值的书籍，通过各种渠道在我们之中流传开来。这些书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和视野。”①
第三个因素则是决定性的，那就是知青作家农村生活的阅历，他们对农村社会、对农民深刻观察的结果。这是来自生命体验的思想。神圣感是在琐碎真切的生活感受中一点点破碎、消解的。这段叙述取自史铁生的《插队的故事》：
六九年初去的时候，浩浩荡荡几十辆卡车，扬起几里滚滚黄尘，“哼„„哼„„”地在高原上爬.人蜷在车棚里颠，不久看见了窑洞，一排排很革命的样子，大伙都慨叹.一会儿又看见了羊群，拦羊老汉披着老羊皮袄，大家又都从心里崇敬，冲老汉招手，老汉却只顾了他的羊群。然后又看见了戴白羊肚手巾的人群拥在硷畔上，木然且疑惑地看我们的车队，我们又冲人家招手，人家仍旧木然且疑惑地站着„„然后到了延安.然后发现宝塔山并不“巍峨”，延河又因在冬天不能“滚滚流”。然后遇见有人朝我们伸来饭碗，被带队的县干部吼开.我心里的诗意遭了挫折。李卓在牙间“吸一一”了一声，歪着脑袋想了半天. 一排排“很革命”的窑洞，令人“崇敬”的拦羊老汉，并不“巍峨”的宝塔山，不能“滚滚流”的延河，这些语句充满了丰富的潜台词，向人们暗示了作者对以前受到的神圣教育的狐疑与失望，也流露了“我”窥破神圣、社会阅历增长的喜悦知青对农民完整真实的认识，是在日常生活行为中与农民近距离的观察、零距离的交往中细腻地体验出来的。朱晓平的《好男好女》中知青与桑树坪的贫下中农领头人李金斗之间第一次打交道的叙述，则洗尽了多年的政治教育涂抹在中国农民身上的神圣色彩：“干巴巴的枯黄脸，几根枯黄的胡须，两只小眼睛总是滴溜溜转个不停。这人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面不善。旦再看他那身打扮，浑身上下破破烂烂，数不清黑裤黑袄上有多少五颜六色的补丁。”这段几乎是亵渎神圣的记叙，把一个陕西山区的农民真切生动地推到读者面前，那么富有生命气息，那么自然鲜活。贫穷、忍耐、卑微、狡黯等种种性格特征，活生生地印在读者的记忆中。这样的农民连“我”都感到奇怪：“金斗是我所接触的第一个地道的农民。可他怎么也和我印象中的农民对不上号。我印象中的那农民形象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印象中的农民形象，是从电影里画报上和小说中得来的，李金斗和这样的农民，其实没有等号，因为一个是艺术中的农民形象，一个是现实中的农民。”小说明白地告诉 ①甘铁生:《记忆—岁月逸事》，林贤治章德宁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l月第l版，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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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以往农民的文学形象与现实社会中的农民实际是有着很大差距的。
启蒙性知青小说鲜明地张起农民文化意识批判的旗帜，体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精神。农民文化意识批判的前提是还原农村社会原貌和农民思想意识原型，知青作家在这方面有着无可争辩的话语能力和话语权。这一话语能力和话语权并非来自主流政治的授意授权，也不是来自于农业文化批判主题的先验性预设，而是来自他们置身于农村生活的情感体验，来自于年复一年的田间劳作的日常生活。没有贫穷孤寒的生活，没有沦入中国社会最底层，置身于下层民众的生存体验，不会产生启蒙性知青小说。不是知青作家主动地要去重新认识中国农村、去剖析中国农民，去充当时代的启蒙者，年轻的城市中学生们不可能有这种眼光和激情，也不具备这样的思想水准与学养。是畸形的时代、是无奈的生活把他们推入农村，强迫他们与农民为伍。他们为了生存，为了前途，去与农民相伴相随，在本真的感情和行为冲突中重新认识了农民。知青上山下乡没有变成农民，却对农民有了意想不到的深刻认识，可谓播种的是跳蚤，收获的却是龙种。
三.结语
启蒙性知青小说是当时社会上文化氛围和趋向的一个代表。而当时文化的关键正是在于一种对康德“主体性”观念新的展开，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有一个很重要的附论：《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这篇文章似乎包含着知青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启蒙思想的核心命题。李泽厚在这篇文章中点明：“康德的体系把人性(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性)非常突出地提出来了。”①而李泽厚的发挥更加深刻：“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②这里李泽厚所召唤康德的主体性精神其实是对于新时期启蒙精神的召唤，“主体性”正是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话语中脱离的基础，正是新的“现代性”的展开的前提。这时文化的主体又是“血肉之躯”。于是，我们发现个体的解放具有了一种崇高的精神性意义，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结果。那是从计划经济中脱离出来的最初的冲动。我们都有了一种强烈的自我实现的热情，它替代了“文革”后已经彻底破碎的理想。
这些文学作品，不仅顺应了当时的文化潮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文化潮流。在那个刚刚走出文化黑暗期的年代里，精英知识分子们高擎启蒙主义大旗，以改造民族灵魂为己任，通过对现当代农民的审视和批判。他们用自己的作品传承五四启蒙精神，把文化专制下概念化的人解放出来，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以精神先导者的身份，推动着中国现代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
①②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三联书店 1984年版 第424页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三联书店 1984年版 第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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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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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2月第l版 陈村等著：《知青小说选》，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1992年6月第2版 尼·别尔加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等译，三联书店出版，1995年8月第1版 陆龟山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朱晓平：《好男好女》，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叶辛:《叶辛知青作品总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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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欢迎我校2010届毕业生踊跃报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广大2010届应届毕业生：
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培养青年人才、服务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服务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的重要渠道。为贯彻落实国家实施西部计划文件精神，鼓励我校大学生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为开发西部地区作出自己的贡献。我校自2003年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以来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已有144名应届毕业生积极投身西部，涌现出了一大批扎根西部、无私奉献的先进典型，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为西部地区和西部人民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今年的西部计划招募工作已全面开始，现就今年的工作说明如下：
一、工作内容
2010年由中央财政支持的全国项目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集中派遣的方式，选派15000名(其中延期志愿者6300名，新招募8700名)的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到基层乡镇一级从事为期1-3年的志愿服务工作。继续实施支教、支医、支农、基层青年工作、灾后重建、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西部基层检察院、西部基层法律援助、西部基层人民法院、西部农村平安建设和开发性金融等专项行动。(我校志愿者服务地主要为贵州、湖北恩施“三支”项目及四川灾后援建项目)
二、宣传口号
新西部、新生活、新成长
三、选拔标准
(1)能够按期获得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并具有真实有效居民身份证，学习成绩良好
(2)通过本校毕业体检和西部计划体检
(3)已经免试或考取我校研究生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优先
(4)优秀学生干部和有志愿服务经历者优先
(5)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在西部地区者优先
(6)服务期意向为2年者优先
四、报名时间及流程
1、网上报名。5月6日至5月26日，报名学生可登陆西部计划网站(xibu.youth.cn)和中国志愿者网站()查看有关情况，填写报名信息。
2、打印报名表。报名学生从西部计划信息系统下载打印《报名登记表》。
3、交表。报名表由辅导员或院系团委负责人签字，并由所在院(系)党组织盖章后，5月26日前将《报名登记表》连同本人身份证、成绩单复印件(教学办统一格式的成绩单)一并交校团委办公室(都用A4号纸张)。
五、政策保障
1、服务期满1年考核合格，报考我校研究生的，总分加10分;服务期满2年考核合格，总分加15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报考外校研究生的，参照全国项目办相关文件执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2、服务期满2年且考核合格的，报考公务员等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出省服务的和在本省服务的志愿者优惠政策必须保持一致，具体政策规定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确定。
3、服务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服务期满到企业就业的，按照规定转移社会保险关系。计算工龄，党团关系转至服务单位。
4、服务期间，享受往返于入学前户籍所在地与服务地之间每年4次火车硬座票半价优惠。
5、服务期间，户口和档案保留在毕业高校，免收服务费用。服务期满后，如需要就业者由学校发放“就业报到证”。计算工龄，党团关系转至服务单位。服务期满到企业就业的，按照规定转移社会保险关系。
6、对于大学期期间办理助学贷款服务期间还贷款有困难的，学校将积极协调银行等有关方面，为其延期还贷提供帮助。
7、在贵州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生活补贴比照当地事业单位在管理岗位的新聘用人员试用期满后工资收入水平发放，经测算贵州全省平均为1352元，考核合格的，增发一个月的生活补贴729元，新招募的志愿者同时发放2000元的一次性安置费。
8、对志愿服务西部的毕业生，除按国家统一的政策激励表彰之外，学校也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措施。
(1)对签定了志愿服务西部协议书并履行协议的应届毕业生，如其毕业前获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同时成绩全部合格的，授予“优秀毕业生”称号。
(2)对签定了志愿服务西部协议书并履行协议的学生，学校一次性给予奖励2000元。对于到贵州志愿服务的,我校另外给予奖励2000元。
(3)对签定了志愿服务西部协议书并履行协议的学生，在本科期间的校内贷款全额减免。
(4)对签定了志愿服务西部协议书并履行协议的学生，在此之前已与其他单位签约的，由学校协调解约，并免交违约金。
(5)对志愿服务西部并考取我校研究生的毕业生，在志愿服务期间学校保留其研究生入学资格1—2年。
(6)志愿服务期满后择业，学校优先推荐就业
六、经费保障
1、志愿者补贴。志愿者服务期间，中央财政给予一定生活补贴。生活补贴为每人每月680元，同时根据所在服务地享受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按照人事部、财政部《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实施方案》，全国有984个县、市、区纳入实施艰苦边远地区津贴范围，每月津贴标准分别为：一类区65元，二类区120元，三类区215元，四类区370元，五类区640元，六类区950元)，按月发放。具体标准由省项目办与本省财政厅联系后做相关解释。交通补贴按志愿者家庭所在地和服务地之间的实际里程发放，每年发放两次。志愿者的生活补贴和交通补贴统一拨付至志愿者所持银行卡中。
2、志愿者保险费用。志愿者保险由全国项目办统保，保费为每人200元。
3、志愿者体检费。由中央财政按照人均200元的标准给予支持，全国项目办在志愿者到岗后按照各省实际到岗人数110%一次性拨付给招募省项目办，由省项目办根据实际情况分配。
4、其它经费。各级项目办要积极争取在同级财政安排的专项工作经费中，列支培训、项目管理工作经费。服务县项目办应结合实际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将西部计划纳入当地重点工作范围，并将管理经费列入同级地方财政预算。
七、激励表彰
1、志愿者服务期满，服务省项目办负责服务证的编号汇总、组织发放等工作，并负责建立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毕业院校、服务单位、服务证编号等内容在内的服务期满志愿者信息档案，以备各方面核查。服务县项目办负责对志愿者做出鉴定并存入本人档案，考核合格的发放服务证，作为志愿服务经历和享受相关政策的证明。服务证编号由西部计划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由志愿者本人填写。
2、我校项目办将定期联合表彰相关院系及志愿者。
八、政策咨询
1、登录西部计划网站(xibu.youth.cn)上查看有关情况。
2、登陆理工青年网()查看相关信息。
3、到校项目办(校团委办公室)直接咨询。
4、到各学院团委书记处咨询。
十、负责人联系方式
学校联系人：
马区：孟老师(87859041) 梁宵(13971270441)闫岩(15071009886)
余区：李老师(86534512)
学院联系人：各学院团委书记
共青团武汉理工大学委员会
2010年5月6日
第三篇：到基层去 到农村去 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大全）
到基层去
到农村去
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县举行2011年度“三支一扶”大学生岗前培训暨
出
征
仪
式
8月26日上午，我县2011年度“三支一扶”大学生岗前培训暨出征仪式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三楼会议室举行。仪式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崔茂臣主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献利、副局长李智及各乡镇分管领导出席仪式。
按照上级要求及部署，今年我县共招录“三支一扶”大学生18名。仪式上，“三支一扶”大学生代表积极表态发言，全体“三支一扶”大学生集体宣誓，“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三支一扶”大学生们慷慨激昂的声音感染了现场所有的人。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刘献利局长作动员讲话，他指出，实施“三支一扶”计划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的具体举措。自2006年以来，我县按照上级部署要求，先后组织招募了230多名“三支一扶”大学生，深入农村基层开展支医、支农、支教和扶贫活动。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陌生的民生社情，他们表现出乐观向上、吃苦耐劳、勇于奉献的精神，以实际行动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基层教育、农业、卫生、扶贫等社会事业的
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积极贡献。
他要求，在即将奔赴基层岗位之际，全体“三支一扶”大学生一要认真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只有不断加强学习，努力实践，提升能力，才能更好地认识农村基层，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二要了解服务行业、服务单位的基层工作状况，在基层服务期间要与当地的基层群众共同生活、一起工作，了解、尊重并且不断地适应当地群众的生活习惯。三是要积极进取，树立“三支一扶”大学生良好形象，在工作、生活中时刻注意树立真抓实干、求真务实、乐于吃苦、甘于奉献、谦虚谨慎、廉洁自律的形象。要勇挑重担，扎实工作，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谱写出人生的新篇章。
第四篇：到基层去 到群众中去
——陕西司法系统开展非常“6+1”惠民工程见闻
3月15日8时许，记者在陕西省司法厅办公楼前看见，几名厅级领导正准备坐车下乡。厅长路志强对记者说：“我们13名厅级干部从今天开始全部下乡去。每人举办一场法律宣传讲座、化解一件疑难矛盾纠纷、督办一起法律援助案件、帮教一名刑释解教人员、探访一名服刑在教人员家庭、指导一名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工作，同时在司法系统职责外再结对子包联一个贫困户，这是我们司法系统实施的创新社会管理非常‘6+1’惠民工程。”
记者随路志强驱车100公里来到礼泉县阡东镇司法所,此时在人民调解室里，临泾村农民郝新林和王更须正在为7000元的征地补偿款分配争论着。路志强拍着他俩的肩膀说：“两位老兄，来，把你们俩那点事给我说道说道。”
听说来了厅长,郝新林大声说：“你看他这个人,我三分六的地他白种了10多年，我的补偿款他还要分!”这时围观的群众开始议论王更须不应该并笑他的无理,记者看到王更须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嘀咕着说：“他在外面打工十几年不种，要不是我都不知撂荒成啥了!”
路志强对王更须说：“老王，按道理地是老郝的，征地款就应该是他的。你种了10多年也收获了效益，他都没要你一分钱的流转费，你说他大度不?”王更须笑着说：“那是大度。”路志强转身又对老郝说：“老郝呀，这块地就像你的孩子，老王帮你照看了这么久都有感情了，现在你带走孩子是不是也该表示表示，再说你的条件比老王好点，就给他1000块钱嘛。”郝新林爽快地说：“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那就听你的!”
记者对这样的调解结果感到意外，但却被两个乡亲握手言和的和谐场面所感动。路志强说：“老郝是被咱的真诚才卖了个面子给我。这些矛盾不及时调解，弄不好就会变成打架伤害的大纠纷!”
16日上午路志强在彬县义门镇中罗堡村探访在监狱服刑的陈会民家属。记者看到陈会民家只有三间砖瓦房，妻子程弯弯满脸愁容。见到来人,她就开始哭诉着说：“一个人在家里种地照顾三个娃,每天要送血友病儿子陈佳鹏上学。他是为给儿子看病才被逼得偷人家的羊。监狱呆了一年多了，我也没钱买车票去看他!”陈会民家的状况让路志强心情沉痛，他当场表态说：“回头我们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让陈会民到社区矫正，承担养家的责任。”在场的彬县领导也表示，从县里大病救助基金里拿出5万元，给陈佳鹏看病。告别时,程弯弯握着路志强的手不停地说：“谢谢，谢谢!”在返回的路上，记者听到路志强在车里给监狱打电话安排陈会民的事儿。
两天跟随司法厅长落实他的“6+1”，记者看到矛盾得以化解的和谐场面，群众感恩的一张张笑脸与话语，真正深刻体会到加强创新社会管理和做好群众工作结合起来的重要
性，也希望更多的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都能够走出办公室，少进会议室,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
据介绍，此次陕西司法系统将有1000多名领导干部参与到创新社会管理非常“6+1”惠民工程中去。
第五篇：到乡村去
如今投身乡村建设的人都戏称自己为“风口上的猪”——站在风口，猪都能飞起来。这股风来自后工业化时代对乡土价值的重新寻找，或许会成为撬动乡村复兴的支点。 到农村去：反思现代性的“新乡村主义”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到农村去，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一阵风。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总结，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运动伴随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个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五四运动”先驱们的“新村运动”是第一代，30年代共产党人的土地改革与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第二代，40年代延安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下乡运动是第三代，五六十年代“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第四代，“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第五代。与此关联的一个现象是，尽管每一次到农村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大都是“雨过地皮湿”。于是，几乎每一代人的下乡，都要面对与前一代人几乎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与贫穷状况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追溯这一精神谱系的源头，要回到20世纪初。日本思想家子安宣邦认为，自1850年始，东亚是“被拖到世界和世界史中去的”，而这一“世界”，是以西方和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作家梁鸿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在接受这一世界史的过程中开始了对本国现代性的思考，“乡土中国”也是在此视野下诞生的。当中国和西方被置于同一空间时，“农业的、儒家的、专制的、技术落后的”中国自然落后于“工业的、宗教的、民主的、技术发达的”西方。于是，自鲁迅开始，“乡土中国”一直是愚昧、落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形象，而它所拥有的“乡土文化特征、道德礼俗、儒家思想”则是停滞的根源。因此，在拥有了新思维的“五四”知识分子“现代化”的视野中，乡土中国始终是异质性的，是与工业文明二元对立的。社会学家王铭铭也认为，知识分子“乡村即为中国的缩影”的观念，其政治影响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至少可以说是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迁起到关键影响的思想之一。而将传统中国预设为乡村，既可能使国人在处理国家事务时总是关注乡村，又可能使我们将乡村简单地当作现代社会的前身与“敌人”，使我们总是青睐于“乡村都市化”。在“被改造”的过程中，“乡土”一直与“现代性”融合、排斥、纠缠，但也在逐渐深入的渗透过程中，它们各自顽固地呈现出自己的根性。以此为起点，也可以反思为什么近百年来“到农村去”成为一代代知识分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心结，又为什么每一次对于乡村的想象与构建都失效了。20世纪30年代是“乡村建设运动”最为风起云涌的时期，其中尤以梁漱溟为代表。他主张“从农业引发工业”的乡村建设道路，具体来说，是以中国传统的乡约形式重建中国新的礼俗，并在农村大办村学和乡学，使之不仅成为地方教育机构，而且从中分化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与民间团体。同时，建立生产、销售、运输合作社，农民银行等生产、金融组织，推动农村技术进步。他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带领一批青年开辟了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区。但在各地乡村实验如火如荼开展之际，就有人放出了悲观的论调：“在这种农村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我愿意诚恳地指出，就是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不是现在各地的农村运动所能解决的。假如现在还有人迷信农村运动可以解决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将来一定会失望，会悲观。”这个不合时宜的人是社会学家吴景超，他在当时关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争论中站在了梁漱溟的对立面：梁漱溟主张“农业立国”“从农业引发工业”，吴景超则主张“工业立国”，他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是人口密度大，耕地面积少，应该优先工业化，“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显然，此后被纳入“现代化”路径中的乡村无奈地服从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加剧，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主要流动方向是从农村向城市，延续了几代的“到农村去”运动也就此中断了。梁鸿指出，此前即使经历了将近100年的“批判”和“质疑”，乡土内部的道德结构和文化原型仍然保持着一种均衡性和神圣化的意味，但在最近30年的经济驱动力下，整个乡村都被摧枯拉朽般地摧毁，这种摧毁不只是乡土中国经济方式、生活方式和政治方式的改变，而是一举摧毁了整个民族原有的心理结构和道德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古老文明的创造力，中国乡村和传统文明所具有的容纳力和包容性，它对美的感受，它的宽阔，因为与政治、与天地之间复杂混合而产生的思想哲学观和世界观都被抛弃掉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急剧扩张之后，再一次“到农村去”显得尤为迫切。而这轮乡村建设热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抛弃以往对现代性的追求，形成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新乡村主义”——重新思考乡土，思考农业文明，它们不再只是被启蒙、被改造的对象，而是亟待被寻回的精神根源。“第三空间”的可能性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罗德胤是从传统村落研究开始，“被动地”投身乡建的。他从事了十几年传统聚落与乡土建筑理论和测绘，最近几年却发现，迫在眉睫的已经不是理论问题了。“90年代，农村是在缓慢地衰败，很多村落还是比较完整的，研究可以不断深入。到了2000年以后，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年轻人都进城打工，田撂荒了没人种，‘空心化’严重，谁还会在乎古村落和老房子呢?眼看就都没了，能保一个算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乡村凋敝似乎是后发国家的一个魔咒。罗德胤认为，从世界范围看，城市化是一个成本不断摊薄的过程，必然会导致特大城市化。比如北京有2000多万人，摊在每个人头上的成本特别小，就能干大事，进而会聚拢更多的人。北京是这样，首尔、东京也是这样。唯独欧洲没走这条路，100万人以上的城市非常少，大多数城市维持在10万人左右，部分原因是欧洲大多是先发国家，获得了技术红利，人均产值高，从而可以投入高成本的基础设施，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小城市聚集的一大好处是乡村得以保留，因为相距不远，一个小城市可以辐射一片乡村。但是后发国家要追赶，只能发挥人口优势，发展大城市。大城市周边一两百公里之外的农村就辐射不到了，乡村必然会衰败。“日本就是典型，人口95%都集中在以东京为主的大城市，只剩5%的农民，养活那么大片农村很困难。他们也尝试从城市抽出一部分资源给农村，但这是一个很窄的渠道。像越后妻有那样通过大地艺术节来激活乡村，只是一个标本，不可能有100个越后妻有。”这一轮乡村建设的背景是中国“城市化”增速放缓。罗德胤说：“将近60%人口进入城市，意味着还剩下40%在农村。这对农村来说是好事，有很多人留下来，就能维持这个村子，不至于彻底衰败掉。但同时也是考验，那么庞大的人口基数，怎么能保证他们基本的生活水平、医疗、教育?成本谁来付?”他说，政府每年都从整个大盘子里头切出来一块来扶贫，把底线慢慢地往上抬。但因为基数特别大，所以每抬一点点，负担都会特别重。剩下的怎么办呢?就是通过市场化手段。当以市场的眼光重新审视乡村的时候，古村落和老房子被遮蔽的价值就开始显现出来。这也是罗德胤推动古村落保护的一个机遇。他发现，传统的静态保护思路有一个迈不过去的鸿沟，就是村民的观念问题——人人都想盖新房子，不愿意住老房子。“保护是一套机制，你想保护，但是政府不给钱，保不了;村民不支持，也保不了。不把整个产业链打通，是保不成的。努把力呼吁呼吁，让政府拿出一笔钱把房子修好，有可能做到。但之后如果没人住，没人维护，怎么办呢?政府只好再掏一笔钱，请个管理员看门，再请个清洁工搞保洁，时不时还得修修，哪儿漏雨了，哪儿掉瓦了，就成一个负担了。这种负担一多的时候，政府就管不了，就干脆不管了。”他认为，某种程度上，2005年开始大面积铺开的“新农村建设”也是一个让保护失效的助推器。“‘新农村建设’在客观上消耗了城市过剩的产能，也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但问题是到了执行层面，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刀切’地建新房。村民为了拿政策补贴，各处凑钱，把老房子拆了，改成新房子。这个杠杆撬动作用是特别强大的，原本是慢慢加速的变化过程，在这之后突然提速。比如说这个村子一共100个老房子，不干预的情况下，村民每年拆5个，可能20年拆完，但是‘新农村建设’补贴拆房子，一平方米补贴200块钱，那一年就全拆光了。”怎么办呢?罗德胤选择了“先给利益，再转观念”：“要想让村民把资金流向修老房子，只有一个方法——让古村和老房子能挣更多的钱。”今年6月，我曾去河南省新县西河村采访，惊讶于这个位于大别山深处的小村庄因罗德胤推动的乡村改造吸引来络绎不绝的游人，很多人从信阳、武汉等周边城市开车两三个小时赶来。其实西河的资源禀赋并不突出，但罗德胤看中了这里典型的河道景观——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沿河有古树，有祠堂，还有明清时代的古民居群——与城市生活有沟通。看上去，他所做的也很简单，只是把河道景观整理出来，沿岸的一些老房子做了改建，又找来老同学何崴把原来的村粮库改成博物馆，但切中了目前的一个巨大需求——城市中产阶层对乡村“第三空间”的需求。罗德胤说，工业化、城市化伴随着城市中产阶层的兴起，这些人对于暂时逃离到家和办公室之外的“第三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乡村显然是更贴近自然的，更贴近人文的，更贴近情感的，而且可以彻底摆脱掉绑定其精神的物质空间。他告诉我，这样的“第三空间”，其实是要在乡村里找到与城市生活的结合点。对所在距离也有要求，大城市出发3个小时以内是刚需。不过中国大城市很多，在每个大城市周围都画一个3小时半径，就基本上把整个中国都包括进去了，所以这个市场是很大的。谁能够认识到这种市场需求，将乡村打造成第三空间，谁就能抢先一步。他认为，乡村只有在后工业社会里找到与现代人生活的联系，先存活下来，才能回头去寻找农业文明的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