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金融体系适应效率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区域金融体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本形成与导向、企业监督与激励、风险防范与管理等方面。健全的区域金融体系能促进区域资本形成，引导资金流向更具生产效率的部门，提供有效的监督激励机制并防范和化解区域金融风险。
金融体系适应效率论文 篇1：
金融体系效率的涵义、影响因素与提高途径
摘要：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构性原因在相当程度上是金融体系效率的国别差别，美国次贷危机充分表明提高一国金融体系效率是抵御危机的根本途径。本文在阐释金融体系效率的基础上，对影响金融体系效率的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提高中国金融体系效率的八大途径，文章最后给出了深化金融体系效率研究的可能性方向。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在理论上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
关键词：金融体系效率；涵义；影响因素；提高途径
一、文献综述
资源配置与帕累托有效一直是经济学的核心范式。Koopmans（1957）将资源配置效率划分为宏微观两个层次，其后在微观层面取得较大的进展：Leibenstein（1966）的X效率理论、Charnes （1978）的DEA方法、Berger 等人（1994）将上述研究成果引入银行效率研究；作为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特殊形式，以Fama（1965）的有效市场理论为代表的股票市场信息效率自成一体。相比之下，金融体系效率（宏观金融效率）离实际应用均有一段距离。
金融体系效率是金融发展的核心命题，但却被传统理论所回避与忽视。尽管上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Levine等，1997）强调金融功能观（Merton，1995）、法律因素与金融及经济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但仅以储蓄——投资转化率(SLR)等单指标代替金融体系效率。中国学者在金融效率研究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分层次的金融体系效率研究（王广谦，1997）、引入帕累托有效的金融效率研究（王振山，2000），但未能将金融效率研究置于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之下，且偏重于理论分析。沈军（2006）在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下，从系统与资源的双重视角构建了金融效率的理论与中国实证分析体系，但金融体系效率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祝丹涛（2008）从金融体系的国别效率差异的新视角来解释全球经济失衡，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构性原因在相当程度上是金融体系效率的国别差别，金融体系效率高的国家向金融体系效率低的国家输出“金融中介”功能，“帮助”其完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中国为此付出了不少成本。近年来，中国金融体系出现了M2/GDP持续偏高、外汇储备持续攀升等金融失衡问题。对于中国高M2／GDP等问题，已有文献分析的重点在于解释中国M2／GDP比率的合理性（汪洋，2007），忽视对中国金融体系出现的M2／GDP偏高可能是效率与风险问题的研究。2007年3月以来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以及实体经济形成了负面冲击，外部环境的恶化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金融体系的失衡。中国改善金融体系失衡与抵御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加强金融体系效率研究势在必行。
二、金融体系效率的涵义
近年来，“金融是一种资源”的认识在理论界已形成共识。金融资源与经济资源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特性表现为历史性、战略性、功能性、层次性、结构性、中介性、复杂性、渗透性、脆弱性、契约性、虚拟性与生态性等特性，这是金融效率研究必须正视的问题。作为上述两种资源的延伸，金融效率与经济效率是两个紧密相连而又不能截然分开的重要经济金融范畴。从理论上讲，经济效率决定金融效率，金融资源与效率分别是经济资源与效率的延伸，是经济资源与效率在货币信用经济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
金融效率包括两个层次：微观金融效率与金融体系效率（宏观金融效率）。所谓微观金融效率，即为金融微观主体的金融资源运用效率，侧重盈利性与静态性，从纯理论意义上讲，微观金融效率即为金融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微观金融效率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是：微观金融效率构成金融体系效率的基础，微观金融效率不能通过简单相加得到金融体系效率，只有通过系统综合才能形成金融体系效率。
金融体系效率的目标是金融发展，及以此促进的经济增长（包括宏观经济的其它三个目标：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由于金融体系效率强调动态性和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与单一关注盈利性与静态性的微观金融效率相比更为重要，因此，金融体系效率是金融效率中的应予以重点研究的对象。
我们认为，金融体系效率的涵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金融体系效率以微观金融效率为基础。②金融体系效率由金融框架结构、金融运行机制与金融环境共同决定（即金融体系效率的约束条件），是金融功能的演进与实现程度（即长期为金融功能的演进；短期为金融功能的实现程度），因此可将宏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界定为金融功能的实现程度。③基于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关系，金融体系效率即为（主动）适应效率，反映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适应（协调）程度。
不可否认，金融体系效率的定义具有动态性。随着金融与经济由跟随型关系向主动和先导型关系的转变，以及所带来的金融功能的拓展与提升，将给金融体系效率赋予新的内涵。
三、金融体系效率的影响因素
王振山（2000）在没有严格区分微观金融效率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前提下系统考察了金融效率的约束条件，即影响与决定金融效率的内生与外生因素，但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各影响因素相互关系的研究。事实上影响金融体系效率的内外影响因素是存在逻辑因果关系且影响权重不一的，因此，对影响与决定金融体系效率的多种因素进行梳理是十分必要的。此外，近年来兴起的金融生态研究将金融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及其互动关系作为金融生态系统，这对研究金融体系效率的影响因素有较大的启示。为此，本文进一步对金融体系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与界定。
（一）金融（框架）结构
所谓金融框架结构是指当金融系统尚未运行或停止运行状态时金融系统内各组分之间的基本联接方式，但静态的金融框架结构是不存在的，实际中只能近似地用运行金融结构来代替，而这种金融结构已经反映了金融运行机制与金融生态环境的较多信息。
（二）金融运行机制
金融运行机制除财政机制与（金融）市场机制外，政策性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是两种重要的金融运行机制。此外，虚拟金融与金融中心这两种金融运行机制不容忽视。
（三）金融生态（或称为金融生态环境）
影响金融效率的环境因素包括金融内部环境与金融外部环境，其中金融内部环境主要包括微观金融的宏观金融结构环境、信用条件、金融法律（法规）与金融监管等方面；金融外部环境由经济、社会、政治、法律、自然环境以及外部开放环境等构成。
（四）金融基础设施
金融基础设施一般是指包括法律、会计程序、交易组织及结算设施，以及治理金融系统参与者相互之间关系的管制结构。一方面，金融系统的有效运行依赖于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其改善有赖于金融变革、金融创新与金融开放的推动；另一方面，金融基础设施涉及到金融内部环境与金融外部环境的各个层面，从广义角度可将其归于金融生态环境。
（五）金融推力
金融结构与金融内部环境受制于三种推力：一是外推力（金融自由化，即金融变革）；二是内推力（金融创新，含技术创新推力）；三是规则推力（金融开放）。三种推力形成的合力带来金融运行机制与金融内部环境的变化，与金融外部环境一起决定与影响了金融系统的效率；换句话讲，上述合力带来了信息不对称及交易成本的变化，进而导致了金融效率的变化。
（六）金融发展政策目标体系
从金融发展的政策目标体系（图1）可见，有效的金融三种推力构成的政策手段将通过优化金融结构、健全金融运行机制、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与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提高金融效率、实现金融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七）金融效率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
金融效率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详见示意图（图2）。微观金融主体处在金融系统的内核，宏观金融结构、金融的内外部环境构成了微观金融主体的金融生态环境，而金融基础设施构成了金融系统运行的基础，金融系统在三种推力的作用下，遵循相关的运行机制，由此形成了金融系统的大循环。
四、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途径
既然金融体系效率是金融发展理论的精髓，金融体系效率是联系金融改革（及金融创新、金融开放）与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中介与核心目标，没有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改革（开放与创新）的任一举措是绝对不能与金融发展划等号的。那么，如何实现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呢？
我们认为，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充要条件）可归结为实现金融体系效率的八大协调（与统一）。以中国实践为案例，阐述如下：
（一）实现金融质性发展与量性增长的协调
金融效率是质性发展与量性增长的统一，这是金融效率的首要协调。金融快速的量性增长是发展中国家及转轨国家经济起飞与金融成长初期的普遍特征，较高的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往往被当成金融“发展”的成果，但随着金融成长的深入，其中已隐藏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金融总量的快速增长对中国令世人瞩目的经济腾飞是不可或缺的，但提高金融的质性发展是保持中国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二）实现各层次金融资源的协调
金融资源论将金融资源划分为高低不同的三个层次：整体功能性金融资源、实体中间金融资源，即金融组织与金融工具、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广义货币或资金，金融资源的层次性决定了金融效率也应划分为相对应的三个层次。
近年来，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因此，在实现各层次金融资源协调的同时，提高高层金融资源（包括金融制度、金融信息及金融信用等）的配置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中国金融改革的现实表明，高层金融资源建设的缺失是导致中国金融效率相对低下的主因。
（三）实现金融体系效率与金融微观效率的协调
金融微观效率是金融体系效率的基础，但金融微观效率的提高只是金融体系效率提高的必要而非充要条件，只有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才有可能提高金融体系效率，也只有实现金融宏微观效率的协调与统一，才能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无论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中国金融效率均相对较为低下，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从系统与战略的高度认识金融问题，在努力提高金融微观效率的同时，重点关注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
（四）实现正规金融效率与非正规金融效率的协调
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来说，金融压抑是普遍现象，这也是金融深化论研究与拟改造的对象。从正规金融资源的视角来看，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与实际部门贡献存在严重的偏离，非正规金融是对金融压抑的“灰黑色”金融创新，为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提供急需的金融给养。对非正规金融，政府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因势利导是合理的选择。
（五）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
金融业与房地产业为具有虚拟经济特征的产业，但一般虚拟经济主要讨论金融业的虚拟因素。虚拟经济产生于金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及一定程度的金融工程化的全球经济金融大背景下，金融创新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加深经济虚拟化程度的主因。虚拟经济在提升金融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累积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后的恶果，因此，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势在必行。由于中国金融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在原生金融尚未发育完全的情况下，盲目引进金融衍生工具是非常冒险的行为。
（六）实现金融中介效率与金融市场效率的协调
二十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曾对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金融系统比较的研究成果也表明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并无优劣之分，因此，发挥两者的优势，实现金融中介效率与金融市场效率的协调，即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统一，是提高金融系统效率的保障。中国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是互补而不是替代的观点已达成较为一致的认识。
（七）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协调
政策性金融是商业性金融的对称，政策性金融是市场性与公共产品性、财政性与金融性、克服市场缺陷与政府干预的巧妙结合，优化了一国的经济与金融调控体系。鉴于此，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协调有助于金融系统效率的提高。中国从1994年以来的政策性金融实践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成立政策性金融、使其作用更加显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八）实现金融改革、创新与金融开放的协调
金融改革创新对内，金融开放对外，借鉴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可将金融改革、创新与开放看作操作目标，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发展看作最终目标，金融效率则是联系两者的中介目标。一方面，中国金融效率相对低下，金融改革与创新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中国入世对服务业开放有承诺，挑战与机遇并存。
中国金融业能否尽快提高效率已成为事关国家金融安全的战略性问题，实现金融对内改革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协调刻不容缓。
五、金融体系效率研究的可能性方向
本文在阐释金融体系效率的基础上，对影响金融体系效率的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提高中国金融系统效率的八大途径，在理论上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
毋庸置疑，金融体系效率的研究仍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本文给出了金融体系效率研究的可能性方向：（1）金融体系效率与国际金融危机研究；（2）金融体系效率的微观基础研究；（3）金融体系效率与金融开放、金融安全、金融稳定、金融生态、全球经济失衡等命题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4）金融体系效率的测算与国际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沈军.金融生态与金融效率——一个二元视角下的理论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2008，（1）.
[2]沈军，白钦先.金融结构、金融功能与金融效率_一个系统科学的新视角[J].财贸经济，2006，（1）.
[3]王振山.金融效率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4]祝丹涛.金融体系的国别差异和全球经济失衡[J].金融研究，2008（8）.
[5]汪洋.中国M2／GDP比率问题研究综述[J].管理世界，2007，（1）.
[6]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城市金融生态评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7]Ross Levine，“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s and Agenda”. Journal of Economics Literature.1997， pp.688-726.
[8]Jeffrey Wurgler，“Financial Markets and Allocation of Capital”.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58，2000，pp.187-214.
[9] R. La Rorta， F. ，lopez-de-Silanes， A. Shleifer， R. Vishny. “Legal Determinates of External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1997， (3): 1131-1150.
（特约编辑 王 馨）
作者：沈 军
金融体系适应效率论文 篇2：
健全的区域金融体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摘要】区域金融体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本形成与导向、企业监督与激励、风险防范与管理等方面。健全的区域金融体系能促进区域资本形成，引导资金流向更具生产效率的部门，提供有效的监督激励机制并防范和化解区域金融风险。
【关键词】区域金融体系 区域经济
一、引言
对于宏观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外都已经有了大量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对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有促进作用。因此，如何构建及完善金融体系以促进经济发展在学术界也引起了热烈讨论，甚至衍生了很多研究金融体系的学派，如结构学派、功能学派、生态学派、要素学派等。在对金融体系的研究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在一个国家内，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很大的国家，很难或者根本无法建立一个可以适应各个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情况的统一的金融体系，“区域金融体系”便应运而生。对于区域金融体系的定义，在此采用焦媛媛、王琦（2007）在《区域金融体系理论研究综述》一文中的表述，即：区域金融体系是指在一定行政区域范围内设立的，具有区域社会经济产业发展特色的执行服务功能的动态的有机整体，由区域金融组织、区域金融市场、区域金融调控和区域金融监管四个子体系构成。一个区域的金融体系必须依据该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资源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市场发育程度及文化等因素来构建，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综合来看，区域金融体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本形成与导向、企业监督与激励、风险防范与管理等方面。文章将从这几个方面具体分析以一个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健全的区域金融体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二、健全的区域金融体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一）健全的区域金融体系能促进区域资本形成
金融体系不仅拥有以银行为中介的间接储蓄和以多种金融工具为媒介的直接储蓄，还能提供多样化的投资途径，降低资本形成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促进经济中的储蓄和投资以更有效率的形式运作，使得社会上闲散的资金转化为支持经济发展的长期资本。
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有：企业自身积累、政府财政投资、金融机构贷款、资本市场融资和引进外资。企业自身积累耗时太长，政府财政能力也有限，依靠这两个渠道获得资金并不现实，尤其是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区域。后面三种渠道都是通过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的，因此，构建一个健康高效的区域金融体系，高度发展区域金融，才能有效融通区域内外资金，充分发挥金融体系集结资金的能力，促进区域资本形成。
（二）健全的区域金融体系能有效引导资本流向，合理配置资源
良好的区域金融体系能提供有效的投资评估和筛选机制，从而引导资金流向高效率的领域，实现跨时间、空间、行业对经济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金融体系对经济资源的这种配置功能为区域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资金支撑，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标的实现，进而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对区域内的单个企业而言，区域金融体系提供的投资评估以及金融中介机构搜集的价格信息使企业能够自行决策，对价格信号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对企业的各种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三）健全的区域金融体系能够提供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健全的区域金融体系内，投资监督体系将银行、资本市场、社会中介力量共同纳入监督管理机制，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和接管机制，使监督更有效率。融资结构由单一的债权融资变为债权与股权并重，激励企业治理结构变革，有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有效的企业内控机制。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四）健全的区域金融体系有利于防范和化解区域金融风险
高度发展的区域金融体系可以通过风险的集聚、交易和转嫁在全社会重新配置风险，降低或化解那些具有高生产效率的产业或部门的风险，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同时，区域金融体系还可以通过分散化投资、建立风险退出机制和金融保险机制来降低风险，促进风险资本的良性循环。这些都能使区域经济在一个较低的风险水平下朝着更科学、高效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健全的区域金融体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于：使区域经济发展获得长期资本；提高区域资本的使用效率，合理配置资源，实现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更有效的监督激励机制，促进域内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分散或化解投资风险，降低区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张建政.加快东北区域金融发展的意义[N].吉林日报，2006，09.
[2]焦媛媛，王琦.区域金融体系理论研究综述[J].工业技术经济，2007，07：148-151.
[3]刘明笑.我国产业转型中的金融体系构建问题研究[J].货币银行，2011，10：14-18，24.
[4]韩振国，袁钰斐等.区域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2，06：76-81.
作者：张娜 马春雪
金融体系适应效率论文 篇3：
金融改革需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
成功的深层次金融改革，需要有事前的谋划，并在一定市场压力下推动，需要处理好金融领域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
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金融转型和风险化解
改革总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开展的，都有其需要解决的特定问题。我国当前的金融改革需面对系统转换和金融风险化解这两个主要任务。
首先，我国金融体系需要实现转型。金融体系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我国原有的金融体系，是适应并服务于“集中资源办大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当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市场主体的原创力时，就显出原有金融体系的不足了。我国的金融体系需要从政府大量干预和保护、以间接融资为主、市场相对封闭分割，逐步转向直接和间接融资并重，市场有一定开放并相互交叉、融合和分层的，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
市场化的本质是市场自主决策，是有效竞争，真正发挥市场约束。其含义是多方面的，既意味着价格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也意味着市场成为开放系统，机构、产品、市场准入和退出是相对自由的，还意味着微观主体的约束是有效的，市场结构是相对合理的，既不允许出现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也不存在不得不照顾的弱势群体和市场失败者（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充分分离），甚至还意味着政府管理市场的方式也是尊重市场原则的。
其次，我国金融改革需有效化解金融风险。一方面，不同类型的金融体系，其吸收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间接融资为主的机构型金融市场中，风险主要通过机构的资本吸收等方式管理并化解；在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型金融市场中，风险主要通过市场波动及时释放和分散。另一方面，我国金融改革伴随着经济增长阶段和模式的转换，金融体系吸收并反映着经济体系的风险。金融改革不仅要应对自身系统转换产生的风险，还需要承接经济体系转轨、经济泡沫等给金融体系带来的风险。当前，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率处于较高水平，以现金流衡量的资产回报率已低于社会平均融资成本，期限错配和资源错配日趋严重。金融内在联系增强，财政、金融、货币风险相互混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
金融改革的核心是重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市场化并不仅仅是放松管制，也不意味着不需要管理。金融体系市场化的程度，高度受制于金融体系被赋予的功能，以及政府管理金融的能力。现代社会的发展，就是分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过程。市场化的过程，既是现金流的风险和收益不断划分和重新组合的过程，也是管理要素不断细分和重新组合的过程。
首先，需要准确界定金融体系的功能。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以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为此，我国有必要适当弱化金融的产业政策功能，合理划分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区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
其次，有必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要合理确定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限。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至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为了使金融体系的管理更加有效，我国有必要将管理的不同要素进行细分，分离不同职责，并由合适的机构承担相应的职责。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他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
最后，还应分离实体经济的经营风险和金融领域的金融风险，理顺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可以将主要精力放在实体经济的经营上，而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可建立多层次的信贷、股权等市场，引入多层次的市场准入体系，承认灰色地带机构和业务的金融属性，在更完备的市场层次中设计差异化的规范体系。
金融改革需有效化解金融风险
金融的处理对象是不确定性，因此存在并处理金融风险是金融体系的特征之一。金融体系通过吸收、合理分配和分散、及时释放等方式，积极应对金融风险。但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加上体制机制上的一些缺陷，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甚至将分散的个别风险，不断转化为集中的系统性风险的倾向。在推进金融改革的过程中，我国需要高度关注并适时调整这类风险形成机制，以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当前金融体系存在的风险，相当部分是实体经济转型风险的反映。金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同时也集中并反映了实体经济风险。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的阶段转换时期，增长动力和经济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与此相适应，资源配置将发生重大变化，增长速度、模式的调整，也将引起资产价格的重估。实体经济的去产能、产业结构调整和运行模式转换，都将在金融体系中有所反映，表现为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震荡和分化。在实体经济充分调整之前，尤其是实体经济运行机制转变之前，实体经济风险在金融领域还表现为，金融体系通过各种方式过长时间、过度规模维持实体经济原有结构。转型过程中，政府过度介入，产生了隐性担保，给金融体系发出了扭曲的价格信号，加重了金融体系支持原有结构的倾向。
其次，我们还需要认识到，金融改革和转轨过程中的不协调，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金融的深度和广度仍然不足，市场缺乏分层和融合，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创新仍受到一定的制约。但这主要影响金融效率，虽然这最终也会影响金融安全，但从风险角度，我国更大的金融风险来源于金融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的不协调。
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是适应于原有经济增长和管理模式的。随着经济转型，金融体系也在改革和转型。但由于改革和转轨的内在不协调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更加突出。脆弱性的本质，是权责利的不一致。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市场化转型与行政化管理手段之间的矛盾。金融机构和市场已在相当程度上市场化运行，但我国的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却仍保留了大量的行政性、数量型手段，两者出现一定的冲突，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资本账户管制、严格的准入限制、事实上的贷款规模控制、存贷比、较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投资的行业限制等，规避这些管制的创新活跃。二是分业监管和混业经营之间的矛盾。我国的不同金融市场开始融合，金融领域已事实上混业经营，但我国仍采取分业监管的管理框架。不同监管部门在主管行业利益等推动下，存在一些不利于金融整体稳定发展的监管竞争行为，给监管套利提供空间。在泛资产管理领域，表现得较为突出。监管框架已不适应金融实践的发展，监管有效性下降。三是民间金融快速发展，但缺乏有效的调控和监管框架。民间借贷、网络金融快速发展，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创新活跃。我国以M2为目标的数量型货币调控，越来越不适应金融的发展，调控的有效性下降。这些金融业务还缺乏基本的法律界定，存在监管真空，无序发展的特征较为明显。四是其他领域改革与现有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协调。如上市公司的治理受制于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滞后，使得地方政府混淆政策性和商业性融资，过度介入金融市场等等。
第三，不合理的损失承担机制，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不合理的损失承担机制，是导致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的根本原因。首先，我国金融体系广泛存在道德风险，且国家信用被滥用。缺乏存款保险制度的、以国有为主的银行体系，加上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出于维护社会和金融体系稳定的考虑，我国首先要全力维护金融稳定。这使得我国正规金融体系几乎等同于国家信用。在资本市场等市场化盈利要求压力下，金融机构过度扩张，滥用了国家的隐性安全网。其次，政府干预经济，参与市场融资（地方融资平台等），混淆了财政和金融的界限，扭曲了实体经济的价格信号，使得金融体系将资源过多地配置到财政领域，金融和财政风险相互融合和转化。再次，政府将金融稳定理解为不出现风险事件，不断介入风险事件。在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风险事件还仅仅是期限错配的流动性风险，这种集中有助于消化风险。但一旦经济处于下降周期，风险事件超出期限错配类的流动性风险，这种集中就将分散的个别风险，转化为集中的系统性风险，破坏了金融系统通过及时释放风险的方式维护系统稳定的功能。整个金融体系呈现出“钢化玻璃”特征。
金融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
改革总是在处理“破”和“立”的对立统一关系。我国当前的金融改革不是在资源已优化配置的基础上实现系统转换。改革不得不面对原有的资源错配，不得不面对新旧机制转换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失控风险。市场化的金融改革，意味着将更加透明，原有的错配将不得不有所暴露，意味着原有运行体制一定程度的破坏，需要及时建立起适应于市场化运行的体制机制。金融改革实施的关键，是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需要合理设计改革的顺序、时机和力度，需要及时应对这个过程可能引发的风险，设计好相应的配套措施。
首先，金融改革需充分考虑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国民经济的发展阶段、人均财富水平等决定着金融结构的选择。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是发展中、转轨、非中心货币大国。因此，金融改革的选择仍需要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重，仍需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仍需要与国际金融市场有必要的分割。另一方面，如果宏观经济的风险加大（社会杠杆率上升，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或者缺乏新的增长动力等），或许会影响对金融改革可能产生成本和风险的承受度。
其次，金融改革需要充分认识我国现存金融体系运行的客观基础。虽然从价格角度，金融市场并不出清，但通过数量配给、双轨制等方式，实现着事后的均衡。当转向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时，有必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均衡力量遭到破坏后可能引发的市场震动。只有充分理解了市场上各种实现均衡的真实力量和机制后，才能找到一条可靠的改革路径。这一方面意味着不能从国外某些现成的模式出发推动改革，改革必须扎根于我国金融运行的实际。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既要重视正规可见的金融体系，还要关注影子金融系统，关注现有管理措施的部分合理性。当为了控制金融风险而加强对某个领域控制时，要考虑到市场可能产生的规避行为，创造出新的产品和市场，使得控制失效。事实上，市场化往往是伴随着原有行政管理手段失效，不得不承认现实而出现的。
再次，改革往往发生在与稳健宏观环境要求相违背的时期，并且只有在这种环境下才有可能推动根本性变革。历史经验表明，条件都具备的时期，往往也是缺乏改革动力的时期，推动的改革也将更多停留在表层。接受变化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压力的。因此，应不完全受宏观环境的制约，甚至制造一定的市场压力，择机推动深层次的金融改革。
金融改革除了要充分考虑不同改革措施、政策之间的搭配和时间顺序，尤其是市场发展和调控、监管之间协调的问题，还要充分考虑与其他领域改革的协调问题。一是财政支持问题。相当方面的金融改革，都将涉及改革成本（风险暴露、市场退出），都可能需要公共基金的投入。而事实上，制约当前金融市场化的部分原因，也是财政投入不足，社会安全网不健全导致的。如地方债务以及信用债券等不能正常违约，与社会安全网不健全有密切关系，又如要求金融机构从事的政策性业务，包括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等。二是宏观调控框架。宏观调控框架也制约着金融体系功能的设定。只要我国仍坚持产业政策，虽然可以让财政补贴发挥更大作用，但对金融资源一定程度的政府管控就不可避免。三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市场约束要发挥作用，需要借助微观主体的治理机制。实体经济层面如果存在预算软约束（政府隐性担保或者其他因素），则可能扭曲实体经济向金融体系发出的信号，从而发生系统性的资源错配。金融体系越市场化，这种错配将越严重。四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问题。只有“社会政策托了底”，金融改革才能更加深入开展，才能对经济波动有更大的容忍度，能承受更大的社会紧张情绪。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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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道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