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到当今社会，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阶层由以前的的简单到现在的多样和复杂无不体现了国家的富强和崛起。这里我就当代中国社会复杂的阶层进行简单的剖析。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发表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对旧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及阶级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梳理，并提出了中国革命所要依靠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及打击的势力。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系列急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和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结构及阶层关系趋向于简单化。到文革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社会阶层主要由三个群体构成:即农民、工人和干部。农民占了人口的80%,生活在城市中的工人及干部,涵盖的范围也较为广泛。当时的干部除公务员外还包括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教师,医生及文艺工作者等。工人中还包括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当时的人们几乎无私有财产,均属工薪阶层。干部和工人之间收入差别也很小。处级干部的工资和六级技工差不多。城市99%的人月收入在30到100元之间,当时的最高工资(中央领导及一级教授)也就四百元左右。社会的贫富差距非常之小,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仅为0.16,在世界上也属非常低的国家。同时也要看到,由于生产力低下及物质财富的匮乏,生活是非常清苦的,多数食品处于凭证限量供应状态,衡量富裕程度的恩格尔系数也处于相当低下的水平,即在0.59左右,处于贫困到温饱之间。从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浪潮,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及阶层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财富象滚雪球般增大,各种职业及社会阶层象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当今中国社会的职业及阶层已是包罗万象,错综复杂。要想逐一分析已是相当困难的事。如果用收入及财富的拥有量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可将中国社会的阶层分为三大群体:
(一)低收入群体:年收入在4万元以下。(在个税起征点之下)这个群体包括的阶层有:绝大多数农民及农民工,国企和民企中的大部份工人,部份技术人员及低层管理人员,企业退休职工,城市中的低保领取人员,小商小贩,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人员,部份中小学教师等。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占全国从业人员的70%左右.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双解工人:农民工是个特殊群体,他们是在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涌进城市的打工者,他们干着最艰苦,最危险,最繁重的工作。他们离乡背井,收入微薄,吃住简陋,夜以继日,战斗在各条战线上,今天的中国取得如此辉煌的建设成就是他们劳动的结晶。他们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我们应感谢他们并向农民工群体表示深切的敬意。
城市下岗,双解工人在经济转型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在计划经济年代,靠微薄的工资,为祖国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可到了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中却成了失业群体,他们得到的仅仅是几万元微薄的补偿,他们默默忍受住如此不公平的待遇，继续寻求工作,寻找出路,他们中的年龄偏大者,因找不到工作,只能靠低保度日,还得自已交纳养老保险。为了今后老有所依。今日国家之财力远非九十年代相比,政府应给这个群体多一些关怀和照顾。
(二)中产阶层群体:年收入在4万元以上,百万元以下,或拥有百万元以上资产者.这个群体包括:国企,民营,外企中的白领,公务员,教师中的大部,医务人员中的大部,企业中的高级技工和中层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中的大部,演艺人员,事业单位的中层管理人员,小
业主,自由职业者中的大部，文字工作者,离休干部,部队中的军官等。这个群体中职业门类烦多,收入差距也比较大,这个群体人数占从业人员的25%左右。
(三)富裕阶层:年收入在百万元以上,或拥有千万元以上资产者。这个群体包括:民营企业家,大型国企老总,上市公司高管,外资和合资企业高管,一线演艺人员,金融业界高管等。另外还包括一些隐形富豪群体,即政府官员中贪污受贿者,他们将财产隐藏或转移,在未被揭发查处前,仍属于这个阶层。富裕阶层的人数占从业人员5%左右。
为什么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群体中催生出一个庞大的富裕阶层呢?这是因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引入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经济得到高速增长的结果，同时也是经济转型期法律,法规不建全,加之官商勾结使一些人快速致富的结果。这个群体富裕之路无外乎有下几个方面:
(1)八十年代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一大批农民走上创业致富的道路,他们中的一部分在竞争中成长壮大,后来成为农民企业家。
(2)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时期,部分政府官员的子女和亲属利用权力,在价格双轨制中掏足了第一桶金,资本的积累使他们走上富裕的道路。
(3)九十年代,干部下海经商潮,也造就了一批富翁。
(4)九十年代在国有企业改制,破产,工人下岗的同时,一些企业老总及高管利用股份制改革,变相侵吞和占有国有资产,演变成民营企业家。
(5)始于九十年代末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使中国房地产业蓬勃发展,本世纪头十年房价持续飚升,造就了一大批地产富豪。
(6)从2003年起,GDP呈两位数增长所造成的能源及原材料的紧缺,使小煤窑,小矿山遍地开花,工人的血和汗使一批煤老板快速致富。(7)高新科技产业的兴起,使一批知识界精英,进入富裕阶层群体,其中尤以IT产业为典型。
(8)近十年中国股市的高速扩容和股权分置改革(全流通),在牺牲千百万中小股民利益的同时,却造就了大批亿万富翁。中国股市可称得上造富机器。
由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社会结构及财富分布仍属金字塔型,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成了当前社会的特征。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各种资料数据差异很大,有说是0.5的,有说达到0.7的,
也有个别经济学家认为还达不到警界线0.4。这是由于所取的样本和计算方法的差异造成。但不管怎样,基尼系数超过警界线已是不争事实。有两组数据特能说明问题:我国金字塔上端20%富人群体占有社会财富达50%,而金字塔下端20%低收入群体所占社会财富仅为4.7%。换句话说,20%的富人占有社会财富量是20%穷人的10.7倍,而这个指标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日本则仅为3.4倍.中国已排在世界前列。据国务院最新公布的扶贫标准已由过去的
1200元提升到2300元(年收入)这一提升使扶贫对象一下子扩大到1.28亿人，而2300元的年收入仅相当于每天一美元,被联合国定为赤贫标准。这让我们深深震惊,我国的扶贫攻坚是多么任重而道远啊!
在一派歌舞升平中,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矛盾和危机:我国的上层建筑已不适应经济基础,急需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政府官员中的贪污腐败现象加大了民众的不信任感。国民中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急功近利和诚信危机,使我国的文明程度和软实力大打折扣,而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当前兴起的怀念毛泽东热 ,实质上就是对贪污腐败和贫富差距增大的不满。我们又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那就应该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使低收入群体尽快富裕起来,使中产阶层壮大,成为社会的中坚。使社会结构呈纺锤形。中国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中国人民已尝尽社会**的苦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世界上国强民富的大国,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
献。共产党人应拿出最大的决心和勇气,带领人民走上一条文明,民主,公平,富裕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对当代中国各阶层分析作如下综述：官员阶层和知识阶层在致力于改造社会的同时要勇于进行自我改造，重塑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要加强对富豪阶层的调控和管理，尽量减少这个阶层对社会的腐蚀作用，培育这个阶层中对振兴民族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民营力量，使其进一步壮大;鼓励中产阶层的发展，不断扩大这个阶层的人数和阵容，但要同时培养这个阶层对社会的责任心，使他能够成为社会的稳压器;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援助贫困阶层，不断缩小这个阶层的规模，提升这个阶层的人员，利用好这个阶层自发追求改革的积极性;坚定不移地依靠平民阶层发展和繁荣经济，推动体制改革，淳化社会风气，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
第二篇：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矛盾分析
社会是由矛盾组成的，矛盾的存在是客观的，是无处不在的。尖锐复杂的敌我矛盾虽然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广泛的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只有科学揭示这些矛盾，努力消除和化解这些矛盾，才能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大的胜利。新时期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层正在迅速地分化瓦解。许多人已经长期从事工业、商业和他非农产业，许多农民已经成为企业家、科技工作者、城市个体劳动者和依靠出卖一技之长的专业劳动者。无论农民怎样演化，工人队伍怎样扩大或缩小，存在于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传统意义的工农矛盾在政治上主要表现在参政程度的矛盾;在经济上主要表现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所反映的利益的矛盾;在文化教育上主要表现在教育程度和精神产品的享有和消费水平的差异;公
会对农业改革又专门作出了决议，延长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是农业的现代化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要靠大量的资金投入，要靠农民比较效益的提高，要靠广大农民积极性的提高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中国工农之间的矛盾，必须加大政策的力度，必须有新的思想解放，必须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三)解决工农矛盾的政策思路1.必须加大调整农民利益的政策力度。农村，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农民收入太低，特别是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必须让农民的收入水平逐步得到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年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1998年的2162元，增长了4.5倍(按不变价格计算)，而城镇居民人均由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1998年的5425元，增长了3.3倍(按不变价格计算)。但是绝对额相差很大。1978年仅相差210元，到1998年相差3300元，相差的绝对数1998年是1978年的15倍。农民的比较利益下降惊人。2.根据中国的实际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现在粮食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之比严重失调。尽管我国粮食价格同外国粮食价格已经接近，但是我国属人多地少的落后手工作业方式，决定了粮食的基本人工成本是刚性的。中国粮食价格成本是由中国的人口与土地比例及农民务农收入的唯一性现实所决定的，决不能简单与国际的粮价相比较。任何国家均对农业生产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农副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我国农产品的价格相对于自身的成本，相对于工业品的价格，相对于农产品的生产资料价格，总体来说仍然偏低。种粮无利可图，种粮不赚钱的现象仍然存在。适当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国家的粮食政策应该有新的重大改革，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格，提高存贮能力，加大补贴力度，严格管理粮食是当前的重要政策。3.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步伐。我们欢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八亿农民找到了解决温饱的出路。但是如何让8亿农民富裕起来，这道难题将是全世界21世纪的第一号难题。中国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承受如此大的人口压力。这么庞大的低素质人口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怎么可能走向富裕、走向农业现代化呢?这一点必须有充分的估计。我们从乡镇企业发展规律和趋势可以看出，人口的教育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了包括乡镇企业在内全部产业的命运。而全面提高8亿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需要二代人的艰苦努力。这是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兴衰的大事情，这一点中央的政策仍需要加大落实的力度。4.国家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资力度。农民一方面收益能力低，一方面负担重。除了千方百计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之外，另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尽可能减轻农民的负担。中央财政可从这样几方面让利于农民。第
一、加大农村、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水利、公路、灌溉系统全由政府投资，不要让百姓摊钱。这一点应该像城市一样，水、电、气、通讯应该享受同等的待遇。特别是电价应该合理的收取，甚至应该让利于农民，比城市用电、工业用电还要低很多才对。对农村兴办的各种符合环保条件的工业，应该加大优惠的力度，给予免征各种税收的政策。第二，在农村应该真正实行全部的义务教育，让每个青少年不支出任何费用均能享受良好的教育。国家应专项作出农村教育经费预算，甚至学生的生活像和文具基本消费应由国家全部承担。这样能形成一种农村比城市更优越的政策环境，让全部适龄儿童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第
三、彻底免除农民的一切不合理负担。所有乡村干部、教师、公安和全部管理人员的经费均应来自上级财政，不向农民伸手要一分钱。这一点完全能够做到。每天喊减轻农民负担，每天都在向农民身上“揩油”。国务院规定不得超过5%的提留款，一些乡村干部巧立名目，变换手法地向农民勒索，让农民痛恨不已。若真心为农民着想，就应该全力支持农民尽快致富，让农民觉得在农村照样生活得很好。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城市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当然我们国家今天的财力是否允许这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首先国家每年应该有这方面的财政预算，可以逐年逐步实施。这同扶贫计划还有区别。农村的整体机制，应该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出发，先予后取，扶植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些政策可以先从贫困的山区试点开始。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最终的标志应该看农业是否能实现现代化。农村、农民问题解决好了，中国的现代化才算真正实现了。我们的政策方向应该着眼于农民这个大群体，应该切记农民的利益，这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先富阶层与贫困阶层的矛盾邓小平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论断就是：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合法的劳动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然后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富民政策的确造就了一大批中国新富翁。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1998年，中国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富裕家庭约有500万户。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调查估算，中国目前家庭资产超过百万元的约有1000万户。据国家统计局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分析得出：1998年末银行居民储蓄余额53407.5亿元中，其中81.5%的余额是由19.6%的富人存入的。最高的浙江省的温州地区人均储蓄额为7万元，与最低的贵州的黔西南地区为210元相差350倍以上。中国有个先富者阶层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些学者对先富者阶层分?quot;暴富和先富两个群体。对暴富者要采取打击的手段。合法富者应给予鼓励。(一)先富阶层的心理分析通常人们所说的富裕阶层大致分这样几种先富群体：1.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
、管理和经营能力多方面将会学到许多先进的东西，促进企业的成长，提高企业经营者的素质。但是也有可能受到国外高手的竞争，生产经营陷入新的困境，甚至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会被淘汰出局，被迫破产。第
二、部分先富者本身就不想再有大的作为，到国外纯粹是为了贪图享乐。他们羡慕资本主义社会的灯红酒绿，利用前半生的“劳动成果”好好去享受一番。无论哪种情况，在世界经济逐步走到一体化的今天，出国办企业都是允许的，也是应该鼓励的。若要留住部分企业把资金投向国内，有效的办法是让投资者感到中国的政策最适合企业的发展，最适合资本的增值，最适合企业家能力的发挥。事实上，自90年代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吸引力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国家之一。中国的市场是一个发展型的市场，中国经济已连续20年保持了9.7%的增长率，居全世界第一位，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由于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使经济发展充满了巨大的活力，社会经济一片繁荣。现今全世界500家最大的企业，70%的已进入中国市场，许多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已达到相当的规模。美国通用、IBM、摩托罗拉，德国的大众、奔驰和日本的三菱、三井等著名的跨国公司都在中国建立了工厂，投资上亿美元甚至几十亿美元。许多跨国银行的总部也搬到了中国。中国无疑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企业发展最为有利的地点之一就是中国大陆。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最大的政策应该是对全部企业实行平等一致的国民待遇。这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措施。(二)消除先富者与贫困者矛盾的政策思考自从先富者阶层的出现，社会相对贫困者的“仇富”心态日趋激烈。不断恶化的社会治安，也有“仇富”者心态失衡因素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正确认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重要意义。也有一部分人对于“平均主义”、“大锅饭”仍然有些津津乐道。他们看到自己的收入与一部分人的收入相差如此悬殊，心态极不平衡。特别是前些年出现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出现，“富了许多不该富的人”，“穷了一些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有水平的人”。这些现象更是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更进一步激化了民众对“先富者”的仇视情绪。科学制定一套合理的分配政策是正确贯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关键一步。1.严格规范国家的税收政策纵观“先富者”的财富积累，许多一夜之间产生的暴富者，除了有政策漏洞之外，很重要一点是我国税法不健全造成的。在发达国家，每个人的收入明细表是极为清楚的。每一笔收入均有政府监督下的透明帐目。依据每笔收入，国家首先审定其收入的合法性，然后依法征缴应交的所得税。如果我国每个公民都按照国家税法所规定的所得税依法纳税，那些亿万元富翁、千万元富翁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国家所得税法规定，万元以上的收入要按45%的税率上交所得税。那些年收入几十万元至上百万元的高收入者和私营企业主，他们按期交纳所得税之后，所积累的财产将成倍减少，资产积累的速度也会急骤下降，不可能产生出那么多的百万富翁和千万、亿万富翁。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快速的形成和快速的发展，也不是个人资产的快速增加，而是随自己的公司财产日益扩大，是自己控股的企业资本的壮大，而不是自己的个人收入增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除个别有特别技术专利型的智力公司如：比尔盖茨之外，许多公司的资产并不是属于某一个人。公司董事长和总裁也是年薪制，他们也将交纳数额很大的个人所得税。其收入与公司的增长并不成比例，相差的很远。而在我国，许多私营企业、承包型企业、假集体企业、有限公司往往把公司的全部盈利都算在一个人身上，说他自己拥有多少亿资产。其实法人财产同个人的实际财产所有权并不是一回事。这需要另行分析和核定，并不是企业法人代表一个人完全所有的。许多依靠钻国家政策的空子而获得的巨额收入，例如靠金融诈骗、土地转卖、倒卖国家批文、走私贩私、非法经营而获得的收入，也属于逃避国家税收的问题。因为国家对于个人收入的监督不到位，资金的流向不明确，个人的消费不加强管理，使许多公款私用，公款报销，公款私存，许多问题普遍存在。高收入者的来源问题不查不问，使许多非法暴富者长年逍遥法外，并且继续以非法手段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的财产，践踏劳动人民的辛勤成果。严格税法，特别是依法完善“个人所得税法”是制止暴富者阶层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2.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健全各项经济法规制度当前我国立法制度和立法程序已比较规范和完善，相继出台了许多经济法规。但是，现今仍然存在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有法不依的问题比较严重。各地执法的水平和政法队伍的素质都存在很大差距。另一个问题是法律的配套体系和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抓紧解决。出现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经济体制问题。由于政策上的偏差和政策法律体系的不配套、不完善或者部分领域出现了“真空”，就有许多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机会大肆侵吞国家财产。例如：金融信贷政策问题，药品和各种建筑承包、发包回扣问题，土地批租问题，设备和物资进出口问题等都需要法律的配套完善和严格执法，才能使不法收入者无机可乘。3.坚决杜绝权力进入市场中国经济出现混乱的主要根源在于：权力进入市场，这是极其可怕和危险的。在我国权力腐败是人民群众切齿痛恨的，也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权力腐败是掌权者拿人民赋予的权力在地下搞钱权交易，运用人民的信任搞损害国家、损害人民的丑恶勾当。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这样几个出路：第
一、完善和严肃党纪和法纪。对于践踏党的纪律，损害党的形象的各种腐败分子，无论职务有多高，无论过去功劳有多大，都应该像处理建国初期刘青山、张子善案子一样，一点不能手软，坚决果断地给予严厉惩处。第二，要建立和完善党和政府的约束监督制度。这一点至关重要。仅有现在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行政监察部门还远远不够。要有独立的监督机构，让人民群众和新闻界介入监督序列。不要怕执政者出丑，不要怕出了几个败类而损害自身的形
象，越是从严治党、治军、治政，广大人民群众越拥护。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如果我们能坚持有错必纠，有恶必办，人民群众就会内心佩服，就会从根本上支持我们的各项事业。第三，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提高经济立法执法水平。为了让资源尽可能通过市场去配置，必须加强产权法人人格化的改革。国有企业实行产权主体、资产增值、受益分配多方面的全面改革，使权力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逐步弱化。政府采购彻底去掉其神秘的面纱，增加透明度，真正实行公正、公开的招标竞争方法进行。特别应对金融、证券、建筑工程、行政执法部门和部分权力部门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对于各种侵吞国家财产，以各种名义浪费和践踏国有财产的现象和行为实行更加严厉的制裁惩治办法。这样才能保障国家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才能使市场经济切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要的基础作用。4.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现今所形成的贫富差距，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区差异而引起的。由于受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影响，我国东西部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正逐步扩大。据199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上海已达到28400元，而贵州省仅为2424元，相差12倍。若按小地区计算，差得更远。我国的深圳、温州等发达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0万元以上，而相对贫困的陕西省的商洛地区、贵州的毕节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1500元左右。相差50倍以上。因此解决地区差距问题至关重要。中央政府已经在近些年把财政投资方向逐步转移到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八五以来，国家财政的基础性投资，中西部的投资总额尽管比东部地区小了很多，但是其增长速度比东部地区仍高出2至3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国家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正在逐步培育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点，使中西部的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在未来的发展事业中，实现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行业的工作岗位已不再有严格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分，知识分子的界线越来越难分清，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依然是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和创造者。邓小平把科技称为第一生产力，正说明科技在我国乃至在整个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在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同时发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主力军作用，是我党历来处理各种主要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目前知识分子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仍然存在差别和矛盾。脑力劳动收入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是这一矛盾的主要表现。脑力劳动是知识分子阶层区分其他社会阶层的标志。脑力劳动是复杂劳动和高效益劳动。为了取得这种能力和机会，脑力劳动者本人及家庭不断地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对此，社会应当予以补偿。但在事实上，现在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比一般脑力劳动者的收入高，有的甚至高出好几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报酬的倒挂，表明了分配关系倒挂。分配关系的扭曲，其结果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导致脑力劳动者急功近利，忽视甚至放弃本职工作，造成人才往国外流动和人才内耗;同时造成“读书无用”再度泛滥，影响新一代的脑力劳动者的成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在目前是很严重的。1952年前后，知识分子与工人收入是大体平均略有差别。教授最高工资是机械工人最高工资的2.4倍，一般知识分子比同龄工人的工资高出10%左右。1957年以后，脑体工资逐渐拉平。1977年以后，工资几次调整，知识分子的平均工资有所提高，但由于体力劳动者有活工资，包括奖金、计件超额工资、各种津贴和加班费，收入增长幅度更大些，脑力劳动者收入相对下降。尽管有资料显示，高学历者相对收入已有所提高，但就全国而言，这种状况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脑体劳动收入倒挂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加深了知识分子阶层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矛盾。目前，由于脑力劳动者收入水平太低，教育战线出现了“老年的要退，中青年要走，大学生不愿意来”的现象。科研人员要求调离科研单位，机关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普遍受到影响。有学历、有学位、有才华、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大出国，学成不归，高级人才大量流失。知识分子工资待遇下降，意味着知识贬值。过去的“读书无用论”是因为有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新的“读书无用论”是因为群众从收入对比中感到“读书越多越吃亏”。适龄儿童不愿入学而去当童工，新文盲人数大量增加，有的地方高达30%。中小学生流失、辍学的人数剧增，大学生厌学相当普遍，研究生退学从商屡见不鲜。社会需要知识分子，但又不给他们适当的报酬，是不行的。在谈到知识分子阶层同社会其他阶层的矛盾的时候，还不能不指出知识分子阶层同干部阶层的矛盾。这两个阶层部属于有较高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的阶层。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各种因素的制约，干部阶层的处境和实惠要比知识分子好一些，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干部阶层相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优越感。但是，面对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面对着干部“四化”的新要求，干部阶层中的不少人开始动摇，而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跃跃欲试。但我们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在这两个阶层之间建立起联系，以便使他们之间便于流动。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理想是关心政治，“学而优则仕”，因而在事实上对干部阶层的地位威胁最大的是知识阶层。这就使双方的阶层矛盾在所难免。今天我们也欣慰地看到许多像王选教授、柳传志教授等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率先走出院所，用科技赢得市场、赢得成功。现在中国第三代先富阶层中，依靠技术、管理、经营而成为亿万富翁者已不在少数。知识经济的时代，标志着知识分子将成为21世纪经济发展中的一支主力军。知识分子依靠其高智能的劳动赢得更实际的高收入已成为新的趋势。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与其他阶层的矛盾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是两个在劳动方式等方面区别于工农两个基本阶层的独立阶层。他们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实现社会闲置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的结合从而形成社会生产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他们本身的不成熟，也由于毕竟他们多少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所以与以生产资
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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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矛盾分析（xiexiebang推荐）
社会是由矛盾组成的，矛盾的存在是客观的，是无处不在的。尖锐复杂的敌我矛盾虽然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广泛的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只有科学揭示这些矛盾，努力消除和化解这些矛盾，才能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大的胜利。新时期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层正在迅速地分化瓦解。许多人
已经长期从事工业、商业和他非农产业，许多农民已经成为企业家、科技工作者、城市个体劳动者和依靠出卖一技之长的专业劳动者。无论农民怎样演化，工人队伍怎样扩大或缩小，存在于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传统意义的工农矛盾在政治上主要表现在参政程度的矛盾;在经济上主要表现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所反映的利益的矛盾;在文化教育上主要表现在教育程度和精神产品的享有和消费水平的差异;公共社会设施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主要差别主要表现在城乡建设速度不一致的矛盾。工农之间的差别主要反映在城乡之间的差别上。(一)工人和农民之间矛盾的主要表现1.政治上，由于城乡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不同步，农民居住分散，管理上的困难，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造成了一些新的矛盾。(1)农民日益强烈的平等要求与某些党政机关和干部中的腐败作风形成尖锐矛盾。有些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以权谋私、欺压百姓，农民对这些腐败现象切齿痛恨;(2)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民主意识和政策观念普遍增强，可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不倾听群众意见，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3)农民安居乐业的要求与社会治安严重失控之间的矛盾。近几年农村社会治安秩序混乱，使农民失去稳定安全感，他们既痛恨犯罪分子横行，又深怪国家惩治不力。2.经济上，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首先考虑到在农村解放生产力，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和经营权到农户的大包干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存在?quot;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化结构，农村占比重大，城市占比重小，用城市的工业去背农村的手工劳动和八亿农民，是难以承受的。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先发展城市，先富裕工人，然后逐步带动农村，逐步促进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尽管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必然选择。但其具有很大的不公正性是显然的。由于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的比例长期在一个极不合理的水平上，对农民利益的损害是严重的。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从1990年到1998年，粮食价格上涨1.2倍，而工业价格却上涨了3.5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4倍。国家给予农民的利益眉鄹癫罡窒恕W?990年到1998年，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差无偿剥夺农民总价值在12000亿元以上。在用电、用水和税赋政策上，对农民也实行了不平等待遇。城市道路都是由国家出钱修造的，而农村修路多数由农民集资修建;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几乎是零。大型水利建设也考虑到城市防洪、工业用水和居民用水等。据有关资料显示，国家用于农业的投入逐年减少。六五期间占全部投资额的10%，七五下降为5%，八五期间下降为1.9%。农业投资总额仅相当于国有单位房地产投资额的14%左右，这说明国家重视农业发展的问题没有落到实处。相差的决不是一星半点。3.在公民应享受的基本待遇上，工人与农民也有很大的差别。尽管我国宪法规定，全部公民享有共同的教育权益。实际存在很大的差异。现如今在落后的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达标率远远低于城市。人均拥有的教师、医生相差3倍以上。在农村，不但教学条件差、学习条件艰苦，而且考大学也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同样的高考分数，农村学生可能难以达到建档分数线，而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却能上很好的大学。例如1999年北京地区高考录取比例已高达82%，而在四川、安徽、河南、甘肃农村，高考入学率仅有5%。许多很好的农村学生，分数很高也上不了大学。还有许多考生经过艰苦努力考上了大学，也因家庭交不起学费而辍学。这就是农村与城市在教育上的不平等。4.工人与农民的负担不同。中央一再强调，农民负担不得超过上年人均收入的5%。事实上，自从这一政策出台至今，多数地区农民负担一直高达10%以上，甚至20%。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匀皇桥┟穹从匙钋苛业奈侍庵唬行┑胤交瓜嗟毖现亍S行┑胤胶筒棵徘闪⒚浚蚺┟衤沂辗选⒙曳?睢⒙壹省⒙姨伞⒙艺羌郏挥行┑胤叫楸ㄅ┟袷杖耄薅钐崛〈逄崃簟⑾缤吵锓眩科扰┟褚宰蚀停簧偈愀刹孔鞣绱直课薹停踊簟⑶滞碳搴团┟竦淖什疲踔燎啃邢蚺┟袷涨瘴铩U庑┒佳现氐厍址噶伺┟竦暮戏ㄈㄒ妫焐肆伺┟竦纳裕撕α伺┟穸缘车母星椋岩鹆伺┟袢褐诘那苛也宦?br>坑农、害农事件屡屡发生。部分地区基层领导没有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他们随意挪用农业资金，或用于工业等开发项目，或耗巨资等盖办公楼、买豪华轿车，给农民的劳动报酬却是打白条，挤农、挖农、
坑农等恶性事件大量发生，国家供给农民的粮棉“挂钩”平价化肥和柴油被截留倒卖等问题反复出现;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的人民公仆的身份，不关心群众疾苦，只知道运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税款，等等。由于工业、城市的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问题，也给农村、农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据农业部调查：目前，全国被污染的农田达1000万公顷，每
年损失粮食120亿公斤;江河湖泊的82%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2800多公里河段的鱼虾基本绝迹，265万公里的河流水质污染超过渔业水质标准，全国每年因污染造成突发性鱼、虾、贝类大批死亡达20万吨。由于一些企业领导管理不善，没有严把质量关，生产的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质量不合格，甚至故意以劣充优，以次充好，把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卖给农民，结果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些都引发了农民对工业及工人的矛盾。5.工人与农民在流动上自由程度不同。在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由于我国长期城乡分割，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当开放程度扩大和人口自由流动增大后，城市设施不能适应需要，上百万外地流动大军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徘徊，不仅增加了社会成本，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使一些地方政府极容易采取带有浓厚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措施。他们过分夸大外地劳动力流入带来的问题，采取一些轰、堵、罚的政策，如在就业问题上采取“先城市、后农村，先本地、后外地，先本省、后外省”的“三先”政策，以保护城市和地方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引起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不满情绪。由于法制不健全和管理上的疏忽，民工们的利益得不到可靠的保障。如：一些企业为压低农村劳动力工资，经常以招学徒或新招工的名义招工，发低工资，三个月试工期后绝大部分都不被录用，又新招学徒工或新工人;企业要求民工加班加点的事经常不断;农村劳动者的安全卫生、医疗保障等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尤其是安全卫生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些企业还采取缓发工资、扣工资等手段控制工人;民工的人身安全在一些企业成了问题。同时，也应该看到，流动人口急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给治安管理造成了困难。由于劳动力流动带有一些盲目性和无序性，外地人口进入发达地区的城市后，在其就业需求得不到满足、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易产生犯罪动机。据1999年北京市调查，北京市外来人口达450万，在所有该年犯罪案件中，由外来人口作案的占56%，在外来人口聚居地所发生的案件中，外来人口作案的占70.8%，而在浙江村更高达91%。另据《光明日报》报道：外来人口犯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上海占53%，深圳达97%。城乡矛盾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是很复杂的。历史的因素和现代的因素都可引发我国的城乡矛盾。解决好我国城乡矛盾，对我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工农联盟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持政治稳定的力量源泉和可靠保证。在社会进入全面转型的新时期，由于在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明朗化，物质利益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使工农、城乡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影响到我国的政权巩固、社会稳定。正确地对待、分析这些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二)工农矛盾、城乡矛盾的原因分析1.这是转型期二元社会结构分化的必然表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开始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进一步加快了我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特征是：一极是以大工业为主体的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经济;另一极则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经济。这种利益差别最直观地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和对立。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是城乡差别的首要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更显得严峻。近年来，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却不断上涨，导致了农民增产不增收这样一种结果。工农产业竞争力的强弱直接表现在工农产品的价格高低上，进而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上。如果在城镇居民收入中加上各种补贴和劳保福利，农民纯收入中扣除各种不合理摊派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大。在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同时，其它方面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劳动保护、环境治理、娱乐设施及其它社会公共福利措施等方面差距更大。农民们的社会地位大大降低，工农矛盾加大，工农联盟日益松散。2.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无序所引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市场运行规则、市场机制不健全，由于人们对市场经济认识上的偏差，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无序经济行为，进一步激化了工农、城乡矛盾。首先，农业生产对气候、土壤、地形、森林等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水利、交通、仓储等基础设施的依赖性都很强，而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造投资大、涉及面广，个别生产者和个别单位无力承担或不愿承担。其次，在市场经济利益机制的作用下，农业作为比较效益低的产业，不但吸引不了外部资金的投入，在农业内部也难以阻止资源向非农产业转移。第三，由于市场体系发育不健全，宏观引导和市场信息服务滞后，农户的微观经济活动与大市场的对接还存在一定难度。由于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他们中的大多人并不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往往只能被动地适应市场，盲目性较大，常常被市场无序状态所误导，这势必造成农民经济利益受损，造成农业生产的滑坡。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收入与收成并不成正比，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农产品增加时，往往农民收入反而下降;农业减收时，农民的收入反而增加。这种收入和收成的逆向运动，只有靠政府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来解决。第四，农业基础地位不稳，国家政策失控、地方政策失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问题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农业的比较效益偏低，因此，容易出现忽视农业的现象，使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冲击。从领导层来看，领导农业的力量削弱，从党政领导到一般干部，都忙于跑资金、找技术、上项目，把注意力放在见效快、收益大的产业，普遍忽视农业生产;从投入角度来看，对农业投入的资金减少，农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用于发展农业和收购农产品的资金被占，打白条现象屡禁不止;从粮食播种面积来看，1997年减少1700多万亩，1998年减少2400多万亩，1999年减少了3000多万亩，有的地方乱占耕地、弃山撂荒现象严重;从农民的劳动成果来看，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过猛、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再加上各种不合理的集资摊派，农民劳动一年，所剩无几，这就大大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上述现象的产生，与国家政策失控、地方政策失当有很大关系。首先，农村经济政策缺乏约束，落实与否全都一样，甚至还会出现谁认真落实谁吃亏的现象。近几年，虽然党中央特别强调重视农业，特别是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对农业改革又专门作出了决议，延长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是农业的现代化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要靠大量的资金投入，要靠农民比较效益的提高，要靠广大农民积极性的提高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中国工农之间的矛盾，必须加大政策的力度，必须有新的思想解放，必须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三)解决工农矛盾的政策思路1.必须加大调整农民利益的政策力度。农村，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农民收入太低，特别是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必须让农民的收入水平逐步得到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年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1998年的2162元，增长了4.5倍(按不变价格计算)，而城镇居民人均由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1998年的5425元，增长了3.3倍(按不变价格计算)。但是绝对额相差很大。1978年仅相差210元，到1998年相差3300元，相差的绝对数1998年是1978年的15倍。农民的比较利益下降惊人。2.根据中国的实际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现在粮食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之比严重失调。尽管我国粮食价格同外国粮食价格已经接近，但是我国属人多地少的落后手工作业方式，决定了粮食的基本人工成本是刚性的。中国粮食价格成本是由中国的人口与土地比例及农民务农收入的唯一性现实所决定的，决不能简单与国际的粮价相比较。任何国家均对农业生产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农副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我国农产品的价格相对于自身的成本，相对于工业品的价格，相对于农产品的生产资料价格，总体来说仍然偏低。种粮无利可图，种粮不赚钱的现象仍然存在。适当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国家的粮食政策应该有新的重大改革，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格，提高存贮能力，加大补贴力度，严格管理粮食是当前的重要政策。3.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步伐。我们欢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八亿农民找到了解决温饱的出路。但是如何让8亿农民富裕起来，这道难题将是全世界21世纪的第一号难题。中国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承受如此大的人口压力。这么庞大的低素质人口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怎么可能走向富裕、走向农业现代化呢?这一点必须有充分的估计。我们从乡镇企业发展规律和趋势可以看出，人口的教育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了包括乡镇企业在内全部产业的命运。而全面提高8亿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需要二代人的艰苦努力。这是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兴衰的大事情，这一点中央的政策仍需要加大落实的力度。4.国家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资力度。农民一方面收益能力低，一方面负担重。除了千方百计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之外，另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尽可能减轻农民的负担。中央财政可从这样几方面让利于农民。第
一、加大农村、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水利、公路、灌溉系统全由政府投资，不要让百姓摊钱。这一点应该像城市一样，水、电、气、通讯应该享受同等的待遇。特别是电价应该合理的收取，甚至应该让利于农民，比城市用电、工业用电还要低很多才对。对农村兴办的各种符合环保条件的工业，应该加大优惠的力度，给予免征各种税收的政策。第二，在农村应该真正实行全部的义务教育，让每个青少年不支出任何费用均能享受良好的教育。国家应专项作出农村教育经费预算，甚至学生的生活像和文具基本消费应由国家全部承担。这样能形成一种农村比城市更优越的政策环境，让全部适龄儿童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第
三、彻底免除农民的一切不合理负担。所有乡村干部、教师、公安和全部管理人员的经费均应来自上级财政，不向农民伸手要一分钱。这一点完全能够做到。每天喊减轻农民负担，每天都在向农民身上“揩油”。国务院规定不得超过5%的提留款，一些乡村干部巧立名目，变换手法地向农民勒索，让农民痛恨不已。若真心为农民着想，就应该全力支持农民尽快致富，让农民觉得在农村照样生活得很好。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城市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当然我们国家今天的财力是否允许这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首先国家每年应该有这方面的财政预算，可以逐年逐步实施。这同扶贫计划还有区别。农村的整体机制，应该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出发，先予后取，扶植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些政策可以先从贫困的山区试点开始。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最终的标志应该看农业是否能实现现代化。农村、农民问题解决好了，中国的现代化才算真正实现了。我们的政策方向应该着眼于农民这个大群体，应该切记农民的利益，这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先富阶层与贫困阶层的矛盾邓小平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论断就是：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合法的劳动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然后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富民政策的确造就了一大批中国新富翁。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1998年，中国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富裕家庭约有500万户。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调查估算，中国目前家庭资产超过百万元的约有1000万户。据国家统计局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分析得出：1998年末银行居民储蓄余额53407.5亿元中，其中81.5%的余额是由19.6%的富人存入的。最高的浙江省的温州地区人均储蓄额为7万元，与最低的贵州的黔西南地区为210元相差350倍以上。中国有个先富者阶层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些学者对先富者阶层分?quot;暴富和先富两个群体。对暴富者要采取打击的手段。合法富者应给予鼓励。(一)先富阶层的心理分析通常人们所说的富裕阶层大致分这样几种先富群体：1.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他们中许多人已成为名符其实的企业家，其资产高的已达几亿元。例如，东方集团张宏伟、希望集团刘永好、长沙远大集团张跃等。2.部分各类企业的承包者。企业经营者阶层。前些年他们利用租赁、承包和承销等手段，得到了很多的丰厚收入。现在许多承包者已成为老板，拥有了自己的企业。3.外商企业、三资企业的管理阶层或白领员工。他们的经理层平均年收入在5～15万之间，高的达50～100万元，一般员工平均年收入在3万元左右。4.部分影视名星、歌星、小品和剧创作者及演艺圈里的穴头，他们收入通常是普通工人的几倍或几十倍。5.部分获得发明专利，技术转让、遗产、馈赠等特殊富有者。有海外关系的一些人士，一些华侨家庭收入靠外界供给者。6.一些有权势、有关系、有门路的能人，他们依仗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依靠炒批文、炒贷款、炒股票、炒房地产、炒外汇、炒产权而获得暴利者。他们的资产是巨大的。有专家仅就全国银行信贷利差分析，每年国家将损失2000亿元以上。大约每年国家银行的信贷规模在5万亿元笥遥冶曜祭⒃嘉?0%～15%，也就是5000亿～6000亿元。以往企业要付出比国家法定利息高出1倍的价格才能得到贷款，也就是实际企业所付利息约在1万亿左右。国家入库的利息仅有5000亿～6000亿元上下。银行多收的5000亿～6000亿元利息，大约是三分之一用于银行自身建设和投资，另三分之一用于大家的福利和小金库开销，剩下的三分之一将以各种各样的名目和手段注入到个人的腰包。约2000亿元的资产要养出上万名先富者。这里有银行系统的贪官，据不完全统计，10年间共有1100名各级行长被捕入狱，也有各级领导干部被法律制裁。近期查处的浙江宁波市委书记、中央候补委员许运鸿案件，实质也是一起金融案件，包括宁波市常务副市长谢建邦因在金融管理上利用职权大肆受贿，重用坏人，使国家蒙受巨额损失。金融、证券业的腐败最为严重，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巨大无比。7.利用国家体制变革时期的管理漏洞，大搞走私贩私、贪污受贿、偷税欺诈。特别利用价格双轨制的漏洞，转手倒买倒卖，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亲朋好友及夫人子女谋私利。林林总总，先富者阶层有一些是利用诚实的劳动而致富的，有一些是国家税收政策的特殊照顾故意放宽而产生的致富者。许多个体经营者或私营企业若按照正常的税收政策，其私人财富积累不会达到如此快的程度。在怎样对待“先富阶层”的问题上，社会上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有人认为先富者绝大多数是靠合法致富渠道成功的。现在过严地去追究怎样致富，将会影响党的富民政策的贯彻，不如正确引导致富者合法把资金用于投资社会生产，扩大社会就业，创造新的社会财弧R灿胁糠盅д呷衔雀徽咧杏邢嗟币徊糠质强糠欠ㄊ侄沃赂坏模遣徽5摹氨└弧闭呷禾澹鞘巧缁岬摹岸玖觥保怯Ω贸沟浊逅愫统迷绮摹6杂诰蠖嗍傩绽此担杂谝匀彼健⑻拔凼芑摺⑼邓奥┧啊⒆咚椒匪健⒌孤襞摹⑻踊闫愕姆欠ū└蝗禾逵凶沤仙畹某鹗雍偷幸狻6杂诳坷投赂坏娜禾澹灿芯磁搴脱瞿降某煞帧?国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必须要营造一个让富人荣耀的社会环境。对先富者不能一概而论全都扣上“暴发户”和“非法暴富”的帽子。但也不能让依靠非法致富者逍遥法外。劳动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让一些不劳而获的贪赃枉法者任意践踏，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能允许的，也是劳动人民所不能答应的。有人简单地把“暴富”群体的出现怪罪为党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决定，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允许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剥削和雇佣工人的现象。这是宪法和法律允许的，但这同“违法致富”不是一个概念。私有制的存在，靠资本的增值赚钱，靠投资的分红、靠股票的股息和银行利息致富，这就是允许剥削现象的存在，这就是政策所允许的“不劳而获”。从客观上讲，社会主义在转型时期，由于整个经济秩序要大调整，社会关系要大变革，经济结构也要大重组，出现一些违背规律的现象也是意料之中的。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政策去规范、去取缔、去惩治。在分析我国的先富群体时，一定要认真研究体制转型时期，在哪些政策领域容易被暴富者钻空子。我们只有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手段，逐步取消经济运行中的双轨制，制止和杜绝权力进入市场，完善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才能有效制止各种犯罪行为。决不能因为产生了暴富者群体这个消极的东西，就怀疑我们市场化改革，怀疑我们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这是不正确的。对先富者群体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躺在财产簿上贪图享乐，只消耗财富，不再创造新的财富。其心理状态是，有钱就花掉，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应该尽情地享受玩乐。有些人怕政策变或怕自己的钱被没收，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去，带着孩子老婆到国外享受去。还有些先富者干脆把钱存在银行吃利息。这类靠吃利息生活的先富者，给社会带来的财富仅仅是自己的“消费支出”和“银行存款”。另一类先富者，把财富作为自己大展宏图的一个条件，作为资本金再投入到社会，其主观上是为了赚取更大的资本，但客观上已经为社会创造了新财富，提供了就业机会，创造了新的国家税收。这种投资我们应该给予积极鼓励。存在于先富阶层中的财产转移现象很值得重视，许多先富的老板以到国外办厂的名义，把资产转移到国外。这种情况的出现反映出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部分私营企业出资者担心国家的政策有变，认为转移到国外更为保险;另一部分人的资产来源确有不合法的因素，担心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现在当务之急是引导先富者阶层把积累的财富拿出来为全社会所用，增加社会就业，创造新的财富。对于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应该依照国家的法律给予严肃惩处。对于转移资产到国外的私人企业主应该有两方面的分析：第
一、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创办企业应该认为是一件好事。他们在国际竞争领域更能使企业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无论从技术、管理和经营能力多方面将会学到许多先进的东西，促进企业的成长，提高企业经营者的素质。但是也有可能受到国外高手的竞争，生产经营陷入新的困境，甚至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会被淘汰出局，被迫破产。第
二、部分先富者本身就不想再有大的作为，到国外纯粹是为了贪图享乐。他们羡慕资本主义社会的灯红酒绿，利用前半生的“劳动成果”好好去享受一番。无论哪种情况，在世界经济逐步走到一体化的今天，出国办企业都是允许的，也是应该鼓励的。若要留住部分企业把资金投向国内，有效的办法是让投资者感到中国的政策最适合企业的发展，最适合资本的增值，最适合企业家能力的发挥。事实上，自90年代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吸引力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市场是一个发展型的市场，中国经济已连续20年保持了9.7%的增长率，居全世界第一位，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由于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使经济发展充满了巨大的活力，社会经济一片繁荣。现今全世界500家最大的企业，70%的已进入中国市场，许多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已达到相当的规模。美国通用、IBM、摩托罗拉，德国的大众、奔驰和日本的三菱、三井等著名的跨国公司都在中国建立了工厂，投资上亿美元甚至几十亿美元。许多跨国银行的总部也搬到了中国。中国无疑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企业发展最为有利的地点之一就是中国大陆。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最大的政策应该是对全部企业实行平等一致的国民待遇。这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措施。(二)消除先富者与贫困者矛盾的政策思考自从先富者阶层的出现，社会相对贫困者的“仇富”心态日趋激烈。不断恶化的社会治安，也有“仇富”者心态失衡因素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正确认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重要意义。也有一部分人对于“平均主义”、“大锅饭”仍然有些津津乐道。他们看到自己的收入与一部分人的收入相差如此悬殊，心态极不平衡。特别是前些年出现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出现，“富了许多不该富的人”，“穷了一些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有水平的人”。这些现象更是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更进一步激化了民众对“先富者”的仇视情绪。科学制定一套合理的分配政策是正确贯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关键一步。1.严格规范国家的税收政策纵观“先富者”的财富积累，许多一夜之间产生的暴富者，除了有政策漏洞之外，很重要一点是我国税法不健全造成的。在发达国家，每个人的收入明细表是极为清楚的。每一笔收入均有政府监督下的透明帐目。依据每笔收入，国家首先审定其收入的合法性，然后依法征缴应交的所得税。如果我国每个公民都按照国家税法所规定的所得税依法纳税，那些亿万元富翁、千万元富翁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国家所得税法规定，万元以上的收入要按45%的税率上交所得税。那些年收入几十万元至上百万元的高收入者和私营企业主，他们按期交纳所得税之后，所积累的财产将成倍减少，资产积累的速度也会急骤下降，不可能产生出那么多的百万富翁和千万、亿万富翁。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快速的形成和快速的发展，也不是个人资产的快速增加，而是随自己的公司财产日益扩大，是自己控股的企业资本的壮大，而不是自己的个人收入增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除个别有特别技术专利型的智力公司如：比尔盖茨之外，许多公司的资产并不是属于某一个人。公司董事长和总裁也是年薪制，他们也将交纳数额很大的个人所得税。其收入与公司的增长并不成比例，相差的很远。而在我国，许多私营企业、承包型企业、假集体企业、有限公司往往把公司的全部盈利都算在一个人身上，说他自己拥有多少亿资产。其实法人财产同个人的实际财产所有权并不是一回事。这需要另行分析和核定，并不是企业法人代表一个人完全所有的。许多依靠钻国家政策的空子而获得的巨额收入，例如靠金融诈骗、土地转卖、倒卖国家批文、走私贩私、非法经营而获得的收入，也属于逃避国家税收的问题。因为国家对于个人收入的监督不到位，资金的流向不明确，个人的消费不加强管理，使许多公款私用，公款报销，公款私存，许多问题普遍存在。高收入者的来源问题不查不问，使许多非法暴富者长年逍遥法外，并且继续以非法手段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的财产，践踏劳动人民的辛勤成果。严格税法，特别是依法完善“个人所得税法”是制止暴富者阶层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2.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健全各项经济法规制度当前我国立法制度和立法程序已比较规范和完善，相继出台了许多经济法规。但是，现今仍然存在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有法不依的问题比较严重。各地执法的水平和政法队伍的素质都存在很大差距。另一个问题是法律的配套体系和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抓紧解决。出现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经济体制问题。由于政策上的偏差和政策法律体系的不配套、不完善或者部分领域出现了“真空”，就有许多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机会大肆侵吞国家财产。例如：金融信贷政策问题，药品和各种建筑承包、发包回扣问题，土地批租问题，设备和物资进出口问题等都需要法律的配套完善和严格执法，才能使不法收入者无机可乘。3.坚决杜绝权力进入市场中国经济出现混乱的主要根源在于：权力进入市场，这是极其可怕和危险的。在我国权力腐败是人民群众切齿痛恨的，也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权力腐败是掌权者拿人民赋予的权力在地下搞钱权交易，运用人民的信任搞损害国家、损害人民的丑恶勾当。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这样几个出路：第
一、完善和严肃党纪和法纪。对于践踏党的纪律，损害党的形象的各种腐败分子，无论职务有多高，无论过去功劳有多大，都应该像处理建国初期刘青山、张子善案子一样，一点不能手软，坚决果断地给予严厉惩处。第二，要建立和完善党和政府的约束监督制度。这一点至关重要。仅有现在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行政监察部门还远远不够。要有独立的监督机构，让人民群众和新闻界介入监督序列。不要怕执政者出丑，不要怕出了几个败类而损害自身的形象，越是从严治党、治军、治政，广大人民群众越拥护。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如果我们能坚持有错必纠，有恶必办，人民群众就会内心佩服，就会从根本上支持我们的各项事业。第三，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提高经济立法执法水平。为了让资源尽可能通过市场去配置，必须加强产权法人人格化的改革。国有企业实行产权主体、资产增值、受益分配多方面的全面改革，使权力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逐步弱化。政府采购彻底去掉其神秘的面纱，增加透明度，真正实行公正、公开的招标竞争方法进行。特别应对金融、证券、建筑工程、行政执法部门和部分权力部门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对于各种侵吞国家财产，以各种名义浪费和践踏国有财产的现象和行为实行更加严厉的制裁惩治办法。这样才能保障国家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才能使市场经济切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要的基础作用。4.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现今所形成的贫富差距，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区差异而引起的。由于受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影响，我国东西部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正逐步扩大。据199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上海已达到28400元，而贵州省仅为2424元，相差12倍。若按小地区计算，差得更远。我国的深圳、温州等发达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0万元以上，而相对贫困的陕西省的商洛地区、贵州的毕节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1500元左右。相差50倍以上。因此解决地区差距问题至关重要。中央政府已经在近些年把财政投资方向逐步转移到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八五以来，国家财政的基础性投资，中西部的投资总额尽管比东部地区小了很多，但是其增长速度比东部地区仍高出2至3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国家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正在逐步培育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点，使中西部的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在未来的发展事业中，实现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行业的工作岗位已不再有严格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分，知识分子的界线越来越难分清，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依然是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和创造者。邓小平把科技称为第一生产力，正说明科技在我国乃至在整个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在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同时发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主力军作用，是我党历来处理各种主要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目前知识分子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仍然存在差别和矛盾。脑力劳动收入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是这一矛盾的主要表现。脑力劳动是知识分子阶层区分其他社会阶层的标志。脑力劳动是复杂劳动和高效益劳动。为了取得这种能力和机会，脑力劳动者本人及家庭不断地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对此，社会应当予以补偿。但在事实上，现在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比一般脑力劳动者的收入高，有的甚至高出好几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报酬的倒挂，表明了分配关系倒挂。分配关系的扭曲，其结果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导致脑力劳动者急功近利，忽视甚至放弃本职工作，造成人才往国外流动和人才内耗;同时造成“读书无用”再度泛滥，影响新一代的脑力劳动者的成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在目前是很严重的。1952年前后，知识分子与工人收入是大体平均略有差别。教授最高工资是机械工人最高工资的2.4倍，一般知识分子比同龄工人的工资高出10%左右。1957年以后，脑体工资逐渐拉平。1977年以后，工资几次调整，知识分子的平均工资有所提高，但由于体力劳动者有活工资，包括奖金、计件超额工资、各种津贴和加班费，收入增长幅度更大些，脑力劳动者收入相对下降。尽管有资料显示，高学历者相对收入已有所提高，但就全国而言，这种状况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脑体劳动收入倒挂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加深了知识分子阶层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矛盾。目前，由于脑力劳动者收入水平太低，教育战线出现了“老年的要退，中青年要走，大学生不愿意来”的现象。科研人员要求调离科研单位，机关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普遍受到影响。有学历、有学位、有才华、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大出国，学成不归，高级人才大量流失。知识分子工资待遇下降，意味着知识贬值。过去的“读书无用论”是因为有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新的“读书无用论”是因为群众从收入对比中感到“读书越多越吃亏”。适龄儿童不愿入学而去当童工，新文盲人数大量增加，有的地方高达30%。中小学生流失、辍学的人数剧增，大学生厌学相当普遍，研究生退学从商屡见不鲜。社会需要知识分子，但又不给他们适当的报酬，是不行的。在谈到知识分子阶层同社会其他阶层的矛盾的时候，还不能不指出知识分子阶层同干部阶层的矛盾。这两个阶层部属于有较高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的阶层。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各种因素的制约，干部阶层的处境和实惠要比知识分子好一些，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干部阶层相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优越感。但是，面对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面对着干部“四化”的新要求，干部阶层中的不少人开始动摇，而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跃跃欲试。但我们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在这两个阶层之间建立起联系，以便使他们之间便于流动。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理想是关心政治，“学而优则仕”，因而在事实上对干部阶层的地位威胁最大的是知识阶层。这就使双方的阶层矛盾在所难免。今天我们也欣慰地看到许多像王选教授、柳传志教授等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率先走出院所，用科技赢得市场、赢得成功。现在中国第三代先富阶层中，依靠技术、管理、经营而成为亿万富翁者已不在少数。知识经济的时代，标志着知识分子将成为21世纪经济发展中的一支主力军。知识分子依靠其高智能的劳动赢得更实际的高收入已成为新的趋势。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与其他阶层的矛盾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是两个在劳动方式等方面区别于工农两个基本阶层的独立阶层。他们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实现社会闲置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的结合从而形成社会生产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他们本身的不成熟，也由于毕竟他们多少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所以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他阶层难免会发生矛盾。就目前而言，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对个体及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缺乏正确的认识。传统观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把资产变成社会成员的共同财富，社会实行直接的劳动交换，不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这样个体和私营经济也就不复存在。但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在公有制占主体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商品经济不但不能取消，还必须充分地发展。但是，有些人现在还对发展个体经济及私营经济难以理解，以至在实际工作中，有关个体私营经济的许多政策和规定，在一些地方、部门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例如，歧视、排斥、刁难、打击个体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一些个体劳动者思想上仍有顾虑：怕露富，怕政策多变，怕生老病死无保障，怕经营不下去重新就业困难，等等。这就难免使他们产生对其他阶层，特别是享有“国家人”身份的干部阶层、工人阶层的抵触心理，从而引发为阶层矛盾。个体劳动者及私营企业主的素质相对而言不是很整齐。从社会来源看，构成我国城市居民主体的是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人、专业技术员、干部、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等。在以往的时期，他们一般有较稳定的工薪收入、劳保福利、公费医疗条件以及根据连续工龄计算而获得的住房、退休金等有利条件，因而，脱离这个群体而做个体经营的人数比例一直不高。构成个体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主体是待业人员、退休人员、社会闲散人员等，甚至包括大量“两劳”人员。素质过低导致他们在与其他阶层交换劳动、交换商品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非规范行为，如强买强卖、缺斤短两、欺行霸市。他们与其他阶层的矛盾，往往是由这些矛盾引发的。税收政策不当等因素造成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收入过高。尽管个体户及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及教育地位决定了他们素质较低，但没影响他们获得高收入。他们的高收入、高消费给其他阶层的成员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强烈地刺激着其他社会阶层，激发了其他阶层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社会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受保守观念影响和阶层、个人利益因素的制约，其他各阶层对个体、私营者的高收入也有不能正确对待的问题。不少人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高风险低保障等因素认识不足，而总是从自己的身份优势出发去看待他们的收入优势，难免造成心理不平衡，从而加剧阶层矛盾。干部阶层与其他各阶层的矛盾在整个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体系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正如刘少奇所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社会利益分配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组织功能很强的社会制度，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上，各级官员往往成为利益分配工作的操作者。这样，各级领导就处在许多矛盾的焦点上。由于改革是对原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的重新调整，难免要触动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各项改革政策都需要各级领导来贯彻，因而这一矛盾就显得更加突出。例如，我国原有的价格体系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价格体系改革势在必行。而这体系的每一次调整，又都会影响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利益，这样，社会情绪就会直接指向政府，而政府的政策、法律、制度的执行者又是领导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一部分领导干部严重的腐败行为，又加剧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者以及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严重违法乱纪等腐败分子，虽然为数不多，但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由腐败现象导致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在相当一些地区和部门日益激化，其主要表现有两方面：权力腐败现象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导致党和政府威信的下降。首先应当肯定，我们的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但是同时应该承认，由于面临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与我们党和国家以往的历史时期，特别是50年代、60年代相比，人际关系日益出现金钱化趋向，商品交换原则已经比较显著地侵入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家公务活动中。因此，程度不同的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相当普遍。其中触犯党纪政纪，进而触犯国法的尽管是少数，但他们的行政级别、人数、大案、要案均有逐年上升的势头。这些党政干部虽然是少数，但却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相当一部分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致使干群关系紧张。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权力腐败盛行，严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腐败作风是毒害我党肌体的大敌。如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在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5年之间受贿66万元)的同时，为了继续往上爬，以获得更大权力，大搞浮夸虚报、哗众取宠的一套骗术。1994年泰安市村及村以下产值实际是40多亿元，他却报出260多亿元;财政收入5亿多元，他吹成12个亿。下级上报的数字他不满意，就指示再去好好算算，看能不能算出新的数字来，其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腐败作风多么令人吃惊!更为普遍的事情是，许多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只顾为自己子女、家属、亲友和小团体谋福利，而很少想到基层广大的老百姓，特别是那些还处于贫困状态的老百姓。正如有的群众批评他们坐的车子越来越豪华，通讯手段越来越发达，但却距离老百姓越来越远了，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越来越少了。他们主要靠听汇报指导工作，而汇报的水份又往往非常大。即使坐车子下去，也是走马观花，根本无法了解实情。总之，过去我们党的干部和群众之间的那种亲密鱼水关系，在相当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变成了若即若离的油水关系，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事实。端正党风，密切群众的联系，牢记我党的宗旨，深入进?quot;三讲教育，是当前我党的一项中心任务。今后，随着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各种阶层矛盾仍会存在，并且有可能形成一定范围内的阶层冲突。因此，在这种矛盾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
第四篇：谈当代中国社会阶层
学术报告
——谈中国当代社会阶层
入学一年来，我先后听了二十余次的学术讲座。所聆听的讲座包括：与所学专业密切相关的前沿讲座，如刘老师的《国际石油合作标准合同及财务制度》等，有关指导研究生学习和生活和素质培养的讲座，如李老师的《沟通理论与技巧》，王修智老师的《齐鲁文化与山东人》，王通讯研究员的的《人本时代与人才管理现代化》，陈占安老师的《关于经典著作选读的思考》等，还有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分析的讲座，如辛向阳研究员的《天安门的历史哲学：中国奇迹的政治动因》等。这些讲座的知识不仅极大地扩展了我的知识面，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己人文素养，对我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大有裨益。
在众多讲座之中，自己最为感兴趣当属辛向阳研究员的《天安门的历史哲学：中国奇迹的政治动因》,一方面是自己对政治及历史学感兴趣，另一方面该讲座以独特方式将政治学跟历史相交汇，给人以新颖的感觉。所以吾想从这个话题出发，顺着政治和经济的路线，谈谈对我国当代社会阶层的认识。
一、当代中国社会阶层
(一)阶层划分
目前社会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从大的框架来说，有这么三种:第一种还是用两个阶级分析，认为分为两个阶级，若干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人员阶层，技术人员阶层等等。第二种是进行阶级分析，把现在中国分成七个阶级，分六个阶级的也有，这一观点多限于内部学术范围里。第三种主张搞阶层分析，认为目前进行社会阶层分析比较好，更符合现阶段国情。
前两年，中科院进行了一个全国性调查，抽样调查了十二个省市七十二个县市六千户，并对调查结果做了加权，然后在大量社会研究资料和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全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作了分析，分析的结果是划分成十个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其划分的依据：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有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分别为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技术)资源是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
(二)阶层分化
改革开放以前，在国家基本制度设置(如计划经济体制)、政策安排以及“左”倾政治意识形态的模塑下，中国社会结构以一种多维二元身份等级体系为其显著特征。仔细考察那30年的中国社会结构演变过程及其结果，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四个维度的二元化身份等级：人民-非人民的政治二元身份、城乡二元户籍身份、干部-非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二元身份以及全民工-集体工二元单位身份。人们的命运，基本上就由这些维度的二元化身份等级体系所决定。所谓“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阶层或干部阶层)的说法，实际上是对这种多维二元身份等级体系的一种过于简化的描述。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基本动力。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向是放弃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社会也在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尤其是阶层结构的演化而言，改革开放具有深远的意义：逐步地改变了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国家把越来越多的资源让渡给社会或市场控制;削弱了传统高度中央集权的再分配体制对人们的控制力，增加了社会的自由度;调整了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扩大了就业空间，改变了职业结构;扩大了社会经济差距，推动了社会分化，催生了一些新社会阶层，改变了各个社会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经济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其结果是，传统的多维二元身份化等级体系逐步崩溃瓦解，政治二元化身份体系被迅速放弃，单位二元化身份等级差别逐渐丧失其社会意义，城乡二元化身份虽然继续存在，但其间的阻隔正在不断为巨大的“民工潮”所打破，干部也因为文化精英(包括学界名流、影视明星等)和经济精英(尤其是私营企业主)的崛起而不再是中国社会惟一重要的精英集团，整个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多样。而中国人作为个人的命运，则因为新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出现而被重新结构化：国家的制度安排决定个人命运的时代基本过去，人们
2 将要以自己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为基础，在新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体系中获得自己的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通过近几年来的实证研究发现，如果以职业为基本坐标，并结合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多少，可以从当代中国社会中识别出10个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2001年，这十大社会阶层在劳动年龄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占2.1%，经理人员阶层占1.6%，私营企业主阶层占1.0%，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占4.6%，办事人员阶层占7.2%，个体工商户阶层占7.1%，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占11.2%，产业工人阶层占17.5%，农业劳动者阶层占42.9%，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占4.8%。可以看到，在中国目前的这种阶层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阶层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可比性。正因为如此，该课题组将前者称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之所以说还是一种雏形，其原因在于，首先，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要素都已经在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出现，各阶层的社会位序也基本确定;但是其次，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属于基层社会的各阶层(主要是农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重依然过大，属于社会中间层的各阶层所占比例过小(估计2001年中国社会中间层仅占全社会劳动力年龄人口的15%左右)，从形态上看，这还是底层较大、中间阶层和上层都较小的结构，而不是社会中间层较大而底层和上层较小的橄榄型结构。
(三)阶层分化现象认识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现象的一些判断。
首先，与绝大多数已经实现工业化或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一样，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为职业的分化。职业因素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二是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这两个方面的表现都是工业化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科层组织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其次，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的制度性安排对社会阶层分化仍然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些制度因素包括所有制、户籍制度、部门差异以及国家在资源配
3 置中的强有力的作用。
第三，生产资料所有权仍然是导致当代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也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普遍特征。但很显然，这一因素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中的作用要相对弱于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
第四，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对社会阶层分化也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即在过渡时期的利益调整中，大部分人的收人和生活水平会逐渐提高，同时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收人和生活水平相对下降而落入社会低层;另外，在过渡时期还会出现阶层位置不确定的边缘性群体。
二、警惕阶层固化趋势
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过去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国家总体上安定统一，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不仅实现了温饱，寿命和健康指标都有较大增长。但是社会改革领域的停滞甚至退步，使得目前的中国社会结构被扭曲并处于一种失衡的衍化状态中。
通常意义下，竞争和分层都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由于社会成员个体能力的差异，一部分人在竞争中势必处于优势，并享受相对较多的社会产品，因为这部分人凭借能力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且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在这样的逻辑下，社会结构和阶层之间的流动是正向的，只有竞争和创造得到了鼓励，社会才能发展，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尽管出现过“脑体倒挂”，但总体上大学生受到很大的尊重，寒门子弟是可以通过追求文凭和知识来改变命运的。
改革注重以推进经济改革和市场化为主，较少关注社会领域改革。随着帕累托改进模式的结束，权力的垄断和市场经济结合后的产物之一，就是一个阶层两极剧烈分化的，阶层之间缺乏公平流动机制的社会结构;一边是社会强势集团，另一边是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弱势群体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被边缘化，还缺乏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和机制，由此产生了很强的被剥夺感和反社会情绪。
目前很多社会领域的选拔和竞争，都是以“纯天然禀赋”——血缘为标准。竞争者的教育背景和个人能力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其结果必然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某些地方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在选拔官员和聘用雇员时，凸显了这种现象。比如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和房地产老板的
4 子弟。
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已经呈现出同代交流性减弱，代际遗传性加强的趋势，“拼爹游戏”、“官二代”、“贫二代”和“蚁族”都是这个身份化了的社会的产物。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来说，需要精英来担当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的大任，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由于缺乏公平的竞争、选拔和退出机制，来自弱势群里的精英无法跻身社会的中高层，领导发展和变革，同时获得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另一方面，大量把持这些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集团子弟，他们唯一动力和目标就是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这样势必会阻碍中国的进一步改革。
温总理在一次关于“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的对话中这样表述：“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看来，中央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社会阶层固化的危害性，以及建立一套有利于个人发展和创造的社会机制的重要性，因为只有个人发展了，社会和国家才能发展。
第五篇：中国当代阶层结构总体分析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模型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还在变动之中。有些社会阶层还没有成型，有些社会阶层还在分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做出一个比较成型的模型，不过，比较粗略一点的模型还是可以做出来的。有的学者完全按职业划分阶层，把职业的分析当作阶层分析。这比较实际，但阶层和职业毕竟是两回事。也有的学者把社会阶层分为五
个等级：上，中上，中，中下，下。这是一种比较简明的办法，不过，我觉得如果舍去各阶层的具体内容，抽象地分为五等级，那只是一个符号系统。这样分出的阶层看不出一个社会的特点。任何社会都可以分成这样的五个等级。所以，我吸收上述五等级简明的优点，考虑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以财富(收入)为基础，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阶层：1。上等阶层。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总人数在700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数量很小，对社会影响很大。他们掌握着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和大企业的决策权。他们制订一个政策可能影响众多人地位的升降。他们的一项投资决策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机会，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可以影响社会舆论。就财富而言，政府高级官员并不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但收入也比较丰厚，他们的权力和声望都处在社会各阶层之上。国家银行和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大公司经理，财富、声望、权力三项综合无疑处在社会各阶层之上。大私有企业主财富处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顶端，权力和声望的地位次于他的财富地位。但这些人有的当上了某一级政协委员，有的与各级权力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个阶层的成员之间除了工作交往以外，平时还有非工作交往。上等阶层有一个共同的心态，这就是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政府高官怕失去权力，他们担心机构改革影响自己的位置，对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和改革措施他们抱着矛盾的心态，既怕因改革不积极而失去官位，又怕改革以后削弱了权力。大型私有企业主对改革以前否定私有经济的政策心有余悸，担心一个早晨会失去财产。他们最希望宪法中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当今上等阶层的人不一定都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知道，今后这个阶层的成员必须是名牌大学毕业或有更高的学历。他们想把自己的地位传给子女，所以千方百计地为子女选择好的学校，并动用一切社会关系为子女安排好的位置。2。中上阶层。高级知识分子(约30万)、中高层干部(约30万)、中型企业经理(约700万人)、中小型私有企业主(约90万)。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约80万)，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金融保险、电信等，约2000万人)总共大约2930万人左右，占全国从业人数的4.2%左右。这些人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位置。对普通人来说，上等阶层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但他们认为经过努力中上阶层是可以达到的。中上阶层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征。这里说的中高层干部是指局级、处级干部(这还得看所处的位置，如果在县里，科级干部在县里也算中上层了)。这两级干部没有决策权，上司对他们的地位升迁有着决定性作用，上司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是各项政策的实际操作者。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审批”权。在社会转轨时期，这些“审批权”有很高的含金量。但他们也得小心，要职务提升，就得廉洁一点;太廉洁，又很清苦。他们只好在二者之间“踩钢丝”。也有人大胆地利用权力聚敛财富，再将这些财富的一部分“孝敬”上司以获得升迁，但这毕竟是很危险的游戏。中型私营企业主，他们的财富应当处于中上或上等地位，但由于声望处于中下或中等地位，所以综合起来成为中上等阶层。中型国有企业经理还是工薪族，有的承包了他所经营的企业，收入就高一些。他们的财富没有同规模的私有企业主那么多，但其权力地位和声望地位高于私企主。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中型企业经营者，他们在很不规范的市场中拼博，风险大，他们希望企业发展起来，有时又担心“红旗能打多久”，一个决策失误就会使企业走上困境。为了企业发展他们不得不用各种手段去“寻租”。在这批人当中，行贿并不是个别现象。高级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是很高的。他们中间的科学家在每次职业声望调查中都名列前茅。他们的收入不如私有企业主和企业经营者，但非常稳定。他们虽然没有行政权力，但官员们也很尊重他们，他们说话有分量。
3、中等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全国知识分子约3000多万人)、一般机关干部(约1100万人)、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1997年全国约有3000多万人)、中小型私有企业主、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按收入排序，取其最高的五分之一，1997年从业者为1100万人)，他们的收入、权力、声望或者三者的综合，处于高层、中上层之下，而又在其它阶层之上，他们的社会地
位处于中等。他们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只要努力，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可以进入中上阶层。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也有向下流动的可能，但比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要小。所以，他们有比较安定的心理状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中等阶层比较重视子女教育。只要子女愿意读书，他们都希望孩子有大学毕业或更高的学历文凭。为了子女上学，他们不惜拿出终身的积蓄。中等阶层应
当有较大的比重。但中国当前这个阶层总人数大约8200万人，占从业者总人数的11.8%左右。4。中下阶层。农民阶层(稳定劳动阶层，1997年33095万人);城乡两栖阶层(不稳定劳动阶层，全国最多8000万人，但其中多数统计在农民之列，估计在工农之间有3000万左右);工人阶层(稳定劳动阶层，约1.2亿人)。这是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他们的收入地位、声望地位处于中下水平。权力地位更是低下。这个阶层总共约有4.8亿人，占全国从业人数的69%左右。这里的农民阶层是农村以种植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城乡两栖阶层是指农民流动工。工人阶层是指职业上的工人，不是指广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近年来把知识分子、干部都纳入了工人阶级之中)，工人阶层除了工业、建筑业的操作工以外，还包括商业、服务业的基层工作人员。在中下阶层中如果再分层次的话，工人较高，其次是两栖劳动者，农民最低。作为两栖劳动者的流动民工的收入在工人和农民二者之间,这是就总体而言,部分流动民工的收入可能高于部分国有企业工人。这个阶层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但他们寄希望于子女，为了下一代的地位能比他们高。其中有些家庭忍受着种种困难也要让子女上学，但是多数家庭无能为力，能让孩子上个初中就算不错了，能够上大学的农家子弟是百里挑一的。工人子女多数上职业中专，上大学的也是少数。5。下等阶层。城乡贫困人口，如农村无地、无业者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大约1亿左右。其中，城镇贫困人口近3000万人，进城民工贫困人口1000万人，农村贫困人口约6000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14%左右。这个阶层的人没有固定收入，他们只能找点临时工作取得微薄的收入，有的连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城市的失业工人和下岗工人还可以得到一点最低生活补贴，农村的无业者成为没有生存基础的游民。他们的子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子女也很难向上流动。此外，中国还有社会有害阶层。他们是犯罪者，如卖淫者、吸毒者和有组织犯罪者。从数量而言，这批人大多出在下等和中下等阶层，但是，其它阶层也出犯罪分子，如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多出在上等阶层和中上等阶层。中国阶层结构模型：以1997年为例阶层职业从业者年总收入从业人员百分比上等阶层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大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2.5万元左右5-10万元10-100万元100-300万元1%左右上中阶层高级知识分子中高层干部中小型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5万元左右2万元左右5万元左右10-100万元5-20万元5万元左右4.2%左右中等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一般机关干部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个体工商业者2万元左右2万元左右3万元左右2-2.5万元2万元左右2.5万元左右2万元左右3万元左右3-10万元11.8%左右中下阶层工人阶层城乡两栖阶层农民阶层8000元左右5000元左右3000元左右69%左右下等阶层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困难户3000元以下1000元以下13%左右 中国当前阶层结构的特点从上面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前社会分层有以下几个特点：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69%)和社会下层(13%)。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和下层是农民、工人和流动劳动者。他们以体力劳动为生，是社会物质财富的重要创造者。工农劳动大众被称为国家主人，但是，他们向社会付出最大、得到社会回报最少的阶层。这个占总人口80%以上的阶层处于较低的的社会地位，这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是相悖的。中国农民面临三大问题。一是收入低，二是负担重，三是和乡村干部矛盾尖锐。农民收入低，其根本原因在于农业人口过多。农业人口比重的缩小，将是漫长的城市化过程的结果。所以，农民收入低的问题短期内不可能解决。农民负担重一是因为需要农民养活的基层干部太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二是要农民承担乡村公共产品的费用，如义务教育经费、而乡村公共工程的建设费用，而乡村公共工程的建设规模不是由农民的承受能力来决定，而是由干部创造“政绩”的强烈冲动而定。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矛盾，一是来源于基层干部的任务(收粮派款，刮宫引产)和农民的利益有直接冲突;二是农民民主权力没有保证。村委会的选举半数以上流于形式。真正的村务公开极少;三是农村基层政权腐败，甚至部分基层政权被乡村流氓掌握。工人贫困的第一个原因历史造成的。改革前工人拿到的工资不是足额的工资。工资中的一部分被国家集中起来，理应为工人提供住房、医疗、教育等“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条件，但却投入了没有效益的建设之中。为国家劳动了几十年的工人却没有自己的住房，医疗、教育也没有保障。工人贫困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承担着改革的成本，通过他们下岗来解决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困难，他们下岗经后，国家并没有弥补过去“不足额工资”的欠帐。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城乡差别还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由于农村人口过多，农村和城市存在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观念，年收入2000元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可能和年收入7000元的工人差不多。所以，很难在超越城乡之上建立全社会的阶层模型，历来把“农民”作为一个独立阶级划分出来，现在还难以改变这个状况。改革开放20年来，农民处于分化之中，在农村出现了乡镇企业工人、乡镇企业管理干部、私有工商业主、农村知识分子(包括教师、农业科技人员等)等多种社会角色。其中有些角色已经不是农民，而和城市中相应的角色接近，但不完全相同。如乡镇企业工人和城市里的工人，城乡的私有企业主，其收入来源和生活方式正在逐渐接近。所以，像这样城乡接近的阶层就可以划在一起。如私有企业主既包括城市的，也包括乡村的。工作较固定的乡镇企业工人也可以划归工人阶层。但是，在农村他们和农业劳动者相比毕竟是少数。“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身份依然存在，几千万流动民工还是农民身份，只有少数精英能够真正融入城市之中。城乡分割，人为地把人分为两种身份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正在逐渐消失。但是，它还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要完全打破城乡分割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中间阶层比重太小，社会阶层呈金字塔结构。西方学者提供的资料表明，发达国家中间阶层是一个占比重最大的阶层,一般占社会就业人口的20%到40%。社会结构呈橄榄球形状。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间阶层比重在11.8%左右，比发达国家小得多。中国的中下阶层和下等阶层比重过大，社会阶层结构呈金字塔状。金字塔状的砖瓦建筑是稳定的，因为它重心低。而金字塔状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下层比例太大，想改变自己地位的人太多。一个社会大多数人没有“恒心”，希望通过社会变动来改变自己的境遇，社会就不稳定。一个社会有较多的人自认为属于中间阶层，这个社会就比较稳定。此外，中国由于中间阶层太小，中下阶层的比例过大，社会消费能力也受到限制，实际市场容量和12.5亿人口不相称。每当经济不景气时，启动消费十分困难。中间阶层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引导和规范现代社会价值观的主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中间阶层是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之间的缓冲层，在缓和社会阶层冲突中有着重要作用。中间阶层太小无疑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有诸多不利。中间阶层太小是与中国的现代化程度有关，但中间阶层发展过于缓慢与上等阶层垄断过多的社会资源有关。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大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财富、声望、权力，都处于中国社会的顶端。他们是全社会所关注的，但不一定都是全社会所敬重的。他们中的有些人的人格甚至受到社会怀疑。这是因为他们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由于目前干部选拔制度中的种种弊端，中国的选官有时不是选优，而是选劣。这样，有些取得了高位的人不仅得不到尊重，反而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疑。再加上官场腐败问题的严重，有些处于高位的人的形象就蒙上一层灰色的阴影。官员成为社会上流传的各种顺口溜的批评和嘲弄对象。位居社会上层的国有大型企业经理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他们的权力缺乏监督，他们很容易拿到大笔不该拿的钱，被揭露后成为罪犯(被揭露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激励机制，他们该拿的钱也没有拿到。有的人为企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退休后社会地位大大跌落。所以，他们中间有的人在退休前大捞一把。经理阶层还没有市场化(进入新世纪肖有时展)。他们的功过主要不是靠市场评价，还是靠行政部门评价。大中型私有企业主是人们羡慕和猜疑的对象。人们羡慕他们的财富，猜疑他们财富的来源。对善于抓住机遇、奋力拼搏的成功者，人们是佩服的。对于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而发财的私有企业主，人们视之为社会公害。由于有些大中型私有企业主是利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营机遇、政策漏洞、权钱交易等种种不同的情况发财的，他们的财富是在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同时得到的。所以，人们对这个阶层有一种异样的心态。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私有企业主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迟早是要消灭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中国共产党都没有明确放弃消灭资产阶级的主张。所以，私有企业主总觉得头上有一把悬剑。说不定这把悬剑什么时候会掉到他的头上。他们担心他的财产可能一个早上化为乌有。对私有企业的法律定位过于迟缓，私有企业主长期心神不定。他们中有些人把资产转,向国外，为自己开一个“太平门”。1999年九届二次全国人大修宪才正式确定了私有经济和和国有经济的同等地位。这使他们的情绪才稳定下来。江泽民2001年的“七一”讲话使他们心里更加踏实。但是，他们遗憾没有在宪法中确立“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内容。总之，在众目睽睽中的上等阶层并不都是众望所归，心态稳定、实至名归，这个阶层虽然处于社会上层，但社会并不是全然认同他们。由于上等阶层垄断着社会资源且多有腐败传闻，被有些学者称为“垄断精英”而倍受指责。各阶层和受教育程度不完全对应一般说来，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其受教育的情况是正相关的。以美国为例，资本家阶层和名牌大学教育相对应，上中阶层和学院毕业相对应，中等阶层与中学毕业和大学毕业相对应，工人阶层和中学教育相对应，下等阶层和小学文化相对应。(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彭华明译第97页)但是，中国当前不是这样。有些上等阶层的人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这种现象在财富地位上最为明显。例如，在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不是很多，有的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的是当年因政治原因得不到上大学的机会。相反，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人，在财富地位上多数处于中等甚至中下层次。这种现象与转轨时期财富的流动无序有关。近年来发财不仅仅是靠知识文化水平，而是靠机遇(这中间有很多偶然因素)，靠大胆和务实，靠社会关系。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一定有这些条件。在权力地位和声望地位方面，过去不讲学历，改革开放以来，学历越来越重要。在省部级以上的干部当中，绝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当然，学历只是给人们一个初始定位，受什么样的教育，就可以分配到什么工作岗位。在他定位以后的地位升迁中，学历虽然还有一定的作用，但主要看工作业绩和人际关系。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各阶层之间，在财富、声望、权力方面，有整体发展错位现象。如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高，而财富地位低，私有企业主财富地位高，而声望地位低。这种错位说明现有的社会分层并不是很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权力地位高、财富地位低的人期望得到财富，和权力地位低、财富地位高的人期望得到权力，他们之间有时互通有无，成为权钱交换的渠道由些而通。阶层冲突与社会安全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完全形成阶级意识，没有成为自为的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有阶层之间也就不可能有自觉的阶级斗争。但是，各阶层之间利益并是不完全一致的。阶层间还会有一些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这种摩擦和冲突有时是很激烈的。不过，目前这种冲突和摩擦是自发的，不是自觉的，是个别的，不是全局的，是经济的，不是政治的。这些摩擦和冲突不能认为是阶级斗争。然而，对阶层间利益冲突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发展下去，也会危及社会安全。从前面介绍的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当前，有几个容易触发的危险点，只要我们对这个危险点高度注意，积极化解，事先防范，就可能缓和阶层冲突，保证社会安全。第一个危险点：工人利益受到侵害引发劳资冲突劳资冲突较多地发生在私营企业和小型外商投资企业之中。不少私有企业劳动条件恶劣，工人在缺乏基本劳动保护的环境中劳动。在不少私有企业里的外来民工的处境非常恶劣。在这类企业里，劳资矛盾十分尖锐。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在东南沿海一些小型外商投资企业里，工人的状况和有些私营企业差不多。工人的利益和安全得不到保障。雇工劳动权益被侵害的事情并非个别。这些企业里的雇工大多是单个或小群体的外来农民，面对很不充分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加上劳动者之间的激烈竞争，他们只能被迫接受不公正的条件，在企业里，又没有保扩他们利益的劳工组织。地方政府急于引进外资发展地方经济，在劳资矛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企业一方。在劳动力的买方市场上，分散的劳动者面对有组织的企业，只能处于被宰割的地位。工人对待资方不公正的待遇采取的对策是：“跳槽”，离开这家企业，另找新的工作;消极怠工;破坏机器(深圳曾发生过一起纵火案，却使一些无辜者受害)。这些都是单个人或小群体行为。在个别地方和企业，在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工人也曾自发组织过罢工，但范围不大，影响面小，常常被资方另招来的新工人所瓦解。有的罢工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在政府部门的干预下，投资方作些让步，但事后资方很快将罢工组织者开除。这些劳资冲突虽然没有发展为重大的社会事件，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是很危险的。劳资冲突不仅发生在非公有制企业，也发生在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过程中(企业兼并、拍卖、破产)职工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安排或没有听取职工的意见，是近两年来劳资冲突的一个新的爆发点。自1996年以来，因资产重组而引发的群体事件在各地常有发生。在企业兼并破产以后，国有企业的工人实际上已成为雇佣劳动者。生活困难、心理落差和对私有企业的传统观念，使得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矛盾变得空前尖锐。在国有企业干了几十年的工人和兼并这家企业私人雇主最容易发生冲突。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历史包袱也会引发劳资冲突。前面已经分析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不是足额的.他们的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本应是工资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由国家集中起来了，由国家来提供上述保障。在这方面国家对工人欠债很多，工人居住条件恶劣，不少企业发不出工资，报销不了医药费。国有企业因破产、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大批工人要下岗，工人下岗的时候应当是清算过去国家欠工人的债务的时候。但是，国家目前还没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债务。如果下岗工人缺乏生活保障，很容易引起社会冲突。其中，那些产业单一的资源性城市(如以矿区形成的城市)，资源采尽以后矛盾最为尖锐：这里产业单一，除了开发资源没有别的生路;这里下岗工人最集中，最容易引发集体性冲突;这里的工人“同质化”程度很高，内部队意见很容易一致。全国资源性城市有上百个，如果不及早采取安置工人的措施，资源采尽之日，就是矛盾爆发之时。。第二个危险点：农民和农村强势群体的直接对峙 如前所述，广大农民处于社会的中下层。而和他们直接面对的是一个农村强势群体。这个农村强势群体是由乡村干部、乡镇企业经营者、私有企业主、粮食收购店、派出所、工商、税务等单位的负责人组成的。农村强势群体在整个社会上来看，不算上等阶层，但在农村，他们有钱有势，临驾在农民之上。在有些地方，农民和这个群体势如水火。村民委员会本应是农民的自治组织，如果真正按民主程序产生，可以加强农民的政治参与，从而可以缓和阶层间的矛盾。但是，村民委员会实际是乡镇政权的延伸。而乡镇政权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委，村党支部的领导班子是由乡镇党委决定的，而村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的产生，党支部起着决定性作用。党支部书记是村里的第一把手，村委会主任只是村里的第二把手。第一把手由乡镇党委任命，乡镇党委和村支部书记不喜欢的人怎能选上第二把手?乡镇一级政权有着强烈的权力扩张行为。党委、政府、乡镇企业高度一体化，党政财权高度集中于乡镇党委，又缺乏权力制衡。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农村的封建残余结合在一起，使得“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了挂在墙上的空洞口号。由于农村基层政权被强势群体所把握，或者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所以，农民和这个阶层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农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近几年来，农民和基层政权直接冲突的事件履履发生，其中有些冲突规模很大。在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地方，近年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其激烈程度令人震惊。在农村基层，强势群体和广大农民正面对峙，这里“着火点”最低，矛盾最尖锐，在这里最容易发生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是危及社会安全的触发点。一旦触发，就难以熄灭;不迅速熄灭，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引发冲突的常常是预料不到的偶然因素，但其根本原因是农村强势群体过于张狂，使农民忍无可忍，不得不愤起反抗。从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事件来看，不外乎以下几个触发点：一是农民负担太重，乡村干部强行收缴。二是乡村干部在土地、山林、鱼塘的承包中，牺牲农民利益，偏向强势群体。三是乡村干部利用集体土地谋取私利。土地本是集体所有，是农民的生存基础。但乡村干部掌握着土地的支配权，他利用土地发包、土地使用权出售等从中谋取私利，四是乡村干部在处理民事纠纷中偏袒强势群体，甚至包庇坏人，压制善良百姓。五是宗族斗争、权力斗争和经济利益的冲突结合在一起，可能引起械斗。六是乡村干部作风恶劣，任意打骂农民。以上六个方面也是防范农村阶层冲突发生的工作重点。1999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期间，国务院总理朱(金+容)基在湖南省人大代表团说，要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必须做到：土地不能动，负担不能重，粮价不能低，干部不能凶。第三个危险点：低层群众对上层腐败强烈不满 近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群众最不满意的是腐败。最近两年，除了权钱交易没有得到节制以外，腐败又在几个方面有所发展：一是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腐败。二是公安、检察、司法的腐败。三是“官-商-黑”三位一体的情况开始出现。这是群众最为愤慨、最为忧虑的三个方面。第一方面的腐败是社会大脑的细胞的新陈代谢机制出了毛病;第二方面的腐败是社会的免疫系统出了毛病;第三个方面的腐败是指在个别地区官员、私有企业主和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局部政权已经变质，不可能通过行政和法律等常规手段解决问题。与权力关键部门腐败相对应的是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和农民的贫困。农民贫困问题造成的危险前面已有阐述。产业工人为国家劳动了几十年，连一间像样的房子也没有，医疗费报销不了，又失去了工作。他们对上层腐败最为反感。他们和农民不同的是：集中。处于同样不良境遇的人群集中在一个工厂，集中在一个居民区，他们本来是有组织的。如果激怒了他们，其后果可想而知。前面已经指出，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十分薄弱，低层社会的意愿也缺乏足够的表达空间。在这种社会结构中，高层社会和低层社会之间缺乏缓冲的中间地带，很容易形成低层社会和上层社会的二元对峙。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国家的控制力度。社会缺乏自组织能力。这是一种比较危险的社会结构。近两年来，工人和农民上访比较多，集体上访也呈上升之势，也有人开始运用法律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利益。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却把减少上访人数作为考核下一级政府官员的指标。其本意可能是督促下级努力化解矛盾。但是，有些乡镇出于对自己政绩的考虑，在出村路口站岗设哨，层层堵截上访人员，甚至对上访人员进行迫害，这样做将会使矛盾激化。要知道，群众上访，说明他们还相信政府，群众告状，说明他们还相信法律。一旦他们觉得政府不能解决问题，觉得法律失效，他们就不上访、不告状了。这时，真正的麻烦就来了。第四个危险点：金融危机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到2001年末，居民储蓄已超7万亿。当然其中分布极不平等，20%的人拥有储蓄80%以上。虽然80%的人拥有不足20%的储蓄，但这是他们家庭医疗、教育、住房的保险基金。现在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超过了四分之一。到2002年，国家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是第五个年头。国债依存度(当年发行的国债额/当年财政支出/*100%)、国债还债率(当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当年财政收入*100%)、国债负担(综国债累计金额/GDP*100%)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一旦财政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居民的储蓄安全受到威胁，经济危机就会变成全面社会危机。中国阶层结构的发展趋势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和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上面描述的当代阶层模型也仅仅是一种过渡状态，必将发生新的变化。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将会下降，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将会上升，有的社会阶层的比重会逐渐缩小，有的社会阶层比重会逐渐扩大。21世纪中国的社会阶层会发生什么样的的变化呢?从对各个社会群体和具体分析中，可以判断其大体趋势。中下阶层的比重会逐渐缩小，中间阶层比重会逐渐扩大。目前中下阶层和下等阶层的比重达80%以上。到21世纪，这个阶层的比重将逐渐缩小。与此相应的是，中间阶层的比重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随着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农民和操作工人的比重会逐渐缩小。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将会从现在50%以上逐步下降到30%，20%，最终下降到10%左右。蓝领工人比重将减小，白领员工比重将增加。在第一产业中就业的人数减少，城乡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将会上升。在工厂里科技人员的比重会提高。那些从农民和蓝领工人分化出来的人，有一部分将进入中间阶层，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智力劳动为生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一样，都是雇佣劳动者。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待遇又明显优于体力劳动者，他们的政治态度、生活习惯、文化教养和价值观念也不同于体力劳动者。这样的人将成为中间阶层的主要部分。中国稳定社会的目标应当逐渐形成“小康大众”，它包括知识分子、普通公务员、个体经营者、企业里的白领人员。由于“小康大众”的形成，中间阶层的比重将由现在的11.8%左右扩大到20-30%，或者更高一些。不过，中间阶层的扩大速度取决于上层社会对垄断资源的放弃程度。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下降，有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上升 新时代产生新阶级，新阶级创造新时代。在信息社会，将出现智力(科技、金融、管理)中产阶级：他们拥有知识、发明，他们是高级”打工仔”，但他们比投资者风险小，生活更安定。那些掌握高新技术最新成果的人，虽然不拥有生产资料，但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会上升，其个人地位也会上升。他们会得到年薪20万元以上的收入，有自己的住宅，开着私家车上班，过着现代化生活。他们是中间阶层的上流。在新世纪，企业家的地位将会上升，他们不再由政府官员的任命，不由政府考核其业绩和决定升迁。企业家将市场化。靠市场的力量来评价他们的经营业绩，靠市场的力量对他们的业绩作出回报。他们的年薪可以很高，除了年薪以外，还可能持有企业的期权。如果股价和他上任时持平，他的期权就没有差价收入。这就激励他努力使企业资产升值。他的利益就在升值之中。他得到的回报是企业资量增量的一小部分。增量的大部分归股东所有。企业家将依个人的成就不同分属于社会的上等阶层和中上阶层。大型私有企业将逐渐变成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私人资本将会社会化，在资本社会化的过程中，国有资本、法人资本、外国资本、私人资本将混合于一个企业之中，这样的企业再不属于少数个人所有。以后新产生的私有企业或私人合伙企业多是中小企业。中小私有企业主还将属于中间阶层或中上阶层。今后，中小型私有企业可能如群星满天。政府权力缩小，社会权力加大，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地位将上升。 在新世纪，政府机构和政府功能将会缩小，政府将集中精力从事社会管理、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直接插手经济活动的情况会大大减少。庞大的官员队伍将变为精干的公务员群体。由于各种“审批”减少，“寻租”机会也大大减少，将还官员以清白。公务员是依法从事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专门职业。公务员将成为一支职能专门化、身份职业化的队伍。最高层次的官员由选举产生，一届一届地更换人选，但公务员中多数人不随政府人选的更替而变动。公务员将属中上阶层。随着政府职能的缩小，那些既非政府机构，也非单纯盈利机构的中介组织的地位将会上升。如金融、基金会，传播媒体，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将会增强。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地位会有所提高。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由于政治权力具有先天的扩张性，它很容易侵蚀个人权利。在政治权力面前，脆弱的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用社会权力来制衡政治权力才有效果。而市民社会的存在，国家、社会二元化，才可能形成制约政治权力的社会权力。所以，市民社会是民主的基础，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政治强权扼杀了脆弱的个人权利，市民社会完全被政治国家所吞噬。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几千年形成的高度统一的僵化模式正在松动。传统的国家社会合二为一的结构正在解体。正在向国家、社会二元结构过渡。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市民社会正在成长之中。私有经济的发展，中间阶层的壮大，政府功能的缩小，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是市民社会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