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分工演进城市形成机理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推进空间功能分工是当前区域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而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地区差距的关系问题仍然有待验证。
分工演进城市形成机理研究论文 篇1：
促进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思路和重点
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高级形式，其作用机理是通过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将城市群内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紧密联系起来，形成分工合理、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整体。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各种市场主体、要素资源在空间的集聚，然后通过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突破行政区划分割。首先，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前提是集聚在不同城市的市场主体间有业务往来，这涉及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和合作。其次，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表现为穿梭于城市间的各种“流”，资金流、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其条件除城市间产业分工外，还包括连接各城市并承载各种“流”的“管道”的完善程度，如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的制度衔接、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一、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分析框架构建
（一）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需要合理的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
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的产业分工是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前提，包括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水平分工指城市主导产业差异化发展，避免产业同构和过度竞争;垂直分工指城市间的产业相互联系，形成上中下游相通的产业链。城市群内各城市在产业分工时要根据自身城市等级、发展阶段等条件综合考虑，并逐步推进城市产业结构演变。
一个城市群一般会有一两个核心城市，若干区域中心城市、节点城市，以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各类型城市构成一个完整的城市体系。该体系内各城市等级不一样，功能不一样，等级越高的城市集聚先进生产要素的能力越强，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发展的辐射能力也越强，中小城市则是核心城市的坚实支撑，为核心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做产业配套和广阔市场腹地。因此，城市群内等级越高的城市，其功能定位和产业分工应该是产业链高端，其他城市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按产业链上中下游的链条结构选择和发展主导产业。同等级城市之间的产业应尽量错位，避免重复建设和同质化恶性竞争。
（二）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三个层面五个维度
促进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需从产业协调发展的目标层、支撑层、行动层三个层面构建分析框架，这涉及对产业视角的升维和降维。
产业视角升维，从空间维度看，可以升维为产业集群，根据产业集群内各产业间关系可以判断产业集群的有机联系程度，如以某一龙头企业为核心，在龙头企业周围集聚起众多中小企业做配套支撑，形成上中下游互联互通的产业链，则该产业集群的有机联系程度可以判定为紧密，内部协调性非常高;反之则比较松散，协调性亦不高。进一步将产业集群范围从一个城市扩展到城市群，则可以分析城市群产业分工及有机联系程度。产业视角升维，从时间维度看，可以升维为产业演进，即城市的产业选择会随时间逐渐演变，产业结构相应发生变化，如从一产为主向二产为主演进，进一步从二产为主向三产为主演进，产业链从低端向高端演进。
产业视角降维，从市场主体看，产业是由一个一个的市场主体——企业组成的，因此产业向下降维，其视角可以降到市场主体维度，对产业的分析可以从更低维度的市场主体维度进行分析。从企业维度进一步下沉，则可以深入到生产要素维度，企业实体实际上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机组合，企业通过优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经营。
城市群内各城市由于考核等原因，城市间发展产业的关系更多是竞争关系。为使城市群内各城市的产业发展关系从竞争为主转向合作为主，其关键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因此，要促进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就需要在产业维度设计出合理的收益分配和成本分担方案。
以上五个维度，以产业维度为中心，向上升维依次为产业集群维度和产业演进维度;向下降维依次为市场主体（企业）维度和生产要素维度。以此构建城市群产业协调分析的目标层、支撑层、行动层：一是将产业演进维度、产业集群维度视为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目标层，这是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目标，即产业链向高端演进、产业集群有競争力。二是将产业维度的利益关系（包括收益分配和成本分担）视为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支撑层，这是促进城市群内各城市通力合作的关键支撑，否则城市间的竞合关系更多的是竞争大于合作。三是将市场主体（企业）维度、生产要素维度视为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行动层，即为了突破城市间的行政壁垒，具体行动方案需要在企业维度和生产要素维度进行谋划（见图1）。
（三）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需要市场的力量突破行政边界，需要政府的力量破除行政壁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产业治理需要从市场和政府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实践证明，市场是优化配置资源要素的有效方式。城市群内的产业协作，一方面需要通过市场的力量来突破行政边界，将不同行政区划内的企业、要素等联系起来整合成产业链。另一方面由于城市间的竞合关系，城市之间存在各种行政壁垒，这就需要政府的力量来破除行政壁垒，弥补市场失灵。
将政府与市场两个角度与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三个层面五个维度结合，就构建出了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分析框架。
二、影响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分析
根据构建出的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分析框架，可以系统地、多维度地研究影响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一）目标层影响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问题
目标层包括产业演进和产业集聚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存在的影响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问题：一是地方政府对城市自身发展定位、发展阶段、产业基础等认识不清，在规划编制、招商引资时容易违背产业演进规律，犯下急功近利、好高骛远等错误。如核心城市不在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上下功夫，反而和区域中心城市、节点城市抢产业;如处于生态功能区的城市不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上面下功夫，反而谋划着发展制造业等项目;又如城市群内的节点城市、中小城市等不在产业配套、做精做强上下功夫，却谋划着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二是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缺乏针对性，能招到什么项目就落地什么项目，结果费劲集聚起来的产业之间关联性不强，或与周边城市的产业关联性不强，导致城市自身的产业链条短、产业联动成本高，产业集聚没有体现出集聚效应内涵里的协调效应。
（二）支撑层影响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问题
从支撑层分析，主要看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的收益分配和成本分担机制。目前来看，支撑层存在的问题比较多，进而影响到了城市的行动层，导致城市间存在很多行政壁垒。
由于地方政府都有GDP及增速的发展目标，而且需要财政收入支撑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等，因此地方政府一般会优先考虑当地的产业发展，除非能从城市组团发展中获取更多收益。目前，我国财政收入转移支付的主要形式是中央对地方的间接转移支付，地方政府之间的直接转移支付比较少，如跨域治理生态补偿等机制不完善，产业转移承接相关的收益分配机制不明确。因此，虽然很多地方政府都很清楚城市群组团发展的效果肯定是“1+1>2”，但是由于对“‘蛋糕’做大之后我能分到多少？发生的成本如何分担？”等关键问题的顾虑，很多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竞争大于合作。
（三）行动层影响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问题
从行动层分析，即从企业维度和生产要素维度进行分析。企业维度影响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问题有以下几点：一是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和产业，在市场准入等方面设置各种制度障碍和隐性壁垒，排除或限制外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进行公平竞争。二是城市营商环境，地方政府在商事制度改革、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方面改革不彻底、不到位，影响项目落地、影响民营企业活力和创新力。三是企业迁移限制，有地方政府限制本地企业自由迁移，导致城市间产业的转移承接不顺畅。此外，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物流、仓储等）、公共服务配套等方面存在短板也是影响市场主体集聚和扩散的重要因素，如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成本的各类共享平台建设。
生产要素维度影响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问题有以下几点：一是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相关的制度对接不畅，如与人才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相关的户籍管理、职称评定和互认、社保医保关系的转移接续等制度，与数据要素相关的共享機制不完善等。二是与要素交易或者企业获取要素相关的制度性障碍较多，如与要素交易相关的规则可操作性有待提高，数据要素市场的交易规则更是还处于探索阶段;如民营企业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获取银行贷款方面的难度要高于国有企业;又如与要素交易相关的交易平台建设滞后，与要素交易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培育不足等。
三、促进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路径和重点领域
促进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其前提是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的分工，而其关键则是能充分调动城市群内各城市积极性的合理的收益分配和成本分担机制。
（一）总体思路：构建四种城市共同体
为充分激发城市群内各城市齐心协力共谋产业发展的积极性，需要多种方式构建多元化的城市共同体，可以概括为：城市业务共同体、城市责任共同体、城市利益共同体、城市命运共同体（见图2）。
城市业务共同体：城市间的产业合作，从市场运行角度看，一般源于市场主体之间的自发业务往来，位于不同行政区划的企业因为业务往来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甚至是联盟。当两个城市之间这种由市场主体自发构建的业务关系由少而多、由松散而紧密时，城市之间的业务共同体就逐渐形成。因此，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市场化的合作模式。在促进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鼓励这种市场化的合作模式，在政策制定上为市场主体之间的合作提供充分便利，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对接等措施，消除城市间存在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进而构建出市场化选择的城市业务共同体。
城市责任共同体：城市间的产业合作，除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外，也离不开政府作用的更好发挥。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可以促进城市产业演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因此，地方政府之间，或者地方政府在上级政府指导下，可以在城市群发展规划编制、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责任界定等方面进行对接，建立起城市责任共同体，以对党负责、让人民满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摒弃过去城市竞赛的思维，共同谋划区域经济和区域产业发展，破除行政区划导致的行政壁垒。由此可见，城市责任共同体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的合作模式。具体到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上，城市群内的核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这些等级高的城市，应该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承担相对更多的责任，担负起以强带弱的责任，“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只有城市群内大中小城市都各就其位、协调发展，城市群的竞争力才会提升，核心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的底部支撑才会更加坚实。
城市利益共同体：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既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构建自下而上的城市业务共同体，也可以通过政府引导的方式构建自上而下的城市责任共同体，而将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以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收益共享、成本共担”为纽带，可以构建起更高阶的城市利益共同体。城市利益共同体结合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和政府引导弥补市场失灵的优势，是一种紧密的共同体，有助于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在具体合作模式上如正在探索的共建共享产业园区、城市飞地经济等模式。
城市命运共同体：城市利益共同体继续升级，则是城市命运共同体，将联系各城市之间的利益纽带继续升级为荣辱与共的城市群发展前景、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促进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的资源共享，产业链、资金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二）实施路径：着力谋划“五个激活”
促进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要以构建城市共同体为目标，以城市群产业的三个层面五个维度为着力点，谋划“五个激活”：激活要素、激活主体、激活市场、激活政府、激活政策，使城市群产业发展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逐渐从“无序竞争”走向“有序合作”。
激活要素：生产要素是产业发展的基础维度，如果根基不稳，产业发展难言健康和协调。要想激活要素，就需要在要素自由流动、要素交易规则、要素交易平台建设等方面下功夫。
激活主体：市场主体——企业是组织各类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经营的主力军，同时也是突破行政区划“块块”形成产业链“条条”的直接行动者。企业的活力和创新力直接关系到城市群产业发展的活力和创新力。要想激活市场主体，就需要从产权保护（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营商环境等方面下功夫。
激活市场：市场是各类市场主体展开竞争的舞台，也是各类生产要素实现优化配置的场所，更是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直面接触的所在。激活市场直接关系到城市群产业发展涉及的市场主体、生产要素等维度的高效运转。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充分发挥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谋划“激活市场”就需要从统一市场、市场开放、公平竞争、有序竞争等方面下功夫。
激活政府：激活政府，一是促使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不要各自为战、恶性竞争;二是促使政府的“有形之手”能更好发挥作用。因此，一方面要着力完善城市群内各城市认可的“收益共享、成本共擔”的利益机制，给地方政府以正面激励;另一方面要着力构建将城市群整体竞争力提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考核制度，给“有形之手”装备好“指挥棒”。
激活政策：激活政策是为了使各类政策能切实有效地发挥作用，让“有形之手”打好手中的每一张“牌”。为了促进产业发展和区域发展，制定出台了很多政策，包括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区域发展规划）、就业政策等，但是很多政策存在落实困难，或者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存在非预期性的“副作用”，其原因可能是政策制定时考虑不周、政策不接地气、或者政策保障措施缺乏强有力的约束等。因此，要激活政策就需要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调研，广泛征求吸纳社会公众意见，将顶层设计与行动落实结合起来。
（三）重点领域：加强三大重点领域建设
促进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要加强三大重点领域建设：一是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二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三是构建现代化市场监管机制。这三大重点领域对促进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来说是内在统一、相互促进的，营商环境优化以行政区划为边界，有利于激发城市群内各城市比学赶超的积极性，有利于各城市自身的产业发展、项目落地;高标准市场体系则是着力打通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以“一体化”和“高质量”为着眼点，有利于城市群内的市场主体突破行政区划边界进行跨界合作;现代化市场监管机制则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维护市场秩序的有力手段。◆
（基金项目：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2020年改革专题“构建更加科学、更加高效的城市群治理体系研究”，2020年青年人才项目“促进我国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陈伟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管所副研究员。王喆，国家发展改革委体管所副研究员）
作者：陈伟伟 王喆
分工演进城市形成机理研究论文 篇2：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
摘要：推进空间功能分工是当前区域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而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地区差距的关系问题仍然有待验证。基于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小地理空间范围内八个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地区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的地区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特征，且长三角和滇中城市群目前处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阶段，地区差距处于缩小阶段;其余城市群均处于地区差距仍然在扩大的阶段。因此，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城市群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地区差距;城市群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长江经济带建设是我国“十三五”规划中区域协同发展三大战略之一。就目前来看，长江经济带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主要问题有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区域合作机制尚不健全等。产业集聚是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源泉之一，长期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以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为基础形成的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关系密切。因此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探讨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对缩小地区差距进而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大部分文献是以新经济地理学和本地市场效应两种理论为基础，对功能分工与区域差距关系进行直接研究，还有一些文献间接研究了二者关系。（1）新经济地理学将制造业集聚作为基础，提出“中心-外围”产业空间格局会引致中心城市不断扩大其市场规模的观点，伴随着价格指数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的形成，中心城市经济增长远远快于外围城市，进而逐渐扩大二者经济差距，Fujita（1999）等进一步验证了以上结论。赵勇（2015）等也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基础上，探讨了政府干预对城市群的空间功能分工的地区差距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干预会使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地区差距效应产生差异化的作用，在空间功能分工程度较低的初期，政府干预对空间功能分工的地区差距扩大效应产生抑制作用，随着空间功能分工的深化，政府干预对空间功能分工的地区差距缩小效应产生抑制作用。同时冯剑（2018）研究了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的关系，同时考虑政府干预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水平与地区差距的倒“U”型关系是以没有政府干预作为前提条件的，且政府干预对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地区差距效应有扩大作用。（2）本地市场效应理论认为，产业集聚不会引致地区差距扩大，原因是该理论以资本和低技能劳动力这两种要素存在作为假设条件，且资本要素可以从一个区域流入另一个区域，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利息归流出地劳动者所有，但低技能劳动力要素不能跨区域流动。范剑勇（2010）认为在以上這种情况下，即便产业在空间上出现集聚的现象，也不会使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扩大。（3）间接研究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关系的文献有：严成樑（2016）研究了产业结构变迁差异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发现产业结构变迁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作用很大，应快速促进产业结构变迁以完成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逐渐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刘胜（2019）以资源配置效率为视角，采用中国工业企业以及城市面板数据，探讨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结果显示，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且这一作用效果会受到区域特征差异的影响。刘胜（2019）等从“规模借用”和“功能借用”的角度，研究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制造业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促进了制造业企业成长，为地方政府优化城市群功能分工以及城市群产业转型升级，进而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以上研究多数是以制造业集聚或服务业集聚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对于产业关联性较强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间的协同集聚，从空间视角或是集聚效应视角进行的研究都比较少，尤其针对小地理空间层面，关于城市群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地区差距效应的研究更加薄弱。因此，本文在充分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城市群层面，将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基础上形成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引入到研究中，考察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区域差距的关系。本文使用长江经济带八个城市群2003～2017年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实证分析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地区差距的影响，并根据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临界点的估计结果，对各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所到达的阶段进行分类，探讨各区域在发展中的具体应对策略。
二、主要指标测算方法说明
（一）空间功能分工程度的测算及结果分析
一般以城市功能专业化程度来表示城市功能专业化指数（Duranton2005），以便于反映城市专业化特征。城市功能分工即根据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在产业分工中对各城市进行分工。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功能分工程度反映了城市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越高，说明两个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就越大，并且两地区的发展互补性比较强，进而使其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也就越高。
本文在以上方法的基础上，用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口总数/制造业就业人口总数与外围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口总数/制造业就业人口总数之比测算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如公式（1）所示：
（1）
其中，、分别表示中心城市u在时期t时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总数;、分别表示外围城市w在时期t时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总数。p表示城市群中的产业种类，p=1，2，……，N。越大，表示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空间功能分工程度越高，产业协同集聚程度也越高。
基于以上测算方法，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指数的测算结果如图1所示。分开来看，长三角、武汉、长株潭、黔中以及滇中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近年来有逐渐扩大的趋势;成渝城市群和江淮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先逐年下降后又略有提升趋势;鄱阳湖城市群变化趋势很平稳，略有下降。另外，长三角和滇中城市群历年空间功能分工指数都比较高，长株潭和黔中城市群指数相对较低，说明这两个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较低，还有待于提高。
（二）地区差距指标测算及结果分析
根据已有研究的做法，本文选择中心城市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gdp）与外围城市的平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gdp）之比表示城市群地区差距，各城市实际地区生产总值是以2000年为基期折算出的实际值。基于以上测算方法，地区差距的测算结果如图2所示。
分开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差距在逐年缩小;滇中城市群地区差距历年波动较小，但略有扩大趋势;其余城市群地区差距都在逐年扩大。地区差距值最大的是成渝城市群，比其他城市群地区差距值高出很多，说明该区域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的经济产出差距很大，急需缩小地区差距。
三、方程设定
（一）模型设定
由以上分析可知，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会对区域差距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此外，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地区差距与核心解释变量空间功能分工程度之间可能会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这就可能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关于内生性的规避问题，现有研究主要是采用系统GMM方法，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采用系统GMM进行实证研究，并采用以下公式（1）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检验：
（1）
其中表示地区差距变量，本文利用中心城市的实际gdp与外围城市的实际gdp的比重表示，表示滞后一期;为核心解释变量即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为其二次项，用以表示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在不同阶段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为一组控制变量，具体包含城市规模差距（urban）、固定资产投资差距（invest）、人力资本差距（hum）、政府竞争程度差距（gov）、基础设施差距（infra），表示不可观察的地区效应，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选择中心城市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与外围城市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值之比表示城市群地区差距，各城市实际地区生产总值是以2000年为基期折算出的实际值。另外，由于稳健性的需要，本文选择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pergdp）之比来表示区域差距。
核心解释变量（fd）：表示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用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口总数/制造业就业人口总数与外围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口总数/制造业就业人口总数之比测算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
城市规模差距（urban）：Duranton（2014）指出，经济产出与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决定因素就是城市规模。本文城市规模差距用中心城市规模与外围城市规模之比表示，城市规模用各城市常住人口表示。
固定资产投资差距（invest）：经济产出的重要影响因素就是投资，中国目前仍是以投资驱动为主，柯善咨（2014）等指出投资对经济产出与劳动生产率有更重要的影响。本文固定资产投资差距用中心城市的平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外围城市的平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資总额之比表示。
人力资本差距（hum）：经济增长会受到所在城市人口素质或人力资本的影响（Fleisher 2010）。本文人力资本差距用中心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与外围城市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之比表示，其中，人力资本水平由城市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与城市年末总人口之比计算得到。
政府竞争程度差距（gov）：在市场活动中，若政府的干预程度越大，那么政府在招商引资层面就会做的更好（周黎安，2008）。本文用中心城市非公共财政支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与外围城市平均非公共财政支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值表示政府竞争程度差距。
基础设施差距（infra）：本文用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与外围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之比表示基础设施差距。其中，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用城市人均道路面积衡量。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八个城市群作为研究区域，具体包括长江下游的长三角城市群、江淮城市群;长江中游的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长江上游的成渝城市群、滇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本文所选取的城市群样本时间期间为2003～2017年，所选数据都为各城市群所包含城市的全市数据，对个别数值的缺漏采用插值法补足，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据都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3～2018年）、各省市的统计年鉴（2003～2018年）以及统计公报（2003～2017年）。表1报告了各变量统计性描述的分析结果。
四、计量结果分析
（一）回归分析
基于长江经济带八个城市群2003～2017年的动态面板数据，本文采用系统GMM模型检验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为检验实证结果更具稳健性，本文同时又将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作为参照，具体回归结果如表2。该表中的Arellano-Bond二阶序列“AR（2）”相关检验表明，各模型均不存在显著的二阶序列相关，说明这两个模型所得到的GMM估计值是无偏和一致的。同时，各模型也均通过了衡量整体工具变量有效性的Sargan过度识别检验。
由表2中列（2）可以得出如下结果，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的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这就表明了随着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的深化，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的地区经济差距在扩大;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二次项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负。综合以上结果可知，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地区差距的关系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曲线特征，这就表明随着空间功能分工的演进，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经济差距会逐渐扩大，但空间功能分工超过临界点以后，二者的地区经济差距会逐渐缩小。再由列（3）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同样证明了以上倒“U”型关系特征。
列（2）和列（3）的控制变量中，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城市规模差距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差距显著性水平均为5%，城市规模差距与投资差距对区域差距有很强的解释力，即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规模差距和投资差距越大，二者的区域差距就越大。以上结果说明，城市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就是规模经济和投资驱动。同时，人力资本差距对区域差距也有显著正向作用，说明人力资本规模差距使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的地区差距起扩大的作用。除以上变量外，政府竞争差距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系数是负值，反映了如果政府竞争程度扩大，那么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的地区经济差距就会缩小，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政府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综合以上检验结果，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区域差距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即随着空间功能分工的深化，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经济差距会增大，但随着空间功能分工越过拐点，二者的经济差距会逐渐缩小。
（二）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临界点
综合以上检验可以得出，空间功能分工与区域差距间倒“U”型关系在小地理空间即长江经济带范围内总体上是成立的，但值得研究的是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群目前处在哪个阶段，即是处在空间功能分工扩大地区差距的阶段还是缩小的阶段？ 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各城市群应该分别采纳什么样的发展策略？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根據表2中系统GMM估计中列（2）的结果对长江经济带八个城市群按照空间功能分工程度进行分类。
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方法，根据伍德里奇（2007）的计算方法，测算出含二次项模型的临界点①，得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临界点的数值大致在2.3178。从2017年各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来看，如表3所示，仅有长三角和滇中城市群处于临界点右侧;武汉城市群即将跨越临界点;其余城市群仍处于临界点左侧，说明这些城市群处在空间功能分工扩大地区差距的阶段。同时从表中还可以得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上游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比较低，即随着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演进，中心城市的专业化收益大于外围城市，这导致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水平相对较高，而且长三角区域很早就跨越了临界点，空间功能分工给中心城市带来的收益小于外围城市，从而缩小了二者的区域差距。根据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区域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特征。
（三）稳健性检验
通过前面的计量分析，我们发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按照通常的做法，进一步选择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人均实际GDP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以此增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以及规避内生性导致的模型估计结果的不一致问题，我们采用系统GMM方法对模型进行再估计，具体结果见列（2）。从列（2）可以看出，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之间仍然存在倒“U”型关系，且显著性未发生变化。上述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八个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对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的地区差距进行系统GMM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为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间的地区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且长江经济带只有两个城市群目前已经跨越或者正在跨越临界点，而大部分城市群仍然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半段，而且距离到达临界点的时间还很长。同时城市规模差距、投资差距及人力资本差距对地区差距有扩大的作用，而政府竞争对区域差距具有缩小效应。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现给出下面几条政策建议：一是根据城市群功能分工程度，对城市群标准划定以及范围进行完善，在当前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发展城市群过程中，需要以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程度为依据来进一步完善城市群划分标准，以便于客观的认识和评估城市群发展程度;二是缩小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规模差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差距以及人力资本差距，对于教育资源的分配各区域要均等，以使各区域平衡发展。同时城市群发展中对城市之间政府的干预作用要提高重视程度，还要加强城市之间合作意识，减少竞争，进而达到互利共赢，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三是采用差异化的城市群分工合作策略，使市场机制在区域合作发展与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演进过程中展示出重要作用，通过互助合作、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式，使区域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内，进而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
附注：
①具体计算方法为：x^*=|β -_1/ （2β -_2）|。β -_1是x的估计系数，β -_2是x2的估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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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雪 李超
分工演进城市形成机理研究论文 篇3：
企业、产业和工业化在城市群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机理
[摘要]城市群是人口、产业和城镇高度聚集的城市空间，也是生产系统在多个尺度演化的结果。由市场所决定的生产过程决定着城市群的产生、发育与成长机制：聚集与扩散、分工与专业化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上揭示了城市群成长过程与企业、产业和工业化发展的相互作用。
[关键词]城市群；聚集与扩散；纵向分离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多个不同功能和规模的城市聚合而成的城市群，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在全球化日益显著的今天，以城市群推动城市化的空间发展模式，是提高国土利用效率，增强城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研究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机制，分析影响城市空间成长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利于深刻揭示城市空间结构演化规律。
一、对城市群概念体系的解析
城市空间结构通常经历了城市膨胀、市区蔓生和城市向心体系形成三个阶段后，最终产生城市连绵带。为了揭示城市空间组织由单体向群体结构的演变规律，我们将所有群体化城市形态统称为城市群，建立包括大都市区、都市圈、都市连绵区以及大都市带等在内的城市群概念体系，它们分别对应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空间范围的城市群体空间形态。
广义的城市群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以单个或多个大城市为核心，借助现代化的交通通讯网络聚合而成的一个高密度、联系紧密的城市空间。在这个城市空间里，既包括作为骨架的区域城镇体系，又包含作为基质的城市群腹地。从地理学角度，这个概念强调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城市的紧密分布，突出了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特征，从经济学角度，这个概念强调城市群内部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和合理的分工协作体系的建立。根据核心城市的规模、地位及其城市群的空间影响范围，可以将广义的城市群分为全国性、区域性以及地方性三个不同层次和规模的地域空间系统(如表1)。
狭义的城市群是一个与都市圈同级的概念，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以一个或者多个大城市为核心，通过发达的交通网络与周边中小城市构成的城市区域。它是在以大城市聚集为主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群体化城市空间形态，目前被国内专家和学者普遍认可的城市群体形态大多处于这个阶段。
作为一种群体化城市空间形态，城市群既是城市和区域经济演进的必然产物，又是实现区际分工与合作的重要手段。由市场所决定的生产过程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上的运行机理决定着城市群的产生、发育与成长机制：在微观层面上起决定作用的是企业的聚集与扩散；在中观层面起决定作用的是产业的分工与合作；在宏观层面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
二、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微观动力——聚集与扩散
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自组织过程，企业的逐利行为推动了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与扩散。聚集与扩散构成了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这种机制在要素层面上表现为人口与资本的流动与聚集，以及技术的创新与扩散过程，在企业层面上表现为企业的区位选择与再选择过程。城市化过程产生的人口和消费的聚集，决定了市场规模和结构，引导着产业结构的转换方向；企业的聚集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促进了分工以及规模经济的实现；产业的聚集培育了专业化劳动力市场、中间产品市场和中间性生产组织，优化了生产的外部环境；人才和技术的聚集，促进信息的交流和思想观念的碰撞，激发了创新活动。
追求聚集经济是聚集产生的主要原因，以地理上的接近、生产专业化以及财富与技术的集中为特征，来源于劳动力市场的共享、中间投入品的规模经济以及技术的外溢。作为一种动力机制，聚集不仅仅来源于外部经济，还来源于自身的“循环累积效应”，即聚集本身也会成为吸引经济活动聚集的动力，进一步强化聚集过程。城市一旦产生，城市发展的自循环效应(如图1)，就会促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经济活动的聚集动力还来自于规模收益递增、交易成本的节约，它们与聚集经济共同构成了人口与产业空间聚集的向心力。但是，受到当地资源和空间限制，聚集过程不可能无限扩张下去。当阻塞出现时，高昂的地价、交通阻塞、环境污染，将成为推动经济活动空间转移的离心力。城市空间结构的成长正是向心力和离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向心力大于离心力时，经济活动倾向于在本地区聚集；当离心力大于向心力时，城市空间结构开始出现从一点聚集向多点聚集，从单体扩展向群体演进趋势。可见，聚集与扩散是促进各种经济要素空间流动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组织结构和空间结构调整、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的重要机制。
三、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产业支撑——分工与专业化
作为一种有内聚力的空间组织模式，城市群可以看成是一种由经济联系决定的城镇体系的形成过程。分工和专业化构成了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产业支撑，从产业层面揭示了推动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深层动力。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劳动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演进，产生了一种更为灵活的专业化生产组织方式——纵向分离。
纵向分离是一种基于产业链分割的专业化分工过程，生产环节的分离，不但增大了生产的迂回化和社会化程度，也引起了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空间组织结构的转变，出现了多厂、多部门的现代化大型企业，以及具有高度专业化特征的柔性产业集群。这些生产技术和组织结构的转变，在交易成本机制下作用于厂商的区位选择过程，产生了集聚和扩散两种空间布局形式，那些有着密切经济联系的厂商，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倾向于聚集到他们的经济重心，从而产生了空间聚集的拉力。而那些单位联系成本低的生产部门，则倾向于向外围地区扩散，以寻找生产成本最低的区位。产业组织和厂商区位之间的相互作用，积极地引导了产业的空间转移和扩散，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空间结构成长，其作用过程如图2所示。
纵向分离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扩大了企
业外部联系性，由此产生了错综复杂的交易网络。如同科斯把纵向一体化看成是企业出现的原因，斯科特把纵向分离及由此产生的联系网络，看成是现代城市出现的原因。他把这种由交易关系网络联接的产业综合体，称之为“原始城市形态”。一旦这个产业综合体得以建立，便会产生集聚经济效益，并围绕它形成城市。在福特制时代，这种产业综合体具有核心——外围结构特征，并由此促进了具有垂直等级结构特征的中心地城市体系的形成。在后福特制时代，随着劳动分工日益外部化和零碎化，产生了由若干中小企业聚集而成的柔性产业聚集体，企业之间网络化经济联系的增强，将有利于网络化城市体系的建立。
一般而言，生产的纵向分离程度与外部交易活动之间存在着正向关联，即生产的纵向分离程度越高，企业之间的联系网络就越庞大、越稠密。企业之间的联系网络，最终决定着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促进了城市群内聚力的形成。基于专业化生产基础上的企业交易网络，进一步密切了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城市体系的形成。作为一种具有内聚力的区域城市体系，城市群内部既有网络化经济联系，又有双向垂直经济联系，各种联系网络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但加强了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也提升了城市群的整体竞争优势。
四、城市群发展演化的宏观动力——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
作为现代经济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城市群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工业化是从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为经济体系向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转变的过程，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组织完善以及空间结构优化等一系列结构转变过程。分工和专业化推动工业化纵深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逐次升级，以及产业的空间聚集与扩散，从而推动了城市空间结构以及职能结构的优化，提升了城市化质量。同时，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也为工业化提供了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社会环境以及市场规模支持。
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是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宏观机制，它是聚集与扩散机制以及分工与专业化机制共同作用于产业结构、组织结构，以及空间结构的综合体现。这种机制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作用如图3所示。工业化为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产业基础，而这种大规模的城市化空间也为工业化提供了强大的市场规模和发展环境支撑。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表明，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促进了产业空间组织与城市空间组织的合理构建，最终引起城市空间组织结构沿着单中心、多中心、群体化、网络化方向演进。
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两种不同的聚集形式，产业集群和城市群之间同样也存在互动关系。产业集群是城市群的经济支撑，城市群是产业集群的空间载体。产业集群是具有纵向与横向联系的竞争性与合作性企业在一个区域的聚集，是现阶段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在技术、信息与基础设施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综合优势。产业集群可以通过营造创新环境，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提高城市群的整体创新能力。
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它所依赖的社会经济环境，要求有广阔的市场、方便的交通条件、灵活而快捷的信息、发达的商业、银行、保险、证券交易机构；及时方便地获取原材料、能源；充足的、具备各种专业素养与生产技能的劳动力，这些条件需要在某种聚集体中才能满足。城市群是一种大规模的、高度城市化的空间组织，高度聚集的人口和财富，完善的区域基础设施、广阔的市场网络，构成了对现代经济活动的强大吸引力，能够使各类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有效地配置，保证了产业集群能够在大范围内组织生产，从而为现代产业发展的提供良好的空间依托。城市群还可以通过提供各种专业化服务、提供充分的经济技术条件以及发达的市场条件，为产业集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商业环境。
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自组织过程，市场机制是推动要素流动、聚集与创新的根本动力。市场构筑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互动的桥梁，市场发育程度直接影响着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轨迹。但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空间上的投影，城市空间结构不但受到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且还会受到制度因素——政府作用的制约。制度创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动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作为一种先进生产组织方式的空间载体，城市群是区域城市化和城市区域化的必然结果，其发展需要经济支持，更需要制度创新。
(责任编辑：高 琼)
作者：庞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