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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力经济学研究论文 篇1：
论价值的演进
摘 要 价值论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分配关系，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英国古典经济学坚持客观效用价值论。马歇尔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均衡价格（价值）决定论。此后，西方经济学界再无对价值的研究。本文主要使用归纳法，列举古典到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几位代表人物的价值论观点，研究西方经济学中价值决定的演进过程。
关键词 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客观效用价值论 均衡价格（价值）决定论
自从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马歇尔得出了均衡价格（价值）决定论，西方经济学家再无对价值决定的探讨。马歇尔的均衡价格（价值）决定论成了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在我国，从1983年开始，便有人开始对西方经济学的价值决定问题做出探索。本文主要使用归纳法，从客观的角度实证分析，探讨西方经济学价值论研究的脉络。
一、威廉•配第的价值理论
17世纪初期，英国封建制度走上了最后解体的阶段。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对粮食和原料需要不断扩大，促使英国农业向资本主义生产迅速转化。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的合理性遭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质疑。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产生。
配第的价值论主要发表在《赋税论》中。他提出四个术语：“政治价格”“实际的市场价格”“自然价值”和“自然价格”。把实际投入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在实际存在劳动力数量的基础上加以计算可得政治价格；政治价格的货币表示即实际市场价格；自然价值指商品的价值；自然价格是用货币表示的自然价值；他试图解释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而价值又以劳动来衡量。他还说明了商品价值量同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配第在探讨商品价值时，一方面他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他意识到作为物质的财富，不仅需要人类劳动，还要依靠自然界及其自然力即土地。这样，配第在价值探讨中走入了迷途。
二、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
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家都给予亚当•斯密以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亚当•斯密的学说形成于18世纪50—70年代。18世纪中叶，英国已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了。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流离失所的农民转化为资产阶级的雇佣工人。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展开。英国在18世纪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社会分化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三大阶级，阶级冲突日益显现。
（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亚当•斯密说：“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斯密无法说明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斯密的交换价值指商品交换的市场价格。
（二）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及其两种价值规定
斯密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并提出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价值规定。然而，斯密在说明劳动价值论时，已经意识到商品价值由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决定的价值规定。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彻底，不完全的劳动价值论。由于斯密对劳动价值论的不坚定，他继而又提出“三种收入价值论”，之后，斯密在论述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时，提出“斯密教条”，给后人留下一些矛盾和混乱。
（三）三种收入价值论
斯密认为，资本家只是为了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才组织生产。生产出商品的价格除了要支付劳动者工资外还要为资本家提供利润，也即资本家的收入。同时，一旦土地私有，地主们也要对租用他们土地的经营者收取地租作为收入。这样商品的价格就被分为劳动者的工资，资本家的利润和地主的地租三部分收入。这表明，商品价值或交换价值取决于三种收入，从而脱离了劳动价值论。
（四）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斯密在对市场价格变动规律研究时，指出市场价格在供求关系中围绕自然价格上下波动。
斯密沿用了配第提出的“自然价格”的概念。他所讲的自然价格以存在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一种平均率为条件。自然价格即指按自然率支付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总和。斯密说：“商品通常出卖的实际价格，叫做它的市场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高于它的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它的市场价格，有时和它的自然价格相同”。斯密同配第一样，认为商品的市场价格围绕商品的自然价格上下变动。
三、大卫•李嘉图的价值理论
李嘉图将英国古典经济学推向了顶峰。李嘉图所生活的时代，英国产业革命正蓬勃开展。这样就加快了英国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脚步。
李嘉图认为一方面，使用价值不能用已知的任何标准加以衡量，不同的人对同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有不同的评价，所以，使用价值不能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另一方面，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无论怎样稀缺，也无论生产产品时耗费了多少劳动，都不具有交换价值。李嘉图认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只能由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的大小与这种劳动量成正比。李嘉图还批评了斯密抛弃劳动价值论，用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
李嘉图把商品分为两大类，第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只由它们的稀少性决定，如罕见的雕像，图画，古书和古钱币等，这些商品是极少数的且交换价值不受供求关系影响。另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李嘉图提出“相对价值” 的概念，并赋予其两种含义：一方面商品的交换价值由生产耗费的劳动决定；另一方面，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在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前者，李嘉图称之为“绝对价值”“真实价值”“实在价值”或“价值一般”。后者被称之“比较价值”。此外，李嘉图还认为，商品价值不仅包括工人生产商品的直接劳动创造的新价值，还包括间接劳动（生产资料中凝结的劳动转化所体现的物化劳动）所体现的旧价值。
四、边际三杰的价值论
19世纪70年代初，西方社会已普遍认可了资本主义。在英国，奥地利和法国的经济学界，爆发了推动经济学研究的 “边际革命”。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及瑞士的瓦尔拉斯被冠以“边际三杰”的称号。
五、杰文斯的“最后效用程度”价值论
杰文斯认为经济学价值研究应从消费者的主观心理感受入手。他认为应当区分商品的总效用和效用程度。总效用指一个人从所有商品消费中获得的总的满足感。而效用程度指某个时点或某单位时间内的消费所获得的增量满足感。他说“最后效应程度是经济理论以之为基础的函数……最后效用程度这个函数变化是经济问题中最为重要之点。其一般法则可表述如下：效用程度随商品量而变化，其量增加，其效用程度最终会减少”。这就是后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杰文斯的最后效用程度价值论类似于戈森第二定律。
六、门格尔的主观价值论
门格尔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需求量超过消费主体可支配量产生的。因为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产生于主观心理欲望，所以商品价值的产生并非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之外。
门格尔进一步指出，价值随着人们消费欲望的逐步满足而递减。
他认为人们消费时会先将商品用来满足自己最重要的用途，其次用来满足次要用途，这样逐级递减，将最后一单位商品用在最不重要的用途上。当所有未被满足的欲望中最重要的具有相当的重要程度时，消费者在消费该种产品与消费其他产品之间无差异。
更进一步，门格尔得出“最小欲望满足”是价值尺度的结论。也就是说满足最小欲望的物品所具有的价值即为价值尺度。
门格尔的边际效用是价值尺度的结论与杰文斯“最后效用程度”和瓦尔拉斯的“稀少性”原理一致，只是用语不同，均为主观范畴。
七、瓦尔拉斯的“稀少性”价值论
价格决定在瓦尔拉斯看来也就是价值决定；而且，价格又取决于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其中，供给方的边际成本和需求方的边际效用共同决定商品价格。
稀少性，指物品具有使用价值，但却数量有限。瓦尔拉斯认为商品的价格为其价值的货币表现，故具有数理特征。基于数理经济学研究，瓦尔拉斯阐释了一般均衡理论。他先分析参与交换的各方只有一种商品，然后再引申至三种及多种商品。
在市场上有A和B两种商品的场合，它们的有效需求方程为：
Da，b=Fa，b（pa，b）
Db，a=Fb，a（p b，a）
它们的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相等的公式为：
Db，a=Da，b（pa，b）
Da，b=Db，a（p b，a）
假定市场上有A，B和C三种商品，它们持有者都打算以自己的一部分商品分别交换另两种商品。那么，所有B的两个需求方程为：
Da，b =Fa，b（pa，b，pc，b）
Dc，b=Fc，b（pa，b，pc，b）
C的两个总需求方程为：
Da，c =Fa，c（pa，c，pb，c）
Db，c =Fb，c（pa，c，pb，c）
同样，所有A的两个总需求方程：
Db，a=Fb，a（p b，a，pc，a）
Dc，a=Fc，a（p b，a，pc，a）
以B换取A和以B换取C的两个方程为：
Db，a= Da，b（pa，b）
Db，c = Dc，b（pc，b）
还有以C换取A和以C换取B的两个方程：
Dc，a= Da，c（pa，c）
Dc，b= Db，c（pb，c）
最后，还有以A换取B和以A换取C的两个方程：
Da，b= Db，a（p b，a）
Da，c = Dc，a（pc，a）
这样，我们得到12个方程，共12个未知量，分别是各以其他商品价格计的3种商品的6个价格，和互相交换的3种商品的6个总量。方程组得到唯一的一组解。由三种商品的交换可推广到多种商品的交换，在此不再陈述。
瓦尔拉斯认为要使市场处于均衡状态，互相交换的各种商品的有效需求应等于其有效供给。一般均衡理论用数学方式表现和论证了供求定律和戈森第二定律，即边际效用相等规律。
八、马歇尔创建新古典经济学以及供求均衡价值理论
马歇尔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生活在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确立统治地位的19世纪末期。他于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第二本教科书。此书中，他集中了古典经济学及边际革命中的所有精华，在融合了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的基础上，首次构建了以均衡价格（价值）决定论为核心的西方微观经济学体系。
价值理论是马歇尔经济学的核心。在马歇尔的经济学中，价值和价格是相通的，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示，它们均指商品交换比例。马歇尔认为价值取决于供求力量的均衡，也就是所谓的剪刀价值论。
马歇尔还提出，极短期内的商品价格主要取决于需求，因为供给较稳定，而需求较富有弹性；短期（一般指一年）的价格决定于供给与需求，因为双方均可做出调整。长期的价格通常决定于供给，因为长期内需求一般较稳定，而长期内供给很有弹性。马歇尔所说的均衡是局部均衡。
马歇尔在对价值决定进行诠释时，着重说明边际和心理的因素对商品价值决定发挥主要作用。供给价格取决于边际生产费用，边际生产费用主要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而边际生产力递减。需求价格取决于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且边际效用递减。供求达均衡点时，双方获得最大满足。马歇尔的价值论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研究基础的。
马歇尔接着提出了均衡价格论。
在图中，纵轴表示商品价格，横轴表示商品数量。产出为OM时，需求价格Md高于供给价格Ms，购买者愿意出高价购买，较高的价格刺激厂商扩大生产。随产出的增加，需求价格下降，供给价格上升，当产量达ON时，供需达到均衡，供需曲线交点E为均衡点。若市场上商品产出为OM1，供给价格高于需求价格，购买者只愿出较低价格进行购买，而生产者的供给价格（成本）很高，生产者必须减少商品供给。随供给量减少，需求价格提高而供给价格下降，直到E点形成稳定均衡。图中ON表示均衡产量，EN表示均衡价格。
马歇尔也对垄断进行了研究。他论述了商品市场上卖方垄断的情况，认为垄断者可以自由调整供给量，垄断者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把商品价格调整到能够给他带来最大利润的水平。后来人们发现，垄断价格通常被定在需求曲线富有弹性的地方。
至此，西方经济学主流思想对于价值的决定问题没有做进一步的探讨。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价值）决定论至今仍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
九、结论
纵观西方经济学价值研究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对于价值的研究经历了由客观效用价值论到主观效用价值论的演进历程。古典经济学关于价值决定曾提出过劳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等多种价值决定理论，均属于客观效用价值论。边际革命兴起后，边际三杰——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从消费群体的主观心理（消费欲望）方面剖析商品的价值决定，提出主观效用价值论，将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研究引入新的天地。直到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马歇尔提出均衡价格（价值）决定论，西方经济学关于价值的研究达到顶峰。均衡价格（价值）决定理论成为此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在整个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西方社会处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到最终确立统治地位的社会时期，研究价值的决定，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不免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古典经济学时期，资本主义是否要替代封建主义还有待验证，西方学术界质疑并试图检验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的合理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西方经济学家承认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于是，他们开始从人的主观心理（消费欲望）方面探讨价值的决定。最终西方社会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价值决定的研究越来越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服务，并试图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社会关系。得出价格为价值的货币表示，价格由供需力量共同决定的结论。供给价格由边际生产成本决定，而需求价格由边际效用决定。归纳梳理了西方经济学价值决定的研究过程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西方经济学价值研究的整个演进过程。但是，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免会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站在客观研究的立场上，我们还应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辩证的看待和分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价值决定的问题，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何炼成主编,魏杰助编.价值学说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4.
[2]晏智杰.边际革命与新古典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
[3]姚开建.经济学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
作者：苏畅
自然力经济学研究论文 篇2：
论斯密的二重方法及其历史影响
摘 要：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者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不是任意的，而是由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决定的。研究者持什么样的价值立场，就会选择与其相适应的研究方法。亚当，斯密在考察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矛盾时，其研究方法体现出明显的二重性：一是本质抽象法，二是现象描述法。这是他所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与意识的反映。斯密的二重性的研究方法对后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演化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不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可以从斯密那里找到方法论上的依据与渊源。
关键词：斯密；本质抽象法；现象描述法；历史影响
亚当·斯密(1723-1790年)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建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了第一次系统考察，克服了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片面性，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得到全面统一的认识，因而在政治经济学史上被后人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但在他的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对同一经济问题存在着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观点，而且各种相互矛盾的理论能够“和平共处”。这是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二重性的体现和结果：一方面，斯密在继承配第归纳法和魁奈演绎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初步系统的本质抽象法；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出发，形成了一套现象描述的方法。本文试从主义与方法的角度探析斯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二重方法及其产生原因与历史影响。
一、斯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二重方法
斯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二重方法，可以概括为：一是本质抽象法，二是现象描述法。在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考察中，斯密一方面继承了配第和魁奈研究方法中的科学因素，克服了他们把归纳法和演绎法割裂的缺陷，形成了初步系统的本质抽象法。运用本质抽象法，他能够从当时重大的经济问题出发，深入社会生活的内部，分析经济现象的内部结构和联系，从而得出许多超越前人的、有价值的结论。另一方面，斯密又满足于现象描述法，其特征就是仅仅分析经济现象的表面联系，以代替对经济矛盾本质的规定。尽管他也使用比较、分类、归纳等思维形式，但这不是为了从具体达到抽象，而是为了对经济现象的描述显得有条理。显然，这是两种对立的方法，但在斯密那里却显现不出矛盾性，被他同时应用于同一学科、甚至同一问题的研究。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本来就是双重的，揭示本质和描述现象同样重要。
因此，在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就出现了内在和外在方法同时并存的局面。他在描述经济生活的表面现象时，往往把现象联系直接规定为概念，并且与使用本质抽象法得出的概念规定混在一起，令人难辨真伪，使他对一切经济问题的解释都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这集中表现在，他对同一经济问题的分析会得出两种或多种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以价值理论为例，运用本质抽象法，他正确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认为“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进一步，对于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明确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源泉，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内在尺度，这是斯密对于政治经济学创立与发展的重大贡献。同时，现象描述法的运用，又使他得出另外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结论：一是认为商品所能支配、所能购买的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这样，商品的价值就不是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而决定于可以买到一定量活劳动的商品量。二是提出了三种收入决定价值，即工资、利润和地租不仅成为一切收入的源泉，而且成为“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无论在什么社会，商品价格归根到底都分解成为那三个部分或其中之一。在进步社会，这三者都或多或少地成为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这个庸俗的价值定义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被称为“斯密教条”，对以后的政治经济学影响甚大。
与他的价值理论相适应，斯密的分配理论也是二重性或者多重性的。在工资理论上，首先从他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既然商品价值是劳动生产的，劳动的全部产品就是劳动的自然报酬。“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其次，又从生产费用论出发，认为工资是生产费用的一部分，是劳动的价格。显然，这两种观点之间存在着矛盾。这是因为，按照前一种说法，劳动者以工资的形式取得的只是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是不等价的；而按后一种说法，劳动者已按“劳动的价格”取得了足够的报酬，因而是等价的。在利润理论上，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斯密一方面认为利润是工人劳动生产物的扣除部分。他已经看到，当资本积累出现以后，资本家就利用所占有的资本，雇用丧失生产资料的工人为他劳动，而他所获得的利润，就是雇用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扣除工资后的剩余部分。另一方面，他又把利润看成是酬劳资本家所垫付的资本的报酬，把它和全部资本相比。同时，他还从三种收入构成价值的理论出发，把“来自资本的收人称为利润”，认为利润是“资本的自然报酬”，是构成价值的源泉之一。在这里，把利润看成来源于工人劳动的创造与把利润看成是来自资本的报酬或收入，两者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在地租理论上，斯密首先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地租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劳动生产物价值的扣除部分，即是产品价值在工资和利润以后的一种扣除；其次，从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出发，认为地租是决定商品价值的一个因素，是使用土地的自然报酬；再次，认为地租是农产品垄断价格的结果，“作为使用土地的代价的地租，当然是一种垄断价格。它完全是不和地主改良土地所支出的费用或地主所能收取的数额成比例，而和租地人所能缴纳的数额成比例”；最后，认为地租是土地自然力发挥作用的结果，是由农业中所特有的自然生产力所提供的收益形成的。斯密断言，自然和牲畜一样也创造价值，并为地主提供地租。可见，斯密的地租理论不仅受重农主义的影响，而且受他二重性研究方法的影响，所以他的地租理论不仅是二重的，而且是多重的。
二、斯密政治经济学研究二重方法产生的原因
对于斯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二重方法，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有所觉察，李嘉图、西斯蒙第即看到了这一点，马尔萨斯、萨伊也看到了一点。但他们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对斯密的二重方法各执一端，同时批判了他们反对的另一端。对斯密的方法及其二重性做出全面、正确评价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指出，“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
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人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存在，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
为什么斯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会出现二重性呢?经济学说史表明，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者的主义与方法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辩证统一的。主义主导方法，方法实行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如果不代表一定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就不可能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不可能成为政治经济学家。只有将自己的利益与特定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相统一，并以此为据运用适当的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矛盾，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同样，对于斯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二重方法，也只有分析他所坚持的主义或价值立场，即他所集中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经济利益与意识，才能获得正确认识与理解。
斯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二重方法，从根本上说，是由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以及斯密所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决定的。在斯密生活的时代，即18世纪中后期，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英国资产阶级在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下，推翻了封建贵族的统治，并由此成为统治阶级。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特别是从1760年开始的产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斯密就是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他的经济理论与著作就是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集中概括。为此，一方面，作为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者，斯密有必要从理论上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产业革命的促进作用，以进一步体现出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主义的优越陸。这就要求他必须深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内部，努力揭示出社会经济矛盾的本质，从而使他能够在研究方法上超过前人，在配第归纳法和魁奈演绎法的基础上形成本质抽象法。另一方面，由于英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与妥协性，资产阶级革命很不彻底，这就决定了斯密不可能、也不愿意把抽象法贯彻始终，而会自觉不自觉地满足于只认识社会经济生活的表面，由此形成了他的现象描述法。
对斯密的二重方法有直接影响的，是当时英国哲学家休谟的思想。休漠是一位二元论者。一方面，他像洛克、贝克莱一样是经验主义者，承认世界的物质性，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感觉，主张用概念和演绎揭示现象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他又是怀疑论者，认为人的思维只能够局限于有限的现象世界，事物自身是不可认知的，主张用现象的描述来代替那种“永远达不到的真理”。由于斯密和休谟交往密切，休谟对斯密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休谟生命的终结。由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斯密会不自觉地以休谟的哲学方法论指导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每当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或者发现自己的某些观点和概念与实际有冲突时，不愿意进一步沿着本质抽象法的思路去解决问题，而是退回到经济现象的描述，以求得自己理论体系的自圆其说，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二重性。
三、经济学研究二重方法的历史影响
斯密的二重方法及其二重经济理论体系，是早期新兴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与意识的集中概括与反映。随着时代的发展，斯密的学说已不适应现实的需要，他的二重方法和体系，也在后世被不同阶级、阶层、集团的经济学家所继承和延伸、发展。可以说，从斯密之后，政治经济学在方法和学说上就开始出现了分化。在后来的经济学说史中，尽管学派纷杂，著述如林，但从研究方法角度分析，基本上可以归为两大派别：一派坚持和发展斯密的本质抽象法；另一派则继承并延续他的现象描述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政治经济学方法史，就是斯密创立并使用的这二重方法在分化和融合中对立统一、不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化和发展的历史。
直接继承斯密抽象法的是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他们分别代表着英法两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最高水平。尽管两人在立场和观点上有不少分歧，但研究方法的基本点却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他们都曾以斯密的信徒自居，并力求运用斯密的本质抽象法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也正是在运用斯密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他们都从自己的立场发现了斯密二重方法的矛盾，因而也都努力克服现象描述法的缺陷，发展本质抽象法。这一点，在李嘉图那里，表现为对劳动价值论的坚持和对斯密另外两种价值论的批判，并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矛盾的考察；在西斯蒙第那里，则表现为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从消费和分配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揭露和批判。因此，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以斯密本质抽象法为原则进行的，也是斯密不成熟的初级抽象法到马克思成熟的系统抽象法之间的必要中介。
经过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的中介，马克思坚持、继承了斯密本质抽象法的原则，并加以充实、系统化，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特有方法——系统抽象法。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斯密本质抽象法的原则为马克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二是斯密的二重方法使马克思更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矛盾，并成功地找到了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研究中，马克思对斯密的研究方法作了反复的批判分析，从中发现了可以继承并发展的要素，比如对分析的重视，以及从抽象到具体的概念体系建立理论体系等。也正是在批判、吸收斯密二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马克思逐步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绝不能仅仅满足于描述经济生活的“事实”，而且要进一步揭示这些经济事实的本质与规律性。这样，在斯密那里尚处于初级形态并与现象描述法混杂在一起的本质抽象法，到马克思则得以成熟与系统化。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系统抽象法，就是辩证、系统地使用抽象思维能力，揭示和论证经济矛盾的方法。它主要包括五个环节：(1)从实际出发，充分占有材料；(2)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的辩证统一；(3)强调以概念运动为主体；(4)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统一；(5)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也体现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学著作与思想中，如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由此，系统抽象法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
由斯密的二重方法所导出的第二个政治经济学流派，是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现象描述法制约并影响着这一流派的研究方法。直接继承斯密现象描述法的是萨伊，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是斯密学说与方法庸俗成分的系统化。在萨伊那里，斯密的现象描述法得到全面展开，表现在他强调对经济现象间表面联系的描述，否定抽象法的作用，并据此构筑了他的“三位一体的公式”。经过萨伊这个中介，斯密的现象描述法由此得以流传和发展，逐步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比如，与萨伊同时代及稍后的政治经济学家，如马尔萨斯、穆勒父子、西尼尔、巴师夏等人，都为现象描述法的系统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方法”则从“批评者”的角度丰富了现象描述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则又从心理原则、边际分析、数理方法及制度分析等方面进一步发展了现象描述法，使其达到一个新阶段。
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以所谓“凯恩斯革命”为起点的。这种“革命”的特点，在于冲破了斯密学说中的自由竞争主义的传统，主张政府干预，这是向重商主义的“回归”。这种回归，使资本主义经济学内部的分化日益明显，除坚持自由竞争主义和政府干预的两大流派外，还有这两种流派的折衷主义“中间派”，以及因国别、集团利益的不同而形成的各个支派。从方法上看，不论哪个流派，都有自己宣称的特点；但无法否认的是，这众多的派别，在方法上又有其共同点，即都把斯密的学说看成是自己学说的理论渊源，都从斯密那里继承了现象描述法的基本要素，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发挥，从而使现象描述法“现代化”，如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数理方法、计量方法以及新制度分析方法等。
责任编辑：王之刚
作者：廖乐焕
自然力经济学研究论文 篇3：
马克思信仰思想的独特视角
马克思从经济这一独特视角考察信仰问题，揭示了信仰现象的经济根源和经济基础。他从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方面来考察神话的起源和本质，认为神话是人在幻想中支配自然力；从生产关系的狭隘性和神秘性上考察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趋势，揭示了宗教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分析了基督教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认为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是最适合商品经济社会的宗教形式；分析了信仰自由原则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关系，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反映；分析了市场经济中的拜物教现象，揭示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之间的联系；分析了作为经济现象的信用关系和信用制度的信仰意义，认为它体现着人们对于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信仰。马克思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丰富的信仰思想，本文只从一个侧面初步展示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并揭示马克思考察信仰的独特视角。
经济学研究与信仰研究看起来天悬地隔，但并非如此。马克思不是就经济研究经济，而是从经济领域来透视整个社会。他在经济学研究中经常地广泛地涉及到信仰问题并不奇怪。而且政治经济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有科学性，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形态性。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正是为共产主义信仰作了最有力的实证性的科学证明。而且马克思的有些经济学论述本身就是某种关于信仰的思想和论断，可以看做是从经济学侧面来阐述信仰问题，如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分析，以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信用和信用制度问题的分析等就是如此。
在马克思大量的经济学著作中，我们还时常看到一些关于宗教和信仰方面的概念和提法，他引用一些宗教术语或关系来说明经济活动或经济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比如用神学家的思维方式来比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认为就像神学家根据自己的信仰来把一切宗教划分为真正的宗教和臆造的宗教一样，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信念把一切社会制度划分为天然的社会制度和人为的社会制度。他说：“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生产机体形式，就像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
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则都是神的启示。”再如马克思还用天主教与教皇的不可分离关系来比拟商品与货币的关系。马克思针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想废除货币而保存商品生产的天真幻想，讽刺地说：“这么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废除教皇而保存天主教了。”总之，在马克思那里，信仰问题与经济问题有密切联系，他在自己的经济研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信仰思想。
马克思注重从经济活动中考察思想信仰问题，揭示信仰现象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根源。下面我们列举马克思的相关论断，并作初步分析。
神话是一个与信仰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神话作为一种对于世界的解释，是早期人类的世界观，数千年来人类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了庞大的宗教信仰体系。任何一种宗教世界观都是神话世界观，或从神话世界观发展而来。对神话进行研究，是从一个特定的方面揭示宗教信仰的秘密。马克思对神话素有兴趣，在波恩大学学习期间学习“希腊罗马神话”课程“极为勤勉和用心”。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及其准备材料中，也研究了古希腊一些哲学家尤其是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的神话观点。这些都为马克思后来对神话的论述打了基础。
马克思关于神话本质和作用的论述比较集中地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尤其是从人类生产活动的角度来审视神话现象，这就抓住了神话得以产生的最深刻的根源。人类的生产力和物质文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类逐步征服和支配自然力的过程。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主动的姿态面对世界，这是人与世界关系问题上人类所持的基本立场和基本价值取向。尽管人在与自然的力量对比上常常处于劣势，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历史阶段，人们更多的是受着自然力的支配。但即使在这样的时期，人类在内心中也仍然希望自己支配自然力，而不是受自然力支配。而当人们缺少实际上征服和支配自然力的能力时，就在想象中实现这个支配。
马克思上述神话定义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宗教下的定义，正好相互补充。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宗教作为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自然力和社会力）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显然就与神话相反。如果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长期以来存在着自然力支配人还是人支配自然力的问题，那么宗教反映的是自然力支配人的事实，而神话则折射出人支配自然力的愿望。宗教与神话的这种差异反映了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两个方面。
作者：周清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