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马克思的哲学与人类生存的实践活动在本体论的根基深处相契合，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只要人类存在，这种指导意义就不会消失。所谓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中国化，是指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第一篇：马克思中国化论文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如何构成中国当代哲学的问题
[摘要]“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也许不是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但它却是现实中国的一个哲学问题。时代和民族铸就的哲学语境。不仅满足了这个问题逻辑要件的要求，而且也在所给予的现实依据中赋予了它的全新内涵。作为当代中国哲学问题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当代哲学研究清理地基的理论自觉。它在消解这一问题历史语义基础上所彰显出的民族主体性原则，构架了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世界的理论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国哲学将在以民族的基因与现代世界的对话中。铸成一个现代民族的心智品质。经历了历史的冲刷和现实的拷问之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成为拓展当代哲学思想空间、从而成为一个能够为中华民族带来无限希望的“问题”。这表明它已经不仅仅是中国马克思哲学的问题，而且是中国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中国化 哲学问题 民族主体性
一
一个“问题”的提出，在逻辑上至少有三个本然性要求：其一，它必须以相应的理论预设为前提;其二，它必须具备逻辑上的直接周延性;其三，在问题的预设中，已经有了几个尚不明确、有待确定的内容，这实际上是说在哲学问题的提出时，已经预设了自己的答案域。它的逻辑式为：
有问题A，
所以有关于A的求解方式a1，a2，a3，…，an。
{a1，a2，a3…，an}即是A的答案域。
哲学的问题提出，同样有着逻辑本然性的意义。新的哲学语境下，作为“问题”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前提或理论预设，来自于历史和现实中关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认识所形成的两点逻辑共识：
第一，马克思哲学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哲学中的一部分，但中国的马克思哲学却是现代中国哲学一个最重要的内容。(预设1)
第二，对于现实中国来说，不经“中国化”的哲学是无效的哲学。尽管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在中国已经有了近百年传播、普及的历史，但时至今日，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并没有真正构成中国人的思想理念和生活理念，我们还远未“完成”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预设2)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给出了自己的理论预设，并且用当代中国哲学的方式，表达了这种预设的逻辑语序。
在预设1中，给出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肯定判断。预设2却可以引申出与这～判断相悖的一组命题：
“马克思哲学非中国化”
“非马克思哲学的哲学中国化”
“中国哲学的马克思化”
如果把预设1中所给出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记作“SAP”(A型判断)的话，那么由预设2所引导出的三个命题均为“SEP”(E型判断)的理论表达式。A判断的意义存在于对E判断的否定，而这种否定将通过“SEP”的肯定形式来完成。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中，恰恰是由于马克思哲学的非中国化、非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马克思化三种形式或三种理论趋向，偏离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预设方式，才使“问题”在“不满意”的过程中凸显自身的价值。它必须通过对这三种形式的否定，即通过对“SEP”的理论倾诉，完成命题的完整表达。于是，在这种理论预设中，凡是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讨论引向马克思哲学非中国化、非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或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去向，都是“问题”本身所不能允许的。
逻辑本然性的第二个含义是问题的周延性。作为“哲学问题”，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要表达的不仅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一切”，而且还要力图表达我们“可能知道的一切”。在“已经知”和“可能知”的关联中，显现了“问题”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的周延性。
如果“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仅仅是中国马克思哲学学科的一个问题，那么，它还构不成中国当代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曾经奠定了现代中国哲学视阈内所有哲学问题阐释的根基，并且由此规定了诸如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向和终极目的。因此，作为“问题”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所涉及到的就不仅仅是马克思哲学学科，而且是中国当代的全部哲学。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独特地位，它的“中国化”反思，就一定要突破原有哲学体系形形色色的束缚，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中释放思想的能量，展开新的想象。它将在当代中国哲学在生活基础、思想主题、问题意识、致思思路、表述风格等方面，以自己鲜明的民族风格来体现中国哲学的当代水平。在“可能知”的理论探求中，它所着眼的不是“可能知”的个别或局部，而是它的全体。作为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不是以直接性的形式体现问题的周延，而是在一个“共同的前提”的揭示下，包含着问题的周延。这个共同前提就是中华民族自身哲学的历史承当，它的逻辑语序方式远非传统哲学所能包容得了，更非能够通过教科书哲学的形式所能书写的。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设定，最复杂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它的“答案域”了。按照逻辑学的要求，“问题”的提出意味着答案的锁定：问题域决定了答案域，问题的答案必须框限在答案域中以保持自身逻辑的同一性，它不仅在答案域中给出答案的被选方案，而且给出了选择方案的逻辑路径和逻辑手法。因此，逻辑的问题答案域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区域，它的答案在更多情况下是问题的进一步展开，也就是说，它的答案之可能性已经包含在问题之中。现代哲学问题的设置，显然不满意这种逻辑要求。康德已经通过自己的哲学路径反叛了逻辑学的这个要求。在认识何以可能的追问中，它把知识的含义作了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从而在颠覆了传统知识框架的基础上，通过理性化界的方式。得出认识既是可以完成的，又是不可以完成的结论。显然，在康德的“认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提出时，并没有包含着这个结论，而由这个问题推出的终极结论，却不仅仅是认识或知识何以可能，而是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哲学的“思”改变了逻辑的“视”。这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说哲学问题的“明晰性”或“清晰度”，不表现在“答案域”的明确规定上;二是说哲学问题能否成立，不在于同一性要求下的逻辑自洽。而有可能在于打破问题的同一性之后所引发的新问题。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当代研讨中，希望以明确的“答案域”规定问题指向的不乏其人。这种理论的语言表达式是“必须是……”，如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必须是民族化”、“必须是现代化”、“必须是全球化”等等。这种明显带有“文革”遗风的语句中，除去给出了一些空洞乏味的口号之外，没有任何有助于问题展开和解决意义上的实际内容。在这种语句中，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不可能构成“哲学问题”，它充其量是以蹩脚的方式重复了为现代哲学所蔑视的陈词。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问题。是由于它在不确定的答案域中给出了种种应然性的可能，而关于这种可能的寻觅与确定所展开的内容。会远远超出问题的直接范围。因此，作为哲学问题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消解自身的“问题”，从而把中国哲学和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能力，引向一个更高的领域。
二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逻辑元素的添加，还不足以说明它如何构成中国当代的哲学问题。逻辑上的本然性在现实中所以能够表现为一种应然，一定有着构成应然的新内容。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当然首先是来自于关于这个问题历史的反思。在这种反思中，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语义内容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而作为中国当代哲学问题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恰恰是在对原初语义的消解中，构成时代的哲学问题。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传统路径是由经验而先验的过程。关于“自由”与“解放”的经验性想象。是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出场语境。在这个语境中，马克思哲学的魅力来自于它自身世界哲学的特质。更来自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经验的想象构造了经验的解释原则，它使“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获得了这样的解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树立马克思哲学指导思想的权威，又要以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根据，从而实现思想武器对思想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当马克思哲学的语境随着中国革命成功而发生变化时，这种经验的解释原则由于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就只能作为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一种解释方法或手段，而不是“原则”了。新的哲学语境为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华民族带来新的渴望，这种渴望激发了哲学的先验想象力。于是，在先验想象力的释放中，对当代中国哲学影响巨大的先验原则，成为中国哲学新的解释原则。在这个原则下，马克思哲学以其“普适性真理”的形式。改变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马克思哲学命题中的“是”之内涵，从而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方向，锁定在终极真理目标上。
由历史上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可以看出关于这一问题的两个历史含义：在经验原则中，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含义是“把马克思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先验原则中，这个问题的含义则是“如何把作为绝对真理的马克思哲学，化为中国人的终极真理”。
经验原则和先验原则的逻辑链接是知识论的哲学语句。知识论的终极解说设置了以知识论为根基的哲学的宿命，也为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终极走向铺设了一个无法超越的目标。当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先验企及演化成现实中带有准宗教意味的“中国马克思哲学”时，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就永远地休止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想象力。铺叙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真实历史。这段历史起始于一个民族的真诚渴望。但却在文革十年的思想窒息中戛然而止。神化语境下的马克思哲学。不仅以神坛的光晕取代了真理的内容，而且也在形形色色的造神运动中，窒息了渴求真理的欲望，封闭了真理求索的方式。它在导演了社会和民族整体灾难的过程中，也使自身走向死亡。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有过历史上的辉煌，也经历过一个民族的惨痛。它的重新提出，决不是要单纯地捡拾一个历史的话题，更不是要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回到历史中去。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能够成为中国当代哲学的“问题”，一定有着它的根据。而当代中国哲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以哲学的智慧和哲学的勇气找到这个根据，进而在当代哲学的土壤上，挖掘这个问题的现代意义。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成为中国当代哲学问题的第一个根据，来自于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和影响。
先验原则所构架的目标是虚幻的，但这种虚幻的目标却有着一个真实的背景。无论怎样评价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普及运动及其意义，我们都必须承认，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我们是在马克思哲学的熏陶下开始认知“哲学”的。对于一个不可能具备西方哲学传统的民族来说，接受“哲学”这样一种新的文化形式是极为困难的。包括马克思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的传人，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也使这种文化在现代化的入口处，找到了一种融入世界、从而获得新生的可能。在所引进的“哲学”话语体系中，由于马克思哲学的传人及传播，我们获得了一个梳理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时代根据，并由此获得了一个可以和时代对接、因而可以和世界对接的话语平台。它使我们站在世界的角度上审视自身的行为，成为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不仅激发了传统文化的思想活力，而且预示着一个民族最终将在人类利益的整体目标规定下，重新思考自己的利益和自身存在的价值。哲学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这种感召，是通过马克思哲学的引进、宣传、普及和深化过程，逐渐得以体现和完成的。
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理解为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不是由于马克思哲学在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中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也不是由于在过去的岁月里它所获得的被给予的尊严，而是由于中国当代哲学的“源头”，几乎完全可以指向马克思哲学这一理论本身。关于“源头”的理解和认知程度与水平，直接影响了当代中国哲学的整体水平。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大多是由“马克思哲学”而走进哲学的。尽管在今天的哲学研究中已经产生了许多哲学的“流派”和“分支”，但是在流派的主张或分支问题的研讨中，均可以时刻感受到马克思哲学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的影响，感受到马克思的一些基本结论对这些研究的指导和支配作用。同样，尽管马克思哲学并没有在“中国化”的历史性努力中真正成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理念和价值理念，但近百年的努力结果，却的确使马克思哲学化为一种理论研究中的民族情结和话语共识，它使中国的所有理论研究和问题研究，都会在自觉和不自觉的状态下，接受着为各自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指导。哲学研究中对马克思哲学挥之不去的情感依恋，已经成为哲学领域的精神支柱，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设想，离开了马克思哲学，我们的哲学还有什么。
当哲学用理性的目光去审视这种民族情感时，它所能够深刻感受到的是，这种来自于传统批判、宣称“要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哲学，已经变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是在历史上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支撑这个传统的，不是关于马克思哲学认识所获得的结论，而是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原则。把马克思哲学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其首要意义就在于对这个“传统”的反思，而这种反思，将会把哲学的目光聚焦于当代中国的全部问题。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当代中国哲学“问题”的第二个根据，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催生了一个哲学新生的时代语境。在这个语境中，首先受到质疑的是历史上所形成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社会共识”。当教科书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以后，哲学研究领域中，终于出现了以“各抒己见”为思想差异表达方式的状况。但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和学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理论研究者不自觉的理论前提，因此在所“抒”之“己见”中，总是在千流归宗的趋势下“回归”到各自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中去。高清海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旧的思想不被打破，就不会产生新的思想，而新思想又一定是在旧思想中产生。“思想成了思想前进的最大障碍”，让思想走出思想，这本身就是个悖论。中国当代哲学的生命力的象征，就在于能否走出这个悖论。当历史上形成的理论共识仍然成为“共识”的情况下，不同观点或由这些观点所形成
的不同“流派”之间的差异，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对“流派”与“分支”之间之“异”的过分追究，就显得有些轻浮和滑稽，因为，无论其间“异”在哪里、“异”有多少，最终的“同”却一定会在为中国人认可的“马克思哲学”这样一把唯一尺子下，丈量出各自的长短。既然是同在屋檐下。那么也就不存在所谓天高任鸟飞了，同根相生、相煎何急的传统，将最终使任何争论都会失去自身的意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理论界力图走出“教科书哲学”所遇到的重重阻碍，时至今日，这种“改革”仍然面临着如何走出困境的巨大考验。显然，虽然历史上所形成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共识”，已经无法得到现代哲学的认可，但“解构”这种共识的工作，却同样需要在以承认共识存在的客观性前提下，寻找破斥这种共识的思想路径。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当作时代的哲学问题，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成果。我们知道，以教科书哲学为主题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社会共识”，是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中形成的。那么。关于这种“共识”在当代社会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谋求、反思或追问，也就必然地把历史上所形成的关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和认识。当作中国当代哲学思想的对象，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作为中国当代哲学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哲学所形成的“社会共识”的哲学追问，必然会以这种“共识”的原初内涵为追问内容。这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自身问题的第三个根据。
在哲学的经验语境中，“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内涵最为典型的表述，就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在当代哲学语境中，首先是“结合”的两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已经走过了它原初的素朴阶段;另方面，中国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更是与革命或建国初期的“实际”有着本质的差别。于是，新的理论认识与新的实际内容，能否依照旧有模式“结合”起来，就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个实践问题。在经验语境中所形成的“结合”理论，能否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新的哲学诠释，关系到当代中国哲学，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哲学能否重新获得生命力的问题。与此相关联的，毛泽东时代对如何解决这种“结合”问题的回答是，通过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的哲学普及运动，使理论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发挥作用，以此来实现理论与实践(实际)的结合。这种结合方式既是中国革命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保证，又是导引理论最终屈从于实践而走向教条、扼杀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在当代的哲学语境中，伴随着时代对哲学所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关于“结合论”的反思，就不仅是具有哲学学科意义的问题，而且是具有整个时代的思想意义和文化意义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历史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内涵的第二重表述。先验想象力中。马克思哲学被认作是具有普适性的绝对真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努力方向，不再是怎样把这种真理移植到中国，而是怎样树立已经存在于中国的这种真理的绝对权威性。当毛泽东哲学被认作中国的马克思哲学之后，关于马克思哲学理论权威的认定，就直接表现为对毛泽东哲学权威性的确认和依从。于是，在先验想象力的极限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走向了它的逻辑终点。“逻辑终点”意味着它消解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内涵，又把自身作为一个“问题”呈现在中国当代哲学的视域中。尽管历史已经从那个时代走出，但这个“逻辑终点”却构成了中国当代哲学中的一个“情结”，一个有碍于自身发展的羁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哲学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加以反思，实际上是真正地秉承哲学、尤其是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在哲学意义上消解了任何终极权威存在的合法性。因此，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内涵，就不可能再沦落为对某种理论权威的维护，它必须在新的哲学语境中，给出中国当代哲学自身的问题。也许只有在这基点上，才能使中国当代哲学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问题得以展开。
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当代中国哲学问题的“根据”中。已经消解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原初语义。消解不完全是对原有问题的颠覆，它同时还包含着在当代哲学话语系统中，对已有问题能否或如何重新诠释的问题。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解构方式才赋予了问题的新意义。借用德里达的话说。正是在这种意义的现代性垦殖、播撒和延异中，中国当代哲学开始有了以独立存在的方式显现自身存在价值的可能。
三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现实根据，已经使这个问题在历史中所给予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在消解这个问题历史意义的基础上，赋予了这个问题全新的时代含义。
从问题的提出方式来说，它的出发点不再是如何解决中国现实的经验问题，而是中国哲学在走向现代哲学的旅途中，如何承当民族的历史责任问题。经历了“文革”造神运动的灾难之后，中国哲学在对自身的反思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哲学及马克思哲学引进中国，带给我们的应当是更多的学术自由而不是限制和障碍，应当是丰富了我们的思想传统而不是取代或终结这个传统。因此，关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化”和“化成什么”的问题，而是“为什么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而不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问题。两种提问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当作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而后者恰恰是把这个“道理”当作一个“问题”：其一，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经验语境已经不复存在的前提下，支撑这种哲学作为中国哲学“指导思想”地位的理由是什么?其二，当我们对刚刚经历过的“中国哲学‘马克思化”’这一历史碎片还记忆犹新的时候，我们能否在对这段历史的批判中，获得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哲学准生证?其三，“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当代哲学发展的结束语，还是它的开篇?显然，在这种提问方式中，关于马克思哲学合法地位的经验与先验解释，已经难以支撑这个问题的现实追问，曾经被认为“不证自明”或神圣不可冒犯的理论前提。受到了当代中国哲学的时代审视。这种提问方式不再把民族的经验想象和先验想象作为问题释放的唯一通道，因而也悬置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历程中的经验原则和先验原则。它不仅要以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为反思的对象，而且更要以这段历史所形成的“思想”为对象。
随着问题提出方式的改变，“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内容也必然发生变化。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中，这一问题的焦点始终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这种“结合”记载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历史中坎坷的故事，它铸就了一个民族的辉煌也演绎了一个时代的荒谬。当我们终于把这段历史当作“故事”来叙说时，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中的“主体性”便被烘托出来。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要回答的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主体和主体性问题，这是现代哲学在鞭挞历史和现实中所获得的新的理论要求，同时也是在以思想为对象的反思过程中，所提出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新问题。我们曾在民族性的本能中。以自觉的形式守护着民族主体性，并且由此获得了以民族之“体”“结合”马克思之“用”的宝贵经验，使马克思哲学在“中国化”的道路中实现了世界哲学的价值，并由此获得
了一个民族的尊严。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造神运动为这个民族所带来的种种灾难，其根本原因在于民族主体性的自我摈弃。因此，当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终于以一个“哲学问题”的面目而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主张呈现在中国当代哲学面前时，为历史层层包裹的“主体性”，终于以极其深刻而又极其尖锐的形式，迫使中国当代哲学对其作出解释，并以这种解释来应答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全部内容。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中的“主体性”问题，决不是“以谁为主”的经验层面问题。众所周知，主体或主体性问题曾是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当代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反思，当然不是要重复西方哲学的发展理路，但是它需要把西方哲学、尤其是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终结”的马克思哲学，作为人类历史所走过的路来加以考量。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现代语境中，“主体与主体性”的追问一方面体现着中国当代哲学对自身存在理论载体的反思，另方面又凝聚着以主体性为核心价值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现代社会中，以民族形式为主体的中国人，不仅在数量和质量上与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不同，而且它已经通过自身的努力，走出了历史上赖以生存的民族思想疆域，将本民族思想与其他民族思想的对接或对话，作为本民族思想进一步丰富的重要方式。那么，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所溶涵的问题，就不仅仅是马克思哲学与中国，还有作为“世界哲学”的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哲学，当代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之复杂关系。这种关系的哲学认知，实际上要完成的是对民族主体性的现代认知。因此，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就将不仅要以民族主体性作为最基本的内容，而且要把这种主体性的悟觉。作为理解和解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基本原则。
一个新的哲学视窗奠定了一个全新的哲学理论范式。如果用托马斯·库恩的理论来解释的话，“范式”的意义当然存在于它所给出的核心概念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和感召力，但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旧有范式无法限定、因而无法包容的新的问题空间。这个空间中所涵盖的问题和它所次生出来的众多问题，足以吸引其后时代的思想为之激动，为之求索。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哲学都无疑是当代中国哲学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是。当我们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一个时代的哲学问题提出时，我们的直接目的不是如何“发展”马克思哲学。而是在马克思哲学和人类哲学思想史所提供的全部给养中，创建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方向，标志着涵盖哲学在内的当代中国文化的觉醒。“中国文化觉醒”的内涵是如何总结中国的经验，提出中国的问题，探求中国的道路，这一切都说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同样服从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对于现实中国来说，任何一种“有效”的哲学或文化。都必须经历“中国化”的历程来确立其合法地位。由此而得以明晰的主体性原则，表明了我们对于马克思哲学和其他外来哲学的基本立场。当代中国哲学视野中的马克思哲学，不再是囿于特定时空中的历史理论，而是在现实中经过中国人的实践咀嚼、夯实完善、发展创新的新理论。马克思所开辟的学理至思之路，是今天中国社会发展合法性根据的理论承担。它的理论命运和中国人的生存命运有着极为重大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的历史需要反思，当代中国哲学不可能摈弃马克思哲学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地位与作用。但是它有着自己的生活基础，自己的问题意识，自己的致思思路，自己的表述方式。这些鲜明的主体性在历史上曾经被遮蔽过，在今天文化觉醒的时代背景中。应当作为时代的特征。因而也应当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特征而凸显出来。
问题的提出方式和相应内容的根本性变化。同样消解了历史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路径。“通俗化”、“大众化”的马克思哲学普及方式，曾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唯一手段，如果用批判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么这种手段的最大问题是它淡化甚至抹杀了哲学思想家存在的价值。从而使哲学成为“群众”的附庸。哲学总是要从历史走进现实的。现实哲学所构架的理论平台中确立自身解释原则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在“普及哲学”中教育群众，而且是为了摄取时代精神的精华以引领时代发展。因此它不需要以来自生活的自发的解释原则为依据，更不需要以哲学对生活原则的附庸作为自身原则的出发点。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普及性的大众哲学与专业性的哲学研究能否结合、如何结合的问题。如果坚持大众哲学的方针，那么经验原则和先验原则的有效性就依然存在。历史表明，哲学可能使生活的理念得以提纯或升华，但它不可能代替现实的生活理念。这就像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尊重科学的世界里，但实际上如果严格按照科学规定去生活的话，那么恐怕我们连一天都活不下去。在哲学史中。经验原则和先验原则只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段落，而生活中，对经验的尊崇和先验的期盼则是一种永恒。高清海先生说，“哲学面对的虽是人类、自然、世界的大对象，哲学思维却是属于个体的生命活动，哲学理论也只能有哲学家个人去创造。”因此，哲学能不能在通俗化、民族化的过程中完成大众意义上的普及，如何能在不失去哲学自身深刻性的前提下对哲学进行通俗化整理，又能否通过有效的机制保证这种通俗不至于沦为庸俗，成为我们重新反思历史上的马克思哲学普及运动，进而反思中国当代哲学的基本载体的重要问题。
哲学离开了“问题”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当中国当代哲学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自身发展中的“问题”时，意味着哲学已经在超越自身的涌动中，回归到哲学的时代主题上来。在这个主题上，审视并不断揭示着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丰富内涵，以期实现一个在民族主体性的反思中获得身份标识的哲学形态，也许是中国当代哲学完成自身理论地基时代性清理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步。
[参考文献]
[1]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李广昌，走出哲学教科书改革的囿限[J]，学习与探索，2005，(5)。
责任编辑：何蔚荣
作者：季广昌
第二篇：中国化视野下的马克思实践哲学
[摘 要] 马克思的哲学与人类生存的实践活动在本体论的根基深处相契合，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只要人类存在，这种指导意义就不会消失。所谓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中国化，是指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结合起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中国化，并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
[关键词] 实践哲学 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今仍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在16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逐渐意识到，马克思哲学的深层旨趣并不是提供一种关于世界和历史的普适性学说，而是提供一种历史性的批判思想，以推动改变“现存状态”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是马克思的基本哲学精神和哲学理念，至于马克思的哲学理想怎么样落实到社会政策、经济政策中去，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答案，全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摸索前进，中国共产党人成功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就是马克思主义。30多年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哲学，并随着实践的发展处在永恒的创新过程中。
一、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深刻内涵
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是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其本质特征是对给定性的不断扬弃和超越，是对人自身和人与世界关系的再创造。所以，实践是人的感性世界的存在基础。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进行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内蕴解读：
第一，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世俗性。马克思实践哲学具有生动的内涵，几乎涵盖了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因此，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这里，感性是感觉者和被感觉者的共同行为，在这种行为中，客体不再是主体的异己存在物，而是在与主体的沟通中获得了存在的意义，同时，主体也必须以对象为媒介才能获得直观性，从而赋予对象以形式。它也意味着，感性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它使整个世界成为人的意义世界。
第二，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历史性。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主义的观点，但批判了黑格尔把世界看作是精神产物的唯心主义立场，他把世界看作一个辩证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实践并不是一个盲目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人类创造世界并创造自身的过程。“在这一实践的历史过程中，一方面，人的本质力量通过感性的物质活动而外化、对象化，创造人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人们又通过现实的感性活动，使自己获得确定性，扬弃自己的主观性。于是，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主观性与客观存在性、非理性与理性、理想与现实便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获得了具体的，并趋向于最终统一的理想状态。”这里明确指出“人”不仅总是体现在、肯定于实践中，而且在实践中被生产出来，人的各种本质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渐发展出来。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根据就在于人自身，人在通过实践活动自己生成自己的过程中也就同时创造了人的世界。随着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不仅人自身会不断变化，人的世界也会不断扩大。因此，实践概念是历史性概念，人类的全部活动以及由此而达到的自我实现与自我认识都是在实践中展开并丰富的。
第三，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批判性。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个发展历程看，马克思实践哲学有着深层次的批判纬度。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从而将批判的眼光从政治与宗教问题转向更为根本的社会问题——市民社会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要消除异化，实现人类的解放，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就必须对市民社会进行批判，消除市民社会的对立。正如后来恩格斯所说：“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轻蔑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新动向。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看似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然而实则却始终是双向度的。现代性的市民社会批判是贯穿马克思思想体系的逻辑中轴，这是因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孤立的、退居于自身的单子”，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别人当作工具，市民社会的分裂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异化。马克思正是在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与批判过程之中，完成了哲学改造与革命，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从而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实践哲学在中国经历了不寻常的发展历程，逐步实现了中国化。所谓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中国化，是指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1.马克思实践哲学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
毛泽东的《实践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认为任何知识最终必须归结为实践智慧，即能指导实践的东西，认识的目的就是获得这种具体的能够运用于实践之中的智慧。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这一古语进行了阐发，对其赋予了实践哲学的内涵。“实事求是”要求认识问题应从我们周围的事物出发，而非从抽象的“物”出发，而求之的“是”决非与我们无关的“真”，而是“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即真与善的统一体，是能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的“实践智慧”。毛泽东哲学所展示的，正是一种主体与对象、理论与实践相互塑造的实践哲学，是中国革命实践过程的内在脉搏，它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用马克思的比喻来说，就是“头脑”和“心脏”的一体关系。我们现在之所以特别强调毛泽东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首先是因为它在理论上直接源自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我们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一种现代实践哲学。将毛泽东哲学理解为实践哲学，不仅是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的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就其思想来源、思想内容、基本旨趣和社会功能及其实际效果而言，毛泽东哲学都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现代实践哲学。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又充分展示和实施了改造中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功能和深远影响。可以说，毛泽东哲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生动地、具体地结合起来，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将马克思“改变世界”这一哲学宗旨具体地落实到“改造中国”上，发挥到了波澜壮阔、淋漓尽致的广度和深度，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现代实践哲学的重要典范。
2.马克思实践哲学在改革开放中的创新
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1)邓小平在理论上对实践主体与客体的界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精神。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强调，只有解放思想了，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2)邓小平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思想。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决支持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明确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阐明了坚持实践标准的重要理论意义。(3)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和实质即是在实践中开创新局面，鲜明地凸显着马克思唯物主义“改造世界”的特征。邓小平关于要尊重实践，特别是要十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要敢于实践，敢于试验，敢闯、敢干，在实践中探索真理，检验和发展真理性认识的大量论述都深刻地反映了在实践中开创新局面的哲学思想。“不争论”“争取时间干”“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的这些著名论断，蕴涵了十分丰富而深邃的“实践”精神。通过“实践方式”，通过“实践力量”来消除理论、认识的对立，在实践中去解决争论的问题，实现人们认识与行动的统一，发现、发展和完善新的理论，开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局面，这正是邓小平哲学思想“实践开拓精神”的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支持我们不断取得理论与实践上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不断胜利前进的一种极可宝贵的思维方式。
江泽民在实践哲学思想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提出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新实践思维。江泽民同志重视创新实践，把与时俱进的创新实践思想提高到党的思想路线的层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理论。江泽民同志在创新实践思想上的贡献主要有：第一，将与时俱进的思想深刻地体现在党的思想路线上，这是江泽民创新实践思维的一大特色。第二，高度重视创新性实践在实践中的重要作用。这是江泽民创新实践思想的又一大特色。第三，江泽民关于人类创新活动的四种基本形式的思想，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基本形式的理论。(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实践标准的新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3)关于实践主体理论的创新。从根本上看，实践的成功离不开实践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因此，实践主体理论的创新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江泽民同志在实践主体理论方面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出了民营企业家等社会新阶层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的观点。第二，提出了衡量实践主体先进与否的标准，不在于有没有财产、财产的多少，而是看他的思想和行为是否能够作为社会的表率的观点。
3.马克思实践哲学在当代的实现方式
从哲学意蕴上来说，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实现方式。科学发展观作为系统化的思想理论，有着明确的核心理念，即“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提出，不是指人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意味着由于人的实践活动，人与自然的社会属性的渗入，自然逐步“人化”的历史过程。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是各种自然存在物盲目相互作用的结果，完全是自发的。而社会历史则不同，它的存在和发展，则是人的有目的活动创造的。人是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早就警告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如何通过人的实践打破人与自然的这种狭隘关系，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人是人的最高目的。实践作为人的存在和活动方式，是确证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以改造世界为目的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实现方式。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现着对人的本质和生存方式的深刻把握，体现着对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获取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我们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就要坚持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断将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国化。○
责任编辑 万 强
作者：陈铃光
第三篇：试论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中国化
[摘要]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决定者是创造了历史的人民群众。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理念和民本思想中汲取营养，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民主体思想。它贯穿在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并成为国家和社会各项事业建设的思想引领。新时代的人民主体思想对于举全国各族人民之力于中国梦的实现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对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人民主体;中国化
[作者简介]滕秀月，女，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如果将历史唯物主义比喻为一棵大树，那么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就是深扎地下的根。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合理成分，关心工人生活并和群众一起开展革命运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鲜明地指出了人民群众之于社会发展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当今中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和历史机遇期，既有有利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不利的发展困境。党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一、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中国化的理论缘起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进行继承和创新的同时，又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观念”和民本思想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形成了中国化的人民主体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完美的诠释。
(一)理论基因：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
相比于马克思的群众史观，唯心史观在其出现之前一直统治着人们的社会生活。马克思在对唯心史观进行批判的同时，站在新的起点和高度上形成了唯物史观中至关重要的人民主体思想。于本体论角度，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认为他并没有把自然当作人的感性活动或者是实践活动的产物，只是把自然当作感性或者感性对象。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实践为基点来对观念上的事情进行理解，把现实中的人当作进行实践活动的起点。在历史观方面，对于社会历史究竟是由谁创造出来的这一问题，黑格尔认为是群众承担起了绝对精神。马克思提出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重要观点，对人民群众伟大作用的发挥给予充分肯定。于认识论来看，旧唯物主义只是直观的去对客观事物进行研究，而不是以实践为起点去理解世界。与对世界的认识比起来，哲学家们更重要的任务在于对世界的改造。在最终价值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才真正成为自然界、社会以及自己本身的主人，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才能算得上是真正自由的人。
(二)文化基因：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理念和民本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2]。贯穿于中华文化的最核心的一套价值观念即是以人为本。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古代“天下为公”这种理想社会进行继承的同时又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他们将“天”的神秘抛弃的同时继承“天”的公正无私，使其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紧密结合，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提出“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另一方面，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中国化的人民观在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进行的创新性发展是以继承为基础的。正如江泽民同志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时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历来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还在遥远的古代，我们的先人就提出了‘民为贵’的思想，认为天生万物，唯人为贵，一切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取决于人的发展和进步，都取决于人的尊严的维护和价值的发挥。”孟子认为人民在政权转移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把“以佚道使民”作为推行仁政的一项重要内容;荀子指出君主可谓是船，人民好比是水，水可以使船行驶，也可以使船淹没。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在追根溯源的基础上进行的返本开新。
二、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中国化的基本历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21世纪的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坚持与时俱进，从不同时期的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继承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并进行独创性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人民主体思想，指导社会稳步向前发展。
(一)毛泽东的人民主體思想
毛泽东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人民观。
提到人民的概念，毛泽东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总结道：“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本主义、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3]这不仅体现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特点，还诠释了人民概念的历史性。对于“依靠谁”来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中国革命和建设最终目的是“为了谁”进行了回答。毛泽东坚信，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也只有他们才可以说是历史的创造者。他认为不光在思想上要相信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更要依靠人民群众。只有“从群众中来、从群众中去”才能将党形成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在落实到行动中之后真正赢得民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
(二)邓小平的人民主体思想
社会主义实践活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并对毛泽东的人民主体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民主体思想。
邓小平提出为人民服务时必须要做到全心全意，把人民是否拥护、是否答应、是否赞成、是否高兴作为检验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到重新确立，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允许并鼓励先富帮助后富，以此来逐步缩小差距;只有在人民之中扎根，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吸取失败的教训，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对党和国家机关进行监督，防止出现腐败。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坚持，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把人民放在首要的位置上，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在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得到充分发挥。
(三)江泽民的人民主体思想
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严重困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和毛泽东、邓小平人民主体思想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地发展。
自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以来，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在总体上得到了解决，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江泽民认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5]30-31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生活的稳定。江泽民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密切联系群众，使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得到了切实发挥。江泽民同志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6]308对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予以切实的保障，使基层民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强调教育党员干部，使他们深知：“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7]639必以“三个代表”为指引，对全党的风气进行整治，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腐败问题进行斗争，用实际行动展现治党的决心和力度。
(四)胡锦涛的人民主体思想
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发展难题，牢记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嘱托，将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开展的起点和终点放在真正实现好人民群众利益上来，赋予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新内涵。
胡锦涛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8]。他认为人民群众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体，任何活动都必须围绕人民利益展开。人民民主，就是对人民当家做主进行实际的保障和支持，让权为民所有，使人民成为真正的主人。胡锦涛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9]的重要论断。要想实现人民民主，就必须首先发扬党内民主，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政治生活民主化，最终促进人民民主的发展。他提出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不拘泥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将理念切实转化为行动，有所作为，有所创造，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推动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此就必须在对民生的保障和改善上下更大气力，对人民群众切实的利益问题进行解决。努力营造教育为人民满意、有所耕耘有所收获、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最终解决、年老时有一份依靠、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得到解決的社会环境。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寻求党的主张的切实落实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真正实现之间的统一性。胡锦涛提出的“亲人观”和“人民观”蕴含的执政理念，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克服艰难险阻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对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进一步推进和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五)新时代的人民主体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更为复杂，机遇和挑战并存。如何做到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谋求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从当下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将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推进到新境界。
由于部分党员干部群众观念淡化，对群众生活中出现的大事小情不闻不问，党的十八以来，我们在全党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法制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0]。有序的政治参与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采取精准有效的扶贫方式，准确识别，精准施策，帮助真正的贫困群体彻底摆脱贫困。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同时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建设物质文明和建设精神文明时必须在两者关系的更加协调上下功夫。寻求人与自然之间真正的和谐统一，让发展真正变得更加科学、更加绿色、更加可持续，将美丽中国的建设向前推进。解决好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让改革和发展取得的成果落实到人民手中，真正体现“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的最大受益者”[11]，使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发挥自身力量同周边国家共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中贡献力量。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决心......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党中央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主体思想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中国化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中国化的基本历程充分展现了其当代价值，为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供了动力。
(一)使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发展到了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人民群众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获得彻底的解放。可以说，坚持人民主体思想贯穿于我们党和国家的整个发展历程之中。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将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和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理念和民本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而又与时俱进的人民主体思想。毛泽东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民族得到独立，人民实现了解放，以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将经济建设作为全党的中心，让生产力实现彻底的解放和进一步的发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改善人民所处的生产生活环境;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始终把发展作为根本的、中心的、压倒一切的任务，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改变传统的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使改革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展。
世界正处于近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发展、调整、变革时期，我国面临着全新的战略机遇和历史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充分尊重人民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坚定人民立场，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它赋予了中國共产党的人民观更深的内涵，使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让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在当代中国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科学回答了在当前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我们的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对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决定作用进行了深层次阐述。要想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将新时代的人民观的根基深扎于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之中，并在实践活动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群众史观，牢记人民主体思想的核心和价值取向，使马克思的终极理想在当代中国熠熠生辉。
(二)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梦实现的磅礴力量是人民群众，中国梦实现的广泛力量源泉是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上，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作为目的的同时把握住了实现中国梦的最根本动力。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由于中国梦的本质是人民的梦，而且这一梦想是以富强的国家和振兴的民族作为基础的，所以中国梦最强劲的支撑即为人民群众。为了让人民群众真正实现脱贫，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教育扶贫，实现教育公平;坚持健康扶贫，改善医疗卫生服务;坚持异地搬迁，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地区特色产业为突破口，进一步增强人民的脱贫意愿。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12]。十九大报告中又增加了一个期盼，“期盼有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而这些不仅仅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更是中国梦变成现实的最直接的动力。正是在这些期盼的指引下，人们才会各司其职，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用乐观向上的态度对待生活，努力奋斗，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为全国人民伟大梦想的实现贡献力量。
青年作为中国梦实现过程中朝气蓬勃的社会力量，他们拥有远大理想，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享有国家提供的发展才能的广阔的舞台以及社会的重视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投身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伟大实践。当代青年以中国梦的机遇为机遇，以中国梦指引的方向为方向，将自身的成长与发展和国家的繁荣富强紧紧联系在一起，力图在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让自己的青春梦想绽放光芒。中国梦自身迸发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使中国人民内心的意愿转变为振聋发聩的时代最强音。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上，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上，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发挥人民群众的巨大作用，一切措施以人民群众利益的真正实现为目的，研究新出现的问题和情况，遵循和探索中国特色的发展规律，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三)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经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国家现代化的实现是人的现代化实现的前提，只有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才有更大的实现的可能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必须在发展过程中把人民放在中心地位。现代化中国的新征程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道路就是党的生命，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首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始终认为，各国的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选择，这也就意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寻找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需要指出的是，在道路确定后的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风险和危机，无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这些都是必然的。但只要始终保持定力，坚定不移走本国发展道路，克服重重阻碍，就一定能为本国发展赢得机遇，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发展理论至关重要，它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仍有金融寡头和利益集团的存在，他们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将本国的经济政治命脉控制在自己手中。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真的现代化就必须抛弃西方社会的错误思想，对价值观念进行改变，而不是一味地接受发达国家推行的认为具有普世价值的西方理论，必须实现本国发展理论的创新，摆脱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束缚。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还能长期保持稳定发展的根本原因。我们国家不依赖于任何国家，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因而能够产生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理论并推动社会稳步向前发展。“一带一路”的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倡导，让全球共享中国的发展理念等等一系列的中国举措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的智慧和方案，使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得到拓展，给世界上那些想要兼顾发展和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描绘出了一幅世界和平发展的宏伟蓝图，也让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和民族的人民看到了新希望。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使他们积极投身于脱贫攻坚战之中，致力于共同富裕的实践。从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提发展理念到十九届五中全会突出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不仅仅是创新理念的新飞跃，更是对人才重要性的进一步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给人民群众赢得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清晰地阐述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后的人民群众的新需要，为党和国家接下来的工作提供了方向上的引领。展望未来，新时代的人民觀要求我们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不断健全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体系，持续深化推进依法治国，于法治环境中推动实践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健全文化体系，实现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目标;对生态文明建设给予更多重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达到峰值之后实现减少，保护好生态环境，建设好生态文明，使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越扎越牢。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这一理论根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继承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人民主体思想形成的伟大理论。它对于新时代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价值。我们必须立足当代，放眼未来，不断实现人民主体思想的新飞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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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09-09-19(1).
[10]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J].当代兵团，2014：11.
[11]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9(5).
[12]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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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滕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