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汇率政治与人民币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自2015年汇率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制度进入一个新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需要与时俱进，结合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强势美元周期和“去美元化”浪潮的特征，适应引领数字货币趋势的需求以及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
汇率政治与人民币论文 篇1：
客观看待人民币汇率：回顾、现状及展望
[摘 要]“811”汇改后汇率报价机制的变化使得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變得更为频繁，其背后的原因及下一步走势如何成为国际金融领域关注的焦点。文章在回顾“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基础上，剖析了不同阶段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原因，并对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进行了展望，最后提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建议。研究认为，美元指数和中美利差的变化是引起“811”汇改后到2018年10月人民币汇率发生“贬值—升值—贬值”反复震荡的主因，而资本流动因素是引起2018年11月到2019年4月人民币汇率阶段性升值的主因，中美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加大的市场情绪行为则是影响当前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根源所在。展望未来，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内的双向波动将会更加常态化，汇率的灵活性会更强，而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的趋势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在长期内仍将保持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下一步，政府的着力点应该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以及尊重市场的基础上推进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稳定，但也绝不能轻易承诺在任何时候都放弃对汇率积极干预的态度，为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操作留取一定的空间。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跨境流动;中美利差;贸易摩擦
一、引 言
汇率是一国货币对另一国货币的比价。理论上而言，汇率波动会通过汇率传递影响到一国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国内通胀、股票收益率等实体经济以及与其相关联的虚拟经济变量，也会对一国货币政策制定、外汇储备头寸管理和外汇市场运作等宏观金融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准确把握新汇率体制下人民币汇率波动模式，客观评估汇率波动产生的背后原因，维护汇率稳定是中央银行的职责所在，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要义，中央银行有义务和责任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金融（汇率稳定）环境。
然而，“811”汇改以来汇率市场的波动并未如预期那样的稳定，反而是双向较大幅度的频繁震荡，特别是2019年8月5日，人民币兑美元离岸和在岸汇率双双“破7”的重磅炸弹落地，更是引发了各界对汇率市场的关注，央行负责人随即就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快速表态，并在随后宣布，央行将于8月14日在香港发行300亿元离岸央行票据。结合前段时间汇率波动时，央行行长易纲做出对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非常有信心的表态，郭树清做出人民币市场汇率将会不断向购买力平价靠拢，任何投机做空人民币汇率的行为必将遭受巨大损失的表态，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做出人民银行完全有基础、有信心和有能力保持外汇市场稳定，确保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保持稳定的表态。我们发现，与过去稳定汇率手段不同的是，近几年在面临人民币汇率波动（特别是贬值）冲击时，中央银行除了在外汇市场进行积极干预外，有关人士还多次在不同场合对人民币汇率发表公开讲话和表态，宣示“人民币没有贬值基础”，与此同时，国务院总理、中央银行行长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发表公开声明，诠释与解读中央政府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与调整方向，以期降低市场汇率预期的不确定性。除了政府相关部门和人士的积极表态之外，央行还不断通过引入逆周期调节和远期售汇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的调整等方式进行引导，譬如，2016年动用大量外汇储备对在岸市场进行的干预，对“收盘价+一篮子货币”中间价形成机制的明确，2017年5月在原有报价机制中加入“逆周期因子”及其后续暂停“逆周期因子”调节的手段，2017年9月宣布对境外人民币存款准备金不再进行穿透式管理，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 ，2018年8月6日以后，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又上调为20%，等等。那么，政府及央行相关人士的多次表态及其相应引导（某种程度上可视为积极的干预）对人民币汇率稳定起到了什么作用？“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表现又是如何？这种表现的原因又是什么？相关表态及其相应引导是否对人民币汇率走势产生了影响？或者说，这种表态和引导是否具有较好的宣示效应？其影响效果又是如何？中央银行从这些汇率表态和相应引导中获得了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下一步人民币汇率走势又是如何？这一系列的问题在学界一直有所争议，也一直困扰着政策当局，并由此成为当前央行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迫切需要理清的问题。
二、“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回顾：2015年8月至2018年10月
2015年“811”汇改以来到2018年10月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跌宕起伏（如图1所示），经历了“贬值—升值—贬值”的反复震荡。2015年8月10日至2017年1月4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6.116 2下降至6.952 6，贬值了大约13.7%。2017年1月4日至2018年4月2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总体表现强势，由6.952 6上升至6.276 4，升值了大约9.7%，其中，第一季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值3.9%，甚至逼近了“811”汇改启动时的水平。2018年4月2日至2018年10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开始回调，由6.276 4下降至6.967 0，贬值了大约11.0%。
与此同时，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子汇率指数也呈现出“一波三折”的走势，但其拐点要略微滞后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动。2015年11月底至2017年5月底，人民币兑CFETS货币篮子汇率指数由102.93下降至92.26。2017年5月底至2018年5月中旬，该指数由92.26逐渐升值至97.88。2018年5月中旬至2018年10月底，该指数又由97.88逐渐贬值至92.36。在这一阶段，同期的美元指数和中美利差也表现出类似的走势（人民币走势与美元指数同步，美元指数上升，人民币贬值，反之，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走势与中美利差密切相关，中美利差拉大，人民币升值，反之，人民币贬值）①，使得美元指数和中美利差因素成为影响该阶段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主要动因。
回眸2015年“811”汇改，央行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方面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释放人民币加入SDR后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决定的市场化程度提高的承诺;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汇率报价机制的改革，实现汇率的双向波动，减少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让汇率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来进行调节，但事实上却引发了汇率在更大程度上的动荡，迫使央行不得不采取更为频繁的市场干预，通过大量外汇储备的投入来对冲人民币汇率贬值。据数据统计显示， 2017年1月底，外汇储备相比于2015年“811”汇改时的35 573.81亿美元下降为29 982.04亿美元（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2019）[1]，相比于2014年更是下降了1万多亿美元（见图2）。外汇储备突然大幅度下降（外逃），央行被迫收紧基础货币的发行，构成了被动式的政策收缩，在强大的汇率贬值预期冲击下，央行通过持续的外汇储备干预（公开市场干预）并没有遏制住人民币汇率贬值趋势，反而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快速消耗，资金通过各种途径出走海外，此时出现了关于人民币汇率要不要“保7”，保汇率还是保外储的争论（潘锡泉，2017;管涛，2019）[2-3]。在此背景下，出现央行越管制，资金越恐慌，外逃现象越严重的尴尬局面，迫使央行不得不对资金跨境流动的管制越苛刻，甚至重启了对各类资本流出进行监管的举措以稳定人民币汇率及其预期（潘锡泉，2017）[2]，包括从资本流出的监管力度和范围双重维度入手，譬如，从单纯的跨境借贷监管转向证券投资、直接投资等，甚至对人民币计价的资本流出进行积极干预，打击外汇市场上对人民币进行投机的势力，一度被外界质疑认为中国是否又要回到资本流动管制的时代。
直到2017年第一季度，在国内宏观经济运行逐步改善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才得以重回小幅度升值状态。相应的，此时的外汇储备规模当季值依然保持负向增长，直到2018年4月左右外汇储备才趋于回调，但此时的人民币汇率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贬值，央行并未对此进行较大幅度的干预，而是暂停了使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中的逆周期因子调节机制，汇率政策回归中性，可以说对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基本保持了容忍态度。从2018年6月19日至10月底，人民币汇率在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继续弱势调整，中间价累计下跌超过6%，境内外汇市场重现看空情绪下的顺周期行为和“羊群效应”。为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市场预期，央行对远期售汇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和逆周期因子调节进行了重启，通过积极干预，2018年8月6日至10月19日，美元指数上涨0.8%，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下跌1.2%，合计1 065个基点，9月份，央行外汇占款降幅更是达到1 194亿元人民币，为2017年2月以来的最大降幅。可见，央行的积极引导和干预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如果没有央行及时调控，人民币汇率将会出现更大幅度的下跌。
反观这一阶段，人民币汇率虽然经历了“贬值—升值—贬值”的反复震荡，但总体而言，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的均衡水平上双向动态波动，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基本均衡，并未出现资本大幅流出现象。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国国内市场韧性的加强，对汇率波动的容忍度和适应性加大，市场主体能够理性地进行结售汇行为，“汇率杠杆调节作用”充分发挥;另一个原因是央行的积极表态及其相关部门的重视（谢建国和贾珊山，2019）[4]，并适时采取重启外汇风险准备金要求、逆周期因子等政策工具，对冲了市场情绪波动，对市场预期起到了较好的稳定和引导作用。
三、人民币汇率现状：基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的走势分析
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6.935 1升值到6.7附近，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出现强势升值，进一步细分月份来看，2019年1月至2月，人民币升值，3月至4月基本稳定，略有贬值，5月贬值2.6%，基本抹平了2019年初的涨幅。根据人民币汇率走势数据分析可知，2019年第一季度之前人民币汇率出现了阶段性升值，4月份相对稳定，而5月至6月份又出现了快速的貶值，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结合人民币升值的三大因素，一是美元指数走弱，二是中美双边利差扩大，三是短期资本流动因素，可以发现，2015年“811”汇改之后到2018年10月，人民币汇率走势与美元指数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性（美元指数下降，人民币升值），但2018年年底到2019年第一季度，人民币汇率走势与美元指数之间却并没有表现出密切的相关性，且美元指数不仅没有出现显著下降趋势，反而是由96.074 1上升到了97.180 5，上升了1.2%（如图3所示），显然，这一阶段人民币升值并不是由于美元指数走弱所引起。
根据影响人民币升值的三大因素，利差拉大会导致短期套利资金流入国内，造成外汇市场上美元供过于求，进而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升值（张明，2018）[5]。进一步从实践中考量中美两国利差可以发现（如图4所示），中美两国之间利差扩大确实是导致2017年5月至2018年3月期间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因素（中美两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显著拉大，而同期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显著升值），但问题是，2018年年底至2019年3月（第一季度），中美两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并未扩大，反而有所缩小（中美两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由54个基点微降至50个基点），如此一来，中美利差扩大显然也不是这一阶段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影响因素。
最后，从资本流动角度来看，2019年第一季度经常账户顺差49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947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388亿美元，其中的资本账户逆差0.3亿美元。更精细的境内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差额数据由2018年12月的2.74亿美元迅速上升至2019年1月和2月的413.43亿美元和151.72亿美元（如图5所示），这表明在2019年1月和2月短期资本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流入，改变了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显然，这一阶段人民币汇率升值是由于经常账户顺差，特别是货物贸易顺差带来的短期效应，大量资本流入导致人民币汇率的被动升值，最终表现为这一阶段内出口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却出现持续升值的现象。
2019年进入5月份之后，受市场消息面影响，人民币汇率快速回调，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累积下跌1 706个基点。中美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加大的市场情绪行为成为影响此时人民币汇率贬值的主要因素②。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背景下，如果人民币汇率不贬值，出口将会变得更为糟糕。理论上而言，作为两种货币的兑换价格，汇率既会受到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政治、一国开放程度和金融市场成熟度等因素影响。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期间，宏观经济基本面良好且具备一定韧性，国家对宏观经济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一直未变，不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相关产业和监管政策均持续发力，政策效应也不断显现，进一步支撑了经济的稳中有进，为人民币汇率的长期稳定夯实了基础。据海关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9年1月至5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实现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5月份出口增长7.7%，较前4个月增加2个百分点（张莫，2019）[6]。与此同时，我国外贸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多元化趋势明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进出口增长较快，与俄罗斯、沙特、波兰等国家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另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 010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61亿美元。种种数据表明，人民币汇率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虽然有增无减，但向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和未来可期的外汇储备规模对人民币汇率稳定能够有效地发挥好“压舱石”的作用。尽管人民币汇率短期面临贬值压力与外部风险因素的冲击存在直接关系，但是短期波动并不改变人民币汇率保持长期稳定的态势，经济基本面和市场力量仍是决定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主要因素，一方面，长期来看，具备韧性的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有能力应对各类外部冲击，对人民币汇率形成较好支撑;另一方面，短期来看，虽然市场贬值预期升温，但货币主管部门应对汇率波动的政策工具比较充足，也多次释放了要打击投机做空人民币行为的信号（国务院、央行等相关人士对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多次表态及政策行为就是最好的佐证），这有助于引导市场预期，避免汇率在一个方向上超调。据民生证券研究团队研究发现，5月6日至17日，市场力量向贬值方向累积贡献2 958个基点，5月份央行致力于通过中间价维稳人民币汇率，5月20日之后完全对冲了市场贬值力量，央行完全有能力应对人民币汇率在一定程度上的波动，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均衡水平下的长期稳定态势不会改变。
四、人民币汇率走势展望及推进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建议
（一）人民币汇率走势展望
2019年人民币汇率阶段性升值之后到当前，总体汇率虽然有所贬值，且在8月5日当天破“7”，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将进入贬值通道，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仍保持稳定和强势。从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汇率来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在过去20年里升值了30%，对美元的升值幅度仍然达到20%，依然是国际货币中的强劲货币之一，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走强，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贬值可控，小于同期韩元、阿根廷比索等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也强于欧元、英镑等储备货币。
展望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在长期内仍将会继续保持基本稳定，但在短期内的波动将会更加常态化，汇率的灵活性会更强，可能会更加接近于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波动率。一方面，正如央行相关负责人所陈述的，这是由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所决定的，当前我国经济基本面依旧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显现，经济增长韧性充足，宏观杠杆率趋稳，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外汇储备充足，为长期内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铺垫了扎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经过2015年“811”汇改之后一波三折的“贬值—升值—贬值”历程，央行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应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经验和政策工具，如果人民币汇率出现过度波动，央行完全有能力对人民币汇率波动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操作），采取必要的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手段，坚决打击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针对人民币汇率的短期投机操作，维护外汇市场稳定，确保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譬如，2019年8月5日人民币破“7”之后，央行并未对此进行直接干预，而是顺应市场行为，發布公告称将于8月14日在香港发行300亿元离岸央行票据，使当天人民币相较前一日升值31个基点，有效对冲了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③。但同时也不可忽视短期内受中美贸易摩擦、外汇市场供求和美元走势的波动性影响，特别是美联储由长期的加息政策突然向降息等宽松货币政策转向的影响，使得人民币在更大范围内产生更大幅度的波动。
（二）推进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建议
1.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宏观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发展
宏观经济基本面是决定汇率中长期稳定的关键所在。确保宏观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发展必须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准确处理好去产能、调结构与促转型之间的关系（潘锡泉，2019）[7]，一是通过降低产能过剩，调整结构失衡，扭转资源错配的手段去激发经济发展内动动力和活力，为实体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铺垫基础。二是确保政策实施的稳健性和连续性基础上，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合力作用，通过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实施，为宏观经济基本面稳健向好、结构改善、风险防范化解、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稳定的货币政策保障（潘锡泉，2019）[8]，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扭转投资乏力来起到激发经济主体的投资积极性作用，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三是尽快出台消费激励措施，加快国内市场培育。具体而言，政府应该继续加大降税减费力度，通过出台促销费转型和升级的若干政策或指导意见，来引导和培植国内消费市场以对冲中美贸易摩擦的外部不确定性对出口带来的不利影响。四是需要加大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力度，政府应该在坚持金融市场结构性去杠杆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发挥国务院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证监会，以及省级政府和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协同”作用，拓宽监管边界，做好重点领域风险专项整治，加大对金融资产质量的实时监控和网格化管理，抓好重点客户、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的风险管控，特别是过高的金融市场杠杆、潜在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为宏观经济向好发展消除风险隐患，起到保驾护航作用。五是借助于金融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创新驱动功效来给经济增长赋予新的增长动力，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顺势而为，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汇率是外部经济再平衡的重要变量，一个经济体开放程度越大，汇率的功能性作用越强。经过40年的对外开放，我国经济发展特征由“内向型”向“外向型”和“内向型”并重趋势转向越来越明显，而当外向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汇率稳定与汇率波动之间的矛盾也会表现的越来越突出，特别是2015年“811”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所表现出来的汇率波动常态化现象就是最好的佐证。随着当前“改革开放再出发”号角的吹响，要求汇率自由浮动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在此背景下，央行除了稳定宏观经济基本面，还需要主动增强汇率弹性，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宏观审慎管理。除此之外，更需要顺势而为，通过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手段来化解汇率稳定与汇率浮动之间的矛盾。具体而言，要充分抓住我国人民币已成为SDR货币的有利契机，坚持市场驱动的基本原则，先从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支付结算功能入手，特别是要牢牢把握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金砖国家，以及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结算和支付功能，逐步改变欧洲国家和其他地区对美元货币的路径依赖，提升境内外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信心，然后有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货币市场化，使得人民币向国际货币和储备货币功能的转化，在润物细无声中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3.尊重市场但绝不做任何承诺，为政策操作留取一定空间
政府应该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坚持市场决定汇率的机制不动摇，密切关注人民币汇率走势，一般情况下不宜采用生硬的行政手段进行干预，而是应该采用市场化的手段进行合理引导，譬如通过央行等相关部门的表态和宣示作用对汇率稳定起到引导作用，同时也不会、也不应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以及搞竞争性贬值来应对贸易摩擦等外部扰动，但也绝不能轻易地做出任何承诺，必须要为政策操作留取一定的空间，在必要之时（譬如，外部势力针对人民币进行的做空、虚假性交易等投机行为）也需要采取积极的干预手段，以规避事态的不可预见性，以宣示政府完全有能力，也有种类丰富、数量足够的工具来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不是任由外部扰乱或一些别有用意的国家（譬如美国）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恶意的投机，以及频繁性地将我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指责和威胁。
[注 释]
① 具体表现可在后文中的图3和图4得以佐证。
② 数据显示，2019年5月份即（远）期结售汇顺差173亿美元，相比于4月份高出27亿美元，表明此时人民币汇率下跌并非是由于外汇市场供求关系逆转、资本外流所造成的，改变了2018年底至2019年4月人民币汇率升值是由于资本流动因素所致的局面，从侧面说明市场情绪波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效应越来越显著。
③ 根据民生银行研究团队研究，市场力量在8月2日至5日之间使得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向升值方向累积贡献了218个基点，如果没有中间价的对冲，汇率会贬值更多。
[参考文献]
[1]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人民币汇率何去何从[J].新金融，2019（6）：9-12.
[2] 潘锡泉.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困境及取向思考[J].新金融，2017（4）：20-23.
[3] 管涛.人民币汇率的第三次心理关口[J].武汉金融，2019（7）.
[4] 谢建国，贾珊山.公开市场表态稳定了人民币汇率吗？： 基于2014-2017 年人民币汇率干预事件的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9（1）：18-30.
[5] 张明.理性看待当前的人民币汇率[J].中国金融，2018（22）：57-58.
[6]张莫.短期波动不改人民币长期平稳态势[N].经济参考报，2019-06-13.
[7] 潘锡泉.人民币国际化的“困”与“解”：从央行政策行为透视改革思路[J].西南金融，2019（5）：3-11.
[8] 潘锡泉.中美政策异化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策略研究[J].江汉学术，2019（6）.
Key words： RMB exchange rate; cross-border flow; Sino-US spread; trade friction
（責任编辑：蔡晓芹）
作者：潘锡泉
汇率政治与人民币论文 篇2：
国际货币体系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研究
摘 要：自2015年汇率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制度进入一个新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需要与时俱进，结合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强势美元周期和“去美元化”浪潮的特征，适应引领数字货币趋势的需求以及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本文从继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继续丰富和创新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参与者类型和交易品种、继续挖掘汇率灵活性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影响等方面提出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制度;人民币国际化;创新交易品种;汇率灵活性;汇率市场化
本文索引：邓霓珏.<标题>[J].中国商论，2021（21）：-093.
相较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当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一种相对自由、宽松的“无体系”状态，人们高歌于浮动汇率制度下开放的金融市场和自由的资金流动。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所披露出的“新特里芬难题”，促使人们认识到必须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人民币国际化命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越发突显。另外，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保护我国免受国际货币市场汇率波动风险、解决“新特里芬难题”、削弱强势美元周期的负面影响、抵御逆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措施。
汇率标志着一国货币在世界上的相对价值，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价格之一。人民币汇率无论是过去，还是在数字货币方兴未艾和新冠疫情影响的现在，又或是在国家和世界发展的未来都对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有着重要影响。因此，结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颇有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最早的一次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中韩启动货币互换之后，国家越发重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动。2017年7月17日，中央领导小组第十六次领导会议指出，要“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国内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是建立在国际主流货币的基础上的，大多数研究内容都是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研究的方式渐渐从以定性分析为主转变为以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其中，余道先和王云（2015）从国际收支的角度出发，通过实证研究国际收支各项的顺差逆差情况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贾利军和刘宜轩（2016）运用VAR模型和Logistic转换构建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经济贸易规模、对币值的信心、金融发展水平和网络外部性四个因素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范祚军等（2018）补充了政治军事实力也是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显著因素。沈悦等（2018）通过计算货币国际化总指数和相对指数，将人民币与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作横向对比，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进行预测分析。
除了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存在的阶段性特征之外，保健云（2020）还提出了主权数字货币这一新特征，并针对性就人民币国际化给出自己的建议。在世界经济深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张礼卿（2020）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提出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具有新的发展机遇。
2 国际货币体系
2.1 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演变
上一次国际货币体系的巨变发生于1945年，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重新洗牌，美国成为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和战后最强大的国家。为了继续保持优越的世界地位，美国通过雄厚的军事实力、大量的黄金储备和庞大的经济体量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但是，无论一个国家的政治手腕多么强硬，经济实力多么强大，都不能长久担起整个世界的货币需求和资金流动的责任。布雷顿森林体系固有的致命理论缺陷——特里芬难题，美元遭遇的“第N种货币问题”、美国当局政策取向与经济走势的分化、以法国为首的其他西方国家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挑战种种因素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崩溃。
取而代之的是放任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它带来短暂的复苏和繁荣的同时，在市场上埋下了不稳定的祸根。两次石油危机接踵而至，让各国理想的政策协调方案半道荒废，石油危机之后是更大的连锁反应——美国的大幅通货膨胀和拉美债务危机。在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中，人们开始反思浮动汇率制的弊端。世界亟需一种彰显内嵌的自由主义的、更趋管理的汇率制度。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和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应运而来，美元虽然不再是一家独大，但雄风仍在。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进入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金融和信息的全球化与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都渴望一个更加创新、强大和稳定的货币体系。
2.2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特征
（1）“新特里芬难题”：如果不是2008年爆发了金融危机，那么也许人们不会迅速认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名亡实存”，可称为“新特里芬难题”。
这一现象具体表现：各国的大部分资产和外汇储备仍然以美元为主，对美元和美国资产的依赖性很强，债台高筑的美国降低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美国的对外政策缺乏协调意识和责任担当。
（2）强势美元周期和“去美元化”浪潮：美元汇率的上升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每次汇率上升可能都会导致市场动荡。“去美元化”浪潮主要体现在：减少美元结算、脱钩美元清算系统、减持美国国债与增持黄金储备并举。
（3）逆全球化势力抬头：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的种种“退群”行为和英国脱欧，使得国际金融体制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比如全球治理结构与世界经济格局不匹配、国际金融监管的长期“碎片化”和国际信用制度的不健全。
3 基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
根據国际货币职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以分成三步：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其中储备货币是目前货币国际化的最高程度。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途径，第一，市场主体“能用”人民币发生国际业务，即创造人民币的使用环境，让国外的市场参与者发现使用人民币的需求和好处。第二，让国际市场主体“想用”人民币，即提高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实用性和吸引力。
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因素大致分为两类：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其中内生因素发挥主要作用。内生因素可以表现为国家经济和贸易实力、市场参与者对币值的信心、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外生因素大致有货币使用的网络外部性和国家政治军事实力等。
本文将从实际出发，结合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以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为切入点，站在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角度上分析人民币国际化路径。
3.1 人民币国际化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的举措
3.1.1 继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
加深汇率市场化程度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基础。在国家一定程度的管制下，人民币汇率必须较为真实地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
同时，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依然实行的是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爬行盯住”汇率制度，鉴于美元在“一篮子货币”权重较大，强势美元周期仍然存在，如何削弱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的影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国家可以参考国外汇率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特别是波兰和智利的汇率市场化改革。与人民币相似，波兰货币也经历了“爬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阶段，但成功之处在于通过设立合理的中心汇率和爬行区间，实现了从“爬行盯住”到“自由汇率”的转化。这是否为我国人民币汇率的改革方向增加了新的选择呢？
3.1.2 继续丰富和创新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参与者类型和交易品种
“新特里芬难题”和强势美元周期仍然是影响国际货币市场的重大难题。尽管我国货币逻辑坚信美元走软和人民币的崛起是必然，但是我国预测当下这种“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至少还会持续几十年。那么，为何不充分利用这个体系呢？一方面，我国可以加强“去美元化”浪潮的正面影响。近年来，由于特朗普政府坚持的“美国优先”政策、美国繁重的国际债务和不稳定的金融市场等原因，市场参与者对美元的信心有所减弱。我国政府如果能将人民币汇率控制在一定的稳定水平内，审慎开放资本用户，适度增强人民币逆周期监督，辅之以吸引更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海外投资机构，就会有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另一方面，美元仍然是世界上价值最高的国际货币，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图1）不仅能为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保驾护航，还是我国推出期货产品、对外投资和贷款的有力资金保证。
3.1.3 继续挖掘汇率灵活性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良好影响
汇率作为货币价值的一种体现，在国际货币的流通和周转中起关键作用，一个灵活且合理的人民币汇率能够自发吸引国际市场上更多的真实资金流入国内市场，从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骤来看，汇率应当对跨境人民币清算系统的升级、中国进出口商对结算货币主导权的培育、人民币海外使用和投资范围的拓宽以及人民币国际储备份额的扩大产生积极影响。
特别地，汇率对储备货币的一个显著影响在于货币收益率，是储备货币竞争中的关键因素。理论上来讲，人民币汇率提高会使人民币货币收益率提高，激发国际市场上储备人民币的需求。但过高的汇率意味着国际货币间的转换成本较大，会抑制国际交易需求。由此可见，要获得大量的货币储备份额，需要从收益率和转换成本两个方面考虑，合理设置汇率及其活动区间。
3.1.4 继续发挥金融开放改革对汇率市场的倒逼作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承担着更多货币流通的支撑。在国家内部，应当继续发展和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基础。另外，中国香港等地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提高了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扩大的金融市场对资金跨境流动和人民币可兑换程度提出新要求，倒逼人民币汇率改革进程。
3.1.5 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和国际贸易的关系
这一举措既是出于加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程度的政策要求，又是出于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贸易实力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作用。构建“一带一路”经济带，赋予人民币跨境使用强大的载体和优良的使用环境，优化出口商品的产品结构，培育中国在贸易结算货币中的主导权。
3.2 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新问题
3.2.1 数字化货币趋势
大数据、高速互联网、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科技技术推动金融领域的创新和金融科技的高度融合，催生出了新型货币形式——数字货币。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壮大对人民币国际化提出新要求，需要人民币在不可替代的关键出口贸易中扮演结算货币、投资货币的角色，从而引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动态调整，使世界经济摆脱以美元为代表的过度虚拟化过程。金融市场的新兴发展对汇率改革提出新挑战，怎样通过汇率协调数字人民币与其他非数字货币之间的冲突？怎样通过汇率协调数字人民币与美元国际流通的冲突？怎样通过汇率定价保护和促进国家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发展？
3.2.2 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期间，受美国民众的恐慌情绪影响，美联储于2020年3月23日宣布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美元总体上呈现弱势，并且这种走软趋势会在短期内持续一定时间。与此同时，面临全球疫情蔓延和经济衰退的威胁，人民币汇率没有呈现大幅度降低和长期低迷的趋势，反而有望保持稳中求升的态势，政策上也鼓励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获取并持有人民币资产，中国有望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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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ath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MB Exchange Rate System
School of Business， Guangxi University DENG Nijue
作者：邓霓珏
汇率政治与人民币论文 篇3：
人民币汇率制度与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
［摘 要］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是根据我国国情和发展战略作出的选择,符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不过,这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与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之间,存在着冲突。近年来,中国货币政策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是与汇率的弹性增强、渐进资本开放以及中央银行的冲销操作分不开的。为了继续保证货币政策的高度独立性,需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冲销干预机制以及培育成熟的货币与资本市场。
［关键词］汇率制度选择；固定汇率；浮动汇率；货币政策独立性
［
1 汇率制度的选择
汇率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它是国与国经济之间最重要和最明显的联系中枢,一国经济条件的变化会通过汇率中介传递到另一国(为便于讨论,本文均采用直接标价法)。
汇率制度是一国货币当局对该国汇率水平的确定、汇率变动方式等问题所作的一系列安排或规定。它是国际货币制度(也称国际货币秩序)的核心。汇率制度大体可分为固定汇率、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和自由浮动汇率是汇率制度的两种极端形式,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被认为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道路。目前,国际社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既没有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单一的汇率制度,也没有对各国任何时期都适用的一成不变的汇率制度。实际上,各国汇率制度的选择是多种多样的,也是不断变化的。
既然汇率制度如此重要,那么,一国应该如何选择或者说决定其汇率制度呢？
1.1 汇率制度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
为了说明汇率制度的选择,首先来分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制度如何影响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
在开放经济中,政府通常把经济增长、资源充分利用(或者说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及国际收支平衡作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四大目标。其中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短期内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是后三个,这三个目标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即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内部平衡是指国内经济资源充分利用和物价稳定；外部平衡是指一国经常账户余额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既无过大的赤字,也无太多的盈余。
(1)固定汇率制度下的内外部平衡。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货币当局的根本任务是保持汇率的固定,为此,货币当局放弃了货币政策的使用,并往往将外部平衡目标置于内部平衡目标之上,以国内经济失衡的代价来保持汇率的稳定。不论是金本位制,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都具有这个特点。
(2)浮动汇率制度下的内外部平衡。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变动对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汇率变动会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即贬值国商品相对便宜,升值国商品相对昂贵,从而有利于贬值国的商品出口,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另一方面,国际收支盈余引起货币升值,国际收支赤字引起货币贬值。这将促使私人投机者把升值的货币兑换成贬值的货币,私人投机资金的运动有助于改善逆差国的国际收支状况。
浮动汇率对国际收支调节的优点是：汇率的变动是迅速、自动和持久的,它能连续地对任何时候出现的国际收支失衡进行及时调整,不至于产生累积性的国际收支困难。通过改变货币的相对价格,可以对国际收支进行长期的结构调整。汇率变动只涉及货币价格的变动,因而简单易行。
由于浮动汇率可以确保国际收支平衡,所以政府可以不受汇率和国际收支条件的限制,将所有的政策工具都用于实现内部平衡。尤为重要的是,中央银行在浮动汇率下恢复了利用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能力,货币政策有效性加强。例如,面对失业和经济萧条,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供给来刺激经济,由此导致的资本流出和货币贬值并不会遇到任何来自固定汇率的障碍；类似地,当经济过热时,中央银行也可以采取收缩货币供给的措施而不必担心不必要的资本流入和货币升值。此外,浮动汇率使各国政府能够根据各自不同的经济条件选择适宜的通货膨胀率而不是被动地进口国外的通货膨胀率,经济政策的独立性有所增强。
可见,浮动汇率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优点：①货币政策自主性。中央银行不再承担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汇率的义务,货币政策有效性增强,内、外平衡目标可同时达到。此外,一国不再被动地从国外进口通货膨胀率。②汇率成为自动稳定器。即使不存在积极的货币政策,市场汇率的迅速调整仍有助于各国在总需求发生变动时,维持内部和外部平衡。
1.2 汇率制度的选择
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究竟哪一个更好？在人类历史上,这两种汇率制度都存在过或正存在着,人们围绕不同汇率制度的利弊,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是否会造成通货膨胀。②是否会导致外汇市场的不稳定。③是否会因不稳定性损害国际贸易和投资。④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可谓各有千秋。在不同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这两种汇率制度各有用武之地。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往往是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后的权衡。研究表明,归根结底,是经济因素而非政治格局影响一国的汇率制度。
(1)一国经济规模的大小。大国(用经济活动或GNP衡量)通常在经济上更独立从而更不愿意保持固定汇率而使国内经济政策受制于其他国家；另外,国际贸易量在大国GNP中所占份额通常低于小国,因而大国往往更少从汇率的角度出发考虑经济问题。
(2)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开放是指一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贸易品在GNP中所占比重越大,一国越开放。一国经济越开放,贸易品价格在整体物价水平中所占比重越大,汇率变动对国家整体价格水平的影响也就越大。为了在最大限度上稳定国内价格水平,越开放的国家越易于选择固定汇率制度。
(3)通货膨胀率差异程度。比其贸易伙伴国具有较高通货膨胀率的国家往往很难维持与其他国货币的固定汇率。事实上,通货膨胀率高于或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通常选择浮动汇率制,这样汇率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调整以弥补通货膨胀差异。
(4)贸易伙伴国的集中程度。主要与一个国家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通常选择使货币盯住该国货币的价值,这样可使其在进出口收入上获得很大的稳定性。贸易伙伴国较分散的国家则不会垂青于固定(盯住)汇率制度。
2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2.1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进
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制度经历了单一盯住英镑、盯住一篮子货币再到单一盯住美元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汇率制度又经历了官方汇率与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存(1981—1984年)、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1985—1993年)两个双重汇率制时期。
1994年1月1日,人民币汇率并轨,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05年7月21日,我国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适当收窄了人民币的波动幅度,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许多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而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2010年6月19日,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此次改革的重点在于,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2.2 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内容和特点
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浮动,发挥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二是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动态调节汇率浮动幅度,发挥“有管理”的优势；三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即从一篮子货币的角度看汇率,不片面地关注人民币与某个单一货币的双边汇率。
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参考一篮子不等于盯住一篮子货币,它还需要将市场供求关系作为另一重要依据,据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人民币对美元在2005年7月21日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这一调整幅度主要是根据我国贸易顺差程度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来确定的,同时也考虑了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
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基本框架是：企业、个人和金融机构参与银行柜台和银行间两个层次的外汇市场交易(银行柜台外汇市场和银行间外汇市场),由供求关系在国家规定的中间价波动幅度内决定市场汇率,国家对中间价的形成方式和市场汇率的波动幅度实施管理和调控。
(1)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形成方式。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方式经过了几次演变：
1994—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按照上一工作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形成的加权平均汇率,公布当日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
2005年7月22日—2005年年末：中国人民银行于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
自2006年1月4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个工作日上午9时15分对外公布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港币和英镑汇率中间价,作为当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含OTC方式和撮合方式)以及银行柜台交易汇价的中间价。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形成方式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市场开盘前向所有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并将全部做市商报价作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将剩余做市商报价加权平均,得到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权重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根据报价方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及报价情况等指标综合确定。
人民币对欧元、日元、港币和英镑汇率中间价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分别根据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与上午9时国际外汇市场欧元、日元、港币和英镑对美元汇率套算确定。
(2)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管理。这是人民币汇率有管理浮动的主要体现,区分为银行间市场和银行结售汇市场的汇率浮动区间管理。
银行间市场浮动区间管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对外公布的当日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上下0.5%的幅度内浮动,人民币对欧元、日元、港币和英镑四种非美元货币交易价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对外公布的当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中间价上下3%的幅度内浮动。
银行挂牌汇率浮动区间管理。银行对客户挂牌人民币对美元汇价实行最大买卖价差幅度管理。当日现汇(钞)最高卖出价与现汇(钞)最低买入价区间应包含当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中间价,并且现汇买卖价差和现钞买卖价差分别不得超过中间价的1%和4%。在上述价差幅度内,银行可自行调整美元现汇和现钞的买卖价。银行可自行决定对客户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挂牌现汇和现钞买卖价（如下图所示）。
1994—201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图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有关数据整理绘制。
2.3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和原则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主动性,就是主要根据我国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决定汇率改革的方式、内容和时机。汇率改革要充分考虑对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可控性,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要在宏观管理上能够控制得住,既要推进改革,又不能失去控制,避免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大的波动。渐进性,就是根据市场变化,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有步骤地推进改革。
根据中国货币当局的有关政策文告,下一步,将继续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进一步理顺外汇供求关系,建立健全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增强汇率等经济杠杆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积极协调好宏观经济政策,稳步推进各项改革,努力提高调控水平,改进外汇管理,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3 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汇率制度角度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信用及利率等变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
货币政策独立性,又称为货币政策自主性,通常是指本国利率、货币供给量可以作为本国货币当局反周期工具自主调整,而不是被动地随国外利率、货币供给量的变动而变动。对货币政策独立性进行的研究可追溯到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该模型对开放经济的分析表明,在资本完全流动的经济中,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无效；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非常有效。在此基础上,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不可能三角”,又称“三元困境”,该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只能居其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逐渐走向一体化,国际经济学中的“三元困境”给各国货币政策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大。保持汇率稳定、开放资本市场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的矛盾严重束缚和羁绊着货币政策的实行。历史数据的分析表明,“三元困境”的约束随着各国联系更加紧密而增强,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逐渐丧失,而自由浮动汇率国家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越来越受到挑战。其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商品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的逐渐融合。
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这是中国从自身经济发展实际出发作出的汇率制度选择,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最终目标。这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介于固定汇率和自由浮动汇率之间的中间道路。这种汇率制度与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之间,同样存在着冲突。
在宏观调控由直接模式转向间接模式,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问题给我国货币政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涌入,加之巨额贸易顺差,使得中国的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国际收支非均衡状态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影响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干扰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而保持和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货币政策工具有效运用的前提,因为当经济遭受冲击时,具有高度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货币当局就可以根据观测到的宏观经济变量,选择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对经济施加影响,并根据货币政策的效果自主地调整货币政策工具。
如上所述,开放经济条件中不同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存在差异。一般认为,随着本币汇率变动灵活性的增强,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得到增强。那么,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是否受到更灵活的汇率机制影响而增强？或者换句话说,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汇率制度的制约？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考察。
一方面,外汇储备的增长带来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进而造成货币供给量的被动变动。中国自2003年之后出现的巨额贸易盈余连同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导致了国际收支出现大规模顺差,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通过对冲操作进行大规模的官方干预,造成我国基础货币和潜在的银行贷款大规模扩张。范从来、赵永清(2009)的研究表明,1998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动是货币数量M1变动的决定性原因,这表明,货币政策已经丧失了部分自主性。
另一方面,在固定汇率制度下,随着资本项目的渐进开放,中央银行针对国内经济周期提高利率时,将诱导资本流入,造成外汇储备增加、国内货币供给增加,即出现货币供给与利率同方向变动的现象,从而违背了中央银行提高利率收紧银根,使利率与货币供给反方向变动的初衷,使得货币政策目标难以实现；而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大量国际资本为了规避低利率的国际资本市场以及赌人民币升值而涌入国内,上述现象更加凸显。不过,是否有证据支持货币供给与利率同方向变动,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总的来说,并非本国货币供给受到国际收支差额的影响就意味着货币政策自主权丧失,只要冲销手段起作用而且冲销的成本可以承受,货币当局就依然掌握着货币政策自主权。在开放经济下,在外部冲击是短期的、随机的时候,货币当局可以用一些冲销手段克服其影响；只有当所有冲销手段都已用尽,仍然不能克服外部冲击的影响时,才发生货币政策自主权丧失。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外汇冲销干预的目的是为了维系汇率基本稳定,同时实现本国货币供给、货币政策的目标,解决内外均衡的冲突,保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从发展中国家货币冲销的实践经验来看,在冲销压力很大的时候,货币当局很难维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换句话讲,货币当局在实践中很难保证冲销干预与货币政策之间保持良好的协调性。另外,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和开放,政府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的成本也明显提高,中国从2005年7月21日起重新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货币当局疲于通过各种对冲手段收回由贸易盈余和资本流入而被动投入大量流动性的局面。
总之,中国货币政策保持较高独立性,是与汇率的弹性增强、渐进资本开放以及央行的冲销操作分不开的。而对中国来说,保持货币政策高度独立性,对于维护经济的稳健运行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为了继续保证货币政策的高度独立性,需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冲销干预机制以及培育成熟的货币与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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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段赵清(1976—),男,云南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经济金融、国有企业改革、企业财务管理等。
作者：段赵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