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我国农业农村问题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农业上的生产力度逐渐增强，畜牧业发展的较为明显，在农务活动中会有大量的污染物被排放到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中。现有的农村污染治理方式不科学，出现的问题较多，环境保护制度及技术相对落后，这给政府监管体系带来较大挑战。本文针对农村污染治理与监管体系出现的问题，提出一些可实行方案，为今后农村污染治理与监管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我国农业农村问题论文 篇1：
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的三维解析
[摘要]“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悉我国“三农”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机遇，丰富发展了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的价值维度是维护亿万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福祉，明确“三农”工作“为了谁”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的实践维度是提升农业生产社会化、组织化服务水平，明确“三农”工作“如何做”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的目标维度是实现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明确“三农”工作“目标性”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为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对新时期做好“三农”工作具有战略引领作用。
[关键词]习近平；“三农”；价值维度；实践维度；目标维度；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
[收稿日期]2018-05-22
[基金項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公民认同研究”（12XKS007）。
[作者简介]徐田（1989-），男，河北迁安人，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苏志宏（1951-），男，江苏无锡人，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思想史研究。“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从纵向的历史角度与横向的世界眼光来审视，“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根本性问题，成为影响我国全局性工作的重要基础与核心。有效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最艰巨、最繁重、最关键的任务。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社情、农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农”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目标追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的战略部署，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工作的有效推进提供了坚实的体制性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洞悉我国“三农”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机遇，丰富发展了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进一步明确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2]（P157）的“三农”工作发展目标。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对新时期做好我国“三农”工作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一、价值维度：维护亿万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与福祉，
明确“三农”工作“为了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工作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贯穿其中，始终将“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2]（P77）作为价值追求。在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中，维护亿万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福祉，是其一以贯之的人本价值目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习近平先后在河北省正定县、福建省宁德地区、浙江省以及上海市等县、市、省多个层面领导和分管过“三农”工作，在“三农”工作中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局工作的战略高度，将我国“三农”工作视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明确提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3]，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程度，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崇高无私的“三农”情怀。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以维护亿万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福祉为价值追寻，明确了我国“三农”工作“发展为民”的人本价值取向。
2018年第5期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的三维解析
（一）发挥党组织核心作用、凸显服务意识，增强农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基层党组织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核心领导力量，是带领亿万农民群众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主心骨”。习近平强调要注重农村地区党组织在推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致富工作中的核心性作用，在此基础上，将提升“三农”工作服务能力、引领农村发展繁荣、增强农民幸福感获得感作为考核基层党组织以及领导干部的有效标准。“一个村子建设得好，关键要有一个好党支部”[4]，广大农村地区的党支部是团结亿万农民群众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主心骨”，是促进农村发展繁荣的“领头羊”，是引领农业农村生产力提升的“排头雁”。习近平明确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过得硬的农村党支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就不能在农村得到具体的落实，就不能把农村党员团结在自己周围，从而就谈不上带领群众壮大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力，向贫困和落后作战。”[5]（P159）习近平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推进我国“三农”工作的组织基础，其核心性作用的发挥势必会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必将引领我国“三农”工作提质增效。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就明确提出：“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提升推动农村发展、服务农民群众的能力。”[6]（P106）此后，在201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更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农业主产区地、市、县、乡的领导干部明确提出要求，“要熟悉农业、了解农业……推动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6]（P686）。习近平注重发挥广大农村地区党支部的核心性作用，激发广大农村地区基层干部的示范带动作用。
习近平要求党委政府不仅要重视“三农”工作，更要为“三农”工作提供优质型、便民化、时效性的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习近平认为，对“三农”工作的服务意识不应该是临时性、随意性的，而应该是长久性、制度性的。因此，习近平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起政府对农民负责的制度”[5]（P189）。所谓“对农民负责的制度”，就是要求党委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以本辖区范围、本职能范围“三农”工作的实际发展状况为切入点和聚焦点，明确细分各项涉农服务的目标任务与指标体系，向广大农民群众提供优质的农业生产资料、及时的农业信贷资金以及良好的农业管理技术等，并以制度化的举措得以巩固，即习近平所强调的“必须把各级各部门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职责‘硬化’”[5]（P189）。实际上，这就是党委政府及职能部门服务理念与服务意识的转变，不再是简单地要求广大农村提供什么、亿万农民群众做到什么，而是以制度性措施规范各级党委政府及职能部门应该服务什么。2012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就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及职能部门要“确保劲头不松懈、力度不减弱、力量有加强……开展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执行情况‘回头看’，确保不折不扣落到实处”[6]（P108）。2013年12月，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后的首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广大干部“多到农村走一走、多到农民家里看一看，真正了解农民诉求和期盼，真心实意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推动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6]（P686）。习近平主张发挥广大农村地区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凸显各级党委政府及职能部门的服务“三农”意识，广泛动员社会各方的积极因素和建设力量，不断提高党委政府“三农”工作服务的质量，增强亿万农民群众的认同感、幸福感与获得感。
（二）坚持“以百姓心为心”的人民立场，使农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美好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7]（P4）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过上美好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体现。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占人口大多数的亿万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福祉，有利于广大农村地区繁荣稳定局面的发展与巩固，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早日实现。2013年12月，习近平在参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时强调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6]（P670）应该说农民问题在整个“三农”问题中处于核心地位，农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美好，有利于釋放亿万农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以亿万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福祉为意义归旨，在推进农业农村各项改革时，坚持“以百姓心为心，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2]（P78）。习近平将亿万农民群众的主体性力量与创造性智慧凝聚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改革发展进程之中，同亿万农民群众一道将农业农村现代化改革推向前进。
习近平以亿万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福祉为聚焦点，正确处理“三农”工作中发挥集体优越性与激发个体积极性相融合的现实性问题，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改革进程中，既不断壮大和巩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同时使亿万农民群众得到更多利益、分享更多成果。习近平指出：“集体是由若干个人组成的，不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也就不会有集体的创造力。集体与个人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的辩证统一关系。只有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生产力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5]（P196）处理好集体与个人的辩证统一关系，注重集体优越性与个体积极性的有效融合、互促互进，对我国“三农”工作迈上新台阶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改革的进程中，坚持“以百姓心为心”的人民立场，牢固树立维护好亿万农民群众利益与福祉的“底线”，保障亿万农民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2016年4月，习近平在安徽省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时，就我国农业农村综合性改革进程中维护好亿万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与福祉的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他明确提出：“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8]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一次明确了维护亿万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与福祉的发展思维，为做好新时期“三农”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
（三）注重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的培育，让农民群众主体性充分发挥
亿万农民群众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是有效推动新形势下我国“三农”工作的力量源泉。培养造就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是有效扭转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空心化”现象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明确提出了通过培养农村技术人才队伍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思路。习近平提出：“大力轮训农村的实用技术队伍……为农村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农技骨干，造就一代新农民。”[5] （P188）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进一步激发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潜力。
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快速推进，补齐农业现代化这一“四化同步”的“短板”显得尤为必要。为了充分激发亿万农民的主体性，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提出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的可行性路径——“科教兴农”，即“除了加强基础教育外，应以在乡知识青年为主要对象进行职业教育，使他们成为农村脱贫致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带头人”[5]（P18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针对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改革发展进程中“谁来发展农业、谁来繁荣农村”的现实性问题提出了方针政策措施。习近平特别指出：“核心是要解决好人的问题……加大农业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力度，把培养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确保农业后继有人。”[6]（P678-679）我国“三农”工作的实践探索有力证明，只有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提高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性、职业化、技能型教育发展水平，培育一大批面向市场、专业化强、技术水平高、综合素质好的爱农业、懂市场、有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才能够使亿万农民群众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发挥生力军作用，使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到亿万农民群众。
二、实践维度：提升农业生产社会化、组织化服务水平，
明确“三农”工作“如何做”的问题一个国家资源禀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资源禀赋的巨大差异决定了每一个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的多样化与差异性。我国“三农”工作的资源禀赋客观上要求农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不可动摇。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明确了向农村体制机制改革要动力、要活力的指导原则。早在2004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明确了“改革是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出路”[9]的“三农”工作新思路。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立足于我国国情、社情、农情发展实际，摒弃以往封闭性、粗放式、单一化的农业农村发展理念，以“跳出‘三农’抓‘三农’”的全新发展思路，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社会化、组织化的服务水平，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
（一）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丰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新内涵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2000亿斤，但农业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日益凸显。我国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农产品供给质量不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较低以及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问题制约着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改革进程。习近平针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错位问题，主张对我国农村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对我国农业供给结构进行优化，不断提升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效益和质量。
2016年4月，习近平在安徽省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时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根本靠深化改革。”[8]事实证明，推进农业农村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有效解决农业结构性失衡问题，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2016年12月，习近平明确提出将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我国“三农”工作的主线，充分挖掘农业发展的巨大潜力，引导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深刻把握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内涵以及农业农村经济建设客观规律，实现了对传统农业发展观念的有效突破，对促进我国农业农村蓬勃发展具有战略指引作用。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根本途径，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10]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与习近平关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是相契合的，彰显着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促进农业农村生产力解放与发展的新思路，丰富了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新内涵。
（二）强化农业生产社会化、组织化服务，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农业发展的“弱质性”客观上需要农业生产社会化、组织化服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农业生产社会化、组织化服务凭借“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竞争充分”[6]（P711）的独特优势，能够有效化解亿万分散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为亿万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合作式、菜单式、托管式的服务项目，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流通服务的一体化发展。
2013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加快构建以农户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11]事实上，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化服务应该贯穿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整个过程，它不仅涉及到农业生产的气象与灾害预警、农业生产资料的有效供应，也涉及到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运用、农业产品的流通与销售等多个重要环节。习近平指出：“通过走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路子，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农技服务，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内容”[5]（P189）。习近平认为，亿万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不仅要求提供耕、耙、播、收、植、保、灌溉、技术指导以及农药、化肥、良种等生产资料供应方面更多更好的服务，而且要求在产前、产中、产后从信息、信贷、加工、运输、储藏等方面提供系统的服务”[5]（P189）。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化服务能够将亿万农户的小生产融入到农业现代化大生产的进程之中，使亿万农民群众分享到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增值收益。习近平反对封闭性的农业发展观点，主张开放性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认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要“面向市场，追求农业生产的商品率”[5]（P178），强化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化和市场化服务。习近平明确要求广大农村工作干部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懂得市场，特别是要懂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产品市场。各级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不能只抓生产、不抓市场”[12]。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善于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11]的“三农”工作发展思路，强调要为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习近平顺应我国“三农”工作由传统型向现代化转变的历史性趋势，主张我国“三农”工作走社会化、组织化和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习近平充分认识到信息非对称状态下市场化会造成亿万农户切身利益的损失，强调“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13] （P204），以保障和维护亿万农民群众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切身利益。
（三）注重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应用，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开辟优质高效新道路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科学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坚强的技术支撑。习近平注重农业领域科学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科技发展的新动能。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舍得下气力、增投入，注重创新体制、激发活力，着重解决好科研和生产‘两张皮’问题，真正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6]（P664）习近平认为，我国要想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必须强化农业科学技术创新发展，将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生产力，推动我国农业农村走出一条“内涵式发展道路”[14]。习近平主张将农业科学技术创新摆在显要的地位，依靠农业科学技术创新与进步促进“高产、低耗、优质、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5]（P186）的形成。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15]在农业科学技术强有力的支撑下，不断开发利用我国农业的多样性资源，实现农业的综合性利用，进一步延伸农业资源的产业链、价值链，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良好收益。以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为先导，依靠农业科学技术创新，既可以节约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同时可以提高农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习近平倡导在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做到科技化、市场化与组织化的辩证统一。唯有将科技化、市场化与组织化三者有机结合，才能依靠科技增动力、面向市场要效益、组织农户保权益。这样既符合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也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新发展道路。
三、目标维度：实现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
明确“三农”工作“目标性”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工作的实践，在深刻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回应亿万农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期盼，明确我国“三农”工作的目标是实现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建设与融合式发展。精准施策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和融合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迫切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主张以精准扶贫脱贫补齐农业农村的“短板”，以农业综合性开发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城市支持乡村、工业反哺農业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与融合式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式发展为目标导引，推动新时期我国“三农”工作取得新成就。
（一）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强“三农”工作持续后劲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农村的小康是不全面的小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农业的现代化是不健全的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没有亿万农民群众的富裕是不完整的富裕。习近平明确指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6]（P24）习近平认为，有效解决好我国农村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问题，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明确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17]的扶贫开发工作总方略。针对以往“大水漫灌”式的扶贫方式以及扶贫成效不显著的现实问题，习近平强调：“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2]（P220）习近平明确指出：“脱贫致富奔小康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只有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才能取得经得起历史与实践检验的成就。”[12]习近平认为，通过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促进农村地区人口脱贫致富，能够为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发展后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将精准扶贫、脱贫与补齐农业农村“短板”作为全党工作的着力点。2015年6月，习近平在贵州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提出“六个精准”[18]的扶贫、脱贫举措，更加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农民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强决心。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释放农业生产新效能，提升“三农”工作质量效益
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是新形势下我国“三农”工作面临的崭新机遇。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5]作为新时期我国“三农”工作的目标导向，明晰了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时间表与路线图。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即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出台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十二条意见”[19]。党中央的纲领性文件以及其他重要文件的相继颁布，为新时期做好“三农”工作明确了战略性发展方向。
乡村振兴战略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农业综合性开发为支撑，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的目标导向。习近平明确了农业综合性开发的“三个转向”理念，即“以资源开发为主转向技术开发、产品开发的内涵型生产为主；以产量型生产为主转向以质量型、出口型、创汇型生产为主；以小商品生产流通为主转向以大批量生产、大范围流通为主”[5]（P185）。同时，习近平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我国“三农”工作的全过程。习近平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P230）的新发展理念，对实现我国乡村全面振兴、释放农业生产新效能、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质量与效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习近平打破了传统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的束缚，不断释放农业生产经营的新效能。肇始于20世纪70 年代末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业家庭经营制度释放了农业农村的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生产经营的跨越式发展。然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进程的纵深推进，农业生产细碎化、农民群体非农化以及农村土地经营粗放化等问题制约着我国农业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如何进一步激发和释放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新效能，成为关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焦点性问题。习近平基于我国国情社情农情的战略性考量，提出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三权分置”[20]改革的战略构想。2013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这个改革构想“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创新”[6]（P670）。“三权分置”改革在保留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再次将亿万农户的承包经营权“一分为二”，使其承包权得到稳定、经营权得以激活，能够唤醒农业生产经营中沉睡的资产。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的探索创新，有效激发了农村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能。
（三）推进城乡融合式发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明晰“三农”工作发展愿景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由分化走向融合是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推进的必然结果，并提出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21] （P308）的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领导“三农”工作进程中，阐释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和融合式发展的目标、原则、路径等内容，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于城乡一体化建设与融合式发展这一重大问题的根本立场、基本方法和原则遵循。
习近平认为，我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是离不开以工补农和以工促农的。没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就没有一定的财政实力，农业的更多投入就成为一个问题。农副产品消费市场的形成需要工业作为催化剂”[5]（P72）。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与融合式发展，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同时，习近平十分重视城乡协调发展问题，注重构建互惠、融合、协调的新型城乡、工农关系，将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化协调推进、统筹安排。2015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不断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要通盘考虑城乡发展规划编制，一体设计，多规合一，切实解决规划上城乡脱节、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22]。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战略思想以跳出“三农”抓“三农”的发展新思路，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与融合式发展、构建互惠、融合、协调的新型城乡工农关系，明晰了我国“三农”工作的发展愿景，为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对新时期做好“三农”工作具有重要战略指引意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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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田 苏志宏
我国农业农村问题论文 篇2：
我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与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农业上的生产力度逐渐增强，畜牧业发展的较为明显，在农务活动中会有大量的污染物被排放到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中。现有的农村污染治理方式不科学，出现的问题较多，环境保护制度及技术相对落后，这给政府监管体系带来较大挑战。本文针对农村污染治理与监管体系出现的问题，提出一些可实行方案，为今后农村污染治理与监管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中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与监管体系;现状;措施
Key words：China’s agriculture;Rural pollution;Governance and regulatory system;Current situation;Measures
“環境整洁、设施完善、生态优良、传承历史、富庶文明”。在2018年11颁布的《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的通知》中也明确说明要加快解决农业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增强广大农民的幸福感。由于中国农村环保工作起步较晚，根基较差，短板较为明显，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攻克难关。
1 中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与监管体系现状分析
1.1 中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现状
1.1.1 现有的农村环境治理情况
从2007年至今，已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农村环境治理之中，单治理污水的装备就有将近40万套，采集生活垃圾的人员增加2倍，垃圾车、运转、处理设备等均较以往增长3～5倍，有85%以上修建有公用厕所，并且有专门处理粪便的机构。但是依然还有部分村庄环保设施不够完备，这给今后的治理和监管系统带来一定阻碍。
1.1.2 环境污染治理初步阶段
首先，农村农药使用负增长，种植的绿色食品覆盖面逐渐增大;其次，化肥的使用，开始测土配方，引进环保易吸收的农药，使得农业总氮、总磷源保持稳定;最后，原农村牲畜粪便随处堆积，产生空气污染和细菌污染。现阶段每户建设立体农业，牲畜粪便做成可供使用的肥料来源。
1.1.3 环境相关知识的普及力度
近年来，加大了对，农民科学文化传播的力度，利用媒体和各种公众方式进行宣传。将环保科普知识以全新有趣的方式展现在农民眼前，村主任、村支书等带领农民实践行动。
1.2 中国农业农村污染监管体系现状
1.2.1 农村污染治理责任并不明确
工作协调机制不成型，各部门职责功能不清晰，相互配合不顺畅，对于上级下发的各种号令推迟实行。各部门职员及上级领导本身对于环保意识就较为模糊，不认真，基层管理部门并不具备管理和治理能力，监管人员积极性差。
1.2.2 对于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缺少有效方式
污染治理主要是管理思路和管理技术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性，是对污染问题进行规划并制定方案的具体措施。但是由于技术人员的缺失和专业人员的流动，使得整个治理过程运行的较为困难。当前中国污染治理还是探索阶段，不能成形，更谈不上宣传。
1.2.3 没有因地制宜制定环境监测机制
首先，农村污染治理分散不集中，排污治污能力低下，污染面较广;其次，农村污染物没有制定标准，治理措施更加难以制定;最后，农民角色特殊，居住环境较为分散，给污染治理带来一定条件上的制约。
1.2.4 相关政策标准体系并不完善
对于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分散不完整、不清晰，管理经营的概念较为淡薄;规划较多但是广而不细，理论基本上大于实践，综合来讲可操作性不强;对于环保的标准不多，现有的标准还存在一定空白。
2 中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与监管体系存在问题的举措
2.1 建立健全的农村环境管理政策体系
首先，建立农业环境管理法律法规，将其中有矛盾和冲突的条款进行修建，并且有目的性和针对性地进行专项法律制定;其次，对农村污染管理范围标准化，利用有限的资源设备及技术对细节参数规范化，指导污染面源监控;最后，从规划、检测、管理等各个方面，以层次化的环境标准体系建立农业面源管理研究机制，要一地一策。
2.2 建立态度严谨认真的监管组织
一是要政府对辖区农村环境质量进行负责，保证对农村环境资源政策的合理化，特别是资金的引入，更是要透明化;二是要对行业主管在污染物减排治理上加大力度，要将管理部门的编制规划提上日程，进行组织实施;三是要提升在法律层面上的环保意识，加强农民的法律责任感，自觉地进行高效、绿色农业种植养殖方式。
2.3 加强农村科学知识教授力度
首先，要对农民进行知识教育，配置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农业污染咨询处，开展技术扶贫;其次，建立村技术部，村中各个干部进行轮流宣传制度，从日常细节出发予村民以深刻教育;最后，建立多渠道、多形式的教育基地，可以借助互联网、微信等多种方式，形成智慧型环境污染教育体系。
2.4 建立因地制宜的环境监测机制
规划种植业和家禽养殖与工业污染管理并不相同，国家要适当地对农户进行补偿，要对农村污染物进行具体分化，不能含糊不清，要建立宜用、宜治、宜排的管理机制;根据村中村民的具体情况对村民教育，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制约农民在污染物排放时的不当行为;加强物流、公关、交通的共同协作能力，将科技技术手段带入到农村环境中，建立农村管理信息平臺，统一管理路径，建设污染物管理机制。
2.5 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便捷性
首先，要总结以往的经验，政府应派专员进行现场跟踪，并在档案中找到典型案例以辅助现场调查行动的实施;其次，要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标准化，组织专业人员及相关专家进行操作手册编撰，予以推广;最后，政府要引进资金链，调动一切可实行的方案，进行深度推广。
3 结语
农民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较差，只能依靠政府机关进行监管，但是政府监管部门的态度较为懈怠，会造成工作效率低下，部分监管岗位出现空缺的情况。本文针对农村污染治理与监管体系出现的问题，提出一些可实行方案，为今后农村污染治理与监管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贾小梅，陈颖，赵源坤，等.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困境与机制模式创新—基于河北、浙江、广西等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调研[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8（3）：66-68.
[2]彭娇梅.乡村环境污染现状及污染治理探讨[J].南方农机，2018，49（17）：107+114.
[3]本刊评论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加强资金监管[J].农村财务会计，2018（9）：1.
[4]韩迎春，齐艳娟.环境公平视域下农民环境参与权实现路径研究[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4）：50-54.
收稿日期：2020-05-20
作者简介：史涛（1980-），男，汉族，本科学历，工程师，研究方向为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作者：史涛
我国农业农村问题论文 篇3：
改革创新驱动现代农业
2月1日，主题鲜明的中央一号文件（下称“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如约而至。它勾画出新时期农业发展的根本方向在于农业现代化，指明了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在于改革创新。
2014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持续向好、粮食生产实现“十一连增”，农民增收有望实现“十一连快”，农业农村经济在高起点上实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稳中增效。
但进入新常态之后，农业农村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与新困难，农业现代化需要解决的粮食安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等几大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同时，农业农村发展又面临许多新机遇、新潜力与新途径，从农产品供求、农业投入补贴，到农业人口转移等各方面都承载着新变化与新希望。
面对这种新老问题交织、新旧矛盾交汇的格局，一号文件有哪些破题之举？有专家指出，文件围绕现代农业、农民增收、新农村建设、农村改革、农村法治五个部分展开，可谓“对症下药”，现实针对性突出。
一号文件是中共中央每年发布的第一份文件，聚焦的主题往往是国家当前需要重点关注和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全年工作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地位。细数改革开放以来的多份一号文件，其中以“三农”为主题的共有17个。
这17个文件也并非一直连续，中间曾有中断。20世纪80年代初，在农村改革如火如荼推进的大背景下，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5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5个一号文件，对当时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18年后，自2004年起，一号文件又连续12年聚焦“三农”。
一号文件涉农传统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中断？那是因为当时全国从上到下认为：改革本就从农村开始，且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今后重要问题都在城市，工作重心也从农村开始转到城市。
那么，时隔18年后，一号文件为何又重新锁定“三农”？这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背景：20世纪末，我国农业生产环境出现复杂局面，农民收入增幅连续几年低速徘徊在4%以下。此外，城市改革经过10多年“加速跑”后，城乡发展严重失衡，极大地影响小康社会建设进程。
“一号文件的再次聚焦，彰显了‘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定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朱立志认为，与去年相比，今年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相信在文件部署下，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有望加快推进。
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美丽乡村，既不是一场农村脱贫致富的大运动，也不是涂抹一张华而不实的水彩画，而是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结合体，是要实实在在地提升农民的幸福感。
今年一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并出台一系列举措，就是针对既往农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对症下药，是为加快农村改革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是为推进美丽新农村建设增加底气、“强筋壮骨”。
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1/5的人口，以高投入的生产模式，实现粮食生产“十一连增”，近年来我国农业取得显著成绩。但日益稀缺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不具竞争力的价格，正对农业生产高投入高产出的旧有发展模式亮起“红灯”，不少农民感慨“地越种越硬、越种越薄，肥越施越多、成本越涨越高”，如何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农业面临的新课题。
正是由于这种紧迫性，今年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必须尽快从主要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
朱立志认为，当前“耕子孙田种当季粮”的旧有发展模式严重透支地力和产能，且已走到尽头。一号文件对“转方式”浓墨重彩，极具针对性，传递出我国必须走现代农业道路的信号。
“文件提出要不断增强粮食生产能力，这与以往更多地强调产量增长的表述有着明显区别。中国强，农业必须强，农业的强不是体现在产量上，而是在竞争力上，这意味着农业在‘转方式’上将有更多突破。”朱立志说。
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下，占农民收入重要部分的打工收入，增长前景不容乐观；而在家庭经营性收入方面，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与大宗农产品价格低迷“双碰头”，老乡的种田收入增长空间进一步缩窄。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之后逐年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数是0.469。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元春表示，0.47到0.49之间的基尼系数反映出目前我国收入差距仍然比较大。尤其是城镇居民内部和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比较大。“比如城乡差距大概有3倍，按照城镇工资统计，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的差距为4倍左右。”
农民增收是每年关注的重点。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努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势头。强调富裕农民，必须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开发农村二三产业增收空间，拓宽农村外部增收渠道，加大政策助农增收力度。
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指出，一号文件对农民增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破解方案，内外兼具、多措并举。文件提出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出乡村生态休闲、观光农业的思路，对提升农业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有一定帮助。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商务部特聘专家、农业部农产品市场流通专家洪涛认为，大量的补贴、收储已经不适应农业发展，既不反映市场的供需规律，也给农村可持续增收带来挑战。农产品目标价格改革虽然短期内可能对农民收入产生一定影响，但是长远来看，理顺了市场关系，有利于农民增收。
专家认为，除了农产品外，目前在外务工也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近年来，种植业的收入比重不断下降，非种植占比不断提升，农业结构变化就是农民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目前农民工在技能培训、工资水平、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落实同工同酬、扩大城镇社会保险对农民工覆盖实际上是变相增加了农民收入，也有利于使农民的各项权益得到保障。
当前农村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还比较低下，农村的人居环境还需要大力改善，农村老龄化、空心化程度比较严重。
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村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许多污染由城市向农村转移，产生了严重的土壤、水质、空气和农作物污染等问题，且呈现出多种类、难降解、高危害等特性，一些地区已呈“垃圾围村”之势。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繁荣农村，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今年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目前，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农村水、电、路、气、房等基础设施需要加大投入，公共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中央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指出，新农村建设未来要由单向突进向综合发展迈进，不仅注重改善改变村容村貌，更要注重发展农村经济，持续增加农民收入；要由“物”的新农村向“人”的新农村迈进，不仅重视保障农民物质利益，而且重视尊重农民的财产权益和民主权利；要由城乡分割向城乡一体化迈进，不仅强调立足于促进农村自身的发展，而且重视城市带动农村，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指出，一号文件在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强调公共服务水平及文化建设，提出要创新乡贤文化，传承乡村文明，实现由“物”到“人”的转变，内涵更为丰富。在推进路径上，文件首次提出“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这将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广阔的资金渠道。
农村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长期被禁锢，产权归属不清晰，如何“唤醒”农村大量“沉睡的资产”，已成“三农”发展的一大挑战。
而集体经济乏力，给农民增收带来了巨大困扰。在改革逐渐走入深水区的同时，如何破解农村急需解决的难题以及激活农村发展活力成为当前工作重点。
因此2015年，改革仍是统领农业发展的关键词之一。一号文件提出，必须把农村改革放在突出位置。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开展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所所长叶兴表示，30多年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释放了长期被禁锢的生产力，农村经济获得极大发展。当前我国农村面临的问题，仍然在于旧体制的制约，唯有通过改革来破题。
“一号文件部署的这些改革，意在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被长期压抑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和农村产权，实现其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让农村沉睡的资本活起来，进一步激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叶兴庆说。
农村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相对薄弱的领域，一些地方非法征用农民土地、非法占有农民集体资产等问题时有发生；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常常出现企业与农户互相“撕毁合同”问题；毁占耕地、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的案件频现煤体；“法不下乡”成为农村法治的困局。
“农村土地涉及的主体、包含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土地制度改革事关农村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机制，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谋定而后动。”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强调。
正因如此，一号文件特别指出，必须加快完善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同步推进城乡法治建设，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三农”工作。文件提出要健全农村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加强农村改革决策与立法的衔接，农村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指出，一号文件首次用大量篇幅聚焦法治，“依法治农”已成推进“三农”发展的重要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文件提出农村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用法律为改革保驾护航，一方面可保证农村改革的顺利推进，另一方面杜绝‘以人代法’现象的发生。” （本刊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