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人力资本地位和作用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提要]运用CSS2013数据，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社会资本对居民环境关心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正向影响环境关心，社会参与负向影响环境感知，正向影响环保意愿。社会资本增强环保意愿的机制在于，社会信任可以增强环保意愿的自发性，社会规范则能增强环保意愿的互惠性，而社会参与会提高环保意愿的层次性。
人力资本地位和作用管理论文 篇1：
新农村内生式发展中农民主体因素分析
【摘要】内生式发展模式是新农村建设中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力求从内生式发展模式的优势特征，以及对解决我国目前农村诸多社会问题的力度和作用的角度分析其价值所在，并着重分析内生式发展中的主体—农民，尤其是农民工的作用以及其自身优劣势，以给予农村发展更多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内生式发展 农民 主体
新农村建设中内生式发展模式探求的源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的各种生产要素都在农村多重形式的生产中实现了内部转化。农村改革的巨大变革带来的农业产品和农村劳动力的双剩余，促动了另一个产业的异军突起—乡镇企业。这一新兴产业的出现使得大量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就业，形成了典型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方式，既减轻了农村就业的压力，又为农村的致富带来了新的契机，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整个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但是，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实施，乡镇企业的发展遇到了来自国家政策的制约，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随之大幅度降低。尤其是随着1992年国家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的整体经济活力，尤其是激发了城市經济的活力，城市改革进入了快车道。因城市的迅速扩张，农村的农业用地被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所吞噬，农村人口迅速攀升与耕地的相对以及绝对数量的急剧下降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土地收益的递减使得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一切都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日渐被城市化的进程席卷，并成为未来城市建设中用于满足工业化进程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农民的农业收入不仅没有增加，甚至还出现了负增长，进城务工对农民来说成为一种比较利益更大的选择。1992年后，随着各种凭票证供应制度的取消和废除，进一步促使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和家乡，进城寻找新的就业出路，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形成了“离土又离乡”的转移模式。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的洗礼，以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20年历史的发展，人们发现被城市的工业化浪潮席卷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工资的增长速度和他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攀升而同步上升，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的农民工工资水平，因为城市生活成本的逐步增加，其实际收入许多年来都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农民不仅分享不到国家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丰厚物质成果，也没有缩小与城镇居民在工资和实际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在新的形势下，农村需要探寻新的发展模式来促动自身的长远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不同，农村的发展可以分为两类模式：一是基于异地转移的“进城农民工”，二是基于就地转移的“在乡农民工”。相对应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分为：依附式与内生式两种。在实行依附式发展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妇女、儿童、老人留守，土地撂荒、粮食减产，公共事项无法兴办，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依附式发展非但不会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还会给农民工流出地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改变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实现由依附式发展到内生式发展的转变。内生式发展模式目前已经成为落后地区，尤其是中国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实现长远长久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
在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内因是根本因素。任何地方经济增长的途径都应当培育本地方基于自身内部力量延展而来的自我成长能力。农村的发展尤其是落后地区农村的发展，必须通过其自身的制度创新和国家政策的支持，形成强大的内生发展动力机制，才是根本出路。农村只有具备了自我成长的能力，才能获得长久而持续的发展。内生式增长是长远的、稳定的。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到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的内驱动力和基础，正是来自于在遵循内生式发展模式规律基础上建构和培养起来的农村自发生长能力。当“变迁的因素存在于社会体系内部时称为内生因，存在体系之外时叫外生因”①。内生式发展模式是在经历了外生式发展和出现种种社会问题，如城市人口环境压力加重、城乡贫富差距扩大、传统文化没落、道德滑坡、社会群体分化等弊端显现之后出现的，是侧重于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的一种全新的、进步的发展模式，主要利用本区域内的资源、技术、产业，以提高本地居民生活质量为核心目标，以促进本区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最终归宿的发展模式。其主旨是：内生式发展模式的典型内容是发展的内容和过程能够由本地控制，发展的方向由本地决定，发展的成果保留在本地。
1975年，瑞典Dag Hammarskj ld财团在联合国经济大会上首次提出“内生发展”这一概念，认为“如果把发展作为个人解放和人类的全面进步来理解，那么事实上发展只能由社会内部来推动”②。内生式发展是注重“以个体或群体方式独立自主解决问题而带来的自尊。而这种自尊又是由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能够独立自主、并且找到适合自己的经营之道的组织培育出来的”③。由内生式发展模式的特点与发展主旨，不难得出结论：内生式发展模式对于解决目前我国农村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和实现农村现代化建设有着直接和现实的意义。而在内生式发展模式中起主体作用的农民，尤其是能够在和曾经在城市生活的回乡农民工，无论从知识技能还是从眼界观念角度来说，都成为实现农村发展目标理念的核心力量和主导因素。
内生式发展中农民工回乡动力因素分析
首先，从经济角度分析，当今的农民工已然成为在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支柱作用的阶层。然而，从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其所承担的多重责任的角度来看，由此而理应获得的与其产业工人相对应的权利和收益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平衡差距的空间较大。农民工工资相对于城市人口的收入来说普遍偏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人不同工、同工不同酬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不仅其基本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改善，人身基本安全也并没有随着国家整体经济的高速运转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和提高。此外，农民工普遍就业的行业是一些高危产业和高污染企业，职业病和工伤事故时有发生，加上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使其实际上很难长久立足于大城市。由于工作性质和社会地位的现实与自身的预期不相符，高期望值与低实现值的矛盾使得一部分进城农民工主动放弃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而选择了回乡。事实上，据有关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民工除生活基本消费外的结余收入大多又回流到了农村，这种现象说明了进城农民工的根基仍然在农村，隐含着农民工未来的流动趋向和归宿选择。
其次，从制度性歧视角度讲，由于我国传统的依照法令形式確定下来的户籍制度管理将劳动用工、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公民权益同户口性质挂钩，从而保证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歧视行为的“合法性”和延续性。由于中国传统户籍制度的特殊性以及户籍制度隐性功能的存在，使得农民工作为流向城市并为城市建设做出诸多贡献的特殊阶层成为城市中的新弱势群体，出现了目前农民工被迫两栖的尴尬局面。浙江大学一位教授研究发现，隐藏在户籍背后的有47种权利。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农民工劳动就业的劣势、收入分配的不公、社会福利保障的缺失、教育培训的不足、政治参与以及获取公共服务机会的稀缺等隐性因素成为农民工进程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恰如阿瑟·奥肯理解的那样，“源于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不均等，比机会均等时出现的经济不平等，更加令人不能忍受”④。农民在城市找不到自己生存的尊严，享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权利，也是农民工最终选择回乡的重要原因。
再次，从情感因素分析，放开户籍制度虽然可能会解除在经济甚至政治待遇上的歧视因素，但农民工从心理适应、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认同感、情感归属以及安全感等方面与城市和传统市民之间的差距与隔阂却不是短时间内能消除的。比如，河北省石家庄市在取消农民迁入限制的第二年内，总共迁户入市的农民仅3.6万人。此外，因中国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基于城市的社会文化生活环境对农民工的排斥，以及中国农村传统文化中相对封闭的环境和强烈的亲情文化圈中育成的农民工具有强烈的“乡土情结”。而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期间切身体会到的城乡差距，使很多农民工对改变自身所在乡村现状的期盼和热情比其他社会阶层显得更为迫切。农民工在城市有了一定的物质和文化的积蓄后，能从城市回到家乡创业，这一行为也更能被本地人所认可和接受，这也是他们选择回乡创业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新生代农民工，除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外，还会表达在精神领域的某种诉求，比如期望社会对其身份的认同和尊重、社会政治地位的平等和获得等方面的追求等。在物质和精神都获得一定程度积累的前提下，他们希望自己能为自己的未来谋划属于自己的事业，并愿意为此承担经济的、社会和心理上的多种风险。在条件和环境许可的条件下，这些人完全有可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家乡的建设中去。
内生式发展中农民工劣势及对策分析
从农民主体作用角度讲，中国首先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所占的比重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的现代化，中国梦的实现，没有绝大多数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也是不完整的。“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农民在解决“三农”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主体作用，农村建设中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发动农民的问题。农村内生式发展建设过程中，能够积极发动农民参与建设的方式和过程实质上就是合理利用农村人力资源的有效过程。尤其是利用能够在城市务工的有较高文化知识和拥有一技之长劳动技能的回乡农民工，开发和带动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投入到建设中来的过程。同时，农村现代化的直接受益群体也是农民，要建立起相配套的农村的制度供给和内生机制，首先要做的就是充分调动和培育农民的劳动创造积极性，进而激发起农民群体强大的内生力量，在现实中切实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同时，无论是从农村经济的发展角度，还是从农村整体事业进步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最终目的都是让农民富裕起来，以此为基础和前提将农村建设的政策和措施与农民对国家相关政策的理解接受和自觉践行实现对接，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实现从“要我建”到“我要建”的思想转变，引导和带动农民自发参与到农村建设活动当中去，切实有效地将外部推动力转化为内生力量，使广大农民能够从思想上真正实现开发当地、共同发展和享受发展的意识，从农村挖掘出不竭动力。
从农民性格角度讲，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行为和思想的真正转变。中国农民长期以来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中生存，小农生产的自给自足状态与国家整体的市场大环境有隔阂，视野和活动领域的局限性造成了农民群体意识和性格上的某些消极特点，这些特点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创造力，不能适应目前国内市场经济的整体发展形势。特别是由于普遍缺乏内部凝聚力和合作精神导致的对集体行动的必要性缺乏一致的认识和认同，导致目前我国农村内部自组织合作社难以有所成效。在全球合作意识日渐强烈和重要的今天，中国农村的整体发展必须相信并依靠和利用科学的经济和社会理论。营造农民群体起码的合作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再者，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使得农民世代被禁锢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生活圈内，使得他们的思维和视野、观念也相对落后，从而压抑了他们向农村以外的世界开拓进取的精神的增长。长期的生存环境的禁锢和物质条件低下的制约，造就了农民群众安于现状的心理和思维定势，创新意识较差，不愿接受新事物，这种排斥直接影响到农民在新事物、新产品、新科技面前相对保守和胆怯甚至是自卑的心理。从而使得他们缺乏创业激情，降低了他们承担风险的能力。因而，无论是培训机构还是政府部门都要有意识地将对传统农民的不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性格加以改变作为一项任务，努力培养和造就符合现代需求的农民性格特征，使得这一人群的整体性格成为新时代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进而为整体现代化建设服务。而且就现实的总体状况来看，中国农民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价值观在新的社会财富观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双重影响和冲击下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其性格和传统理念也已经开始由稳定走向多变，由单线走向多维。
从农民受教育角度讲，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增加以教育投入为核心的农民人力资本的投资，改变农民整体知识贫乏的状态。农民收入偏低的真实原因是由于知识贫乏导致的能力上的贫困，这是我国“三农”困境的痛点所在。有专家认为，农民从根本上缺乏必要的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农民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就越能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就业机会，在城镇就业就越容易，就越容易融入城镇，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因此，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增强农民自身的就业竞争能力，才能真正促进农民全面发展，进而带动农村繁荣⑤。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村的人力资源是我国最具潜在优势的资源，必须通过教育和培训等方式进一步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把潜在优势转化为巨大的现实优势，才能促进农村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持续增加农民收入⑥。当前，世界正由主要对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的依赖逐渐转向对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的依赖，农村人力资本储备稀缺必将使农村内生经济增长难以启动。
中国的农民人数众多，无论从农民发挥过巨大推动作用的历史经验来看，还是从中国农村内生式发展模式实现农村自身现代化的现实途径选择来看，我们都不应该也不能忽视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在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和重点解决“三农”问题已经到了关键的历史时期，也是当前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必须时刻尊重农民的根本利益，围绕农民的主体地位，促使其实现内在、良性的健康发展，以新科技引导下的现代化社会标准来塑造新型农民。
（作者单位：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社科部，石家庄经济学院社会科学部）
【注释】
①[日]富永健一：《社会学原理》，东京：岩波书店，1986年，第294页。
②王志刚，黄棋：“内生式发展模式的演进过程—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3期。
③[加]亨利·明茨伯格：“发展的反思”，《IT经理世界》，2007年第9期。
④[美]奥肯：《平等与效率》，王奔洲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73页。
⑤凡兰兴：“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思考”，《中国国情国力》，2011年第7期。
⑥张丽娜：“构建和谐社会要兼顾重视农民主体地位”，《产业与科技论坛》，2010年第8期。
责编/于岩（实习）
作者：刘永生 王焕丽
人力资本地位和作用管理论文 篇2：
社会资本对居民环境关心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
[提 要]运用CSS2013数据，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社会资本对居民环境关心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正向影响环境关心，社会参与负向影响环境感知，正向影响环保意愿。社会资本增强环保意愿的机制在于，社会信任可以增强环保意愿的自发性，社会规范则能增强环保意愿的互惠性，而社会参与会提高环保意愿的层次性。文化理性和行为价值会共同驱动居民的环保意愿，并对环境保护行为产生推动作用。培植和积累社会资本能够提升居民环境关心水平，从而推进公众环保行为。
[关键词]社会资本;环境关心;公众参与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实现了持续近40年的高速增长，但我国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限制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环境污染防治作为我国三大攻坚战之一，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也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坚持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保护和改善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着力守护良好生态环境这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成为创造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议题。
保护环境需要公众参与，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环境关心能指导更能动的环境行为。环保意识较强的人将具有较多的环保行为，反之，环保意识较弱的人环保行为较少。因此，我国环境问题的缓解和环境保护的推动，需要更多的居民环境关心，从而带动更多的居民参与到保护环境中来，促进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一种无形资源形式，以社会关系中的信任、规范和网络为载体，从人与人之间和社会结构中衍生出来的一种价值资源[1]。社会资本具有累积效应，它的动态性既表现在任何社会关系都是持续不断的人际互动过程，还反映在它的效应具有很强的延续性[2]。社会资本会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农民环保投资意愿、环境政策、环境治理绩效等产生重要影响[3][4][5][6]。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公眾参与具有推动作用。那么，社会资本影响居民环境保护行为的机制是什么？社会资本是否是通过影响环境关心，来推动公众环保行为？换言之，居民环境关心除了受到个人的经济与社会特征影响外，是否也会受到社会资本变量的影响？因此，环境关心作为意识层面的表征，需要探讨社会资本对环境关心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一）社会资本影响环境关心
当前学术界对社会资本与环境关心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关心的影响因素与测量模型研究。尽管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公众的环境关心进行了研究，并没有对环境关心概念给出明确统一的界定。只在研究过程中采用操作性定义。环境关心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构成性概念，研究者对环境关心的测量极具复杂性。依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假设，结合中国的国情，洪大用，卢春天，范叶超等建构了中国版的环境关心测量模型，从个人的经济与社会特征层面提出假设，并进行验证，探讨了性别、年龄、收入、教育水平、居住地、价值观与信仰、产业结构、居住地污染程度等层面对环境关心的影响[7][8]。这些文献对环境关心的测量奠定了基础，CSS2013的环境关心测量正是遵循这些理论模型建立的测量指标，数据收集具有科学性。
二是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探讨环保行为、环境治理绩效、农村环境保护等议题。现有的社会资本对居民环保意愿的研究文献，主要针对的是大学生、旅游者、农民和城市居民等群体的实证分析[9][10]。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旅游者、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环保意愿有增强作用。社会资本有利于推动环境政策的执行与完善。良好的社会资本状况可以提高环境治理的绩效。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通过规范机制、信任机制和关系网络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资本是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因素[11]。这些研究结论中，不乏运用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比如颜廷武和韩洪云的研究。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研究社会资本影响环境关心的路径及作用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有力的理论框架。
韩洪云，颜廷武等学者已经论证，社会资本中的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对提高居民的环保意愿有促进作用。仅仅局限于运用社会资本解释环境关心中的环境行为或环保意愿维度，从环境关心的环境感知和环境认知维度的实证研究很少。并且，在社会资本对居民环境关心影响实证研究中，缺乏全国层面的权威抽样数据分析。社会资本如何影响环境关心的分析不多，仍具有较大的探索和研究空间。
（二）环境关心与社会资本的测量
1.环境关心的量化
环境关心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构成性概念，对环境关心的测量极具复杂性。根据学者们对环境关心概念的界定，本研究认为环境关心是指人们对环境状况、环境问题的认识程度，以及个人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做出贡献的意愿程度。这个概念主要包含心理感知和行为意愿两个层面，在概念操作化中具体表述为环境感知和环保意愿。
在CSS2013问卷中，对环境感知维度的考量，具体操作化为2个问题。问题一：“您觉得当前社会的生态环境安全程度如何”。问题二：“和其他国家相比，您觉得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实力如何？”。
在CSS2013问卷中，对环保意愿维度的测量，主要量化了受访者对环保行为的看法和认同程度。具体探索我国居民如何看待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关系;主动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状况;自身的环保行为受周围人的影响程度多大;环保行为与政府和自身的关系程度;对环保问题的主观评价能力水平;政府的环保意见采纳评估。这些问题提供的答案分为四个梯度的符合程度，完全符合赋值为1，完全不符合赋值为4。赋值越高表明受访者的环保意愿越强。
2.社会资本的量化
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资本形式。前三种资本形式具有很强的私有性，而社会资本寄身于个体或组织的社会网络结构中，具有很大的公共性和集体性[12]。本研究拟采用的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指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主体（包括组织和个人）间紧密联系的社会关系的状态与特征，其核心表现形式有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参与。
在社会资本的量化上，不同的学者会根据自己的选题，着重测量社会资本的某一维度或某些维度。帕特南和福山侧重于社会网络和组织，Hall既测量客观的社会网络和组织，也测量主观的道德规范[13]。张文宏测量了社会网络、社会地位和社会信任[14]。这些学者的测量方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为社会资本的测量提供参考价值。
参考帕特南、韩洪云和颜廷武的测量方法，本研究社会资本量化了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参与维度，其中社会信任包括特殊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测量。在CSS2013问卷中，普遍信任测量的是受访者对教师、医生和陌生人的信任程度;特殊信任层面通过受访者自主评价对亲戚朋友、邻居的信任程度来进行测量;制度信任则测量了对警察、法官、党政领导干部及党政机关办事人员的信任程度。社会信任的答案选项分为四个梯度的信任水平，完全不信任赋值为1，依次赋值，完全信任赋值为4。赋值越高表明受访者针对该群体的信任水平越高。
社会规范状况主要测量了对互助和公平两个互惠规范的同意程度，问题操作化为，“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乐于助人的”，“大多数人都尽可能公平地对待别人”，这些问题提供的答案分为四个梯度的同意程度，非常不同意赋值为1，依次赋值，非常同意赋值为4。赋值越高表明受访者对社会规范的认同度越高。
为了便于形成政策导向建议，社会参与主要测量了受访者的意见反映状况，是否参与过“给报刊、电台等写信反映意见”“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
三、研究问题与假设
只要人们开始管理自然资源，就难以避免卷入集体行为中。Jules Pretty等运用类型学的方法，说明公共资源管理组织通过社会资本的信任、互惠规范和网络推动自主合作，提高效率，逐步实现反应性依赖到独立意識，再到相互依存意识三阶段的过程[15]。社会资本在维持环境资源管理社团的生命周期、管理效果等方面有显著作用。社会资本有利于居民更好地利用公共资源，推动自觉的环境资源保护合作行为，为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正向促进作用。一是社会信任增强居民环保意愿的自发性。高信任水平，传播相似的主观思维判断。特殊信任越高的居民，一旦在亲缘关系和朋辈关系中接触到有关环保的意愿和行为，很容易自发形成自己的环境保护意愿。亲人与朋友之间的情感认同和相互信任，更有利于环保意愿的产生和强化[16]。制度信任水平高的居民，更容易接受环保法规、政策执行和环保标语等的号召力和约束力，自发地产生相应水平的环境保护意愿。普遍信任高，合作谈判成本低，更有利于参与者萌生合作环保的意愿，为环保合作行为提供了重要驱动因素。
二是社会规范增强居民环保意愿的互惠性。互惠的社会规范有助于建构个体的公平、互助型行动意向与行为模式，缓解集体行动的困境，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率和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环境保护是一个具有“利他主义”的集体行动。互惠的社会规范可以指引居民把自我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增强其环保意愿的互惠性取向。互惠的环保意愿，有助于居民加入到普惠的环保组织和环保行为中去。互惠是环境保护行为和环保社会组织的核心。对互惠规范认可程度高的居民，其环保意愿的互惠性取向更高，在集体性环保行为的执行性方面表现更为积极。
三是社会参与提高居民环保意愿的层次性。社会参与是环境保护行为形式与内涵的传播载体。在传播与分享过程中，具有公共性和集体性的信息之间产生着交互碰撞。通过社会参与促进信息流动和个体间的互动，不仅能够有效约束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机会主义和“搭便车”现象，还能在集体行动中让成员产生“从众心理”。居民环境认知的层次和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居民环保意愿的层次。信息和理性驱动个体在社会参与中形成价值内化和动态团结的特征。价值内化与动态团结，使得居民的环保意愿层次不断提高。在参与中，个体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不断深化，环保行为的内容与策略不断更新，环保意愿的层次不断提升，有利于其环保行为更好地应对环境问题。培植和积累社会资本能够提升居民环境关心水平，从而推进公众环保行为。
基于以上讨论，可以进行如下假设：
H1：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17]，可以降低个体之间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推动互助共赢行为。假设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居民的环境感知乐观度越高，环保意愿越强。
H2：社会规范能够提高居民行为的可预测性和自控力。假设社会规范认同水平越高，居民的环境感知乐观度越高，环保意愿越强。
H3：社会网络可以增加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互惠规范，从而约束和减少居民在集体行为中的机会主义和“搭便车”心理。假设居民社会参与频度和效度越高，则居民的环境感知乐观度越高，环保意愿越强。
四、数据与研究设计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简称CS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05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该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调查区域覆盖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年的CSS问卷主要包含A-G七个部分的测量，包含了我国受访居民就业、家庭、态度等方方面面的信息，数据研究价值很高。其中，A部分调查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和居住地等信息，E部分包含受访者对环境保护方面的意愿表达，F部分对受访者的社会资本维度中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的状况进行了测量，并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安全做了主观评价，G部分则量化了受访者对我国生态环境状况的个人感知，并调查了受访者的社会参与状况。故而，CSS2013数据非常适用于研究社会资本对居民环境关心影响机制，对题项进行筛选和剔除后，所用的问卷包含3个量表，分别是人口学统计量表、环境关心情况量表、社会资本情况量表。
（一）数据整理
CSS2013數据初始样本为10206个，在保留考察变量及剔除其漏答、错答等选项后，最终形成了有效样本9541个，涵盖27个变量。其中居民社会资本量表包含13个变量，环境关心量表包含8个变量，人口学统计量表包含6个变量。
对筛选后的问卷调查数据的分量表和总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测量，以确保环境关心量表、社会资本量表以及总量表有意义，测量指标与主题相匹配，这是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对居民环境关心影响的前提条件。
1.信度
经测量，筛选后的2013年CSS问卷中，环境关心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36，社会资本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45，总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88，Cronbach’s Alpha系数均大于0.7，而且总量表的系数接近于0.8，可见调查问卷的内在一致性良好，可用于数据研究（见表1）。
2.效度
经测量，在环境关心量表的效度分析结果中，KMO的值为0.822大于0.6，证明量表原始数据很适合做因子分析。根据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的旋转成分矩阵可以看出，原始的8个变量可以分为2个类别，即降维成2个公因子。根据变量的具体内容，可以将这2个公因子作相应的类别命名。成份1为环保意愿因子，成份2为环境感知因子，成份1和成份2共同测量了居民环境关心的状况（见表2和表3）。
在社会资本量表的效度分析结果中，KMO的值为0.726大于0.6，量表原始数据很适合做因子分析。
根据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的旋转成分矩阵可以看出，原始的13个变量可以分为5个类别，即降维成5个公因子。根据变量的具体内容，可以将这5个公因子作相应的类别命名。成份1为制度信任因子，成份2为普遍信任因子，成份3为社会规范因子，成份4为特殊信任因子，成份5为社会参与因子。这5个因子共同测量了居民社会资本的状况（见表4和表5），其中成份1、成份2和成份4共同测量了社会信任维度的状况。
综上所述，经筛选后形成的新的2013年CSS数据证明其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良好，所有的题项都指向环境关心和社会资本两个主题，内部一致性良好，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而且问卷的内容结构也比较好，问卷结构与测值之间的对应程度较高。该数据非常适用于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对居民环境关心的影响。
（二）模型的建立
社会资本对居民环境关心的直接影响与作用，采用的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指含有多个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用于揭示被解释变量与其他多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其数学模型为：y=β0+β1x1+β2x2+？撰+βpxp+？着
估计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中的未知参数β0，β1，…，βp是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核心任务之一。由于环境关心会受到年龄、性别等人口统计变量的影响，在社会资本影响环境关心的模型中，控制了年龄、性别等人口统计变量。
五、结果与分析
（一）居民对环境的关心程度较高
从表6可知，在9541个有效样本中，环保意愿和环境感知水平的均值都大于2.5，这表明受访者的环境关心水平皆处于中上水平。
从环境感知维度看，受访者主要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安全程度和生态环境实力进行主观评价，以测量其对我国生态环境安全程度及生态环境实力的感知状况。从表6展示的均值可以看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我国的生态环境安全处于比较安全的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生态环境实力处于中上等水平，即居民对环境感知的总体评价相对比较乐观。
从环保意愿维度看，大部分的受访者不认为发展经济比环保重要，在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两者的关系上，我国居民的态度比较理性，公众的环境保护行为具有较大的自觉性。同时，大部分受访者不认为环保是政府的责任，赞同环保与自己存在较大关系，居民环境保护的主动性比较强，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具备较好的群众基础和意识取向。
然而，在评论环保问题时，居民所表现的对环保问题的主观判断评价自信心不足，这表明，受访者的环境科学知识储备不足。环保知识储备不足导致居民发表环保观点和评论时的底气不足。同时，在向政府表达环保想法的过程中，居民认为政府的采纳工作不高，反馈态度不够积极。这很容易降低居民参与环境治理和环保政策执行的积极性。因此，在调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工作中，对公众环保意见及建议开展积极的采纳工作和正向反馈的态度，对于提高公众参与，增强自主环保意愿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在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观能动性方面，数据显示均值相对较低，居民自主关注环保问题的主观能动性仍需要提高。
（二）社会资本积累较好
从表7可知，在社会规范维度中，均值都大于2.5，在3左右分布，即大部分的居民比较同意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乐于助人、公平待人的，对互助和公平这两个互惠规范的认同度比较高。
在社会信任维度中，特殊信任和制度信任的均值都在3以上，说明大部分受访者对亲戚朋友、邻居、警察、党政领导干部等群体的信任程度处于比较信任的水平，其中对法官的信任程度最高。相对而言，普遍信任测量的水平则不太稳定，受访者对医生、教师等信任程度较高，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很低，处于不太信任的水平。可能对大多数人而言，信誉的规范作用尚未形成足够的个体间的信任基础，面对陌生人，大部分人还是以戒备心理待之。
在社会参与维度中，从均值显示结果来看，对大部分的受访者而言，其与政治、生活相关的社会参与度不高，均值不到0.1。可见，居民的社会参与积极性不高，向报刊、电台、政府等渠道反映意见的频率不高。
从均值来看，居民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的积累状况良好，而社会参与的积累情况有待提升。社会信任中特殊信任和制度信任的高水平积累，预示着居民在特殊关系网络和制度中容易产生较大的依赖心理，是其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来源，也是其获取环境知识，提升环境关心水平的重要来源。
（三）社会资本对环境关心的影響
1.社会资本与环境感知
表8为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的结果。从5个解释变量的标准系数大小来看，它们对环境感知的得分贡献度由大到小分别为：制度信任>社会规范>普遍信任>特殊信任>社会参与。
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参与对居民环境感知的状况都存在一定的贡献度，良好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状况可以提高居民对我国和周边环境状况感知的评价水平，而社会参与会削弱居民对环境感知的乐观心态。在提升居民环境感知水平中，制度信任和社会规范的推动作用明显。
2.社会资本与环保意愿
在表9模型中，社会参与在涵盖所有社会资本变量的模型中被剔除了。从4个解释变量的标准系数大小来看，它们对环保意愿的得分贡献度由大到小分别为，社会规范最大，其次是制度信任，然后是普遍信任，最后为特殊信任。
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对居民环保意愿的状况都存在一定的贡献度，良好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状况可以增强居民的环保意愿。相比于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发挥着更好的促进居民环保意愿的作用。
六、总结与讨论
我国居民的环保意愿和环境感知水平状况良好，环境关心水平呈提升态势。环保行为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可能性。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参与对居民环境感知的状况都存在一定的贡献度，它们对环境感知的得分贡献度由大到小分别为：制度信任>社会规范>普遍信任>特殊信任>社会参与。良好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状况可以提高居民对我国和周边环境状况感知的评价水平，而社会参与会削弱居民对环境感知的乐观心态。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对居民环保意愿的状况都存在一定的贡献度，它们对环保意愿的得分贡献度由大到小分别为：社会规范>制度信任>普遍信任>特殊信任。良好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状况可以增强居民的环保意愿。
社会资本优化环境感知的路径在于，丰厚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构建安全和睦的邻里社区，维持宜居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居民健康与幸福。生活在社会资本高、安全和睦的社区环境中的居民对国家和周边环境的感知评价相对应地处于较高水平。丰厚社会资本的地区，居民的健康和幸福水平相对较高。这一健康和幸福的状态，有利于居民对周边的环境感知做出一个积极正向的评价。
社会资本增强环保意愿的机制在于，社会信任可以增强环保意愿的自发性，社会规范则能增强环保意愿的互惠性，而社会参与会提高环保意愿的层次性。社会资本通过影响环保意愿的自发性、互惠性和层次性，改善居民对环境保护的看法和参与环保行为的主观能动性，使得环保行为的目的和益处得以实现。综上，培植社会资本，有助于推动公众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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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斌]
作者：龚梦玲 刘月平
人力资本地位和作用管理论文 篇3：
浅谈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她力量”发展之策略
摘要： 随着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女性主体实践者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断显现，从农村女性的视角分析自我发展的制约因素，深入研究提出树立民主、参政意识、增强整体就业竞争力、提高受教育程度和加大职业培训力度等对策，充分发挥“她力量”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关键词： 美丽乡村;农村女性;自我发展;职业培训
1 美丽乡村建设战略背景下的新形势新机遇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三农”问题事关国计民生，美丽乡村建设是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战略方针。
加大力度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和农村现代化建设，是十九大的重大决策部署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聚焦的重点工作。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集生产、生活和生态三位一体。从乡村空间格局改善到可持续发展、代表着一定程度传统文化的乡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民宿、农庄等多元化产业的发展及注重环境、生存的发展等课题的研究也日趋广泛。本文从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和实践者角度切入研究，着重就随着用工制度及经济格局发生的变化，男性农民进城务工人数不断增加，使得农村女性尤其是农村留守妇女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占比在明显增大，这些农村女性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也越来越不容低估。
2 农村女性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2.1 新时代农村女性不仅是乡村物质文明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精神文明的推动者。她们中绝大多数在家庭中，担任和扮演着多重身份、多种角色，是传承、培育优良家风、塑造、形成淳朴民风的重要力量。通过家庭美德建设，营造文明家风，进而达到推动社会文明建设，构建淳朴民风，逐步实现美丽乡村文明乡风建设的目标，因此农村女性也是实现美丽乡村文明乡风建设的中坚力量。
2.2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进程的进一步深入，新时期乡村女性自我意识和受教育程度的逐渐提高，自觉参与乡村民主建设的意识和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正在有意识主动实现从客体向主体的地位转变，这些积极明显的变化也将使乡村组织在性别比例、意愿表达等方面更趋合理，对乡村组织发挥民主作用的意义也十分明显，逐渐成为助力美丽乡村建设中，组织民主建设的关键所在。
3 制约农村女性“她力量”发展的因素与解决对策
近年来随着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力度的加大。给农村女性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新的问题。新时期的乡村妇女也必须面对新的问题、面临着新挑战。由于自我主体意识不强、思想道德素质也有待提高、民主政治的参与能力不足以及劳动技能不足等，同时因受教育水平较低、就业受限、基本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健康安全問题不够重视等，这一系列问题，使农村女性自我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也直接影响和限制了女性在美丽乡村建设主体地位作用的发挥。通过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农村女性的存在现状和发展实际的成因，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有效发挥农村女性的“她力量”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3.1 漫长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在农村更是影响深刻、根深蒂固，农村女性尤其是妇女普遍自我认知的地位较为低下，在一些经济较为不发达地区更是明显，即便他们在新农村建设和家庭责任的承担上已是半边天，甚至都是主力军的现实面前，依然意识不强，缺乏这方面的正确认识。因此政府、乡镇村社各级组织应通过多种形式，树先进榜样、立典型案例，提高农村女性群体的思想素质和民主作用，强化她们的自我主体意识，从而以主人翁的姿态，提升积极参与国家发展“三农”政治战略的能力，从思想意识上确立起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地位。
3.2 女性个体特征在其自身意愿和行为表现上的差异性呈现
（1）从性别特征角度来看，农村女性在求知欲相比男性存在明显差异，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和纷繁交错的资讯信息， 很大一部分农村女性，尤其是农村妇女的求知欲表现得不够强烈，存在欠缺。涉及的领域也明显存在兴趣和倾向的偏好， 知识面也较为狭窄。虽也有外面世界的经济利益驱动，但大部分农村妇女不像农村男性那样不甘心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瘠现状，热衷于外出打工挣钱，寻找机会。她们在权衡得失之间仍能具有守家照顾老人孩子安于现状的心态。虽说在稳定性上，女性相对高出男性明显，但创新、自我提升和发展的意识薄弱，已成为制约自我发展的障碍。
（2）女性存在进取意识相对淡薄的现象。与农村男性相比，农村女性缺乏强烈的进取意识，相当一部分女性的自我发展的目标意识不强也不够清晰，而感性地把一生的人生理想定位为婚姻家庭的美满幸福。最终，认为作为女性就应承担更多来自家庭的压力，似乎天生就应该承担起更多的家庭责任，抚育后代、操持家务等一系列本应是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压力和责任，而放弃多方面的自我发展。尤其是当今放开二胎、三胎的生育，意味着无论从孩子生育、抚养、教育的精力付出等方面，沉重的家庭负担挤压了原本属于农村妇女本来就不多的自我休闲和能参与工作和学习的时间精力，使她们难以像农村男性那样有充裕的时间精力，严重影响自我发展的进程。
（3）作为女性在团队合作理性上存在一定的欠缺。心理研究表明男性更容易为共同的“权益” 形成协作团队，而女性则更多地会以感情作为团结合作的前提。在团队合作时的这种感性占主要地位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她们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参与度、主体实践者地位的确立以及带头作用的发挥。
3.3 增强农村妇女的整体就业竞争力，提升自我发展
农村女性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越来越成为农村劳动力中的主要力量之一。而其中农村妇女实现充分就业，对其自身以及区域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现实中农村妇女的就业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年龄、教育背景、婚姻状况、就业经验和职业培训及现代信息手段的利用等。根据调查表明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农村妇女的年龄越大，就业率就会越低，而教育程度较高的妇女，相比文化程度较低的妇女容易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如且具有一定的就业经验或曾参加过相关的职业培训，那其就业的岗位和工资待遇也会相应提高。针对现存的问题及制约的因素，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政策的落实、扶持和引导。这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部门尤其是当地村镇组织要进一步提倡和贯彻落实优生优育政策，农村妇女的自我发展有其不同区域的特殊性，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女性未到法定结婚年龄就已为人母，不仅过早承担起在家照顾孩子成了其主要的生活。更应引起重视的是，因原本自己还是个孩子的她，原生家庭缺乏理性的儿童教育理念，不仅使成为未成年母亲的孩子缺失了正常受教育的机会和严重影响了其自身的继续发展，同时也将会对下一代的教育和成长造成不利，而且也会对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意识和观念的转变，激发农村妇女的潜在活力，提升农村妇女就业率.既是发挥美丽乡村建设中主体实践者的作用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不可忽略的重要任务。而且就业能增加收入，经济独立也让女性变得更加自信，农村妇女的自身价值也会随之提升。通过引导逐渐形成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发挥农村妇女的内驱力，从内而外提升自我，自信生活。
（2）在政策的制定和落实过程中倡导和扶持农村女性创业也是自我发展的体现。受女性性别特征的影响，在团队合作时更多以感性为形成的主因，因此政府通过给予政策的优惠和倾斜。鼓励扶持那些年轻、有文化、先掌握劳动技能的农村女性中的代表带领广大农村妇女共同就业。如一些地区出现的适合农村妇女工作时间，允许带孩子、可季节性就业，技术含量并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新型“妈妈工厂”的出现，就是一种不错创业和就业形式，可加以提炼后进行借鉴和推广。创办者自身就是农村妇女，而企业招聘的员工也都是清一色有孩子的农村妇女，理解和懂得农村妇女的实际，新型“妈妈工厂”既是农村妇女一种可行的创业模式，也解决了一部分农村妇女的就业。
（3）加大力度，提高农村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和强化职业培训，从而增强就业竞争力。调查研究的实践表明，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的就业率成正比，文化程度越高就业竞争力就越强，在就业竞争中就更有利。因此，重视从基础教育抓起，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农村妇女以多元的形式，实现继续教育、成人教育和学历教育，全面提升自身素质，增强在人力资本市场的竞争力。因此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农村妇女的职业技能培训，不仅能提高就业的竞争力，也是实现自我发展和价值之需。各级政府牵头、利用高等专业院校以及相关技术部门机构的师资、力量和资源，根据各地区农村妇女的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开展各类形式多样的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倡导农村妇女利用闲暇时间接受教育、参加培训，通过教育培训，不仅增强就业竞争力和掌握职业技能，同时也增强农村妇女放入自信心和独立性，提升自身素质，为寻求更好的自我发展打下基础。
随着高质量发展新时期数字化网络时代的到来，便捷性也体现在今天的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网络的普遍性和智能手机使用的普及性，都为农村女性接受信息教育提供了可能和有利条件。因此侧重知识培训手段的改进和内容设计是提高妇女培训效果的关键。教学培训手段设计中注重知识碎片化、点状化的形式，便于农村妇女可以利用零碎和闲暇时间翻阅，尤其是较为年轻的农村女性，网络电子设备使用熟练，具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意识，也开始追求经济的独立、品质的生活，愿意通过网络在线等形式的学习，提升自我价值。因此，结合当地实际，进行实地的培训演示讲解，在实际操作练习过程中加以监督管理纠偏，线下定时举办相关职业技能培训的同时，形式上可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实时跟进及时调整策略，优化培训内容和方式，使培训的时间和形式更灵活。
农村女性寻求自身发展，离不开政府組织的引导和支持，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自身注重民主观念、主体意识的加强，利用闲暇时间学习和掌握知识，实践证明就业经验、职业技能等的知识、能力的积累对农村女性而言无论是自主创业还是寻求更好发展都是一种有效基础和隐形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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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