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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抗战文化发展论文 篇1：
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及其影响
摘 要：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究其原因，有桂林本身的历史根源、独特的地理位置，抗战的客观形势以及广西特殊的政治气候，进步文化人士的积极推动，更有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贯彻执行，多方因素成就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而文化运动的开展和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桂林文化，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对于我国当代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情况;原因;影响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八年抗战无疑是最悲壮的一页。抗战时期的桂林，汇集了全国大量文化名人，他们办刊、出报，他们写作、绘画，他们演戏、合唱，用文化吹响战斗的号角，激励各族人民团结抗战，使桂林成为一座举世闻名的文化城。
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概况
1939年，随着大批文化人士、文化机构和文艺团体的到来，桂林形成第一次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高潮。1941年初在皖南事变的影响下，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陷入低潮。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和香港沦陷，又有大批文化人从沦陷区辗转来到桂林，1942至1943年，桂林再现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高潮，直到1944年春的西南戏剧展。当年夏秋，受战局的影响，文化人撤退，桂林沦陷，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结束。尽管运动在初期面临敌机轰炸的直接威胁，中期出现政治生态环境恶化，后期有文化人的生活窘迫以及文化市场上出现种种不良现象的重重困难，但在抗战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方针政策的指导和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抗战文化运动在桂林轰轰烈烈地开展。
（一）抗日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抗战期间，桂林的书店、出版社、印刷业、图书、杂志出版、社会科学研究诸多方面都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书店、出版社的建立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桂林先后有各类书店、出版社共200余家[1]2，党直接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书店和出版社，如《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三户图书社等，其出版物在广大读者尤其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版业的发展带动印刷业迅速增长。抗战前桂林印刷企业不到30家，大部分属手工印刷，没有一家专门印制书版的印刷厂。抗战以后，据1943年7月的统计：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厂109家，其中从事书版印刷的大型印刷厂8家，还有从事彩印、铸字、装钉的，设备比较齐全。每月的生产用纸达1万令到1.5万令，排字生产达3000万字到4000万字[1]2。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曾说：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书刊，有80%是桂林出版的[2]37。随着出版社、印刷厂的激增，图书、杂志的出版也显得空前繁荣。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的文艺著作多达1000多种，丛书50余套，杂志共出版了200多种，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学、戏剧、美术、音乐、青年、妇女、少年儿童等方面[1]3，发行的网线遍及全国。新闻出版也相当活跃，当时在桂林的通讯社有5家，出版发行的大小报纸有13家，是桂林历史上出版报纸最多的一个时期。在社会科学方面，抗战期间桂林有多个社会科学团体，其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广西建设研究会等影响较大，发行的刊物达数十种，内容涉及抗战时政、农村及广西建设、教育、文化、青年、妇女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一些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也在桂林传播。
（二）抗日文艺运动空前活跃
抗战期间，文化团体之多，文化活动之活跃，是桂林以往所没有过的。文学方面，在诗歌、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小说的创作以及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上取得累累硕果;音乐方面，除了出版一批音乐刊物，还经常开展音乐活动，30多个歌咏队，活跃在桂林的学校、厂矿和街道，抗战歌曲广为传唱，后来还举行万人大合唱，桂林成了抗战的歌海;美术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漫画与木刻，美术工作者用画笔和刻刀宣传抗战主题;戏剧活动则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成就最为突出的部门，当时活跃在桂林的戏剧团队约有70多个，街头剧、独幕剧几乎天天上演，场场爆满，影响较大的除了街头剧和话剧，经过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改革的广西地方剧种桂剧《梁红玉》、《桃花扇》等也深受欢迎。1944年春举办的“西南剧展”，时间持续了3个月，参演者来自粤、桂、湘、赣4省的28个单位，演员近千人，演出剧目60多个、175场，观众总数超过十万人次[2]332，堪称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高潮，也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壮举。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加入，赋予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更为丰富的内容。国际反法西斯文化战士如朝鲜的李斗山、越南的胡志明和日本的鹿地亘等是其中代表，他们通过办报写文、演讲排戏等各种文化活动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往来于桂林的各国记者、作家，如美国记者爱泼斯坦、作家史沫特莱和德国作家王安娜等人，通过他们的文章和言论，将世界各地反法西斯运动情况介绍给桂林，也将桂林和中国的抗战情况介绍给世界[3]。
从1938年到1944年湘桂大撤退的6年间，桂林的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文化艺术各方面空前繁荣，桂林也成为中国南部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被誉为“文化城”，名扬海内外。
二、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出现并得以蓬勃发展的原因
在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并不发达、又地处边疆的一个规模不大的城市，为什么会短时间内聚集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力量、出现这样一场轰轰烈烈又波澜壮阔的文化运动？它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社会现实和抗战进程、政治开明的新桂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文化运动的共产党以人以及各界进步文化人士的各种努力，共同造就了这一场文化运动。
（一）桂林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
桂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们就留下了甑皮岩这个中国南方重要的文化遗址;秦代修建了水利工程灵渠，沟通了漓江和湘江，中原文化从此逐步传入，与岭南文化有机融合，孕育了桂林的地域文化。桂林从宋代至民国期间历为广西首府，千百年来，它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盖世的山水风光，吸引历代文人骚客，留下无数诗文碑刻。明清乃至近现代，桂林文化空前发展，学校林立，学子万千，文风炽盛，名人辈出，明清两代广西举人有半数以上出自桂林府，后来更有如石涛、陈宏谋、王鹏运、况周颐、梁漱溟、马君武等思想文化界名人永载史册。清末康有为曾两次到桂林讲学，传播维新变法思想，造成很大影响，梁启超称赞桂林是“新学的源泉”地之一[4]。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桂林积极传播进步思想文化，营造了一种进步的文化氛围。
20世纪30年代崛起的广西新桂系基于“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政治诉求，在广西提出并实施过自卫、自给、自治的“三自政策”，并根据“三自政策”大规模地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大建设，在发展教育上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大提高了广西特别是桂林人民的文化素质。
这样的文化传统，加之后来的文化建设，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出现、桂林成为抗战时期文化城的历史基础。
（二）桂林抗战时期特殊的地理位置
从地理上来看，桂林是广西的省会，地处西南和东南的交界地。广州、武汉失守后，桂林是全国仅剩的几个未被日军占领的城市之一。这里西通云贵川陕，东达湘鄂浙皖，南及越南、香港和南洋，不仅是西南和东南的交通枢纽，而且还是由重庆至江南数省及皖南新四军、东江游击区和西南各省党组织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延安党中央的中转站，无论是由重庆到东南各省及新四军根据地，还是由东南各省前往重庆、昆明以至陕北，都得由桂林中转。加上桂林接近香港和东江游击区，又是通过香港联系海外、沟通信息，特别是与南洋各地联系的重要通道，在地理上可进可退，相比于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重庆，大有迥旋余地[2]114。所以，许多进步文化人出于战略上的考虑，都不去重庆而愿来桂林。
（三）抗日战争客观形势所需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不仅需要前方将士奋勇杀敌，也需要用文化去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为抗战胜利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援。正因如此，全面抗战以后，国统区文化运动蓬勃开展起来。然而，武汉、广州失守，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受到沉重打击，而面对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文化的宣传和鼓动工作更为迫切，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正是在旧的文化中心沦陷后，战争的形势发展又迫切需要文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情况下兴起与发展的。
中国现代文化的中心在北平、上海。在两地相继沦陷以后，文化界人士和文化事业机构撤至汉口、广州。1938年10月，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武汉、广州又相继失守，许多文化人又往桂林、香港转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也沦陷了，当时战斗在那里的文化人，除少数人去重庆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外，绝大部分又内迁桂林。所以，桂林在这一时期内，集中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随之而来的，是报刊杂志、出版社印刷厂和文艺团体等等[5]。在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短时间内大规模的文化力量和文化机构聚集桂林，以此为阵地，开展抗战文化救亡运动。
（四）广西抗战时特殊的政治环境
比起沦陷区，比起政治上控制森严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重庆，对于抗日进步文化人来说更适合栖息和工作，更具吸引力的，是广西相对民主的政治气氛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实力派一向与蒋介石集团貌合神离，既有合作又有矛盾。为了与蒋介石抗衡，新桂系利用抗日之机，拼命扩充自己的力量和影响。他们顺应抗日的历史潮流，做出抗战的姿态，在一段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不但允许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在桂林进行抗战活动，而且还给予一定的合作和支持，比如同意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广西建设研究会，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亲任会长、副会长，后来举办西南剧展，省主席黄旭初慨允担任会长，李宗仁和白崇禧任名誉会长，给大会拨付经费，广西当局介入扩大剧展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并保障剧展的顺利举行。特别是以李济深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和以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为代表的桂系民主派，他们一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同情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与中共保持着密切关系，与党外进步文化人也有着广泛的联系，对进步文化事业曾给予积极支持，如桂林较大的进步文化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就是得到他们的支持创办起来的[2]32。由于这些人特殊的身份和民主的政治态度，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新桂系上层的活动和决策，推动新桂系在广西采取开明的政策措施。在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遇到某些困难的时候，给以方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掩护和保护的作用。
由于有新桂系和民主派的参与，进步的文化活动能公开、合法的进行。总之，新桂系支持文化团体和文化机构的建立，参与大型进步文化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
（五）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的积极推动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把战时的桂林变成了一个暂时相对比较安全、相对比较稳定的避难地。全国抗战开展后，沦陷区大批的文化人先后来到桂林。从1938年10月到1944年9月，在这一时期内，集中在桂林的文化人，达千人以上，其中，有文化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有科学家教授和学者;文学艺术方面，有作家、诗人、戏剧家、美术家和音乐家，这是桂林开展各项文化活动的重要力量，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发展的强大原动力。这些文化人士流亡到桂林后，即与活跃在桂林的广西进步文化人士汇聚在一起，家仇国恨驱使他们以笔当枪，把歌声当号角，走街串巷，深入农村、工厂，深入敌后，走上前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鼓与呼，给广西官兵和民众送去精神食粮。他们的创造和实践活动使桂林的文化运动充满了活力，不但对于桂林，而且对整个国统区的进步文化和文艺运动，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
（六）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贯彻
早在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就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的社会各阶级和政治情况，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争取中间势力中地方实力派，党中央早在抗战前夕就已同新桂系当局保持着联系。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多次接触新桂系首脑，做了很多工作。由于中共对新桂系采取谦诚的态度，注重他们的利益，真心实意支持广西团结抗战，新桂系接受了中共关于坚持抗战、团结、民主的主张，双方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为桂林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出现并得以蓬勃发展最为关键的原因。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之后，即对新桂系当局和桂系民主派开展积极的统战工作;周恩来同志曾先后三次到桂林对统战工作和抗战文化宣传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和具体部署。同时，党组织还有意识地从武汉、广州撤退了一部分党的干部和文化工作的骨干来桂林。以郭沫若为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自武汉撤退往重庆，路过桂林的时候，也留下一部分党的文化方面的骨干力量，安置在以白崇禧为主任的桂林行营政治部，组成第三科（宣传科）。除了公开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之外，在文化人中还有一部分地下党员和左翼文化工作者，在桂林出现的众多的文化团体和报刊中，多数为他们所掌握。在党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战斗在桂林的党组织始终将抵桂的进步文化人士视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栋梁，关心、信任、依靠并保护他们。香港沦陷后，党组织对困在香港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实行了成功的秘密大营救，妥善安置在桂林。
由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桂林争取到了一个宽松的环境，振奋了广大文化工作者。按照中共的有关指示，他们坚持文化工作为抗战服务的方向，深入工厂农村军队，深入群众，创作、演出许多反映抗战、歌颂抗战的作品。即便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离，许多地下党员也被迫转移，但党的工作还在继续，南方局专门派了直辖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李亚群与桂林的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其后，在党的文化工作组组长邵荃麟的领导下，桂林的文化工作和文艺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7]。
三、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影响
桂林抗日文化运动是代表着那个时代民族精神的先进文化，它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桂林和广西，对中国抗战以及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做出了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使桂林的文化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的全面跃进，文学艺术、科学研究各方面全方位发展，成绩斐然，对于地处西南边疆的桂林来说，是得到了地区开化和人民教育程度提高的绝好机会。桂林抗战文化是桂林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次尝试，是桂林地方文化与主流文化、国际文化的一次大融合，由此全面完成了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由内向型旧传统文化转变为开放的外向型文化，尽管时间不长，但己将桂林人的文化意识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它深深地影响着桂林的文化气氛，使得桂林最终能够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二）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要贡献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是广大文化战士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国统区开辟的一个抗日战场，在抗日救亡这一强大历史主题下，文化各门类的主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抗战服务。活跃在桂林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核心力量。广大文化工作者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以及中共广西、桂林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以“一致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为使命，他们和广西本地的进步文化力量汇聚在一起，兴办各项进步文化事业，走向街头、走向农村、走进工厂，进行演讲，举办画展，从事文化创作，利用演讲、传单、标语、墙报、画刊、戏剧、歌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进行抗战文化宣传。
桂林抗战文化事业的繁荣，为桂林乃至全国人民提供了抗日的精神粮食。无论是文艺作品，还是新闻报刊，都是投向民族敌人的枪弹。它有力地唤醒了国统区的人民，激发了他们抗战热情，大大促进了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也鼓舞了前方的抗日将士，坚定了胜利的信念。后方前方紧密配合，共同对敌，推动着抗战的胜利发展。
桂林抗战文化以进步力量为主导，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广泛的群众性，是中国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也是国际反法西斯文化中的一面旗帜，它以自己的独特风格谱写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国际反法西斯文化战士共同参与了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缔造，国际组织、团体如英国使馆新闻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广西支会、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等纷纷在桂林建立或由外地迁来桂林，国际文化交流活动频繁，通过往来于桂林的各国记者、作家，不仅将国际反法西斯情况和外国文艺作品介绍到中国，也将桂林和中国的抗战情况、抗战文化介绍给了世界[4]，中国人民抗战的热情和斗志，对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互相声援、互相促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三）对当代文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抗战时期的桂林已成为国统区文化运动的中心，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产生了大量的作品。随着抗战的深入发展，这些人流向前方后方，这些作品深入人们心中，生根开花，潜移默化，形成了巨大的抗日力量，为夺取这场民族战争的最后胜利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它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艰难时世，为民族的未来保存了文化力量，积蓄了进一步建设新文化的动力。抗战胜利后，曾经在桂林文化城生活和战斗过的文化人，带着他们终生难忘的记忆，再次奔赴全国各地，或参加人民解放战争，或踏上新的文化工作岗位，继续将他们曾经传播过的进步文化思想、爱国主义思想、集体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等，传递给后来者，影响一代又一代。同样，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里那些文化创造者传播的先进文化以及他们的文化创造态度、方式、精神也会变成广西各族人民的精神财富[6]。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启示：只要具备一定条件，关键是有适合文化发展的土壤和一定数量的文化人才，加快文化的发展速度是可能的;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产生的许多作品说明，只有和民族、时代、人民生活的脉搏相一致，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具有艺术和历史价值的作品;文艺工作者应当向当年的文化人学习，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以满腔的热忱和负责任的态度，创作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来。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辉煌，于当时的广西乃至整个中国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的“跨越式发展”，超越了原有的经济基础也超越了原有的文化积累，这里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召唤，有当局开明态度及其对文化的资助，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进步文化人不惧牺牲、不计个人得失的忘我工作……战争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种种因素，成就了文化运动，而它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龙谦，胡庆嘉.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2]魏华龄，丘振声.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四）[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魏华龄，刘寿保.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五）[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46
[4]林焕平，序二，刘寿保.桂林文化大事记[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2
[5]魏华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形成[J].学术论坛，1982（2）：108-110.
[6]李 江.文化视阈中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4）：55
责任编辑 陆 莹
作者：刘春林
桂林抗战文化发展论文 篇2：
试论“桂林抗战文化城”之现今价值与意义
摘 要：“桂林抗战文化城”在抗战时期成为一道耀眼的景观，而在今天，它仍然具有当下的价值与意义。主要从再现辉煌历史成就、成为城市响亮名片以及提供参考借鉴三个方面对“桂林抗战文化城”所具有的当下意义进行探讨，以期对”桂林抗战文化城“之现今价值与意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将其所具有的精神及现代意义用于桂林未来发展与建设。
关键词：桂林抗战文化城；城市名片；历史文脉
“桂林抗战文化城”，是指从1938年至1944年秋，桂林这座具有重要地理位置的南方城市因其独特的抗战形势——文化抗战，对抗战进行宣传、动员、鼓舞，使桂林抗战不仅达到了高潮，还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因其影响巨大，成就辉煌，亦在当时便被称为“桂林抗战文化城”。时至今日，对“桂林抗战文化城”之研究及认识可谓精彩纷呈，有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便是对“桂林抗战文化”这一显学众多专家学者也是研究颇深，各个领域皆有涉猎。回顾“桂林抗战文化城”，其现今之价值与意义仍值得我们重视与借鉴。
一、再现辉煌历史成就
随着岁月的推移，当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岁月无痕，历史犹存。抗日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是“桂林抗战文化城”其存在及辉煌历史成就不会被抹杀，其历史及存在印证了桂林往昔的辉煌。
（一）文人荟萃，景观繁盛
抗战爆发后，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先后沦陷，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文化中心的转移，大批文化人士、社会团体及文化机构纷至沓来，短时期内，桂林汇聚了大批文化生力军，形成了一个高亢激昂的兴盛局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抗战初期的文化救亡热潮。当时，从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昆明、重庆等地集结于桂林的文化人士有1 000多人，知名的就有200多人，如郭沫若、矛盾、巴金、夏衍、柳亚子、徐悲鸿、田汉、艾青、胡愈之、胡风、贺绿汀、范长江、杨朔、秦牧、欧阳予倩、王鲁彦、艾芜、周立波、陶行知、梁漱溟、马君武、沈志远、雷沛鸿、李四光等。这样，便有了“留桂的文化工作者，无论质和量，有一个时期占全国第一位”[1]的结论。桂林的城市人口也从抗战前的7万多人猛然增至1939年初的30多万人，最高峰时则为1944年的50万人。对于桂林文人荟萃的盛况，李济深于1942年曾说过，桂林是当时‘江南唯一繁盛之地’。”[2]
（二）作品众多，精彩纷呈
这一时期的文艺工作者，怀着满腔的热情，创作了大量的文艺作品。文学方面主要有：巴金的《家》、《火》（第三部）、《还魂草》，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大江》，艾芜的《南行记》、《故乡》、《母亲》，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人与土地》，司马文森的《雨季》、《落日》，王鲁彦的《樱花时节》，王西彦《古屋》，于逢、易巩的《伙伴们》，萧红的《呼兰河传》等。诗歌方面：艾青的《诗论》、《他死在第二次》、《我爱这土地》，臧克家的《向祖国》，伍禾的《萧》等。戏剧主要有郭沫若的《孔雀胆》，夏衍的《愁城记》、《法西斯细菌》，田汉的《秋声赋》、《再会吧，香港》，欧阳于倩的《旧家》、《桃花扇》、《一刻千金》等。骆宾基说：“桂林是我的第三故乡，创作最旺之地！”[3]当时主要的报纸有：《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力报》、《广西日报》、《大公报》等。期刊有：胡愈之主编的《国民公论》、林仰山等主编的《十日文萃》、夏衍等主编的《野草》、田汉主编的《戏剧春秋》、阳太阳主编的《中国诗坛》、赖少其主编的《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邵荃麟主编的《文化杂志》、熊佛西主编的《文学创作》、蒋宗鲁主编的《青年生活》、张安治等主编的《音乐与美术》等等。
当时，“桂林抗战文化城”在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戏剧、音乐、美术等各方面都有着长足的发展。据当时的史料记载：“西南以至全国的精神食粮，三分之二由此供应也没问题。”[4]“桂林的文化成就与重庆、武汉相比在一个时期内，不论质还是量都是第一位的。”[4]
（三）形式多样，活动频繁
桂林的文化抗战形势多样，既灵活又频繁。不仅有写作、教育、宣传，还有演讲会、歌咏会、戏剧公演、街头诗朗诵、街头漫画、美术展览会等活动，这些多样的抗战形势把桂林的抗日救亡推向了高潮。就拿戏剧公演、美术展览与音乐歌咏活动来说，抗战期间桂林的专业文艺演出团队达40多个，业余的剧团50多个，到桂演出过的文艺团体更是多达70多个。当时桂林上演了各种剧目100多个，特别1942年以后，每月都可上演近5个新剧目，桂林几乎成了戏剧之乡。1944年由欧阳予倩、田汉等进步文化人发起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聚集了西南8省近1 000名戏剧工作者，演出剧目60多个，170多场，其中话剧达133场，可谓是“中国戏剧史上的空前创举”[4]。抗战时期桂林举办的各类美术展览活动达几百次之多，几乎平均每年都有三十多个画展举办。其中1943年元旦，同时举办的画展竟多达六七个，次数之多，实属罕见。此外，抗战期间音乐的宣传、动员、鼓舞、号召的成效最为显著，因此，桂林经常性地举行街头千人大合唱和万人大合唱，有音乐家回忆那时的情景：“抗战歌声响彻山城，震撼夜空……我永远不会忘记火炬辉映下万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慷慨悲壮，我永远不会忘记万人空巷齐唱‘黄河大合唱’的感人肺腑。”可见场面之热烈与壮观。
可以说，当时的业绩不止如此，当时的桂林抗战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历史影响深远，为后世提供了光辉的史料。其历史成绩永载史册，其辉煌成就永放光芒。
二、成为响亮名片
在桂林的发展变迁中，社会在逐渐发生着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桂林抗战文化城”成了其城市发展中除了山水文化、生态文化等城市文化名片之外的又一重要文化名片。其历史性、辉煌性、代表性决定了其与众不同的个性和特色，成为一张出色而响亮的城市名片。
（一）体现城市内涵及精神
一个城市要有自己的城市内涵及城市精神。有特色的城市才有魅力，一个没有特色、没有内涵的城市就没有差异化竞争的优势，就没有发展。当前，国内城市共性多，个性少，彰显城市内涵及城市特质的方面不明显，真正能够代表城市特色的名片少之又少。在桂林的城市文化名片中，“桂林抗战文化城”所代表的桂林抗战文化则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内涵。其在抗战期间所体现出来的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和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不仅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更是桂林人民不自觉的精神呈现，带有深刻的城市烙印，是城市精神的内核，是桂林人民精气神的全新展示。同时，“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精神也囊括在“团结和谐、爱国奉献、开放包容、创新争先”的广西精神之中，并成为其主要内容。可以说，桂林城市精神是广西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灵魂与精髓。今天，桂林正处于快速发展与稳步建设之中，需要一种精神引领和精神导向，“桂林抗战文化城”这张名片犹如一面旗帜，引领桂林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二）传承城市历史文脉
城市文脉是一座城市生命力的体现，它是城市独一无二、卓尔不群的性格特质。只有形成了自己的纹脉，并且得到延续，城市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才能可持续发展。所以，城市要发展，就必须要尊重历史、面对历史，体现独有的历史文脉。对“桂林抗战文化城”这段辉煌的历史及其所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只有不断地去挖掘、发扬、传承，才能延续文脉，传承历史，融入现代，使城市发展从历史走向未来。同时，“桂林抗战文化城”所体现出的坚强不屈、团结战斗、爱国奉献的高尚品质和英雄气概及其在今天所具有的时代意义，也是对桂林城市文化内涵的一种丰富和传承。所以，传承和发扬桂林抗战文化的过程，既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过程，也是延续城市历史文脉的过程。另外，广西“十一五”及“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正确处理好城市发展与文化资源保护的关系，加强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彰显城市的文化个性[5]。这就更加凸显了历史文化对城市历史文脉延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对“桂林抗战文化城”的传承与发扬既是对城市历史文化及其内涵的一种传承，更是打造城市独特特质和特色的必然选择。
（三）展现城市文化符号
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文化印记，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符号。城市符号是认识和了解一座城市的钥匙，它展示城市灵魂，延续城市历史，承载地域文化。“桂林抗战文化城”一直以来作为一种特有的历史与文化符号成为与众不同的桂林城市名片。“桂林抗战文化城”是一笔无形的资产，是一个无形的精神符号，塑造着桂林的城市形象，展现着桂林的历史和现在，也更将展示桂林的未来。这也是抗战文化城对桂林自身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存在意义的追寻。然而，当下不少城市的名片与品牌建设存在着模仿痕迹，没有从自身资源和文化中发掘优势和特色，从而使城市差异化减小，城市文化符号不鲜明。著名作家冯骥才痛心地说：中国有“600多个城市已基本失去了个性，文脉模糊，记忆依稀，历史遗存支离破碎，文化符号完全丧失。”[6]目前，桂林市已明确了山水生态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定位，这也使桂林抗战文化城在桂林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城市文化符号和内涵得以充分诠释，使桂林的城市文化符号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历史性，城市主题文化非常鲜明，难以复制。
三、提供参考借鉴
随着岁月流逝，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但是“桂林抗战文化城”及其精神却仍对今天的人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并对桂林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城市发展要有其“灵魂”与“精髓”
人有其灵魂，城市同样有城市的灵魂。没有灵魂与精髓的城市，等于一座没有生命的孤城。城市“灵魂”与“精髓”对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巨大的指引、导向以及推动的作用。失去了“灵魂”与“精髓”，就失去了准确的核心理念定位，也就失去了城市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巴黎市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巴黎市政府在1994年制定的《大规划》中就提出：“巴黎的发展目标是拥有历史古迹、艺术建筑和文化遗产的城市，同时也是充满活力、创造力和生机的城市”[7]。“桂林抗战文化城”就是因其独特性而备受关注。近年来，桂林在塑造城市精神、打造城市特色的核心理念定位上也做得越来越好。桂林市已经明确山水生态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定位，并重点保护好漓江和山水城市格局，在国际旅游名城和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上，将桂林建设成为山水生态历史文化名城[8]。这一举措势必将会推动桂林的快速建设与发展。
（二）城市发展要实施品牌战略
城市要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城市品牌。城市品牌是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打造一张好的城市名片，树立良好的城市品牌，对于提升城市形象、促进城市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城市品牌具有诠释城市特点、展示自身魅力、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作用。比如，昆明市的“春城”，哈尔滨市的“冰城”，中山市的“伟人故里，锦绣中山”以及南通市的“一山、一水、一人、一城”等，都是鲜明的城市品牌，并为各自城市的发展起到了宣传与带动的作用。所以，要发展桂林，建设桂林，在大力发展桂林生态及旅游的前提下，还要大力发展桂林文化，提升桂林文化软实力，树立桂林文化品牌，这就不得不注重桂林抗战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和当代价值。今天，桂林城市品牌在国内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但要进一步提高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需要用好战争年代桂林文化城这张名片，加大对外宣传，吸引国际友人的眼光，使桂林不仅成为一座知名的旅游城市，更要成为一座有内涵、有文化、有品牌的城市。为此，我们应全力打造桂林抗战文化，以此树立桂林抗战文化名片，借此提升桂林文化软实力，打造文化强市，树立桂林国际影响力。
（三）城市发展要发扬“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精神
抗战时期，面临着列强入侵、家园被占领、百姓被欺凌的艰难困苦，我们的同胞发扬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百折不挠、奋斗到底的坚韧精神等抗战精神。今天，我们处在和平年代，处在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高潮期与关键期，如何推动城市发展，促进城市繁荣，提升城市品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我们目前应当思考与面对的重要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拥抱未来。战争的硝烟虽然已经远去，但其留给我们的是永存的精神。今天，我们在城市发展建设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困难面前，在处理难题的过程中，不但要发扬抗战精神，还要赋予抗战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授予新的时代使命，体现新的时代价值，使之更好地用于城市建设与发展。因此，抗战精神不仅需要我们传承与铭记，更需要我们在新时期更好地发扬。今天，我们面临在2020年前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建成国际旅游胜地的“两个建成”的艰巨任务，更要充分发扬“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的抗战精神，和衷共济、艰苦奋斗、团结一致、勇于创新，谱写桂林城市建设的新篇章。
“桂林抗战文化城”所代表的那段岁月已随时间远去，但它所代表的精神、所呈现的辉煌成就、所体现的城市品牌及风貌以及所提供的参考借鉴价值都值得我们铭记，值得我们慢慢回味与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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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谷昀凌
桂林抗战文化发展论文 篇3：
论《诗创作》“抗战诗歌美学”
《诗创作》是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面向全国发行的大型诗刊，从1941年6月创刊到1943年第19期终刊，总共发表诗歌574首，其中译诗139首;发表诗歌评论74篇，其中翻译27篇。《诗创作》不仅出版了长诗专号、翻译专号、诗论专号，还组织了郭沫若五十寿辰专辑、普式庚105年祭专辑、惠特曼翻译专辑等，此外还发表了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九一七”十五周年纪念等专文。《诗创作》的作者广泛，有文化界领袖郭沫若、茅盾，有原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原七月派诗人艾青、胡风、田间、绿原、邹荻帆等，以及延安解放区诗人何其芳、贺敬之、郭小川、厂民等，甚至还有国民政府高级将领冯玉祥。《诗创作》有自觉的“抗战诗歌美学”追求，其“抗战诗歌美学”是实践中的诗歌美学，出场路径是在“抗战”和“诗”的两条路径上展开的。《诗创作》的创刊、运营都是在“文协桂林分会”的影响下进行的，并与其他诗歌刊物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构建起“抗战诗歌共同体”。
一、《诗创作》“抗战诗歌美学”的出场路径
《诗创作》“抗战诗歌美学”是实践中的诗歌美学，其出场是在“抗战”和“诗”两条路径上展开的，两者统一于抗战实践中，它不仅是诗歌的“认识论”，也是诗歌的“实践论”。在诗歌的“认识论”上，它必然包含着对以往诗歌的清理、反思并与之对话，这种清理、反思并与之对话的对象是抗战以来的新诗、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诗，乃至可追溯到新诗产生之前的中国传统旧体诗，《诗创作》抗战诗歌美学着力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诗歌“在场性”。
（一）《诗创作》创刊前后桂林的诗歌生态
第一，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全国各地诗人汇聚桂林。处于大后方的桂林由国民党桂系控制，相对民主、开明。郭沫若、胡风、艾青、彭燕郊、黄宁婴、陈残云、芦荻、李育中、鸥外鸥、韩北屏、穆木天等抵达桂林，一时间“桂林文化城聚集了700多人的诗歌队伍”①，这为诗歌繁荣提供了可能。第二，抗战以来桂林已有众多的诗歌刊物，如《拾叶》（1938年创刊）、《顶点》（1939年创刊）、《诗》（1940年在桂林复刊），其他文艺报刊也常有诗作发表，如《抗战文艺》《文艺前哨》《文艺生活》《文艺杂志》《创作月刊》《文学报》《文学创作》《青年文艺》《人世间》《明日文艺》《艺丛》《大千》《文学杂志》《当代文艺》，以及《救亡日报》副刊“诗文学”、《力报》副刊“半月新诗”、《广西日报》副刊“南方”、《大公报》副刊“文艺”等，这为抗战诗歌的发表提供了阵地。“出現了无报不有诗、无刊不登诗的异常活跃的诗歌创作的崭新局面”②。第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成立，为桂林文化发展起到催化作用。“1939年7月4日，桂林文艺工作者在南京饭店集会，成立了由艾芜、艾青、李文钊等二十三人组成的‘文协’桂林分会筹备委员会”③。筹备会之后宣称：“桂林文艺工作者，为求抗战文艺运动更广泛地展开，为求创作与理论更进步，为求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培养，为求前方与后方，国内与国外文艺工作联系之密切，一致迫切地感到在这西南抗战中心的桂林，有成立文协分会的必要，现正积极筹备，期于最短时期内成立分会。”④10月2日，“文协”桂林分会宣布成立。这为凝聚桂林文化界力量共同抗日起到“联合战线”的作用。《诗创作》的社长李文钊，主编胡危舟、阳太阳、陈迩冬，都是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成员，李文钊不仅参与了“文协”的筹建，还被推举为“文协”的领导人之一，胡危舟曾任“文协”理事，《诗创作》是“文协”桂林分会影响下的一份诗歌刊物，是抗战文艺运动的组成部分。
（二）《诗创作》“抗战诗歌美学”的出场路径选择
《诗创作》抗战诗歌美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抗战性”。其代发刊词《诗底时代》可以看到“诗”对抗战介入的意图：
不错，我们的时代是动荡的。但，这正如苏联十月前后一样，并不妨碍诗人写诗，而且正适于孕育最伟大的革命诗人，使诗获到空前的发展。不是吗？在我们的时代里，屠杀和反抗，轰炸和建设，掠夺和生产，追逐和流亡，幻灭和希望，生和死，火和血，在前线，在后方，在每一个角落都矛盾着;但这些每一个激动的事变交织成的我们的现代的斗争的生活，不正给予我们的这时代的诗以更丰富的内容，更活跃的生命吗？什么时代蕴育过这么多的矛盾？什么时代变动得这么剧烈？假如我们承认诗原是产生于大众的，其后才由民间走进庙堂，则真正能把诗回复到大众来的当是这个时代。因为在这剧烈的民族解放的斗争里，大众已经起来创造他们自己的时代了。
朋友们，我们勇敢地，积极地，精密地努力创造吧，在这伟大的“诗底时代”！⑤
这篇由《诗创作》的社长李文钊所写的代发刊词，概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动荡的”“矛盾着”的，其表现为充满“屠杀和反抗，轰炸和建设，掠夺和生产，追逐和流亡，幻灭和希望，生和死，火和血”等冲突，李文钊认为“时代”是“诗底时代”，“诗”是“剧烈的民族解放的斗争”里的“诗”。这个时代是“真正能把诗回复到大众来的”时代，并敏锐地把握到“大众已经起来，创造他们自己的时代了”，作为大众中的一分子、时代的代言人，诗人需要以诗的方式投身参与到时代运动中，并号召诗人“勇敢地，积极地，精密地努力创造吧，在这个伟大的‘诗底时代’”。
胡危舟认为“诗人是警报钟的击打者，诗是一个为现实所需求的洪亮的声音”。凡是有碍诗歌“抗战精神”发扬的论调，在《诗创作》中都得到了及时批驳或澄清。而这些妨碍抗战的诗歌观点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不恰当地强调“诗与自然”的关系，二是对个人“才子气”的追求。《诗创作》对这两点都做出了严正的批评。在民族生死攸关之际，把诗人的关切引向“诗与自然”的关系，这在客观上有分散抗战注意力之嫌。《诗创作》第9期发表的《论诗八题》，其中第一题即《诗与自然》，作者吕亮耕认为：“诗与自然有着永远纠缠不清的血统关系，观察自然，描写自然，差不多成了古往今来每一个诗人诗生活实践中的必要课题，没有疑义，诗人必须向自然去讨教，向自然去亲热，才能美化他的诗篇，也唯有如此才能丰富他的诗生活。”讨论诗与自然的关系，只是吕亮耕“论诗八题”中的“一题”，其他的七题还有《诗的语言》《诗的素描》《诗的韵脚》等，可见作者的“诗论八题”是在谈作诗的技艺。如果不是在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全民抗战情势下，“诗与自然”的上述讨论自有其道理，本也无可厚非，但在抗战峻急情势之下，抛开“抗战”来讨论诗是不合时宜的。评论家林焕平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并给予揭露和批判，他指出现实对诗歌的要求：“我们现在需要描写抗战建国的实际生活的诗，我们现在需要歌唱中华儿女的英雄主义的诗。我们现在需要暴露敌人罪恶，汉奸丑态的诗。我们现在需要从今日豫示明天的诗。”⑥
有效介入抗战现实的诗歌必然具有“人民性”，而与人民性相对立的“才子气”，作为一种不良诗歌风气，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有所显现。胡危舟批评那些“才子底气质”，并指出“有一些你唱我和，应时应景的诗作，是充满着‘新才子’的风度而傲慢地出现的，因为他们需要以这一风度来卖弄才情，和点缀单调、空虚与无聊的生活”⑦。作者发出这样的质问：“以自己孤芳的，苍白与破碎的知识分子的风貌，也能猎取‘人民诗人’的桂冠么？”胡危舟主张“艺术”与“思想”二者融为一体，他既反对漠视抗战思想的“纯诗”，也反对无视诗歌技艺的“口号诗”。他写道：“有人说，‘宁可失败于艺术，却不要失败于思想。宁可服役于一个适合于这时代的善的观念，却不要妥协于艺术。’在这一观念与艺术二元论的影响下，于是‘纯诗’与‘口号诗’各趋极端地嚣张起来。”⑧胡危舟反对割裂“思想”和“艺术”，只有把二者融为一体，把诗歌“艺术”融入抗战“思想”之中，使诗更有力量为抗战服务，才符合时代需要的“好诗”要求。
胡危舟非常重视诗歌的艺术探索，他对于“大批浮泛的概念的叫喊”不以为然，并反问道：“大批浮泛的概念的叫喊是抗战诗吗？可惜我们的美学里还没有篡入这种抗战美。”他主张建立起新的诗歌观念，他倡议：“让我们建设一个诗底新观念——今天的诗是新鲜的，年青的，乐观的，自由的，革命的，创造的，人民的，语言的，自然律的。”⑨胡危舟意识到诗的文字表面与诗的深层义理的同一与悖反，“诗底表面应该是人民底熟稔的动作，诗底背后应该有真理底推动力。”“诗，是真理底圆心与周围。”⑩胡危舟看重诗的文字表面背后的“诗哲学”，把诗与真理结合起来，扬弃诗歌文字表面的意义，直达“诗心”，这就使得诗从芜杂的“表象”提升到诗的真理性。在诗的真理性上，诗是一个有生命的自洽体，他举例说：“像人有着思考的脑子，有着透视事物的眼睛，有着发表意见的嘴巴，和有着需求永远跃进的脚一样，诗也有着这样的脑子，眼睛，嘴巴和脚。诗的存在，就是人类四肢五官的存在。”既然诗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活体存在，那么以“浮泛的概念”强加在“诗”身上，阻滞了诗的生命力的发展，是不可取的，“抗战美学”是需要融化为“诗”的，为“诗”所接纳的“美学”，尊重“诗”的存在规律和结构法则才能行得通走得远。
胡危舟在考察了“诗”与“歌”区别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了新诗应该放弃对音律的追求这一观点，他声称：“主张放弃诗歌韵脚，以生长出诗的真正的内涵。”11他对“诗”与“歌”做了如下区分：“歌”是讲究音律的，“诗”只有放弃音律，才能摆脱一切束缚诗的形式，生长出属于自己的最恰当的“诗生命”形式。胡危舟把旧诗的衰颓归结为“靠外在的音节”“按谱而填字”，并认为古诗“再不能满足我们这一追求革新为生活命题的时代”。胡危舟对诗的“外在音节”的放弃，是对束缚新诗的外在形式的一种解放。
《诗创作》“抗战诗歌美学”是在特定的出场语境下，自己选择自己的出场路径，这既是时代的召唤，又是诗歌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是抗战新阶段与中国新诗发展新情势的共同需要。
二、《诗创作》“抗战诗歌美学”的呈示形态
《诗创作》是抗战期间发表诗歌最多的刊物之一。其“抗战诗歌美学”渗透在刊物的选稿、编排上有三个特点：一是适应于时代需要的专号、专辑的出版;二是在长诗、翻译等方面对诗歌艺术的探索;三是重视刊物的封面、插图等可视元素。《诗创作》在出版的19期中，总共发表诗歌412首。其中创作300首，占全部诗歌的72.82%;翻译141首，占全部诗歌的27.18%。此外还发表了评论85篇，平均每期4.5篇。《诗创作》是抗战时期创作、翻译、评论并重的有特色的诗歌刊物。如表1所示：
表1：《诗创作》创作、翻译数量表
注：从第12集开始，长诗《范筑先》分3期连载完，只统计第12期，第13、14期不再另计长诗数目。
（一）《诗创作》专辑：时代热点的回应
《诗创作》本身产生于时代的抗战呼唤，它密切关注抗战进程，配合抗战重大事件，组织纪念专辑、刊发纪念文章。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在第5期开篇刊载了《鲁迅氏的旧诗》，这是全国鲁迅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在重庆，“文协”、中国文艺社等八个团体联合举办“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晚会”，冯玉祥、郭沫若、曹靖华、孙伏园等各界名人出席。《诗创作》的鲁迅纪念活动是抗战文化活动中的一件大事，起到凝聚文化界力量，坚定抗战信心的作用。《诗创作》第6期组织了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专辑。在编辑说明中，胡危舟这样写道：“是给周作人之类想一想：难道離开北平比离开日本还困难吗？”诗歌专辑的编排也是一次诗歌行动，是诗歌介入现实的一种方式。
《诗创作》发表的冯玉祥先生的诗：《“九一七”十五周年纪念》，是《诗创作》对“九一八”事变的纪念，可以看作《诗创作》对“抗战现实”的基质底色的坚守，诗中写道：
抗倭四年半，
倭寇已经力衰疲，
我们更要振作精神，
团结到底，
奋斗！奋斗！
努力！努力！
为完成中国革命的全功，
为争取民族自由与独立！
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
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三十.九.一七
冯玉祥这首诗所标注的写作时间是1941年9月17日，是在“九一八”纪念日前夕所作，作者回忆了十五周年以来的艰苦抗战，号召“团结到底”“为民族独立与自由”而努力奋斗，鼓励大家“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诗创作》“纪念为真理而抗战的友邦苏联”，发表了《十月》《让影子向着光明狂舞吧》两首诗，以此彰显国内抗战的“真理性”“正义性”。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诗创作》及时组织了“不准侵犯苏联”专辑，在这个专辑下总共刊登了五部作品，分别是：《中国诗歌界致苏联诗人及人民书》《列宁城的广播》《莫斯科依然雄壮地自豪地举着红旗》《援助苏联，扑灭纳粹》《不准侵犯苏联》。在《中国诗歌界致苏联诗人及人民书》中，把中国人民的抗战与苏联人民抗击德国的侵略联系起来，呼吁两国人民“手携手地打击人类中的丑类——那东方西方的野兽吧”。
对时局关注是《诗创作》始终坚持的做法，这自然为诗歌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也是对作者的有效引导——关注时代精神、关注时代里的人的命运，这就有效地抵制了“诗歌八股”，每一件国内外与“抗战”相关的大事件，在《诗创作》中几乎都得到了回应，它也是以诗的形式介入抗战现实的。
（二）《诗创作》的艺术探索：“长诗”“译诗”与“诗论”
能否登载长诗是区别于专门诗刊与一般文艺报刊的标志之一，“长诗”的大量刊载是《诗创作》的一个特色。这显示了诗歌自身克服了抗戰初期“急就章”式的短制、粗糙的状况，开始注重诗歌艺术探索。《诗创作》总共刊载43首长诗，这些“长诗”一般在百行以上，最长的一首是由臧克家所写的《范筑先》，这首诗长达5000行，在《诗创作》上分3期才连载完。《诗创作》还出版了“长诗专号”（第11期），共刊登了长诗14首，包括艾青《赌博》、田间《她也要杀人》、陈迩冬《黑旗》、韩北屏《鹰之妻》等。胡危舟对长诗有一种自觉的态度，他说：“我们抱着这是自诗歌运动以来，一件大胆的新工作的尝试态度。”《诗创作》“长诗专号”就是一件“大胆的”“新工作的尝试”，在抗战诗歌史上有重要意义。
《诗创作》中这些长诗，从主题上看有以下三类：一是歌颂民族抗战的现代“英雄史诗”，如《范筑先》，这首诗是抗战诗歌中最长的“长诗”之一，作者后来回忆道：“我并没有把他当个英雄来写，而是当一个人来写的。……他为现实所决定，但他也把握了现实。”12二是记录抗战场景，长诗《正午》记述抗战队伍向前线挺进，表达了这支队伍钢铁般坚硬的抗战意志。三是从历史中寻找抗击侵略的英雄事迹，长诗《黑旗》就歌颂了历史上“黑旗军”的英雄精神和爱国情怀。这些“长诗”在每一期重点推出，增加了《诗创作》这本刊物的厚重和丰富，并在时代精神和艺术诗歌两方面，都发展了中国叙事诗的现实主义传统。
《诗创作》还有意提倡“译诗”，《诗创作》共发表译诗112首，占《诗创作》全部诗歌412首的27.18%。《诗创作》还专门组织了“翻译专号”，刊登了译自俄苏、美、英、法、日等国的诗，俄苏在国内革命与抗击法西斯侵略等方面与中国相似，因此对俄苏诗歌格外青睐，介绍得最多：普式庚（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莱蒙托夫、雪夫兼珂等多位诗人都被《诗创作》重点推介过。普式庚的《欧根·奥尼金》（第七章）被别林斯基誉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并且是至高无上的民族性的作品”13。这首诗对抗战时期中国“民族性”的凝聚有很好的启发作用。雨果的《傍一八一三年在浮杨汀修道院所经过的事情》、B.洛西享的《大森林中的小站》、福斯太凡里的“苏联乔治亚史诗”《蒙虎皮的武士》，这些诗在思想性和艺术方面都可以为中国诗人提供借鉴，也为中国读者提供异域的诗歌养料。正如主编胡危舟所言：“在一切外文书刊将要绝迹的中国，‘翻译专号’的意义，可能更大些。”14“翻译专号”的出版，为中国诗人与读者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
“诗论”是《诗创作》的另一个特色，主编胡危舟非常重视诗论，他强调“自己的诗应该是自己的诗论”。《诗创作》几乎每期都刊登诗论，这些诗论的作者不仅有国内诗歌工作者，还有国外的诗人、诗歌评论家。在第15期诗论专号上，有胡风的《涉及诗学的若干问题》、茅盾的《〈诗论〉管窥》、力扬的《我们的收获与耕耘》、黄药眠的《论诗底美、诗底形象》等，以及詹姆孙女士的《二十世纪英美诗人论》、C·Day·Lewis 的《论讽刺诗》等。其他各期上重要诗论还有：胡风的《四年读诗小记》、艾青的《诗的形式》（3-4期）、钟敬文的《诗的话》（3-4期）、王亚平的《诗的感情》（10期）、徐迟的《〈朗诵手册〉选钞》（10期）等。在诗的主题、诗的情感、诗的形式、诗歌结构、诗歌语言方面，都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充实了“抗战诗歌美学”的内容，为抗战诗歌繁荣提供了理论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胡危舟的《新诗短话》，陆续分六次在《诗创作》上发表，作为刊物主编的胡危舟，他的《新诗短话》自然带有非常强的针对性，那就是针对大量的诗歌来稿而言的，因此他的这些诗论，更像是“改稿札记”，这既可以看作是《诗创作》刊物的“投稿指南”，也可以看作是读者的“诗歌导读”。
（三）《诗创作》的“诗—图”关系
《诗创作》非常重视装帧设计，邀请了余所亚、阳太阳、温涛、珂琪等当时著名的美术家担任封面设计或提供插图或插画等。作为《诗创作》另一位主编的阳太阳，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当时有名的画家，他曾经是中国第一个重要的现代美术社团“决澜社”的成员，其画风洋溢着强烈的现代艺术气息，《诗创作》第12—14期封面即采用阳太阳的画作，画面是两只并肩的海鸟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勇敢飞翔、搏击风浪。画面充满力的动感和诗的象征。阳太阳的画作以其先锋性给《诗创作》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力，带给抗战勇士同仇敌忾的鼓舞力量。余所亚、温涛、珂琪在漫画、木刻艺术上也颇负盛名。第15期上有温涛刻的《印·泰戈尔像》《美·休士像》;第16期有《英·裘莲蓓尔》《英·拜伦像》;第17期有《英·雪莱像》《俄·莱蒙托夫像》;第19期是珂琪刻的《波兰·史洛瓦基》等。第19期还专门请了梅一装帧设计，包括封面画在内，这一期共展示9幅图画。这些封面、插图是《诗创作》“抗战诗歌美学”在视觉上的呈现，与诗歌内容有很强的互文性。《诗创作》封面画、插图选用的木刻较多，木刻被视为“绘画上的现实主义的一种艺术运动”15。这使《诗创作》在美观的同时，又不失其沉郁顿挫的力量，这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诗歌所描绘的抗战氛围，大大提升了《诗创作》的可读性，也扩大了《诗创作》的传播和影响。
三、《诗创作》与“抗战诗歌共同体”
《诗创作》创刊之际，“七月诗派”阵地《七月》已经停刊，而重庆、延安的诗歌刊物因其政治意识形态的鲜明，互相难以兼容，在这种情势下《诗创作》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诗歌刊物，在某种程度上它还相当于一个全国性的诗歌组织。《诗创作》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做到出刊“不脱不误”，成为全国诗歌界的一面旗帜，是“抗战诗歌共同体”中的重要环节。
（一）《诗创作》与作者、读者的关系
在“作者—编者—读者”之间，围绕着《诗创作》月刊，建立起了一个“抗战诗歌共同体”，《诗创作》第2期《编后杂笔》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诗歌共同体”的自觉意识，这里写道：
敬礼！向那些行方未名的诗歌工作者！
敬礼！向全国爱护我们的作者与读者！
最敬礼！向今天——祖国的七月！
《编后杂笔》分别用三个“敬礼”，分别向“诗歌工作者”“爱护我们的作者与读者”“今天——祖国的七月”表达敬意，尤其是对“今天——祖国的七月”使用的“最敬禮！”。“七月”即全民抗战的代名词，是统领“诗歌工作者”“爱护我们的作者与读者”的最高精神。这不仅表明了编者对当时抗战神圣性的“崇敬”，而且更重要的是编者以其神性的劳动，建立起了统一于“抗战”的“诗歌共同体”。
《诗创作》非常关心作者，主编胡危舟在刊物创办之初物质上极端困难的情势下，采取“稿费不定制”，即对于急需稿费的作者发给稿费，其余则不支付稿费。经营稍一好转，马上就对全部作者发放稿费，而且“优稿优酬”。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不断提高稿酬：“诗每行两角至五角，文每千字十二元。”即便是这样，胡危舟仍然担心诗人们的生活，他在《编后杂笔》中写道：“但不知道区区的大饼钱，对诗人能够饱腹多久呢！”这体现了编者对于诗人的同情和具体的帮助。
《诗创作》中的《编后杂笔》栏目，是刊物的编者与作者、读者的对话，它是“编者—作者—读者”沟通交流的一个公共空间。《编后杂笔》的内容大体上有四方面：一是编者的说明、声明。如开本式样的更改、定价的提高。此外还有对抄袭侵权、用稿态度的声明。《诗创作》坚持“好稿主义”：“不论作者的有名无名，熟悉或否，也不管投稿人写来了千言的长信（如果是指示我们的意见，当然欢迎）或托编者的朋友介绍，一律都只能感激他们的好意，而不当的发表与否的标准。”二是编者向作者、读者的致歉，如邮途耽搁、发表推迟等，甚至封面设计因印刷困难彩色改单色，也会向设计者致歉。三是约稿和预告。对长诗专号、评论专号都利用《编后杂笔》提前约稿。对重要内容提前刊登预告。如对翻译专号、郭沫若五十寿辰专辑的预告，这使读者对下期内容有一个了解，也能激发读者的阅读期待。四是“怀念和慰问”。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诗创作》“向港，沪，以及南洋一带的诗歌同志与文化界朋友，致最深的怀念和慰问，并盼早日脱险！”这些编后语，每一篇的末尾都有一个署名：“（舟）”，这都是编辑胡危舟亲自所写，这不仅体现了文责自负的精神，还有一种朋友之间谈天式的温婉，为《诗创作》营造了“抗战诗歌”的精神空间。
（二）《诗创作》与其他刊物的共生关系
《诗创作》与其他诗歌刊物、文艺刊物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经常为其他诗歌刊物、文艺刊物发布目录、登载诗坛信息。有许多诗歌刊物的主编、编辑本身就是《诗创作》的作者，共同参与了“抗战诗歌美学”文艺运动，促进“抗战诗歌共同体”的发展。
在桂林复刊的《诗》“想通过诗刊来帮助抗战，来推动抗战诗歌的发展”，就属于《诗创作》的“兄弟刊物”，它的编辑婴子、周为、胡明树以及后来参与编辑工作的韩北屏、鸥外鸥、洪遒都是《诗创作》的重要作者。《文艺生活》的编辑司马文森、《文艺杂志》的编辑端木蕻良、《人间世》编辑周钢鸣、《半月文艺》编辑张煌、《诗丛》主编晏明、菲北、《诗垦地》主编曾卓、邹荻帆、姚奔等，以及延安《晋察冀文艺》编辑田间等，都是《诗创作》的重要作者，这也是《诗创作》与这些文艺期刊保持着良好关系的明证。
《诗创作》还连续几期为胡风编辑的“七月诗丛”做“预告”，不仅为已出的诗集《向太阳》《为祖国而歌》做广告，还对即将出版或正在排印的《旗》《给战斗者》《无弦琴》《我是初来的》《为着未来的日子》等每本诗集，作了介绍、说明和评价，比如对排印中的《给战斗者》这样介绍：“战争以来的作者短诗底选集。共分五辑，说明了作者斗争生活底发展，战斗情结底发展。通过这，我们能亲切地从一个角度上感受到人民大众底精神觉醒底状态和路向。”对即将印刷的以及尚在编辑中的诗集也直接给出了诗集名字、作者以及编辑状态，如“《队长骑马去了》……天蓝，即出”，甚至还没有想好题目的诗集，也以“题未定、编中”为说明做了预告。这些广告与《诗创作》上所登载的诗有很强的互文性，而“七月诗丛”的很多作者，本身就是《诗创作》的作者。
结语
《诗创作》是抗战时期国内影响力最大的诗歌刊物之一，积极参与了抗战文化建设以及诗歌艺术的探索，在抗战诗歌创作、翻译、评论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其组织讨论了一些重要的诗歌美学话题，给全国诗人、读者开阔了视野，“抗战诗歌美学”校正了新诗自诞生以来的欧化倾向，在抗战现实与读者现实的制约下，中国新诗大众化问题，也得到了根本的解决。《诗创作》在诗歌发展中的使命意识，即立于“诗歌前沿”，并保持诗歌探索的“先锋性”。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与敌人疯狂的轰炸中，“不误不脱”完成19期的出版、发行，销量达“数万”，得到了当时全国诗歌界的认可。这样一份有重要影响的诗歌刊物，由于兵燹战祸，当年刊物存世极少，即使是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目前也只收录了第1-17期，缺第18、第19期。就已经收录的这17期来看，也是纸质差，透字模糊，难以辨识，给研究者带来很大困难。致使《诗创作》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少见。更有甚者，一些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连《诗创作》的目录都没能收全。《诗创作》是整个抗战诗歌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其“抗战诗歌美学”的新探索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应该长久地被学术界忽视甚至遗忘。
【注释】
①②黄绍清：《略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诗歌创作》，《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③张红：《“文协”桂林分会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广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④《成立文协桂林分会宣言》，《救亡日报》1939年7月9日。
⑦⑧⑨⑩15胡危舟：《新诗短话》（续二），《诗创作》第15期。
⑤李文钊：《诗底时代》，《诗创作》第1期。
⑥林焕平：《论诗与自然及其他》，《诗创作》第11期。
11臧克家：《〈古树的花朵〉的写作》，见《臧克家全集》第12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第5页。
12易漱泉、曹让庭、王远泽等选编：《外国文学评论选》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387页。
13胡危舟：《编后杂记》，《诗创作》第6期。
14李桦：《木刻运动三十年》，《新华日报》1943年10月16日。
（张厚刚，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聊城大学文学院）
作者：张厚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