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东西部知识经济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科技合作是提升民族地区科技实力的有效手段。在研究科技合作的文献中，研究民族地区区域科技合作的文献较少，对现有科技合作理论、合作模式进行归纳和梳理，可以对民族地区开展区域科技合作提供指导和借鉴，同时也能引起学者们对民族地区科技合作的关注。
东西部知识经济论文 篇1：
三农问题之农民收入的区域差异
[摘 要] 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其中，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由于经济、文化、政策因素的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农民收入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应结合各自的自然、区位、产业条件，制定不同的策略促进本区域农民增收。同时，还要通过培育新一代农民、推行税费改革、维护农民合法權益、构建三元社会结构等措施，进一步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发展，为农民增收创造长效持久的有利条件。
[关键词] 三农问题；农民收入；区域差异；区域经济；三元社会结构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以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而津津乐道[1]。殊不知，中国是用占世界40%的农业劳动力养活了占世界10%的非农业人口，因此，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仍旧是发展的重点。中国东部表现出经济繁荣、高速发展的一面，而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不少人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离不开“三农”问题的解决。其中，农民收入问题又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探讨农民收入的区域差异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农民收入现状
——东中西部农民收入不平衡
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农民在收入上存在差距是客观必然的。然而，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攀升，这种收入差距却在进一步拉大。在现行条件下，反映农村区域差异最敏感的指标是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一是东中西部农民人均年收入差距较大。据《中国农业年鉴2014》统计，2013年我国东部地区农民年人均收入是12052.1元，中部地区是8376.5元，西部地区是6833.6元。三地区农民收入差距相当明显。二是各省区市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明显。2013年东部农民人均年收入最高的上海为19208元，而人均年收入最低的甘肃只有5108元，前者是后者的3.76倍，绝对差距达到14100元。甘肃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是上海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26.6%。三是收入差异表现在各县（市区）之间。据《中国农业年鉴2014》统计，广东省东莞市2013年农民年人均收入27214元；而山西省临县2013年农民年人均收入为3488元[3]。两县相比，前者是后者的7.8倍，后者只是前者农民人均收入的12.8%，两县农民收入差距悬殊。再者，从全国贫困地区的分布状况看，贫困县和贫困人口集聚在中西部，全国592个贫困县，中部208个[4]，西部307个，约占总数的87%，6500万贫困人口约有80%以上集中在中西部。与此同时，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异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1986年东、中西部收入差距为1.80：1.10：1，1993年扩大到2.89：1.20：1。因此，不管从哪项指标来看，东中西部的差异都是显而易见，且呈扩大趋势。
二、成因探讨
区域间农民收入水平差异不断扩大，是历史、自然以及经济社会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历史因素只是决定了先天条件，而区域间农民收入差异扩大主要是受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等因素变化的影响。多年来，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农民收入水平差异的根本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因素
1. 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是影响收入差距的初始因素。我国的农业生产是传统式的，生产过程强烈依赖当地的水、热、土、光等条件。东部地区气候条件好，光热充足，降水量大，土壤有机质高，且地形多为平原。同时便利的交通，也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当地经济发展繁荣，农民收入增长也迅速；而中西部则多高原、盆地、戈壁，土壤肥力低，同时远离海洋、降水量少，自然条件远远逊色于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农民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自然也就导致了收入的差异。
2. 各地区农村所处的不同经济环境是导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工业、服务业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城镇辐射和带动着周边的农村，体现在信息、人才、资金、技术、设备等各个方面。因此，东部农村比中西部农村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多的发展机会及更好的发展条件。
3. 各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不平衡影响着农民收入。工资性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部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是这部分收入的决定因素。实际上，农民非农产业的收入主要取决定于农村工业发展水平。东部地区的农民就业形式主要是就地进入乡镇企业，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就业形式则表现为外出务工。全国农村平均非农就业比重为30%，但东西部地区之间极不平衡。东部地区非农就业比重为37.47%，中部为26.69%，西部为20.01%[2]。乡镇企业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运作，需要较好的市场环境。远离市中心和交通干线的地方不利于发展农村工业。这些地方的剩余劳动力，往往采取外出务工的办法进入非农产业，但并不是所有剩余劳动力都乐于外出打工。因此，那些既没有非农产业，又少有人外出打工的中西部偏远地区就成为最落后的贫困地区。可见，非农产业发展迅速的地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就高；而在中西部地区，依靠外出务工则很难实现收入快速增长。
4. 粗放与集约的农业增长的不同方式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近年来，东部地区已经走上了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集约发展道路，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而中西部地区仍未完全摆脱粗放式发展模式，虽然依靠开发自然资源换得了一定的发展速度增长，但经济发展效益仍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
（二）文化因素
1. 东西部农村教育发展不平衡，人力资源状况存在巨大差异。经济发展与教育水平密切相关，教育发展的地区间不平衡导致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域差异。2000年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北京为9.38年，最低的西藏只有2.91年；而同期，北京农民人均纯收入为西藏的3.46倍。可见，东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差别直接导致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别。
2. 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不同的地域文化影响着农民的价值观念。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容易满足，普遍存在着“小富即安”“等靠要”“轻商重农”“得过且过”的思想，主动规划人生发展方向意识不强，往往选择听天由命。这也是造成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水平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政策因素
改革開放以来，国家在投资、财政、金融、工资等方面对沿海地区实行政策倾斜，使东部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直接或间接受益。这为东部地区农村实现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阶段性转变创造了条件。这种自然加上人为的因素[1]，使地区间收入差异扩大。
三、增加农民收入的出路
正因为中国农村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思考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对策便成为当务之急。基于不同的区位条件和发展程度，东中西部应结合不同的自然、区位、产业基础，各自走出一条切合实际的发展道路。
（一）东部地区应立足现有发展基础，进一步放开思路，充分利用区位经济优势提高农民收入
1. 从农业本身出发，建立外向型产业结构。东部地区与国外市场经济联系较多，再加上地处沿海，建立外向型产业结构优势明显。
2. 积极稳妥推进沿海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建设。一是选择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发展方向。在东北平原产粮区辽宁省实行“粮、牧、企”并举的经济发展方向，保证粮食主产区地位。东北平原产粮区存在农业增产与农民及地方财政增收的矛盾、农产品产出量大与加工能力滞后的矛盾。而实行“粮、牧、企”并举有利于实现产业链条间的有机衔接并提高全区的农产品商品化率和农业投入回报率；充分发挥东北平原产粮区区位优势，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发展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和农民素质，加快东北平原产粮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加速东北平原产粮区市场化进程，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从而提高全区农业比较优势，增加农民收入。
重视黄淮海平原棉花生产，巩固该棉区的优势地位。受耕地和水资源约束，黄淮海平原近年来棉花产量下降，棉花生产成本增加、比较利益降低，导致棉农种棉积极性下降和棉花生产萎缩。为保持棉花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应理顺棉花产购销体制，建立国家棉花专项储备资金，扩大棉花储备能力。同时，还应为棉花生产提供种植方面的技术支持，建立、规范质量检测制度，支持棉农生产合作组织的建立及发展，促进黄淮海棉区的长远发展。
南方地区应进一步巩固好商品粮基地。南方地区拥有多个商品粮基地，农林牧渔各行业在全国均占有举足轻重地位。今后应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充分利用发达的工农业基础，巩固提高以商品粮为主的农业综合生产基地；充分发挥沿海、沿江优势，提高乡镇企业水平，发展外向型经济；加强洪涝灾害和山区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消除农业发展障碍，加快把本区建设成为现代化农区。二是开放市场，打破垄断与地区封锁。允许民间资本、外资企业等多种主体进入市场各个环节，进一步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拓宽投资渠道，研究制定吸引社会各方面投资的政策，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形成专业、高效的产销体系，实现农业产业化。三是开发农业的环境价值和文化价值，赋予农业现代化产业功能。东部地区农村的市场经济环境优良，城市居民环境意识较强，不仅追求物质丰富，而且精神品味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农业逐步从满足吃穿等物质消费需求的老农业观念，发展成为既能满足吃穿，又能满足观赏、休闲、娱乐、美化环境等文化消费需求的新农业观念。因此，东部地区发展生态农业极具潜力。四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环境保护已引起全国各地的普遍重视。东部地区更应进一步提高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意识。不仅将环境保护作为提高生活质量的保证，而且要把环境产业培育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中西部应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契机，逐步缩小与东部的差距
加快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应遵循以下政策选择：
1. 产业政策。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农业在中西部地区国民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提高中西部农民收入必须立足于农业本身，走出一条高效、特色的产业化发展道路。
然而，由于各地区农业生产环境不一，还应注重区域差异。
（1）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促进中部传统农区农民收入增加的现实选择。21世纪，中部传统农区将成为我国的重要经济增长点，要发挥粮棉、油、肉等农产品生产优势，加强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提高农产品加工增值水平，大力发展农区支柱产业；坚持把科技进步摆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积极推进农业革命，全面实施科教兴农，加快农业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要重点发展若干中心城市，发挥中部地区联结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的桥梁作用，增强中部区域经济整体实力。
（2）发展节水农业是西部地区的首要选择。西部旱作农业区经济落后，基础设施简陋，生态环境也比较脆弱，实现旱作农业可持续发展是西部农业大开发的关键。一是发展生态型产业和特色优质农、牧、果商品生产及加工。发挥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进一步调整农业结构，如发展西北干旱区生产的棉花、番茄、枸杞、红辣椒、葡萄、哈密瓜、香梨等名特优产品。二是推广新技术，加快向现代农业过渡。由于本区水资源紧张，要优先发展节水农业，在示范点实施农田耕作保墒，滴灌、喷灌及雾灌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此外，还可推广地膜覆盖，在干旱时期减少水分蒸发。
（3）青藏高原推行以特色农业为发展方向的经济战略。青藏高原是世界农业地理的独特区域。辽阔的土地面积、罕见的海拔高度、起伏剧烈与变化多端的地表形态、垂直与水平变化明显的生物气候环境，极大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5]。因此，青藏高原农林牧业要实现繁荣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战略。畜牧业发展方向是：要变传统放牧畜牧业为季节放牧畜牧业；建立区际意义的毛、肉、乳等商品畜产品生产基地；推行主要商品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一体化的“公司+家庭牧场”经营模式。林业发展方向是：经营防护林与用材林并重，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强化防护功能；巩固与扩大木材生产基地，重点发展木材加工与综合利用，实行“公司+林场”模式的原木生产、加工、流通一体化经营。种植业发展方向是：以粮食生产为主，因地制宜扩大油料与草料生产；提高作物单产与扩大面积并重，建立区内商品粮食生产基地与商品粮食主产区，提高粮食生产自给水平；因地制宜建立草料生产基地，为放牧畜牧业现代化奠定充足的人工草料基础。
2. 扶贫政策。中西部地区要把扶贫工作当成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并加以落实。目前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深山区、石山区、沙漠、高山和地方性疾病高发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差，有的甚至连基本生活、生产条件都难以保证。我国农村的扶贫政策应注重把握以下原则：一是以开发式扶贫代替救济式扶贫。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使用扶贫资金关键是要促进贫困地区的产品开发、资源开发、科技开发和人才开发[6]。二是要把解决中西部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放在首位。三是大力改变生产条件，改善生态环境。要把资金投入与农民苦干实干相结合，加强农田基本建设，逐步改变生产条件。坚持因地制宜。要区分各地的不同情况，实施区别对待。四是加强智力扶贫。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是治贫致富的根本。[6]要认真贯彻计划生育和义务教育政策，同时要重视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鼓励农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新的天地。
3. 投资政策。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东部地区应适当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给予西部地区应有的支持。在投资方面，国家应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农村的资金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财政用于中西部农村的各项政策性投资应主要通过农业发展银行逐一落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挪用，确保农民的切身利益不受侵犯。
4. 东西部地区合作政策。尽管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程度不一，但是各地区可以通过团结合作，从而使优势共享、优势叠加，达到最大效益。
（1）坚持优势互补、扬长避短、平等互惠、共同发展的合作原则。合作项目和合作领域的选择，要有利于发挥东部和中西部扬长补短，形成强大的发展合力[6]。
（2）合理规划，积极引导，推动东部地区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东西部合作需要政府推动，国家应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对东中西部农村的产业布局进行统筹规划，引导东部地区的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并鼓励东部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以更大规模打入国际市场[6]。
（3）典型示范，逐步推进。东西部合作既要抓住机遇，积极发展，又切忌急于求成[6]，应在中西部地区选择一些条件较好，适合培育区域经济发展极的地区作为东西部合作的示范区。通过典型示范，逐步推进东西部合作。
（4）因地制宜，形式多样。东西部合作要从项目实施区和合作双方的实际出发，通过认真的协商论证，采取多种合作形式[6]，如资源开发、联合开发、合作建厂、技术服务等，努力营造良好合作环境，逐步缩小東西部地区差异。
四、普遍意义的发展途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蕴含着普遍性的规律。东中西部的农村发展虽然程度不一，但也存在着共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对缩小东中西部农民收入差异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一）培育新一代农民，把农户从单纯的生产主体转变为合格的市场主体
1. 培养21世纪的现代农业接班人。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农民基本都选择了外出务工，“民工潮”有增无减。长此以往，不利于培养新型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长久之计。
由知识经济唱主角的现代农业，最需要的是能够系统掌握丰富知识、善于现代化经营的农民企业家。他们能够带动整个地区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的目标迈进，推动实现农业产业化及多样化经营。如河北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孙大午，他曾谈到过他的梦想就是建一座大午城，人们很祥和地生活在一起。他认为体现人生价值的是知识、劳动和奉献[7]。孙大午先生以儒家文化来管理企业，带动周边的农村致富；他创办学校，自己出资组织技术培训，帮助更多农民致富。要注重鼓励和培养农业经营水平高、社会责任意识强的农民企业家，发挥他们带动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积极作用。
2. 从外出务工人员中选择培养一批能带领群众致富的新农民。中西部农村是“民工潮”的主要来源地，农民集体外出务工，形成了许多“流动的农村”。农民外出务工是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他们不仅积累了资本，而且转变了观念，学会了技术和经营的本领。在农民工中已经有大约1%的人回乡创办了各种小企业[2]，部分人已经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国家应该重视、提倡、鼓励优秀外出务工人员回到家乡作贡献，鼓励他们在农村组织各种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让广大农民在市场实践中学会市场经营的本领，增进中西部农村的发展潜力。
（二）推行税费改革
众所周知，税费改革被称为中国农村第三次改革。它的总体思路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逐步减少、以至完全取消对农民设置的税制体系，使农民作为纳税人取得与其它社会成员平等的纳税地位等[8]。税费改革最早在安徽试点，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很多地方把这场改革简单理解为费改税，同时很多地方的农民负担甚至出现反弹，这样的状况有悖于税费改革的初衷。
在东部一些落后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许多农户都以单纯经营农业来维持生活，他们期待通过税费改革改善生活条件。所以，要使这场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农村面貌的改革真真切切地有益于广大人民，各地区都应高度重视，制定形成相互配套的综合改革方案，夺取这场改革的彻底胜利[9]。
（三）健全制度法规，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一是加强政策引导，增强农民工就业能力和维权能力。针对农民工综合素质不高、法制意识缺失的问题，积极采取就业培训和法制讲座等形式，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技能。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的法律援助，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支持农民工的维权行为，听取农民工正当的利益诉求，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二是完善制度体系，切实加强农民权益保障。健全覆盖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解决农民养老、医疗的后顾之忧。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镇户籍限制，吸纳具备条件的农民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市民。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好农民进城居住条件、子女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四）改革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建构三元社会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使人口流动受到了极大限制，导致城乡在各种社会福利如医疗、养老、生活补贴等方面实行不同的待遇，特别是所谓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扩大了城乡本已不小的差别[2]。二元结构的形成，使同一社会中的成员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不能整体性地均衡发展，人为地把城市和农村置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解决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后遗症，可从以下两方面逐步努力：
1. 建构三元社会结构。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积极发展小城镇，形成城市——城镇——乡村的整体格局[10]。作为城乡双向交流的中介，小城镇在农村非农业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减轻了城市的压力和负担，而且还将大、中城市的文明引入農村，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社区的健康协调发展，农民地位和收入的提高。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11]。我国城镇化应以农村小城镇建设为重点，适当发展大中城市，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离乡进城开辟新途径。
走小城镇发展道路，是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是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输出、提高农村非农业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走小城镇道路必须立足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因地制宜。
2.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是改变农村面貌的必要措施。只有在现代化的、健全的生产环境条件下生活和劳作，劳动主体才能发挥生产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张吉会.中国农村土地经营模式比较与创新[D].银川：宁夏大学，2003.
[2]王梦奎，李善同.中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佚 名.中国农业年鉴2014[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4]彭 腾. 调控收入差别，缩小收入差距[J].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 （3）.
[5]戴鞍钢.清末民初西部农业困顿探析[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3）.
[6]彭珂珊.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退耕还林（草）的基本思路[J].水土保持研究，2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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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韩正清，胡家英，陈贤银.论持续农业的制度障碍与创新[J] .中国农学通报，2005， （5）.
[9]陈桂榱，春桃.中国农民调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0]周 沛.农村社会发展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杜，1998.
[1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胡 梁]
作者：陈光军
东西部知识经济论文 篇2：
民族地区区域科技合作文献综述
摘 要：科技合作是提升民族地区科技实力的有效手段。在研究科技合作的文献中，研究民族地区区域科技合作的文献较少，对现有科技合作理论、合作模式进行归纳和梳理，可以对民族地区开展区域科技合作提供指导和借鉴，同时也能引起学者们对民族地区科技合作的关注。
关键词：民族地区；区域科技合作；理论；模式；文献综述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科技全球化的步伐也不断加快，区域间日益密切的科技合作与交流大大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民族地区由于种种制约因素，科技发展缓慢，而通过科技合作，可以降低科技创新成本，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民族地区科技发展，切实为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服务。本文拟对近年来，民族地区开展区域科技合作实践研究进行梳理，了解当前民族地区区域科技合作现状、理论、合作模式，对民族地区进一步开展区域科技合作有一定的帮助。
从查询中国知网结果可以看到，科技合作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研究我国国际科技合作的论文数量较多，其次是研究地区科技合作，而民族地区区域科技合作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区参与国际科技合作方面，其中研究云南省科技合作的文章最多，云南省在区域科技合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民族地区区域科技合作现状
通过对文献的查询，对民族地区科技合作的研究集中在现状这一块，针对出现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也为我们将来的研究指提供了方向。
马燕等（2004）认为贵州与东盟的科技合作数量少、范围窄、深度不够，大多停留在交流的层面。总结了以下特点：一是合作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层面开展，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间合作很少；二是贵州与东盟的合作多为国家项目的部分内容，自主合作项目少；三是双方技术合作基本处于松散状态，没有具体的合作机制和平台。
孔晓莎等（2004）指出云南与东盟国家开展了大量科技合作，领域主要是农业、矿产、能源、医药、加工制造、生态环保、公共安全、疫病疾病防治、科技服务和人力资源开发。其科技合作有较强的援外性、公益性和区域性。与东盟国家的科技合作存在合作层次低、领域窄、规模小和水平低的问题。余东波等（2009）指出云南在与南亚四国科技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受国家间政治关系影响比较大，科技合作领域较窄，科技人才队伍薄弱，对外宣传力度不够。尚晓惠（2009）指出云南省与东盟国家的科技合作问题主要是：缺乏具有前瞻性的战略规划、科技基础薄弱、企业缺乏"走出去"的紧迫感、科技合作机制不健全、科技合作项目资金短缺和科技合作项目选择上存在困难。
二、民族地区区域科技合作理论
理论是实践的基础，研究科技合作的相关理论，有助于指导民族地区区域科技合作的实践。
殷群（2002）从三个方面概括了东西部科技合作的相关理论。从区域内部能力出发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包括均衡增长理论、梯度推移理论；从区域与外部交流出发的区域开放发展理论，包括区域贸易理论、区域投资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从宏观整体及全球化视野出发的区域创新跃迁理论，包括知识经济理论、空间聚集理论和创新理论。深入分析了东西部科技合作的静态能力和互动潜力。她通过对理论的研究，提出了促进东西部科技合作的许多新思路。
阳国亮等（2010）将泛北部湾科技合作的理论基础归并为四个方面，梯度推移理论、资源禀赋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增长极理论。认为泛北部湾科技合作应立足于各国的实际情况，利用梯度经济发展的资本和技术扩散效应，加快技术转移。各国应集中有限力量在比较成本优势的领域突破，通过贸易获得最大收益。应根据本国需要，促使产业活动、资金、技术、劳动力在地里上形成聚集，从而形成增长极，通过增长极与相邻国家和地区紧密联合，推动整个泛北部湾经济的发展。
三、科技合作模式
科技合作意味着科技资源的流动，以实现科技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而采用什么模式开展科技合作，不仅会直接影响合作的成败，影响整个合作过程的进行，还会影响科技发展，影响企业、政府和国家的形象及其在国际竞争中的科技能力。科技合作模式的选择对促进民族地区开展区域科技合作有着重要作用。
（一）民族地区区域科技合作模式
张树南（2003）认为云南省通过省院省校科技合作模式，增强了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陈志伟(2009)概括了云南省对东南亚国家农业科技合作模式：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合作模式、替代种植模式、企业联合模式、院所合作模式和技术中介模式。各种模式都有其优缺点，应发挥各种模式的优点，达到优缺点互补，减少风险。在具体对外合作中，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佳方式。徐新卫等（2008）总结了云南省在国内、与周边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交流模式。国内一是与研究院校、发达地区进行区域科技合作；二是参与科技展览；三是建立工业园区。与周边国家采取了项目合作、科技考察、人员交流、学术会议和合作开发等方式。在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中是通过项目合作、人才交流、信息交流、人员培训等方式。
李廉水（2002）总结了东西部科技合作的几种典型模式，①上海模式，市场主导，利用各方优势，多赢发展。②江苏模式，利用西部地区的优势资源，实现生产要素跨地区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③慈溪模式，利用西部市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④大连模式，瞄准西部大开发项目全面出动，形成优势互补的产品链和产业链。⑤鄂渝模式，利用地理位置相连、自然条件相近的特点，进行全方位合作。⑥新疆模式，利用地方资源、产业和企业优势，通过政府，实现官产学研优势互补、实现全面发展目标。同时在现有的科技合作模式基础上，提出了四种新型科技合作发展模式，分别是知识创新联盟模式，结成知识创新联盟，促进知识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产业结构互动模式，东西部发展优势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互动，获得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奠定基础。产品合作创新模式，企业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创新能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协作模式，高新区应消除各种壁垒，推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信息交流。
于丽英（2007）提出了上海与西部地区区域科技合作模式：园区合作模式、产业结构互补模式、技术创新联盟模式和企业联合模式。对这四种模式进行了风险和效应分析。她根据经济效益、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的技术支撑能力选择了相关效应指标，认为产业结构互补模式具有相对优势。因此上海与西部地区科技合作应采取产业结构互补模式为主，另外三种模式为辅的合作方式，优缺点互补，减少风险。
（二）其他地区科技合作模式
魏守华等（2004）研究了我国跨行政区科技合作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共性技术开发，指资源同质，具有共性技术攻关联系的区域科技合作，比如大规模资源开发区。第二种是经济互动发展的科技合作，指大范围存在同质或互补性产业且经济联系密切，需要联合进行重大技术开发的区域科技合作，如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第三种是技术梯度转移合作，指由于技术梯度差异而存在紧密供求联系的区域科技合作，如东西部科技对口支援与合作区。
曾婧婧和钟书华（2008）认为省部科技合作是"国家-区域层级"科技治理的新模式，主要针对跨地域、多领域科技社会问题的科技治理。省部科技合作已经形成了多样化的模式，主要有省部共建、省部会商以及省部产学研合作等；从合作主体可分为"一部一省"、"多部一省"和"多部多省"。这种合作有利于促进科技资源的整合；有利于因地制宜，建设区域创新系统；有利于调动各方科技力量，解决重大科技问题。
从科技合作模式的研究来看，在民族地区已经采取了一些较为成功的科技合作模式，比如对口帮扶。但据文献来看，针对民族地区科技合作模式的研究并不多，为促进民族地区区域科技合作的开展，我们可以借鉴其他成功的科技合作模式，根据民族地区自身的条件，进行适当调整和改变，应用到民族地区科技合作当中。如何在有利的形势下，抓住机会，进一步开展广泛的科技合作，是当前民族地区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我们应更多的以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从政府层面制定有效的政策，为民族地区区域科技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鼓励和指导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和中介机构的科技合作行为，切实提升民族地区科技实力，真正促进民族地区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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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莹,邓红波
东西部知识经济论文 篇3：
浅谈地区差异、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
【摘要】随着我国企业投资在各种创造形式的增加，如果想要保证企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加强是资本价值深度的分析，充分认识到投资管理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推动其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因为部分固定资产以及无形資产等在创建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不同的地方，企业每一个资本的投资都会对当地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影响。我国一些经济水平比较高的地区，采用的粗放式形式进行投资，贯彻落实当地经济质量稳定发展，反之，因为部分地区投资成本存在一定的问题，就会严重制约当地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地区差异 企业投资 经济增长质量
目前，我国新时期经济建设的重点策略应该是积极的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不断提高，同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到经济发展建设中。但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方面还是存在着较多的问题，比如：①经济增长质量首先是要从外延含义上做出划分决定和分类，才能展现出测度的随意性。②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增长发展方式的一种测量方式的依据，具有主观赋值的特点，所以就缺少对数据实事为依据的思考。③当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总体研究和点评时，可以发现其特性具有机械性以及单一性，同时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性测度。
一、影响企业投资的几个因素
（一）沿海与内陆的差异
（1）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的层次、资源环境、土地的使用空间越来越受到“瓶颈”的影响，急需要对产业的发展情况进行调整，升级改善空间、提供合理的资源、加强对市场的开发，支持当地经济转型；（2）沿海与内陆的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很严重的差距，区域之间的“梯度推移”缺乏一定的传导机制，尤其是缺乏一定的支撑载体，这就会导致下游、中游、上游之间的产生出现转移、带动、产业联动发展比较缓慢的情况，其增长质量的指数变化因受到了资源利用与环境方面的因素影响；（3）在上、中、下游各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模式比较相似，不容易实现精细化的分工。比如：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紧抓知识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使用信息化技术来有效地提升工业化水平，提高经济的发展，从而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引导长江三角产业向高端产业发展的同时，还可以有效的带动中、上游地区产业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在全国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东西部差异
关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分析中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差异时，发现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区域经济存在差异程度的变动主要是在于存在比例性转移与差异性转移的问题，并且区域数量界限存在综合性的差异。对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以及演变的过程来看，我国实施的不平衡发展政策增加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异。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认为外商的直接投资也是导致东西部经济差异增大的原因之一，企业的资本投入对于东部经济的增长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而西部经济在增大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虚拟变量的影响，导致东西部经济差异较大，并且中部地区的经济很容易受到非国有经济体制的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率的差异直接导致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在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城市化建设的进程、工业化发展等这些情况远不如东部地区的发展。
二、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增长进度
（一）对国有企业来说
同国有企业相比，当地政府在产权、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都与国有企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当地政府会指导国有企业在投资方向上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建设的重要目标。如果在经济发展相对发达、市场建设规模比较大、人均消费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政府会对企业的投资方向以投资的形式提供一定的方向，对于将固定资产拉动GDP发展相对薄弱的地区，需要加强对经济转型结构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踢动更多的帮助，在投资的过程中也提供相应的帮助与支持。地方政府可以利用产业升级的方法来激发企业的投资的增长形式，进一步促进经济质量的增长。比如，在一些经济条件不好，还需要更好的发展的地区，因受到交通和物流等因素的影响，不但市场的规模比较小，而且消费水平也有待提高。所以，想要增长该地区的经济质量，首先要依靠临近的发展较好的地区，带动经济增长，其次，国家应该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建设，引进更多的国有企业。
（二）对新兴的经济力量来说
首先，民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采用的是先从大在到强的发展趋势，在规模扩张的速度和形式上有着非常大的冲动性，但是，一些原创性的投资形式比较少，相关的经济质量发展情况比较低，所贡献的技术价值比较落后，而且，在民营企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加强对资源的配置来有效的提升经济的发展，这样不但会垄断企业投资的方式，同时还会增加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的困难性。同国有企业相比，在进行投资的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差异，相反，民营企业在进行相应的投资活动或者是服务比较密集型的产业在进行投资的时候，不但提升了人们的就业机会，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实现经济增长质量。
（三）要素投入论
在进行物质生产时生产要素是所需的一切来源，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够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及优化创新的经济结构。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出，生产要素的内涵随着经济发展日益丰富，包括现代化科学技术及管理信息等方面也都加入到到生产的过程当中，随着加入的方面增多，区域之间不仅缩小了经济差异同时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及意义。引进外区域的资本和人才等要素对中西部来说是尤为重要的。石书德等专家在进行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分析时，就认为知识的流动和创业活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在目前的经济发展趋势下有关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一定是建立在合理定义后的价值之上进行的判断，这种定量的分析及测度的方法，在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权重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过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目前经济增长质量的水平相对以前是有所提升的，但由于在经济发展转型的过程当中，其增长质量的指数变化因受到了资源利用与环境方面的因素影响，导致其增长的稳定性和幅度都大大减半，经济增长的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起到了相反的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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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晗（1986），女，汉族，籍贯：山东，中级经济师，学历：硕士，研究方向：经济类。
作者：吴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