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专业助人方法之一, 它与个案工作、小区工作并列为社会工作的三大直接服务的方法。根据小组工作学者克那普卡 (Gisela Konapka) 的理解, 小组工作“透过有目的的小组经验, 协助个人增强其社会功能, 以及更有效地处理个人、小组或社区的问题”。小组工作的理念是:透过小组内成员与成员之间的互动, 使个人在小组中充分感受到团体精神, 体验、分享他人的成功经验。
1 小组工作在中国大陆之实用性
自从20世纪末被引入中国大陆以来, 小组工作在诸如老年人、家庭 (单亲家庭) 、智障人士、青少年适应不良、非强制戒毒、大学新生成长以及农村妇女意识提升等群体和领域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主要得益于小组工作独特的优势。个案工作过程中, 无论工作者怎样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 强调自己与案主的地位是如何的平等, 但至少在案主看来, 二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案主有意回避自己的问题及成因, 会给有效解决其问题带来一定的障碍;与个案工作不同, 小组工作过程中, 工作者除了在很少的情况下 (如前属期、分离期) 处于核心位置以外, 很多时候工作者的主要工作任务, 是提供组员一个有效互动、沟通、交流的平台, 换句话说, 互动、沟通、交流的主体应该是具有同质性或异质性的组员, 小组成员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 这为组员在小组情境中语言及非语言的表达提供了保证。
2 小组工作在中国大陆之限制
无论小组工作在西方怎么受到欢迎, 甚至在中国大陆怎样的一轰而上, 可现实的情况是, 小组工作源于西方, 就文化、伦理、价值观念而言, 西方的跟我国 (尤其是大陆) 的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不禁要问, 适用于西方的小组工作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下是否会存在某种限制?亦会有什么样的限制呢?
2.1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
提及文化, 人们往往会不假思索地认为, 西方是提倡以个人为本位的, 而中国则是强调以集体为本位的, 好像这为小组工作的开展创造了天然的条件。的确, 纵观中国的历史, 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人夙愿, 更有“达则兼济天下”的仕者豪言;但不可回避的是, 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 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 1998) (注:参考费孝通先生有关“推己及人”、“一表三千里”等论述) , 实际上, 根据笔者的理解, 中国传统社会之下的个体无非是其家族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我们还可以将这样的文化理解为“熟人文化”——对圈内人有很多的包容甚至保护, 而对圈外人则有更多的无视、排斥甚至抵制。试想, 将“以己为中心, 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 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 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在一个平面上的, 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 一圈圈推出去, 愈推愈远, 也愈推愈薄”这样的文化运用于小组中, 无疑会增加能够阻碍小组目标得以实现的次小组的可能性。
2.2 招收和挑选小组成员
按照西方小组工作的操作流程, 在筹备小组完结之后, 往往会有招收和挑选小组成员的一个过程, 或者透过海报, 或者透过媒介, 似乎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会有小组工作者与潜在组员的个别接触。我一直在思考, 这样的程序在我国大陆能行得通吗?就我自己的生活经验, 大部分中国人缺乏主动求助的强烈愿望与动机, 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
(1) 消极的求助模式。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 人们的求助行为是谨慎的, 也是比较消极的, “万事不求人”是一般人生活的基本信条, 这是由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和自尊意识决定的。 (王思斌, 2001) 受这种不求人的文化的影响, 小组工作者理应改变一定的工作模式, 比如工作者不但要去除专家的身份, 而且还要在开组前与有关各方 (潜在组员、重要利益相关人) 保持一定的接触, 把小组工作的目的和意义解释清楚, 将小组活动的趣味性推介出去, 以吸引潜在组员的积极参与。
(2) 尽量去标签化。很多中国人存在参加小组的心理障碍, 试想, 如果带着自己的问题去参加小组, 无疑要接受被贴上问题标签的事实。因此, 即便是很大挑战的问题, 也要自己扛着。
2.3 小组工作成果难以巩固
中国的文化是人情文化、人伦文化、人缘文化。“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之基本模式就是由这一三位一体的结构构成, 它们彼此包含但又具有各自的功能。” (周晓虹, 1997) 这里所说的“三位一体”指的是中国文化“情-理-法”结构。小组工作所提供的无论是成长性质的内容也好, 治疗性质的内容也罢, 但无一例外的, 都是在模拟或虚拟的情景之下进行的, 这样的情景与真实的社会生活之间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距离;退一步讲, 大部分的小组都是人为组成的, 无论是从社会工作资源的角度还是从评估小组工作成效的角度来讲, 它都应该有一个预定的结束期。小组完结之后, 组员仍然要回到他或她原来生活的环境当中, 还会用以前的生活惯习去处理与熟人、与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如若不然, 他/她将为之付出一定的代价 (比如:受到熟人、朋友的嘲讽、鄙夷、排斥, 甚至与之割裂关系) , 而这一切恐怕又是大部分的中国人所无法接受的;如此说来, 参加过小组的组员可能会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与旧友的无法割舍之情意, 即努力表明自己参加小组前后, 无论从态度来讲, 或是从行为来说, 并无二致。这样一来, 小组工作的成果是否得以巩固, 就成为一个问题。
3 小组工作的本土化
3.1 文化、价值伦理本土化
源于西方的小组工作以尊重人、个别化、案主自决、非判断、保密等作为自己的价值原则, 这些原则背后蕴涵着西方现代文化中崇尚个人主义和体现自我意识的哲学观念;但这些价值观和小组工作的方法一起引入中国本土时, 就会涉及对本土情境的适应性问题。相比较而言, 中国文化总体是强调家族集体本位, 注重静思与个人的道德修养, 关注人际关系的和睦, 与自然的和睦;突出世俗社会的积善成德;强调至爱亲情、仁爱、无私奉献、集体至上等价值观。
所以, 基于西方价值伦理的小组工作, 在中国的处境和脉络下, 必须重视本土化问题。具体说来, 在小组工作实践中有以下几点。
(1) 在中国本土运用小组工作方法时一定要考虑到东西文化的差异性, 特别是关注文化的冲突。
(2) 在一个本土的处境和脉络中可以将各种文化价值观的优势整合起来, 去最大限度地助人自助。
(3) 小组工作的价值伦理既要考虑专业通则 (尊重、自决、保密) 在本土处境下的意义, 更要考虑本土处境下的独特价值观 (仁爱、宽恕等) 在助人中的意义。
3.2 小组事工之人文化
很多学科都强调工作模式或模型 (如经济模型、数学模型) 的重要性, 工作模式或模型为人们迅速地进入工作状态提供了依据, 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虽然小组工作是一种助人的工作, 但是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 小组工作学者还是强调助人过程和方法的科学性、可测量性, 追求一般的工作效率, 在小组工作中强调计划、开始、转换、工作以及结束等的规范化。这一事工模式自然有其道理, 至今我们也不能轻易地去怀疑其合理性及有效性,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认为这种模式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合理的。笔者认为发展具有人文气息的小组工作模式显得尤其重要, 在操作过程中主要注意两点。
(1) 积极主动的帮助倾向。如前所述, 结合中国的本土文化, 在小组前期, 理解中国人主动求助动机不是很强烈的事实, 工作者应主动一些, 提高潜在组员的积极性。
(2) 专业关系之后的, 可以维系正常的朋友关系、熟人关系。西方社会工作的职业操守之一, 在专业关系结束之后, 工作者与案主可以行同陌路, 这在中国文化中是不可理喻的。
3.3 实践教学模式灵活化
根据笔者的了解, 中国大陆很多院校的小组工作教学模式, 与小组工作这一课程的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 很多教学要么停留在理论再理论阶段, 要么采用的是理论加实践 (实际上是情景模拟) 。前一种教学方法自然没有论述的必要, 毕竟社会工作不同于哲学这样的学科, 小组工作也不例外;就后一种方法, 前已述及, 实验室里的情景模拟与真实的社会生活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实际上, 这一课程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教师是在教授小组工作;另一方面, 教师也是在带一个小组 (教学班级也是小组) 。因此, 教师必须将小组工作的各种理念、方法与技巧带到课堂当中, 将小组会议、小组讨论、游戏、习作、影视欣赏与分析等环节巧妙地安排在小组工作的教学过程中, 营造小组工作的良好氛围, 使学生更大限度地受到熏陶。
摘要：20世纪末, 作为社会工作的专业助人方法之一, 源于西方的小组工作被引进到中国内地。“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归依群体是人的本性, 这无疑给小组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我们必须警醒的是, 小组工作毕竟是西方的产物, 是否适合于/或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中国社会的土壤, 我们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较为全面的评价。本文将对小组工作涉及到的专业理论价值、方法技术和本土化问题做一定的反思。即, 小组工作在中国大陆的实用前景怎样?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们应如何开展小组工作, 会存在什么样的限制或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这对小组工作的教学、实务都将具有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小组工作,中国文化,实用性,限制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5.
[2] 王思斌.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J].载社会学研究, 200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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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何洁云.香港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合办社会工作 (中国) 硕士《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小组工作》课程笔记, 2007,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