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巴蜀文化学习心得
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个分支。中国四川盆地中成都的蜀和重庆的巴所代表的文化。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传说，早建有地方政权，至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考古发现，商至西周时，蜀人与黄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出土商代后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钵等，虽具地方特色，但铜镞、铜戈、铜矛却为黄河流域常见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礼器与中原所出者一致。巴文化最早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西周时，建有巴国，受蜀影响，始有较高水平的农业。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传说，早建有地方政权，至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考古发现，商至西周时，蜀人与黄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出土商代后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
巴蜀文化
底钵等，虽具地方特色，但铜镞、铜戈、铜矛却为黄河流域常见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礼器与中原所出者一致。巴文化最早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西周时，建有巴国，受蜀影响，始有较高水平的农业。后与蜀同时为秦所灭。代表巴文化特征的有出土战国时的圆刃折腰钺，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铜容器
文化特点
1、总体上，巴蜀文化绵长久远、神秘而灿烂，可坐享天成，亦可以行卒而生;可无为逍遥，更因刀剑而存。
2、文化上兼容儒释道，以道，注川人风骨;以儒，举川人仕进;以释，去川人彷徨;进退之间，死生契阔。
3、蜀人从容，却含惰性;巴人明快，失之浅薄;瑰宝陆离，多附鬼气;人文荟萃，最是诗人。
4、巴蜀之地向来称为四塞之国，不可谓不封闭，然则多川汇流，昂然出三峡，成大江东去之势，尖锐，奔腾，苍茫，颇让人喟然感叹。
5、蜀中自古多才俊，蜀中自古少大将，多少豪情，多少志气，都削成丝丝缕缕花絮，化作点点滴滴闲情，粘满着春花秋雨，汇入大江大河，消失于无影无踪。
巴蜀文化是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一支奇葩，在中华民族文化谱系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对于川渝地区各族同胞而言，巴蜀文化就是我们世代生存之根、流淌之脉、发展之魂。巴蜀文化有许多独具的特色和辉煌的亮点，足以令我们对先辈的创造感恩和自豪。三星堆、金沙等文化遗址的惊世发现，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里是长江上游的文明起源中心，改写着中华文明的历史，并显示出古蜀文化具有永恒的魅力。周秦以来，中华思想文化素以儒学、道学为主干，佛教传入后，更以儒释道交融互补为特色，而蜀地既是仙道的发源地，也是天师道的创教地;儒学自西汉起就在此代代传承，有“蜀学比于齐鲁”的评价;其后佛教西来，巴蜀又出了许多高僧大德尤其是禅学大师。蜀学有哲思传统和文史之长，“易学在蜀”、“史学莫隆于蜀”、“文宗自古出巴蜀”、“自古诗人例到蜀”等评语，无不彰显巴蜀文化的璀璨夺目、成就非凡。巴蜀的音乐、舞蹈、碑刻、石窟、绘画、刺绣等享有盛誉，成都有全国最早的国家画院和著名画派。巴蜀是我国的人类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密集的聚宝盆，文化旅游的品味很高，成都并成为“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的固定举办地。巴蜀在水利、
天然气开采、钻井术、印刷术、天文、数学等科技领域都曾独占鳌头，引领潮流。巴蜀地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大的移民区域，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互动，导致巴蜀文化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和辐射性。巴蜀同源、同囿，是同中有异的复合型文化共同体，蜀人喜文好乐、精敏轻捷、诙谐幽默、富于想象力，巴人天生勤勇、敦重厚义、豁达豪爽、刻苦耐劳，所谓“巴人出将，蜀人入相”，大致道出了两者文化性格的差异。几千年来，尤其是百多年来向现代转型时期，巴蜀文化哺育和造就了众多的杰出人物和文化精英，他们的道德、功业和文章永远值得后辈怀念和弘扬。在遭遇汶川大地震的抗灾和重建过程中，四川人民表现出的英勇、睿智、大爱、感恩，也都凝聚着巴蜀文化长期浸润、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文世界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大接触大交融时代，国际范围内的竞争不仅是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竞争，还更加深刻地表现为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我们一定要高度的文化自觉，十分珍视本土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不能轻率否定，妄自菲薄。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立大志愿，用大手笔来传承、整合、弘扬巴蜀文化，致力于培根、延脉、固本，使传统文化更加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在提高全民素质，推进文化强者，共建美好精神家园的进程中发挥巨大的力量。
立大志愿，用大手笔传承、整合和弘扬巴蜀文化，要抓牵头的东西，抓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很大带动性的项目，这就是已故省老领导杨超、杨析综两同志(生前均兼任四川省中华文化学会会长)在十年前就提出的《巴蜀文化通史》和《巴蜀全书》这两项文化工程。可以告慰两位首倡者的是，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重视和领导下，在众多学者专家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下，这两个文化工程不仅都已先后立项，并且都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巴蜀文化通史》是省委批准，在2006年启动的西部文化强省建设重点项目，由省委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协调小组领导，依托省社科院，组织川渝两地学者共同完成。《巴蜀全书》不仅是省的重点项目，更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支持的重大项目，已在2010年正式启动，由四川大学担纲，组织校内外学者专家分工承担。这里我侧重说一下《巴蜀文化通史》的进展情况。
《巴蜀文化通史》经过反复推敲，采用了“通论+专题卷+大事记”这样一种新的综合体裁，共22卷，即：通论卷，农业水利文化卷，工商文化卷，城市文化卷，建筑文化卷，交通文化卷，民族文化卷，移民文化卷，宗族会社卷，宗教文化卷，教育卷，哲学思想卷，史学卷，科技卷，巴蜀方言卷，文学卷，艺术卷，传播文化卷，民俗文化卷，文献要览卷，大事记，研究论著索引。这里包括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行为习俗文化等相互关联的层面，要求在对巴蜀文化相关资料深度挖掘、力求全面占有的基础上，在纵通、横通和会通上下功夫，对几千年来的巴蜀文化作出全过程、全方位的回顾和总结，盘点其辉煌成就，展示其众多亮点，找出其特色和规律，既集前人研究之大成，又对尚存的若干难点与谜团努力作
出有理有据的阐释，探索传统的巴蜀文化如何与现代化契合来进行选择和创新，使它在新的时代大放异彩。完成这样一部继往开来，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高质量学术著作，实践中碰到的困难很多，从每卷书的提纲到文稿，都经过反复推敲、修改，今年进入了定稿阶段，力争在2014年全部出版。
巴蜀是“文化旧邦”，文化典籍极其丰富。《巴蜀文化通史》多卷本里，有文献要览卷，这为编纂《巴蜀全书》作了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学术研究性的《巴蜀文化通史》共约900万字，而收集和整理巴蜀历代文献的《巴蜀全书》，总字数将以亿计。这两个项目相互配套，相得益彰，面世之后，将对巴蜀文化几千年来的发展和巴蜀文化概念提出七十多年来的研究工作起到集其大成和构建新的研究平台的作用;对于建设文化强省、构建和谐四川尽可能发挥出立其大本、凝聚人心、导向助推的作用;对于研究中华文明尤其是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起到提供翔实资料和学术见解的作用;对巴蜀文化的各个层面、各个专题领域，起到总结规律，开拓视野，引领研究，带动发展的作用;对于巴蜀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坚实的学术依据，起到启发思路、激发灵感、挖掘和利用潜在文化力的作用。同时，这两项文化工程的实施，有利于改变大学、科研机构力量分散、各自为战的状况，将会加强文化研究力量和人才培养，起到整合、团结、壮大老中青结合的社科研究队伍的作用。《巴蜀文化通史》和《巴蜀全书》的编纂出版，将会缩小我们同地域文化研究走在前列的省市之间的明显差距，提升我们对巴蜀文化研究、应用的层次和水平，有利于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有助于争得本土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平等对话的话语权，增强我们的文化竞争力和软实力。这些，就是完成两项工程的重大文化价值和深远战略意义之所在。
第二篇：《三国演义》与巴蜀文化
沈伯俊
我曾经多次说过，在中国小说史上，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拥有六个“第一”，其中一项是：“论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影响，它无疑也是第一。”是的，《三国演义》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而在广阔的中华大地的诸多区域中，《三国演义》与巴蜀的关系又特别密切。这里拈出三个问题，略加论述。
一、《三国志》与《三国演义》
要说《三国演义》与巴蜀的关系，首先就应该说到巴蜀古代著名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
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其父曾为蜀汉将领，任马谡参军;诸葛亮首次北伐时，马谡违背军令，败军街亭，损兵折将，被诸葛亮斩首，其父亦受处罚。陈寿本人生活在蜀汉后期和西晋前期。当他两岁时，蜀汉贤相诸葛亮已经去世。他曾师事同郡著名学者谯周，担任过蜀汉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当时，宦官黄皓操纵权柄， 许多朝臣都去巴结逢迎，陈寿却正直不屈，因而屡遭贬黜。炎兴元年(263)，蜀汉被曹魏所灭。此时陈寿三十一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两年以后，司马炎取代曹魏政权，建立晋朝。陈寿家居数年后，因司空张华欣赏其才华，举为孝廉，历任著作郎、平阳侯相、治书侍御史等职，曾于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四十八岁的陈寿开始系统搜集魏、蜀、吴三国史料，经过大约十年的努力，撰成《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
《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史书。陈寿身为西晋朝臣，而西晋政权是由曹魏政权禅代而来， 为了维护其合法性，陈寿不得不以魏国为“正统”，书中魏国君主皆为《纪》，而蜀汉、孙吴的君主则低一个规格，立为《传》。然而，仅从《三国志》的书名就可以看出，陈寿实际上是把魏、蜀、吴三国视为平行的并立政权的，并没有故意抬高曹魏而贬低蜀、吴。从总体上看，陈寿在记载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时，态度比较公允持平，基本上能秉笔直书。如对多次攻伐曹魏，又处罚过自己父亲的诸葛亮，他既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不挟私嫌而用曲笔，而是在《诸葛亮传》中如实记载了诸葛亮一生的显赫功绩和崇高品德，并且满怀仰慕之情，“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这种公正求实的态度，加之取材谨严，文笔简洁，使《三国志》享有“良史”的美名，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这位巴蜀历史上的优秀史学家，赢得了后人深深的敬意。
陈寿的《三国志》也有不足之处，主要缺点是记载过于简略，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有的语焉不详，有的甚至遗漏。例如，关于对三国历史影响极大的赤壁之战，陈寿的记载就不够完整全面，有关材料分散于《魏书·武帝纪》、《蜀书·先主传》、《诸葛亮传》、《吴书·吴主传》、《周瑜传》、《鲁肃传》等不同人物的《纪》、《传》中，每一篇的记载都不够完整具体(《周瑜传》稍好一些)，当时人的若干记载，他都未能采用。这就使读者难以充分了解赤壁之战的全貌，给后人留下一些遗憾乃至疑问。到了南朝刘宋时期，史学家裴松之(372—451)广泛搜集资料，于元嘉六年(429)写成《三国志注》(简称“裴注”)。裴注引书多达二百余种，主要是补充缺漏，记载异说，矫正谬误，辨明是非，并对有关史家和著作予以评论，极大地弥补了《三国志》之不足。由于裴注所引之书绝大部分都已亡佚，这些注文便弥足珍贵。从此，《三国志》与裴注就形成一个整体，成为后人了解三国历史的最主要的依据。
元末明初的杰出作家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名著时，就是以《三国志》(包括裴注)为取材基础的。现存最早的《三国演义》版本是明代嘉靖壬午(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元年本”)，共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回(后来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合并为一百二十回，经清初毛纶、毛宗岗评改本《三国演义》加工而定型)，其卷首题署为：“晋平阳侯(相)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这清楚地表明了罗贯中对陈寿的敬慕和对《三国志》的倚重。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的特点：尽管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艺术虚构，可以带上作者的强烈的爱憎感情和褒贬倾向;然而，它反映历史生活的基本框架却应该大致符合历史发展的脉络，它描写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时(虚构的人物是另一码事)，其主要情节也应该大体上与人物的性格一致(或是曾有的史实，或是特定条件下可能有的言行)。正是这条基本规律，使罗贯中在创作时不能不“据正史，采小说”(明·高儒：《百川书志》)，使《三国演义》在内容上受到《三国志》的很大影响。
通观《三国演义》全书，真实而具体地描写了灵帝失政、黄巾起义、天下大乱、董卓弄权、军阀混战、曹操当政、官渡之战、赤壁鏖兵、荆州之争、夷陵之战、平定南中、孔明北伐、邓艾灭蜀、司马代魏、王濬灭吴等汉末至西晋统一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情节发展的基本线索与《三国志》记载的史实大致吻合(有的情节取材于《后汉书》和《晋书》)。同时，书中大多数重要人物的主要言行业绩，也往往可以在《三国志》(包括裴注)中找到根据或影子。试以深受读者喜爱的赵云形象为例。嘉靖元年本描写赵云的主要情节有：卷二第13回《赵 子龙磐河大战》，写赵云第一次出场，救了被袁绍大将文丑杀败而险些丧命的公孙瓒，表明心迹道：“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非特背袁氏以投明主。”这取材于《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裴注引《赵云别传》。卷九第82回《长阪坡赵云救主》，写赵云在长阪坡曹军重重围困之中，先后救出甘夫人和阿斗。这取材于《赵云传》。 卷十一第104回《赵子龙智取桂阳》，写赵云夺取桂阳后，太守赵范欲以寡嫂樊氏改嫁，赵云愤然拒绝。这取材于《赵云别传》。卷十三第121回《赵云截江夺幼主》，写孙夫人返东吴，欲将阿斗带走，被赵云赶上，夺回阿斗。这取材于《赵云别传》。卷十三第130回《刘玄德平定益州》，写刘备夺取益州后，欲将成都有名田宅分赐诸官，被赵云谏阻。这取材于 《赵云别传》。卷十五第142回《赵子龙汉水大战》，写赵云先后救出黄忠、张著，又匹马单枪立于营门之外，使追来的曹兵惊疑退走，被刘备称赞为“浑身都是胆”，号为“虎威将军”。这也取材于《赵云别传》。卷十七第161回《范强张达刺张飞》，写刘备为替关羽报仇， 欲伐东吴，赵云挺身加以谏阻。这同样取材于《赵云别传》。卷二十第191回《孔明挥泪斩马谡》，写失街亭后，蜀军撤退，唯赵云所部不曾损失一人一骑，诸葛亮欲加赏赐，赵云谢绝，希望留待冬天赏赐诸军。这仍然取材于《赵云别传》。这就雄辩地说明，《三国演义》中那个勇武善战、深明大义、公忠体国、谦虚谨慎的赵云形象，正是在《三国志》(包括裴注)提供的史料的基础上塑造出来的。
当然，《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毕竟离不开想象和虚构。书中大部分情节，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虚构成分;而且，最生动传神的情节，往往也是虚构成分最多乃至纯然虚构的。同时，它的故事来源，除了《三国志》之外，还有《后汉书》、《资治通鉴》等有关史籍，还有宋、金、元的通俗艺术“说三分”、三国题材戏曲和众多的民间三国传说。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罗贯中的天才创造，才成就了这部不朽的作品。但是，无论如何，《三国志》终究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骨架(《三国演义》在叙事结构上受到《资治通鉴》的明显影响，但《通鉴》有关三国的史料也主要取自《三国志》和裴注)。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寿的《三国志》，就不可能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对此，四川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豪。
二、《三国演义》中的益州人士 《三国演义》以蜀汉兴亡为主线，不仅成功地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光彩照人的主角，塑造了刘关张、赵云等典型形象，而且以生动传神的文笔，描写了许多益州人士。
刘备集团大体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刘备进入益州之前的旧部，另一部分则是刘备在夺取益州的过程中和占领益州之后逐步吸收的巴蜀人士。前者是刘备东征西讨二十几年才积聚起来的一点本钱，自然是蜀汉王朝的开国元勋;后者虽然归附刘备较晚，但在帮助刘备夺取和治理益州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蜀汉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所说的“益州人士”(或曰“巴蜀人士”)，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籍贯在其他州郡，早年来到益州的，如法正、董允、费祎、邓芝、李严等;另一类则是土生土长的益州本地人，如秦宓、谯周、严颜、王平、马忠、张翼、张嶷、彭羕、杨洪、费诗、李恢、吕凯、李福等。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描写了其中好些人的文才武略和音容笑貌，为今天的巴蜀广大人民留下了一幅幅各具风采的先贤画像。
让我们信手拈出几个人物来看一看吧。
1.法正(176—220) 字孝直，扶风郿(今陕西眉县)人。建安初年，天下饥荒，二十余岁的法正与同郡孟达来到蜀中，依附刘璋。由于刘璋暗弱，不能知人善任，年轻而才高的法正很不得志，郁郁寡欢，思得明主。建安十四年(209)，因为益州别驾张松的推荐，刘璋派法正到荆州结好刘备。法正见刘备雄才大略，谦恭下士，正是自己理想中的明君，回去后便与张松图谋归附刘备。建安十六年(211)，刘璋又派法正去请刘备来助守益州，法正趁机向刘备献夺取益州之策。由于法正的积极谋划，刘备比较顺利地夺得了益州，所以马上“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建安二十二年(217)，法正又建议刘备夺取汉中，以为持久之计。刘备采纳了这一重要谋略，在法正辅佐下亲率大军出征汉中，夺得了这块战略要地，既为益州建立了屏障，又为以后的北伐准备了前进基地。刘备称汉中王后，即以法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这几次决策的成功，对于蜀汉的建国起了重大作用，充分表现了法正的远见卓识和多谋善断。可以说，法正和诸葛亮堪称刘备的左右手：刘备出征，法正总是随军出谋划策，诸葛亮则“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可惜法正天年不永，建安二十五年(220)就去世了，年仅四十五岁。刘备痛失股肱，“为之流涕者累日。”(《法正传》)法正的智术谋略，连诸葛亮也常常为之惊叹，这使他深受刘备的器重，说话也特别有分量。章武二年(222)，刘备在夷陵之战中遭到惨败，诸葛亮为此叹息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法正传》)
罗贯中在描写《三国演义》中的法正时，大体上采用了《三国志·蜀书·法正传》的材料，突出了这样几点：一是他一见到刘备，便慨然以“马逢伯乐而嘶，人遇知己而死”相许，劝刘备抓住良机，夺取益州，这样就表现了他与刘备的君臣遇合之情。二是在黄忠、严颜打败张郃之后，他竭力主张趁势夺取汉中，表现了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三是他与黄忠一同领兵去打定军山，他先设“反客为主”之计，步步为营，再设“以逸待劳”之计，使黄忠斩了曹军大将夏侯渊，夺得定军山，表现了他善于出奇制胜的才能。这样就塑造了一个刘备重要谋士的形象。不过，为了集中突出诸葛亮，罗贯中对法正在刘备集团中的重要地位又有意识地予以削弱，这似乎就不那么必要了。
2.秦宓(?—226) 字子敕，广汉绵竹(今四川德阳市北)人。他少有才学，长于文辞，州郡多次征辟，他都称病不就，藏器待时。刘备平定益州之后，他先后被任命为广汉郡师友祭洒、益州从事祭洒。刘备准备征伐东吴时，他极力谏阻，被“下狱幽闭”。但诸葛亮却很器重他。建兴二年(224)，诸葛亮领益州牧，选迎秦宓为益州别驾，不久又拜为左中郎将、长水校尉，一直升到大司农。当蜀、吴恢复联盟关系，东吴派张温聘蜀时，秦宓同他展开过一场充满机锋的舌战，大谈天有头、有耳、有足、有姓之类的玄理，真是辩才无碍，对答如流，使傲慢的张温不得不大为敬服(《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这个有名的“秦宓论天”的故事，在历史上一直传为美谈。
在《三国演义》中，秦宓出场次数很少，但几乎每一次出场都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秦宓第一次“亮相”是在刘璋准备投降刘备之时，刘备派简雍先入成都，简雍“坐车中，傲睨自若。”秦宓见此情形，按捺不住不平之气，“掣剑大喝曰：„小辈得志，傍若无人!汝敢藐视吾蜀都人物耶!‟”(据嘉靖元年本，毛本作“蜀中人物”)这一声大喝，打掉了简雍的骄矜之气，使他赶快下车，改容相见。这一个小小的插曲，使我们一下子就感受到秦宓的刚直不阿和作为“蜀都人物”的自尊自豪。秦宓第二次得到正面描写是在刘备决定伐吴之时，虽然许多大臣不赞成此举，但只有他敢于犯颜直谏，断言“陛下不从，必有大败”。大怒的刘备要将他斩首，他却“面不改色，回顾先主而笑曰：„臣死无恨，免见蜀民之涂炭也!‟”为了不让“蜀民涂炭”，他不惜一死;而“必有大败”一语，也不幸而言中。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秦宓可贵的胆识和操守。秦宓最后一次出场是在东吴派张温到蜀国答礼的时候。由于后主和诸葛亮对张温都很客气，张温十分得意，不禁有些飘飘然。就在诸葛亮设宴为张温饯行，众官奉陪，殷勤劝洒之际，秦宓乘醉而入，昂然就座。这使张温老大不高兴，于是引起一场唇枪舌战。罗贯中在这里几乎照抄了《三国志·蜀书·秦宓传》中的那段问答，这还不算，他又写秦宓反过来向张温提出一连串问题，使得“张温似醉如痴，无言可答，乃避席而谢孔明曰：„不意蜀中多出俊杰。恰闻讲论，使仆顿开茅塞也。‟”这一段精彩的描写，充分表现了秦宓渊博的学识和强劲的辩才，真可使蜀中俊杰扬眉吐气!《三国演义》对秦宓的描写，比《三国志》生动得多，丰满得多，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风流潇洒、倜傥不群、正直耿介、满腹经纶的学者可敬而又可爱的艺术形象。
3.王平(?—248) 字子均，巴西宕渠(今四川渠县)人。他从小由外祖何家抚养，便跟着姓何，后来才复姓王，所以史籍有时又称他为“何平”。他早年到洛阳，任校尉，在随曹操征汉中时归降刘备。建兴六年(228)，诸葛亮一出祁山，王平随马谡去守街亭。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他一再规谏，马谡都不听从，结果大败。在这倾危之时，“众皆星散，惟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魏将张郃疑其伏兵，不敢逼也。”事后诸葛亮赏功罚罪，赏王平，“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从此，王平成为蜀汉后期的重要将领。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逝五丈原，蜀军在丞相长史杨仪指挥下撤退。大将魏延因对杨仪不满，抢先南归，邀击杨仪。杨仪派王平抵御魏延，王平义正词严地谴责魏延不顾大局，使魏延部众一哄而散，一场内乱迅速平定。此后，王平长期镇守汉中，进封安汉侯，拜前监军、镇北大将军，与镇守蜀汉东部的车骑将军邓芝、镇守南中的镇南大将军马忠齐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平“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但他却能抓紧时间刻苦学习，经常叫人给他读《史记》、《汉书》，并能正确地掌握大意。由于他严于律己，遵守法度，尽瘁国事，因而成为蜀汉的优秀将领(《三国志·蜀书·王平传》)。
《三国演义》中的王平，在众多的武将形象中虽然不算最突出，但给读者的印象却相当鲜明。《演义》主要写了王平三件事：首先是对王平归降刘备作了渲染。在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时，命大将徐晃为先锋，王平为副先锋。徐晃不听王平谏阻，领兵渡过汉水，被打得大败，反而责怪王平不去救援，要杀王平。王平当夜就投奔了刘备，并尽言汉中地利。刘备大喜，说道：“孤得王子均，取汉中无疑矣!”这样，王平一开始就给人留下了思虑周密而有决断的印象。《演义》对王平用笔较多的第二件事是，诸葛亮南征时，命王平与张翼为副将，在武将中仅次于赵云和魏延。在七擒孟获的过程中，王平或冲锋陷阵，或出奇设伏，历经艰险，屡建功勋。这些虚构的情节，有力地表现了王平的忠勇。当然，《演义》写王平最突出之处还是第三件事——街亭之战。当王平与马谡去守街亭时，马谡不顾诸葛亮的嘱咐，要在路旁的山上安营。王平极力劝阻，指出：“今观此山，乃绝地也。若魏兵断我汲水之道，军士不战自乱矣。”由于马谡固执己见，王平只得分兵五千，离山十里下寨，并将驻扎情况连夜报告诸葛亮。正象王平警告的那样，马谡第二天就失了街亭。王平虽然兵少，仍奋勇冲杀十余次，试图救援马谡;后来又在重围中救出魏延和高翔。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情节中，王平老成持重的性格表现得相当充分。从此，读者再也不会忘记这位不以武艺出众，而以谨慎见长的将军了。
除了上述几人之外，《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些巴蜀人士使我们难以忘怀：
——那位“身短不满五尺，言语有若铜钟”，过目不忘，雄辩滔滔，难杨修，讽曹操，宣称“吾蜀中无谄佞之人也”的张松〔蜀郡(治今四川成都)人〕;
——那位一再劝刘璋不要结好刘备，以免失去益州地盘，甚至倒悬城门，以死相谏的王累〔广汉新都(今四川新都)人〕;
——那位与黄忠颇为相似，“善开硬弓，使大刀，有万夫不当之勇”，被俘后大叫“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的老将严颜〔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人〕;
——那位“极有胆略”，在刘璋部将中出类拔萃，被刘备俘获后至死不降的张任(蜀郡人);
——那位刚直耿介，以大义说服目中无人，轻视黄忠，声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的关羽，使之欣然接受“五虎将”称号的费诗〔犍为南安(今四川乐山)人〕;
当然，还有恤军爱民的张翼〔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威镇南方的马忠〔巴西阆中(今四川阆中)人〕，忠勇奋发的张嶷〔巴郡南充国(今四川南充北)人〕，傲骨嶙峋的彭羕〔广汉(治今四川广汉北)人〕……
附带说一下，《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个巴蜀名人，虽然既不属于刘璋集团，也不属于刘备集团，但却名震一时，并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东吴大将甘宁。甘宁是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人。他不仅作战骁勇，而且目光远大，实为难得的将才。 应该感谢罗贯中，尽管他似乎不曾到过巴蜀，也无意专写巴蜀，却使巴蜀的千百万读者为自己历史上的先贤英杰们油然而生绵绵情思……
三、三国文化对巴蜀的影响 在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三国文化是最有活力，最具有雅俗共赏特色的“亚文化”之一。
若干年来，人们常常谈到“三国文化”，但对其含义的理解却往往有所不同，这里有必要略加阐释。我认为，人们对“三国文化”的理解和诠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第二个层次是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第三个层次是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和三国精神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这三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都有充分的理由自立，都有自身的内涵和外延。它们并非对立的概念，而是如同一组同心圆，围绕着三国时期的文化的基本内核，层递扩大其范畴，共同承担着阐说和研究三国文化的任务。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实际上使用的是广义的“三国文化”观。
长期以来，三国文化对巴蜀地区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一，三国遗迹巴蜀多。在广袤的巴蜀大地，三国遗迹数不胜数。如果以成都为观察点，向周围幅射的话，我们首先会想到成都的别名“锦里”、“锦官城”、“锦城”，它们都得名于蜀锦织造业发达的三国时期。这里有闻名全国的武侯祠，有刘备称帝即位处的武担山、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饯行处的万里桥、诸葛亮治水所筑的九里堤，还有营门口的黄忠墓、弥牟镇的八阵图遗址、新都的马超墓等等。由成都往北，有广汉的雒城遗址、金雁桥(相传为诸葛亮擒张任处)，罗江的庞统祠墓，绵竹的双忠祠(纪念诸葛瞻、诸葛尚父子)，绵阳的富乐山(刘备入蜀时与刘璋聚会宴饮处)、蒋琬墓，梓潼的七曲山关帝庙、卧龙山、魏延祠、邓芝墓、演武铺，由梓潼到剑阁的“翠云廊”(大量柏树夹道的古驿道)，阆中的张飞墓、瓦口关，剑阁的剑门关、姜维墓、邓艾墓，广元的葭萌关、费祎墓、阴平道、白水关、筹笔驿(诸葛亮北上伐魏时运筹谋划处)等等。由成都往东，到重庆，再顺江而下，有云阳张飞庙、奉节白帝城、八阵图遗址等等。由成都往南，有夹江的诸葛点将台，金沙江畔的五月渡沪处，西昌的孟获城等等。众多的三国遗迹，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少量由三国时期遗留至今的古迹，如成都武侯祠内的刘备墓。第二类，虽然源于三国历史，或与史实大致相符，却多少渗入了《三国演义》、三国戏和民间三国传说的内容。比如大名鼎鼎的武侯祠，算得上是全国最有影响的三国遗迹，但它并非三国时期的遗存，而是始建于公元四世纪的成汉时期的纪念性祠庙，只能说是源于三国历史，以后历代又迭经兴革补充;祠中人物固然基本上是三国时期实有的人物，但若干人物的造型(如关羽的面如重枣，张飞的豹头环眼，庞统的面黑而丑)，以及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蛇矛之类，却明显受到《三国演义》和传统三国戏的影响。这类遗迹，在全部三国遗迹中占了很大比重。第三类，虽有一点三国历史的由头，却因《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的影响而与史实大相径庭，甚至面目全非。例如广元的“鲍三娘墓”，经考古鉴定，确系东汉晚期墓葬，但鲍三娘及其丈夫关索却是民间三国传说虚构的人物，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很有代表性。第四类，出自对三国史实的附会，或者纯系《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的产物。比如梓潼的“古瓦口关”，即由《三国演义》第70回所写张飞由“梓潼山小路”抄到瓦口关背后这一情节附会而来。翠云廊中的“阿斗柏”、许多地方的“点将台”之类，显然来自民间传说。这类遗迹，为数甚多。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所说的“三国遗迹”，大部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三国时期的遗迹”，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与三国有关的名胜古迹”。尽管它们不能与三国历史划等号，但却寄托了巴蜀历代人民对三国史事和三国人物的追慕和缅怀，表现了人们的爱憎、理想和愿望;它们的形成演变本身，也已成为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巴蜀人民心灵变迁的历程。
其二，三国传说缀满巴山蜀水。早在魏晋时期，在陈寿的正史《三国志》问世前后，就已出现了一些关于汉末三国的野史传说。自西晋末年到南北朝的数百年间，人们对三国史事越来越关注，有关的逸闻轶事和民间传说也越来越多。从唐代起，三国时期成为人们最感兴趣的一段历史，三国故事则成为通俗文艺最重要的创作素材。到了宋代，“说话”艺术十分兴盛，“说三分”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民间三国传说也更加丰富，并已形成“尊刘贬曹”的主导倾向。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尊刘贬曹”倾向，主要寄托了广大民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民族感情，反映了他们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选择;对此不应作片面的理解，更不应简单地斥之为“封建正统思想”(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宗亲，而且家世比刘备显赫得多，却每每遭到嘲笑;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姓刘的皇帝，更是老百姓鞭挞的对象)。巴蜀地区作为蜀汉的主要疆域，有关蜀汉人物，尤其是诸葛亮的传说故事，自然就特别丰富。今天能够听到的三国传说，绝大多数产生于《三国演义》成书之后，或多或少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而又超出《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之外，纵横腾挪，大胆发挥。其中有的追本溯源，介绍小说没有写到的人物过去的生平事迹;有的打破砂锅问到底，补充小说没有交代的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的结局;有的横生枝蔓，描写小说语焉不详或根本没有涉及的人物和故事;有的别出心裁，编织与《三国演义》情节相反的故事……还有大量的传说，则是解释和说明生活中许多事物和现象的来历。例如：成都流传的《刘备墓传奇》，说曾有一伙贼人去盗刘备墓，刘备正在里面下棋，赏给他们每人一杯琼浆，一条玉带;贼人慌慌张张爬出墓后，琼浆变成胶，粘住了他们的嘴，玉带变成巨蛇，缠住了他们的腰，而墓穴已经自动封好;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去盗刘备墓了。这就解释了刘备墓为何保存完好的原因。又如：梓潼、剑阁流传的《张飞柏》，说张飞镇守巴西郡(治所在阆中)时，为了及时向诸葛亮报告军情，亲自带领士兵，在阆中、剑阁到梓潼的几百里山路上“植柏表道”，柏树长得很快，“早上栽树，下午遮荫”，给后人带来许多实惠，人们便把那些巨大的古柏叫作“张飞柏”。再如：剑阁流传的《孔明杖、腊肉和豆腐的故事》，把剑阁特产的手杖、腊肉和豆腐的来历，归因于诸葛亮北伐和姜维镇守剑门关。再如：许多地方流传的《四川人头上的白帕》，说深受人们爱戴的诸葛亮去世后，老百姓极为悲痛，人人为他戴孝，丧期过后，大家也不愿把头上的白帕取下来，仍然戴着它干活，久而久之，头上包白帕，便成了四川农村世世代代的习惯……丰富多采的传说，充满着劳动人民的智慧，洋溢着生活的气息，新鲜生动，情趣盎然，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心灵的启迪。可以说，巴蜀人民的机智与幽默，贯注于三国传说之中;而三国传说又培育了更多的机智幽默的巴蜀人。
其三，三国文化对巴蜀地区的社会生活和民众心理也产生了巨大而深广的影响。这个问题十分复杂，这里只能略举数例。例一，巴蜀地区的主要剧种川剧，其大量剧目中，数量最多的便是三国戏，仅现存的就有160出左右。四川艺人说的是：“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国。”例二，巴蜀地区的各种曲艺门类，如评书、清音、竹琴、金钱板等，都有许多有关三国的曲目。在没有广播、电视、电影，文盲占人口大多数的漫长岁月里，这些三国戏、三国曲艺，不仅是广大民众消闲娱乐的重要方式，而且是他们认识生活，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例三，巴蜀人重情义、讲信用、勇敢顽强、吃苦耐劳、诙谐灵巧的品格，与三国文化的熏陶也颇有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三国文化决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直到今天，它仍然富有活力，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流淌于我们的血脉之中。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将伴随我们走向未来，再创辉煌……
第三篇：企业文化学习心得
“责任 安全 品质 卓越”我们中国xx建设集团的的核心价值观，今天我又重新学习了一遍，对其又产生了新的看法和理解。
“责任”——公司肩负着xx建设的的责任，xx的建设和使用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民生，不能有一丝的马虎和松懈，不允许存在失败的试验品，必须建一座xx，就得保证一座的质量。我们是这个建设团队中的一员，一颗螺丝钉，自己钉的牢不牢放到整个工程中也许显得没那么重要。然而，我们的作用就体现在那里，并不是以能看到不能看到来区分。所以，干好自己的本职，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是对自己也是对整个xx建设，甚至是整个社会。
“安全”——安全高于一切，干所有的事情目的都是使人的生活更加方便，出现了事故，再美的工程也会留有很大的瑕疵，所有的事情必须把安全作为第一要务来抓，我们日常的工作安全隐患都比较隐蔽，很多习惯性行动就有可能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另一方面，“急”是很多安全隐患的前提，所以，作为我们个人所有行动之前要思考再三，慎重出手。平时工作按照规范、准则行事，把隐患提前暴漏，提前准备。
“品质”——我们所有的工作做种都会有一个结果，结果的品质，是我们工作好坏的直接反映，所以我们要注重品质，他是我们直接呈献给世人的最直观的印象，直接关系到别人对我们公司的评价，品质好，则公司好，品质差，则公司差。我们作为辅助服务单位，服务的态度就是我们的品质表现，所以我们要调整好心态，专心于品质，专心于服务。
“卓越”——是指我们个人，指我们产品，指我们公司。我们追求卓越，首先是个人的，从做一个卓越的人开始，不断地学习、进取，充实自我，给周围的人做一个榜样，而这个榜样又不是刻意的，自己做好了，影响了周围的人，一步一步不断追求，从而到整个公司，整个社会。
企业的文化，是一种纽带，并不是几天的高压学习就可以铭记，他需要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共同建造，我们现在的努力在今天也许显现不出来，但我们不应以此为借口就忘却，我们更应该积极去践行、去营造。 我们正在努力
第四篇：企业文化学习心得
5月11日上午，本人参加了公司举行的“海航服务精神与五星荣誉感巡回大会”，感受到了作为一位海航人的自豪，因为我们公司是中国首家获得国际权威机构SKYTRAX认可的“五星”航空公司。通过教员的精彩演讲，我深刻认识到什么才是“五星”航空的标准以及在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努力奋斗保住我们来之不易的荣誉，再创辉煌。
“五星航空”作为全球顶级五星航空公司，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服务标准呢?“五星航空公司”并不仅仅是一个标志，更多地意味着其卓越的服务品质得到旅客认可。一直以来，公司都倡导着顾客至上，“以客为尊”服务理念，始终关注每一个客户，关注每一个服务细节，通过改善空地服务软硬件设施，尊贵典雅的客舱环境，独具东方特色的客舱餐饮文化等等，为旅客提供高效、便捷、温馨、尊贵、个性化的各种飞行选择和旅行体验。教员给我们讲了一个生动的案例：一位旅客在飞行就餐时想吃巧克力，乘务员A首先很礼貌客气的回答说，很抱歉我们的航食没有配备巧克力。过了一小会，乘务员A却神奇的给这位旅客送上了一根她喜欢吃的巧克力。原来为了满足顾客的特殊要求，该乘务员询问了她所有的伙伴和同事们，最后在机长的口袋里找到了巧克力。故事还没有结束。事隔半年后，该乘客再一次乘坐我们公司的航班，就餐的时候，该旅客激动的发现，我们细心的乘务员主动给她送上了她最爱吃的巧克力。如此用心的服务，能不让旅客感动吗?
我们应该学习乘务团队这种以人为本，用心，超越期望的服务精神。事实上，乘客感受的服务品质来自方方面面，任何一处缺陷都可能导致在终端处给客户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我们机务团队在飞机维修工作中的表现也直接影响了公司的服务质量。如果我们不能以高的标准规范完成飞机的检查和维修工作，那么飞机很有可能因为可靠性不高导致机械延误，严重影响我们的服务质量。比如说，如果我们航后不及时把座椅，烤箱等设备修复正常，第二天就会影响到旅客的情绪，增加乘务的心理压力。虽然从表面看上去，我们直接服务的对象是不会说话也不会抱怨的“铁家伙”—飞机，然而事实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庞大的“铁家伙”伺服好了，那么结果很有可能就会导致公司经济损失，飞行员的操作困难，乘务员的情绪不满，旅客的投诉。所以我们不但要提高工作的质量，保障飞机的安全，还需要不断提高我们的服务意识，从为飞行员，乘务，旅客服务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如何从维修的细节之处做的更好，让他们更加满意。我们必须用心做好每一件事，从拧一颗螺钉到排除一起故障，都要一丝不苟。
我们要以“五星”的标准时刻要求自己，要以标杆为榜样，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实际工作中，以顾客需求为导向，精益求精，主动积极的为公司打造国际化服务品牌做出贡献。
第五篇：企业文化学习心得
通过对企业文化的学习，我深受感动，倍受鼓舞。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文化理念，文化形式和行为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体现了企业及其成员的价值准则、经营哲学、行为规范、共同信念和凝聚力。因此，一个企业只要存在一天，企业文化就同时存在。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就是要用先进的观念管理企业，使员工的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再先进的技术，如果没有掌握再训练有素而对工作充满热情的员工手上，也难以发挥作用。真正先进科学的企业文化，使能够让每一位员工认同企业目标并为之奋斗的文化。
企业文化的树立，让公司里面的每一名员工都能深刻的体会到企业文化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只有当员工深刻的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符合企业文化要求的，处处以企业文化来严格要求自己，那么企业文化才能真正的发挥其最终的效果。
总之，企业的建设，最终经营的是人的思想，最终的落脚点是武装人，塑造人，鼓舞人，通过企业核心价值观来体现企业的价值，实现企业和谐，促进企业发展，使百年企业的目标以接力形式传承并永续经营。
通过对企业文化的学习，我深受感动，倍受鼓舞。企业文化
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文化观念，文化形式和行为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体现了企业及其成员的价值准则、经营哲学、行为规范、共同信念和凝聚力。因此，一个企业只要存在一天，企业文化就同时存在。
企业文化就是鼓舞士气、陶冶情操、塑造知识型员工、培育奉献精神，为提高基层的凝聚力、战斗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要实现这一功能，就必须不断提高企业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是因为企业文化能否发挥的程度最终取决于文化是否能够吸引人和感召人，能否为广大员工所接受并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动力。
企业文化的树立，不仅仅是一种公司的宣传手段，最重要的是如何将其落实下去，让公司里面的每一名员工都能深刻的体会到企业文化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只有当员工深刻的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符合企业文化要求的，处处以企业文化来严格要求自己，那么企业文化才能真正的发挥其最终的效果。让企业里面的每一名员工，为追求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