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教育研究类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在我国信用环境不良的条件下，“银行-学生”所构成的核心两主体模式不可能诞生。
第一篇：教育研究类论文范文
理工类大学英语专业人文类课程设置研究
【摘要】 科学的课程设置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部分。理工类大学英语专业人文类课程设置存在的诸多问题，制约着本专业的发展。理工类大学英语专业应对本专业的人文类课程设置进行分析，根据国家大纲的要求及理工院校的特点优化课程体系，使培养的学生与其它类型院校的学生相比有独特的素质和能力。
【关键词】 理工类大学;英语专业;人文课程设置
1.引言
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有特色的英语专业人才已成为今后我国高校英语专业教学的主要努力方向。外语界专家如戴炜栋、刘毅，何其莘等都就课程体系改革做过相应研究，但大都针对外语院校、综合性大学本科英语专业。据最新统计，目前我国开办英语专业的高校有939所(何其莘， 2009)，其中理工类院校占1/3。如何改进现行的课程设置以适应学科发展和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决定着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成败。本文探讨如何对现行课程设置进行改革优化，寻求课程设置合理方案，以引起更多的思考。
2.理工院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理工院校英语专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起就考虑到了交叉或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这与2000年颁布的《大纲》的要求不谋而合。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对专业目录进行调整，科技英语专业只成为一个培养方向。理工类院校英语专业开设的相关知识课程总体上可分为三大类：数理课程、计算机课程、行业专业课程。现今我国数量庞大的“英语专业”中，特别是近年来在传统上或依然是以理工科为主的院校中设立的“英语专业”，有相当数量根据实际内容来看，也许称之为“专业英语”更为贴切。理工类课程虽然是理工类院校的优势，但在具体的实践中还存在很多问题。
3.课程设置理论依据及课程设置改革探索
3.1理论依据：《大纲》指出课程体系改革和课程建设是外语专业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当前外语专业课程建设主要面临以下几项任务：(a)开设与复合学科有关的专业课、专业倾向课或专业知识课，加强课程的实用性和针对性。(b)探讨在专业课、专业倾向课或专业知识课中如何将专业知识的传播和语言技能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课程的效益等。国内外学者对外语课程设置进行了探讨，把课程设置的过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分析学习者的需求和目的，确定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进行选择和分级，进行适当的教学安排，对学生进行分班，选择、改编或编写合适的教学资料，设计学习任务和评估方式。
3.2课程设置改革探索：各个模块课程设置具体要求如下：
公共基础课：本模块课程应有必修课和选修课，能够满足通识教育的需求，有的理工类、经贸类和管理类课程与专业方向课相辅相成，可引导学生选修这方面的课程。尤其是多开设一些理工类学生所缺乏的人文学科的课程，比如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修养。
专业技能课：理工类院校英语专业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应当对“双基”加强训练，把技能课程、专业知识课程和人文知识课程的学习融为一体，增强技能课程教学的趣味性和知识性，同时也有助于人文素养和知识的积累。毕业生对专业技能课重要性的排序是：口译、听力、笔译、写作、口语、视听说、精读、应用文写作。可以看出，应用类的课程被毕业生广泛重视，说、听、译、写的技能和相关课程最被关注，各种形式的阅读需要程度最低。毕业生认为，大量阅读可以课后自主完成。至于语音，每个人的程度不同，而且普遍水平在提高，如何进行因人而异的教学应引起重视。
专业知识课：专业知识课按照《大纲》要求开设英语语言学概论、英美文学、和学术论文写作等必修课。同时增设语言文化类的选修课以提高人文素养。专业知识课排序居前位的是：跨文化交际、英美社会文化、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语国家概况。而像修辞学、词汇学、文体学等专业性较强的课认可度较低。基础的、对提高修养和对外交流有直接帮助的课程受到普遍重视，而专业性较强的课程只合适一部分学生。也就是说，毕业后从事英语专业学术性研究的学生比例不大。因此，在专业知识课设置方面，应注意基础，因地制宜，根据学生的爱好、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合理的专业知识课教学计划，增加选修课的数量和科目。
相关专业知识课程：考虑到學生的兴趣不同和将来就业的需要，相关专业知识课程尽量要考虑到系统性、广泛性，尽可能多地给学生提供一些专业方向课程，使他们能在专业方向方面有所发挥。对相关专业知识课的认可度排序是：外贸函电与谈判、国际会议英语、科技翻译、国际贸易实务、国际法入门、涉外企业管理、国际金融概论、经济学概论等。涉外经济类课程的认可度最高，其次是国际会议英语、科技翻译。这体现了学生就业以后的工作需求和我国当前的国情。毕业生就业后一部分会从事涉外工作，大部分进入经济领域，只有少部分进入其他领域。所以，涉外经济、国际会议英语、科技翻译的需求较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概论的认同度既超过了计算机应用，也超过了专业英语，可见学生希望系统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如何合理配置、讲授相关专业知识课程应予以重视。
实践教学课程：在教学计划中要增加实践教学课程的比重，压缩课堂教学的课时，多给学生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发挥的机会，还他们学习的主体性地位。实践环节中的社会实践、毕业实习等要和相关专业知识课程保持一致，不能流于形式。
3.3加强师资建设。师资队伍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了培养合格的英语专业人才，必须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改善师资队伍结构。学校要有规划、有目标地引进人才(学科带头人)、稳定人才和培养人才，尤其要重视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培养，使他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带动整个教师队伍的发展。
4.结语
和外语院校、师范院校等其它类型院校的英语专业相比，理工类院校英语专业的教育资源不同。要利用其办学优势使培养出来的学生具备其它类型院校的学生所不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就必须建立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结构优化的课程体系组织模块。要使课程设置动态化，在保证和《大纲》要求一致的前提下，可根据各方面的变化适时调整，保证适合形势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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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国旗.理工类高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1(9).
作者简介：
刘剑辉 (1972-)，哈尔滨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王莉(1981-)哈尔滨人，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习得理论
李靖 (1972-)，哈尔滨人，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语言哲学，语言习得理论，应用语言学
注：该论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理工类大学外语教育人文主义转向策略研究”
(课题编号：10YJC740062)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1.哈尔滨理工大学;2.黑龙江商业大学)
作者：刘剑辉 王莉 李靖
第二篇：债权类教育金融制度效率研究
[摘要] 在我国信用环境不良的条件下，“银行-学生”所构成的核心两主体模式不可能诞生。政府、高校主体的引入虽然可以通过“后入主体”对现存单个主体“成本-收益-风险”平衡性的改良来提升契约的总体效率，但对核心主体之间的“成本-收益-风险”的改良程度微弱，因而债性契约具有天然的缺陷，其效率改良是有限的。尽管贷款违约公示和生源地贷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贷款的风险，但前者破坏了债性契约的可持续性，后者则是债性契约内在规定性的退化。分成制教育金融制度将是对现存金融契约进行的革命性变革，有望从根本上促进银行与学生两主体之间的成本-收益-风险的平衡性。
[关键字] 教育金融制度;债性;分成制;效率
Study on Efficiency of Educational Finance System with Debt Property
Dou Erxiang, Liu Liying
(College of Software and Microelectron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2600)
Key words: educational finance system; debt property; sharecropping; efficiency
一、引言
基于教育需求方的筹资机制主要包括财政机制和金融机制(窦尔翔，2008)。随着教育体制改革和高校扩招，财政制度已无法满足教育需求方的筹资需要。一方面，我国财政投入教育的资金所占GDP的比例较低，还达不到4%的世界平均标准;另一方面，由于等待财政支持的受教育者基数大，已投放和等待投放的资金总数巨大。因此，财政制度不堪重负。于是以债权类教育金融工具为代表的教育金融制度便成为了教育需求方的筹资选择。在我国，教育需求方通过金融制度进行教育筹资已有一定的应用，如助学贷款①、教育储蓄等。我们把这类教育需求方通过债权债务模式来筹资的金融制度，称为债权类教育金融制度。目前，我国债权类教育金融制度的最主要的应用就是国家助学贷款制度。
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经历了1999年在8省市试点、2000年全国推行、2001年调整、2004年深化等几个阶段，不断成熟，而且2007年在5省市试点、2008年在二十多个省市推广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又进一步补充完善了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目前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以2004年6月实行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若干意见》为执行规范，该《若干意见》规定，对高校实行借款总额包干，原则上按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高职学生)、研究生以及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总数20%的比例、生均每年6000元的标准确定;由政府委托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经办银行，学生在校期间财政全额贴息，毕业后自付利息;借款学生毕业后在1~2年开始还贷、6年内还清，其中毕业后自愿到艰苦地区、艰苦行业工作，达到一定年限的借款学生，可以奖学金代偿;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具体比例在招标时确定，财政和高校各承担50%)，补偿银行的损失。国家金融管理等有关部门、经办银行、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及各高校共同建立还款约束机制(朱相诚、黄波粼，2006)。
教育部官方网站信息(朱相诚，黄波粼，2006)，自1999年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以来至2006年6月底，全国申请贷款累计总人数395.2万人，银行审批人数240.5万人，人数满足率②为60.85%;申请贷款累计总金额305.6亿元，银行审批金额201.4亿元，金额满足率③为65.90%。其中，自2004年6月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实施以来至2006年6月底，全国申请贷款人数211.1万人，银行审批人数154.3万人，人数满足率为73.09%;申请贷款金额171.8亿元，银行审批金额131.7亿元，金额满足率为76.66%。而实际上，按照2006年全国1700万在校生，困难学生平均比例25%，特困生平均比例15%计算，困难学生约425万人，其中特困生约255万(林松涛、聂永江，2007)，与银行已审批人数相比可以发现，助学贷款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很大缺口。实践证明，我国助学贷款在保障贫困学生入学、促进教育机会公平、缓解高校财政经费不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助学贷款制度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如贷款力度在地区间、学校间、银行间发展极不平衡;学生贷款拖欠情况严重，违约率高;银行“惜贷”，学生贷款供求不平衡;银行和高校配合不力，管理难度大、申办手续繁杂等。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采取了增加利益相关主体的措施对我国教育贷款④进行了制度改良。如加入国家担保，或加入高校主体，以解决教育贷款中存在的各种难题。再如加入家庭信誉变量，实施生源地贷款的模式。
事实和推理表明，引入国家、学校、企业、家庭信誉等利益相关主体，助学贷款制度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良。但违约率高、贷款主体积极性不高、制度运行成本过高等顽疾依然难以去除。原因可能在于主体引入并不能超越助学贷款的债性合约性质，这种固定收益类工具具有其天然的效率缺陷。特别要强调的是，生源地贷款表面上使教育贷款制度的效率得以提高，实则是教育贷款制度某种意义上的倒退。⑤因此分析债权类教育金融制度本身固有的效率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改进制度效率的新途径显得尤为必要。为此，本文首先在概述效率概念的基础上，针对将研究的债权类教育金融制度界定效率概念，进而分别从静态、动态角度对债权类教育金融制度进行效率分析，尝试寻找效率更高的制度安排。
二、效率概念界定
效率一词现在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尤其在经济学领域，效率已是核心概念之一，但对效率概念的界定仍然存在很多争议。因此，本部分首先概述效率、制度效率以及考察国家助学贷款时用到过的效率指标，然后在此基础上界定债权类教育金融制度的效率概念。
(一)效率概念概述
1. 效率。效率，顾名思义，就是有效的程度。它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有两种主要含义(罗磊，2008)。一是在生产意义上，效率是指投入和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比。这里的产出或收益，不仅指能够为人们提供满足的有用物品，也指人们的满足程度即效用。这里的投入或成本，从一般意义上是指在特定技术水平下，提供人们所需要的有用物品或满足程度所需要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资金资源和物资资源等。“有效率”就是指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用有限的资源为人们提供了最大可能的满足的状态(战松，2006)。二是在分配意义上，效率是指社会资源的配置状态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也称为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效率指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任何改变，都不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变得更好，而同时不会使其他人的处境变得更坏。
根据考察主体不同，效率可分为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两个层次。微观效率是针对个别经济主体而言的，主要指微观经济主体是否利用给定的经济资源得到了最大化的收益，或者是否在收益既定时利用了最少的资源，也即花费了最小的成本。宏观效率是就各微观经济主体所构成的整体而言的，更宽泛的讲，是就整个社会经济而言的，主要指全部资源的消耗与所有微观个体的总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是矛盾统一的关系。微观行为主体对微观效率的追求有可能导致对宏观效率的损害，但宏观效率的实现又必然要以微观效率为前提和基础，二者之间的协调是宏观管理层与微观行为主体的博弈的结果(战松，2006)。
2. 制度效率。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认为，所谓制度效率，是指在一种约束机制下，“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将导致产出的增加”;而制度无效率则是指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将“不能导致产出的增长。”(道格拉斯·诺思，1994)也就是说，制度效率是激励与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在提供一种有效激励结构，使得个人能够获得投资的边际社会收益的同时，也建立起相应的约束规则，对无效率的行为和决策进行惩罚。“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与非激励系统，而且还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道格拉斯·诺思，1994)
制度效率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指制度的外在效率，即制度的社会性效率，它主要表现为通过制度的实施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社会效益，即制度能够有效地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而且能够从经济运行反馈的信息中及时地进行调整;另一个层面是指制度的内在效率，即制度本身的设置与运作中能够以最小的成本费用来获取最大的收益，也就是说，通过降低或减少制度安排的建立及实施过程的成本如所花费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而获得最大的实际效果(战松，2006)。
衡量制度效率的标准是多重的，除经济增长等经济标准外，还包括一些非经济标准，如微观个体的平等、健康以及宏观社会的和谐、稳定等。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判定一种制度是否有效率：第一，制度结构能否在建立社会交易基本规则的基础上通过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拓展人类选择的空间;第二，制度结构能否获得一个正确价格，在存在公共物品、外部性、不充分信息、信息的不对称和高交易费用的前提下，制度能否克服“市场失效”的负面影响;第三，由制度结构所决定的收入和财产分配的规则是否公平，即是否有效地促进了每一个人的生产主动性，财产分配格局是否与全体国民的个人能力相适应?收入和财产分配的规则是否能够促进效率的提高和财富的增长?新制度经济学派同时还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评价制度的效率。他们认为，制度的根本目标实质上就是使社会资源达到最佳配置，当一项制度安排不能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时，即现在制度不能增加甚至减少资源产出时，那么该制度本身就是缺乏效率(徐宏毅、赵迎红、聂鹏，2008)。
具体来说，评判一项经济制度的效率，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考察。
一是根据前文对效率的定义，考察制度收益和成本的对比关系，即：制度效率=制度收益/制度成本。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都是为了获得潜在的收益，这便构成了制度收益;而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都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对制度预期收益进行了一种扣除。因此，一种制度建立以后，即使实现了预期的收益，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制度形式就是富有效率的，而是要在对其收益和成本比较的基础上才能下结论。在制度收益既定的前提下，成本的高低就成为决定制度效率的关键因素(李雯娟，2008)。
二是考察预期收益和实际收益的对比关系，即：制度效率=预期收益/实际收益。任何制度的设计和实施都是有特定的预期收益的，包括经济收益和人们感受到的效用收益等非经济收益，而制度在设计、修改、实施等过程中都存在着成本支出，并且制度实际实施后所获得的实际收益往往和预期收益有偏差。因此也可以用预期收益和实际收益之比来衡量制度效率。
(二)债性教育金融制度效率概念界定
李文利在考察国家助学贷款效率时，使用的效率指标是借款人的违约率，并提到另一个效率指标——管理成本(李文利，2004);彭安臣等考察助学贷款制度的效率指标是制度的收益与成本之比(彭安臣、沈红，2008);邓有高在论述国家助学贷款效率时，分别从宏观效率——国家助学贷款的适用范围、满足需求程度、社会总资源的配置和微观效率——国家助学贷款对银行、学生的独特性来论述(邓有高，2003);黄维等认为，评价国家助学贷款制度是否有效率，主要看三个方面：制度成本最小化、制度收益最大化、制度激励功能化(黄维、沈红，2007)。这些效率内涵都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制度效率，但有的过于狭窄和片面，有的过于笼统。本文将在效率、制度效率概念的基础上，针对教育贷款制度本身“债性契约”的内在特征与银行资产原则的内在冲突，设计出债权类教育金融制度的新型效率概念，以期对基于教育需求方的债性合约的革命性演进给以有效的诱导。
1.收益-成本的平衡性。收益-成本的平衡性可以分解为两个指标，一个是(获得的总收益-实际收益)/成本，即外溢收益与成本的比值，主要用来描述单个主体应用制度的外部性问题。若该指标绝对值接近于零，说明几乎没有外部性，制度效率最高;若该指标绝对值很大，说明存在较强的外部性，该指标为正时，存在正的外部性;该指标为负时，存在负的外部性。两种情况都表明制度效率较低。另一个指标是实际收益与机会成本的比值，主要用来表明单个主体行为选择的收益性问题。若该比值大于1，说明单个主体所选择的制度比较有效率，且该比值越大越有效率;相反，若该比值小于1，那么单个投资主体所选择的制度可能是不值得的，效率比较低。
2.收益-风险的对称性。收益-风险的对称性是指：投资需要承担的风险越大，其风险溢价就越高，那么相应的收益也应该越大;反之，若投资需要承担的风险较小，其风险溢价较低，那么相应的其收益也应该较小。具体可以用公式表示为：P=k×R，其中P表示收益，R表示风险，k表示单位风险的收益率，是一个常数或者是一个区间，由历史数据求得或者由经验给定。如果某一制度使公式中左右两边相等，即收益风险对称，说明该制度效率较高;相反，如果公式中左右两边不相等，即收益风险不对称，说明该制度效率较低，而且左右两边的差值越大，制度的效率越低。如对于两笔投资，如果需要承担的风险相同，那么它们的收益也要大体相当，⑥否则收益风险不对称，效率较低;同理，如果两笔投资将获得相同的收益，那么该两笔投资需要承担的风险也要大体相当，否则收益风险不对称，效率较低。
3.制度内各利益相关主体的互动性。制度内各利益相关主体的互动性是指，其一，是指契约中各相关主体的参与性。没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就不存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其二，是指契约中各相关主体的自主性。好的契约，应当具有吸引各利益主体自主加入的特性。其三，是指契约中各个主体通过其他主体的引入来强化自身的“风险-收益”的平衡性。制度内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性越好，越能规范各主体的行为，越能使制度的秩序良好。
4.实际供给数量与需求数量的差距率。教育金融契约的价值在于促使资金供求双方达到较高的均衡值，而且能够使现实中的潜在需求者的需求尽量得以满足。现实中，从宏观来看，资金的供给是一个相对较充裕的量，而资金的需求却往往不能满足。金融契约的滞后发展正是资金供求差异的成因。一般地，差距率=(需求数量-实际供给数量)/实际供给数量。差距率越小，说明越接近供需平衡，也就越有效率;差距率越大，说明供需缺口越大，效率也就越低。
在衡量制度的总体效率时，可以根据以上每个效率指标在衡量效率时的重要程度分别赋予一个权重，然后求各指标的加权平均值，即得所求制度的效率。可以用公式具体表示为：E=f1×E1+f2×E2+f3×E3+f4×E4，其中E表示制度总效率，E1、E2、E3、E4分别表示通过收益-成本的平衡性、收益-风险的对称性、制度内各相关主体的互动性和实际供给数量与需求数量的差距率四个指标衡量出来的制度效率，f1、f2、f3、f4分别表示上述四个效率指标的权重，主要由实际经验给定，且f1+f2+f3+f4=1。
三、信用环境约束下的债性契约原始模式及其改良
国家助学贷款的原始契约是银行和借款学生间的两主体借贷关系。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是很少有国家助学贷款模式的，一般来讲，其银行和学生之间的借贷关系很容易建立。然而在我国，由于良性信用环境的缺失，银行和学生之间的两主体借贷关系很难确立。为了在信用环境缺失的条件下促成银行和学生借贷关系的确立，必须引入政府和学校以改善两主体制度下的风险-收益格局。
(一)良性信用环境缺失下的两主体模式不可能定理
两主体概念模型示意图如图-1。
图-1中，学生通过支付利息获得了贷款的使用权，银行通过让渡资金使用权获得利息。由于借贷合约的完整执行具有期间性，期间意味着不确定性，所以，二者都将面临着期间风险。但银行的风险与学生面临的风险具有不同的特征。商业银行作为理性经济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遵循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原则。然而，让学生来使用资金，使银行资产具有不确定性、赢利性小以及流动性差的特点。这与银行的“三性原则”具有一定的冲突。在债性合约下，资金贷出在前，回收在后，银行无权干预学生对所获得货币的支配权，因而银行处于被动地位，要面临“期间风险”。首先是安全性风险。一般而言，学生贷款，具有自然人贷款的性质，没有实物可以抵押，属于信用贷款。信用贷款的风险相比较而言大于抵押贷款的风险。从源头上来看，信用风险可能来自于学生的道德风险，也可能来自于学生人力资本积累失败的客观风险。道德风险的大小与征信体系的健全有关。好的征信机制具有充分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旦学生发生道德风险，学生的征信资源将会受到难以修复的损失。人力资本积累的风险在客观上难以预测，能否对这类风险加以把握，取决于学生是否可以获得针对人力资本积累而进行的专业化指导。由于债性合约不具有激励专家对学生人力资本积累进行指导的客观机制，因此学生的人力资本积累存在一定的风险。其次是流动性风险。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并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特别是早期人力资本积累。这显然与银行的流动性形成冲突。资产证券化衍生工具的出现为银行改善其流动性奠定了基础。从赢利性方面考察，银行与贷款学生的资金使用权交易价格r受到一定的约束。教育的公益性质决定了政府并不支持银行像一般贷款一样对r要价太高。同时，正如前文所分析，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风险特征也不支持高价r。另外，即使学生人力资本积累成功，其回报也是有限的。特别是其回报有别于企业回报，不具有放大效应。企业在横向上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可以将各种资源集结起来对利润进行放大。而企业的上市，可以使企业股权价值得到放大，并使得持有人同时获得红利和价差的机会。但个人不具备这两个特点。
发达市场经济由于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相比较而言有利于银行“三性”原则的贯彻。从而使银行-学生两主体契约的成本-收益-风险的对称性相对较强。其一，资金安全性较强。债性合约有效运行的前提是征信机制的完善。理想的信用环境下，学生违约的可能性比较小，这是因为，一是学生难以违约。国外有完善的工资和征信记录体系，学生在客观上难以逃避契约的约束;二是学生违约的成本远远大于违约获得的还款资金的节约。国外有完善的违约惩罚机制，不良征信记录会影响后续的信用权利和信用额度。其二，流动性较强。国外银行抵押贷款证券化比较发达，银行可以通过证券化获得流动性。其三，赢利性风险也可以得到一定控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对来说资金价格r的形成机制具有市场化特征。
在我国，由于教育信贷制度环境的不足，学生-银行两主体之间的成本-收益-风险的对称性较弱，两主体信贷制度难以建立。其具体原因在于，其一，资金安全性不足。⑦主要源于学生征信体系缺失或发育迟缓。学生贷款的追缴机制、惩罚机制不健全。我国银行学生贷款单笔数额较普通贷款小、笔数多、操作成本较大。业务量和中等额度贷款几乎无差别;但若发生呆坏账，收贷成本却很高。⑧其二，资金流动性不足。与普通贷款相比，我国学生贷款的回收期较长。目前，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规定，还款期限为6年。我国金融衍生品发展不足，贷款证券化只是做了尝试性试点，因此银行贷款的流动性难以保证。其三，收益性不足。我国银行资金价格r的市场化还有较长的路要走，r不能反映资金的风险。在以上三大风险中，资金的安全性风险比较突出。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我国，由于征信制度的约束，银行面临较大风险，因而学生-银行两主体制度难以成立。事实上，我国在逐步完善征信体制的同时，通过逐步引入单个主体的方法增强制度的成本-收益-风险的平衡性。期间，先后引入了政府、学校主体，从而使得教育贷款制度效率有所改善。
(二)教育贷款制度的改良：政府、学校主体的引入
1. 政府的引入。教育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促成教育贷款符合政府的目标选择。政府愿意通过介入银行与学生的两主体模型来促成教育金融制度的产生。由于贷款的需求量远远大于贷款的供给量，出于能力与公平的考虑，政府拟将制度支持的目标重点定位于比较贫穷的学生。其方法是政府担保、政策引导、财政贴息。如图-2所示。
政府引入的效用如下。其一，政府的担保有利于银行转移风险。助学贷款新政策规定通过招标来确定银行。国家于2004年出台的助学贷款新政策中实行风险补偿金办法，即由高校和政府财政共同承担风险补偿金。如果契约中的银行是国有商业银行或国家政策性银行，银行在某种程度上还享受隐形担保机制。其二，政策引导。突出表现在1999年政策指定由中国工商银行独家办理国家助学贷款，2000年扩大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自2004年起才开始实行招标确定银行。其三，政策贴息有利于激励学生的贷款行为。贴息相当于一种配套的转移支付，能激励那些对资金增量边际效应较大的学生产生贷款动力。政府的引入是对两主体制度的改良。然而，政府的引入依然不能解决某些问题，具体表现为。其一，银行和学生之间，依然存在较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缺乏学生违约的惩戒机制。其二，银行在选择学生时的避险行为。在三主体借贷关系中，借贷双方依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为了减小风险，银行按理只愿意将钱带给那些相对较富裕的学生。这与国家政策相比较，是一种“逆向选择”行为。其三，高校与学生之间的“串谋”。在原国家助学贷款体系中，高校负责接受学生贷款申请，经初步核查后提交给银行审核，高校不承担贷款风险。这样会激励高校产生不利于银行的“串谋”行为，这样，高校会产生不利于银行的逆向选择行为。
正面来说，缺乏高校的三主体模型有如下缺陷。其一，没有解决三主体贷款制度对学校的正的外部效应。严格地说，高校作为人才的培养者，享受到学生贷款制度安排的好处，但却没有为这种收益支付成本。一方面，如果学生贷款制度缺失，就会有一部分人不能接受教育，高校的生源数量或质量将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助学贷款制度的存在使得高校中普遍存在的拖欠高校学费的情况得到了缓解。其二，增大了交易成本。在银行和高校之间，后者对学生的贫富、信用、学习、发展潜力等存在信息优势。尽管在未引入高校前的三主体模式中，高校也参与管理学生贷款工作，但由于缺乏对高校的有效约束而使得高校可能与学生间存在“串谋”⑨，从而增大了制度的交易成本。高校的引入则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以上问题，提升教育贷款制度的效率。
2. 高校主体的引入。引入高校后所形成的借款学生、银行、政府和高校四主体概念模型如图-3所示。高校引入的制度改良效应分析如下。其一，分担政府的风险，规制高校的逆向选择行为。不但有利于政府的收益-风险的均衡，也有利于高校本身成本-收益的均衡。其二，减小交易成本。高校承担甄别学生和追缴贷款的职责，既能减小管理成本，也能实施国家教育
贷款的指向性初衷。其三，减小学生受教育的风险。学校教育越是能因材施教、因社会需求设置专业、促进满足学生偏好的课程体系的灵活度，就能提升高校教育的效率，从而减小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失败率，减小学生的违约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整个制度的风险。其四，规制学校的行为。高校主体引入模型后，要承担本校学生欠款额度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金给银行，从而使高校原来所面临的外部性有所减弱。⑩改良措施要求高校承担管理、审核学生的责任，既有效降低了高校与学生“串谋”的行为，也有利于降低学生贷款的违约率，从而提高了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效率。
3. 教育利益相关者主体对教育金融契约改良的一般定理。教育利益相关者还包括企业与家庭，如图-4所示的“委托培养”模式，其实是“高校-学生-企业(人力资本消费者)”三主体模式。此模式的产生，相当于教育契约首先在高校和学生中间展开，然后在此基础上引入企业主体。在“高校-学生”两主体模式中，学生不但承担了教育资金风险，而且承担了人力资本积累失败的风险。对学生而言，“收益-成本-风险”三要素指标之间具有较大的不平衡性。企业主体的引入，则一方面减轻了学生的教育投资成本，同时也减小了就业风险。提升了“收益-成本-风险”三要素指标之间的平衡性。如果没有企业的存在，企业实际上从教育契约的执行中获得了正的外部效应。我们知道，企业运行的过程，实际上是价值形态依次通过“生产资料准备过程-生产过程-销售过程增值的过程”等三个环节传递和实现的过程，也是使用价值形态同时并存于三个环节的过程。这使得人力资本的储备成为必要的行为。同时，在企业外部，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存在一定的周期，人才储备也具有周期性。人力资本积累的周期越长，人才储备的周期越长，劳动力待业的周期越长，待业人数越多。也就是说，正是失(待)业大军的存在，才保障了企业的正常运行。而失业的损失却完全或主要由人力资本积累者承担。企业进入教育契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契约的外部性。其实，如果教育契约中缺失企业主体，雇佣大军的存在不仅仅使人力资本积累者要承担失业的风险，而且使得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谈判地位过度不平等。这表明，企业承担雇佣大军的失业风险是企业的责任和应有之举。企业究竟以什么形式承担这个风险或成本应当尽快加以研究。
其实，家庭主体的引入也可以平衡教育契约“成本-收益-风险”三要素间的平衡性(限于篇幅，将另文探讨)。
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关于教育契约效率改良的一般规律。
定律一，增量主体的引入，不仅可以改善原始契约中主体的“成本-收益-风险”特征，也可以降低或消除契约中所有主体的外部性。从而改善契约总体的“成本-收益-风险”的平衡性，从而提升契约的总体效率。
定律二，主体引入前的原始教育契约不同，主体引入的顺序不同，契约总体的“成本-收益-风险”的效率改良的节奏和速度将会有不同的特征。
四、债性教育金融制度效率的局限性分析
(一)四主体债性教育金融制度的成本-收益-风险特征
以上研究表明，由于信用环境的硬约束，“银行-学生”两主体债性契约无法诞生。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引入可以改善教育金融契约的效率。然而，正如大猩猩无论如何改良，依然是大猩猩，不可能像人类那样聪明一样，债性教育金融制度随着主体增加的效率增进，终究不能超越债性教育金融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即便是所有教育利益相关者主体都进入契约之中，债性教育金融制度下的“成本-收益-风险”的非均衡性依然存在。以四主体下的国家助学贷款为例，各行为主体的“成本-收益-风险”特征如表-1所示。
以上分析表明，政府的贴息减小了学生的利息成本，但无法减小学生的本金成本;高校支付管理成本，高校和政府共同承担风险补偿金，11尽管降低了银行风险，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尽管银行的管理成本有所下降，但是由于助学贷款单笔额度小、笔数多的特点，使得助学贷款依然存在手续繁杂，交易成本大的问题;其二，尽管银行的风险可以通过违约金的形式得到弥补，但违约概率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加大了银行的应对不确定性的成本，相关准备金数量将会加大;其三，补偿金的政府高校共担机制，将会促使政府高校间的博弈，特别是当高校具有私人性质的时候，国家将在博弈中承担更大的风险。从而使得博弈双方的外部性增强。
四主体助学贷款模型中，银行和个人之间的成本-收益，收益-风险的双重平衡性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其一，对于银行来说，主要存在收益-成本的非平衡性。一是随着银行业务范围的增加，银行既可以贷款，也可以购买私募股权，还可以购买其他金融衍生品，这加大了银行个人贷款的机会成本。二是当学生人力资本积累成功时，银行所获得的利息仍然是一个相对固定的量。如果用实际收益与机会成本的比值来度量收益成本的平衡效率，这一比值必然较小，即该制度的效率较低。所以，四主体制度中，银行贷款的积极性并没有解决，从而使得债性合约的效率降低。
其二，对于学生个人来说，主要存在高端收益缺失下的“成本-收益”不平衡问题，以及巨额风险下的“收益-风险”的非对称性。前者是指，债性契约使得资金提供方没有干预学生学习安排的权利，国家助学模式因为主体缺乏自然人性而对学生个性化教育不足，总之，国家助学贷款模式下，缺乏“成本承担方的增值服务机制”。学生培养方案僵化，学生所获得的深度培养、个性化培养不足，难以培养出具备核心素养、具有突出特长的学生。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同质性强，垄断性弱，学生很难获得巨额收益。后者是指，学生面临的巨额风险往往很难获得补偿。这是因为，人力资本投资与一般资产投资具有根本性区别。一是，一般资产是“时点性”资产，即在某一时点上其资产的价值相对稳定。而人力资本则属于“期间性”资产，人力资本从开始积累到积累结束，具有较强的“滞后性”。主要表现为决策培养方案和培养完成期间，市场需求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二是，人文性资产。首先，由人个体的心理性和体制所决定的资产特性，资产的价值要受到气候、衣食住行资源、心理体质资源的约束。其次，由人的社会性所决定的资产的特征。指资产的价值要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一方面，体质资源具有一定的先天性，可能对职业规划造成机会上的约束;另一方面，心理资源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会造成人力资本积累效率的巨大波动。社会关系则兼具波动性和先天性双重特征。所谓先天性指社会关系往往是上一代人的积累形成的，等同于固定资产，所谓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谓波动性主要是指社会关系需要维护才有可能保持，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社会关系的破坏却很容易。三是，专业性。人力资本的积累，首先，需要专业化的规划能力，预测其潜力、甄别其能力、明晰其爱好、抓住其性格、预测社会需求。其次，需要专业化的培养能力，培养能力需要知识、因材施教能力、心理疏导能力等的支撑。最后，还需要对人才进行包装、推介以及后续跟踪等。可见，人力资本积累的完成需要的是一个专家团队的支撑。而债性合约性质的国家助学贷款，不具有专家增值服务机制，人力资本积累投资比一般资产投资风险更大。这会降低人力资本积累者的积累冲动，沿海地区存在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机会成本太高而导致的不重视教育的现象，落后地区则存在由于风险过大而导致的高失学率现象。
其三，制度内各利益相关主体的互动性还需要改善。一是，契约中各相关主体的参与性有待改进。主要是还缺少同时容纳学生、银行、政府、学校、企业、家庭等六主体参与的制度模式，企业和家庭还没有和其他经济主体互动起来。二是，四主体国家助学贷款契约中，银行和学校的积极性并不高。银行常出现惜贷现象，学校也迫于无奈卷入繁杂的贷款管理工作中。三是，政府和学校的引入，有利于学生和银行“成本-收益-风险”的平衡性。但学生和银行之间互动所产生的“成本-收益-风险”的平衡性没有什么质的变化。据统计，学生贷款的违约率截至2005年12月底已达28.4%。
其四，从实际供给数量与需求数量的差距率来看，据专家测算，我国在校大学生中经济困难的学生大约有240万人，占在校生总人数的20% ，全国每年为贫困生提供的贷款额在70亿~80亿元，而全国每年需要的助学贷款总额为108亿元，实际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人数仅仅占经济困难、需要贷款学生的1/3(肖顺武、赵吟，2008)。可见，国家助学贷款还存在相当大的供给缺口，说明四主体教育金融制度媒介资金的效率有待提高。
(二)学生违约与约束机制的深层思考
为了弥补债性合约所具有的缺陷，国家出台了两项有代表性的治理措施，尽管这两项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积极效应，但也存在较大的负面影响，需要认真反思。
其一，对违约学生曝光的措施是一种非建设性措施。2004年6月，国家出台助学贷款新政策，重大调整之一是加大学生还款的监管力度，违约借款学生的名单将曝光;2007年7月中旬，中国工商银行广东分行和北京分行分别在网上公布了共计1700余名拖欠助学贷款的大学毕业生信息，引起强烈反响。然而截至8月9日，工行广东分行曝光的500名拖欠贷款的大学生中，只有少数主动联系归还贷款。不少人认为曝光大学生欠款是破坏隐私权的做法，银行则认为欠债还钱是应有之义，而且也符合相关法律。12有些人提出要宽容学生，有些人提出要宽容银行。究竟如何理解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应当说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首先，欠款追缴不是暴露隐私，而银行曝光学生隐私的做法对学生信用造成了极大损害，不利于征信制度的建立。其次，法律中的相关规定是一种非建设性策略，客观上不利于征信制度的建立，应当尽快加以纠正。再次，曝光行为及其效应不是宽容所能解决的。如何将事后惩罚变为事前防范，要依赖新型制度才能解决，而这种制度要具有内化贷款契约双方成本-收益-风险的性质。分成制合约正属于这种新型制度。13
其二，生源地贷款是学生贷款制度的一种退化。所谓生源地助学贷款，是学生在家庭所在地向金融机构申请的用于助学的一种贷款。生源地贷款主要面对当地户籍考入普通高等学校或者在读的经济困难学生的家长，在其户口所在地发放的贷款。其用途是帮助贫困生支付学费和基本生活费，以保障其顺利入学和完成学业。生源地助学贷款在家庭经济困难程度的认定、信用约束催还款等方面优势突出，是比较符合金融属性、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国家助学贷款品种。这类贷款有其增进贷款契约“成本-收益-风险”平衡性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这种平衡性的增进是以制度退化为代价的。学生贷款，从本质上说是以学生为贷款对象的信用贷款，但生源地贷款却对这种贷款契约的内在规定性做了改动，使其向传统贷款模式回归。表现为一是对信用性质的改变。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规定，“助学贷款分为两种，信用贷款和担保贷款。”(陈静涛，2007)担保贷款的出现改变了信用贷款的性质，这和传统的贷款别无二致。二是贷款对象的扭曲。“生源地信用贷款为信用贷款，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有的信用社甚至规定“信用社会对贷款学生的资格进行审查，包括家庭收入、还款能力等，由家长出面贷款，或有家长担保进行贷款。”(杨倩，2007)家长出面贷款，等于改变了助学贷款的对象，不具有助学贷款的典型性质。由于家长与学生存在血缘关系，家长对学生的约束力很弱，甚至没有约束力。家长担保的本质实际上有家长代替学生贷款的性质。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家庭内部的转移支付现象将会逐渐下降。家长出面担保，也与这种趋势相悖。
五、结论
第一，可以构建一个新的指标体系来反应教育金融制度的效率，一是“成本-收益-风险”的平衡性;二是主体数量及其互动效应;三是资金的潜在需求与实际供给的差距率。该效率指标分为定性指标和量化指标两个层次。本文则主要停留在定性层面。
第二，在我国信用环境不良的条件下，“银行-学生”的核心两主体模式不可能诞生。政府、高校主体的引入则可以改善银行或学生各自的“成本-收益-风险”的平衡性，使“银行-学生”两主体模式改良为由政府、高校、银行以及学生参与的四主体模式。
第三，主体引入效应符合以下定理。其一，增量主体的引入，不仅可以改善原始契约中主体的“成本-收益-风险”特征，也可以降低或消除契约中所有主体的外部性。从而改善契约总体的“成本-收益-风险”的平衡性，从而提升契约的总体效率。其二，主体引入前的原始教育契约不同，主体引入的顺序不同，契约总体的效率改良的节奏和速度将会有不同的特征。
第四，国家实施生源地贷款意在改善助学贷款的效率，然而，这是以制度退化为基础的，不是典型的面对学生的信用贷款模式。违约学生的曝光措施意在增强征信约束力，实际上所起的作用是非建设性的破坏作用，不能对构建征信体系起到良性推进的作用，应当加以废止。
第五，债性契约下，教育金融制度由两主体泛化为四主体的过程是制度改良的过程，其效率提升程度和范围是有限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银行学生两这之间的“成本-收益-风险”对称性问题。分成制契约则是对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革命性变革，制度效率将会有飞跃性提升。
注释：
①按《关于助学贷款管理的若干意见》规定，助学贷款包括国家助学贷款和一般商业性助学贷款两类，而一般商业性助学贷款从2004 年以后就已经基本停办。
②人数满足率为银行审批人数与申请贷款人数之比。
③金额满足率为银行审批金额与申请贷款金额之比。
④本文“教育贷款”特指教育需求方(即受教育者)所筹集到的教育资金。
⑤教育贷款的本质是对教育需求方(即受教育者)的融资制度，而生源地贷款相当于将受教育者家庭信誉引入了贷款契约中，这与家庭贷款模式相混淆。同时，随着市场化元素渗入家庭内部，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金融关系由混沌状态逐渐清晰化，个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倾向于独立，个人账户管理将会成为家庭内部经济金融关系演化的重要标志。生源地贷款则与这种客观趋势相悖，在本质上是通过整体的制度变异和制度倒退片面解决原有制度中某个方面的问题。
⑥因为单位风险的收益率k可以是一个取值区间。
⑦据中国人民银行披露，截止2007年，全国助学贷款的违约率竟高达28.4%。
⑧据有关人士介绍，每笔5000元到5万元的小额贷款与每笔10万元贷款的操作流程并无区别，业务量相当。但一旦小额贷款发生呆坏账，收贷成本将远大于贷款本金。
⑨高校与学生间的“串谋”是指高校对学生的审查标准并不以银行的损益为原则，而是放宽原则，促使银行为更多或风险较大的学生贷款，一方面对学生有利，另一方面也缓解高校的学费欠款问题。
⑩以湖北为例，2005年9月底，省政府要求各高校每年必须从学费收入中提取10%的资金，用于对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和承担对经办银行的风险补偿金。当贷款实际违约额高于风险补偿金数额时，先用风险补偿金补偿，不足部分由高校承担60%，经办银行承担40%;当贷款实际违约额低于风险补偿金数额时，将补偿实际违约金后的余额全部返还给高校进行奖励。
11风险补偿金是按照当年实际发放国家助学贷款金额的一定比例(具体比例按照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与经办银行签订的贷款合作协议执行，常见的比例为15%)对经办银行给予补偿，由高校和政府财政共同承担(各承担50%)。
12《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转发〈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教育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发展的通知〉的通知》中要求：为有效防范助学贷款风险，各经办银行应以学校为单位，在公开报刊等信息媒体上公布助学贷款违约情况，对不讲信用的借款人姓名、身份证号及违约行为公开曝光。另外，工商银行与借款人签订的《助学贷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当借款人逾期不还贷款的，工商银行有权公告其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资料。
13 除了银行“穷追不舍”外，高校和教育部门也积极采取措施保证毕业生如期还款。华南理工大学与银行配合，通过建立短信催款平台等方法进行预防管理，大大降低了违约率;广州大学建立学生提前还贷的奖励机制，对毕业前还清贷款的给予贷款总额5%的奖励。这些方法治标不治本，其运行成本也比较高。广东也在积极探索问题的破解之道，开始改变以往商业银行贷款发放、管理及风险集一身承担的模式，改为由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作为贷款主体，委托农业银行代理学生卡、发放助学贷款，负责结算利息和贷款本息扣划等有关手续。受委托银行只收取代理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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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雪梅]
作者：窦尔翔 刘丽颖
第三篇：高职旅游类专业礼仪教育研究
【摘 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是得到质的提升。特别是对于当今旅游管理人才的需求也是愈加苛刻。而纵观当今的旅游市场人才建设情况来看，现今的旅游市场人才急需一批高素质、实践技能强、礼仪修养高的旅游综合管理人才。特别是在礼仪修养方面表现较为突出，难以满足于市场对于人才礼仪方面的需求，这就造成了两级分化较为严重的现象。由于礼仪方面存在着诸多欠缺，严重影响到现今当今高职院校旅游管理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致使多数高职院校旅游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期望很难得到满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本文以高职院校旅游类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了当今高职院校旅游类专业学生现今的专业礼仪教育状况，并对存在的诸多弊端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以期为进一步深化高职院校旅游类专业礼仪教育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旅游类专业；礼仪教育；高职院校
1 引言
高职院校旅游类专业主要是从事与服务型行业，学生毕业后的主要工作岗位是旅行社的导游员和计调、旅游酒店的基层服务和初级管理、旅游景区讲解和产品销售、会议会展服务工作的操作，主要面对的是旅客服务，从业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反应在服务质量当中，体现着旅游企业的对外形象，特别是在旅游企业在进行人才招聘时，对于当今旅游类专业人才除了具有特定的专业技能之外，同时，也对自身的职业涵养以及礼仪素养等方面愈加重视。而现今的高职院校在对旅游类专业学生进行相关专业理论教育的同时，也在不断根据市场变化需求对于现今专业的课程变更设置愈加重视。但是从实际的教学效果反馈结果来看，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弊端，尤其是在专业礼仪教育的课程教学中显得尤为突出。在现今的高职院校的专业礼仪教育课程教学中较为普遍的存在着教学设施不齐全、教学知识体系不健全等方面存在着较多问题，严重影响着实际的教学实效。特别是对于旅游类专业的毕业生而言，在现实的工作过程中常常遇到一些礼仪问题，不能应用在校所学知识进行有效解决现实问题，因此而带来工作被动问题矛盾愈加凸显。正是基于专业礼仪教育在社会实际应用有所欠缺的历史背景下，对于掌握专业礼仪教育相关知识，提升旅游类专业学生综合素养，以期适应未来旅游类专业人才紧迫需求。
2 高职旅游类专业礼仪教育中存在的弊端
2.1课程缺少趣味性
就现今旅游类专业礼仪课程教学的反馈效果来看，学生的学习效率低下，成绩不理想，再加上自主学习能力查，调研发现61%的学生认为当今的旅游类专业礼仪教育对其未来就业影响较小，对于课程兴趣不大，绝大多数的学生对其关注度较少。致使学生未对专业礼仪教育相关课程未能很好的利用，课程也就没有起到相应的效果，长此以往，学生对专业礼仪教育相关课程学习的趣味越来越弱，增大了学生的厌学程度。
2.2教学模式不合理
从现今的旅游类专业礼仪课程设置来看，课程设置上及其不均衡，相对偏向于理论课程，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有62%的学生认为课程设置主要以理论课程设置为主，很少能把理论、实践课程融为一体，培养模式存在一定弊端。
2.3个人形象的认识有偏差
对于当今的旅游类学生而言，由于其性格不同、不同年龄段对于价值观的认识不统一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致使众多学生对于审美观点也是迥然不同。特别是当今高职院校旅游类学生尚处在人生价值观念初步形成時期，对于新手事物的辨别能力较弱，多数学生甚至出现盲目追求新潮前卫，以个性、露骨、怪异为审美观念，不能以现实自身需求与其未来职业身份特点进行装扮。在平时的仪态方面，由于不能端正自身形态，表现较为懒散，难以符合相关旅游类专业学生的职业管理要求。
3 高职旅游类专业礼仪教育发展对策
3.1丰富教学方法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了更加契合现实企业真实工作环境，教师可以有效采用项目教学方法来引导学生参与其中，提高课程趣味性。在具体的开发过程中，教师可以把现今旅游企业的日常运行工作流程有效借鉴到当今的项目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深刻认识到专业礼仪课程学习的重要性，学生可以在模拟的环境氛围中利用学到的专业礼仪课程的相关知识有效解决企业遇到的问题。例如在对于学生进行模拟专业礼仪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有效设置相关情节，并委派学生相关任务，由学生自身根据课程所学知识进行查阅资料，选择什么样的礼仪方式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客户，而后由教师进行验收点评总结。在项目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真实接受到现今旅游企业工作任务，拉近与现实岗位能力需求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培养实践操作能力。
3.2科学制定教学任务
在试验教学模式上，对于现实的旅游类专业礼仪课程进行设定时，要兼具理论以及实践教学，有效融合教室以及试验，互相穿插、形成互补。一方面在较短的时间内可以有效转换理论知识到实践行动，利用生动、有效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积极性；另一方面使优质教学资源得以发挥有效功能，切实增强实训效果；最后，优化试验模式体系。在实际试验任务中，教师可以适当尝试采用项目教学法等新颖教学方式进行授课，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对于新知识的理解程度。随着学生对于课程理论知识的深化，逐渐让学生参与到专业项目领域的研发过程中，激发其从书本中获得乐趣，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3树立正确的职业礼仪观
良好的职业礼仪观可以有效塑造旅游管理类学生的服务意识，特别是在工作中遇到突发事件，可以用积极健康心态进行处置。特别是在礼仪教学过程中，要始终保持好“尊敬”、“真诚”等原则，深刻意识到“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对于旅游管理相关工作的重要性。通过相关教育树立正确的服务意识，才能够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处理好人事关系。
4 总结
近年来，随着服务行业在国内的兴起，旅游市场相关行业崛起速度可见一斑，但是现今高职院校培养出的旅游类专业人才却难以胜任岗位需求，特别是在专业礼仪方面表现较为突出。高职旅游类专业礼仪教育作为一门理论和实践联系非常紧密的专业基础课，对于以后的职业生涯影响较大。所以，本文主要从高职旅游类专业礼仪教育的现状出发，深刻剖析了高职旅游类专业礼仪教育中出现的课程缺少趣味性、教学模式不合理以及个人形象的认识偏差等方面，并相继提出了相对完善的改进策略，以期适应未来旅游类专业人才紧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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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亚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