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儒家哲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近年来，生态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学者们发现中国的儒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识，并试图从儒家文化中发掘生态启示。因此，儒家生态哲学的研究不断升温，学术成果日益增多。一、国际上对儒家生态哲学的研究国际上对儒家生态哲学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裔学者和美国有关中国哲学、历史学研究的学者中。
儒家哲学研究论文 篇1：
儒家《中庸》政治哲学研究
摘要：“道德的政治”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整体气质，《中庸》之“诚”是儒家政治哲学的实现过程。“诚”贯彻为两条理路：一方面是“致中和”政治文明理想，另一方面是“君子时中”政治参与。故《中庸》是传统儒家“道德的政治”政治哲学的经典诠释，是“政治的道德主义”与“道德的政治实践”结合的思维典范。《中庸》政治哲学的理论内涵与逻辑，是“道德的政治”儒学研究的重要案例，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儒家经验。
关键词：道德的政治;致中和;君子时中;诚
文献标志码：A
德性政治传统是儒家政治哲学内涵的集中概括。陈来教授在《论道德的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中将儒家政治理念概括为“道德的政治”。通过分析先秦儒家经典中诸如“为政以德”“道之以德”等“问政”言谈，他提出“儒家理想的政治是以美德为基础的政治，强调政治事务不能脱离美德。”郭齐勇教授在《再论儒家的政治哲学及其正义论》中也提出，“儒家的‘道德的政治’就是要坚守政治的应然与正当性。”事实上，“道德的政治”是儒家哲学整体气质的内在要求。儒家伦理将成己成物、内圣外王的道路自觉的作为人生德性修养的旨归，必然要求人的德性实践的向外推扩进而影响他人。在这种精神气质指引下，“先秦儒家追求的是融‘成己成人成物’为一体的德性价值，注重的是个人对于他人道德义务以及个人与国家整体价值的共同实现。”“道德的政治”说明在儒家德性实践中存在着一种必要的向外推扩的路径，即将圣贤们的德性教化和士君子们的政治参与合而为一。
一、“道德的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总体精神特质
儒家倫理对于正义、平等和良善的思考是“道德的政治”的精神内核。“道德的政治”的最终目标是大同政道而不仅是社会伦理实践。儒家追求人类文明的完善化，具备德性的君子通过社会实践将德性伦理上升为社会共同价值。以政治文明、政治参与等现代范畴对观传统儒家思想是有的放矢，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研究应剔除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制度性成分，充分发掘“道德的政治”之内涵和逻辑，使得儒家政治哲学作为“制度建构的价值尺度的正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襄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
“道德的政治”滥觞于先秦儒家政治思想，其以伦理为基、以人民为要。《诗经·烝民》有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德性是人天赋自成的，和谐、正义和平等的社会状态通过民众成德向善的追求而达致。而后世渐渐“礼崩乐坏”，正是个人德性缺失所致。因此，民众德性需要圣贤的政治实践加以引导。《尚书·尧典》中对于帝尧教化人民的事迹记载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在儒家话语中历来有政治的道德主义与道德的政治实践这两个侧面。孔子提出“仁”与“礼”以教化群生，其目的既是使政治运行和社会秩序回归良治，更为了人格修养趋于良善，二者即体即用。社会治理在道德教化中实现，此之谓“道德的政治实践”;主体德性在政治实践中趋于完善，此之谓“政治的道德主义”。
《中庸》是传统儒家政治哲学范式的基础经典，是道德主义与政治实践结合的思维典范。《中庸》的政治文明理想是伦理化、超越性的“中和”之道;其人伦道德理想建立在恪守“中道”与“诚”道的政治实践上。事实上，“道德的政治”理论奠基于“中庸之道”。《蒸民》所反映的上古治世中，虞舜便是“致中和”的典范治理者。孔子认为舜帝的大智慧在于：“舜其大智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首先，舜能够体察民情、发掘细微的民声，是他能够做出正义的决策的前提;其次，他能以德性教化为主、刑杀惩治为辅，是他能够维护公理弘扬正气的保证;在此基础上，舜恪守中道，努力去寻求每一个问题合适的“度”，排除掉极端的手段，以调和的、中节的方式处理政事，这是他的政治智慧的关键部分;最重要的是，舜通过这种“大智”的政治实践达到了“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完美治世境界。故《中庸》之“大智”可与“道心惟微”之圣贤心传殊途同归，“允执厥中”的内涵体现在《中庸》政道与实践两个方面。
二、致中和：政治文明中的道德主义
依“道德的政治”整体气质审视，《中庸》政治哲学的基调便是将治理天下的路径与德性修养结合起来。首先，中庸政治哲学的出发点是“天命之谓性”，朱子注曰“命，犹令也。性，即理也。”上天的意志贯彻到人身上便是人性，人性之正义源白天命之主宰。其次，人生修养的要务就是“率性之谓道”。“道”就是道路，意指人应当循着道德本性，找到人生日用和世间万物的“当行之路”。由此，《中庸》将德性引入人生实践当中。在此之上，《中庸》提出“修道之谓教”。朱子注曰：“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圣人将人生日用和世间万物的条理归纳为礼乐制度，再以刑政方法辅佐德性教化，以效法于天道而造福群生，这便是以政治实践贯彻“道”。由此，《中庸》开篇便将道德与政治相结合，并将其界定为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关系，为“政治的道德主义”奠基。
《中庸》政治实践从修养自身的德性开始，修身是政治文明之基，对天性和天道的体认是儒家道德主义政治哲学的旨归。前者关乎方法，后者指涉本体，《中庸》将二者融汇成为“致中和”之道。所谓“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九经”以“修身”为始基，所以“修身则道立”。朱子注曰：“吕氏曰：‘天下国家之本在身，故修身为九经之本’。”由修身而达致平天下的实践道路，《大学》中亦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印朱子对于“明德”的注解贯彻了《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解释思路，他认为“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聚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即修身不仅是个人修养的方法，儒家更赋予其超越性以上升为社会生活的普遍要求。
儒家“中节”之道与“和”的理念是“道德的政治”的雏形，《中庸》倡导的德性实践进路和政治文明目标就是“致中和”。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子认为“未发”是性，是“中”，也即是天道本体的彰显;“已发”是情，人应当做到“中节”而无所乖戾，即“和”，才称得上是循着天性而行的正确道路。为何“中和”之道能够上升到“天地位”“万物育”的超越性地位？陈来教授认为：“古代儒家强调政治德行对于政治过程的重要性，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道德教化，坚持以美德为政治的基础，以善为政治的目的，以仁贯通于政治的实践。”儒家政治本身便建立在道德必然性的形而上论证的基础上。世间万物的“和”离不开人的参与，人亦须以“中节”之道应付日用人伦与万事万物，在此过程中“成己”与“成物”达到一致。正如朱子所言：“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吾心与天地的契合、互融，是儒家政治文明观念的突出特征。《中庸》以“道”赋予德性修养在政治生活中形而上的根本地位。人内心包括“中庸”之道在内的德性的澄明就是儒家政治文明的理想和信仰。“内圣”（道德）与“外王”（政治）并非有所先后，儒家中庸之道是二者的共同路径，向内统摄之即是为仁之方，向外推扩之则是修齐治平。二者共同纳入“致中和”的践行中，可称之为“政治文明的道德主义”，即实现社会政治理想与实现内在德性的澄明是一致的。
“致中和”是儒家的政治文明理想而非德性内涵本身。从德性本体和条目上看，“仁”仍是本体，“孝”仍是儒家伦理的发端。《论语》中曾子认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又认为“孝”是“为仁之端”，在人民心中树立孝道是教化德行的第一步。“致中和”作为德性修养的方法论概括，并非德性修养的先后次序。孔子说，“中庸其至矣哉！民鲜能久矣”;又说“君于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孔子在《论语》中谈及德目时总是因人设教、各有侧重，但“中庸”的成德方法论是夫子一贯的坚持。德性教化的目标是将个体的人培育成“时中”的君子，使得任何蝇营狗苟的私欲恶念从根源处不得萌发，这其中便自然包含着“忠信孝悌”众多的德性条目。从个人层面来看，中庸之道不止于遵守德性，更是个人在人生实践中的方法论，即“君子时中”。
三、君子时中：政治参与中的道德主义
孔子所言“中”的方法论就是“君子时中”，是士君子们进行政治参与的理想原则。“中庸”之“中”字有“时中”“中道”“中和”“中节”多种意义，但共同的是，“中”都代表着一个恰当合适的“度”。所谓“度”，就是在面对复杂对象时合理把握事情的“分寸”。先秦时期的《管子·宙合》中也有对于“中”道的讨论：“中正者，治之本也”。作为政治思想的“中”便是做到行事正义，做到不偏不倚，这就需要在纷繁复杂的事态中把握合适的“度”。孔子所认为的“中”，更加强调“无过无不及”的含义。孔子认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朱子注曰：“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此处之“中”指的不是“天命之谓性”的“大本”，而是指“无过无不及”的中道。中庸思想要求君子恪守中道，并不是遇事妥協和做事折衷，而是要求其时刻保持明德修身和道德自律的状态。在儒家“中道”思维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士君子们的政治参与中，一向不甚崇尚对于各主义的争执，把握和处理好事情的“度”就是中国式的主义。
“君子时中”在实践中常常被亵渎为丧失原则、随波逐流。孔子曾指出，“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指的便是在政治参与中“同流合污以媚于世”之人，他们讨好乡人以至于丧失道德原则，为孔子所不齿。朱子注解道，“夫子以其似德而非德，而反乱于德，故以为德之贼而深恶之。”在政治参与中，士君子有时空谈道德律令，做不到“时中”而沦为乡愿甚至小人。自古以来有“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君子担负政治职责之前的必修课，但是士君子们能否在政治参与中做到“时中”、恪守“中道”则是科举考试所无法验证的。社会治理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实行何种范式的社会规范，更在于如何保证这些得到普遍认可和遵守。社会规范作为一种道德律令无法强迫人们去遵守，只能期待个体借由自身修养来实现它的作用。中庸思想中“守中”“不易”的人伦道德的恪守是具有极大难度的。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颜回也只能做到“三月不违仁”，普通人恐怕只是“终食之间”而已，以至于孔子发出了“中庸不可能也”的喟叹。
如何防止士君子沦为“乡愿”？孔子指出，“君子素其位而行，而不愿乎其外。”孔子在要求君子在做到随时处中、把握“度”的基础上，更为君子政治参与设定了确定不移的原则——“素其位而行”。君子在政治参与中应首先履行肩负之职责的工作任务和道德责任，不论富贵贫贱、华夏夷狄、安乐危难，君子都必须严谨地完成职责使命。这是外在于行的显性透明的评价指标，这种“责任至上”原则背后是儒家对道德必然性的体认，是对“君子时中”原则的补充和修正，成为士君子在政治参与中应当时刻牢记的纪律红线。
放诸政治参与视域中理解，就是要求士君子们既要做到“随时而处中”、不断变革方法以解决问题，也要防止对待任何事不加分别、统一采取妥协主义的态度。士君子们更应该明白“和而不同”的道理。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朱子注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乖张、暴戾、阿谀、比附种种手段均是小人行径，他们往往出于共同的利益目标而罔顾公理正义、破坏社会福祉，如此而形成朋党进行政治参与是对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破坏。《中庸》为君子人格定型，即“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之所以要求君子崇德广业而奉行中庸之道，就是为了使人人能够“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因此，孔子认识到党同伐异的弊病，反对一味求同;同时要求政治参与以“和”为目标。士君子既必须“随时而处中”，又需要“素其位而行”。
四、诚：所以行之者一也
不论是建立在形而上基础之上的“政治的道德主义”，还是作为实践方法论的“道德的政治实践”，最终的实现路径在“诚”中得到统一。《中庸》在“三达德”与“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的论述中皆归纳道，“所以行之者一也”，而“一”即“诚”。要做到“致中和”，关键是“诚”。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免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附。圣人可以“生而知之”，凡人则需要“择善”而“固执”之，这便是“诚之”。故“诚”是实践与信仰相结合的重要工夫。朱子曰：“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诚”便是“实”;如果意不诚，所有内圣功夫都只是自欺欺人的表面文章。阳明子也对“诚”推崇备至，他说“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没有诚意则一切修养无处着手，故“唯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如果说“道德的政治”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整体气质，那么《中庸》之“诚”则是儒家理想的实现过程。“诚”贯彻为两条理路：一方面是“致中和”政治理想，另一方面是“君子时中”德性方法论。
人民民主政治的完善运行不可以忽略“道德的政治实践”。“君子时中”的德行操守和“素其位而行”的责任担当，是儒家为个体德性修养的向外推扩寻找到的“为仁之方”。学者王学伟认为，“‘致中和’的‘致’，并不纯是‘反身而诚’的意思，还应有建立民功之意。”同样，“中庸”之“庸”即是实践与恪守。个体是社会的细胞，没有每一个个体的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心、各复其性，社会政治生活就无法有秩序、高效率的运行。社会的稳定离不开“素其位而行”的每一个平凡个人的默默坚守。孔子也曾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们个人的提升不能罔顾社会责任。君子要以“时中”之道看待自身所处的境遇，既不能怨天尤人、妄自菲薄，也不能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更不能以违背社会规范为代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也不可忽略《中庸》“政治的道德主义”传统的借鉴。依存于儒家传统中的“政治德性”要求每一位立志于治世安民的士君子们首先从修养自身德性做起，是因为政治德性在任何一个政治生态中都是绝对必要的。儒家认为为政在乎得人，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孔子意识到“人亡政息”，主张应该加紧对人民的道德教化工作，并且在政治取才中突出“德性”的重要性。只有这样，人民为正义而制定的规范才不会沦为各方私人利益的较量和博弈，甚至于回过头来绑架正义。现代民主制度需要人们对公共福祉分配和政策法规的出台达成合意，对人的道德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若以纯粹的自我立场和私利逻辑做出选择，就难以达到真正的公平和正义。现代公民的政治参与需要正确的价值信念来引导，以便于培育适应时代要求的政治德性，《中庸》便是历久弥新的珍贵经验。
作者：赵哲轩
儒家哲学研究论文 篇2：
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综述
近年来，生态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学者们发现中国的儒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识，并试图从儒家文化中发掘生态启示。因此，儒家生态哲学的研究不断升温，学术成果日益增多。
一、国际上对儒家生态哲学的研究
国际上对儒家生态哲学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裔学者和美国有关中国哲学、历史学研究的学者中。杜维明较早提出了“超越启蒙心态”的问题，认为应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金则代替自私自利的原则，把“天人合一”发展成为“更为全面的环境伦理学”。在中国哲学的自然观方面，他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存有的连续性”的概念，认为中国哲学的“气”是物质和思维的统一，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存有的连续的本体论”;他还提出了“儒学生态学”的概念。玛丽·塔克尔提出了“气”可以对生态哲学做出贡献的七个具体方面。[1]成中英提出，儒学是包容性的人本主义，在圣人那里，天地人在道和太极的本体宇宙论上三位一体，人是“自然的完成者（consummator）而不是征服者，是自然的参与者而不是掠夺者”。[2]罗泰勒认为，儒学关注人类与宇宙的内在关联，当人性得以实现时，“仁”作为人性之核心亦成为宇宙之中心。因此，“成仁”就是要超越人类自身，这是儒家生态学的根源所在;儒家的仁就是生态学。[3]
关于儒家生态哲学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具体人物也有不少研究。布拉克雷（Donald Blakeley）分析了《论语》中的三原结构的动物价值论问题。艾文荷（P. J. Ivanhoe）认为《荀子》中有一种可称为“快乐的对称”（happy symmetry）的“清晰且非常有趣的环境伦理观”。[4]日本学者桑子敏雄认为，朱熹把人如何与他的环境宇宙相关的思想整合进了一个相容的系统。“这种整合不仅导致了对环境宇宙展现的结构的解释，而且导致了我们对一个困难问题的探究，即我们在何处定位最基本的价值，并且根据这一价值评价人的行为。” [5]艾周思（Joseph Adler）指出，宋代新儒家把“恕”拓展到自然界，使“应”（感应）具有了环境伦理的意义。其他如黄勇分析了二程的事实与价值统一的思想。[6]韦巴（Ralph Weber）研究了天人合一的“合”的形式，白诗朗（John Berthrong）则对“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把儒家关于修养和社会伦理的洞见扩展到新的领域”的八种设想。
二、国内儒家生态哲学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已开始对生态哲学或环境问题展开研究。当时的讨论热点是天人关系问题。1992年，中国政府在主题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里约宣言》上签字，此后“可持续发展”成为政治与学术话语。因为传统哲学的“究天人之际”的主题和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重合，于是引发了学界对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关系的探讨。
（一）以“天人合一”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
“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正如余谋昌先生所说：“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作为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7]学者们在研究儒家生态思想时都不能绕开“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季羡林、汤一介、张世英、余谋昌、牟钟鉴、陈来、蒙培元、李存山、柴文华、何成轩、胡伟希、陈国谦等学者都论述了天人合一含义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
在1993年，牟钟鉴就著文，认为“天人合一”表明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的‘天’或‘天地’的概念，大体上相当于‘自然界’的概念，当然也包括自然界的神秘性和超越性;其‘人’的概念，大体上相当于‘社会人生’，群体与个体都在其中了。因此，天人关系基本上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8]同年，季羡林在《东方》创刊号发表《“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1994年李存山发表文章认为，天人合一之“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接触与符合”;另一类是“客体就在主体之内，或客体是由主体的活动所产生”。[9]
陈国谦吸收冯友兰哲学思想，提出了“环境境界”的概念。他指出：“环境哲学是对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形上学反思”;环境哲学的功用“是提高人的环境精神境界，使人的环境意识从人与环境的彼此分离提高到人与环境相融一体”。[10]张世英深入比较了中西哲学关于主客关系的思想，认为中西方各有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思想。[11]在90年代天人关系的讨论中，主张天人合一和主客的“互补”成为主调。
胡伟希则认为，“‘天人合一’这一古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自然与人类合一’的意思。”[12]他还指出，将“天人合一”的观念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理解，认为“天人合一”的意思是提倡人类要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这一观点“深化了对儒学的认识，并为传统儒学如何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和前景。”[13]
对于“天人合一”思想的现实意义，汤一介说：“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可能直接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问题。但是，‘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一种思维模式，认为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而应把‘天’、‘人’看成是相即不离的一体，‘天’和‘人’存在着内在的相通关系，无疑会对从哲学思想上为解决‘天’、‘人’关系，解决当前存在的严重‘生态’问题提供一有积极意义的合理思路。”[7]
（二）以生态伦理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主导方向
生态伦理学，也称环境伦理学，“主张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际关系的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把伦理‘公正’概念扩大到对生命和自然界的关心，道德‘权利’概念扩大到自然界的实体过程，尊重生命的生存权利。”[13]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工业国家。然而，早在中国先秦时期，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已经蕴涵了生态伦理学的思想。随着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儒家的生态伦理学成为学者们所青睐的研究方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力图发掘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并探讨其现实意义。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从儒家传统的人伦概念中寻找生态伦理的意蕴。
“仁”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传统意义上对于“仁”的理解，学者大多关注于“仁”所涉及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随着对于儒家生态思想的深入研究，“仁”由传统的人的伦理扩展出生态伦理意义。王正平认为儒家“仁”的思想，在生态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先哲从‘天人谐调’思想出发，确信‘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只是以生为道’，尊重天地间的一切生命，歌颂生命价值，倡导‘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物我兼照’，‘衣养万物’，‘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的超我的仁爱观念，是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先声。”[14]对于“仁”的生态意义扩展，是根据“仁”的人的伦理推导出来的。张永刚指出，“儒家主张‘天下归仁’，把万物作为人类道德关怀的对象，把原本用于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情感扩大到天地万物之中，维护着天地的‘生生之德’。”[15]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把自然的‘生’与道德的‘仁’等量齐观，使‘生’不仅具有宇宙论的意义，也被视为人类道德的根源。”[16]蒙培元的《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以及围绕生态哲学问题发表文章多篇，对于儒家哲学的“生”、自然的目的性、仁的差异性与普遍性等生态思想进行了系统而又深入的论述。他指出：“自然界作为生命整体，当然是有内在目的的。”自然的目的就是生生，是向完善、完美发展，故可称为善，善即是目的。人是自然目的的“实现原则”，由此他特别强调儒家的“为天地立心”“不是为天地立法”，而是对于自然的照管;是肯定自然生生不息的事实，把自然的生生不息作为价值，自觉地、主动地帮助自然实现生生不息的过程。[17]柴文华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儒家思想和现代生态伦理学共同的思考客体;[18]何成轩也认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当今生态伦理相吻合。[19]任俊华认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表现为天道与人道一致的生态伦理信念，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念以及仁爱好生的生态伦理情怀。[20]
陈义军认为，“仁”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中心问题。“由于‘仁’内在天然地具有一种可以不断外推的特征和心理机制，‘仁’的实现过程，就是一种不断推己及人的过程，如此推衍，行‘仁’就不但要爱自己、爱别人，而且可以扩展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这是儒学内含的由人道推衍天道的具体体现，也是人类道德视野的一次革命性拓展。”他进一步说明董仲舒将“仁”扩展到爱鸟兽昆虫，无所不爱才是真正的“仁”，“从此，施仁的内在规定性便有了实质性进展，并且获得了生态道德的意蕴。”[21]学界有很多学者持这种观点，赵媛、方浩范也指出， “儒家的生态道德是一种真正地推己及人，由己及物的道德。它以‘仁爱’为基点，把人类社会的仁爱主张，推行于自然界，其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目的，首要是人类自身的生存需要，其次才是对自然万物的爱护和同情。……同时，儒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尽管人类的价值高于自然万物的价值，但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又是相互依存的，人类也是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为了使自然界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必须把管理社会的原则推广到自然界中去，对天地万物施以仁爱的精神，在人与自然界中建立起协同互济，相互制约的秩序。”[22]
（三）以解读概念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主要方法
学者们在进行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时候，主要采取的方法是选择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命题加以解析，从中发掘出具有生态意义的内容。
前文中提到的“天人合一”、“仁”都是学者们非常看重的概念，学者们通过对儒家思想中这些重要的概念进行详细的阐释，从中找到生态思想的因素。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概念，如“时”、“通”、“民胞物与”、“尔汝群物”等，学者们也做了解析。
“时”也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一个概念。儒家的“时”的范畴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意蕴。孔子的“使民以时”，孟子的“待时”，荀子的“应时”都具有生态意义。“儒家认为‘天’即自然界有着独立不倚的运行规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荀子基于对自然界的认识，提出了‘天行有常’的著名论断，即人类社会出现种种殃祸，正是有悖规律所导致的。尊重自然规律，当然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农业生产实践，儒家提出了‘取物以顺时’等符合生态农业规律的思想，认为人们应该根据时节，即按照大自然的节奏、生命万物的节律以及四季来决定什么时候该‘取物’，什么时候不该‘取物’。”[23]
笔者曾对“通”这一概念，做了全面的解析，论述了“通”的生态意义。“通”的意义在于自然规律向生态规律的转化。“‘通’范畴可以深化我们对于儒家自然哲学关于自然物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的认识，由此使我们可以对天人合一获得一些新的理解，认识到人和自然的生态一体性、相关性与依赖性。尤其是，人与自然的精神的沟通能够促进当今人类在面对生态危机时，能承担更大的责任。”[24]
可以看到，解读概念的研究方法就是选择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对其进行详细解读，发掘其中的生态意义，从而使研究更为深入。
三、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研究互动得到加强。国内儒家生态哲学研究在吸收当代西方生态哲学的基础上、基于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而展开。关于具体人物，如孔、孟、荀、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阳明等都得到了研究。然而，儒家思想中还有许多有关生态思想的内容等待学者们去发掘。笔者认为，研究儒家生态思想不仅能够拓宽儒家思想研究的道路，重新理解儒家思想，有利于儒学自身的发展，而且能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新思路，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Mary Evelyn Tucker（玛丽·塔克尔）.气的哲学：一种生态宇宙论[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C].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60-176.
[2] 成中英.儒家人格中宇宙论、生态学的三位一体[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C].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79-197.
[3] 罗泰勒.民胞物与：儒家生态学的源与流[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C].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39-57.
[4] 艾文荷.早期儒学与环境伦理学[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C].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58-73.
[5] 桑子敏雄.朱熹的环境关联性哲学[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C].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31-144.
[6] 艾周思.感应与责任：周敦颐与环境伦理的儒家资源[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M].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11-130.
[7] 余谋昌.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伦理价值[J].中国哲学史，1996，（1-2）.
[8] 牟钟鉴.生态哲学与儒家的天人之学[J].甘肃社会科学，1993，（3）.
[9] 李存山.析“天人合一”[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4）：12-20.
[10] 陈国谦.关于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J].哲学研究，1994，（5）：32-37.
[11] 张世英.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J].求是，2007，（7）：34-37，62.
[12] 胡伟希.儒家生态学的基本观念的现代阐释：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J].孔子研究，2000，（1）.
[13] 汤一介.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与当今的“生态问题”[J].国际儒学研究，第14辑.
[14] 王正平.“天人谐调”：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智慧[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11（12）.
[15] 张永刚.先秦儒家生态伦理情怀的现实观照[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16] 陈来.道德的生态观——宋明儒学仁说的生态面向及其现代诠释[J].中国哲学史，1999，（2）.
[17] 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8] 柴文华.“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J].学习与探索，2006，（1）.
[19] 何成轩.中国传统生态伦理观念与当代人类文明[J].哲学研究，1994，（5）.
[20] 任俊华.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3）.
[21] 陈义军.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初探[J].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8（3）.
[22] 赵媛，方浩范.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J].前沿，2008，（3）.
[23] 杨明园.顺时 有度 和谐——儒家自然生态观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意义[J].枣庄学院学报，2008，25（6）.
[24] 乔清举.论儒家自然哲学的“通”的思想及其生态意义[J].社会科学，2012，（7）.
责任编辑：王之刚
作者：范慧 乔清举
儒家哲学研究论文 篇3：
建设地方高端智库的现实问题与应对策略
〔摘要〕 地方高端智库站位高端、立足地方，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强劲动力、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撑、为凝聚社会共识提供正面舆论导向。当前，建设地方高端智库依然存在智库成果供求失衡、特色优势彰显不足、联动协同能力不强、高端人才储备不够等问题。为此，务必要保障地方智库成果质量、塑造地方高端智库特色、打造地方“智库共同体”、集聚高端智库人才资源，从而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繁荣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 地方高端智库;智库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
〔
地方高端智库是指具有地方特色和智库特征，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攻方向，以高端社科人才为基本支撑，以服务地方发展为首要职能，通过向党委政府提交政策咨询报告和向社会发布理论研究成果，进而实现咨政建言、服务决策、引导舆论和服务社会等目标的地方高水平研究机构〔1〕5。地方高端智库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有力补充，既是地方创新思想、咨政启民的理论源泉，也是党谋划执政方略、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参谋，其在地方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中发挥着“思想库”和“智囊团”的重大作用。新时代，如何推进地方高端智库建设是一项重要课题，理应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鉴于此，笔者详细分析了建设地方高端智库的重要意义，梳理了其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并尝试提出可行性应对策略，以期为推进地方高端智库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一、建设地方高端智库的意义承载
地方高端智库具有双重属性：一是立足地方。地方高端智库强调地方性或区域性，我国各省、市、县等区域性智库均为地方智库。二是站位高端。地方高端智库强调服务的高端性或全局性，包括智库成果质量高端和服务水平高端。正是由于地方高端智库兼具区域性和高端性，其所承载的意义十分重大。
（一）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强劲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會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2〕。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增进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3〕。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利益诉求更加多样、矛盾风险彼此交织、突发因素互相叠加，为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困难。为此，务必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转移，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2〕。建设高水平、高品质的地方智库，是新时代社会治理方式的拓展创新，也是社会主体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摸索，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地方高端智库作为连接社会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中介桥梁，凭借其科学研判能力搭建起地方政府与社会大众之间的交流平台，打通了社会协同、共同参与的沟通渠道。它能够向地方政府反映最真实的社会问题、提供最有效的应对方案，让决策者了解社会大众的声音，让政府决策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从而达到化解社会矛盾、疏导公众情绪、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总之，地方高端智库凭借各自的研究领域和专业优势，提供兼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社会服务，从而为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和法治化贡献力量。
（二）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撑
根据国家发展形势和改革发展需求向地方党委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依据，既是地方智库的主要任务，也是衡量地方智库质量的基本标准。地方高端智库往往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强烈的责任意识，注重决策的前瞻性、全局性和战略性。它们能够把掣肘地区经济发展的重难点与地方党委政府等决策部门的关注点进行有机统一并同向发力，汇集知名专家学者针对棘手的经济社会问题展开对策研究，协助党委政府进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4〕。随着“十四五”时期的到来，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快了扎实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经济发展格局的步伐。与此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重点领域的改革任务依然艰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挑战依然严峻。准确判断社会发展态势，推动地方经济高端升级，迫切需要更加广泛、更高水平的思想基础和智力支撑。地方高端智库是地方党委和政府提高决策水平的参谋，其首要职能就是扮演好“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角色，对地方发展问题进行科学研判和系统谋划，确保地方党委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特别是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价值取向日趋多元、信息来源日趋广泛的新形势下，拍脑袋决策或是依靠行政命令制定政策的做法显然行不通。只有对国内外经济形式进行科学研判，不断完善决策机制，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重大战略。这就更需要通过打造地方高端智库以集中专家智慧、凝聚民智民意，为地方党委政府科学决策贡献强大的智力支撑。正因为如此，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将其作为提升决策能力、破解社会问题的必然选择。
（三）为凝聚社会共识提供正面舆论导向
舆论作为一种社会评价方式，是针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公众态度、公众情绪、公众心理的集合体。舆论是把双刃剑，好坏并行、利弊共生，不仅在宏观层面对社会行为形成强大拉扯力，也在微观层面对群众思想和行为产生强大制约力〔1〕36。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意志需要转变为千千万万人民的共识与行动才能真正实现，这就需要形成正面舆论强势，凝聚社会共识。地方高端智库恰恰能够通过及时、合理、高效的方式进行社会舆论引导，具体表现如下：其一，进行政策传播以凝聚思想共识。地方高端智库作为最具权威的声音代表之一，不断以积极进取的昂扬姿态引领社会思潮、扩大主流舆论阵地，将社会大众的注意力引导到符合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符合社会进步大势、符合最广泛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方向上来。它能够通过对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阐释，增进社会各界对热点话题、公共议题的正确认知，从而凝聚广泛的社会共识。其二，研究发展战略问题以预测社会态势。地方高端智库具有较强的洞察力和敏感性，能够快速觉察社会动向并展开研究，从而为制定地方战略、深化改革、保障民生提供先导性的舆论支持。其三，干预重大舆论以进行正面疏导。地方高端智库具有机动性和灵活性，能够在第一时间干预重大社会舆论。它可以针对不同的媒体平台、内容类型及受众群体进行话语转换，及时发布兼具思想性和价值性的智库成果，从而实现对社会舆论的有效引导。可见，正是由于地方高端智库在专业性、权威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方面的突出特点，才使其在预测社会发展趋势、引导社会舆论、凝聚思想共识方面形成了独特优势。
二、建设地方高端智库的现实问题
随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进入“快车道”，我国各地都加快了建设智库的步伐。地方高端智库作为各地智库建设最高品质的集中彰显，理应充分发挥咨政建言和理论创新等功能，在地方各类智库中充分发挥“领头雁”的示范效应。反观现实，部分问题的存在使地方高端智库建设深受掣肘。
（一）智库成果供求失衡
供需平衡是维持市场经济正常有序运转的基本法则，也是推动社会良好发展的根本遵循。同理，地方智库若要向高端迈进，也要确保公共决策咨询的供需平衡，以更好地满足地方党委政府的决策需求。从目前来看，一些地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需求对接模式，科学研究与决策需求相互脱节的问题依然需要重视，具体表现如下：其一，智库成果供需对接不畅。从时间方面讲，延误报送高水平专家建议、迟缓发布研究报告的情况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而且决策部门率先命题、智库机构被动答题状况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智库成果应有的前瞻性和预测性。从空间方面讲，不少智库侧重宏观战略研究，对具体区域和行业部门缺乏全程跟踪和动态检测，无法提出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实效性的对策建议。其二，智库成果供给结构单一。地方智库往往侧重短期性研究，导致长期性、战略性、超前性研究成果相对短缺，无法满足地方政府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的战略需求。
（二）特色优势彰显不足
地方高端智库是政府的“外脑”，肩负着服务区域改革发展的重大使命，理应定位清晰、凸显特色，以理论创新为动力、以地域优势为依托，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开放氛围下开展前瞻性和针对性的研究活动。反观现实，我国地方智库特色优势明显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智库发展趋于同质。部分地方智库为了向高端迈进，不惜盲目效仿其他智库的学科布局、机构设置、平台建设。长此以往，一些地方智库呈现出同质化发展趋势，特色逐步消解。其二，智库成果新意不足。部分地方智库的研究人员对国情、民情等了解不够，所提供的一些研究成果平淡无奇、千篇一律，表面看似完整、详尽，实则价值性不高、可行性一般。比如，部分应用对策研究缺乏理论创新且实效性不强;部分跟踪性研究课题实则是以往研究的简单重复，研究方法如出一辙、调研过程走马观花、研究结论大同小异;部分实证研究课题缺乏预测性和前瞻性，以当前数据套用传统理论模型，无法得出公信力、针对性强的研究结果;部分智库研究成果缺乏直观的图表、真实的数据，致使研究报告价值性低、参考性差。甚至还有一些智库研究人员为了追求高端化，超越自身水平申请高层次课题，限于自身能力，日久便滋长浮躁之风，逐渐开始套用、篡改、复制粘贴他人研究成果。如此一来，地方智库的成果产出往往特色不够、价值不高，有违公众期待。
（三）联动协同合力不足
即时互动、有效反馈，是推动地方高端智库建设的有效手段。地方智库唯有将协调、互动因素作为重要考量，与政府和公众之间保持联动协同，才能准确地把握政府意图、了解公众诉求。审视当前我国地方智库建设，联动协同能力不足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智库与政府之间缺乏直报渠道。尽管纵向的智库成果报送渠道在逐年完善，但不可否認，依然有不少地方智库的成果需要通过逐级报送的方式才能到达政府决策部门，这大大降低了地方高端智库服务公共决策的效率。此外，行政级别始终是地方高端智库建设难以跨越的门槛之一，纵向、横向的行政分割很难通过地方智库自身努力加以打破，致使部分智库长期游离于政策制定之外，无法与地方政府进行及时高效的沟通。其二，智库之间过于封闭和保守。同区域、同领域智库学者的研究课题颇为相似，且同为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本就具备互学互通的理论可能和实践基础。反观现实，部分智库缺乏开放互动的合作意识，过于封闭保守、隔绝孤立的局势严重影响了智库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成果共享，导致本应乘势而上的智库格局无法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与活力。其三，智库与媒体之间关系疏离。部分地方智库往往凭借自身官方背景将智库成果直接提交政府部门，故不愿与公众媒体进行频繁往来。但不可否认，传播意识和媒体对接能力是塑造智库自身影响、发挥智库咨政建言功能的有力支撑。新闻媒体与智库既有相互融合、相互兼容的天然特性，也有相互借力、相互成全的内在需求〔5〕178。深度新闻报道需要智库提供雄厚的智力支撑，而智库影响力的塑造则需要媒体提供广泛的传播渠道。但地方智库实力不足、资源有限，与媒体相互倚重、相互融合的一体化发展机制尚有待完善。
（四）高端人才储备不足
人才是智库竞争力的核心，是第一生产力。从本质上讲，智库建设是“头脑产业”，优质的人才是智库建设的基础。在地方智库向高端智库转变的进程中，人才队伍结构、知识储备方面依然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智库人才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少地方智库的研究人员来自于地方院校应届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毋庸置疑，这些人才在学术训练、学术能力等方面并不欠缺，但由于其成才路径是校门到校门，导致他们对社会现实缺乏深刻认识。不少智库学者对地方政府的部门划分、职能权限不甚了解。与此同时，“旋转门”①制度始终未能在我国建立起来，智库研究人员到政府部门挂职锻炼的机会不多。特别是随着科研机构“去行政化”的推进，科研机构不再具有行政级别，这无疑增大了其与政府部门之间沟通和对接的难度，致使智库研究人员无法获得相关的工作经验。其二，智库人才招聘和评价体制过于僵化。从智库人才招聘体制来看，部分地方智库依然未能破除“官本位”的樊篱，其人员招聘依然参照公务员的选拔方式，难以满足智库建设的人才需求。从智库人才评价体制来看，部分地方智库并非以品德、知识、能力、业绩作为人才评价标准，而是利用金钱和官位去吸引在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少数人才，未能形成公开、公平、公正的用人环境，致使人才使用效率不高、活力不足。其三，智库人才缺乏国际视野。地方智库若要实现高端化的战略目标，则需要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科研方法，开阔智库研究人员的国际视野。然而，我国地方智库研究人员的国际交流能力、国际研究能力、国际研究视野等各方面，都无法满足建设地方高端智库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当前，科研人员的出国交流计划因审批程序繁琐、疫情全球化蔓延等原因不断遭到压缩，使科研人员了解国际社会、学习国际智库经验面临阻碍。
三、建设地方高端智库的策略分析
反躬自省方能砥砺前行，进而有为方能行稳致远。为了使地方高端智库建设“褪去虚热，强筋劲骨”，则务必要在成果质量、特色塑造、联动协同、人才引进四个方面下足功夫。
（一）保障地方智库成果质量
为地方党委政府决策提供高品质的智库成果，是地方高端智库的立身之本。为了持续推出有参考价值、有学术影响的智库成果，地方智库务必要在以下几方面重点发力：其一，坚持实事求是。地方智库要重实情、讲真话，始终秉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探求精神和“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务实精神。结合研究机构自身的学科优势和研究方向，在开展高水准、高层次的宏观调查的同时，注重扎根基层展开微观调研，在实际调研活动中揭露问题本质、得出客观结论，确保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可靠性。其二，坚持与时俱进。地方高端智库要主动适应现代化发展趋势，通过创新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信息数据统计技术推进决策理论研究，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以提高研究效率，提升地方智库建设水平。此外，地方智库还要通过比较研究、学术交流、举办论坛等方式，积极论证并借鉴国内不同地区高端智库的成功经验，从而增强地方智库的影响力。其三，坚持问题导向。地方智库要突出问题导向，积极判断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精准把握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针对地方发展需求提供富有真知灼见的决策建议，确保“库”中有“智”。尤其要针对地方经济社会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形成兼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高品质智库成果，从而实现智库“谋划”向政府规划、智库“对策”向政府决策的高效转化。
（二）塑造地方高端智库特色
地方高端智库既要放眼全球、谋全局，更要立足地方、接地气，故对课题选定、方案设计、平台搭建等方面均要围绕地域特色进行展开。为了凸显地域性优势，地方高端智库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大功夫：其一，以地域特色学科建设夯实智库理论基础。地方智库地域特色优势的彰显，必须以特色学科建设为理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优势学科、重点学科和保护冷门学科、“绝学”学科的重要论述，为地方高端智库强化地域特色学科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不管是山东的儒家哲学研究、广西的东盟合作研究，还是甘肃的陇原文化研究、福建的两岸发展研究，抑或是吉林的满铁研究、高句丽研究〔1〕171，都是以地方特色学科建设为理论根基的。为此，地方高端智库要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在注重基础性研究、宏观性研究的同时，更加注重打造地域优势学科，更加注重地域性的对策性研究、综合性研究〔6〕，从而使自身发展更具底气、更接地气。其二，以地域特色资源彰显智库文化积淀。地方高端智库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智库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价值融入智库建设的同时，也要把地域独特形象和特色文化充分彰显出来。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孕育了底蕴深厚、灿烂辉煌的文化瑰宝。我国的历史悠久和地域辽阔使各地文化既蕴含着历史的深邃性，也保持着地域的差异性。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地域特色文化资源的深度和广度得到进一步拓展，如井冈山红色文化、嘉兴红船文化、珠三角工业文明、中西部生态文明等，都是地方高端智库建设彰显地域特色文化积淀的宝贵资源。其三，以全局视野诠释地方智库特色。地方高端智库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繁荣发展为重要使命，这要求高端智库在开阔全局視野的基础上诠释好地域特色，坚持全局性和地域性、综合性和专业性的统一。地方高端智库在提升地域特色的同时，也要增强综合能力，注重选择合适的研究视角，以开放的姿态做好研究工作。在课题选择方面，既要立足地方，又要站位高远、服务全局，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汇聚力量。在研究机制方面，要运用大局智慧，培育合作意识，通过与其他智库展开互动互通不断开阔自身建设的全局视野，强化自身专业特色。
（三）打造地方“智库共同体”
针对地方高端智库建设中联动协同能力不足的问题，打造“智库共同体”可作为有益尝试。智库共同体是以智库服务为引领，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由智库、专家学者、媒体、企业、政府等各方资源联合而成的智库组织形式。智库共同体不同于一般的联盟，其在运行模式上更强调不同社会资源之间合作的紧密性和开放性。为了打造地方“智库共同体”，务必要在以下几方面重点发力：其一，强化地方智库与媒体之间的通力合作。智库与媒体是一对天然的孪生姐妹，缺乏媒体参与的智库是不完整的〔5〕178。智库与媒体之间的通力合作，是促进智库成果顺利转换的有效手段。为此，地方高端智库要充分借助地方媒体的优势，通过社交平台交流、网络在线评论及电视访谈等各种形式，实现智库成果的顺利转换。需要注意的是，智库借助媒体平台提高自身影响力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汲汲营营搞市场运作、过度谋求商业利益，则必定会弱化智库成果本身的品质，最终招致公众的视觉疲劳，为权威媒体所诟病。长此以往，智库与媒体之间合作的理想状态必然会遭到破坏，部分潜力尚待发掘的优秀智库往往因为缺乏媒体资源而面临生存危机，从而破坏了智库体系的良性运转。因此，地方高端智库要将提升影响力的重心置于智库成果本身，不要过度依赖媒体效应，要注意处理与媒体之间微妙的合作关系。举例而言，上海社会科学院既重视智库成果的品质保障，也善于维护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为各地方高端智库建设提供了典范。例如，它根据受众对象的类别将智库成果转换为不同版本，其发布的《中国智库年度报告》 就推出了网络版和图书版，最终实现了智库与媒体之间的互利共赢。地方高端智库要以此为鉴，在保障智库成果品质的同时，善于打造多维度、立体化的发布渠道，推出智库研究版、政府参考版及大众普及版，从而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其二，强化地方智库与政府之间的密切沟通。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在人才流动上要打破体制界限，让人才能够在政府、企业、智库间实现有序顺畅流动。国外那种“旋转门”制度的优点，我们也可以借鉴。”〔7〕众所周知，美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智库，其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建立了“旋转门”机制，即学者与官员之间的相互流通。“旋转门”机制有利于构建智库与政府直接沟通的人际传播网络、打通知识与权力的转化通道、推进第二轨道外交。为此，地方智库要加强与政府之间人才资源的共享与流动，密切与政府系统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其三，强化地方智库之间的互惠共建。地方智库要秉持“开放包容、互利互鉴”的原则，加强彼此之间的人才共有、平台共建、信息共享和学科共建，拓展新时代地方智库之间的协同发展之路，共同为完善思想市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贡献力量。
（四）集聚高端智库人才资源
孙中山先生有言：“治国经邦，人才为急。”智库作为“思想库”“智囊团”，是高端人才和海量知识的汇集地，也是优质科研人才的输出地。地方高端智库之所以能够出思想、出成果，能够源源不断地推出公信度高的分析报告和可行性强的对策建议，也恰恰因为其背后有着强大的人才队伍。地方高端智库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8〕。具体而言，地方高端智库要在以下几方面重点着力：其一，重点储备人才。地方高端智库要设置高门槛、高标准、高要求的人才选拔标准，真正将专业能力强、理论视野广、研究心态端的学者纳入麾下。通过创新智库人才培养模式，造就一批洞悉世情国情、理论功底深厚、发展动力强劲的高端研究人才，以占领未来对策研究的制高点。此外，地方高端智库还要特别重视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尽可能为青年学者提供更多学术交流、出国深造的机会，培养具有国际研究视野、国际对话能力的青年学术英才，从而实现地方智库的高端化。其二，合理使用人才。“人才者，求之者愈出，置之者则愈匮。”主要从事对策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地方高端智库，要善于改变唯学历、唯资历的用人模式，大胆启用不同学术背景、不同研究领域的综合性人才和专业性领军人才。同时，还要建立合理的人才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以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激发研究人员的工作热情。此外，还要对不同研究领域、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才进行科学配比，使人才队伍释放出最强的战斗力。其三，建立人才流动机制。建立畅通的人才流动机制对实现智库和政府之间共享人才资源、及时高效沟通至关重要。就当下制度条件而言，地方高端智库要善于汲取国外智库人才流动的成功经验，派遣具有良好道德素养和突出科研能力的智库学者到地方政府系统挂职锻炼，从而使智库研究人员多层次、多视角、多渠道地接触理论前沿，通过真实的政府系统从业经历获得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时，返聘卸任官员到智库参与政策研究，搭建起智库学者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沟通桥梁，从而确保智库成果关切战略研究、服务政治实践。其四，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对于科研人员而言，良好的学术环境既包括丰富的图书资料、整洁的工作场所，也包括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为此，地方智库要注重地方风韵的彰显，在强调图书数量的同时，还要重视地方经济、地方历史和地方文化等相关资料的收集，形成具有地方优势的馆藏特色，从而为智库学者搞好科研工作提供充足而完备的参考资料。同时，地方智库还要提供整齐洁净的工作场所，配备齐全的电子设施，为智库专家搞好研究工作提供条件便利。此外，地方智库还要营造和谐的团队氛围，使智库研究人员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同为实现地方智库的高端化建设献计献策。
〔注 释〕
①“旋转门”指的是政府、利益集团、智库及游说公司之间人员的流动任职，后来特指智库学者与政府官员角色转换的一种现象和机制。
〔参 考 文 献〕
〔1〕张述存.地方高端智库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3〕阮 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4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14.
〔4〕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34.
〔5〕李國强.创新中国智库建设〔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0.
〔6〕马军卫.加强地方新型智库建设面临的制约与缓解探析〔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8（06）：40-44.
〔7〕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6-04-26（02）.
〔8〕张 伟，赖先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概览〔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147.
作者：肖文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