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基层农村民主法制建设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基层协商民主是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有效途径。协商民主机制能够充分调动社区的各类行为主体以对话与协商的方式进行理性交流，从而达成共识，既有利于推动基层社会和谐发展，又有利于协商民主理论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基层农村民主法制建设论文 篇1：
农村民主制度升级 村民自治更开放
以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规范化、制度化为标志，农村基层民主质量将大大提升。
“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等，一并列入农村六大制度建设，是对十七大关于基层民主建设新要求的贯彻，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在农村的具体化。”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詹成付近日兴奋地说，此时，他手里拿着新华社10月19日受权发布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党的十七大明确要求，把发展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并将基层民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并列在一起，使之成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方面，还在新修正的党章中增写了“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内容。均是希望通过发展基层民主，依法保障和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我国基层民主制度中涉及人口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进行了更加系统、全面的阐述。这表明在改革开放30年制度探索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建设将更加重视民主质量的提升。
制度设计全面升级
决定在总结30年来推进基层民主的经验后，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进行了更加完整、系统、全面的设计和阐述。一个指向更加清晰、要求更加具体、可操作性更强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体系呈现在人们面前。
其中，“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健全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被明确列为当前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重点。
“抓住了这四句话，就基本上把握住了农村基层民主的方向和重点，也回应了各界对改革方向的某些猜测”，长期研究、从事基层民主工作的詹成付如此说。
比如“扩大有序参与”，涉及到“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农民在县乡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密切人大代表同农民的联系”、“深入开展以直接选举、公正有序为基本要求的民主选举实践”等内容。
“推进信息公开”涉及村一级的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和乡镇政务公开等内容，也体现了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对接。
“健全议事协商”涉及“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等关键性改革内容，有望将农民的民主协商层面提至乡镇一级，依法保障农民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强化权力监督”涉及深入开展“以村务公开、财务监督、群众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等内容。
除此以外，决定关于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阐述，还包含着一些保障制度健康发展的制度设计。
像“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2012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改革任务，着力增强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意在形成乡村两级民主互动的崭新局面。
又如“培育农村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完善社会自治功能”，侧重于应对新形势下农村建设的新问题，也是扩大村民自治范围的重要内容。
为确保基层民主在规范的轨道中发展，决定特别提到了“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完善涉农法律法规，增强依法行政能力，强化涉农执法监督和司法保护。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搞好法律服务，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推进农村依法治理”，实现民主与法制的配合与呼应。
为保证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拥有良好的物质保障，决定还指出了“采取多种措施增强基层财力，逐步解决一些行政村运转困难问题，积极稳妥化解乡村债务。”等内容，减小农村民主管理在现实中的运行阻力。
“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如此全面、系统地阐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健全方向，其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农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詹成付解读道。
突出“在实践中解决问题”
2007年11月，在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东傅宅村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村民杨祥云和黄兴荣分别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和委员。
然而在此之前，经村民举报、公安部门取证查实，二人为竞选村委会主任，从5月份开始，以几千到数万元不等的价格向选民拉票，共花费9万余元。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稠城街道村级组织换届选举领导小组当即宣布二人当选无效，组织另行选举。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分别给予二人9天和6天的行政拘留处罚。
在决策层看来，基层民主还大有完善的余地。诸如此类的贿选等现象，仅仅是农村民主选举中的一个比较“扎眼”的问题。除此之外，村民民主决策程序不规范，民主管理形式化，民主监督不到位，也是困扰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难点。詹成付司长概述了目前农村基层民主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其一，在民主选举中的违法和侵权事件时有发生。比如，有的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村委会候选人不是由村民依法推选和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乡镇政府、党委或村党组织指定；有的农村不按法定程序进行选举，不公开计票，不当场公布选举结果；有的村到届不按时改选，原班子不选举就连任；有的村换届选举后，老班子不交工作、不交账，新班子履行不了职责。还有的地方以“停职”、“诫勉”、“离岗教育”等名目，变相用行政手段撤换村委会干部。这些做法都程度不同地违反了法律规定，侵犯了村民的自治权利。
其二，在民主决策中存在着用间接民主代替直接民主的倾向。比如，有的农村地区以村民会议召开难为由，长期不召开村民会议，法律规定须由村民会议决定的事项，未经村民会议授权就由村民代表会议作决定。有些村民代表开会前没有同村民沟通，会上发表的只是个人意见。有的农村村民代表会议不但行使村务的代议权和决策权，而且还行使人事罢免权，违背了村委会组织法的立法宗旨。还有些村庄在决策重大村务时，既不召开村民会议，也不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而是由党组织或村委会，甚至党组织领导人个人说了算，把村民自治变成了村干部自治，村民群众很有意见。
其三，在民主管理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形式主义。比如，有的农村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不是由干部群众一起讨论制定，而是由少数村干部制定，约束村民的多，而约束村干部的少。有的村村务公开内容不真实、公开的形式随意性很大，流于形式。有些农村村务管理混乱，财务既不让村民参与管理，也不向村民公布情况。这些做法使村民对村干部失去了信任，也直接影响了村务管理的民主化程度。
其四，在民主监督中存在薄弱环
节。比如，有的农村村委会只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但不组织或不许对村委会成员进行评议。有的村委会既不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也不接受村民或村民代表评议，使得村委会得不到有效监督。有的农村实行村财乡(镇)管，使村民失去了管理和监督村财的权利。有的地方把村委会成员享受误工补贴标准的决定权，集中到乡镇党委、政府，削弱了村级民主监督的权利。
詹成付说，虽然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已经走过了30年的制度探索和经验积累过程，但是民主的实践仍然不足，这是以上这些问题的主要成因。
民主的氛围、习惯和能力不是一天养成的。作为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基层民主可谓培育人民民主能力的大学校。从1998年至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仅仅10年时间，村委会换届选举也只进行了3届，农民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的养成，基层干部的民主素质和对基层民主的认识，仍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磨练和成长。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面对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如何保障农民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民主权利；面对乡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的增多，如何改进农村民主管理方式，合理提高老人和妇女在村民代表会议中的比例，进而增强基层民主参与的公平性和合理性；随着农村社会利益和阶层分化，如何使行业协会、产业协会等新兴的社会组织有效参与村内事务的协商、决策和管理，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也有待于在实践中加以解决。
“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只能回到实践中加以解决。那些认为基层民主问题太多，主张放弃民主的激进观点，以及对现实问题采取放任、回避态度的‘懒汉做法’，都是不负责任和不可取的”，詹成付说，“这就是为什么决定不惜‘文字成本’，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个词后面全部加上‘实践’二字的原因。其目的就是在于强调实践，强调‘在实践中解决问题’。”
事实上，各地的基层民主实践也正在不断推进。比如今年，山西省纪委、组织部、公安厅和民政厅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严肃选举纪律、保障村委会换届选举秩序，对农村党员干部群众提出了“六个做到、六个不准”的要求，对换届选举中出现的贿选等行为“有报必查”、“露头就打”。此前，浙江省也曾发出过类似的红头文件，并严肃查处了多起换届选举中出现的违法违纪案件，以警后人。
村民自治更加开放
决定关于“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的内容，对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政策的指向十分明确，希望以此推进村民自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比如“以直接选举、公正有序为基本要求的民主选举实践”。这一方面指明了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必须是“直接选举”，对一些地方存在的乡镇政府、党委或村党组织指定村委会主任的做法作出了正面规制。另一方面，也对民主选举作出了“公正”和“有序”的基本要求。
“村委会选举是中国唯一采取以‘一人一票’方式进行提名、选举和罢免的直接选举，因此绝不能是无序的。‘有序’有两方面含义，一是要符合法律规定的选举程序；二是要符合社会秩序。那些在选举前滥发小广告、抹黑竞争对手、殴伤其他候选人等方式，就不符合‘社会秩序’”，詹成付表示。
在民主决策实践方面，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是民主决策的传统形式，但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一些新的民主决策形式不断涌现。比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将村民“民主恳谈”作为村级民主决策的前置程序，通过村民的平等对话、研究讨论、民主协商，广泛汲取村民意见建议，由此实现村民对村内重要事务决策的广泛参与。
“‘村民议事’是一个新的概念。这表明了高层对农民民主恳谈会、民主议事会、民主协商会等临时性的、较为松散的民主决策形式的尊重和认可，将这些形式吸纳入制度范围，其核心目的在于更好地集思广益，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增强村级组织的凝聚力，提高决策的执行力”，詹成付说。
从“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管理实践”的要求看，与政府管理相区别，农村基层的民主管理以自我管理为特点。在传统意义上，村民的民主管理主要体现在制定村规民约方面。但是，随着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诸如“蔬菜协会”、“手工艺协会”、“旅游协会”、“老年协会”、“禁赌协会”等新的社会组织逐渐增多，对村民各方面行为产生了规范和约束作用，实际上已经成为民主管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以村务公开、财务监督、群众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则点出了村民民主监督的重点和难点。
2008年，我国仅中央支农资金就超过了5000亿元，随着公共财政阳光普照农村力度的不断增强，农村基层财务监督的重要性较之以往进一步提升。以新农合、大病救助、义务教育、救灾、低保、各类农业补贴为代表的各类转移支付项目的“进村入户”，小水电、沼气改造等清洁能源建设的账目，部分地方集体经济的经营状况等，都呼唤着“财务监督”力度的加强。
“这对于搞好干群关系、提高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效，都具有很强的现实作用”，詹成付指出，“将村务公开、财务监督、群众评议列为民主监督的主要内容，在现实中也更具有可操作性。”协商民主扩展至乡镇一级事务参与
“健全议事协商”是决定关于农村协商民主的一个新的提法，其中包含着广阔的制度空间。权威人士认为，通过“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农民在基层民主中的政治参与程度将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民主协商层级有望提升至乡镇一级，这将大大提高农村议事协商的含金量。
根据此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农民对乡镇一级事务的协商、参与范围将被大大扩展。
“比如乡镇政府的办公会议、乡镇人大会议让普通农民旁听、评论；乡镇的预算对农民公开、听取农民意见；农民评议乡镇公务员的政绩；甚至原来由乡镇政府就能拍板的某些政策，也要在全乡范围内征求意见，这些形式都可以探索”，詹成付说，“这就在乡镇人大制度之外，又开辟出一条基层农民的诉求表达渠道”。
可以想象，如果这一制度精神在现实中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将使农村基层的民主管理产生两大变化。
一是，乡镇政府将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来自基层的“协商压力”和“监督压力”，促动乡镇政府加快转变工作方式、提高工作质量，建设服务型政府。
二是，农民的政治参与需求将得到更大程度上的满足，各方利益诉求得到更好的表达、各方利益更加均衡地体现在政府决策之中，使更多矛盾化解在基层，增加社会和谐因素。
“农村的议事协商，在理论界和实践中都不乏思考和争论。但是这一提法正式写入党的文献，这还是第一次，体现了扩大协商民主、落实农民民主权利的改革方向”，詹成付说，“当然，这一新机制的内涵、外延，以及实现形式，仍然要靠各地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作者：杨 琳
基层农村民主法制建设论文 篇2：
基层协商民主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摘要]基层协商民主是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有效途径。协商民主机制能够充分调动社区的各类行为主体以对话与协商的方式进行理性交流，从而达成共识，既有利于推动基层社会和谐发展，又有利于协商民主理论的进一步深入发展。针对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营造真协商的气氛，健全法律法规，明晰协商议事规则，建立平等包容、理性表达的政治参与平台，提高人民群众议事能力，激活多元主体活力，增强人民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主动性，实现基层自治，从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关键词]基层 协商民主 社会治理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21.05.012
基层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党的领导下，各类基层组织和基层单位依法参与基层公共决策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民主实践，主要有农村协商民主、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和企事业单位协商民主等模式。基层协商民主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具有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应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分运用，以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1]探索协商民主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优势和作用，将协商民主的精髓运用到社会治理当中，对于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有利于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
廣泛性和灵活性是协商民主的显著特性，是其他民主形式不能比拟的。在新时代社会结构多元化背景下，协商民主具有的特性也使其能更好地适应基层社会治理。在新时代，可以通过推进协商民主创新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使参与协商各方在理性表达中化解矛盾、达成共识。
（二）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有利于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将社会主义基层协商民主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全面推行开来，不仅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更是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继承和创新发展。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把协商民主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引入基层民主建设。而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则需要通过建立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运行机制，形成民众积极参与、各利益相关方友好协商的社会治理局面。
（三）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有利于激发群众参与基层自治的主动性
由于基层协商民主关注的议题与基层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因而能够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促使基层民众积极地参与协商表决，在充分讨论后作出令大多数人满意的决策，这不仅能增强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同时也能更好地解决人民在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方面表达难、参与难的问题。
（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有利于推动决策的执行
随着基层协商民主的推进，广大民众更有机会参与政府决策，这就是决策的民主性。而通过参与其中，民众能加深对政府决策的理解，因而更容易接受这些决策，从而更有效地推动政府重大决策的制定和执行，降低决策失误的成本。
二、南宁市基层协商民主实践
南宁市江南区江南街道二桥西社区成立于2007年7月，常住人口1.8万余人，该社区是南宁市委、市政府2012年邕江两岸整治时期为上岸船民提供住处的安置点之一，共安置100多户600余人，是一个有11个民族杂居的混合型社区。船民上岸初期，难以适应岸上的生活习惯和小区物业的管理模式，产生了比较多的难题与纠纷。为此，该社区在社区党委的推动下建立了“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每月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帮助居民解决问题。
（一）建立共驻共建说事会
1.打造说事中枢。“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中的关键的环节就是要打造一个说事中枢，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建立社区“大党委”，发挥党组织引导作用，成立说事常任理事会。常任理事会实行“兼职委员制”，辖区单位党员负责人既兼任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又是理事会委员，形成了以社区“大党委”为核心，辖区单位党组织、党员和居民群众广泛参与民主平等说事议事的工作模式，增强了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2.细化说事内容。当地围绕中心任务、经济发展、服务民生、文明和谐、矛盾纠纷、班子建设等六大主题开展说事，坚持把社区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党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级重点工作部署作为“说事”的重点，注重把社区集体财务预算决算、资金安排使用、公益事业兴办、房屋拆迁改造等事关大局的大事要事列入“说事”的内容，推进了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
3.加强说事保障。要保障说事议事机制正常有效运转，必须有人愿意说事，有场地进行说事。首先，为保障有人说事，当地成立了说事常任理事会。其次是确定说事员，说事员尽可能扩大覆盖面，注重吸纳老党员、老干部，充分发挥他们的余热作用，同时注重吸收社区内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群团组织负责人、单位代表、群众代表、社区片警、廉洁监督员、法律顾问、社会工作者、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和流动人员等，发挥他们各自的代表和职能作用。最后是保障有场地进行说事。按照“六有”标准规范说事场所，即有说事厅、有标识、有热线、有记录、有流程、有档案。通过党建工作经费、办公经费等渠道，为开展协商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和资金。
（二）健全协作机制促运转
1.建立收集民情的渠道。收集民情的机制采取网格化模式。在社区中设立十个网格，建立起十支由若干名说事员组成的社情民意收集队伍。每一个网格由一支队伍负责。每支队伍通过走访、电话、短信、QQ群及微信群等方式收集民情，并将收集到的信息及时上报说事常任理事会。居民也可以随时随地反映心声、表达意愿。
2.坚持规范程序，引导有序民主自治。说事程序要以“收集民意、梳理议题、确定议题、组织协商、公开结果”为规范。及时办好简单的事、常规的事，需要协调的较难较重大的事，在经过说事会议决后，及时提交到相关单位进行沟通协调，促进问题解决。最后还要公示解决结果，由群众采取季度一小评、年度一总评的方式进行评议监督，群众满意率必须达到80%以上。对办理结果未达到80%的，责令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对未解决的问题进行再议再办。
3.完善同住共建机制，着眼长远常态。为了有效地联系辖区的党组织，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优势，当地依托说事会，组织实施“先锋领导，团结人民”行动，推进“四联”活动，即党员队伍联育、社会治理联抓、文化活动联谊、服务居民联手等。如依托说事会议决定组建疍家歌队伍，共同传承发展“疍家婚礼”民俗文化。
（三）发挥说事优势服务发展
1.搭建社区各类党组织互动交流平台。“逢四说事”工作机制，需要辖区内各个单位、组织共同参与，这一工作机制促进了社区内各类党组织的交流和合作，使“体制、隶属、等级”的“高墙”被打破，也促使党的建设有了新的突破。比如，依托说事会的平台，社区与区内单位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加强了社区内各党组织的交流，常态化的活动促进了多元组织生活常态化。
2.开辟服务群众新路子。当地通过“逢四说事”的工作机制，优化资源整合配置。为促进辖区各单位形成共同解决问题、实现资源共享的工作格局，辖区充分发挥大党委的主导作用和党员的带头作用，以共同目标、共同需求来凝聚各方力量。例如，成立“群防母亲”工作组，每晚对该地区进行巡逻，确保该地区的安全稳定。这支队伍已成为维护社区安全的强大主力军，开辟了服务群众的新路子。
3.畅通协商协调渠道。通过畅通协商协调渠道，辖区单位与社区加强协商协调、共治共管和自主管理，社会治理取得了新成效，辖区内单位与社区的情感进一步融合，社区也由过去的“多纠纷、多矛盾、多委屈”转变为“多唱歌、多跳舞、多欢笑、多谦让”，成了驻辖区单位和广大居民的美好“家园”。如有居民代表反映小区内偷盗现象时有发生，对此，社区“大党委”立即组织召开说事会，督促物业保安加强巡查，并在小区内加强防盗安全类宣传工作，合力提高居民自我防范意识。
近两年以来，二桥西社区说事会说事议事三百余次，议题包括社区基础设施维护、困难群众帮扶、社区治安和社区环境改善、邻里纠纷矛盾调解等社区居民普遍关心的热点。经过不断地探索和完善，由二桥西社区“逢四说事会”发展而成的江南区“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成为江南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亮点，并于2018年被民政部认定为全国优秀社区工作法。
三、基层协商民主存在的不足
（一）协商主体代表性不够强
基层群众是基层协商民主的主体，发展协商民主的目的是动员多个主体参与社区事务，使社区真正成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平台，人人可参与关乎切身利益的协商事项。在社区协商民主的实践中，虽然说事代表来自广泛领域，但仍无法避免大多数年轻人因上学或工作而无法参加协商活动，因此大多数社区协商参与者都是退休人员或社区热心人士，由此导致协商主体代表性不够强，也使得协商成果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如果说事员是固定人员，就会导致每件事情都是同一群体参加，这也同样会导致协商主体代表性不强，从而使协商取得的结果得不到居民的认同。
（二）说事参与者专业能力不足
由于参与协商的人员多为退休人员，虽然他们有强烈的参与热情，但其自身能力仍需不断提高。如果没有协商经验或者专业经验不足，就难以有效地应对和解决相关问题。在协商过程中，协商民主能够顺利开展的前提是协商主体要有足够的理性，并具备偏好转移的能力。因为居民的非理性参与会使得协商过程中出现过度情绪化，比如无理取闹、偏离主题等。偏好转移的能力不足则会造成协商效率低下，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协商参与者无法全面地看待问题，一味坚持自己的观点。
（三）协商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这一点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别基层政府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发展活动的积极性不足，因为基层政府面临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导致其消极应付，甚至抵制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另一方面表现为基层民众的参与意识不强。对大部分民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眼前的现实利益，而非公共事务，其政治参与的自发性是不足的。尤其是工薪阶层居民，由于经济压力大、工作累，无暇参与议事和民主讨论，这些都阻碍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
（四）协商成果转化不够
协商的价值意义就是形成统一意见，做出决策并推进决策的落地落实，即出台协商结果，并监督协商结果的落实执行。群众参与议事协商的初衷就是希望议事结果能有效转化到实践中，推动问题的解决，但是在当前的议事机制中，有些社区为了应付差事，存在协商结果流于表面，没有真正落实，对结果缺乏执行的评议等情况。如果做出了决策不去落实，不仅导致议事会议在促进基层民主协商中的优势无法体现，还会严重削弱居民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
四、基层协商民主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
（一）坚持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包括多个方面，但是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有效解决问题。要想顺利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并使协商民主真正发挥作用，关键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协商民主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协商这个杠杆要真正撬动中国的社会建设，就必须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就是党的领导。”[2]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地方党委要自觉承担起协商民主建设、践行、管理和推動的责任。在基层，涉及众多主体和协商事项的社区治理和基层自治的事项，仅靠村（居）委会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指出要发挥村（社区）党组织在基层协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就是考虑到党组织在我国各层级发挥的领导和统合作用。
1.强化对协商民主知识的宣传。为了让民众了解并熟悉相关理论政策，必须加大对协商民主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特别是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大对基层群众的宣传力度，最大限度地宣传和普及协商民主，只有让群众熟悉并且掌握相关知识，他们才能认识到协商民主的重要性，进而积极地参与其中。
2. 提高对基层协商民主重要性的认识。地方党委政府要对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性有足够认识，不能把基层协商民主视为可有可无。在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时采用协商的方式，更能强化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因为协商的过程就是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充分发挥群众的集体智慧去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体现了我们党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通过协商不仅解决了问题，还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在决策与执行过程中，把基层民主协商的成果作为重要依据，集中发挥民智，群策群力，使协商民主真正成为社会的“稳压器”。
（二）要营造真协商的气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协商就要真协商，真协商就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来决定和调整我们的决策和工作，从制度上保障协商成果落地，使我们的决策和工作更好顺乎民意、合乎实际。”[3]是否愿意协商，是否敢于协商，这是检验基层党组织和其他各类基层组织政治勇气的试金石。基层党组织和其他类型的职能基层组织首先要有政治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推进协商民主在基层的贯彻落实。
1.必须有主动协商的意识。在新时代，地方党政领导要提高对协商民主重要性的认识，要把协商民主和协商民主能力建设提高到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要把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当成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主动推进基层协商民主，进而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要明确发展协商民主也是我们密切党群联系的重要体现。
2.必须有敢于公开的气魄。公开是协商民主的基础和前提，真正的协商民主必须以公开为前提。让一切在阳光下进行，才能有效避免暗箱操作。依法、依规完成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这是对基层党组织和其他各类基层组织要求，在让群众及时了解基层组织的相关事务的同时，也能让社会各界感受我们开展协商民主的诚意和决心。
3.必须有敢于协商的勇气。在协商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质疑，需要我们用智慧和勇气去面对，对基层群众提出质疑的决策，基层党组织等职能组织必须敢于面对，发挥群策群力、凝聚共识的积极作用，打消人民群众对决策的疑虑，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失误和不足;遇到持反对意见的群众，要敢于邀请他们参加协商，要有听取不同意见建议的勇气，在协商过程中，认真了解他们反对的理由，评估反对意见的合理性，然后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改完善我们的决策，使其更加科学合理。
（三）要提升协商的本领
只有协商的质量提高了，才能够提高基层协商民主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有效性，因此，必须要提升各参与主体的协商能力和协商本领。普通民众都能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协商，并且具备充足的理性和较强的参与能力，这是协商民主顺利开展的前提。
1.提升基层党组织和其他各类职能性组织的协商能力。在基层实践过程中，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对协商民主的认识还有待提高，他们对协商民主的作用认识还不到位，甚至认为协商民主会增加麻烦、影响发展，导致被动开展协商民主，或协商民主开展流于形式，因此协商质量水平的提高有赖于认识的转变。
基层党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在基层协商民主过程中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发挥优势，如灵活采取上门协商、当面协商、会议协商等办法进行日常性的基层决策和解决基层社会矛盾。行业性组织在基层协商民主过程中，可以委托相关组织对行业性矛盾和问题进行协商解决。对于基层党组织和相关职能部门难以独立解决的专业性矛盾和纠纷，可以发挥专业人才优势，邀请相关专家参与基层协商。随着网络的发展，基层协商要充分发挥网络媒体快捷简便的技术优势，不断提高网络协商的能力。
2.增强民众协商能力。民众只有具备相应的能力，才能提高协商的效率，特别是对协商议事员的能力要求应更高。一方面要加大对协商民主理念的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的协商意识，增强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提高他们参与协商民主的积极性。要重视舆论和媒体的引导作用，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开展基层协商民主的价值内涵形象的宣传。让基层协商民主概念真正入脑入心，引导各阶层群众主动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让群众能够意识到公共利益与自己息息相关，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协商主体的培训引导。通过培训引导，让民众不断增强政治参与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要积极运用新的方式方法，采取民众容易接受的培训方式，比如情景式教学或者体验式教学，可以根据实际的案例创设场景，让民众在模拟中体验协商民主开展的过程。或者在日常组织开展各种协商民主的时候，邀请民众列席参加，在实际参与过程中，民众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必定得到增强。
（四）要健全能协商的平台
协商民主能否常态化取决于是否有协商的平台。要通过健全平台，筑牢基层协商民主开展的阵地。所以，要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必须充分挖掘和利用好各类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平台。
1.基层协商民主推进的平台需要健全。在建设基层协商平台的过程中，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不断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作联动，把推进协商民主作为基层党组织工作的重要内容，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政协搭台、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构建多层次、多维度、多形式的协商议事平台。
2.基层协商民主的运行需要完善。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及其运行形式、明确基层组织决策和讨论的基本原则是基层协商民主有效运行的必备条件。基层协商民主建设要充分发挥村（居）委会的作用，将其打造成辖区内协商民主发展的规范化阵地，同时要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的重要阵地作用。为适应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各部门必须不断加强网络化建设，搭建网络化平台，保障群众的问题反映渠道和意见建议反馈渠道畅通。要提高协商民主的质量效果，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做到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只有信息掌握对称，协商主体的地位才能更为平等，协商主体的理性分析能力和协商决策的科学性才能提高。因此，提高协商民主质量水平的一个关键条件就是建立完善的公共信息平台。
3.完善基层协商民主渠道。要注重维护传统平台，积极探索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的现代化平台。传统平台如理事会、议事会、议事厅、议事室、协商室等是建立在面对面直接交流的基础上，比较容易感受到各自的情感和态度。而网络平台更依赖于科技手段，网络平台为协商主体提供了更多的表达途径，不仅覆盖面广、更具灵活性，也能更好地弥补社区人员流动性大以及公共生活时空分散的局限性等问题。
（五）要完善制度保障
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等特征。要推动协商民主的发展，更好地实现真协商，协商成果有效地转化，必须不断完善相关制度体系。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已有不少关于协商民主的文件和规定，但是仍未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这就容易导致实践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协商内容和对象不确定、随意性较大、协商的程序不够规范以及协商的反馈机制缺失等，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协商民主的实际成效。对此，除了加强教育提高思想认识，我们更需要在实践中尽可能地提高法律制度与协商实践的衔接度，保障法律法规有效运行，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来保障提高协商议事的效率。
实现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途径就是基层协商民主，它是基层民主的核心，是促进协商治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是一种重大创新，在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整合和利用基层治理资源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能够推动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因而，要坚持不懈地推进基层协商民主，通过发展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建立平等包容、理性表达的政治参与平台，维护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增强人民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主动性，更好地发挥基层协商民主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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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2（2）.
责任编辑：黄传英
作者：韦自露
基层农村民主法制建设论文 篇3：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摘要]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为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我国农村社会资本状况影响着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应从培育农民现代公民意识、完善互惠规范、规范村民自治、发展民间组织等方面，积累现代社会资本，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发展。
[关键词]社会资本；民主政治；公民意识；村规民约；民间组织
[文献标识码]A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及与民主政治的关联
一般认为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而真正将社会资本引入政治领域的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个体之间的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社会资本本质上就是参与网络所具有的信任、互惠与合作等特征。信任、互惠的规范、参与、关系网络等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也是我国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
社会资本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社会基础。民主政治需要社会成员一定程度的信任，因为它可以减少社会交往的成本。信任程度越高，对强制的需求就越少，公民的信任增加了相互合作的机会，有利于营造民主政治所需的良好政治氛围，信任也有助于培养公民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认同感。民主政治需要一定的规范作保障，规范反映了群体的公共利益取向，有利于增进社会成员行为的可预期性和组织的凝聚力，加强了相互信任，进而拓展相互合作的网络范围，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保障。参与网络有助于政治行为规范化，增加了任何单独行为的潜在成本，社会组织通过公民参与网络来制约政治权力的实施深度、均衡其实施强度和监督其运作宽度，促进民主政治中权力的有效运作。
二、我国农村社会资本现状及其对农村民主政治的影响
1 缺乏信任感。在我国农村，信任具有“乡土性”，因为这种信任是因“熟悉”而产生的特殊信任，而不是对普通人的普遍信任。这种信任与传统的“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密切相关，在传统家族观念的影响下，人们缺乏家族以外、范围更广的一般性社会信任，所以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家族和相当狭小的私人朋友圈子里，人们很难相信那些处于圈子之外的人。长期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导致农民合作意识不强，没有互动合作，信任也就难以产生。公共生活领域，陌生人缺乏普遍的信任与合作精神，“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现象非常普遍。村民自治的推行，唤醒了农民的参与意识，但由于上级对村内选举的干预与操纵、村级组织唯上意识、干部对农民缺乏信任等因素，农民对村级组织不信任、政治冷漠、不支持、不配合村组织的工作等问题比较突出。传统“习俗”信任在农村仍大量存在。
2 社会约束机制不规范。主要包括正式的法律规范和非正式的社会伦理道德约束。在我国，有关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正式法律制度建设滞后，缺乏配套法律的实施细则，可操作性不强。农村的社会约束机制主要包括村规民约、习惯、农村社会舆论等，它们在调节村民间关系、规范村民行为、解决村民间矛盾纠纷、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现实中存在一些问题。《村委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规民约应由村民会议制定，但在一些地方村规民约由村委会干部几个人制定，这样村民遵守的自觉性就大大降低，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人们流动性加强，人们交往注重利益等因素使农村居民对村规民约表现出一定的淡化。转型期人们对利益的重视、生活节奏的加快、经常忙于挣钱的村民忽视了对一些良好习惯的遵守。乡村社会舆论是村民经过讨论、辩论、议论而形成的公共意见，随着市场经济植入农村，传统家族联系开始解体，血缘、地缘关系逐渐削弱，社会舆论的约束力也日渐衰微。
3 村民参与度低。农村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村民的政治参与，村民参与是村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主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广大农民在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基础上政治参与意识逐渐增强。然而一些地方的村干部和上级或认为村民参与会出乱子，不利于开展工作，或认为村民文化素质低，还不能行使参与的权利，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村民参与，致使广大村民虽有利益诉求无法顺畅表达、虽有民主权利无法充分行使。对村内事务漠不关心，干群关系紧张。阻碍民主政治的顺利推进。
4 关系网络不和谐。横向上，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原来村民间的互助合作关系，突破了传统的道义相助，原来村民之间进行交换往往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关系网，而目前经济原则成为人们交往的基本原则。农村人际关系日益淡漠，目前农村出现的父子不亲、婆媳不容、夫妇不和、老无所养、邻里不睦等问题破坏了人与人的亲密关系，村民之间交往的功利性日益浓厚。村党支部、村委会、农村民间组织发展不平衡，村党支部往往干涉村委会的工作，村委会缺乏应有的权威，开展工作遇到的阻力较多，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空间狭小。纵向上，尽管形成了由乡政府、村委会、村民等多主体的治理结构，但各方拥有资源不平衡，政府资源丰富，村委会不能很好为村民谋利，村民联系松散，各主体间没形成良性互动，妨碍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信任、规范、合作、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的缺乏成为制约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因素。在中国农村，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社会资本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封闭性、保守性，向现代社会资本转化缓慢。加快传统社会资本的改造，积极培育现代社会资本是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条件。
三、重建社会资本促进农村民主政治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发展农村民主政治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积极构建现代社会资本，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1 培育村民现代公民精神。推行民主的前提是民众具有必要的文化和政治素质，能够参与到政治运作中，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农村民主政治建设要先培育现代村民，要培育现代村民必须先培育村民的公民精神，这种公民精神主要包括村民的权利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权利意识包括对自己权利的认知和对他人同样权利的认同，村民自觉而理性的权利意识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民主政治是由一系列公认的运行规则维系的，尊重和遵守规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否则政治秩序就会混乱；民
主政治是公众参与的政治，需要每个公民承担相应的责任，公民是否具有责任意识是判断一个社会民主政治成熟与否的标准。没有良好公民精神的村民，就不可能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发展，提高村民的公民精神是增加农村社会资本储量的源泉。首先，加强制度建设，健全村务公开制度、规范民主决策机制、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保障广大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使广大村民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逐渐生成公民意识。其次，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激发村民参与，建立村民参与的渠道，提供沟通、协商的制度平台，并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分散农户联合起来，使农户在参与产业化生产与市场竞争中形成主动参与管理的民主理念。最后，加强教育，发挥政府、村级组织、家庭的作用，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育村民的宽容同情心、团结归属感。
2 完善规范。社会规范的建立与执行，有利于普遍信任的形成和人们交往，有利于减少人们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互惠规范有利于促进村庄共同体内个人和群体间的合作。首先，完善涉农的法律法规，制定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其次，完善社会规范，一个群体一致认可的规范，并非全部是法律规范，在农村还有习惯、村规民约、社会舆论等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观念。它们依靠村民内心信念的力量调整许多法律涉及不到的农村社会生活各方面，针对村规民约存在的问题，要进一步增强其合法性，制定主体、程序、内容都要合法，加强对其实施的监督。同时宣传培育优良的村风习俗、引导积极向上的社会舆论。最后，发挥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作用。通过鼓励村民开展多样化民俗活动和文化活动，借助各种活动促进村民互动与交往；加强村庄内善恶事的宣传，在村庄内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通过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村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培育村民的伦理道德。
3 规范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主要载体，在促进农村稳定、推动农业现代化、融洽村民关系、提高村民民主参政意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实施中存在一些问题，如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矛盾、只注重民主选举而忽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干部不依法办事、作风不良等，影响了村民自治的顺利推进，不利于农村民主政治发展。为此，要不断完善村民自治，推动农村民主政治所需的社会资本增长。首先，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为村民自治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做好在农村的法律宣传教育工作，提高村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意识和能力。其次，在完善民主选举的同时，重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方面建设，形成选举公开透明、决策科学合理、管理民主科学、监督有力有效的治理网络格局。再次，村党组织、村委会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组织全体村民讨论制定和完善村内各项规章制度，用制度规范村干部、村民的行为，增强干部的法制观念，增强村民自主管理能力。最后，进一步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提高村民政治参与效力，使广大村民在参与中见到实效、得到回报。
4 发展农村民间组织。农村民间组织既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结果，它们在监督政府行为、影响政府决策、整合和表达群众利益诉求、拓展参与渠道、培育村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农村民间组织也是现代社会资本的代表，对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护起到重要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全能政府管理理念的影响，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对村内事务无所不包，加’上一些干部对民间组织的偏见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民间组织的发展空间很小。要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就要投资社会资本，而要投资社会资本，建立以广泛的社会信任关系和自治原则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就必须支持和鼓励民间组织的发展。首先，基层政府要支持和引导。乡镇政府要转变观念，尊重和鼓励农民自愿合作，为民间组织提供政策、资金支持。其次，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用法律形式明确民间组织的性质、宗旨、地位，放宽民间组织的准入条件，实行“宽进严管”政策，加强对民间组织的监管，使其从事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最后，地方政府要创新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变包办一切的做法，明确村委会、村党支部和农村民间组织各自的活动界限，保证民间组织活动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同时加大宣传的力度，使更多的人了解、支持民间组织，进而积极参与民间组织的活动。
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应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党的领导，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法制的保障下循序渐进地推进，但农村社会资本的积累无疑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一条可行路径，要把社会资本的积累与基层民主的发展结合起来，以社会资本的发展来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以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效来促进社会资本的发展。
责任编辑 宋桂祝
作者：龚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