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战略行动选择的创业投资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在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双重驱动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备受关注。本文通过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的演化博弈分析，明确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农民工之间的演化稳定策略以及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的关键因素。
战略行动选择的创业投资论文 篇1：
创业企业和创投企业逆向选择问题的博弈分析
摘要：创业企业和创投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同时由于创业企业自利动机会产生逆向选择，导致双方达到低效的均衡，解决此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信号传递来减轻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本文从博弈的视角，分析了逆向选择产生的过程，并加入信号传递，通过信号传递博弈模型，将低质量项目和高质量项目区分开来，并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创投 信息不对称 逆向选择 信号传递
一、引言
创业企业多为新兴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只有一部分可以顺利渡过创业起步期。经营管理问题和缺少资本常常是中小企业创业失败的主要原因。创业投资（创投），又称风险投资，是指把资金投向蕴藏着较大失败危险的技术创新领域，以期成功后获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
在风险投资的投资阶段，作为委托人的风险投资家和作为代理人的创业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Sahlman（1990）的研究显示超过1/3的创业投资最终会失败，约有50%仅能收回其投资，仅有15%左右最终可以获得超额回报。造成创业投资失败的因素很多，除了有投资本身的风险以外，最主要的是创业企业与创投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创业企业自身掌握着本企业的技术、所研发项目的质量以及管理人员能力等自身内部信息。投资项目生产出的产品能否产生良好的市场反应，是否会带来预期的高额回报，创业家因为对其专业领域、项目质量以及替代产品和互补产品的了解，往往能比风险投资家做出更准确的预测。同样，创投公司掌握着市场竞争、消费者需求等外部信息。当两者之间存在非对称信息时，就可能因为追求自身的利益而进行投机活动，最终造成逆向选择问题。当逆向选择产生以后，风险投资家由于无法辨别创业家的能力和投资项目的质量，只愿意提供平均水平的投资额、一般水平的咨询服务和管理建议及较为苛刻的惩罚约束，这样，拥有好项目的高能力创业企业因为得不到足够的资金， 满足不了自己资金需求，就会离开风险投资市场，选择其他融资方式。而留在市场中的往往是能力较低的创业企业以及质量不高的投资项目，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交易。根据信号传递模型，当出现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时，可以采取信号传递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制造和传递信号作为一种重要手段，能使由于非对称信息而瘫痪的市场重新运转起来。但是一个有效的信号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信号的传递要有成本，而且不同的行为人发送同一个信号时所需要的成本是不同的。本文从此得出启发，通过运用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工具，分析两者之间的逆向选择的产生过程，并且认为当创投企业和创业企业之间产生了这种具有成本的信号传递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逆向选择问题就可以解决。
二、逆向选择产生的博弈分析
（一）模型假设
1.参与人：博弈的理性决策主体是创业企业和创投企业，各自按自身效用即支付水平最大化选择行动。
2.战略：创业企业的策略有两个，即进行高质量的项目研发和进行低质量的项目研发。创投企业也同样有两种策略，即注资和不注资。
3.信息：相互都是不完全信息。对于创业企业而言，其自身了解企业的技术能力，研发的项目质量以及管理者的管理能力等内部信息；对于创投企业而言，它同样有自己的私有信息，如投资目的，市场需求等外部信息。对于创投企业而言，它并不知道创业企业研发项目所属于的类型，认为研发的是高质量项目的概率是p，研发的是低质量项目的概率是1-p。
4.支付：对于创业企业而言，无论研发的是高质量的项目还是低质量的项目，只要获得了注资，就认为其净收益是1；若没有获得注资，则表明创投企业认为其存在着能力等方面的问题，这必然造成其在市场上申请注资的难度增加，因此本文认为只要没有得到注资，就认为其净收益是-1。对于创投企业而言，当创业企业研发的是高质量的项目时，若注资了则净收益是1；若没有注资，则其失去了获得高收益的机会，因此其净利润是-1。当创业企业研发的是低质量的项目时，如果注资了，创投公司不但没有得到收益同时还失去投资的资本，因此净收益是-2；但若未注资，则创投企业没有任何的损失，因此最终的净收益是0。
5.风险投资中的逆向选择是由参与人的博弈均衡决定的， 其他变量如体制、政策等影响因素都视为外生变量。另外，博弈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串谋、共谋等协议。
（二）模型分析
如图1，设创投企业注资和不注资所得到的期望净收益分别是U1和U2，则U1=p×1+（-2）×（1-p）=3p-2；U2=（-1）×p+0×（1-p）=-p。令U1=U2，得p=1/2。当p>1/2，创投企业将进行注资；当p<1/2，对于创投企业来说，不注资严格优于注资；当p=1/2时，不论创投企业选择注资还是不注资，其混合策略都是最优的。
上述博弈均衡说明，创业企业能否得到风险投资，取决于创投企业对其的信任程度。于是在竞争性市场上，创业企业为得到风险投资，就会隐藏自身部分真实信息而向对方提供对己有利的信息，从而提高对方对自己的信任程度，导致一些低质量被认为是“高质量” 而获得风险投资，而部分高质量却可能得不到风险投资，出现逆向选择问题，由此发展下去最终导致创投企业的投资收益和成功率大大减少，从而创投的投资会越发谨慎，这将造成创业企业更难得到风险投资资本。
三、信号传递博弈分析
（一）模型假设
1.参与人：创业企业和创投企业，二者都是理性经济人，都以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且都是风险中性者。假设创投企业如果注资，向创业企业投资数额为D的资金，并且约定项目成功获益后，创业企业分得α成的利润，创投公司分得1-α成的利润。
2.创业企业研发的项目有两种，分别是高质量项目和低质量项目。研发高质量项目的企业在申报时会提供真实资料，以反映自己真实的类型；而研发低质量项目的企业往往需要经过造假来获得所需的资料，期间必定会产生一定的成本，即造假成本为Cj。
3.设高质量项目研发企业的实际盈利率为R1，低质量项目研发企业的实际盈利率为R2，显然R1>1，R2<1，即研发高质量项目盈利，而研发低质量项目亏损。创投公司自身了解与创业企业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因此一般会组织鉴定专家组对项目进行鉴定，出动的鉴定专家组有高水平和低水平之分。设聘请高水平鉴定专家组的成本为Ch，聘请低水平鉴定专家组的成本为Cl，Ch>Cl；对于高质量的项目，无论高水平还是低水平的专家组，都可以通过，但对于低质量的项目，高水平的专家组可以将其检验出来并不予通过，而低水平的专家组则可能检验不出来，并让其通过。
4.对于创投公司来说，它认为创业公司研发高质量项目的概率是p，研发低质量的项目的概率是1-p；对于创业企业来说，认为创投公司聘请高水平的鉴定专家组的概率是q，聘请低水平的鉴定专家组的概率是1-q。
（二）模型分析
加入信息传递后的创业企业和创投公司的博弈模型如下：
注：E1=D×R1×α；E2=D×R1×α；E3=-Cj；E4=D×R2×α-Cj；F1=D×R1×（1-α）-D- Ch；F2=D×R1×（1-α）-D-Cl；F3=- Ch；F4=-Cl-D．
创业企业研发高质量项目的期望效用为U1=D×R1×α×q+（1-q）×D×R1×α=D×R1×α，研发低质量项目的期望效用为U2=-Cj×q+［D×R2×α-Cj］×（1-q）=D×R2×α×（1-q）- Cj。创投企业聘请高水平的专家鉴定组的期望效用为Uh=［D×R1×（1-α）-D- Ch］×p- Ch×（1-p）=［D×R1×（1-α）-D］×p- Ch，聘请低水平的专家鉴定组的期望效用为Ug=［D×R1×（1-α）-D-Cl］×p+（-Cl-D）×（1-p）=D×R1×（1-α）×p-Cl-D
由以上四个式子可知，创业企业不进行低质量项目研发的条件是U2≤0，即创业企业进行低质量项目研发没有利润可得时，就可以避免创业企业研发低质量的项目，即D×R2×α×（1-q）- Cj≤0，得出Cj≥D×R2×α×（1-q）。因此，当创业企业造假所花成本Cj很大时，创业企业在进行低质量的项目研发时无利可图，就可以避免出现低质量项目。同时，q越大，则可以避免企业进行低质量的项目研发。因为q代表创业企业对创投公司聘请高水平的专家鉴定组的预期，预期越大创业企业进行低质量的项目研发的可能性越小；创投企业避免逆向选择的方法是聘请高水平的专家鉴定组，为此必须满足的条件是Uh＞Ug，即当聘请高水平的专家鉴定组所获得的期望收益要大于聘请低水平的专家鉴定组所获得的期望收益，只有这样创投企业才有可能聘请高水平的专家鉴定组。即［D×R1×（1-α）-D］×p- Ch>D×R1×（1-α）×p-Cl-D，得出Ch-Cl 四、结论 就创投企业而言，聘请高水平的专业鉴定组将可有效防范与创业企业间逆向选择的问题。但是影响企业聘请高水平的专业鉴定组的关键不在企业本身，而应要求市场上鉴定专家组的收费合理化，从而降低企业聘请高水平鉴定专家组的成本费用。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创投公司内部可以培养具有一定鉴定能力的人才，如能够了解财务的相关人员等，这就要求创投公司内部人员的多样化。当然，创投企业要提高对项目甄选的要求，提高企业自律能力，再加上政府通过相关政策鼓励技术创新，从而减少市场上的低质量项目，提高市场上项目的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马鹤丹，袁长峰.创业企业与创投之间逆向选择产生的演化博弈分析［J］.生产力研究，2010，（5）. 作者：严艳君 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多元化投资模式研究 摘 要：在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双重驱动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备受关注。本文通过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的演化博弈分析，明确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农民工之间的演化稳定策略以及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创业环境、自身条件、收益水平等方面因素的组合影响着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选择，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否进行的关键取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有效激发，优化创业环境，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创业投资融资机制是调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投资模式并提出保障多元化投资模式运行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模式 一、引言 我国劳动力供需形势日趋严峻，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持续加速、新增劳动力就业压力不断加大、失业再就业现象日益突出。为保障社会总体就业水平的稳定，有效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部分群体就业难的问题，将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李克强总理重点指出：“双创”要利用“互联网+”，促进生产与需求对接、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格局。同时，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创业扶持政策，鼓励以创业带就业，建立面向人人的创业服务平台”。在此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备受关注，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支持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士兵、科技人员等返乡下乡创业创新”，然而据统计，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多集中在第三产业，从创业的特征角度来看，创业内容和形式同质化较为严重，创业企业的生命周期较短，不能保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长期稳定，这就需要政府给予引导，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多元化的投资模式和指导，以期通过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因此，尝试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农民工之间的演化稳定策略，并通过分析创业环境、自身条件、收益水平等影响因素作用下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决策的演化过程，找出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投资模式，以切实推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的开展。 二、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农民创业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基于对创业内涵及相关理论的研究，国外学者集中探讨了创业环境及创业者能力对农民创業的影响。一方面，Malecki[1]，Corum[2]指出农村地理位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信息通讯技术、文化差异、农村金融环境、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等自然、社会、经济及政策环境均对农民创业激情和精神有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众多学者认为创业技能是农民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Jarkko[3]，Pieter de Wolf[4]指出创业者应该具备各种创业技能，如创业机会识别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生产技术方面的能力。此外，农民自我效能感强弱[5]、受教育水平的高低[6]等个人特质因素，创业成本高低[7]、创业榜样的标杆作用[8]等环境因素均会对农民个人创业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在影响农民创业外部环境分析框架方面，Gnyawali，Fogel[9]提出了基于政策和规程、商业与创业技能、社会经济条件、资金与非资金支持的五维度创业环境经典分析模型，并指出外部环境对初创企业的影响尤为明显;Anders Lundstrom[10]提出的MOS（Motivation Opportunity Skill）模型，以行业经济、教育、融资、政策、人文环境为切入点对创业环境进行评价，是当前创业环境的主要分析框架;Fuller Love[11]也强调环境问题是制约农民创业的根本原因，不同地区农民创业政策要根据该地区的环境条件的特点制定。由于创业环境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两个方面的特性，因此农民创业者需要具备越来越高的创业技能来适应复杂多变的创业环境。个人特质及外部创业环境因素在影响农民创业者行为决策的同时也成为创业所需的各种资源，创业者本身一般不会拥有高质量且充足的资源，因而需要从外部获取。A. Greve[12]，R. Tung[13]指出社会网络是创业者获取创业资源的重要来源，并且在中国的创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J. Watson[14]通过研究发现创业者的社会网络活动对创业资源获取和创业绩效的影响呈现出倒U形的关系;G..R..Ferri[15]则认为创业者社会网络活动中具备的社会技能影响获取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有效性。 国内学者关于创业环境与创业者能力的研究，主要从单一方面因素影响及两者综合作用影响两个视角进行了集中分析。张应良[16]认为政府支持、贷款难易程度等宏观环境因素对创业绩效有显著影响，魏凤等[17]指出农民创业能力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创新性、竞争性、人力资源性、坚初性、风险承受性五个维度。郭军盈[18]，罗明忠等[19]研究了影响农民创业成功的因素，包括农民的心理素质、知识素质及技能素质。朱明芬[20]运用罗吉特模型对杭州农民创业行为的一般环境、家庭环境、个人素质三个方面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地域差异性、家庭人口构成及受教育水平等对农民创业活动的影响较为显著。 但从农民创业行为决策的过程来看，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更为显著，如自然环境、传统文化、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和政策支持等外部环境因素及受教育程度、创业技能、心理素质、社会资本等内在能力因素均是影响农民创业决策的重要因素，这种综合性作用影响的分析也可从创业个体、创业资源、创业网络和创业环境的角度进行探讨。郭红东[21]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先前经验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发现两者之间的并不是仅仅表现为直接作用关系，部分作用是嵌入到认知层面来发挥中介作用的，而通过对农民进行培训促进创业警觉的提高，可以有效提高农民的创业机会识别能力。祁伟宏等[22]通过构建创业者经验—创业学习、创业自我效能—创业机会识别理论模型，深入探讨了创业者经验对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机制。蒋剑勇[23]等研究了农民创业者的社会网络特征和社会技能对创业资源获取的作用影响，发现农民创业者的网络活动对创业资源获取的影响是正向边际递减的。 因此，激发农民的创业意愿，提高创业成功率还需要建立农民创业保障体系。蔡衍宁[24]提出以完善保障创业的法律政策、引导创业者技能修炼、提供网络服务等保障手段来提升失地农民创业的成功率。肖华芳[25]指出为农民创业者提供的多样化的创业咨询服务、完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和出台农民创业的优惠政策可以推动农民创新创业。 通过以上文献综述显示，国内外关于农民创业环境及创业者能力方面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对于两者所包含各类因素对于农民创业行为决策及创业绩效的影响的研究成果也颇具显著，国内关于农民创业素质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已逐步拓展，为后续深层次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现有研究在针对不同创业主体所面临的创业环境营造和创业者自身能力的培养以及完整创业生态系统的建立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尤其是“双创”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决策过程及保障体系的研究更是一个刚起步的新领域，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三、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多元化投资的机理分析 1. 博弈的前提假设 （1）假设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过程中存在两类行为主体：地方政府与农民工，构成博弈方组合N=1，2，其中参与人1为地方政府，参与人2为农民工，两类行为主体都是完全理性的，即在给定的条件下，做出的决策都是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 （2）假设在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过程中的两类主体都存在两种行为策略，即政府的策略集为G1={支持，不支持}，支持是指政府通过为农民工提供政策、资金及平台等方面的支持，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引导和鼓励农民工进行返乡创业，不支持则是政府不主动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提供针对性的扶持，不营造及改善创业环境。农民工的策略集为N2={返乡创业，不返乡创业}，其策略行为的选择受创业意愿、创业收益、创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3）在不考虑双方行动顺序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与农民工的策略支付矩阵如图1所示： 其中C1表示地方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所投入的财税成本;C2表示农民工返乡创业所投入的成本，包括资金、时间、精力等方面的投入;C3表示农民工从事其他非农活动投入的成本，如外出打工，或开展其他类型的非农经营活动;W1表示农民工从事非农活动所取得的预期收益;W2表示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时所获得的预期收益（W2>W1>C2）;R表示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的平台资源，如产品或服务推介、创业教育培训和咨询服务等;S表示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后为地区就业率提高、经济发展及政府声誉提高所带来的正效益;F表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财政支持。α为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功率（0≤α≤1），β为在地方政府不支持的情况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功率（0≤β≤1），n为创业的投资回收期，即创业成功所需的时间。 根据博弈行为前提假設的现实基础条件，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功率更高，即α>β;返乡创业的成本高于其他非农活动成本，即C2>C3;两种行为的收益均高于成本，即W2>C2，W1> C3 ;在政府支持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收益高于政府不支持下的收益，即（αW2+C1+R-nW1-C2）>（βW2-C2-nW1）;政府不支持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收益低于其他非农活动收益，即（βW2-C2-nW1）<（nW1-C3）。 2. 农民工返乡创业博弈模型的构建与演化策略分析 在上述前提假设的基础上，建立2×2双矩阵博弈模型，假设参与人1即地方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概率为y（0≤y≤1），不支持的概率为1-y;参与人2即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的概率为x（0≤x≤1），不选择返乡创业的概率为1-x。则此时的策略支付矩阵如图2所示： 具体情况如下： （1）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或不选择返乡创业的期望收益为： E1=xy（αW2-βW2+C1+R）+x（βW2+C3-C2-2nW1）+nW1-C3（1.1） （2）政府选择支持或不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期望收益为： E2=αxyS+y（F-C1）+βxS（1-y）（1.2） 根据 Malthusian 动态方程的定义，假设农民工中选择返乡创业的比例为x（0≤x≤1），地方政府选择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比例为y（0≤y≤1）。在地方政府与农民工博弈的过程中，双方决策的适应性如果比群体的平均适应性高，则该决策会成为主导发展方向。因此，该博弈下的动态方程组为： x"=x（1-x）[y（αW2-βW2+C1+R）+（βW2+C3-C2-2nW1）] y"=y（1-y）[（α-β）xS+（F-C1）]（1.3） 根据演化博弈分析的相关理论，群体动态均衡点可借助雅克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进行分析。 因此，动态方程组的雅比克矩阵为： J=dx″dxdx″dydy″dxdy″dy（1.4） 根据均衡点处的特征值可知：NC1-F（α-β）S，C2+2nW1-C3-βW2αW2-βW2+C1+R点为鞍点，O（0，0）和 B（1，1）为演化稳定点，是演化稳定策略（ESS），A（0，1）和C（1，0）为不稳定点 基于上述对地方政府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活动中复制动态方程的分析，博弈双方的动态演化关系的演化路径如图3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博弈双方动态演化最终趋向于的均衡状态取决于博弈初始时模型中农民工返乡创业策略选择概率的分布区域。如果农民工在地方政府的专项资金、财税优惠政策及平台资源支持下的创业预期收益超出其他非农收益的部分不足以抵消创业的投入成本，即选择创业的预期收益在政府支持下仍不严格优于其他非农活动收益，农民工的理性选择是不返乡创业，进而影响农民工群体中更多的人趋向选择不返乡创业;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由于中央政府对农民工“双创”的财政支持是按照上一年预算拨付的，当期的执行效果不影响兑付，因此，地方政府在响应国家号召的情况下，选择的优势策略仍是支持，但（支持，不返乡创业）显然不是双方稳定的均衡策略，在中央政府因地方政府的执行效果不佳取消财政专项支持后，各地方政府的策略则趋向不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策略选择概率的初始值将分布在G1和G4区域内，动态演化博弈结果最终会稳定于（不支持，不返乡创业）的状态。如果农民工受到相对满意的外部创业环境及预期收益的驱动，将创业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返乡创业并取得成功，则会影响农民工群体中更多的人趋向选择返乡创业。同时，通过中央财政补贴和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正效益对地方政府财政的反哺，农民工返乡创业策略选择概率的初始值将分布在G2和G3区域内，动态演化博弈结果最终将稳定于（支持，返乡创业）状态。 显然，第二种演化结果为理想状态，即地方政府在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和国内各省区中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案例的驱动下，对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产出效益的预期高于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平台打造等投入成本，进而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同时，农民工在良好的创业环境和返乡创业成功案例的吸引下，将返乡创业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動性返乡创业，这种演化趋向的结果也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农民工三方主体之间整体的最优均衡策略。但是，在地方政府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政府与农民工对返乡创业相关信息的掌握是不对称的，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是否选择进行返乡创业可能基于对内外部创业条件的非完全理性预判，局限于内部创业条件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更多是衡量自身的能力和风险的偏好程度等对创业成功率的影响，而关注外部条件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则会过度依靠外部创业环境，对风险的预估过于乐观;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在中央“双创”号召的背景下，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必然的选择，但针对进行创业的农民工群体，地方政府需审慎考虑自身实际情况，重视工作开展的实际效率和效果。 3.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的分析可知，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的决策过程更注重收益与成本的对比分析，自身创业意愿、创业风险偏好程度及外部创业环境均直接影响农民工最终行为选择的结果;地方政府由于履行政府职责的要求明显趋向于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但是若存在收益与成本的严重失衡情况，地方政府会选择放弃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同时，从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农民工的博弈演化路径来看，是否返乡创业的关键因素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因此，地方政府需积极营造更具吸引力和保障力的创业环境调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而创业环境优化的根本落脚点则是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创业投资融资机制，可以看出，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可以尝试建立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多元化投资模式。 四、农民工返乡创业多元化投资模式的建立与运行 1.农民工返乡创业多元化投资模式的建立 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多元化投资模式是以地方政府支持创业的财政专项资金及财政补贴资金为基础，依托政府的公信力和政策调控力，引导建立直接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创业天使基金，风投基金，支持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教育、知识技能培育的教育专项基金，创业投资平台提供风险担保的财政补贴基金三位一体的多元化投资模式。 （1）地方政府可通过推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和农业农村补助项目等向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政策倾斜，建立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惠农资金为主要来源的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吸引相关的投资机构、金融机构、企业和其他社会资金联合建立农民工返乡创业天使基金、风投基金，形成“政府+投资机构+金融机构+社会资本”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模式，充分发挥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合力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2）地方政府可从财政中专门拨付一笔资金，面向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开展教育培训的网络在线教育平台、远程教育服务平台和线下教育培训机构，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进行专项培训，并对投身于农民工返乡创业教育的人员给予补贴，使农民工的创业教育在政府资金的支持下形成良性循环。 （3）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的风险性相对较高，因此，要向吸引更多投资方关注农民工返乡创业并鼓励其参与其中。地方政府要在建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基础上，引导保险机构参与其中，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提供风险担保，为保险机构提供财政补贴，建立其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平台提供风险担保的财政补贴基金。 2.农民工返乡创业多元化投资模式的运行 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多元化投资模式的运行主要涉及创业投资基金运作主体的治理结构、创业投资运作管理方式，以及将联合投资各种资源进行整合的过程，其有效运行的结果则是促使农民工返乡创业取得成功，为地方带来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农民工返乡创业多元化投资模式的具体的运作机理如图5所示。 五、结论与建议 1.研究结论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能够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动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实现农业现代化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对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因素组成及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农民工与地方政府在返乡创业活动中的行为选择均是在“成本—效率”目标驱使下做出的决策结果，因此，农民工自身返乡创业意愿的激发与强化，地方政府对于创业环境的营造与优化都是各自进行收益与成本对比分析后所作出的决策行为，成功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活动是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情况下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二，营造和优化更具吸引力和保障力创业环境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主导下，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及社会其他投资主体共同形成的创业基金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所需启动资本和运行资本的扶持力度，因此，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创业投资、融资机制和多元化投资模式是满足农民工返乡创业不同发展阶段资金需求的有效途径，对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功率和发展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政策建议 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多元化投资模式的有效运行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1）适时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管理农民工返乡创业引导基金，提高基金的投资效率。地方政府应打破传统的政府委托给事业单位或国有公司进行基金运作管理的观念，逐步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通过共开招标遴选具有丰富经验、专业能力和运营水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基金公司操作农业科技创业引导基金，并委托银行作为资金第三方托管，同时，地方政府需成立专门的对接管理机构，在提供支持服务的同时进行基金运营过程的监察，从而有效发挥市场化运作的优势，实现资金的有效回收和滚动使用。 （2）合理设定投资基金投入比例，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创业引导基金的投入限额的确定取决于区域内创业投资的发展水平，创业投资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地方政府参股投资比例则相对偏低，而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出于引导和扶持的目的，地方政府的参股投资比例相对较高。在东部沿海等发展较好的地区，政府的参股比例以保持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为宜，一般可以控制在20%～30%，而在西部等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政府的参股比例则一般会达到绝对控股的比例。此外，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机制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地方政府可尝试由直接引导转为间接引导，通过发挥财税优惠政策对社会投资方的激励作用、借助政府信用和担保提高风险投资机构信贷和债券的杠杆融资能力、设立风险投资损失补偿基金、完善相关法律引导，建立以社会投资方为主体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基金，最大限度发挥社会资本风投功能。 （3）细分投资组合策略，规避政府基金与关联方的利益冲突。政府创业引导基金、教育和保险专项补贴基金的运作是要以保障财政资金安全为前提的，因此，地方政府需深入分析并定位自身的投资目标，细化配套的投资组合策略，有效发挥创业引导基金、教育和保险专项补贴基金的引导和扶持作用，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更具指向性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4）建立健全创业投资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强化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制度基础。国家需进一步完善风险投资領域的法律体系，营造一个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的良好的法律保障环境。 参考文献：[1] MALECKI. Digital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Potentials and Pitfall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3（2）：201 214. [2] CORUM.The New Farmers Market：Farm Fresh Ideas for Producers [J].Managers and Communities，2001（3）：272. [3] JARKKO. Developing the Entrepreneurial Explored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Research，2006，12（1）：21 39. [4] PIETER DE WOLF. The European Farm Entrepreneur：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2007，4（6）：35 40. [5] Boyd， N.G..，Vozikis G..S..The Influence if Self effica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nd Actions [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1994，18（4）：63 77. [6] Fafchamps M.，Quisumbing A.R..Social Roles， Human Capital and The Intra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Evidence from Pakistan [J].Oxford Economic Papers，2003，55（1）：36 80. [7] Fonseca R.，Lopez Garcia P.，Pissarides C.A..Entrepreneurship， Start up Costs and Employment [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1，45（4）：692 705. [8] Meccheri N.，Pelloni G...Rural Entrepreneurs and Institutional Assistance：An Empirical Study from Mountainous Italy[J].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2006，18（5）：371 392. [9] D.R. Gnyawali，D.S. Fogel.Environments for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Key Dimensions and Research Implications[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1994（18）：43 62. [10] Anders Lundstrom，Lois A..Stevenson Entrepreneurship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 [M].Springer，2010. [11]Fuller Love N.，Midmore P.，Thomas， D.，Henley， A..Entrepreneurship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A scenario analysis approac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Research，2006，12（5）：289 305. [12]A.Greve，J.W. Salaff.Social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hip[J].Theory and Practice，2003，28（1）：1 22. [13]R. Tung，V. Worm.Network Capitalism：The Role of Human Resources in Penetrating the China Marke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01，12（4）：517 534. [14]J.Watson.Mode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ing and Firm Performance[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7，22（6）：852 874. [15]G. R. Ferris，G. Blickle，P. B. Schneider et al..Political Skill Construct and Criterion related Validation A two study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2008，23（7）：744 771. [16]张应良，汤莉.农民创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基于对东部地区284个创业农民的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3（4）：19 24. [17]魏凤，闫凡燕.西部返乡农民工创业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2（9）：66 74. [18]郭军盈.影响农民创业的因素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6（5）：77 80. [19]罗明忠，邹佳瑜.影响农民创业因素的研究述评[J].经济学动态，2011（8）：133 136. [20]朱明芬.農民创业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杭州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10（3）：25 34. [21]郭红东，周惠珺.先前经验、创业警觉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一个中介效应模型及其启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25 26 [22]祁伟宏，张秀娥，李泽卉.创业者经验对创业机会识别影响模型构建[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15）：138 140. [23]蒋剑勇，钱文荣，郭红东.社会网络、社会技能与农民创业资源获取[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96 97. [24]蔡衍宁.我国失地农民创业保障之探析[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12（14）：58 62. [25]肖华芳.基于政府视角的农民创业环境实证研究——以湖北省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2（5）：70 74. [26]韩寅.创新生态视角下技术资本化机制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3）：2 5. [27]顾友仁.“后小康时代”中国农民科技素质的现状及其对策[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50 154. [28]朱红根，刘磊，康兰媛.创业环境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J].农业科技与管理，2015（1）：15 25. [29]焦爱英，郭昕霞.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的农民科技创业影响因素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6（4）：212 214. [30]许昆鹏，任国章.农村创业榜样如何带动创业[J].农村经济，2017（11）：91 95. [31]刘婧娇.脱贫、发展、关联——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反思与展望[J].云南社会科学，2018，224（4）：30 36. Research on Multiple Investment Models for Government Supported Retuning Entrepreneurship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Evolution Game Analysis TONG Guang ji， XING C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Heilongjiang， China）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retuning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investment model CLC number：F323.6;F224.3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 8131（2020）02-0057-09 （编辑：莫远明） 作者：佟光霁 邢策 返乡农民工创业风险考察 摘要：在创业的不同阶段，返乡农民工承受着不同的风险。在创业机会的识别和项目选择阶段面临着误受风险、误拒风险和盲从风险；在创业资源的取得阶段，则主要面临着融资风险和用人风险；项目的实施阶段，主要风险是管理风险。对于他们来说，规避这些风险的主要方法包括：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提高自身的判断力；提升经营的灵活性；最大程度发挥人才的潜能以及严格控制发展的速度。只有这样，才可能获得较好的创业效果。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创业；创业风险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1.010 风险是针对个人、集体或社会而言的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可能产生不利的或有害的后果，但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有利的机会。但一般的意义上，我们更多地将其视为不利的后果。自1986年德国著名社会理论家贝克发表《风险社会：通向一种新的现代化》以来，“风险社会”已经成为人们认识20世纪末叶以来人类社会走向的基本视角，人类所有行动都被卷入到风险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中，风险成了当代人类的一个基本生存环境。创业也不例外，由于创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创业机会与创业企业的复杂性，创业者、创业团队与创业投资者的能力与实力的有限性，在创业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风险[1]。 一、创业风险的一般考察 （一）创业风险的来源 关于创业风险的来源，学术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可以概括为五缺口理论[1-2]，赵光辉等认为创业风险来源于融资缺口、研究缺口、信息和信任缺口、资源缺口、管理缺口。第二种观点为双缺口理论[3]，谢科范和赵湜认为创业风险来源于资源缺口和经验缺口，“双缺口”存在普遍性。从机会角度看,经验影响着企业发现机会的能力，资源则影响着企业利用机会的能力；从风险的角度看，资源决定着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而经验影响着企业的风险规避能力。根据双缺口理论，可将创业企业的风险分为一般风险和特殊风险。 （二）创业风险的特征 研究者普遍认为，创业风险的特征包括六大方面，即：创业风险的客观存在性；创业风险的损益双重性；创业风险的不确定性（包括时间、空间和损害程度的不确定性）；创业风险的相关性（指创业者面临的风险与其创业行为及决策是紧密相连的，同一风险事件对不同的创业者会产生不同的风险，同一创业者由于其决策或采取的策略不同会面临不同的风险结果）； 创业风险的可变性（包括创业过程中风险性质的变化，风险后果的变化以及出现新的创业风险这三个方面）；创业风险的可测性与测不准性。 另外，本文认为创业风险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创业风险的终极性。由于绝大多数创业项目不能吸引到风险投资，对于创业者而言，他们是创业的主体，风险一旦发生，其后果只能由自己来承担，从风险分担和转移这个角度上看，创业风险具有终极性。即使暂时地转移给了其他经济主体，如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但最终还是会回归到创业者自身。 第二，创业风险的隐蔽性。由于企业处于成立的初期， 事务繁多也就造成了创业风险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创业者不易觉察或无暇顾及。同时，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识别的困难和政府各项政策风险分析的不充分性，使得创业主体无法准确地判断和衡量创业风险的程度，因此创业风险总处于隐蔽状态[4]。隐蔽性这一特点使得创业者在走向风险的道路上却不自知，一旦发现时往往已经无可挽回或损失惨重。这尤其需要引起创业者的重视。 （三）创业风险研究的角度 对创业风险的研究，一般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从创业者角度出发，主要从个人决策的角度考察创业风险；另一个角度是从创业投资者角度对创业风险进行研究。尽管文献中创业风险的提及率比较高，但大多数都停留在从创业投资公司的投资风险的角度进行研究的阶段。本文尝试从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角度出发考察创业风险。主要考虑的是非系统风险，从农民工创业者自身和社会两个层面来分析创业不同阶段风险的成因。 二、返乡农民工分阶段创业风险考察 选择外出就业的人多数都是对现状不满足，并且能够为改变现状而积极采取行动的人。而农民工创业者则是外出就业劳动力中最具备开拓精神的群体[5]。对农民工创业者来说，输出地政府对回乡创业的鼓励支持，输入地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高昂的生活成本，艰苦的工作环境构成了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外界推力[6]。但他们作为第四次创业浪潮的主体之一，由于禀赋较差，其面临的创业风险也更多更大。通过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风险的考察，有利于农民工创业者正确评估创业不同阶段面临的不同风险，有助于他们做出有针对性的创业决策，提高创业的成功率，并激励更多创业行为的发生。 （一）创业机会识别和项目选择阶段的风险：误受风险、误拒风险和盲从风险 根据JeffryA.Timmons所著的创业教育领域的经典教科书New Risk Creation的定义，创业是一种思考、推理和行为方式，它为机会所驱动，需要在方法上全盘考虑并拥有和谐的领导能力。创业过程始于创业机会，创业机会主要体现为市场机会或者是商业机会，是创业成功的前提条件。从本质上说，农民创业是一个农民识别创业机会并整合资源的过程。因此，就农民创业的能力素质而言，尤其重要的是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并最终会影响到创业项目的选择[7]。见表1。 1.误受风险和误拒风险。 关于创业机会，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现成论，即机会就像被吹在路边的钞票，等待机警的路人将其拣走；二是开发论，认为机会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去开发；三是项目论，机会被定义为一个未开发的项目，这一项目被个体所觉察到可以产生潜在的收益[8]。发现是浏览了系列可能的项目的个体的机会的确定，当一个机会符合个体对于潜在成功项目设定的标准时，它被发现了。 不管是现成论，还是开发论和项目论，都对创业者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要求。第一，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良好的创业意识，具体而言就是经常关注一些创业信息，这样才有可能直接发现或经过开发去发现投资机会。第二，要有较强的判断力，能够判断出哪些项目是有利可图的，值得去开发的，其中包括创业机会的评估和判断两个方面。 返乡农民工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单一，再加上自身禀赋的限制，对创业机会的识别能力较低，导致了该群体的创业机会少，对于急于创业的农民工来说，可能会遭遇到误受风险。同时，又因为眼界的限制，所以很多有利的投资机会不能够把握，从而遭遇到误拒风险。产生误受风险和误拒风险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创业信息的来源问题。见图1。 农民工创业信息来源渠道狭窄，局限于报纸、网络、亲朋好友等，这样对于他们的项目筛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扰。其次是农民工来源于社会组织的创业信息仅有一成多，反映出在社会层面的低度组织化，而来自农村组织的信息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是最有可能转化为创业行为的，但这一信息来源显然发育不够。再次涉及到信息来到之后的判断过程，信息是昂贵的，解释信息的能力也是昂贵的，农民工的自身禀赋决定了他们对于信息的处理往往不舍得花费成本，同时信息处理的能力也有限。 把握机遇的能力是建立在对外部环境认真分析的基础上的，是创新能力的体现。但我国农民工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调查表明，以初中毕业为主体（占比50%以上），很少受过现代创业知识的教育，知识不足，视野狭窄，在创业过程中仅凭自己的主观判断来确定投资的领域和方向，大大降低了创业的成功率。 2.盲从风险。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在一个相对狭小的领域内关注创业机会，所以在创业项目的选择方面存在着盲从风险。即对于投资一个项目与否，大部分农民工创业者不是经过独立的思考和审慎的调查研究来做出选择，而是通过观察他人（一般是熟人或朋友）的创业绩效来决定自己的进入领域。它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即他人的盈利与否虽然可以观察到，但其中存在着什么样的诀窍是需要摸索的，大多不能通过观测学习和掌握。另外就是，很多情况是创业者进入到了自己不熟悉的领域里，这样做的话，失败的概率自然就非常高了。我们上网可查到，大多数传销组织的受骗者都来自于农村的农民或农民工，说明了知识的积累不足和经验的缺乏，导致判断力的低水平，这是盲从风险的主要原因，即很多创业者自身不具备独立判断的能力。另外一个原因是盲目幻想低投入高产出，以及迅速地发财致富。 （二）创业资源的获得阶段：融资风险和用人风险 1.融资风险。 按照经济理论，创业需要资本和人力资源。与传统农民相比，返乡农民工的特点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更新了观念，懂得了经营之道，滋生了强烈的致富欲望[9]。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打工，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在打工的同时，熟悉了某一行业的生产、管理、业务等流程，知道一些基本的管理方法，并且还拓展了人脉关系，为自己的创业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并且这些农民工对自己家乡的资源情况、人事关系和投资环境比较熟悉，也掌握了家乡内外的市场信息。这些农民工创业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三大优势。 但遗憾的是，本就基于生存外出的农民工不可能有过多资本积累。他们在外出地大多从事的是最低层次的工作，其每月的收入仅够维持家庭的支出。调查表明，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资金缺口非常大，所以说存在着融资风险。研究者普遍认为，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最大制约因素就是资本约束。创业资金缺口大，资金来源渠道狭窄，返乡农民工贷款难与银行难贷款的矛盾突出，返乡农民工盼望金融部门能降低贷款门槛[10-12]。 我们的调查显示，在有创业积极性的返乡农民工中，认为除自有资金外，资金缺口在5万元以下的约占24.36%，资金缺口在5万元～10万元之间的占33.33%，资金缺口在10万元～30万元之间的占17.95%。三项合计占75.64%，这说明了农民工创业者的资金需求额虽然总体上不是很大，但融资缺口仍将很多人挡在创业大门之外。见表2。 由此可见，“资金限制” 被认为是目前创业所面临的比较大的困难，任何收入水平的农民工在创业时都遇到过资金困难，要么是因为资金短缺而放弃了创业的想法，要么是创业过程中资金太困难，导致创业失败或丧失了有利的创业机会。 资本约束的主要原因是返乡农民工自身禀赋较差，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因为总体上不管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抑或是财务资本都很弱，属于弱势群体，缺少可以用来作为抵押品的资产（财富限制），而且他们不忍将生计攸关的资产作为担受风险的抵押品（风险限制），这是导致金融约束的两个原因。当然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不足和政策支持力度不够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2.用人风险。 用人风险指创业者创业后招募不到所需人才的风险。人才短缺也是一个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是招不到。急需专业人才和熟练工人招不到，主要是由于创业地的生活水准、环境和物质文化条件等缺乏竞争优势和吸引力，导致外地人才和劳动力不愿来，本地人才和优质劳动力则流向发达地区[13]。二是招到了留不住。除了创业地整体吸引力较差的原因以外，还和农民长期地生活在低水平缺乏安全感有关。我们的调查显示，农民工跳槽频繁，从创业者自身的角度看，是因为低工资待遇，无故拖欠工资或克扣工资，创业者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纯粹的利益关系，缺乏感情投入造成的；从雇员的角度看，他们缺乏责任感，跳槽的原因可能仅仅是新公司比原来的公司每月多发几十元的工资；从社会层面看，还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即优质的劳动力多集中在城市。 缺少优秀雇员往往是成功实施某项战略的首要障碍。在启动阶段，许多企业无法吸引到一流的员工，创业者往往自己要承担多数关键任务，并尽己所能来招聘雇员帮忙。企业往往是在利润可观之后才能吸引到优秀的员工。所以，对于最初的创业者而言，合适的员工很难招得到，招到之后又怕跳槽，这样的风险是在人力资源获得阶段农民工创业者时刻面临的挑战。 （三）创业项目的实施阶段：管理风险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飞速发展的经济与日渐宽松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尽管成立一家企业听起来是激动人心的，但管理一家企业却远非那么简单。 创业者要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既要制定战略，又要确定实施方案；既要把握好企业的发展方向，又要控制好企业的发展速度。于是，管理风险就产生了。管理风险，是指因创业企业管理不善产生的风险。对于市场情况的不确定性导致创业者或创业企业损失的可能性，如果管理水平高就可有效地降低或避免其产生的市场风险。 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管理知识很少，大多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管理学教育，有的只是一些在工作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凭经验来进行管理只能称之为粗放式管理。比如，农民工创业者很少制定战略，在计划方面也做得非常粗略，进行决策比较草率。所以，农民工创业者由于抵御管理风险的能力低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其创业的总体绩效。 按照德鲁克提出的要求，对于新创事业，强调的是管理，因为在新创事业中，维持生存是主要的问题。在新创事业中，创业管理有四项要求：首先，它要求把注意力集中在市场上；其次，它要求具有财务方面的远见，对于现金流通和资本需求尤其要事先规划；第三，它要求建立一个最高层次的管理小组；最后，它要求创业者对他本人所担当的角色、工作范围以及各方面关系作出决定[14]。 这四个要求，农民工创业者大多在第一个方面做得极好，即把注意力集中在市场上，而在其他方面则要逊色不少。他们虽然重视现金流量，但是事先规划工作却往往不做或简单地做一下；由于文化的影响，管理小组的建立经常是一言堂，创业者本人往往认为企业是他的，所以，他可以在项目实施的所有方面指手画脚，搞得其他人无所适从。这种情况不仅在农民工创办的企业常见，在整个中国这样类型的企业也比比皆是。 三、返乡农民工创业风险的传导机制 上述三个阶段产生风险不是孤立存在的，彼此之间会相互影响，农民工创业者最好从系统的角度去评估各个阶段的风险，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把握创业的节奏，实现对创业风险的良好应对。见图2。 误拒风险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风险，主要是它所损失的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一旦丧失，就不会进入到后续的资源获取阶段和项目实施阶段，自然也与后面的风险无关了。但误受风险和盲从风险均会影响到资源的获取，即会产生融资风险和用人风险。基本原理是，当一个创业者误把一个应该拒绝的项目接受，或者是盲目跟从他人选择了一个项目后，随时间的推移，创业者对项目的不熟悉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融资谈判时就会遇到困难。同样地，用工时由于自己进入到一个不熟悉的领域，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在用人时很容易产生道德风险。 盲从风险也会产生管理上的风险，主要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创业者对于项目的理解不是很透彻，所以往往会出现管理水平跟不上的问题。 融资风险和用人风险与管理风险是相互影响的，这个比较容易理解：资源的不能及时到位，会引起管理不善的后果；而管理不善反过来又加剧了资源获取的难度。融资风险和用人风险也是互相影响的，融资难，不足以吸引优秀的员工；招不到优秀的雇员，融资的难度就会加大。 总之，误受风险和盲从风险可以影响到资源获取阶段和项目实施阶段的几种风险，说明了商业机会是创业过程的核心驱动力，机会的把握和项目的选择是创业过程最基础的环节，而资源是创业成功的必要保证。 四、创业风险的规避 对于农民工而言，创业与否充满了矛盾：创业可能获得经营性收入，以多样化收入来源降低风险；反过来，创业一旦失败，家庭返贫的风险加大。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提高他们对于风险的认识程度，甚至找到风险规避的一些方法，有助于更多的创业行为发生。 创业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创业必须要贡献出时间，付出努力，承担相应的财务的、精神的和社会的风险，并获得金钱的回报，个人的满足和独立自主。事实上，分散风险并不是消除风险。善于改变风险，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减少出问题的可能性及负面影响，最终仍是经营者的责任。 首先，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机会并不是很多。主要集中在农业内部，成为农业经营者。非农产业，往往局限于技术层次低的工作，如小摊贩、小加工厂等，所以他们的选择余地是比较小的，避免误拒风险和误受风险的方法就是要尽可能地扩大他们的信息来源，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但是判断力的提升方面，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根本还是要进行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其次，面对融资难的世界难题，创业者自身所能做的有两点：一是迅速开始经营。不介意以小型市场为目标，从模仿别人的想法开始，因为通常这种方法运作的很好。模仿节省了市场调查的费用，而且在最初阶段进入到小型市场不太可能遇到现有大公司的竞争。二是寻找快速实现收支平衡的赚钱项目。在大公司可能被看成是不具吸引力的赢利机会，对创业者却是极有价值的。赚钱的企业，无论顺利与否，都会在厂商、客户和雇员眼中产生一定的信任感，同时也会树立创业者的自信心。而对于用人风险，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应通过提供掌握更多的技术和扩充阅历的机会来吸引人的，而不是通过薪水和其他选择。要发挥员工的才能，同时要时刻保持理性，并对人才有真正的尊重。 最后，对于管理风险，农民工创业者的规避方法就是要控制发展的速度，因为在增长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都需要再融资，而现实中因缺乏资金而失败的新生企业数量众多。受到控制的发展，不仅能帮助创业者谨慎地投资，还可以帮助他们发展管理才能，减少压力，消除问题。学会怎样在企业中协调工作，对于第一次当创业者的人来说至关重要。而制定发展战略，才能使创业者走得更远，避免单纯关注现金使得企业的发展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总之，当越来越多的返乡农民工加入到创业队伍中时，中国的创业型经济才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 陈震红，董俊武.创业风险的来源和分类[J].财会月刊,2003(24):56-57. [2] 赵光辉.论人才创业风险的来源与控制[J].当代经济管理,2005(8):109-116. [3] 谢科范，赵 湜.创业风险的双缺口理论[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9(17):153-156. [4] 黄海燕，刘 霞.基于ISM模型的新企业创业风险分析[J].财会月刊（理论）,2008（17）:92-94. [5] 龚黎莹，胡 锻.农民工创业问题的研究[J].湖南农业科学,2007(6):20-22. [6] 梁惠清，王征兵.当前我国农民创业者投资行为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10):84-93. [7] 郭军盈.我国农民创业的区域差异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6(6):71-74. [8] Mark Casson and Nigel Wadeson.The Discovery of Opportunities:Extending the Economic Theory of the Entrepreneur[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07,28：285-300. [9] 王 环.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J].农村经济,2009(9):66-67. [10] 资阳银监分局.对资阳市金融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的调查[J].四川改革,2009(4):30-33. [11] 人民银行贵州六盘水市中心支行课题组.返乡农民工创业及金融需求的实证分析[J].金融博览,2009(3):46-47. [12] 张甲子.加强政府扶持力度 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J].现代商贸工业,2009(11):123-124. [13] 赵益衫.金融危机背景下积极引导和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J].商场现代化,2009(13):367. [14] 彼得 F 德鲁克.创业精神与创新——变革时代的管理理论与实践[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225. （责任编辑 易 民） Inspection on the Entrepreneurial Risk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HAO Ji-wei (Business School,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Luoyang 471022， He’nan，China) Key words：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entrepreneurship;entrepreneurial risks 作者：郝继伟 战略行动选择的创业投资论文 篇2：
战略行动选择的创业投资论文 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