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警察文化理论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哺育着人类。人类从野蛮到文明，靠文化进步，从生物的人到社会的人，靠以文教化。文化是人类全部生活的意义及存在方式，是人类区别于自然界动植物的总体标志。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警察文化理论论文 篇1：
生态化文化的属性及其培育：文化软实力建设视域
摘 要：培育生态化文化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态化文化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具有非意识形态属性。它通过提高文化凝聚力、文化吸引力、文化创新力、文化整合力、文化辐射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培育生态化文化需着力提高生态化文化建设主体的生态化素质，夯实生态化文化建设的理论根基。
关键词： 生态化文化；非意识形态属性；文化软实力
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文化发展呈现出全球化与多元化并存的态势。如何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保持本国文化的特色与影响力，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是各国普遍面临的一大重要问题。我党十七大正式提出“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标志着“提升文化软实力”被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与此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被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引发人们思考生态化文化这一新的文化形态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一、 生态化文化的非意识形态属性
一般而言，文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目前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也是基于意识形态属性基础之上，但文化也有非意识形态属性的内容，即不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化知识。如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科学认识。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需要的知识，此类文化可以通过人员、组织在与其他国家人员、组织的交往过程中更容易得到广泛的传播。
当前，在国际社会，生态化文化时不时被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但从根本上说，生态化文化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一种文化形态，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属性。这种文化形态较之于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对内凝聚力更强、对外吸引力更大，更能提升该国文化软实力。
生态化文化是人类在揭示人、自然、社会发展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价值系统。具体地讲就是一种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它建立在人类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生态化文化建设致力于通过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的进步，主张以生态化价值观引领人类社会生活，这种价值观追求自然、人、社会三者的高度统一，它代表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因而更具有凝聚力和吸引力。
生态化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它反映了科技进步对人类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的改变。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已经历三次科技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目前正在推进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又被称为现代科技革命）主要集中在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空间、海洋等领域。第三次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
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我国社会崇尚重传统、重人伦、重德性的传统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形态以人类对自然的无知与敬畏为前提。第一次科技革命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形成了重功利、重理性、重科学的现代科学文化。这种文化形态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不断加深为前提。这种现代科学文化指引人类不断征服和改造自然，以电力的广泛运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大工业生产方式得到空前扩张。不断扩张的大工业生产加剧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使现代科技革命呈现出生态化转向，一切与环境保护和资源再生利用有关的科技创新活动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于是就产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所集中的产业领域，这种转向导致人们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的生态化转向。科学技术发展在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发展必须遵循与自然、社会、人协调发展的原则，科技创新须实现生态化转向。这样，生态化中的“生态”内涵也由最初的自然生态向社会生态和人的生态扩展，从而形成新的文化形态——生态化文化。
生态化文化在重理性、重科学的同时，要求在追求人类利益的同时考虑自然、社会的利益，追求自然、社会、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在利益相统合的多目标价值系统。同时，由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要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因而又要求在关注自然、社会、人三者利益统合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人伦与德性。因此，生态化文化是对传统伦理型文化与现代科学文化的继承与超越，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新的科技革命给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变化的反映。
生态化文化建立在对自工业革命以来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理性反思基础之上，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自身关系应然状态的一种认识，是人类对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自身关系的理想追求，它既代表着人类文化发展的一种新方向，又超越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二、生态化文化建设可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约瑟夫·奈认为：“文化软实力是指文化对他人或他国的吸引力。”1“当一个国家的文化涵括普世价值观，其政策亦推行他国认同的价值观和利益，那么由于建立了吸引力和责任感相联的关系，该国如愿以偿的可能性就得以增强。”2
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它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它可以分为五个组成部分： （ 1） 激励国家形成强大向心力的国家文化凝聚力；（ 2） 获得外界仿效的国家文化吸引力；（ 3） 推动发展、追求领先的国家文化创新力；（ 4） 将文化要素组织成效能最大有机整体的国家文化整合力；（ 5） 向外界正确表达意图的国家文化辐射力。3
文化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所具有的聚集、吸引、团结和组织全体成员的向心力，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保持统一、内聚、稳定和发展的内聚力。当前，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无疑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所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社会心理、观念文化、价值追求等因素正汇聚成为一股强大的文化凝聚力，这种文化凝聚力推动着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建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文化吸引力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所具有的对其他国家或民族的魅力。生态文明建设所形成的一系列生态化物质、制度与精神成果，使独有的传统东方文化生态意蕴得到现代化的诠释与表达。这种具有很强生态意蕴的东方文化通过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网络宣传等大众传媒手段，通过人员交流、国际旅游等各种传播手段，不断被国际社会所认识，大大增强了我国生态化文化的国际吸引力。
文化创新力是一种文化激活人们创造欲望、驱动社会创新的能力。由于生态文明建设对自然保护、资源节约的要求，促进了以生态化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包括生态化理论创新、生态化制度创新、生态化社会治理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这些创新又反过来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大增强了我国的生态化文化创新力。
文化整合力是一种文化具有的把不同群体聚合为属性一致、动向趋同、组合协调的能力。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愿意生活在一个天蓝地绿水净的世界上，所以从根本上说，生态文明建设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诉求。这使得生态化文化具有很高的整合力，这种整合力通过政府的引导最大限度地协调物质利益与生态利益之间的矛盾，整合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利益诉求，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文化辐射力是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影响力，它表示人们在多长的时间和多远的空间上能感受到的一种文化的强烈程度和独特性。由于生态化文化符合世界文化发展潮流，使我国能够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从生态化文化交流方面实现在国际社会的相对顺畅交流，增强我国文化辐射力，这有利于在经济领域打破国际绿色贸易壁垒，在政治领域有效反对生态殖民主义与生态霸权主义，掌握国际社会生态话语权。
正是由于中国的生态化文化融入了具有普世价值、能够被全世界认同的生态化价值观与利益取向，从而增强了我国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创新力、整合力与辐射力，不断改善着我国的国际形象，使我国文化软实力整体上升。
三、 培育生态化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着力点
生态化文化的非意识形态属性和它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独特作用，使得培育生态化文化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当前，生态化文化理论研究同文化软实力研究一样，在我国呈如火如荼之势，但生态化文化的培育却任重而道远。笔者认为，培育生态化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除了要从物质、制度、精神层面培育生态化文化以外1，还需着力培养人们的生态化思维方式，加强生态化理论研究。
（一）培养生态化思维方式，提高生态化文化建设主体的生态化素质
生态化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具有现代生态化文化素质的人，培养人的生态化思维方式，提高人的生态素质是建设生态化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生态化素质的养成要求主体应具备一定的生态理论知识、生态判断能力、生态抉择能力、生态应急处理能力、生态沟通协调能力、生态责任感等。其中生态基本知识是形成各种生态处理能力的基础，生态基本知识与其他各种能力一起既是生态责任感组成的部分，又是生态责任感的体现，生态责任感通过实践上升为人的生态素质。生态化思维方式是生态化素质的核心要素。生态化思维方式通过认识与实践功能来决定主体的生态化知识选择取向、价值导向，进而养成生态化素质。因此，养成生态化素质的关键是生态化思维方式的培养。2
生态化思维方式主张把事物看成一个变化的动态的过程，考察事物之间的关系，考虑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测因素，追求事物之间的动态平衡发展。3它以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人的生态为思维对象，实现由机械、静态、冲突、封闭、线性思维方式向有机、动态、和谐、开放、非线性的思维方式的转型，是对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维方法上，马克思主张超越人与自然异化的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超越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这种超越有利于我们确立起生态化的思维方式，全面理解当前生态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发展的关系。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近代唯物主义机械论致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占主导地位，马克思一生高度关注科学技术给社会发展带来的进步，发现了科学技术给人与自然关系带来的变化，因而能够正确把握自然——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实现对前人的超越，这为我们用新的思维方式观察周围的事物提供启示。20世纪40年代以来，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内容的“旧三论”和以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为内容的“新三论”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新的科技革命要求我们在继承和坚持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树立新的思维方式——生态化思维方式。
生态化思维方式为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提供方法论指导，培养人的生态化思维方式是建设生态化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性与长期性工作。目前，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日益关注学生生态化思维方式的培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教育内容上更加关注生态意识的培养，这体现在各级各类教材环保内容的增加上。二是在教育形式上更加注重生态实践的开展。这体现在各级各类学校都把环保实践作为学生课外实践的重要内容。三是在教育对象上更加关注从娃娃抓起。这体现在我国的幼儿园与小学教育中把保护大自然、亲近大自然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使生态环保意识扎根于幼小的心灵。但生态化思维方式的培育不仅仅只涉及环保教育的内容，它还涉及人的创新思维培养、心理健康教育等内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长期不懈的坚持。
（二）加强生态化理论研究，夯实生态化文化建设的理论根基
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生态化文化要进一步发展，理论基础还有待加强。加强生态化理论研究主要应从挖掘传统生态化文化资源、马克思主义生态化文化资源与西方生态化文化理论研究成果三方面着力。
（1）挖掘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人的生态文化资源，夯实生态化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在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宝库中，有着丰富的追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自然生态文化资源、“和为贵，致中和”的社会生态文化资源与“内修于身、外济于世”的人的生态文化资源，这些资源构成中华民族的生态化文化基因，它决定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态化特质。对这些资源，应该在考察历史背景、尊重原意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现代化诠释与宣传。对古代经典名著进行生态化解读，挖掘、继承、发展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化文化内容，实现生态化文化理论研究领域的古为今用。
（2）加强马克思主义生态化文化理论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化文化理论在生态化文化建设中的核心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在生态化文化建设领域也应该发挥其核心引领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有大量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论述，这些都是现代生态化文化的理论来源，需要大力挖掘与研究。这需要我们借助现代生态学的相关知识，运用生态哲学、生态社会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等多学科工具，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继承者相关思想重新解读与研究，挖掘相关文本的生态化文化思想，提炼出新的观点，挖掘马克思主义生态化文化建设思想，形成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化文化建设理论。
（3）积极吸收国外相关生态化理论成果的合理成分，促进生态化文化理论研究中的中西结合。美国学者泰勒·考恩教授曾指出，所有成功的文化都带有综合的特点，只有不断地与外界保持吸收、交流状态，文化才能持久更新，而不致走向自我封闭。1在建设生态化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也是如此。国外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形成了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术流派为代表的一系列生态化文化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生态化文化理论，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因此，需大力翻译、引进这些理论成果，对这些理论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评析与鉴别，实现生态化文化理论研究领域的洋为中用。
总之，习近平同志指出提高文化软实力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1生态化文化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该被忽视。大力培育生态化文化，加强生态化文化建设，必将大幅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作者单位：彭曼丽，湖南警察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谭霞，湖南警察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责任编辑 朱凯）
To Cultivate 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oft Power Construction
Peng Manli，Tan Xia
Key words： ecological development culture； non?ideological； cultural soft power
作者：彭曼丽 谭霞
警察文化理论论文 篇2：
文化育警的理性探索
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哺育着人类。人类从野蛮到文明，靠文化进步，从生物的人到社会的人，靠以文教化。文化是人类全部生活的意义及存在方式，是人类区别于自然界动植物的总体标志。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条件下，文化育警、文化强警，已被公安部党委确定为公安队伍建设的重大战略。适应这一形势需要，由張兆端教授撰著和修订的《警察文化学》第四版，近日已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仔细阅读这部大部头的警学著作，觉得有以下几个鲜明特色值得向读者推荐。
一是在理论品格上，体现原创性与时代性相结合。《警察文化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警察文化理论与实务的原创性著作和标志性成果。作者自1992年起至今坚守警察文化理论研究阵地20余年，《警察文化学》第四版系首版（1997年）18周年后的又一次全面修订和部分改写，充分体现了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时代特色。本书集中外警察文化思想之大成，汇当代警察文化建设经验之精粹，构筑警察文化学学科之体系，是警察文化学学科理论研究的开山之作，对警察文化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该书自首版出来以来，曾被有关公安院校作为本科教材和研究生参考教材使用，有的公安机关也将该书列为民警必读书目，受到了警学界和公安机关的普遍好评。
二是在内容涵盖上，主张广义与狭义相结合。作者认为，警察文化是指由处于一定社會文化环境中的警察群体，在警政建设和警务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共同创造、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具有警察职业特色的物质成果，精神财富及其警政、警务行为方式的复合体。这是对警察文化范畴的广义界定。其中，作为精神财富的以警察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警察意识形态及其精神生活方式则是警察文化范畴的狭义内涵。作者主张采用广义警察文化说，意在为指导警察建设与管理提供一种全新的整体认知观念和系统工作方法。全书共分三篇十三章及结语。第一篇即“总论篇”，主要是对警察文化和警察文化学基本问题的概述；第二篇即“分论篇”，主要是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对警察文化系统的物质、行为、制度及精神等四个结构层次及其所涉及的诸多内外关系等作具体剖析；第三篇即“建设篇”，主要是对警察文化建设的有关战略战术问题进行“化零为整”的研究，并落脚于结语——对中国特色人民警察文化建设目标的展望上，从而为警察文化建设提供明确的指导原则和切实可行的建构思路。
三是在认识视野上，注重历史性与比较性相结合。该书既注意从历史的视角，对警察与警察文化的产生、发展，警察文化概念及理论的提出与研究的历程进行系统的考察研究，又注意从国际视野系统介绍英美警察亚文化研究状况的同时，开展中西警察文化比较研究，并在这种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中汲取历史经验和外警经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作者率先在国内撰文提出这一警察文化比较研究框架以来，一直被警学界广泛引用。
四是在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上，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该书既广泛运用哲学、文化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系统探讨和构建警察文化理论的基本范畴和学科体系，又注意从实际出发，放眼世界、立足国内，系统总结中外警察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提炼阐述警察文化建设的核心理念与指导原则、战略与战术，以及警察文化创新与警察现代化等，因而既具有理论创新的价值，又具有实践指导的功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警察文化学》的出版与修订，都是我国警察文化建设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希望作者在警察文化研究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和不断提升。
作者：周佩荣
警察文化理论论文 篇3：
外乡人·教师·左派文化理论家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年生于牙买加，2014年2月10日于英国逝世，享年82岁。他曾担任英国《新左派评论》创始人、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开放大学媒介与文化教授、英国社会学会主席，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旗手、导师和理论源泉，被称为英国左派的神祇。他不仅在英国有重要的影响力，而且在世界各地为文化研究的追随者所熟知。他的逝世，引发了潮水般的悼念。本文谨追溯霍尔的生平，撷取其三个身份——外乡人、教师、左派文化理论家——梳理其思想脉络，以悼念这位媒介与文化研究的思想大师。
霍尔的生平
牙买加是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小国，15世纪末被哥伦布发现后逐渐成为美洲贸易的要冲。1655年，英国人取得了统治权，直到1962年才结束对它的殖民统治。斯图亚特·霍尔出生在当地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家族中有黑人、英国人和印第安人等血统。他接受了英国式教育，在中学期间就显露出一个学者的潜质，那时候他就广泛阅读了各种现代文学家的作品，以及弗洛伊德、马克思、列宁和其他思想家的作品。1951年，19岁的霍尔获得了罗德奖学金的资助，前往英国牛津大学默顿学院就读，自此之后，他一直定居英国。
在牛津大学期间，霍尔主攻文学，取得了硕士学位。1956年，他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主题是研究美国现代文学家亨利·詹姆斯。然而，他最终放弃了博士研究，转而投身政治性活动。在大学期间，霍尔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时英国左翼风气浓厚，但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使得很多英国左派的政治幻想破灭，大批人离开了英国共产党。霍尔也在此时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深深的反思。
离开牛津后，霍尔从事过一些短期的工作，比如担任中学教师和成人教育教师（1958～1960），以及《新左派评论》编辑（1960～1961）。《新左派评论》是两家左翼刊物合并而来，围绕其侧集合了英国左派的代表人物如拉斐尔·塞缪尔、查尔斯·泰勒、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E.P.汤普森乃至拉尔夫·米利班（现任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米利班之父）等，成为当时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阵地。
1964年，霍尔出版了一本《论大众艺术》的书，其中的观点与文学理论家理查德·霍加特不谋而合。霍加特出身于利兹大学，专研现代文学，但他并不只是注目于莎士比亚、狄更斯这些庙堂级的古典文学大家，而是将焦点放置在一些不起眼甚至“不入流”的文学家身上。1960年，企鹅出版社因出版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一些卫道士告上法庭。霍加特作为专家证人帮助企鹅出版社应诉，使得该出版社无罪开释。作为报答，企鹅出版社提供了一笔资助，使霍加特得以在伯明翰大学开设了一个“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e Studies，简称CCCS），致力于流行文学和大众文化研究。
霍尔受到了霍加特的邀请，加入CCCS成为第一位研究者，并于1964年接任该中心主任。正是在他的带领下，CCCS发展出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与文化研究路径，被称为“文化研究”。霍尔对文化研究起着两个奠基性的作用：首先，他创造性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国结构主义思潮、英国文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理念结合在一起，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引导；其次，他带领一批年轻的学者开展研究，其中，包括保罗·威利斯、大卫·莫利、夏洛特·布朗斯顿、安吉拉·麦克罗比、安·格雷、迪克·海博迪格、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等，他们随后成长为文化研究的主力军。
正当文化研究生根发芽之际，霍尔于1979年离开CCCS，担任了英国开放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开放大学是一所以成人教育为特色的学校，作一个不甚准确的类比，略可等同于我国的广播电视大学。霍尔在这里创设了“媒介与文化分析”系列课程，将文化研究发展成一套社会普罗大众也可用来对抗媒体控制的工具。他在开放大学一直工作至1998年荣休。
在霍尔漫长的学术和教育生涯中，要找出一本代表作很难，这或许是因为他甚少独自著述。他的一篇名文《媒介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1973），奠定了媒介分析著名的“编码/解码”模式。与人合著的《论大众艺术》（1964）、《仪式化抵抗》（1976）、《监控危机》（1978）等，都开创了媒介和文化研究的新纪元。正如大卫·莫利和比尔·施华兹（Morley & Schwarz，2014）在霍尔的讣告中所言：“他的精力极其充沛，全面改造了关于媒介、异端、种族、政治、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话语体系。”要理解霍尔，我们或可从其三个身份入手，探索他的思想脉络。
外乡人
理解霍尔的一个入手点是他的“外乡人”身份。在牙买加度过的青少年时期，他成长于一个向往英国生活方式的中产阶级混血家庭，因此与殖民地的黑人显得格格不入；但到英国之后，他又被打上了鲜明的“黑人”烙印。他在一次访谈（Derbyshire，2012.8.23）中谈到，自己初到牛津，很不适应那种“尖刻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自信”的英国式主流语气。
投身政治似乎成了他缓解自己身份焦虑的一个方式。虽然与英国思想精英们过从甚密，自己也逐渐成为一个备受尊敬的思想领军者，但那种格格不入之感，仍然长期存在于他的思想中。在另一次访谈（Williams，2012.2.11）中，他承认：“我不是英国人，永远也不会是。”这种身份的差异、碰撞、适应和抗争，也贯穿了他整个的思想生涯，使他不仅对黑人社会问题与黑人艺术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而且深深思考了有关社会身份认同的道理。
1972年，伯明翰的几个黑人青少年抢劫并殴打了一个白人工人，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关注，并成为大众媒体的热点新闻。在《监控危机》一书中，霍尔将该事件置于一个宏观的社会“道德危机及其监控”的背景之下，指出对黑人犯罪的忧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社会道德或曰既定社会秩序遭受破坏的担心。
2011年，伦敦再爆出青年人的骚乱，由黑人青年被警察射杀引发。大量青少年走上街头打砸抢烧，主流社会一片哀声，其中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新兴的社交媒体如Twitter和新工具如黑莓手机等。这难道不是道德监控的再次翻版？公众不反思社会秩序自身存在的弊病，却总是将新生事物和青少年亚文化、边缘群体亚文化塑造成替罪羊。从这个角度来说，霍尔的思想远未过时。
也正是基于此，霍尔对黑人流行文化和艺术进行了观察和思考，也一直致力于扶持黑人文化。他认为，大众文化虽然常常被商品化和刻板印象化，也被认为是发掘个体经验和塑造个体认同的领域，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大众欲望的舞台，一个大众幻想的舞台”（Morley &Chen，1996：474），人们通过它来挖掘、想象甚至“耍弄”自己的身份认同。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迷思（myth）。
霍尔关于身份认同的思考，不仅对于种族问题极为重要，而且可以延伸到对阶级、性别和性身份、青年亚文化的思考中，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贯穿了英式文化研究对于社会结构性群体的分析基础。
教 师
霍尔从来不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象牙塔中的纯学者，甚至他对于学术的建构化一直耿耿于怀。他是一个文化政治实践的拥护者和倡导者。从他为了参与政治活动放弃了博士学位，再到离开伯明翰大学到开放大学教书，均可得到明证。
或许对霍尔来说，参与政治实践有两种道路。一种道路是传统的参政之路，无论是当一名政客或是当一个政治评论家，都属于此类。1956年离开牛津大学之时，霍尔似乎选择了这条道路。他积极投身于“核不扩散运动”，并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他与学术伙伴拉斐尔·塞缪尔等人合作创办《新左派评论》，建立左派思想的阵营；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霍尔还当过中学和成人教育的教师，虽然为时甚短，却意义非凡。1998年退休后的霍尔，也广泛参与各种媒介谈话和社会运动，继续发挥政治能量。
然而，霍尔的特色还体现在另一方面。1979年，早已成名的霍尔毅然离开伯明翰大学，转赴开放大学教书，又回到成人教育的领域中来，这似乎标志着霍尔从未放弃另外一种参与政治实践的道路，那就是通过激发文化实践来改变社会政治状况。他之所以选择开放大学，是受到了这样一种吸引，即影响那些算是被传统的教育系统抛弃的社会成员（Morley&Schwarz，2014）。他所开设的课程为这些社会成员（多半是社会中下层成员）提供了一整套分析工具和理论武器，帮助他们创造自己的意义。
霍尔在开放大学课程的成果集中为《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1997/2013）一书。这本书采用结构主义符号分析的工具，对摄影、漫画、文学、广告、肥皂剧等林林总总的大众文化进行剖析，揭示其中涉及的阶级、种族、性别等问题。在序言中霍尔写道：“文化与其说是一组事物（小说与绘画或电视节目与漫画），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一组实践。文化首先涉及一个社会或集团的成员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即‘意义的给予和获得’。……文化意义不只‘在头脑中’。它们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影响我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真实的、实际的后果。”
这种后果对于社会个体与整体均意义重大。当霍尔选择了教师这条道路，他实际上在把自己的学术成果转化为社会文化流通中的一个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学术思想的一次践行？
左派文化理论家
归根结底，霍尔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标签具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他不认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秩序；其次，他力图通过文化实践来改造现行秩序。
至少有三位思想家对霍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起到了奠基作用。第一位自然是马克思，霍尔从他那里得到了关于社会阶级状况、意识形态和实践的基本理念。第二位是法国思想家路易·阿尔都塞，他将霍尔的意识形态分析导向了语言和符号的范畴。第三位则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和思想导师安东尼·葛兰西，霍尔接受了他的“霸权”（hegemony）概念来理解意识形态和文化流通中错综复杂的状况，并直接采用了他的三种霸权形式——主导式霸权、协商式霸权和抵抗式霸权——来确立电视及其他媒介解码的三种方式。
20世纪70年代后期，撒切尔夫人带领下的保守党取得了英国议会的领导权，大力推动私有化、重建自由市场并打击工会力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新潮流。可以说，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双管齐下，使得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呈现了一种保守和私有化的面貌。霍尔对这种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评。实际上，“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一词正是霍尔首创的。
1983年，霍尔写作了《意识形态的问题：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这篇名文。其中如是分析：“简言之，我们关于‘自由’、‘平等’、‘财产’和‘边沁’（即个人主义）等资产阶级话语中的统治性意识形态原则，以及在这个时代借撒切尔夫人和新自由主义的东风而强势重返意识形态舞台的关键性政治主题，都是从实践性、常识性的市场经济理解中生发出来的。” （Morley&Chen，1996：34）从根本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性就体现为符号、文化与意识形态之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理解它的理论，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实践思路。不过，正像统治性霸权无法确保自己完全实施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对此“不作保证”（without guarantees）。一切，都在文化实践中具有相对的开放性，而这正是左派文化实践可能拥有的空间。
总之，霍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把文化、身份认同和社会结构有机糅合在一起，提供了理解当代媒介、文化与社会的重要思路。而他自己的生涯，也正体现了文化理论与实践的“接合”（articulation）。
回到当代的中国。我们面临的文化状况复杂多变，社会思潮彼此竞争，媒介方向此起彼伏。源自英国的文化研究之所以具有重大的启发性，恰在于它不是提供一套固定不变的理论模式，而是带来了一套灵活便利的分析和实践工具。霍尔虽已逝世，但回顾他的生平与思想，对于我们思索中国的文化实践之路，仍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①Hall， Stuart & P. Whannel. （1964）. The Popular Arts， London： Hutchinson and Boston： Beacon Press.
②Hall， Stuart. （1973）.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media discourse， Stencilled Paper 7， Birmingham： CCCS.
③Hall， Stuart & Tony Jefferson. （1976）.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London： Harper Collins.
④Hall， Stuart， et al.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⑤Morley， David & Bill Schwarz. （2014）. Stuart Hall obituary. The Guardian. Feb 10， 2014.
⑥Williams， Zoe. （2012）. The Saturday Interview： Stuart Hall. The Guardian. Feb 11， 2012.
⑦Derbyshire， Jonathan.（2012）. Stuart Hall： “We need to talk about Englishness”. New Statesman. Aug 23， 2012.
⑧Morley， David & Kuan-Hsing Chen. （1996）.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⑨【英】斯图亚特·霍尔主编，徐亮 陆兴华译：《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⑩章戈浩：《“不作保证”的霍尔——霍尔的研究，霍尔研究，霍尔后研究的文献回顾》，《新闻与传播评论》，2004年卷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作者：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