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政府与市场互动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政府与市场互动分析论文 篇1：
用足市场，慎求政府
摘 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作为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分别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应如何发挥其作用；政府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究竟应扮演一个什么角色，究竟应该起什么作用，以及政府与市场是什么关系，这是经济学家们一直以来所讨论的问题。综观经济学说史的发展历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理论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演变。本文将从二者的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入手，阐释"用足市场、慎求政府"的基本内涵。
关键词：政府失灵；市场失灵；政府干预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演变
从15世纪到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主张政府干预的思想占据了主流地位。究其原因，是因为该时期商品生产日益扩大，对货币（金银）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对贸易的重视程度高，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步形成，促进了市场的不断扩大，市场的需求也增加得很快，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干预开始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变。在这个时期，亚当？斯密和洛克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提出了"有限政府理论"。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认为国家不要干预经济，要让经济自由发展，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起到 "守夜人" 的作用。
长期以来，按照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市场机制是万能的，然而由于市场失灵而造成的1929～1933 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引起人们对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反思，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政府干预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看不见的手"解决不了经济危机问题。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缺陷，因此政府必须参与经济，这就是"看得见的手"。要让"看得见的手"涉足经济领域，鼓励政府釆取措施刺激投资和消费，甚至实行赤字财政[1]。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主要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问题日趋严重，进入 70年代，西方各国发生的严重经济滞涨现象，此時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已经不能发挥其作用，解决不了经济危机问题了。经济学家们开始进行反思，开始怀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与政策，强调"政府失败"或"政策失败"的可能性。在美国首先出现了以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o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货币主义，其他还有以小罗伯特·卢卡斯为代表的合理预期学派，以布坎南、图洛克等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等新自由主义学派[2]。主张重新以市场机制作为调节资源配置的主要工具，把政府的基本职能定位在维护市场秩序和正常运转上，实行不干预的自由放任政策。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崛起和国际金融贸易的不断创新，面对不断增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客观上要求各国政府加强对本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干预。到 1997 年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并蔓延到东亚、俄罗斯与南美洲，不少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又加强了政府对市场经济 ，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干预。这一时期新凯恩斯主义以重构凯恩斯微观经济学为出发点，复兴凯恩斯主义，在承认政府失败的可能性的同时，认为政府干预是对未来经济稳定的一种投资。
二、政府与市场发挥其作用的几种情况
（一）政府有效，市场失灵
市场机制不是万能，市场机制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和弊端。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会丧失其社会资源的配置功能，出现市场失灵现象。像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就属于市场失灵现象。总的来说，市场失灵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垄断的存在。（2）信息不对称。（3）外部经济效应。（4）公共产品的存在。
市场失灵现象的产生引出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直接原因。政府干预经济的根源是市场经济赖以建立的社会化大生产，这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物质基础，而政府干预经济的直接根据是市场失灵，市场自身的弊端产生的市场不经济。[3]这是市场经济本身不可克服的，因而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解决市场机制解决不了的问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政府与市场置于对立的地位，政府的作用也不是完全替代市场机制，而是从宏观调控和管理的角度干预经济，弥补市场缺陷。这就需要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对自身职能和作用明确定位，充当有限政府而非全能政府的角色，把握好政府干预的程度。[4]而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已经超出了市场经济范畴，涉及到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管理者所应该具有的经济职能，主要扮演调控人、公益人、管制人、仲裁人和守夜人等角色。[5]
（二）政府失灵，市场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状态。市场机制发挥其有效作用，市场提供一般产品，如日常消费品等，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状态。但是如果由政府提供此种产品，由于政府自身的种种限制反而会导致垄断的产生，进而出现供给效率低下等现象。因此在市场能有效发挥其功能时，就应该用足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经济滞胀现象的产生就属于政府干预过度，从而使政府失灵，或称政策失灵。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活动的结果未必能校正市场失灵，政府活动本身也许就有问题，甚至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该理论认为政府失灵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政府决策的无效率。（2）政府机构运转的无效率。（3）政府干预的无效率。
在这情况下，政府在市场更为有效时，不能"越位"干涉市场。政府应当定位于维护市场秩序，以市场"保护者"的姿态，只在市场需要政府干预时以宏观调控来辅助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
（三）政府与市场都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市场各自担负着自己的职能，对社会的资源配置、公民生活都有效地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都都起到相应的作用，这是混合制经济体制的体现。以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例，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其基础性作用，政府则是发挥其宏观调控的作用对经济进行引导和管制，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同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共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比如社会上既有政府创办的公立学校，又有私人出资的私立学校。二者各有其优势与特点，满足不同学生群体的需求。私立学校较公立学校而言，有其所不能及的特点，如雄厚的教学资金、对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等；而公立学校也有其自身优势，如：可以让学生以低廉的学费就可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有利于教育的推广与普及。由此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这也体现了政府与市场同时有效、互补长短，同时发挥作用的特点，而这种互补关系可以保证社会更好的发展。
三、用足市场，慎求政府
通过上述四种情况的分析来看，我们发现政府与市场都有其各自的职能所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干预只是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弥补市场的不足。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濟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状况，具体分析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并制定出能使二者处于均衡状态、各自发挥其最大功效的政策措施，才能最有效的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个市场系统必定渗透着国家的规章条例和干预"[6]， 现代制度经济学家 G . 霍奇逊如是说。"国家的规章条例和干预"即政府对市场进行的干预。政府干预主要通过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通过制定符合市场运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等调节市场的有序运行。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干预只是对市场缺陷进行弥补，起到辅助性作用。所以要做到用足市场，慎求政府。[7]
用足市场，即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且由于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第一，市场机制具有经济利益的刺激性，第二，市场决策具有灵活性，第三，市场信息具有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因此一定要用足市场，将市场机制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避免依赖于政府。
用足市场也不是意味着政府完全不在市场经济中其任何作用，也不是说只有等到市场出现失灵状况时才进行政府干预。在日常的市场运行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一定的市场监管功能，对市场加强管理，进行监督，对市场进行宏观引导，使经济态势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但政府一定要把握好干预的度，不能过多进行干预。因为管得多的政府不一定是管得好的政府，甚至还会适得其反。[8]
避免过分依赖政府，要慎求政府。因为过多的依赖政府，将会导致市场经济缺乏成长性。政府一定要给予市场充分的主动性，培养市场的主动发展能力。根据传统理论，市场不是万能的，也会出现失灵状况。此时，政府应该发挥其作用与经济功能弥补市场的不足，纠正市场失灵而引起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基础和有力的保障。弥补市场失灵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但并不能因为市场失灵就过分进行政府干预经济。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直接原因，并不是政府一定干预的充分理由。
当市场出现失灵时，政府更应该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对市场加以宏观调控，遵循宏观调控，微观自主的原则。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思考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同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但这并不着政府在管理市场上的权力也在变大，并没有改变市场主导、政府辅助二者之间的关系。政府主要是作为一个行政机构进行社会管理活动，政府不是全能政府，而是一个有限政府。政府要认准自身定位，弄清楚其在市场中扮演的角色。由此，一定要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握好政府干预的度，做到"用足市场，慎求政府"。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切实做到用足市场，慎求政府，具体来说应该遵循以下几点：
⒈当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比较清晰时，应该遵循"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的原则。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分别发挥各自的功能。
⒉当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太清晰时，应该遵循"先市场、后政府"的原则。由于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经过长期的历史实践与检验，充分证明了市场主导与调节的优越性，也证明了政府的辅助性功能。
⒊当能用市场解决问题时，应该遵循的原则是："用足市场，慎求政府"。
四、结语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应该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以市场为基础，来引导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尽力避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产生，同时发挥政府与市场各自所长。在此过程中，要界定清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政府要以市场为基础进行市场干预与调控，以市场为基础来界定政府，用足市场，和谐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职能是有限的，政府不是全能政府，要把政府能力用在最迫切的事务上，这才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也能够发挥政府的作用，用足市场，也用足政府，从而发挥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功效，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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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祖云，武照娇.有限政府：质量度的三重解析[J].学习论坛，2008，（7）.
[8][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3.
作者简介：李琼瑶（1993.10-），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1级本科生，专业：行政管理（主修）、会计学（辅修），研究方向：行政管理；赵文（199.4-），男，陕西榆林人，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2011级本科生，专业：社会工作（主修）、会计学（辅修），研究方向：管理学。
作者：李琼瑶 赵文
政府与市场互动分析论文 篇2：
超越与重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耦合协调
[摘 要]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也是解释“中国奇迹”的核心问题。传统经济学说在“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框架下，进行“弱政府—强市场”或“强政府—弱市场”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经历了“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内的反复探索和“强政府—强市场”象限内的逐步完善两个阶段，实现了政市关系的超越和重构。基于耦合系统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我国实践中政市关系也实现了重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超越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重构政府和市场关系、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调耦合的关键。
[关键词]党的领导;政市关系;有效市场;有为政府;耦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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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華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所说“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探寻奇迹背后的制度优势和深层逻辑，对新发展阶段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深刻意义。在一系列系统性、深层次的制度变革中，始终贯穿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正如著名的“刘易斯悖论”所述——“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的太多”[1]（pp75-76）。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对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而超越了“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框架，摒弃了政府和市场孰多孰少的抉择，创造性地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突破和制度创新。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知嬗变和内在逻辑，就能破解“中国奇迹”背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密码”，掌握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进一步的“钥匙”。
二、争议：传统经济学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研究综述
无论在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都是一个事关发展大局的世界性难题。各种理论流派和各国实践经验在“弱政府—强市场”“强政府—弱市场”“强政府—强市场”“弱政府—弱市场”四个象限内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见图1）。“弱政府—强市场”和“强政府—弱市场”模式都在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框架下进行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选择，往往走向“市场神圣化”或“政府全能化”的极端;“弱市场—弱政府”模式本质上并非一种主动选择，而通常是市场体系缺失或者政府干预“缺位”“错位”造成的被动现实;而“强政府—强市场”模式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超越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突破，是解释“中国奇迹”的核心要义和关键所在。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之争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一个核心命题。伴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两大阵营呈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又基于对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态度的区别，衍生出诸多经济学流派。
近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脉络的起点可以溯源到15世纪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重商主义时期，在这个探索和初创阶段，重商学派主张国家以累积金银财富为目标全面干预经济[2]，处于“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两手论”，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发调节经济，而政府只需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3]，选择了“弱政府—强市场”象限，也奠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论”框架。新古典经济学在主张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这个方面的观点与古典经济学如出一辙。1929—1933年爆发的规模空前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宣告了自由主义的失败，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摒弃了自由主义的做法，主张政府强有力地干预经济[4]，凯恩斯主义把西方国家从经济危机的泥泞中挽救出来，并带来了经济繁荣和“黄金时代”，凯恩斯理论的信奉者和追随者众多，干预主义大行其道，“强政府—弱市场”成为主流。1973年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之下，西方国家普遍陷入了“滞胀”的困境，国家干预失灵，凯恩斯的理论在危机面前无能为力，使得凯恩斯主义遭到了理论界和执政者的质疑和抛弃，以“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为核心理念的新自由主义取而代之，掀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西方主流经济学重回“弱政府—强市场”的象限。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继承新古典主义的传统，倡导市场自由和市场竞争，反对政府强制干预，强烈批评了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计划体制[5];芝加哥学派（货币学派）的领军人物弗里德曼则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大力颂扬自由放任下的资本主义市场和价格制度是最好的，而政府在致力于自由和主要依赖市场的条件下起作用[6]。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还形成了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却给绝大多数拉美和东欧转型国家带去动荡和剧痛，使之实质上被动陷入“弱政府—弱市场”象限。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面临经济危机和复苏更迭、市场失灵或者政府失效面前，在“弱政府—强市场”和“强政府—弱市场”两个象限内反复抉择，但其本质上始终没有摆脱“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论”的框架，而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在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之间摇摆。否定市场机制缺陷和市场失灵存在的“弱政府—强市场”选择最终可能陷入“弱政府—弱市场”象限。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
“强政府—强市场”的象限突破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新的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与西方经济学截然不同，是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角度研究资源配置方式，其基本问题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7]，这对关系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表述中常被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所替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政市关系总体是在“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嬗变，但无视政府失效和企图建立“全能政府”的“强政府—弱市场”选择可能最终被迫陷入“弱政府—弱市场”象限。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未来社会中，市场将随着商品生产的消失而消失，并不存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8]，“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9]（p671），“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p683），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可以视作是“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内的一种极端情形。然而事实上，至今还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实马克思、恩格斯这种“无市场”假定的现实性。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苏俄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战时共产主义”，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付诸实践，指出“苏维埃应当成为调节俄国全部生产的机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全民的无所不包的计算和监督”[10]（p258）。在这种机制下，苏俄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出现根本改变，集中体现在对经济体制和政府作用假定的转变中，改行新经济政策，开始强调市场作用，提出“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11]，但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要改变政府统一的经济计划，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方法”。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不再把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而主张在一定阶段通过政府计划来发展商品经济，是实践中基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在“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内的一种改良。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理论，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成为后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指导。
受这些理论和观点的指引，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之路：毛泽东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内基于我国实际情况和发展阶段进行了进一步探索;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政市关系开始突破“强政府—弱市场”象限;习近平提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强政府—强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可能。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探索、改革的历程之中，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传承与创新、深化与蝶变。
三、探索：建党以来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知嬗变
建党以来党对政市关系的认识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的篇章为历史转折点，总体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内的反复探索，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阶段，本质上都是在承认“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框架下，选择政府主导模式，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力度进行调节;第二阶段是在“强政府—强市场”象限内的逐步完善，本质上是超越了“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创造性地建立起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断完善。
（一）第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前（1921—1978年），“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内的反复探索
1.1921—1949年：“政府干预市场”的认知萌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中国共产党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没有直接明确的表述，但在一些重要文件、会议、政策中已经可以看到党对政市关系的认识开始萌芽。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指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明确了干预市场的方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总体上主张对市场进行适度干预，但在1927年11月到1928年7月和1930年6月到1930年9月两个时期，由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党内主张对市场进行强力干预[12]。
2.1949—1956年：“政府替代市场”的酝酿过程
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经历了一个政府逐渐替代市场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尚在酝酿阶段，虽然政府开始以行政指令的方式对经济进行计划指导，但对整个国民经济控制力尚弱，市场的作用依然广泛存在。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52年11月中央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1954年4月又成立了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1954年9月中国制定和颁布第一部宪法，其第十五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一五”计划的推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市场作用日渐萎缩。
3.1956—1978年：政府权力强化，市场作用式微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我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由原来的政市并存转为政市对立，计划经济体制在调整中不断强化，政府朝着“全能政府”的方向不断扩大权力和职能，对市场的空间形成挤压[13]。但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保有一定的弹性，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央曾于1958年和1970年两次进行行政分权改革，即在计划经济框架内中央政府把部分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党的领导人也对计划经济下的政市关系进行过反思，如毛泽东指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14];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也肯定了市场的作用[15]。
（二）第二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后（1978年至今），“强政府—强市场”象限内的逐步完善
1.1978—1992年：“政府放开市场”的认知转折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审视，政府和市场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进入一种动态化博弈、渐进式演进的过程，在政府的自我革命和市场的自我扩张之中，政市关系经历了从“主辅论”到“调节论”再到“结合论”的演进。李先念最早直接使用“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原则”的提法[16]，并在党的十二大明确;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7];1987年党的十三大摆脱了“主辅论”的束缚，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8];1989年面对有关改革的质疑和困惑，邓小平明确指出“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p306），党对政市关系的认识也从“是否结合”转向“如何结合”;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对政市关系进行了突破性阐述[19]（p373）。
2.1992—2012年：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随着党对政市关系的认识在象限上的突破，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迫切需要答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这个答案直接关系到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定位和互动关系。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把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推向一个崭新阶段，明确回答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p226）。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八大，党对政市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量变过程，围绕“基础性作用”和“宏观调控”的关键词不断完善。
3.2012年至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揮政府作用
党的十八大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对政市关系的认识迎来再一次质的飞跃，突破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1]（p21）。习近平对政市关系也有了新的辩证把握，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22]（p58）。其后认识的深化方向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通过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而非弱化政府的作用，在政市良好互动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
四、实践：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耦合协调的实证样本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理论上已经完成了对“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论”的超越，实践中是否实现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正向叠加是政府和市场关系重构的理想状态，单一的指标无法直接体现或者度量，因此本文引入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强政府和强市场之间的叠加效应进行定量评价。
（一）评价模型
1.耦合度模型。耦合度（coupling）的概念来源于物理学，后被广泛应用于测度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程度。本文把市场和政府作为两个子系统，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耦合度计算公式为：
C=
其中，C为耦合度，U1为市场子系统，U2为政府子系统。C∈（0，1），C接近0，代表系统趋于无序，C接近1，代表系统趋于有序。
2.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度模型只能衡量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程度的大小，无法衡量整个系统协调水平的高低，而本文的考察目标不仅是市场和政府两个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有“市场—政府”耦合系统的协调程度，并甄别出由于两个子系统发展水平都较低而产生的伪协调。因此，需要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其计算公式为：
D=;T=αU1+βU2
其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市场和政府两个子系统的协调指数，α和β为待定系数。由于两个子系统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重要性基本相当，因此本文设定α=β=0.5[23]。根据D值可以把协调程度分为五个层次，当D∈（0，0.2）时属于极度失调，当D∈（0.2，0.4）时属于轻度失调，当D∈（0.4，0.6）时属于勉强协调，当D∈（0.6，0.8）时属于中度协调，当D∈（0.8，1）时属于高度协调。
（二）指标体系
本文构建市场和政府两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1。其中“市场”子系统分为市场体系和市场主体两个层次，市场体系包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市场主体主要考虑企业数量、规模和质量，共选择9个指标;“政府”子系统分为基础实力、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三个层次，基础实力主要考虑财政实力和经济控制力，宏观调控包含经济增长、物价、就业、国际收支四个方面，公共服务主要考察财政投入、教育和医疗，共选择10个指标。
（三）数据处理
本文以2010—2019年为样本期，数据来源于2011—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指标之间的量纲和数量级不同，首先采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当指标为正向时，Xij=;当指标为负向时，Xij=。为了避免主观赋权方法的随意性，本文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采用熵权法来确定指标的权重。由于熵权法确定权重时要消除指标值为0时无法取对数的情况，先通过SPSS软件进行非负平移，再计算“市场—政府”耦合系统的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结果见表1。
（四）结果分析
从表2的测算结果可知，2010—2019年间我国“市场—政府”耦合系统的耦合度处于（0.994，0.999）区间内，属于高水平耦合，市场和政府两个子系统相互联系紧密、相互作用力强;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处于（0.559，0.802）区间内，2010—2012年处于勉强协调，到2013年之后进入中度协调并不断提高，到2019年时已经迈入高度协调的门槛，强政府和强市场的正向叠加效应不断强化，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耦合协调到达较高水平。从两个子系统的不同表现来看，我国总体仍偏向于强政府驱动下的“强政府—强市场”耦合协调，政府子系统表现一直较好，伴随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市场子系统发育不断趋于成熟，政府优势得以巩固，市场优势逐渐凸显，市场和政府相互作用增强，整个系统协调水平提高。
五、经验：党的领导是实现“强政府—强市场”的关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了重构，由“零和游戏”转向“正和博弈”，由互相替代转向有机融合，由“二元对立”转向“辩证统一”。将“党的领导”纳入政府和市场的辩证关系之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在这个中国特色的“党—政府—市场”的稳定结构中起关键性作用。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二元对立”的潜在隐喻是政府作为“市场失灵”的替代性选择出现，但在我国的治理架构之中，各级政府受到各级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党的领导可以有效地规避从“市场失灵”滑向“政府失效”。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使得国家权力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得到了保证，这种稳定性和连续性又通过政府以各种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的方式传导至市场领域。党协调各方，为政市关系以及政府和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和方式厘清边界，一方面确保在资源配置上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保证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的固有缺陷的同时，加快转变职能，由“有限政府”向“有為政府”转变，由宏观调控向宏观治理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强政府—强市场”的实现可以从三重逻辑来理解。
（一）以鲜明的时代主题来牵引政府和市场的辩证关系
建党百年以来，我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演变是顺应时代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辩证发展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24]（p63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推翻“三座大山”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作为革命的阶级和团结的对象存在的，因此总体主张政府适当干预市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站起来了，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也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阶级矛盾转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迫切要求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阶段，市场体系十分落后，市场机制很不健全，政府对资源强有力的动员和调配能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工业体系的建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选择“强政府—弱市场”模式符合当时的国情。
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社会主要矛盾再次转变，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无法解决这个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政府的自我革命和市场的自我壮大之中不断博弈调整，由体制外的对立渐进式地向体制内的结合演进，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这个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上升为决定性，政府的职能也由宏观调控转向更好地发挥作用。党的十九大庄严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和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以“强政府—强市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进一步。
（二）以内在的制度属性来超越政府和市场的二元对立
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囿于“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框架之内，从根本上是因为它企图割裂政治与经济的内在联系，把政府和市场作为不可兼容的“两只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剩余价值得以生产、剥削得以实现。市场是资本的温床，“市场之手”也是“奴役之手”。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以及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政府之手”的作用是适应和配合资本主义形态变迁和阶段性特征变化，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25]。
然而事实上，市场和计划一样，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基本手段，市场经济并不天然地和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和发展。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是实现对“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超越的根本，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突破桎梏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定语不能丢，“强政府—强市场”的实现有赖于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克服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既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有利于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三）以独特的话语体系来推动政府和市场的协调耦合
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在资源稀缺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的学科，其核心假定是：人是“经济人”，是理性的、利己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在“完全理性”的假定之下，自由主义将政府排除在外，认为通过市场就能实现帕累托最优;而干预主义提出“有限理性”是对“完全理性”的修正和完善，政府干预被引入用以修补市场失灵，但“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核心假定并未打破，形成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民生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扬弃之中，我们必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之中，“强市场”的指向不是“全能市场”，而是“有效市场”，市场作用是有范围和限度的。既要肯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要避免“市场神圣化”倾向，明确“市场不起全部作用”。一方面，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范围限定在资源配置的领域;另一方面，即便在资源配置的领域，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离不开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强政府”的指向同样不是“全能政府”，而是“有为政府”，政府作用也是有范围和限度的。中国特色的“强政府”不是干预范围广、干预力度大、干预手段多的政府，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明晰自身角色，坚守理性边界，发挥更好作用的政府。“强市场”和“强政府”是不可割裂、有机统一、多维嵌入、互动推进的。市场机制能够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政府“该管的管好”，有能力、有效率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体系、提供产业引导、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健全宏观治理体系。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能相互否定，也不能相互替代，一个“有为的政府”能推动和保障市场更加有效，一个“有效的市场”也能为政府更加有为提供空间，最终使得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辩证统一得以实现。
六、结语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论”的局限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关政市关系的理论和观点，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造性地建立起“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理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谱写了政府和市场“双强”的实践。建党百年以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理论结晶和实践成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推动政市关系的不断完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更好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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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慧枫
作者：韩欢
政府与市场互动分析论文 篇3：
政府与市场边界研究
摘要：
经济系统的健康运行离不开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而市场和政府的边界界定及职能划分至关重要。政府和市场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两股根本性力量，但由于中国市场发育不足出现的“市场失灵”与因二者边界界定不清形成政府的失位、错位和越位，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文章引入“收益”与“成本”和X维度概念对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进行重新界定，通过健全市场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进而对政府和市场职能进行重新划分，提出一系列政府和市场应承担的具体责任，以更好地促进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
关键词：政府；市场；边界；高技术产业
1008-5831（2013）06-0131-05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历来是经济学家和政府热衷关心的事情。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将市场比作“看不见的手”，而政府则是“看得见的手”。经济的发展既需要“看不见的手”，也离不开“看得见的手”，二者相互合作，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但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性或地区性经济危机的产生究其根源却恰恰是市场和政府在作祟。如何解决这一经济发展中的内生性问题，即市场和政府的边界界定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和学者长期思考的问题，虽然有过很多的探索和实践，但始终没有满意的结果，因此，要正确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还需要不断地创新理论和实践。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高技术产业的不断发展，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又有了一个新的载体和发挥作用的空间，高技术产业的特性使得政府和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职能也有所不同。因此，研究高技术产业发展中政府和市场边界的界定和职能划分对更好地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政府与市场
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有市场的职能，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政府也有政府的责任，在市场不能起作用或市场失灵的时候发挥着宏观调控的威力。二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通力合作，经济系统才能运作有序。政府与市场无论谁占据强势的绝对主导地位，都会导致经济系统的动荡或不稳定。
（一）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界定和相互关系
政府与市场是经济系统运行的两种根本性力量，各自发挥着自己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主要就在于政府与市场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而关于政府与市场的教科书式的职能划分随处可见，但实际情况却更加复杂多变。几百年来的实践告诉人们，市场和政府的职能界定和相互关系是如此的嬗变和诡异。
亚当·斯密在其巨著《国富论》里详细地阐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指出基于经济
活动完全的自由，市场的经济调节和支配功能就会自动实现。而政府职能发挥的最佳选择途径是少管甚至不管，成为一个好的“守夜人”。在资本主义早期，斯密的市场占据主导作用的观念，对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作用，但这种放任于市场作用而忽视政府的参与，最终导致了20 世纪30年代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这也直接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凯恩斯认为：国家可以通过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政策等调节和干预经济活动，影响社会消费倾向，从而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和就业水平，实现社会经济的良性持续发展。政府占据主导作用，一定时期对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造成了政府职能的扩张和规模的扩大，市场活动范围被压缩，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后的滞涨。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由此出现，与自由主义理论有相似之处，认为市场是进行资源有效配置的唯一主体，前提是基于自由竞争的市场原理；政府的缺陷源自公职人员追求私立的本性，他们是“理性经济人”，要计算自身行为的成本与收益，政府的职能在于清晰地界定产权。市场和政府对于维护经济系统正常运行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带来的灾难也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是否需要市场或政府，而是如何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与政府对市场的合理干预之間的平衡。
（二）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市场失灵”主要指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存在较多的缺陷或局限，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失灵”主要指政府的政策干预措施不能实现预期目标，甚至在某些条件下导致比“市场失灵”更坏的结果。“市场失灵”成为政府干预的充分理由，“政府失灵”成为主张实行更为彻底的市场经济的基本依据[1]。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都会对经济系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这都不能否认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的配置作用，而是要在这一基本前提下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强调政府角色的自我定位，实现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平衡。
二、政府与市场边界界定不清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的表现
高技术产业发展中政府和市场边界界定问题的主要表现是市场发育不足带来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所表现的失位、错位和越位，由此而引起了诸多的问题，导致中国高技术产业始终得不到突破性的发展和实质性的飞越（表1）。
（一）市场失灵
现阶段，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的市场失灵主要由于中国的市场发育不足，市场体制机制不健全所致。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作用，进行产业发展的市场调节。但中国的市场发育不足，市场体制机制不健全，出现市场在高技术产业的资源配置中不合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常发生非经济因素左右经济决策和经营企业活动决策。由于高技术的风险性比较高且短期回报率低等，使得市场常常望而却步，中国民营企业的先天劣势，使得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遭受能力制约，如企业研发资金少、设备陈旧率高、管理没有实现市场化、创新不足等，缺乏长远的眼光。高技术产业的不合理投资，市场主体的盲目投资或者退出，负外部性的凸显，高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2]，市场调节没有遵循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律，加上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不够优化导致市场调节混乱，同时，创业板市场尚未建立，缺少市场化的风险投资撤出机制，没有形成相关的中介服务体系和缺乏专业人才，都是市场失灵的体现。
（二）政府失灵
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的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失位、错位和越位上，導致对高技术产业的宏观调控、市场管理和公共服务不当，甚至扭曲，不利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之一，失位。失位，即应该由政府来做的，政府却无动于衷。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有追求私利的本性，无利可图的事情往往不愿做。高技术产业的特有属性要求政府不仅要给予政策、资金、税收等大力扶持，还需要提供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和发展环境。但是，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及引导扶持政策滞后，政府虽然有扶持政策，却是短期、有限的投入，政策措施不配套，落实不彻底，基础设施建设不够，而且对于市场环境的改善，经济科技体制的变革，政府也没有足够重视。除软件和集成电路产品外，对于中央明确要求对高新技术产品实行增值税扶持的政策措施尚未落实。政府这样的缺位导致风险资金筹措渠道单一，大量民间资金难以进入风险投资市场。
之二，错位。错位，即由政府做的事情，政府也在积极发挥作用，但由于没有认清自己的角色或做得不够、决策失误等出现了差错。主要表现在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认识有偏差、规律把握不足等问题。与高技术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类人员包括政府机关干部、企业领导决策层、科技和管理人员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认识不清、把握不足，没有意识到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新问题、新模式，具体表现就是只重视抓“具体项目”，依赖财政资金投入，片面强调自身利益，没有真正落实创业政策，过分看重创新产业链中科技成果的作用，影响了科技成果的及时转化。
之三，越位。越位，即对市场的过度调节和不该由政府调控的领域，政府却无端插手，过度干预市场。政府“插足”了本应由市场或企业承担的责任，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主要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体制不健全造成，这也是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代替企业进行可行性分析、投入、开发、融资、运作等各项工作，甚至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向高技术产业领域投资，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运行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角色扮演所存在的失位、错位和越位现象使得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面临很多问题。因此，需要对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进行重新界定，明晰职责准确定位，使政府做到“正确在位而不失位、不错位、不越位”，这样才能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高技术产业发展中政府和市场边界界定与职能定位
（一）政府和市场边界的一般界定
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证明，市场和政府在推动人类进步过程中都有着自身的价值。市场管不到的地方，政府应该管一管；看不到的手（市场）不起作用时，看得见的手（政府）就应该行动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和市场应该如何分工，分别“管”哪些事情。
关于市场和政府的分工，首先要明确的是市场能干什么，政府能干什么。市场其实是一个很虚的概念，不同的人给出的定义也很不相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或许能更为简单明了，就是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就是市场中形形色色的企业、消费者、批发商、投资者、交易者等等，市场主体能干、想干的事情，就是市场能做的事情；反之，如果市场主体不想干或不能干的领域，就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对于市场能做的事情，就交给市场做，因为无数经验已经表明市场远比政府聪明；而对于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就该出手。假设，市场主体和政府都是理性的，可引入三个维度分析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即成本、收益和X维度。
市场主体都是趋利的，以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的追求目标，因此，市场主体在分析自己该做哪些事情时，最主要考虑的是“成本”和“收益”，而且追求的是“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因此，正常情况下市场要做的就是“成本可接受”和“收益合理”的事情。另外，一个具有道德感或是社会责任的市场主体，则还会考虑“对于社会的影响”，即X维度，这关系到社会公平，这样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会缩小，因为市场只能处理“收益合理”、“成本可接受”以及“没有不良社会影响”的领域。相应的，对于市场失灵（即“收益不合理”或“成本不可接受”）部分以及“对于社会有不良影响”的领域，则应该全部由政府承担责任。这就是关于政府和市场边界的一般界定。
（二）健全市场机制，矫正政府失位、错位和越位
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出路首先在于不断培育市场，完善市场体制机制，其次就是实现政府的“让位”。健全的市场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基础，建立规范的市场机制势在必行；同时，市场和企业能做但政府不能高效率做的事，政府应该让位于市场和企业本身。政府必须依法履行其职能，向“规范化、服务型的有限政府”转变，从而实现政府和市场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平衡调节作用。
1.加快市场化改革[3]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仍有缺失，有些领域内的市场基本原则，如公平竞争难以保障，于是政府的漠视或者过度干预就会导致失位或越位。因此，必须加快市场化改革：第一，提高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宣传和引导是比较合理的途径；第二，为市场调节提高足够的空间，市场的发育和成长需要空间，因此
需要进行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市场化改革，市场能做的，交给市场完成，政府只需要对之进行引导；第三，建立规范的市场机制，保证市场按其自身规律运行。
2.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严重制约了市场的发育和功能的发挥，因此，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一方面为市场运行提供更多的空间；另一方面，可以使政府更合理地履行自己的职能，做到不错位、不越位。第一，高技术产业链中的一般性生产经营活动，特别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完全交给市场，同时，将更多的资源配置交给市场来完成；第二，政府职能应向提供多种服务、发展优质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秩序、激发企业的积极性等工作上转变，增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
3.加快政府体制改革
第一，合理划分政府的职能，降低政府越位的可能性；第二，权力下放和分权，实现权力监督，降低政府错位、失位与越位的可能性；第三，改革财税体制，既保证政府职能的合理实现和发挥，又推动市场的发育进程；第四，建立现代的引导服务型政府，信息共享、透明管理、倡导“善治”和“掌舵”等，实现现代化政府管理，确保政府不失位、不越位、不错位。
（三）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市场和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
依据政府和市场边界的重新界定以及高技术产业的特有属性，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中，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定位和作用范围应相应做出合理划分。
1.高技术产业由从事核心和相关外围高技术的企业构成
高技术企业的基本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技术、人才、资本、产品和信息（包含于所有经济活动之中），所以本文将技术市场、人才市场、资本市场与产品市场作为分析高技术产业发展环境的核心[4]。这些也是市场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中需要发挥作用的领域和范围，同时，市场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和参与。
源于技术的特性，技术市场呈现出双边垄断特征：第一，技术交易次数的重复性，即可以有多种交易主体参与，双方不经常发生交易，从而投机的可能性增大；第二，技术交易具有不确定性，包括信息的非对称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这些特性导致技术交易常以高昂的交易成本为代价，双方很难协商达成一致的技术定价，同时也决定了技术从相关科研机构向产业部门转移的困难，成为制约技术市场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政府在技术由科研机构向产业部门、企业转移的过程中应承担起相应的职责和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降低技术转化成本和难度。
人才的专用性和稀缺性，使得通过市场对人才资源进行配置成为最合理的途径。因此，形成合理、健康、有序的人才市场是关键。中国应该建立公平的人才市场，在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间形成合理的人才市场交易机制，建立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市场，同时对不利于人才有序流动的制度进行改革。
高技术企业无法通过传统资本市场融资，由此使得资本市场的范围进一步拓宽，出现了新型的投资关系以及风险投资市场的产生。中国发展风险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表现为风险投资发展的规律与风险投资机制。而围绕高技术产业的诸多问题，如投资是否能實现高回报、投资者的风险承担能力、投资者与企业家交流的能力、双方信息共享机制、选择投资的标准和评价准则的完善程度等，都决定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市场能否真正形成和发展。
高技术产品市场具有垄断特征，从而使得高技术产业通过高技术产品市场获得高收益。变革高技术产品的营销观念与手段，丰富产品的多样性，完善高技术产业的产品市场，通过保证市场交易的公平性而更好地实现高技术的转化和应用，建立完善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同时，政府采购本身也是市场，这降低了高技术企业的市场风险，有利于维持高技术产品市场的正常运转。
此外，应完善金融市场，发展创业板市场。在适当时候放弃把股票市场作为国有企业输血器的做法，使股票市场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有利依托[5]。
2.政府明确自身在高技术产业发展领域的职能范围、职责权限，做好职能定位，集中力量从体制、机制、政策、制度等方面做好扶持与服务工作
第一，进行高技术产业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加快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加强政府采购扶持力度，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优化企业自主创新、技术转移等领域的政策扶持措施，完善政策评估、督查、反馈、落实机制，推进政策实施。建立和完善政府财政性资金采购高技术产业企业自主创新产品制度，建立和完善激励自主创新的地方政府采购制度，并积极推荐和帮助高技术企业进入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加快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建设的进程，重点保护高技术产业化中专利知识产权，加强专利战略的援救和运用，加强专利产权管理，制订知识产权参与分配的政策，强化国家及高技术开发区的专利保护工作。
第二，加大财政、税收等政策的扶持力度。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的支持，因此，政府在财政上对高技术产业有所倾斜，对高技术产业实施法律政策允许的最低税费和相关配套政策，会对高技术产业发展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重点推进落实高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技术等无形资产充抵注册资本金、达标申请自营进出口权、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生产经营场所免征房产税、技术转让开发以及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企业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设备和原材料及零部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等方面政策措施[6]。
第三，大力支持、引导相关科研主体和机构参与高技术产业发展，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现在，随着科研机构的市场化改革、大学国家科技园以及大型企业技术研发等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加快技术创新与转化、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等方面，政府还需要加大工作力度。招商引资工作需要加强体制机制的健全、政策的制定完善、招商引资的统一协调与跟踪服务以及高技术重大产业化项目及产业链配套项目的策划和项目整合包装工作。
第四，进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服务配套制度建设，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重点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和市场。这类机构主要是技术产权交易服务机构、中小企业技术服务机构、科技企业孵化机构以及与风险投资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等。
四、结论
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它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高低，而且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加快中国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政府与市场的角色扮演问题。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界定是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是市场关系不断发育和成熟与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过程。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因此，要在准确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的基础上，强化政府职能转变，充分发挥市场在高技术产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同时实现政府和市场的交叉与互补，相互促进，相互配合，推进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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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Government and Market Boundaries in the High-tech Industry Development
PAN Lixiaa，b，YUE Deshunb
（a.School of Law； b.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P.R .China）
The healthy operation of economic system can’t separate away from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but the border of the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division is very importan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re the two fundamental strength of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market failure because of China’s market development shortage and the government’s lost，dislocation and offside formed from unclear boundary definition，has a huge negative effect on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development. By introducing “yield” and “cost” and dimension to the X to define the boundary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ough perfecting market mechanism，shifting government functions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s border，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China’s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development.
Key words： government； market；boundary；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作者：潘丽霞 岳德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