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通货膨胀目标范文
通货膨胀目标值
一、什么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度
所谓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并不仅仅指中央银行将稳定物价作为一个重要的货币目标，其而是指央行给定一个通货膨胀区间作为货币政策的“名义锚”，然后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诸如货币供应量、利率)来使实际通货膨胀值达到目标区间的一整套货币政策框架。
一个标准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应该包括以下四个特点：
(1)设定一个某一时期的通货膨胀的目标区间，将其作为货币政策的“名义锚” (2)央行将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
(3)定期向公众公开，承诺保持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并且承担 (4)预测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制定前瞻性政策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度的实行条件
从其特点就可以看出，要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度，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经济条件 (2)技术条件 (3)体制条件
二、韩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成功实践给我国的借鉴经验
(1)韩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度的成功实践背景、实施方法以及实行效果
韩国将货币政策转变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度的直接原因是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在这场危机中，韩国金融体系崩溃，韩元大幅贬值40%，通货膨胀急剧上升，为了挽救金融危机，韩国央行同政府协商后决定采取通胀目标制。
除了金融危机这一直接原因，韩国央行制度、金融体系的低效率、不完善、经济发展中固有的制度弊端等等都是韩国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度的深层原因。
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取得了显著效果，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就成功的控制通货膨胀在目标值之下，与此同时工业生产大幅上升60.5%，经济增长稳定，并没有因为控制通胀而导致国内生产波动，这说明韩国央行很好的控制了公众的通胀预期 (2)韩国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度之前同我国的相似之处
首先，我国和韩国都存在央行独立性差的问题。韩国一直以来都是政府主导产业发展，央行只是一个为满足政府经济发展目标的工具，其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我国亦是如此。
其次，金融市场效率低下，信贷受到严重限制。韩国商业银行受中央银行控制，制定僵化的存贷款法规，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只向政府扶持的部门和企业发放贷款，导致金融市效率低下。对于我国而言，我国目前存贷款利率无法反映供求，利率被央行人为压低，金融抑制现象明显。
再次，韩国和中国在汇率政策方面一样，都是由盯住美元到一篮子货币，因此汇率制度并不是非常灵活的浮动汇率制。我国人民币升值趋势明显，央行正在逐渐失去汇率这一“名义锚”。
最后，货币供应量目标指标逐渐失去作用。韩国在实行通胀目标制度之前一直都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为目标，但是由于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机构的增多，导致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从而货币供应量也逐渐丧失了其作用，因此韩国开始转向以存贷款利率为中间目标的机制。 (3)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1)继续从法律和制度上加强央行的独立性。韩国为了实行通胀目标制度，进行了央行独立性改革，加强了其央行的独立性，并从法律上保障其独立性。我国在成立了银监会之后，独立性也在不断增强。
2)逐渐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韩国能够实行通胀目标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由货币供应量转向了利率，而保证这种变化顺利实行的就是韩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韩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虽然不算非常成功，但是为韩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奠定了基础：第一阶段(首次实行阶段)，1988年韩国开始放松利率管制，并引入放开利率的商业票据;第二阶段(停止实行阶段)，1989年，由于韩国经济形势恶化，利率大幅攀升，政府不得已重新进行利率管制;第三阶段(重新开放阶段)，1993年到1995年，韩国逐渐放开包括贷款、商业票据、回购协议在内的众多市场利率，1997年开始放开活期贷款利率，韩国的利率完全自由市场化。
反观目前我国的利率情况，一方面存在明显的人为压低利率的现状，利率无法完全市场化;另一方面，缺乏一个有效的基准利率，作为央行调控利率的目标和工具。因此，我国目前实际上缺乏实行通货膨胀目标的条件。
为了借鉴韩国的有益经验，我国应该加强利率市场化进程。一方面，增发国债，放宽利率管制;而在基准利率的选择方面，Shibor(上海同业拆借利率)是央行推出重点扶持的一个利率工具，有实证研究表明，目前Shibor在反应其他金融工具的利率方面相关性不前，不具备作为市场基准利率的条件，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Shibor具备逐渐成为我国的基准利率的潜力。
目前，要想使Shibor真正成为中国的“联邦基金利率”，必须要做到：强化Shibor的信用评级;增强Shibor的可交易程度、流动性和报价灵活性;适当放宽利率监管，加强金融机构的市场化程度，增强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对于利率的敏感度。可以预见到，Shibor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将会扮演关键角色，应当以Shibor的发展为契机加强利率市场化改革。
3)加强央行同公众的沟通程度，包括定期发布诸如《公开市场操作》等内部报告，明确今后货币政策方向，稳定公众预期。
三、为什么我国不能像韩国一样义无反顾的实行通胀目标制度? (1)IMF的市场化改革
韩国之所以能够实行通胀目标制，很大一方面是为了赢得IMF的求助而放弃自身本身的金融制度和集团利益的，然而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屈服于居心叵测的外国，屈服于国际主流改革意见的。 (2)韩国民众对于改革的支持
从鲁迅先生对民族的劣根性批判我们就知道，中国人民永远是“围着看自己的人被杀头，还看得津津有味”，从和清政府、民国倒台，新中国建立一致到现在也没啥改变，虽然整日高谈阔论，论及国家大事、国际关系无所不知，然而实则没有大局意识，永远都只会打自己的小算盘，这种民族心理是无法让民众真正接受激进的改革措施的。
韩国则不一样，我记得初中学历史的时候，教科书里面就写着韩国面临金融危机的时候，每个家庭都自愿将家里的黄金兑换成韩元力挺韩国政府，就算这种支持杯水车薪，好歹也表现出一种必胜金融危机的精神，谁敢说这种精神不重要?那我党当年不就是凭借着所谓的“精神力量”把蒋介石送到台湾安度晚年，然后又帮朝鲜人民驱逐鞑虏的么? (3)央行的威信
央行的威信、政府的威信更是开玩笑，是没错电视里头什么央视的新闻联播，地方台的舆论报道，永远都是又红又专，歌颂国家歌颂党，社会和谐，政治清明，今天哪个北京市的贪官被革职查办了，明天哪个重庆市高官严重违纪依法处分了，摆出一副党国永远都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形象，就算偶尔有点什么风吹草动也不过就是哪个人想不开了和老婆离婚啦，钉子户和合法开发地皮的政府闹别扭啦这种小打小闹，老百姓也是，今天看这个CCAV，明天看那个人民日报，虽然生活的不咋地，连工作都找不着、房子都买不起，但是转念一想，党告诉我们，改革中出现问题是必然现象，党国正在想方设法降低房价、创造就业机会，体味民间疾苦，无知的民众也就继续乐呵呵得过苦日子了，我党也就继续“中庸立国、无为而治”了。 实际上呢，永远都是官官相互，富二代官二代统治我党高层职位，以此剥削百姓，立法权永远都不掌握在民众手中，被惩罚的高官永远都是因为利益斗争而不是因为违反法律;改革的利益80%都被社会顶层所谓精英阶级享受，而剩下的20%就当是养宠物赏给大部分人的。
政府在极力做的一件好事就是：在老百姓都吃得饱的时候多分给他们一个馒头，但是永远都不会去理那些正在陷入水火中的人;他们在宣传自己形象方面花的钱，永远比给民众的实际好处多，他们在一些地方给民众的优惠永远都是在另一些方面剥削民众得到的。
唉，但是这样我们怎么还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呢?没错，政府推行什么政策老百姓都说好，但是谁都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政策最终真正能够实行的有多少呢?就算是央行把模型建得多完美，信息发布的多及时多准确，周行长多么打算豁出去进行改革，如果老百姓都这么想，嘴上拥护心里不满，那么不管中央政府、央行实行什么政策，老百姓永远都不买账，那怎么能保证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度的有效性呢?
第二篇：通货膨胀
怪论一：输入型通胀，将货币政策的不作为说成外来压力
最为流行的一种通胀怪论，是把这一波中国通胀，归为“输入型通胀”，即外国发生了通货膨胀，引起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涨，本国输入这些商品或服务，连带就把通胀也一并带了进来。
周其仁指出，通胀传导机制要起作用，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不同的国家使用的是同一种货币。而在实际情况中，中外使用的是不同的货币。以甲国油价上涨一倍为例，因为甲国油价涨一倍，就是甲国的票子毛了一倍(假定该国票子只能买油)，只要乙国的票子对甲国票子也升值一倍，甲国的名义油价对乙国来说就是纹风未动，那就既不要减少进口、也无需增加出口。这就是说，放弃固定汇率，允许不同国家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率充分反映其相对币值，就不会有通胀输入这回事。反过来，如果乙国的通胀也因此加剧，那一定是汇率变动滞后，给所谓的“通胀输入”以可乘之机。
周其仁认为，“无论哪种情况，人们都不要把本国的不作为，说成是外来压力不可抗拒”，“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惟有努力发挥独立货币政策的作用，以更灵活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形成机制，尽力抵消国际通胀的传导”。
怪论二：将通胀责任推到农民和农村身上，认为农民是通胀的受益者
以去年11月份的物价为例。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表示，11月我国物价指数上涨的主要推手是食品，因为“11月份全国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了11.7%，拉动CPI上涨3.8个百分点，贡献率是74%”。似乎就把通胀之责归给了食品和农产品。农产品又是农民生产的，于是，通胀责任的链条就追到了农村、农业和农民，似乎通胀由农产品推动，通胀的受益人就是农民。
周其仁在《通货膨胀与农民》一文中，驳斥了这种观点。食品价格又因何而涨?农产品价格又因为什么而高?按照很流行的“成本决定价格”的思维，农产品价格上涨是被农产品的成本上涨“顶”起来的——生产农产品的人工、化肥、农资、燃料、物流等等的成本，今年以来不也是升得很急吗? 他指出，在市场之中每个人的产出都构成别人的成本。所有产出品的价格上涨是因为各自上游的成本价格在上涨。此外，由于今天不少农民也在市场上买米、买菜、买肉，所以农产品价格涨得凶，农民的实际收入还有下降的一面。去年11月份的数据表明，农村CPI上涨5.6%，超过城市的4.9%。
怪论三：以价格管制应对通胀，将通胀引发的价格总水平上涨与相对物价变动混为一谈
在2008年1月，政府宣布“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到1月底，全国31省市全部实施了临时价格干预。今年以来，政府也对众多商品进行了价格管制。周其仁认为，价格管制是把货币总量引起的价格总水平上涨，与相对物价变动混为一谈。以“结构性物价上涨”的角度看问题，会认为无非就是一部分物价在涨，只要对症下药，管住了这部分物价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价格管制措施的思想根源。
怪论四：停滞型通胀，将产权无效法制不明引起的经济停滞与货币超发的通胀混为一谈
“停滞型通胀”，简称“滞胀”，是对中国通胀的又一种描述。滞涨那是欧美经济上世纪70年代的一段经验记录，即高通胀与高失业相并存。周其仁指出，其实，“滞”“胀”本不同源。引起长期经济停滞的根源是产权无效、法治不明、过多的不当管制压制了企业家创业的精神，而通胀的主因概莫能外，都是货币当局在诸多压力下发出过多货币。治理通胀、稳健货币，不但不会引起停滞，还是长期健康增长的重要基础。
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实质，是政府确定了刺激出口的汇率目标，并要央行用基础货币不断购汇来达成。
周其仁指出通胀的根源在于从汇率形成机制里被动释放出来的天量货币
刺激出口的政策导致政府被动超发天量货币
周其仁指出，人民币有两条超发的途径。一条是政府主动超发货币，征收“通货膨胀税”，这一途径在制度上被杜绝了，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1995年开始执行的《人民银行法》明文限定，人民银行再也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
而人民币超发的另一途径，就是从汇率形成机制里被动释放出来的天量货币。周其仁指出，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实质，是政府确定了刺激出口的汇率目标，并要央行用基础货币不断购汇来达成。1997-2005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26元，意味着每增加1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就要增加动用8.26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这8.26元“高能货币”转入商业银行，再乘上4-5倍的货币周转速度，可放给市场的贷款总额就是40元人民币上下。这是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货币当局被动发行人民币的机制。
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易纲的话，也印证了这种说法：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达2.85万亿美元。为了维持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央行抛出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
2.85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
超发的货币在国内没有对应的商品
通货膨胀就是流通中的钱太多，超出了市场能提供的服务和商品需要的程度。那么汇率制度释放出的货币，为什么国内没有相应的服务和商品来冲抵呢?周其仁指出，这是因为商品已经出国，国内留下的是 “纯购买力”。在此情况下，过量的人民币购买力追逐不够
量的国内商品，结局只能是国内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这就是这些年国内通胀时不时冲高的根源。
以新增外汇储备2000亿美元为例。这笔巨款——按变化的汇率计，约在14000亿-16000亿人民币之谱——当然主要是由我国沿海出口加工地带的无数外向型企业挣来的。从商品形态看，东西已经出口了。可是这挣回来的外汇，经过向商业银行结汇，那些无论是工人薪酬、老板的投资与管理收益、政府税收以及其他相关方的服务所得，则全部变成了留在国内的人民币购买力。这里有1万几千亿人民币购买力，完全没有对应的商品可买!因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也无从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平衡
既然这么多的人民币在国内找不到对应的商品，“买外国商品”行不行?也不行。净出口创造的本来是外汇购买力，可以大手买国外商品、国外劳务、国外资源和国外权益。可是在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下，对很多行为者来说，与其留汇在手，不如售汇给央行来得合算。也讲过多次，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实质，是政府确定了刺激出口的汇率目标，并要央行用基础货币不断购汇来达成。这样，实际的汇率水平，就构成国内公司与个人使用外汇的机会成本。人民币汇率低估，国内有外汇的也不愿意多用汇。这样，由净出口形成的纯购买力，就无从通过扩大进口来实现平衡。
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货币当局被动发行人民币的机制。
周其仁主张人民币升值和开放市场抑制通胀办法，反对管制思维目前的制度设计下，加息和提高准备金率对遏制通胀作用有限
周其仁在文章《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关系》中指出，“在中国背景里看问题，加息的作用与空间都有限”。中国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关系与美国等国家不同。美联储作为美国的央行，
无论是联储贴现率(或“再贴现率”)还是联储基金利率，加的都是各商业银行向美联储借贷之息。而中国加息是央行略微松动利率管制，允许商业银行提高对客户的存、贷利率。虽然中美加息都有紧缩货币供给之意，但影响的力度还是大相径庭。周其仁说，如果中国式加息收紧的是毛细血管的货币流量，那么美国加息直接压缩了货币动脉的供血量。
此外，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因为中国央行不断以基础货币在外汇交易中心购买外汇，形成了另外一条人民币货币动脉通向商业银行。如此特别的“双动脉货币循环”，单靠加息或者降息不足以实施有效的调节。
而人民币升值可以扩大进口、抑制通胀
进口商品吸收国内没着没落的“纯购买力”，恰恰有利于抑制通胀。这是周其仁的一个重要观点。
周其仁认为，影响了中国进口扩大的力量，比较根本的，还是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因为从进口的角度看问题，人民币汇率的水平决定着中国人花美元买国外商品劳务——进口——的机会成本。以2005年前的汇率为例，中国人每花1美元，就要放弃人民币8.26元。放弃者，成本也。2005年7月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以上，就是国人花美元购洋货的成本降低了20%。经济逻辑说，成本降低、需求量上升。这样推理，人民币汇率升值定有扩大进口之效。“每增加一块钱国外商品的进口，就是为平息国内通胀压力增添了一份积极力量。”周其仁说。
开放市场，让国有企业股权、矿权、林权进入市场可以增加货币需求
周其仁提倡的另一个抑制通胀的办法是，放开一些资源进入市场，如国有企业股权、矿权，林权等。原本不在市场里、不受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一旦投入市场，由人们买进卖出，就产生了对货币的需求，从而抑制了通胀。
经济逻辑很明白：随着一样样产品的商品化，生产出产品的经济资源就有了可预期的未来货币收入流。于是，资源就有了资本化的可能。1990年代农地资产、劳力资产、建设用地资产、城市房屋资产纷纷登场，也正在这些资产不断流转的市场过程中，产生了更巨量的货币需求。过去政府一道命令说划拨给谁就划拨给谁了，有批件足矣，哪里需要多少货币?城市土地可以批租之后，大规模的土地拍卖要“吃”掉多少货币啊!
周其仁指出：“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中国尚没有投放到市场里来的资源有的是，市场形势危急，加大投放就是了。”(网易财经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点击参与微争议：汇率政策应该为抑通胀而改变吗?>>
美国加息直接压缩了货币动脉的供血量，而中国式加息收紧的是毛细血管的货币流量。
周其仁敢于超脱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的角色，为我们指出了中国式通胀的根源：政府确定了刺激出口的目标，为了维护人民币汇率处在较低的水平，释放出天量货币高价回购外汇，而这些外汇对应的商品和服务已经出口到国外，而国内因为管制严格，很多资源未能开放并投入到市场中，致使流通中的货币远远超出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平，形成了通货膨胀。
第三篇：申论——通货膨胀[大全]
缓解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我国10月宏观经济数据，居民消费指数同比上涨4.4%，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10.1%，蔬菜价格涨了31%，创两年来的新高。由于受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多重因素影响，防控通货膨胀可能是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最大问题。在流动性充裕和通胀预期较强背景下，要加强通货膨胀预期的管理，通过“内外并举，两拳出击”，切实缓解物价持续上涨的问题。
我国居民消费指数持续向上是一种“内外夹击”的多因综合症，既有国内市场成本上升推动和货币超发的影响，也有来自国际市场输入型通胀的作用。
首先，成本上升是推进物价上涨的重要推手。我国当前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劳动力供给逐步从无限供给向局部短缺转变，促使劳动力成本上升。其次，货币超发引起人民币“内贬外升”，导致内外流动性夹击，推动我国物价上涨。近年来，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引致货币需求的扩大，以及大量外汇流入，央行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有关统计表明，2000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例为1.5∶1，2009年为1.8∶1，到今年9月已上升到2.6∶1。货币供应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流动性过剩现象明显，进一步加大国内通胀压力。最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导美元贬值，削弱了美元资产对短期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导致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涌入收益率较高的中国。
治理当前的通货膨胀，需要内外并举，双管齐下，两只“拳头”出击。
一方面，我国要增强宏观调控的主动性、有效性和针对性，应对不同环境下的外部冲击，缓解外部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要充分利用G20国际平台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避免一些国家以邻为壑引起国际金融振荡。要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对能源商品、基础原材料、大宗农产品的谈判能力和定价话语权，扩大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采取多项措施，从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两方面“双管齐下”，缓解国内致使物价上涨的多重压力，提升政府治理通胀的驾驭能力。要全面认识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资本流动三者的内在联系，统筹处理银行利率调整与汇率改革间的关系，在引导国内资本合理流动的同时，也要防止国外短期投机资本大量流入引起的流动性过剩风险。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收入分配制度、资源能源价格机制等改革要采取渐进方式，减缓叠加效应。要引导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增强消化高成本的能力，防止生产成本的大幅上升所造成的物价过快上升。当前，要拓宽民间投资渠道，引导大量富余的社会资本和新增信贷流向实体经济，缓解潜在的通胀压力。政府要合理引导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防止搭车涨价和乱收费推高通货膨胀，避免物价高涨引起经济剧烈振荡和心理恐慌。
第四篇：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与经济危机
1.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和经济危机的关系是什么?
首先说说通货膨胀，教材上的解释是指因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的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现象。通货膨胀出现后流通的纸币迅速贬值，物价上涨，比如现在的津巴布韦和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统治的后期都是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出现后带来的危害首先就是人们手中的钱”不值钱“了，人们很难购买各种商品，其实适当的通货膨胀(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常说温和的通货膨胀)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当通货膨胀率过高就会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带来大的问题，致使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崩溃，甚至引发社会问题。
通货紧缩与通货紧缩相反，就是需求不足，人们的购买力下降，再新世纪初的那段时间咱们中国表现的就是一个通货紧缩的局面。虽然在通货紧缩的时候好像物价有了降低似乎更利于人民，但是通货紧缩的危害还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人们把钱存进银行会导致了资金的浪费，我们都知道资本是只有在流通的过程中才会增值的，如果把钱都存进银行里是一种资源浪费。更严重的是，人们的购买力降低，使得生产者缩小产量，经过经济链条的一步一步运行导致经济停滞。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也是很不利的，
经济危机，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负的经济增长率)。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
其实经济在运行过程中会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波动，当运动到一定阶段后就会出现一段经济不是很令人满意的时期，我觉得很多时候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经济危机的表现，或者说是现象，而从反过来的方面看，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也是一次危机的诱因。
2.股票市场崩溃能否引发经济危机?
其崩溃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投机者血本无归。普通投资者，资产也大为缩水。这两类人，本身就会带来市场各种消费的较大萎缩。当然还有扩大效应。企业利润的下降，或者亏损，会使自己还银行贷款的能力减弱。这些投机者，更还不上银行的代款了。部分银行会出现信用危机，投资者股票的收益少了，往银行存钱自然就少了，并且还有许多人要吃老本。取钱消费。人们对部分银行开始不信任了，把自己的存钱取出来了。会出现挤兑危机。部分银行自然兑现不了。信用危机开始蔓延，由小银行蔓延到大银行。纷纷挤兑，许多银行开始倒闭。倒闭的银行自然可以制造一些失业人口。这部分人的消费开始萎缩。进一步导致市场萎缩。大家就更难过了。金融业的混乱开始影响企业的金融需求，这样更不利于企业的生存了。各类企业的投资更少了，这对另一部分企业，会产生致命打击。总之大家都不好生存了，挺不住的就要倒闭了，部分人就要失业了。失业与倒闭的企业，会导致社会需求进一步减少。总之，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这就是那次经济危机。
3.利率迅速上升引发经济危机
如果从货币供求的角度来看，利率上升将导致通货存款比率上升，从而导致货币创造乘数上升，货币供给M1增加，而利率上升将导致实际货币余额需求减少，于是，物价将上升。 但如果从商品市场来看，如果物价保持不变，那么利率上升将导致实际利率上升，从而导致超额供给，这样物价会下降。在利率___急剧___上升情况下，无论物价上升或下降都会引发金融危机。
复杂一点说，M1是经济中的CU+D(存款)，货币创造的传导机制是，A将钱存放于银行，银行记上了A的存款，后银行留点准备金其他全部贷出给B，B又把这部分钱放在银行，等用的时候再取，银行又记上了B的存款，银行用同样的方法把这部分钱借给了CDEF，这样记了好几次的存款，于是有存款和通货组成的M1就这样被膨胀起来了，当利率上升了之后，确实对于ABCDEF，这样的每个人，会尽量的把钱放在银行，手上少留点现金，但是，对于BCDEF，这些个贷款者而言，利率的上升意味着投资获利的减少，这样贷款的动力就少了很多，也就是说对于一些利率上升之后没有获利机会的企业家们，他们就不会去贷款，于是货币创造的传导就会部分的被阻碍，M1是经由无数次的贷款——存款——贷款——存款，才变得膨胀的，所以自然就会得出M1是下降了，这与从M1/M0=1+(1-Rd)/(Cd+Rd)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公式中没有考虑传导得以发生的前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对于商品市场的影响很明了，需求方面的影响是当期的确定的，因为消费和投资的减少，而供给方面的影响是跨期的不确定的，因为一来劳动力的供给增加了，但是这部分的增加是否能变成经济中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这里产出由投入的劳力和资本决定，L方面：劳动力的需求即企业的需求受到投资减少的影响，企业家们获利的机会因为利率的上升变少了，有的甚至倒闭了，那么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自然就降低了，所以变化不确定【这一点我不同意巴罗书中的解释，他把劳力的供给和需求视为等同，他是用鲁滨逊卡鲁索经济推出的，确实在一个人的经济中，供给即是需求，但是在不是一个人的经济中的时候，供给就是供给，需求就是需求】，而K方面投资的减少，是降低的，而不管怎么说，这些供给方面的影响并非来得像需求那么的快捷，所以当期在ys-p-yd model中有p下降。 4.为什么说政府贷款担保可能是代价昂贵的方式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水平十分令人担忧。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资产负债比例有的高达80%以上，政府隐形债务负担过重。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多个融资平台公司从多家银行获得信贷，形成「多头融资、多头授信」的格局，银行有时难以把握地方政府的总体负债和财政担保承诺情况，造成债务管理非常混乱。
地方分行不得不面临来自地方政府以及自身盈利冲动的双重压力。
上述人士介绍，2009年，工行、中行以及一些股份制银行诸如兴业，在土地储备贷款领域就大显身手，工行、兴业土地储备贷款投放分别约30亿、20亿。
在地方政府市政冲动及同业竞争压力之下，商业银行难以“明哲保身”。上述国有银行人士坦言，“你不做，就意味着放弃整块市场。”
而大量的此类项目，能顺利融资的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的风险背书，财政性的担保使得金融机构在评估风险时更放心。而担保重担需要从政府身上转移到企业主体上时，能否找到足够分量和数量的地方企业，将成为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共同面临的难题。 5.交易员经纪人
经纪人，通俗点理解相当于客户经理，当然了，不是客户经理也可以是经纪人，说白了，就是做业务的，比方说，你朋友是XX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他公司就是做外汇黄金的，你通过他在他的公司开立了账户，他负责对你的日常维护等各种工作，他就是你的经纪人。 交易员，以上交所为例，普通人是不能直接在上交所开户交易的，上交所会给很多经纪公司会员席位，经纪公司就可以直接进入上交所交易了，而你可以在该经纪公司开户，通过经纪公司参与到上交所的交易中去，而经纪公司派驻在上交所交易大厅的工作人员，就是交易员，你的交易事实上就是传达给他们，由他们帮你完成的，你只需要下达指令就好了。(这两个其实不难，建议你看一下刘青云的《大时代》，那里面你可以看到香港交易所，那大厅里面穿着红马甲的就是各个公司派驻的交易员，当然，他们同时也可以是自己所属公司的经纪人，再就是看下CCTV2的财经新闻，美股交易所里那些围着大屏幕忙活的家伙也是交易员啊)。还有一种交易员，就是交易所里的交易员，他们仅仅负责交易，是不能做经纪的，所做的工作类似于把各个经纪公司的交易进行撮合、统计、完成交易等。
至于操盘手，也主要是两类，一类在各经纪公司，由于很多客户不懂或者没时间交易，就可以委托该公司的操盘手代为操盘，现在国内股票和期货好像不允许代客操盘了，但是私下应该还是有的，黄金和外汇都还可以有操盘手，国家好像没有明令禁止，这类操盘手根据风险和收益分配的不同，也分很多档次，不再赘述;另一类操盘手，主要是大户或股票所属公司，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根据公司或者大户需要，动用大量资金操纵股价、汇价，比如一家上市公司，他想利用自己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上圈更多的钱，他们就会雇佣一批操盘手，由一个策略指挥小组制定策略下达指令，操盘手统一行动，通过操纵股价的涨跌来达到其圈钱的目的，当然，这是法律不允许的
第五篇：通货膨胀与价格管制
通货膨胀与价格管制：谨防一错再错
——在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2次报告会的发言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08年3月10日 星期一
最近的情况是，在通胀指数继续走高的形势下，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依然很快，一方面政府实施了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具体看，2008年1月CPI同比增7.1%，PPI增6.1%，而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18.94%，人民币贷款增16.74%，而银行的外汇贷款增加42.59%。这是在宣布从紧的货币政策之后发生的，容易使人认为“从紧政策”还有灵活余地。
也是在2008年1月，政府宣布“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到1月底，全国31省市全部实施了临时价格干预。这个事情也不是那样大，因为只是临时措施，还不是价格冻结。无非就是提价要报批，不过对于敏感的商品，不那么容易批准就是了。
这两件事看来都不大，还是小问题。但是组合到一起，小问题有变成大问题的危险。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实际动向没有充分体现从紧的决心;另一方面，对市场的相对价格又实施了某种程度的管制。这样“松货币供给，紧价格干预”的政策组合，不是一个好的组合。
在认识上，还是把货币总量引起的价格总水平上涨，与相对物价变动混为一谈。近几年来，“结构性”思维一直流行，从“结构性过热”、“结构性房地产泡沫”、“结构性股市泡沫”，一直到最近的“结构性物价上涨”。经济生活里永远有结构性问题，但不能因此忽略对总量形势的观察和判断。比如以“结构性物价上涨”的角度看问题，会认为无非就是一部分物价在涨，只要对症下药，管住了这部分物价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价格管制措施的思想根源。
价格管制会有什么效果呢?标准的分析说，偏离市场供求决定的价管制会产生不平衡的“缺口”。一般而言，政府管制的价格水平如果高于市场供求价，比如市价10元的商品，政府出于某种原因认为偏低，非规定要15元才可以成交，那么这种商品的需求量就要减少，供给量就增加，于是出现供过于求的“缺口”。反过来，管制价格低于市价，就出现供不应求，因为此时需求变大、供给变小。
这个分析的好处是简明，让大家直观地了解对市场价格施加管制的后果。缺点是，现实的物价管制有许多具体形式，比如有些管制措施并没有直接干预价格，只是限制市场中人的某些行为，或限制市场合约的非价格条款，等等。这些看起来不是价管的办法，最后也要影响到价格走势。这要求我们在观察现象时，作变化的处理。
今天我们简要讨论几种商品的价格管制及其效果。第一个是电力。电是非常基础的商品，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的。但是电的矛盾有多年了，主要在定价机制方面，发电用煤的价格已经放开，但电价还由政府管制。市场煤价一直在变，可是政府决定的电价就远不能灵敏反映市场供求。2004年国家发改委有一个煤电价格联动方案，规定如果市场电煤的价格上升超过5%，其中30%由发电公司自己消化，70%由国家调高电价来补。但是这个方案一直没有执行，使这几年煤电之间的矛盾年年都成为一个大问题。
2007年以来的情况是电煤的价格大幅上升。比如浙江绍兴的电煤要820元/吨，广州更高达1000元/吨。在这个情况下维持电价不变，发电就没有积极性，政府把发电作为政治任务来部署，问题是可以坚持多久?煤与电的矛盾早就存在，本来也要解决，无奈通胀一来，为了抑制物价上涨，政府更不敢同意提电价，这势必使电的供不应求更加严重。
煤价固然是市场供求决定的，但其中也存在非价格管制的影响。年前我在山西听到反映，随着矿难的升级，关闭小煤矿的行动也升级。过去已经把10万吨以下的煤矿都关了，后来关20万吨以下的。去年洪洞煤矿特大矿难导致105人遇难，结果要求30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关闭。矿难当然必须坚决治理，许多小煤矿的安全设施差，出事故的风险高，所以关闭也是一项重要政策。但是事情有另外一面，中小煤矿对煤炭供给量在边际上的影响很大。30万吨以下的煤矿中，也有安全设施达到标准、在过去各类检查中也办齐了许可证明的。一道命令说关就关了，也许安全风险减小了，当对生产的影响就过大。这里不讨论矿难治理政策，只是说明，煤价虽然是市场形成的，但其中也有类似价格下限管制的影响，其效果是把煤价顶起来的。
第二是粮食。迄今为止，全国市场粮价上涨的幅度较低，差不多是所有农产品中价格涨幅最低的。2008年1月份的价格指数，肉禽升41.2%，猪肉58.8%，鲜菜13.7%，粮食只5.7%。粮价涨幅最低，是因为连年粮食丰收，粮库充裕，而从去年下半年后，国家粮库向市场大量拍卖粮食，压住了市场粮价的上升。这当然很重要，因为粮价的影响大，如果粮价像猪肉那样涨，对整个CPI的冲击就更大了。
但是，这样的粮价态势，对未来粮食生产也有某种不利的影响。因为政府靠大手拍卖库存，与对粮价实行上限价格管制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政府对待别的农产品如食油、猪肉等，并没有使用同等的调控手段。反映到市场相对价格上，就是粮价上升偏慢，成为一个“低谷”。这对来年的粮食生产，就不是刺激增产的，而是减少生产的信号。加上政府对粮食生产的投入品如化肥、农药，也不能靠卖库存压价，所以这些投入品价格涨得远比粮价凶。南方下雪的时候，我们在浙江衢州访问1000亩规模的种粮大户，前几年他们一亩地的净利达300-400元，去年就减到100元以内。这预示2008年继续增产粮食的经济诱因不足。
更重要的是，考虑粮食问题不仅要考虑生产，还要考虑一旦农民的通胀预期起来以后，就是多生产了粮食，也不愿意多卖。农民通过惜售来对付通胀，因为晚一点卖，预期的价格还要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就成为农民反通胀的手段。不可看轻了，每家农民少卖几袋、多存几袋粮食，加到一起对全国市场的影响就不得了。
以上提到的电力和粮食，直接间接都是上限价格管制，就是政府不准卖得贵，效果是抑制生产，减少生产和供给的意愿。同时，经济生活里还有实施下限价格管制——就是不许东西卖得便宜——的情况。这里分析的第三个例子是劳力，因为已经开始出现不许劳力市价过低的管制倾向。 大家知道，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开放竞争的。不过，也已经有了最低工资的管制。就是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规定了人工的最低工资标准。经济分析说，只要规定的最低工资与市场供求决定的水准间相差不远，“最低工资”对劳动力供需的影响就不那么大，因为政府管制的价格靠近市价水平，没有严重偏离，等于为劳力市场提供了一个标准合同。有时候劳务的供需双方，要发现合适的价格也很麻烦，干脆照最低工资起薪，还节约了一些交易费用。这是前几年很多地方的情况。
但是通胀指数上涨、特别是对工人生活影响极大的食品价格飞涨之后，新问题就出现了。有的地方最低工资的调整跟不上物价的变化，企业如果还是按过去规定的最低薪水付薪水，工人就不干，因为他们的收入赶不上食品这类“打工成本”的上涨幅度，这时“最低工资”就变成了劳务的上限价格管制，有打击劳动供给的效果。另外一些地方，大幅提升最低工资来应对通胀压力，试图在通胀条件下维持下限价格管制。还有一些地方，已经提出要把通胀指数与最低工资挂钩，也就是对最低工资作通胀指数化的处理，使之可以自动反映通胀的变化。这后两种情况，相当于对劳务实行下限价管，有造成供大于求的效果，值得认真观察。
当下反应比较强烈的，是国家对劳力市场的非价格管制，特别是从2008年1月生效的新劳动合同法。最近差不多家家都在谈，且受影响的还不单单是“企业”，还包括所有的“用人单位”。这个法案涉及的面很宽，需要专门讨论。这里只讨论它与通胀形势的关联。以最近了解的一个情况为例，港口一周七天都有船来，所以每天、包括周六和周日，都需要人工装卸。如果法例规定凡假日工作一定要加薪，那装卸的人工成本就高了。这样法定的条款，虽不是直接定价，但等于是一种非价格管制，人为提升人工成本。类似地，强化就业保障以及对劳动合同的法定干预，也有类似效果。
舆论容易认为，通过法律干预人为提升劳动报酬的办法，对工人有利。但是仔细分析，对劳动关系的价格和非价格干预，除了有利于劳动者的一面，也还有不利的一面。因为劳动者固然可以依法提升劳动收入、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就业保障，但由于这些立法限制相当于一种价格下限管制，它在提升人工价格的同时，也有减少对劳力需求的效果。这就意味着就业空间因此减少。这两面并存的正负效果，究竟孰轻孰重，要看具体环境。我国的情况是，虽然出现了局部地区“民工荒”，但每年新增就业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有报道说去年毕业的500万大学生，尚有100万还没找到工作。今年从“用人单位”的态度看，招工会更犹豫。本来，日趋激烈的产业重组、升级和调整，势必带来相当规模劳力的转岗和下岗。在这种情况下，在有岗位工人的利益提升与不得就业之门而入的工人利益之间，要有更谨慎的平衡考虑。从南方的情况看，因为市场变动带来的就业压力已经很大，加上新法规对就业量可能的影响，2008年增加就业的形势非常严峻。
第四是土地。这个问题我们在过去的“CCER中国经济观察”上讨论过几次。去年政府宣布城镇居民不得购买农村的小产权房。这个政策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不妨问，农民为什么要把小产权房卖给城里人?原因无非是城里人出价高一点。所以，不准出售就限制了小产权房的卖家即农村人的利益。再问城里人为什么要买小产权房?原因无非价格相对便宜一些，政策不准城里人买，等于要他们买贵的，损害了城里人的利益。中国人不是农村人就是城里人，禁止小产权房卖给城里人的政策同时损害了城乡两个方面，所以从根本上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政策。当然这也许只是暂时的“叫停”，因为目前情况比较乱。农民土地一到流转的环节，非要“集体”出面不可。而“集体”制——正如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所显示的——并不能自动保证农民的利益。像小产权房交易这样的事，到底农民得了多少，“集体”或少数村庄权力人物又得了多少，完全没有章法，不得已叫停一下也有道理。
要讨论的是，维持国家征地和独家向市场供应建设用地的体制，实质上也是一种对土地要素实施下限价格管制的制度。它人为降低了土地供给之间的竞争，推高了地价。过去我们分析过，地价是不能决定房价的，因为房价首先由需求决定。不过给定市场对房屋的需求，地价越高，结果只有高价位的房屋需求才优先得到满足，于是观察得到的房屋成交价，就都是高价位的了。一面希望房价不要升得那么快，一面又规定土地决不能卖得便宜，这无论如何是加不到一起的。
上面我们讨论的四种产品，电力和粮食是产出，劳力和土地是投入的要素。很有意思，目前的情况是对产出品实行价格的上限管制，也就是政府为了控制物价水平的过快上涨，用行政命令或法律手段限定了产出品的最高价位;同时又对投入的要素实行价格的下限管制，就是不准卖得便宜。 这样两种价格管制的结合，将有什么结果呢?我认为最明显的后果就是打击生产。这其实是不难明白的——出售之物不得低于市价，投入之物又必须高于市价，两头挤压生产者，人家还不是只好减少生产、退出生产?上世纪80年代中期，饲料粮价格先放开，但生猪还按政府定的低价收购，当时江苏农民就发牢骚说，“议价饲料平价猪，谁养猪谁是猪”。现在的“饲料”不但市场议价，而且非贵过市价不可，那岂不是“谁养猪谁还不如猪”了吗?
这就是为什么说小问题可能变成大问题。因为通胀和通胀预期一旦起来，即使果断地釜底抽薪，紧缩货币供应量，已经发出去的货币和已经启动的通胀预期，还是要在市场上起作用。所以，通胀一旦起来，一般不会马上下去。这个时候，鼓励生产、增加生产很重要，因为只有拿出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才能对付市场上已经偏多的货币购买力。在这个紧要关头，不当价管打击生产，无异于为通胀火上浇油。
这里有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在通胀的背景下，还要不要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功能?我们注意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发改委坚持2008年要提升中国的能源和资源价格，校正长久以来的价格失真。这是对的，否则什么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统统不过喊口号而已，没有经济机制要求人们普遍如此行为。但是通胀指数高了之后，政府的第一位任务转向“摁住”物价，原定的价格改革——包括电价调整——不得不押后。
但是，我们认为物价管制不但替代不了货币管理，也永远消除不了通胀。相反，即使在通胀的情况下，也要充分发挥价格机制调节供求的作用，特别不能用不当的价管组合来打击生产，那样只会助长通胀和通胀预期，从而延长甚至加剧通胀。此事知易行难，70初美国尼克松总统在“石油危机”冲击后，宣布冻结美国的石油和工资价格，可是因为货币过多的问题没解决，结果物价管制打击了供给，使“短缺”更加严重——人们都增加了囤积货物的倾向。等到物价管制实在守不住，通胀指数立刻迅猛上涨。这说明，气温高的时候试图把“气温计”压住，于事无补。瞒天不能过海，不准确的气温计，谁也不会当一回事，大家凭感觉行动。
现在的困难是，人们对“从紧”的货币政策还有很大的保留，因为看到美国经济和国际市场下行的风险增加，中国的出口部门正面临严重调整，也出现了企业搬迁、就业困难等新问题。在此压力下，更倾向于“灵活的”货币政策，不时要求增加货币的供给。另一方面，传统思路又总把通胀看成物价现象，习惯用管制物价的办法来“治理通胀”。到了物价管制的层面，再来一个投入品限低价、产出品限高价——所有这些因素凑到了一起，有可能有大麻烦。好比一口锅，已经烧得很热，但下不了决心撤火，反而锅下加把柴，锅上压个盖。那样的结局，不是把饭烧糊，就是把锅烧炸。因此，如果说“松货币”是一错，“紧物价”就是再错。对付通货膨胀要谨防一错再错，考虑“釜底抽薪紧货币，松动价管促生产”。
(本文是在2008年2月24日北大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2次报告会上发言，作者做了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