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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管理论文 篇1：
主权国际货币体系之殇与人民币救赎
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但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中国的金融资源为美元融资提供了一个替代选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需要人民币的参与
金本位制（指的是传统上的金币本位制，亦称为纯粹的金本位制。在该制度下，各国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货币含金量，两国货币含金量的比率即为决定汇率基础的铸币平价）崩溃之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主权货币时代。从金汇兑本位制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美元本位制，主权国际货币体系的形式不断演进，但其固有的流动性缺陷却并未得到解决，甚至在认识上尚存在一定不足。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储备货币发行国在保持币值稳定与满足国际清偿力之间存在矛盾，即“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其会导致国际流动性的周期性过剩和储备货币贬值，同时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
因此，既往的国际货币体系设计偏重于保持汇率的稳定性，试图通过不同的制度化安排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但需要注意的是，从汇率角度设计的国际货币体系忽略了国际流动性的结构性短缺问题。
一般来讲，主权货币国通过经常账户逆差向全球提供流动性。根据宏观经济恒等式，一国的经常账户是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差额，主权货币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反映的是国内私人部门（住户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储蓄-投资缺口或政府赤字。因此，从本质上看，主权货币国提供的国际流动性相当于其自身加杠杆，而不论私人部门还是政府部门，其加杠杆的空间都存在上限，所以从长期看主权货币体系的流动性供给是有限的，会受到储备货币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流动性供给能力的制约。这种内在约束造成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时期内全球流动性不足和通货紧缩趋势，这即是主权国际货币体系之殇。
周期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
在主权国际货币体系下，全球流动性需求由各国经济金融状况决定，而流动性供给则由储备货币发行国根据国内经济状况和政策需要决定，这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全球流动性供给与需求的目标函数不匹配，集中表现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流动性两难困境。一方面，储备货币发行国需要通过货币输出来维持世界经济金融秩序，其在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往往会导致国际流动性的周期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受主权货币国控制通胀的内在要求和流动性供给上限影响，全球流动性在某些时期内又会出现结构性短缺并输出通货紧缩。
从历史上看，当主权货币国提供的流动性能够满足国际交易、清算以及储备等需求时，如果缺乏制度约束，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中央银行受本国财政支出增长以及刺激经济发展需要等影响，往往倾向于超额印发货币，进而输出通货膨胀。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主权货币体系流动性周期性过剩的倾向。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在汲取70年代滞胀教训、面对以利率市场化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大背景下，主要经济体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经历了深刻变化，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即是更为明确地宣布将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在此背景下，储备货币国的货币政策乃至流动性供给受到了有效约束，虽然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亦时有发生，但全球经济总体上经历了一段高增长、低通胀的“大缓和”时代，直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平衡。
从长期来看，主权国际货币体系的流动性供给是不足的。根据姚余栋等（2012）的研究表明，国际流动性供给受到储备货币发行国资产持有量和货币政策目标的制约，而主权货币国持有的资产是有限的，这就决定其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提供的国际流动性存在上限约束。尽管牙买加体系下储备货币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流动性短缺的问题，但随着世界经济体量的不断扩容以及贸易、投资、储备等对国际货币需求的日益增多，国际流动性供需之间的矛盾会日益突出，最终难免走向流动性短缺和通货紧缩的趋势。
此外，还需注意的是，储备货币国的流动性供给可以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部分，在总量既定的情况下两者之间呈现一定的此消彼长关系。因此，储备货币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具有国际溢出效应，特别是当主权国际货币国与其他国家（主要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周期不同步时，这种溢出效应会加剧金融市场动荡进而对国际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与SDR
从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应保持币值稳定和供给充分灵活，最为重要的是其供给需超脱于某一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状况。从该角度来看，主权国际货币体系只是为解决特里芬难题和流动性之殇而进行的帕累托改进，并不是帕累托最优。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进入深刻的再平衡调整期，主要经济板块间分化加大，国际金融市场受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影响震荡加剧。应该说，次贷危机发端于美国，却成为全球的问题。这也引发了对美元体制的思考和改革呼声。
国际上主要的观点有三种，一是以麦金农教授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强调美元本位制自身具有较大的弹性，认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朝着改进美国货币和汇率政策的方向努力。二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提出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方案，其认为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未来应充分发挥SDR的作用，拓宽SDR使用范围。三是储备货币多元化方案，其曾在欧元诞生之时就被广泛关注，后被不少学者评定为是一种更为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路径。
应当看到，从本质上来讲，美元本位制的重建和储备货币多元化方案仍属于改良版主权国际货币体系范畴，其仅能成为一种短期救赎，而要从根本上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最理想的方案是创建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能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和实现共赢的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实现全球流动性的有序供应和管理。
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但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应该看到，SDR符合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但需要从加强SDR充当计价货币和清算手段的作用、增加SDR发行量、改进SDR分配方式、拓宽SDR使用范围等方向继续努力。
国际货币体系扩容与人民币救赎
虽然主权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在缺陷，且近期国际金融市场受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影响波动加剧也使美元体制颇受诟病，但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并非一日之功，其既需要体制机制的支持，也需要克服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下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在现有背景下，平稳渐进性改革是较为现实的选择。鉴于此，短期内可行的帕累托改进是加强对美元体制的约束和制衡，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同时积极推动SDR的扩容。
从历史上看，以往对金本位制的最大诟病在于，黄金生产和供给的有限性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交易需求。英镑和美元的先后崛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本位制下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但随着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对英镑和美元的交易和储备需求日益增多，自然就会产生对主权国际货币信用的担心。此后经过长期探讨和协商，在1976年“牙买加协议”（Jamaica Agreement）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在该体系下，德国马克、日元乃至欧元的先后崛起都在不同程度上补充了国际流动性。但从本质上来讲，不论储备货币体系内部结构如何变化，国际清偿和储备需求最终仍要靠国际货币的输出来满足，其需要不断补充国际货币来获得短期救赎。
现阶段，中国的金融资源为美元融资提供了一个替代选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需要人民币的参与。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跃居世界第二以及相关金融改革的快速推进，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开始驶入快车道。从货币功能看，目前人民币已经被广泛用于跨境贸易和支付结算，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可以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投资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衍生品，人民币已初具储备货币特点。从使用范围看，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已经从亚洲拓展至欧洲和美洲。2014年，人民币跃升至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香港、新加坡、伦敦等地人民币离岸市场快速发展，纷纷设立人民币清算机构;中国央行先后与20多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额度接近3万亿元;澳大利亚、尼日利亚等央行已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资产。应该看到，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多元化扩容正在发挥重要作用。
不少国内外学者也就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进行了研究论证。一般认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正处于高速增长的起步阶段，但仍受到人民币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可兑换、国内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提升等条件制约。不过，也有学者提出，虽然成熟的国际货币必然是可兑换的，但货币国际化的起步阶段并不一定要实现完全的自由兑换，人民币广阔的市场需求推动因素强于不充分可兑换的限制因素，各项金融改革可以协同推进。
应该看到，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增多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市场的自发选择。世界需要人民币，需要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扩容来增加流动性供给。2015年，SDR货币篮子将迎来新的调整，这也是人民币加入SDR进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历史机遇。面对选择，我们需要权衡利弊，趋利避害，既要肩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争取国际货币的话语权，也要加快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等配套金融改革，并对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做好充分准备。
姚余栋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付竞卉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供职单位无关
作者：姚余栋 付竞卉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管理论文 篇2：
金融丛林中，中国如何推进货币改革？
作为今年G20的主席国，中国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加上2015年10月1日人民币加入SDR，似乎让人看到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线曙光。
7月23日～24日在成都举行的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是G20杭州峰会前的最后一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万众瞩目。作为今年G20的主席国，在接任之后，中国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这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继续推进。而此前的主席国澳大利亚，几乎完全搁置了这一议题。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不断被提起的老话题，但推进异常缓慢。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更多的人看到，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是一艘千疮百孔的船，很难载着世界经济驶出整体衰退的大潮。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下，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的重启，加上2015年10月1日人民币加入SDR，似乎让人看到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线曙光。曾任哥伦比亚财政部长的美国经济学教授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甚至认为中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国，是推进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契机，可以改变美元“独霸江湖”的局面。
但也许，这些看法过于乐观了。
两个方案
国际货币体系关系到各国在全球金融中的话语权，它的改革是各个国家利益的重新分配，自然举步维艰。相对于其他领域，金融领域的丛林法则更加赤裸裸，一些事情近乎荒谬，但因为这个领域过于专业和技术化，它本质的凶猛和极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方式变得朦胧又温和。
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早在1972年就已经崩溃，但实际上，一直到现在，世界并没有建立新的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推翻，1976年后开始实行的牙买加体系依然坚持着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因此也被称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当金本位难以为继之后，美国和英国各推出了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即美国的怀特方案和英国的凯恩斯方案，怀特和凯恩斯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两个方案的大部分是一致的，唯一的不同是凯恩斯建议创造一个新的全球货币，实质上是要构建全球央行，发行全球货币，也就是说，所有的主权货币都以全球货币为核心。而怀特的建议实质上是以美元为核心，确立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但要求美元和黄金挂钩，当时大部分黄金都在美国。
事后看来，显然凯恩斯的方案更合理。但因为当时正处于英国国力下降，美国国力全面超过英国的阶段，美国更有话语权，所以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采用了怀特方案。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但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和怀特方案本身存在的问题，美元和黄金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这套体系已经难以运转，于是美元和黄金脱钩。而怀特方案对美元的限制，正是它和黄金挂钩，当美元不再受黄金储量限制，而又是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时候，谁来限制美元？没有办法。于是美元不断贬值，作为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它的大幅度贬值，让其他国家遭受了很大损失。
后来法国发起，有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欧元、日元、英镑和美元一起，构成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说，虽然美元依然占很大比重，但欧洲、日本和英国，从美国那里分了一杯羹。这就是一直到现在还在实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显然，世界上其他国家依然遭受损失。但因为当时西方七国集团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70%，掩盖了可能带来的全球经济风险。
这套体系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这些国家的货币都不再和黄金挂钩，成为主权信用货币。但主权信用货币有着巨大的信用风险，欧债危机让人们尤为担心这些货币的稳定性。
国力的变化
因为当年西方七国集团占世界经济比重较大，不再遵守和黄金挂钩的变形的怀特方案虽被诟病，但依然还能维持。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迅速缩水，新兴发展中国家则不断崛起，两者的经济体量开始势均力敌。这时候，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性格外刺眼。G20集团成立于1999年，但只是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才真正成为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
为了从危机中复苏，美国、日本还有后来的欧洲，都实行了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显然，新兴国家承担着发达国家的损失，量化宽松的做法被斥为以邻为壑。但这些新兴经济体全都无能为力。随着危机的发展，在危机之初经济依然繁荣的金砖国家，也慢慢被拖入深渊。
人们一度认为，几轮量化宽松之后，美国和欧洲会慢慢恢复，特别是美国，人们对它的科技创新体制充满希望。美国经济确实也有了起色，甚至开始加息。但从今年的经济数据看，就业指数依然低于预期，7月份数据显示消费者信心不足。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欧洲经济的依然低迷，让人们看不到世界经济的前景。
世界经济失衡是结构性的，如果国际货币体系不改革，我们很难期待世界经济能再次迎来它的春天。
从2008年到现在，8年过去了，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任何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底曾提出一份修正案，以增加新兴市场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份额。但因为修正IMF协定需要占投票权85%的成员国接受才能生效，而美国在IMF中占的投票权比重是16.74%，也就是说，只要美国不同意，这一改革就无法实施，而美国国会一直没有通过这一方案。2011年时，法国也曾力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但因为欧元区危机不得不搁置。
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就国际金融框架达成共识，美国也认识到改革和完善现有国际金融框架的重要性。这是中国成为轮值主席国后，重启国际金融架构组的大背景。中国也得以加入SGR。但达成改革意愿的共识容易，如何改革却很难有共识。
欧元区相当于在一个区域上实现了凯恩斯的设想，也曾一度欣欣向荣，和美元抗衡。但因为欧盟各国只能实现货币一体化，在财政上还依然是各自为政，欧元最终遭遇了它的滑铁卢。对世界各国来说，实现财政一体化更是不可能的，所以，凯恩斯在当时看来完美的方案，现在看来，也不是长久之计。
如何对怀特方案再次修修补补，让已占世界经济总量85%的G20能有和各自经济体量匹配的金融话语权，共同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实在是一道难解的题。美国会放弃自己的某些利益吗？不到万不得已，恐怕不会。历史早已证明，当世界选择方案的时候，并不一定选中最合理的那个。在不对等的金融话语权中，强者永远享有巨大的红利，而经济实力，和一国的综合实力并不能画等号。
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今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央行副行长易纲的发言像是对杭州峰会的一个预热。他甚至提出了金融框架做的不对，是有道德风险的，而这道德风险最终将由国家承担。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对需要研究改革的领域达成了一致。但不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的改革，还是管理因为QE引起的大量的跨境资本流动，还是加强SDR的作用，似乎都很难有质的推进。金融话语权的分配改革是如此艰难，9月的G20杭州峰会，不大会让那些抱着巨大希望的人真正如愿，因为改革将是缓慢而漫长的。
对中国而言，想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还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当1993年中国放开经常项目的时候，可能绝大部分人都没想到，到今天资本项目还没有放开。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意识到，国际金融风险是如此巨大，正因为还没有放开资本项目，中国才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给了中国警示。人民币国际化和离岸中心建设的长期目标不会改变，但一定要把步子走实了。这不像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可以用倒逼的方式。
这些年，人民币国际化的步子不可谓不快，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到跨境支付体系的建立，从放开利率管制到实行企业外债备案制，从上海自贸区到深圳前海试点。但离最终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
因为去年离岸人民币市场出现几次异常波动，人民币国际化被认为在央行的政策优先次序中的位置有所下降。央行现在似乎更注重汇率稳定和国内金融稳定。
虽然舆论普遍认为，英国脱欧后会对中国经济依赖更大，有利于中国经济，但显然，作为第二大人民币离岸中心，英国离开欧盟后，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削弱伦敦人民币离岸中心辐射欧洲的能力。英国脱欧的影响会慢慢发酵，在金融领域，这影响是复杂又深远的。甚至有分析认为，英国脱欧，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布局。
一方面，中国要谋求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要推进“一带一路”，要建设亚投行……都需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但世界不断加大的金融风险，又要求人民币国际化要谨慎再谨慎。在金融的丛林中，中国腾挪的空间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
作者：杨军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管理论文 篇3：
人民币国际化,要付出巨大成本
2010年6月底，人民银行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境外地域由港澳、东盟地区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具有地缘优势的昆明近日宣布要全力打造一个区域性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中心。7月底，人民银行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签订中国第八个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种种迹象表明，人民币国际化正在稳步推进，未来将会有更大的实质性发展。
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的风险日益显性化，中国成为美国和美元的“人质”。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一种摆脱困境的方式，成为中国政府日益重视的政策议题。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垒球金融利益的重要布局，人民币国际化与区域货币合作，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成为中国全球金融战略的三个方面。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可以更加主动掌控的金融布局。在区域货币合作方面，中国、日本和韩国在亚洲货币合作上(特别是清迈倡议多边化和东亚外汇储备库)进展不小，但并没有发挥实际效力，且相互竞争明显。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代表性得到。一定的提高，但是仍然被美国和欧洲所限制，未来前景不明朗。在本币国际化、区域货币合作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三位一体的全球金融战略构建中，本币国际化最具主动性。
本币国际化是摆脱美元陷阱，建立金融自主权的重大战略。一个货币如果成为国际货币，那它将扮演计价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备等核心功能，可以有效降低本国企业的外汇风险、提高本国金融机构的融资效率和竞争力、促进对外贸易，甚至可能征收铸币税。对于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可以摆脱美元陷阱，即可以防范美国通过战略性对内贬值(通货膨胀)和对外贬值(汇率下降)导致外汇资产价值下降和债权大幅缩水。
但是，本币国际化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也是一个巨大成本的长期过程。人民币国际化的首要基础条件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在资本项目43个子项目中，中国已有12个项目完全可兑换，有16个项目部分开放，还有15个项目不可自由兑换，中国的资本项目还有一半以上尚未自由兑换。人民币自由兑换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将由市场决定，根据目前的市场预期，人民币由此将大幅升值，这并不是政府和企业所愿意接受的。资本项目开放之后，资本流动的频繁程度加剧，可能出现资本逃逸和热钱涌入等问题。
但对于中国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战略选择，即便是充满挑战，也应该积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我们应该方向明确、积极主动、循序渐进。
首先，国内应该深化改革，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基础。一是深化资本项目自由化改革，推进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特别解决好外商直接投资(PDI)、投资组合等的跨境流动和金融市场开放等问题。二是加快金融体系改革，特别是放宽金融机构的准入和提升金融行业的竞争水平，以待外资进入时能够进行强有力的竞争。三是大力加快金融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建设，一个货币的活跃程度需要一个深化的债券市场来实现，一个多头管理、规模偏小的债市是无法适应本币国际化要求的。四是抓紧建设人民币结算清算体系并完善法律法规，创造本币国际化的技术和制度框架。
其次，从小到大、从简到难，积极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一是夯实双边(或多边)货币互换协议，截至目前，中国已签署八个本币互换协议(8035亿元)。二是强化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功能。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已扩大至垒球，但是，建立一个多币种、全方位跨境支付清算体系仍有待时日。三是加大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发行。鼓励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目前国家开发银行等已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但规模相对较小，鼓励国外机构来华发行人民币债券，即熊猫债券，这有利于将对外提供资金、规避汇率风险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相互结合。
再次，人民币国际化应该遵循周边化、区域化和国际化渐进次序。人民币的周边化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港澳台地区和蒙古、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国内人民币流通量都很大，但目前还缺乏相关清算机制。在亚洲地区，人民币的影响力和使用范围也在扩大。就人民币国际化而言，比较合理的方式是先周边化、再区域化、最后再国际化，短期内避免跟美国发生正面的冲突，又能在周边地区、亚洲地区树立稳定货币的形象。
最后，人民币国际化应该与区域货币合作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相统一。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机制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途径，比如发展亚洲债券市场，对于发行人民币债券是极其有利的。本币国际化可以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相统一，比如积极推进“超主权货币”，改造特别提款权(SDR)，使人民币成为其货币篮子的一个币种。
作者：郑联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