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如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如何走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道路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既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层的理论渊源决定的，又是由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活动所决定的。实践表明，要实现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其核心在于面向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倡导独立自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运动。
如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 篇1：
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研究述评
摘要：自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研究不仅数量庞大、观点纷杂，而且呈现出逐年递增、热点频现的趋势。如何准确地把握其研究现状、分析其研究变化和规律、追踪前沿热点和动态，就成为当前进行民主研究重要的前提性工作。借助中国知网CSSCI核心期刊数据库，检索2000年以来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研究”为主题的相关文章，通过梳理分类并展开综述，以期对当前的民主政治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政治建设
DOI：10.15938/j.cnki.iper.2016.04.007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呈现出新常态，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研究也成为学界和理论界密切关注的焦点。其实，从更长的时间视角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研究自2000年以来开始进入到一个高产稳产、创新出新的新阶段。众多的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长期以来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展开研究，取得了特别丰富的研究成果。因而有必要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研究展开回顾与展望。基于此，本文在对中国知网CSSCI核心期刊的检索分析基础上，试图对20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研究展开综述，以期助益于当前和以后的研究。
一、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研究的概况
我们将基于2000年以来的15年时间长度作为纵向坐标，以中国知网CSSCI核心期刊的内容范围为横向坐标，绘制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研究的坐标系。通过观察其宏观的增长速率、模块划分和动态变量，分析其微观的研究焦点和辐射点，总结归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研究规律，描绘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的研究地图，从而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研究的总体概况。
1.研究数量统计及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展现出2000年以来的15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研究数量及其变化，我们通过控制时间段变量的方法，对检索数据作进一步地对比、统计和分析。
从宏观上的数据来看。设定以2000年1月1日到2014年12月31日为时间节点，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上进行高级检索，共得到1984条结果。而设定1985年1月1日到1999年12月31日的时间节点，共得到669条结果。也就是说，2000年以来的15年间比2000年之前的15年间的研究成果量增长了约296%，在保持着高速的上升惯性的同时，也保持着较为稳定的较高产量。近十五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巨大的提升，是名副其实的学术研究热点和焦点。
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为主题关键词，以每五年为时间节点，进行高级检索。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一方面，各数据库的文章和论文数量也是逐年攀升。其中，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的增长最为明显；另一方面，各数据库占总量的比例不同。學术期刊类文章数量占相对多数，占总量的53.7%。然后依次是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国内会议论文。各类来源数据库虽然比例大小不同，但是它们的文章数量也是逐年递增的，甚至是每隔五年呈现翻倍式增长的趋势。
2.研究方法概况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研究方法层面来看，规范化的定性研究依然是主流。但是，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研究方法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更加新态化的特点。
（1）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依然占据主流位置，尤其是在学位论文当中最为常见，不胜枚举。但是近年来，注重实证经验、注重问题发现、见微知著的经验研究逐渐流行起来。经验研究跳出传统规范研究的藩篱，选取一个典型的地区或者案例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访谈、调查、现场观摩等形式，收集和分析原始材料，描述和整理问题现象，以个性探讨共性、以个案透视整体、以微观投影宏观，重视问题的发现，进而对民主问题的解决产生启发，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做出预测，为顶层设计和决策提供实证经验。经验研究的方法最常见于基层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研究当中。可以说，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并重是未来民主问题研究的重要趋势之一。
（2）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也是质化研究，主要是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整体或某一方面的解释、建构和意义研究，多以大量的逻辑推演、历史事实作为主要内容基础，具有明显的思辨性和概括性；定量研究也称为量化研究，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主要着眼于对具体现实资料数据的研究，具有明显的预测性和探测性。传统和主流的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定量研究的成果。我们发现，采用定量研究的文章往往选取更微观的視角，经常以案例研究作为基础，为我们提供更为直观的数据，使民主研究更具科学性和现实性。
（3）比较研究方法广泛运用
比较研究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研究方法。通过横向对比研究，从而揭示出各种民主形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突出民主的特点和本质研究。常见的比较研究方法的论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与西方民主对比研究、与新加坡威权民主对比研究、与印度民主对比研究、与苏联民主对比研究等。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内部也有大量的比较研究，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比较研究、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比较研究、领导人民主思想比较研究等。
（4）非常规研究方法频现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研究方法出现明显的新态化趋向。这些新态化的研究方法跳出传统规范化的定性研究，去宏观化、去对策化、去解读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些非常规、非常态的研究方法的出现和运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学术讨论和研究提供了新的启迪和思路。
3.研究视角概况
通过归纳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研究的大部分文章和论文都是以历史、理论、实践三大视角维度展开的，然后再以理论梳理、历史回顾和实践考量的研究范式进行研究。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研究由传统三大视角变得更加多元化、交叉化、本土化。
（1）学科交叉的新视角研究传统的民主研究都是基于政治学、中共党史学、马克思主义学科、法学等单一学科角度和视域下进行研究。当前多学科交叉下的新视角民主问题研究越来越流行。通过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视角的观察、分析、解读，研究和再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规律以及特点。
（2）追踪时效性和时事性的研究视角紧跟时事政治以及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变化，以新的视角解读研究民主问题。以党代会、“两会”的召开为周期，可以明显的看出民主研究热点的变化。此外，周期性的纪念周年活动、国内外发生的时事热点也会形成一些民主研究热点。
（3）本土化视角研究特色越来越突出随着多元化、多视角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研究的不断发展，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本土化”的研究趋势更为明显。在基层民主、协商民主、网络民主和党内民主的研究方面尤为明显，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更中国化的话语方式解读中国式民主，在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华民族性格中探寻中国式民主的源头和根基。
二、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研究内容概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研究内容总量特别丰富，我们不能做到研究内容大数据的一一呈现，所以我们从其内容本身进行二分法的分类，即基础内容和具体热点内容两个部分进行概述。
1.基础内容的研究
（1）三个并行研究的主题概念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十五年来的研究发展整体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中国式民主”三个主题重叠交相、齐头并进。在本质上讲，三者的内涵、外延和核心是同一的，都是对中国民主的高度指称概括。但是，三者在目标视角、表达侧重和时间先后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設是对中国民主的性质和本质的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站在制度和道路层面上的高度概括，而中国式民主则是对民主的中国特点的集中总结和参照比较。并行研究的三个主题互促互融、交相递进，不仅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点，而且共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研究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
（2）“三统一”研究2000年以来学界关于“三统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研究基本取得了一致的共识。例如：“三统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坚持“三统一”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基本方略。除此之外，大部分学者集中于对“三统一”的关系进行研究。有研究者认为“三统一”是有机统一，三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还有研究者认为“三统一”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辩证统一于人民利益。此外，还有研究者对“三统一”制度建设对策进行研究；有研究者认为创新党民关系和党法关系的制度建设是“三统一”的最重要、最关键和最佳的路径；有研究者认为“三统一的”根本点是“人民民主”和“人民利益”，人大制度是实现“三统一”的根本制度载体。
（3）“四制度”研究十八大提出“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制度建设研究一直以来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研究的核心问题。有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进行历史经验研究；有研究者对“四制度”的优势特色进行研究，例如中国民主制度鲜明结构性特点和优势的研究，通过比较中西方民主制度来凸显中国民主制度的优势特色的研究；还有的研究者对民主制度建设路径和对策展开研究，有学者得出增量推进、渐进改革和有序民主的结论，有重视法治民主建设的路径选择，或者重视程序民主建设的对策，再或者增量政治改革和增量民主的路径等等。
从总体上看，“三主题”“三统一”“四制度”研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研究的基础和主体。十五年来，学界和理论界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进行学理上的研究，丰富了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理论的内容。当前，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交叉研究、对比研究以及与时事热点的结合研究越来越多，中国民主政治的基础内容研究进入更加细化、深化的新阶段。
2.具体热点内容研究
（1）协商民主研究2003年开始，俞可平、陈家刚等学者将西方协商民主概念和理论翻译并引入中国，随后协商民主研究成为理论和学术界研究的核心和焦点。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如今协商民主问题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较为独立的研究领域。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研究，比较主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马魂、中体、西论”，即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这一观点得到学界大部分学者的认同。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历史研究，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历史源头进行理解发展阶段的研究，有统一战线起源说，有“三三制”起源说，还有很多学者持1949年新政协起源说等等。最后，协商民主建设对策研究，有四維整体制度化的推进策略，有基层治理推进策略，以人民政协为主要平台的建设策略，还有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路径选择等，此外，很多学者都持有一个共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两会”民主模式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
（2）基层民主研究基层民主的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的一大亮点和特色，新世纪以来基层民主建设研究成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的一大热点。基层民主研究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多以案例为研究对象，另一个则是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例如深圳市龙岗区“两票制”基层民主选举研究，部分地区乡镇长选举改革，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研究，四川省乡镇公推直选研究，江西乡镇长直选研究等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为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研究提供了一个微观、灵活、生动的研究视角，基层民主研究对象独特、方法灵活、视角新颖，而且注重实证、案例、经验研究，不仅对基层民主实践发展、试点推广、经验总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其它民主形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
（3）网络民主研究
网络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对网络民主的讨论和研究越来越多。2000年以来对网络民主的研究态度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最初，研究者普遍对网络民主产生质疑。有研究者认为网络民主是一种不健全的有限民主；有研究者质疑网络民主的现实性，认为其会对现实民主产生负面影响；还有研究者认为网络民主带有不稳定性、非理性等特征，不能成为最理想最现实的民主形式。后来，有不少研究者对网络民主未来发展十分看好。针对网络民主的两面性，有研究者提出了通过对网络民主进行规制安排以及技术手段，规避风险，发展虚拟现实的网络民主；还有研究者提出要通过国家、社会和公民共同塑造网络民主秩序。学界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识：网络民主或者网络平台上的民主实践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契机和亮点。
（4）党内民主研究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我们必须“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首先，对党内民主思想探源和历史理路研究。一部分研究者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民主思想来探寻其源头，还有一部分研究者通过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党内民主思想来梳理其历史发展理路，如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内民主思想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党内民主思想研究等。其次，是关于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研究。有研究者认为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有研究者认为党内民主是先导，人民民主是主体；还有研究者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发展前提，后者又是前者的发展动力。最后，关于党内民主的发展路径研究。有研究者认为党代会、党委会、党内民主制度等制度建设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关键；有研究者认为通过人大制度平台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内外互动的路径选择；还有学者认为要遵循民主发展的系统性、逻辑性、竞争性等规律，推动党内民主向纵深方向发展。
除此之外，还有其它一些热点的民主问题研究，诸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体系问题研究；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民主压力与民主风险的分析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民主建设关系研究等。通过这些具体热点民主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管窥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全貌，同时也可以发现当前民主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三、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十八大以来党领导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诸多新成就和研究新动向。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赋予中国民主政治新的内涵，推动中国民主政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有部分学者提出“中国新民主政治”“习近平新政”“习式新常态”等新概念。还有很多学者对习近平民主思想进行研究，如习近平的民主真谛理论、习近平民主政治发展路径理论、习近平民主评价的中国标准、习近平社会主义民主本质观等等研究。还有很多学者对十八大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新动态进行研究，例如，十八大以来民主集中制、巡视监督制度、党内民主监督制度、党内民主生活会建设、人大监督制度、以及基层民主和协商民主研究等新发展新变化进行研究。总之，在“物质生活的丰富使个体精神文化生活日趋多元”的情况下，2000年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政治建设出现新变化、取得新成就、进入新阶段，也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对当前研究经验进行反思和总结，对未来研究趋向进行理性展望，是当前民主政治研究的重要工作。
1.当前研究的反思
总体上看，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诸多领域实现了突破，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化，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研究内容和范围也更加广泛。但是，当前的研究依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规范性研究多，经验性研究少；整体性思维强，元素性思维弱。民主问题本来就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理论问题。很多民主研究都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模式，难免会造成理论依据的失真，造成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的关系脱节。真正通过民主调研、民主亲身实践参与、民主采访等方式进行实证经验的研究数量较少，对现实问题起到有效反馈的成果也很少，能够关照现实、影响现实，实现理论突破和实践升级的就更少了。
其次，研究多停留在对党和国家政策的解释和宣传，缺乏在逻辑和哲学等深层次的学理分析。缺乏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本源问题的探究和讨论，尤其是中国式民主的元起点、元逻辑的研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创新中国式的民主话语等方面亟待加强。当前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研究还未形成完整独立的知识体系构建，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流派。
最后，创新性研究力度不足。创新性研究在整体研究中比重偏少。对研究创新点的及时性、长久性跟踪不足；文本材料的重叠使用较为常见，对原始材料的生新研究较少；针锋相对的学术争论不多，新观点、新理论、新思想上的深层创新乏力。
2.未来研究的展望
当然，从研究趋势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研究是一个既有理论研究，又有现实关照；既重学理论证，又重实证研究；兼顾政治性、学术性、实践性、时效性的综合研究，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趋势性特点。随着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空前重视，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协商民主研究、民主的中国话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民主政治的影响研究等领域将会成为理论界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将会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党的十八大首次以党代会报告的形式确认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重大战略部署。随后一系列的中央文件、决定意见以及领导人重要讲话都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共中央作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这一重大判断，学界对协商民主在整个中国民主政治制度体系中扮演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持较为乐观的态度，如有学者就持“‘四个全面’逻辑意蕴”视角下，“协商民主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破题”的观点。如今，一个横向覆盖范围广泛、纵向布局层级多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初具规模、正在发展、前景广阔，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协商民主将成为一个独立的热点研究领域。
民主的中国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建设研究将成为新的热点。在中国不断开放发展以及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过程中，各种政治思想喧哗、各种民主流派争锋，是今后舆论场的常态，也是我们学界必须面对的。而构建中国式的民主话语体系，树立中国民主的主体性，是有效应对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有效举措，也是在新时期建立中国民主理论、道路和制度自信的给力途径。构建中国式民主话语体系，需要塑造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让自己的解释权和说服力更加强大；需要挖掘实践中的中国民主案例，让自己的民主故事内容更生动鲜活；需要熔炼中国民主的语言风格，让自己的语言更丰富灵活，更具世界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民主政治的影响研究将成为学界讨论的又一热点。传统思想文化内含着的政治传统、决策方式、政策原则等高层次的政治理性和政治智慧一脉相承、历久弥新，随着时间和空间得以传承和展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彰显中国精神、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重要因子，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民主话语体系的构建。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民主基因，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文明中的民主性因素”，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子，對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責任编辑：张学玲]
作者：陈光辉 刘世华
如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 篇2：
坚持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要] 如何走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道路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既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层的理论渊源决定的，又是由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活动所决定的。实践表明，要实现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其核心在于面向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倡导独立自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运动。
[关键词] 中国特色； 马克思主义哲学； 独立自主；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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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究竟该走出一条怎样的道路？这一直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作者的焦点议题。前几年，这一议题曾在“哲学创新”的运动下获得过广泛讨论。如今，即使那场运动过去了，其议题仍然居于哲学研究的重要位置，哲学创新仍是一个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课题。如果说，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对真理的永恒追求与超越。那么，坚持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疑是实现这种超越的基本实践方式。
一、何谓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化西为中”，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意蕴。它表现为该理论作依据和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具有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血统。在其基本观点上源于马克思主义，但不是教条主义的照搬，而是一种扬弃与再造。因此，它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
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坚持科学研究方法，从而能够使其体系保持科学性，并构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必须具有科学性，这几乎是一个常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具有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依据科学发展的新成就，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有机的结合与统一起来，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同时又克服了辩证法可能的唯心主义性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考察社会的历史观结合与统一起来，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科学性要求任何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必须贯彻这种科学性，并发展这种科学性。
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独立自主的理论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动力都来自于事物本身的内部矛盾。然而，不同的事物却有各自不同的内部矛盾。因此，一事物与同类事物相区别的个性，才使该事物之所为该事物的基础。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应具有这种基本的理论特性，即一个理论所必然应具有的独立自主的特性。但是这种独立自主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对各种哲学资源的一种具有自主性的扬弃。其扬弃的动力与源泉来自于现实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是在具有特殊性的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升华与再创造。正是实践上的特殊性要求进行独立自主的研究，而这种研究也将因此融入了独立自主的理论品质。这种理论品质是它与其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区别的地方，也是它显现并保持自己特色与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二、为何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坚持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原则。这种“辩证法对每一种即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第112页）所以，任何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只具有真理的颗粒，而不可能是全部。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更需要将这个基本原则应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过程中来，走出各种潜在形式的话语霸权、各种形式的“解读”与“译读”行为所形成的学术阴影，倡导真正具有独立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坚持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由中国现实实践所决定的。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的理论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解构与重构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活力来自于现实的实践运动。然而，中国发展的现实进程中，每个时期都有相对核心的实践主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引入与发展大致经历了20世纪初期的思想传播阶段、理论融合的尝试性阶段和自毛泽东思想形成伊始的个性初显的阶段。而在当今，主要的现实实践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种实践的理论要求就是要能够切实可行地反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重要的是如何从中国的现实实践中生发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简单的融合，不仅仅是“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于实践运动，更重要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化”于实践运动之后的新理论中，从而形成具有中国血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何以可能？
如何可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态势呢？其条件无疑是多方面的。但是，倡导独立自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具有核心意义的学术实践方式，也是最具有现实可行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具体来讲，我们可以试图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其一，独立自主地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经典理论，反对以借鉴之名，变借鉴为“译读”、“嫁接”、“重述”。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它们的每一步发展都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诸多新鲜的资源。这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得以可能的有利条件与机遇，但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如果我们仅仅只是应用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某些观点来解读马克思主义，试图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新形式，这无疑是既不合时宜，又经不起长时间考究的学术实践方式。应该在充分阅读与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可资借鉴的学术实践思路，针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问题，展开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人可能认为，在当今广泛交流的环境下，何以可能谈独立自主？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是不关注与理解其他哲学资源，而是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独立性这种品质特征，是在多种学术理路的充分比较下，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新出路，形成以中国现实的实践运动为核心、基础、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其二，创造和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氛围，反对任何形式的话语霸权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这种开放性与发展性是由实践的发展所决定的，是任何人都应该重视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学术性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借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殊环境下的意识形态性，而削弱其学术的成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环境下的特殊性，要求我们既要坚持其意识形态地位，又要合理开发学术资源，它们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有着共同的贡献和目的，都将归宿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更何况，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可以成为真理的全部。因此，任何可能形成马克思主义研究霸权的行为都将无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和谐的马克思研究氛围，它应处处体现宽容。
其三，以解决中国实践问题，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为目标，探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理论，它的每一个基本内容都应当从研究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而得。理论是对现实的反映，现实是理论的根源。因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应该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更是对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规律的正确反映，而不是一种理论在另一种理论中的反映。因此，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坚持树立解决中国实践问题的目标，探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方式。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无论阅读多少经典，如果他无视理论的实践性，都将只是知识的传教士，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随着全球化交往与竞争的加剧，年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更应当独立自主地坚持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入挖掘，合理分析、借鉴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及其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进展，并将这些研究成果置于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来总结我国实践活动的规律与经验，从而构建出既具有历史深度，又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个性化哲学体系。这将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伟大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责任编辑史小今
作者：蒙锡岗 赵泽林
如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 篇3：
深化湘江战役研究的思考
摘要：湘江战役在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以往研究状况和当前发展态势，要深化研究工作，必须更新观念，以重新评价湘江战役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为总目标，重点解决如何正确认识湘江战役的历史价值、如何系统挖掘湘江战役的史料价值和如何全面开发湘江战役的当代价值等问题。为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打造桂北红色文化区，促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奠定基础。
关键词：湘江战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框架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湘江战役研究”（20JZD04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与国民党军的一场生死较量，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转折过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次战役所折射出的长征精神，一直以巨大的信仰力量激励中华民族奋勇前行。它是一座充满历史悲壮感的里程碑，也是闪耀启示光芒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国革命发展史上，湘江战役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20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布了本年度的重大攻关项目，共51项，广西师范大学唐凌教授领衔申报的项目《湘江战役研究》入选。这体现了国家对湘江战役研究的重视，也体现了对广西师范大学学术团队研究方案的认可。为深化湘江战役的研究，同时，也是为了唤起人们更多的关注，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特在此谈谈申报过程中的一些思考。
一、充分认识深化湘江战役研究的意义
湘江战役爆发于1934年11—12月，是红军长征途中最重要的军事行动。在这次战役中，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是有生力量却遭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失。面对非常危急的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开始认真反思自己所走过的历程，于困境中艰难地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1935年1月15日，即湘江战役一个多月后，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开始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带领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探索。从此，中国革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湘江战役已过去了86年，国内外对其研究的工作从未停止。到目前为止，已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战役的真相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其文化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历史地位越来越得到肯定，整体研究态势是令人欣慰的，无论是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整理、战役遗址保护与利用、长征精神价值发掘等方面都有新进展新突破。但是，湘江战役还有许多方面值得继续深入探讨，而湘江战役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再认识，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涉及史学观念、研究视野、成果应用等一系列的改变。
在现有基础上，要深化湘江战役研究，至少要努力实现三个方面的突破：
第一，提供更多新颖、详实的资料，为后人的研究提供充足、可靠的依据。湘江战役涉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问题，也涉及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应通过调查研究，收集中国共产党、红军、国民党军、湘军、桂军、民团、宗族、共产国际等所记载的材料，尤其是桂北地区各族群众的口碑资料及实物资料，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方式的记载或评论中，寻找更多的历史内幕，还原历史的真相。做到资料种类上实现突破，即要增加新的资料种类，尤其是经统计分析而形成的抽象史料和利用现代技术而形成的音像资料等。同时，资料质量上有所提升，即通过整理研究，对重要的有分歧的资料进行深入研究，确定其真伪及其原因。此外，还要形成有特色的资料系列，尤其是红军在湘南和桂北的资料，无论军事、政治、经济、民族等领域，均要详实、具体、生动，使之具有权威性和难以替代性。
第二，引发人们对湘江战役历史地位的重新审视。在一些历史文献中，这场战役被称为“惨胜”。其理由是，中央红军的有生力量虽然在湘江战役中受到了严重损失，但是，中央红军最终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这种评价不足以体现湘江战役的历史地位。历史证明，这场战役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是真正从盲目“师俄”的困顿中醒悟过来，开始摆脱“左”倾教条主义影响，真正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二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通过这场战役得到了极大的锻造，从而为后来的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由此出发审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可促进研究观念、研究思路的更新，形成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产生一些新的看法，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研究，会获得新的动力。同时，湘江战役的研究成果，对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也会提供源源不断的学术支持。
第三，推动湘江战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促进革命老区建设。湘江战役遗址是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珍贵的红色记忆，也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通过深入研究，不仅要提供新的资源，而且还要将过去发掘的资源，进行分类整理，确定其历史文化价值和应用价值，并提出保护与利用的原则、方法及实施方案。在政府和文化机构、文化企业的支持下，打造桂北红色文化特色，并逐漸在全国形成影响力，使桂北革命老区成为继井冈山、延安等地之后的又一个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及红色旅游胜地。
（一）深化湘江战役研究的理论价值
1.深化湘江战役的研究，揭示这次战役与中国革命发展道路转折过程之间的关系，可促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探索，增强道路自信。中国共产党诞生已有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走过70多年的历程。如今，中国的强大和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能力，谁都无法否认。面对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社会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全中国人民都需要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深化湘江战役的研究，目的是引导人们认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道路形成的历史之源和历史之根，进而思考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未来的命运，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艰难性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由“源”和“根”的认识，加强社会发展道路的原理研究。
2.运用跨学科方法，丰富中共党史与区域历史的研究内容。深化湘江战役的研究，可促进多学科的联合攻关，这样，就能真正发掘出更多更有价值的资料，开辟更多新的领域，从整体上提高研究水平，构建起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高地和学科平台。
3.保存歷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传统文化。湘江战役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所蕴藏的红色文化基因，所具有的文化价值，都需要代代相传。保存历史记忆是最重要的前提。保存历史记忆，需要有载体，也需要有正确的方式。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层面，探索这些载体和方式的构成及其运用策略，从而促使人们对红色文化传承方式的继承与创新。
（二）深化湘江战役研究的应用价值
1.充实红军长征史数据库内容，进而为长征史研究的深化创造有利条件。长征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漫漫二万五千里，留下了红军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目前，红军长征精神数据库正在建设当中。红军长征所经之地均按照“强化统筹，严格标准，注重质量”的原则分别开展工作。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最重要的军事行动，有关资料是长征精神数据库必不可少的内容，尤其是红军在湘南、桂北的活动和战役中壮烈牺牲的红军等方面的资料，更在数据库占据重要地位。可以这样说，深化湘江战役的研究，对该数据库建设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这些资料进入数据库，面向社会开放，将会促使长征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2.为社会媒体提供新的理想信念教育成果。湘江战役中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所表现出来的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以及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富强而奋不顾身、敢于拼搏、勇于牺牲的壮举，是最典型最生动的教育素材。深化湘江战役的研究，可为社会媒体提供新的较丰富的教育成果，使之能在社会各领域都运用这些成果教育人、感染人，让理想信念教育真正触及人的灵魂，成为全民的精神食粮。
3.为各级政府寻找红色文化力量，繁荣红色文化事业和产业，树立正确文化导向，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决策参考。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性，现在已被社会广泛认可。湘江战役的许多文化遗址，已经或正在受到各级政府和各地民众的保护与利用。通过深化湘江战役的研究，可提供更多科学的信息和更先进更具体的实施方案，帮助社会进一步优化保护和利用红色文化遗址的氛围，聚合红色文化的力量，开创桂北红色文化事业和产业的新局面。
（三）深化湘江战役研究的社会意义
1.进一步唤起社会缅怀革命先烈。革命先烈是不朽的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是共和国的精神支柱。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烈士，多数没有留下姓名，至今默默长眠在桂北的土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埋葬红军的地方，因为未被标识，已被破坏。近年来，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已有不少的烈士名单被发掘出来，烈士的遗骸，已逐渐被挖掘，统一安葬。尤其是以福建籍为主的红34师烈士，由于电视剧《绝命后卫师》的播出，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民政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支持修建灌阳红军烈士陵园和新圩阻击战陈列馆、全州湘江战役纪念园，发动社会团体和民众关爱烈士后人及家人，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烈士的崇敬之情。在研究过程中，根据爱国主义教育和烈士纪念日活动的精神，充分保护利用红色文化遗存的价值，提供国内外一些成功案例，可进一步唤起社会缅怀革命先烈，夯实国家的精神支柱，为新时代的长征铸魂。
2.进一步明确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能建立新中国”，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各种救国方案均未获得成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今100年的时间，就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只有共产党才能建立新中国”，这个历史结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但是，这个结论形成的过程，却需要代代学习、研究。2019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1]历史研究工作者要继承优良传统，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湘江战役的深化研究，将用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只有共产党才能建立新中国”，从而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3.依托学校区位优势与学科特色，推动“湘江战役与红色文化研究中心”建设，健全人才培养与学术传承机制，持续弘扬长征精神。广西师范大学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及服务地方社会的需要出发，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历史、教育学、经济学、新闻传播等优势学科研究力量，不断挖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成立“湘江战役与红色文化研究中心”，目的就是进一步学习好、宣传好、继承好、弘扬好长征精神和红军将士在湘江战役中体现出的“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精神，从而开创学校争创一流的工作新局面。深化湘江战役的研究，可进一步丰富红色文化资源，促进学科之间的交融，强化学科优势，使“湘江战役与红色文化研究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
二、更新研究观念，开阔研究视野，确立深化湘江战役研究的新目标与新框架
湘江战役研究是一个重大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个体的力量是无法实现创新突破的，必须牢固树立联合攻关的观念，聚合社会各种力量，围绕总目标，分工协作，既进行基础研究，也进行应用研究；既提升理论水平，也增强应用能力；既关注湘江战役的历史，也关注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努力追求产生优良的综合效应，使研究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关于深化湘江战役研究的总目标。深化湘江战役研究，其总目标就是重新评价湘江战役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三大总体问题。当前，以重新评价湘江战役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为总目标开展深化研究，主要解决如何重新认识湘江战役的历史价值、如何系统挖掘湘江战役的史料价值和如何全面开发湘江战役的当代价值三大总体问题。
关于研究对象。深化湘江战役研究，其研究对象有四，即湘江战役、湘江战役资料、湘江战役文化遗存和湘江战役中的长征精神。
根据上述三大总体问题和四大研究对象，并结合国家重大攻关项目“有限目标”的原则，可确定前两个部分属于基础型研究，后两个部分则属于应用型研究。
具体来说，将湘江战役置于中国革命伟大进程的大背景之中，重点探讨湘江战役至遵义会议前，我们党和红军为寻找革命前途在思想认识、领导组织、战略战术、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所做的一系列探索，进而理清湘江战役之后的新探索对于中国革命道路转折的影响以及这些新探索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贡献。
以“全面、新颖、细致”为原则，围绕湘江战役全过程，系统收集和整理包括文献资料、图片资料、音像资料、口述资料、实物资料、统计资料等在内的湘江战役资料，并以此构建特色数据库。
重点调查湘江战役文化遗存的现状，深入分析这些文化遗存的形成过程、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探索现代社会保存红色记忆的意义与方法。
在保护和利用湘江战役的文化遗存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传承和弘扬湘江战役所体现的长征精神，探索红色文化教育的科学路径，培植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从总体上看，研究工作从重新认识和评价湘江战役的历史价值入手，在实证和理论两个层面上去理清湘江战役与中国革命发展道路转折的关系，此為第一个子课题；而这种史识上的创新又推动湘江战役新资料的发掘，也推动了湘江战役红色文化和长征精神的传承弘扬，由此带动第二、第三和第四个子课题的研究，构成一个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且逻辑关系严密的湘江战役综合研究体系。
“湘江战役与中国革命发展道路转折过程研究”主要是重新认识湘江战役在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的历史价值，不仅在实证研究层面上理清湘江战役对于中国革命发展道路转折的影响，而且在对湘江战役的历史评价上实现由过去的“惨胜观”向“转折观”的转变，为实现重新评价湘江战役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总体目标，完成整个研究提供史识基础。“湘江战役资料收集、田野调查与数据资料库建设”是系统收集和整理再现湘江战役全过程及其历史影响的各种历史文献资料，并以此构建特色数据库，为深化研究提供史料基础。
“湘江战役文化遗存保护与利用研究”和“湘江战役与红军长征精神传承和弘扬研究”构成了全面开发湘江战役当代价值的两个主要方面，是重新评价湘江战役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进一步延伸，属于整个课题在应用层面上的全面拓展。
新目标和新框架的确立，对深化湘江战役的研究意义重大。一方面，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正确选择研究的侧重点，确保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推进工作，取得较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它可以引导社会积极参与有关的工作，围绕共同的目标集中发力，形成既有共性又有特性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成果。只有明确目标和框架，才能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为研究工作的实施奠定基础。
三、深化湘江战役研究的总体思路、视角、关键问题及基本方法
研究思路基本根据研究目标和框架而选择，如果说目标和框架是战略层面设计的话，那么，思路、视角和方法则是战术层面的设计。
（一）关于深化湘江战役研究的总体思路
如前所述，当前的研究应以重新评价湘江战役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为总体目标，以中国革命道路的史学诠释，用确凿的事实回答“共产党人从何而来，如何走过，为何而生而奋斗，如何面对当今和未来”等重大理论和社会实践问题。
新史料的充分发掘是重新认识湘江战役历史地位的基础。这是突破现有研究的重要前提，也是升华湘江战役的意义乃至长征精神价值的重要保证。
推动从理论研究到应用成果的转换是深化湘江战役研究的关键。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打造桂北红色文化特色，形成较强文化竞争力，是湘江战役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研究的意义所在。
红色文化是民族之魂。要把“魂”落实到具体的“人”“事”“现象”，才能有生命力。因此，在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中，必须根据不同的场域和对象选择不同的重点。
全面开发湘江战役的科学路径和方式，一是借助文化产业传播红色文化；二是借助旅游业传播红色文化；三是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传播红色文化；四是依托博物馆和纪念馆传播红色文化；五是利用文化创意园传播红色文化；六是结合民俗活动传播红色文化；七是借助现代网络平台传播红色文化；等等。
（二）关于湘江战役研究的两个视角
要深化湘江战役的研究，应从以下两个视角进行重点分析。
1.“转折观”视角。湘江战役与中国革命发展道路转折过程作为基础性研究，主要思路是将传统的“惨胜观”改为“转折观”，将战役的个体研究置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整体研究之中。这种“转折观”的运用，其学术作用在于：一是能体现量变到质变的哲学规律，使人们了解中国革命道路发展的规律；二是能体现历史之间的联系，扩展研究的领域；三是能凸显历史转折因素的重要性，从而肯定杰出领导人物的地位；四是能促进对历史转折点的社会整体考察，明确历史进程界标形成的原因，等等。
2.因果分析视角。历史转折关头，偶然性当中蕴藏着必然性。因此，研究中既要加强因果分析，也要加强因素分析。因果分析，重点关注红军历次反“围剿”斗争、长征和中国革命道路转折的关系；因素分析，重点关注形势、环境、“三人团”、军事决策、政治决策、少数民族等因素对湘江战役与中国革命发展道路转折过程的影响。要通过因果分析和因素分析，说明历史转折影响历史进程，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规律不可阻挡。
革命发展道路转折含义深刻。除军事和政治斗争转变外，还有民族斗争、思想斗争等。要以湘江战役为界标，全面深入地分析革命发展道路转折的深刻内涵及其原因，进而加深对我们党和红军的历史认识。
（三）深化湘江战役研究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1.关于如何确立湘江战役的历史地位
深化湘江战役的研究，需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是如何确立湘江战役的历史地位。
中国共产党历史早已明确，遵义会议开始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历史自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定论必须坚持。但是，从遵义会议召开的情况看，湘江战役的影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因为湘江战役距离遵义会议召开仅1个多月时间；遵义会议的决议，主要来源于西延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党的领导权改变，使党的路线发生了改变，进而斗争局面也发生了改变。加强这一问题的研究，首先，湘江战役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都面临生死考验，突破湘江后的形势势必要求改变原定的军事行动和政治领导，这是转折的历史缘由。对这种转折的研究，目前多关注遵义会议的作用，而对转折过程的研究非常薄弱。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过程与结果存在密切的关联。过程研究薄弱，结果就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所以，加强湘江战役与中国革命发展道路转折过程问题的研究，对促进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很有必要。其次，湘江战役发生在长征途中，突破湘江是红军长征途中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由于历史的原因，这场战役的许多问题目前仍处于争议之中，历史的内幕还有待于进一步揭示，如战役的经过，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红军伤亡的数量，不仅官方、民间说法差异很大，即使党内和红军内部，说法也不一致。再如“三人团”的决策形成过程，目前知晓的情况也非常有限。红军长征所经之地的状况，目前的认识也是比较模糊的。作为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影响很大的战役，这些问题不深入研究解决，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许多问题就难以理解。再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多次重要的转折。每次转折，都使自己获得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其中，信仰的力量是确保转折成功的关键所在。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新时代的长征，这又是一次重要的历史转折。研究湘江战役与中国革命发展道路转折过程问题，可借助历史经验，增强理想信念。加强这一问题研究，是为了更好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长征，书写的是奋斗历史，树立的是信仰丰碑。习近平总书记为“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此次主题采访活动，“生动再现壮怀激烈、惊天动地的革命故事，对阐释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很有意义。”[2]
2.湘江战役新资料的发掘整理与数据库建设如何实现有效互动
深化湘江战役研究需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二是湘江战役新资料的发掘整理与数据库建设如何实现有效互动。
湘江战役知情者越来越少，他们的回忆，亟待进行抢救性记载。过去的文献资料，需要进一步考订、辨伪，提高真实性。湘江战役发生地桂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资料。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以前的调查工作存在不少局限性，需要进一步加强发掘整理。同时，当前湘江战役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新资料，如红军烈士遗骸的人类学资料、考古资料等，需要研究利用的策略。湘江战役重要的资料，需要通过数据库，向社会推介，以增强其使用价值，扩大其影响，并推动网络时代资料信息的共享。当前湘江战役与红军长征精神的研究，需要大量新的资料作为支撑，正如时论所言，“初心和使命哪里寻找？就镌刻在那条生命等高线上，在那面烈士纪念墙上，在无数生死与共、守望相助的故事中。”[3]湘江战役发生地目前正按照中央的指示，加强文化遗存的保护与利用工作，而这需要依靠确凿的历史事实和数据开展工作。新老媒体融合是社会发展大趋势。发展壮大网上主流舆论阵地，更好运用先进技术发展和传播先进文化，是党和政府对信息工作的基本要求。因此，加强湘江战役资料整理与发掘，加快相关数据库建设非常重要，也非常急迫。而只有新资料不断发掘和数据库建设不断推进，两者真正实现有效互动，研究工作才能不断获得有力的支持。
3.湘江战役红色文化传承与弘扬的路径选择
深化湘江战役研究需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三是湘江战役红色文化传承与弘扬的路径选择。
湘江战役因悲壮、影响巨大，使其在中国革命发展道路上占据重要地位。湘江战役是长征精神最集中、最生动的体现。红色文化传承与弘扬，必须结合具体的事件和现象进行，还要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因此，促进湘江战役红色文化传播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这方面的研究内容至少包括湘江战役红色文化的特质、湘江战役文化与全国其他文化的关系、湘江战役红色文化与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依存关系、湘江战役文化传播中的力量构成及其作用、湘江战役红色文化传播的绩效评价等。
打造有特色、有强大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湘江战役红色文化，必须正确选择实施的路径，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在准确把握历史及现状的基础上，开展多方面的研究，主要有：
政策研究。明确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根本遵循，制定保护和利用红色文化遗产的政策规定。
制度研究。了解保护和利用红色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制度的内涵及其要义，把握工作的原则与底线。
机制研究。促进社会各界开展合作，形成保护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的合力。
方案研究。为政府、文化机构、企业、民众等提供科学务实、可持续发展的保护与利用湘江战役文化遗产的实施方案。
（四）深化湘江战役研究的基本方法
深化湘江战役研究，需要利用地缘优势，按照问题导向开展研究。除采用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如实证法、访谈法外，重点采用文献法开展研究，即坚持论从史出的优良传统，加强对湘江战役期间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国际等文献资料进行文本解读，结合时代背景，全面深入了解文献所蕴藏的信息，找到真实可靠的历史依据。此外，还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主要领导人的文献、讲话、决议等文献中，寻找湘江战役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转折过程影响的资料。
实地调查也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组织力量开展持续性调查，收集散落在民间的资料。同时，还要深入各相关博物馆，收集近期征集或社会捐献的新资料。借助国际交流力量，收集共产国际与湘江战役的资料。借助科技力量，收集整理红军烈士遗骸所蕴藏的信息（如平均年龄、身高、发育状况、血缘等）。2017年，桂林市人民政府聘请专家已经为酒海井红军烈士遗骸进行了人类学的鉴定。2019年，随着湘江战役沿岸红军烈士遗骸挖掘工作的扩大，这一工作仍在深入进行。湘江战役发生地还有一些特藏资料，一是纪念场馆最近发掘的文物资料和实物资料；二是地方民团的档案资料，其中，民团的组织构建、行动计划等占有一定比重；三是地方志的一些未刊稿，主要是社会环境和民族关系方面的记载；四是战役遗存资料，包括历史信息和现状；五是战役发生地的一些重要族谱；六是红军长征所经之地的碑刻资料和古村镇的建筑资料；等等。这些新资料的运用，可有效促进研究。
研究中，也要运用非文本解读的方法。所谓非文本解读，就是文本以外的资料解读过程。这是21世纪初，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受到高度重视的研究方法之一。人们现在所看到的各种资料，如著述、回憶录、公开的报道、统计资料等，都应归入“有意史料”之列。原作者都是“有意”地想以自己的文字来左右当时的人和后人的视听。这些史料虽然具有相当的价值，但若仅依靠这些“有意”的史料，就会受到前人思想的束缚。随着史学研究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注重“无意”史料的运用，而且在实践中总结了不少解读非文本资料的成功经验。例如，把非文本资料与其周围的环境联系起来解读，把非文本资料与民俗历史源流联系起来解读，把物化的和活化的非文本资料结合起来进行解读，把非文本资料与时代特征联系起来解读，在文本中发现非文本因素等。运用这些方法开展研究，就能读懂一些特殊的信息。例如，红军烈士名单，通过姓氏和籍贯数量的统计分析，可了解不同家族、村庄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情况；保存红军标语的建筑，可了解保存的地点及其周边环境、保存的力量与方式等。这些新资料和新方法的使用，可以确保实现研究工作的创新。
鸣谢：本文写作中，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梁君教授、徐毅教授，广西师范大学陈洪波教授、陈国保教授、张红教授、江田祥副教授、唐咸明副教授、李席讲师；南宁师范大学黎瑛教授，桂林医学院甘庆华副研究员等贡献了不少智慧与力量，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N].人民日报，2019-01-04（1）.
[2]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N].人民日报，2019-08-19（1）.
[3]曹玲娟，等.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习近平总书记对“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重要指示引起热烈反响[N].人民日报，2019-08-20（1）.
责任编辑李建良
作者：唐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