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今天我们召开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是县政府决定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为深入开展全县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大力整治各类火灾隐患，切实做好灭火救援准备，有效降低火灾事故危害，保持全县火灾形势稳定，2013年11月20日在消防队会议室召开冬季防火安全工作部署会议。会议由安监局局长陈永江主持，会上通报了我县1-11月火灾情况，分析了火灾的形势特点，以及下步消防工作措施：层层落实责任制、坚决整治火灾隐患、全力控制棚户区的火灾量，落实安全责任、强化消防安全宣传、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在会议上通过了冬季防火安全工作方案。县委常委、副县长董国生做重要讲话，指出：这次会议是县政府决定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主要目的就是全面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冬季防火工作会议精神,动员各乡镇、各部门积极行动起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全力做好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
一、牢固树立“责任重于泰山”的理念，切实增强做好火灾防控工作的紧迫感、危机感
年初以来，特别是按照县里统一开展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行动，各乡镇、各部门积极配合县消防大队，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全方位的消防安全大检查、大整治，严厉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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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消防安全非法违法行为，有效改善了全县消防安全环境，为维护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县消防工作存在的问题仍然较多，消防安全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从省市要求看，2013年11月10日0时10分左右，绥化市北林区华辰商贸有限公司仓库发生火灾，着火建筑为一层、面积1,600平方米。目前，火灾原因及火灾损失正在调查中。此次火灾事故引起了市里各级领导、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市政府在第一时间召开会议，全面部署和要求在这一特殊时期、敏感时段，务必做好消防工作，保持火灾形势的高度稳定。上级的严格要求，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从我县实际情况看，当前已进入冬季火灾高发期,用火、用电、用气急剧增多,消防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就我县而言，易燃易爆场所、人员密集场所、“三小”场所致灾因素突出问题;高层住宅消防设施缺损问题;新材料、新能源、节能设施广泛应用带来的火灾隐患问题;各部门、各行业的负责人不重视消防安全、社会单位不落实消防主体责任、公众防灾减灾意识亟待提高问题;全县扑救高难度火灾“高、精、尖”装备缺乏问题，等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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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都要求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下大力气予以解决。对此，各乡镇、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当前消防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真正把消防安全工作始终抓在手上,把工作措施真正落实在行动上，动员和发动社会一切力量,最大限度地消除火灾隐患和火灾危害,最大限度地提升全社会防控火灾能力,确保全县火灾形势持续稳定。
二、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切实将火灾防控工作部署到位、管理到位
火灾突出问题就是消防工作的努力方向,要按照“什么问题突出就抓什么、什么隐患严重就整治什么”的思路,层层明确责任,层层落实措施,迅速开展冬季消防安全大检查。
1、要深入细致，持续推进火灾隐患排查整治。一要突出隐患排查重点。要按照下发的《工作方案》要求，针对冬季火灾发生的规律和特点,迅速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安全大检查。对商场(重点是阳光地下商城)、市场、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医院、敬老院、老年公寓、宾馆、饭店、游戏厅、网吧等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单位、耐火等级低的密集建筑区，要逐一展开地毯式摸底排查，严厉查处用火、用电、用气过程中的违规行为，严肃查处锁闭、封堵或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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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通道、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等违法行为。二要保证隐患治理到位。对排查出的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要重拳出击，铁腕整治，从严监管，从严防控，绝不允许降低标准、擅自变通。凡是存在火灾隐患，能够立即整改的，要依法当场进行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定措施、定责任人、定整改期限，限期整改;对存在重大火灾隐患，并且难以整改治理的，必须依法责令其停产停业。
2、要努力创新，着力解决工作中的“瓶颈”问题。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也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新工作理念，改进工作方式，着力在体制、机制创新上下功夫。要强化消防安全“网格化”和“户籍化”管理，有效整合乡镇、社区、物业、公安派出所、消防志愿者等各方力量，将消防管理的触角延伸到村屯、社区、单位，实现群防群治。要不断提醒、督促广大企事业单位，尤其是高层、地下、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单位，增强消防安全自主管理意识，落实消防设施定期维护、专业检测等制度，加强员工的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切实提高单位消防安全“四个能力”。要加强全民消防安全教育，善于向新闻媒体、消防志愿者和广大群众借力，把今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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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春火灾防控工作作为长期任务，常抓不懈，统筹兼顾，科学推进，确保实效。
3、要提升能力，全力做好做好灭火和应急救援准备工作。公安消防部队要加强冬季灭火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从组织、人员和器材装备上,充分做好执勤战备工作,增强“打大仗、打恶仗”的思想准备,做到遇有火灾迅速出动,全力施救。要针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单位、重点部位，制定完善灭火救援预案并组织开展实地演练。去年，县财政投入208万为13个乡镇配备了消防车，经过一年的运营情况来看，总体情况运行良好，但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消防车、灭火器材和装备在出警后未及时进行维护和保养;二是发生火灾后现加水在出警，延误救火最佳时段;三是冬季消防车车库未达到保暖作用。对此，各乡镇必须认真研究，切实强化消防车辆的维护保养，确保一旦发生火灾和其他灾害事故，能够快速反应、及时处置。
三、牢固树立“重实效、克难关”的理念，切实将火灾防控工作责任落实、落靠
消防工作不是消防部门一家的事，需要全县各行业、各部门积极参与和配合。要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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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责任清、任务明。
第一，公安机关要自觉担当消防监管角色。要全面推进“全警抓消防”战略的实施，广大派出所民警、治安民警、社区民警，要将开展消防工作，推进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作为推动公共安全管理的一个新载体、新抓手，在开展日常警务工作时，一并检查消防安全，一并提示消防安全，在整治治安隐患时，一并整治火灾隐患。公安派出所作为三级消防监督管理的执行者，一定要动起来、走进去，真正落实好辖区一般单位和社区单位的消防监督管理、消防宣传等职责。其他警种也要主动统筹、主动作为，真正实现警力资源的全面整合。
第二，各部门要履行好消防监管责任。教育、民政、住建、文化、卫生、旅游等部门要充分发挥系统管理作用，确保所属单位的消防安全。工商、安监、质监等部门要发挥部门职能，与公安消防部门联手合力整治隐患，深入开展消防安全户籍化管理。特别是各单位主要领导，要扑下身子，亲自部署，亲自检查指导，及时了解掌握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发现、亲自协调、认真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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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进一步加大责任追究力度。责任状就是军令状。县政府已经与各乡镇、各部门签订了《2013年今冬明春消防安全责任书》，对疏于管理、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而造成重大、特大事故的责任人和有关负责人，一定要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严从重查处，属于什么责任就追究什么责任，该受什么处罚就按什么标准处罚，绝不能姑息迁就，绝不能搞“下不为例”。这一点请大家务必明白，务必清醒。
同志们，临近年末，工作头绪很多、任务很重。在此关键时期，希望大家忙而不乱，忙而有序，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全力做好今冬明春防火工作，确保我县火灾形势持续稳定，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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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召开这次民主生活会
召开这次民主生活会，是一次认真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创先争优精神的会议，也是一次自我检验活动。按照要求，我认真对照自己平时的实际工作及思想动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查找问题，深刻剖析，认真思考，总结经验，结合工作实际，现将近半年来各方面的情况向领导和同事们作一个简要的汇报：
一、个人自查
1、学习方面：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坚持用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财务工作，参加和自学与财务有关的培训班和书籍。
2、工作方面：能够认真负责，敬业奉献，积极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和其他工作。
3、党风党纪方面：作为一名党员，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勤俭节约，廉洁从政。
二、个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是理论基础知识薄弱。作为一名党员，我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拥护，但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指导思想做得不够。在政治思想上学习不够，缺乏一些基本的政治素质，不善于用政治的头脑思考问题，有时看问题和做事情过于片面。
二是学习的自觉性不高。虽然平时比较注重学习，集体组织的各项活动和学习都能积极参加，但平时自己学习的自觉性不高，学习的内容不系统、不全面。
三是在工作中自我要求不是很严格，出现工作拖拉现象。不注重思考工作中的问题，出现遇事不能及时与领导沟通。
四是保持和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不够。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有时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和标准。满足于过得去、差不多，对时时处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这根“弦”绷的不紧。
五是工作作风还不够扎实。工作创新意识不强。
三、努力方向
1、加强学习提高素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断提高理论水平，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勤学习、勤动脑、勤动手，要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在实际工作中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2、提高标准严以律己。在工作和生活中要严格要求自己，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为林场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严格遵守我场的各项规章制度，积极参加我场组织的各项活动，时刻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3、转变作风，积极工作。脚踏实地地做好本职工作，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
第三篇：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
在市儿童福利院资助活动上的讲话
董事长助理 刘总
(2012年4月1日)
福利院的各位领导、同志、亲爱的小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福利院儿童”资助发放活动，标志着公司助学行动工作正式开始，资学助残一直是公司发展过程的重要工作，今天因董事长体欠佳，受其嘱托，很荣幸的来到这里看望福利院的小朋友们，为你们带来了一点小小的礼物，等下我将和工作人员亲自将卫董的一片祝福送到大家手上。
开展“鑫达利爱心助学”活动，是切实贯彻公司领导开展教育扶贫，助残扶弱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年来卫董在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同时始终关爱着家乡孩子们的成长，始终把助残扶弱作为公司发展进程的一项重要工作。今天我们为孩子们准备了小小心意，虽然不能为可爱的小朋友们解决实际困难，但代表了卫董的一片赤诚之心。公司一直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宗旨，关注社会，关爱弱势群体，努力促进和谐社会奉献绵薄之力。
此次“鑫达利爱心助学”活动的顺利开展首先由申请学生所在福利院申请，我司团委全力配合，公司高层大力支持，顺利地进行了本次资助活动。接下来请允许我和相关工作人员把各类文具用品和书本亲自送往孩子们手里。
第四篇：今天，我们怎样当老师
沙湖小学
徐科群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上学的时候就遇到了好老师，工作后又遇到了好领导、好同事。真的很感谢平日里同事的关心和帮助，也感谢校领导能给予年轻老师一次次的学习机会。
人们常说 “眼界决定境界”。 我想：首先我们要确立一种全新的思想，问问自己，我今天的工作究竟为了谁?广义上说是为了学生的成长，崛起的中华民族，而狭义的说就是为了自己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老师。而老师唯有把工作时全部的精力和智慧献给学校的发展，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下面我就谈谈我的一些浅见吧：
首先，我认为作为一名老师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因为在平时的生活中除了有工作中升学的压力，还要承受着来自社会、家庭，褒贬不一的舆论。人们忽视了教师群体也是一些有着七情六欲的人，也需要物质与精神的需求。在这种状态下如何调压，我认为应该重新确立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不要把学生当成自己的面子、牌子，而是自己的孩子。学生每天在学校学习、生活，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可是怎样的批评才能让学生虚心接受呢?
记得我刚做班主任的时候火气很大的，很容易在课堂上发脾气批评学生，有时弄得自己也很难堪下不了台，而且我发现这样批评学生，即使他表面上服气了实际上他只是摄于你做班主任的威严而心里不是真的服气。后来我在做班主任的过程中不断的反思和探索，也有了一些比较有效的“招数”。是为了更好的向前进攻!我们批评学生一个缺点的时候不妨先表扬她的三个优点，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作为班主任应该善于捕捉每一个学生身上的闪光点，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闪光点，但很可能你通过这个小小的闪光点可以挖掘出埋藏在他心里头的大金矿。
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学家马卡连科曾经有这样一句话：“用放大镜看学生的优点，用缩小镜看学生的缺点”，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刘心武先生在他的一篇作品中也有这样一句经典的话：“一个丑恶的罪犯也有他自己的心灵美!”我们的孩子再怎么调皮也不至于将他同罪犯等同起来吧?孩子们能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一点信任和温情，他也是知道回报的。每当我感受到和孩子们的那份浓浓的师生情时，就让我对自己的这份工作越来越热爱，而且情有独钟。事实证明教师的爱不仅独特，而是魔力般的神奇。有人说“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神 ”。也有
人说“疼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而热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
今天的教师难当，今天的学生难教，这是大家的共识。如果仅仅只有爱，还远远不够。有人认为是信息化社会造成的，有人认为是教育大环境造成的，有人认为是启动实施新课程造成的，这一切我们都管不了。我们唯一的应对策略只能是，充实自己，完善自己，提升自己，使自己充满教育智慧、充满教育激情、充满教育艺术，以走出教师工作的无奈和尴尬。比如有时我常给自己一点精神胜利法，告诫自己：我选择了教师就是选择了高尚，选择了教师就是选择了奉献，我选择了教师就是选择了用心去承受。承受学生给我带来的一切大麻烦和小麻烦。对待学生的态度和对待工作都不要太急躁。这样工作起来会更自然一些。自然了也就自如了，我想在自如的状态下工作，一定很自信。而一个人一旦充满了自信，再大的困难不是也不怕了么?
第二步：上好自己的课，让自己的课堂能够吸引学生。一位老师如能在自己的课堂上一展风采，学生必定会感受到你的魅力，为你折服。很多培训者都说最好的德育就是上好自己的文化课。这就要求我们老师必须具备深厚的学科功底。在此基础上还要提高自己的教学常规艺术。那就要讲究自己上课时的语言艺术，要学会创造性地运用语言进行教学。还应该注意课堂上教学节奏的调控艺术。我们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既要有波澜起伏的流程美，还要有水到渠成的衔接美。要重视教学的启发艺术和评价艺术。肯定学生的一切努力，赞扬学生的一切结论，鼓励和保持学生的一切创造欲望和尝试。
其次，第三步：一定要走专业化发展道路。作为教师必须树立终身教育的观念。教师并不是单纯的授业解惑者，学生也不是单纯的知识接纳者，师生应当都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动参与者。通过师生的相互交流，讨论，总结，学生从教师那里学到所要学的知识，教师同样也能从学生那里学到自己尚未获取的知识。
特别是现在随着计算机、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出现，教师工作受到严重的冲击，稍不注意就落在学生的后面。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更应强调学生思维活动为主体，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过去都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问学生答、教师操作学生看的教学活动方式，这种教育方式极大地遏制了少年儿童思维机能的发展，是创新教育的显形障碍，必须坚决清除。
我们每天面对着的是我们的学生，他们天真、可爱、充满生命的活力和幻想，他们对我们无限地信任和敬慕。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对话和交流中，他们求知，他们长才，他们立志，他们成长，成为自立的个体，成为家庭的支柱，成为社会的栋梁。而我们每一位教师，除了岁月的流逝之外，没有失去任何东西，我们的知识在教学中更充实，我们的智慧在交流中更增长。我们付出了多少爱，得到的是更多的爱;我们对学生有多少理解，他们会给我们更多的理解。这就是我所认为的最大的成就和幸福吧。
我想，作为新时代的教师更要主动地把课堂教学活动的主角位置让给学生，把课堂教学活动的时间多分给学生使用，把课堂教学活动的内容多留给学生处理解决，教师做好组织设计、指导或点拨，主导者要让贤于主体者。这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基本要求。总之，教师要设法让学生动起来，让学生的脑、口、眼、耳、手都动起来，这些部位动的次数多了，范围大了，便会使人的思维从量变发展质变，思维的运转质量越高，创新能力就会随之提高，创新精神就会随之形成并发挥作用。
现在教育手段飞速发展，若还是死搂着一本书加一本教案，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要说和其他学科知识的整合，甚至连自己本学科的知识也落后或不全，甘当应试教育的遗老遗少，何谈为人师表。为此，现代教师必须走出一次性教育的误区，不失时机的进行二次教育以及终身教育，要加强继续教育，走专业化发展之路，不断完善自我，实现全面发展。教育是事业，事业的意义在于奉献;教育是科学，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
我们只要把信任和期待洒向每个学生，把关爱倾注于每次教学过程中，多俯身倾听学生的心声，就会赢得学生的信赖，难道离成为一名出色的老师还远吗?。
今天的教师，要做经师，更要做人师，所以我们要坚守“三个相信”：相信每个孩子都有成功的愿望，相信每个孩子都有成功的潜能，相信每个孩子都可以取得多方面的成功。
第五篇：我们今天如何做学问？
——在玉林师范学院的讲演(2007-03-7，广西玉林)
学到作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重要，一生受用不尽的。
——傅增湘(启功：《启功丛稿·题跋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1。)
学问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
——马建忠(马建忠：《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序，页11。)
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
——梁启超(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专集之二，页38，北京，中华书局，2003。)
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之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受”。一时元气虽极旺盛，然而有两大毛病，一是混杂，二是肤浅。直到现在，还是一样。这种状态，或是为初解放时代所不能免，以后能否脱离这状态而有所新建设，要看现代新青年的努力如何了。
——梁启超(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十册，专集之七十五，页31，北京，中华书局，2003。)
作为现代中国人非常难，稍有灵性的人，往往深感精神的煎熬。
——林毓生(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96，页383。)
新的政治秩序与新的文化秩序的建设是现代中国人民最根本的任务。
——林毓生(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96，页328。)
只有挑战格局的人才能成为大师，只有挑战格局的人多了，才能成为大师辈出的时代。
——李零(李零：《花间一壶酒》，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页345。)
学固贵博，学必欲约。
——章学诚(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497。)
学习他人比鄙薄他人要困难得多，却又有益得多。
——冯天瑜(冯天瑜：《文化守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页502。)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美丽的玉林师范学院，并在此作一个讲演。今天有缘能够来到这里，首先要感谢贵院副院长谢尚果博士的盛情邀请!我与尚果院长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尚果博士还是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院长的时候，我就荣幸地受到过他的邀请在民族大学(那时还是广西民族学院)做过讲演，今日得缘，又随尚果博士来到玉林。当然，我还要对各位老师、同学的到来深表感谢!我期待着各位对我的讲演提出认真的批评!
我今天的讲题是“我们今天如何做学问?”。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来讲，是有我的一番考虑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读了启功先生的一篇文章所受到的启发。各位应该都知道启功先生吧，至少知道他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启功先生在一篇情真意切的怀念恩师同时也是我在北师大的老校长陈垣先生的文章《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中讲到，启功先生幼年丧父，衣食困难，启功先生祖父辈的老世交傅增湘先生拿着启功先生的作业去见陈垣先生，意在找一点谋生的机会。傅老先生回来对启功说，“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你总要勤向陈先生请教。学到作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重要，一生受用不尽的。”(启功：《启功丛稿·题跋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1。)读到这段话我特别感动，我想到我们作为一个知识人，一个学术人，必须经常探讨“学问的门径”才对。因为探讨学问的门径对于理解何为学问意义重大。当然，我们今天与启功先生所处的时代已然大不相同了，因此学问的门径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决定的。启功先生从陈垣先生那里学到了什么门径呢?启功先生这样告诉我们：“功年逾二十，始受教于励耘先生，获闻学术流别及考订之学，得知无证不信为立言行文之根本。”(启功：《启功丛稿·论文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前言”，页1。)应该说启功先生所讲的学问的门径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做学问还是很具有启发性的，但是，我们也更应该看到，我们今天探讨做学问的门径不能停留在“无证不信”上，更应该具有批判与反思的精神，深刻地探讨我们所处的世界以及我们知识的性质。因此我今天在“我们今天如何做学问?”这个题目下讲四个问题，依次是我们是谁、今天何谓、何谓学问以及如何做学问。这四个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四个侧面。
一、“我们”是谁?
我首先讲我们是谁这个关乎我们身份意识的问题。人们也许会说，这完全是一个无需追究的问题，因为我们难道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吗?其实不然，我们对自己究竟是谁并不是当然清楚的。我们并不是一个不变的实体性存在物，而是一个在历史中形成并创造历史的存在者，我们在历史之流中被赋形被定义，我们并不在历史之外。我们在定义历史的过程中定义了自己。
因此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只有在历史之流中才能得到解答。李白有诗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把酒问月》)我们作为今人，必须联系到我们的前辈古人，才能得到理解。为了加强我这里的论述，我想援引国内三位著名学者的观点。
一个是李泽厚先生。李泽厚先生在《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一文中提到了中国现代六代知识分子，这六代分别是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一代，并指出第七代将是全新的一代。(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页430。)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 “后记”中李泽厚的表述是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北伐一代、抗战一代、解放一代、红卫兵一代，并指出，“在这个近百年六代知识者的思想旅程中，康有为(第一代)、鲁迅(第二代)、毛泽东(第三代)，大概是最重要的三位，无论是就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说，或者就思想自身的敏锐、广阔、原创性和复杂度说，或者就思想与个性合为一体从而具有独特的人格特征说，都如此。也正是这三点的综合，使他们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最大人物。但是他们还不是世界性的大思想家。”(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页340。)并进一步预言：“当中国作为伟大民族真正走进了世界，当世界各处都感受到它的存在影响的时候，正如英国产生了莎士比亚、休谟、拜伦，法国产生了笛卡尔、帕思噶、巴尔扎克，德国产生了康德、歌德、马克思、海德格尔，俄国产生了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一样，中国也将有它的世界性的思想巨人和文学巨匠出现。”(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页341。)
上海学者许纪霖先生也将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他在《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一文中指出，以1949年作为中界，整个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1949—1966)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并认为：“对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大致来说，第一代(晚清和十七年两代人)更多的是社会关怀，他们处于一个社会结构转变的前夜，考虑的重心是如何实现社会政治体制变革，因此政治意识比较强烈。而第二代(五四和文革两代人)更多的是文化关怀，他们对文化价值和道德重建的关心要超过对社会政治本身的关心，因此特别重视文化启蒙工作，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热都产生于第二代，并非历史的偶合。而第三代(后五四与后文革两代人)相对来说知识的关怀更多一些，他们已经注意到文学或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不是在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的意义上，而是在文学或知识自身的立场上思考各种问题，因此第三代社会的、文化的贡献远远不及前辈，但其知识的贡献却不可限量。”(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页85-86。)
北京学者**先生也是立足于二十世纪的时间维度，但他从法学的视角出发，给我们描绘出了五代法学家。许先生认为，清末变法改制间登台的为第一代;二十世纪代初期以降，接受了现代西式法律教育的法律从业者逐渐上场，面对新问题，秉持新理念，尝试新范式，整个法学面貌为之一变，真正纯粹意义上的中国学术传统，滥觞于此，为第二代;三年代中期前后，受教于第二代，更有一批新人入围，业精于专，将已然启其端绪的中国法学传统加以深化与光大，为第三代;1949年后为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为第四代;1977年后经由高考入读法律院系的，历经二十春秋磨练的今日法学公民主体为第五代。(**：《法学家的智慧》，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页6。)
必须承认，上述三位著名学者对我们理解当下的我们是谁是很有帮助的。我这里也可以提供一个参照系来认识我们是谁。我所提供的这个参照系实际上是中国文化不断创生与演变的过程。借用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的说法，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文化，我觉得中国文化或可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本土及其扩张时期。这个时期在学术上以孔子、董仲舒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中国文化吸收佛教文化从而形成新文化的时期，学术上以朱熹为代表。第三个阶段是晚明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吸收基督教的文化成果以改造自己的文化，这个时期还没有完成，所以学术上代表还没有出现。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我的老师、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周桂钿教授提出孔子、董仲舒、朱熹是中国文化史上三位“特大思想家”。受周老师的启发，我认为中国第三个时期的完成其主要标志是第四位“特大思想家”的出现。因此我们是谁的问题就可以放到中国文化吸收基督教文化的进程中来考量了。这种立场正好符合著名哲学家伽德默尔的观点：“一个人需学会超出迫在咫尺的东西去视看——不是为了离开它去视看，而是为了在一更大的整体中按照更真实的比例更清楚地看它„„在希望与恐惧中，我们总是被最接近我们的东西所影响，从而也就在它的影响下去看待过去的证言。因此，始终必须力戒轻率地把过去看成是我们自己对意义的期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倾听过去：使过去的意义成为我们所能听得见的。”(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页262。)中国吸收基督教远比吸收佛教来得痛苦，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的：“也许除了佛教进入中国那一次以外，外来文明对于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震撼，始终并不是很大，直到明清两代西洋知识、思想与信仰逐渐有一个加速度进入中国，中国才又一次真正受到了根本性的文化震撼。”(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页328。)中国文化对基督教文化的吸收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艰苦的过程中得到成长，以这一条线索，我将当代知识分子成长的上限延伸至十六世纪的明朝，这个时候基督教开始对中国知识分子发生深刻影响，如大家知道的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开始有限度地接受消化基督教，“徐、李二人为晚明西学派士人的主要代表，是取法西洋的先行者”，(冯天瑜：《文化守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页312。)是为第一代。明末清初一批知识分子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目睹了明朝的灭亡，开始了对君主制度的批判，可以看成是第二代。我认为整个20世纪可以看成一个时代，它是君主制度灭亡，中国文化全面受到基督教西方文化震撼与洗礼的时期，因此我将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视为一代，是为第三代。第三代在学术上的代表人物我愿意举出林则徐、魏源、王韬、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沈家本、鲁迅、毛泽东、李泽厚等人。这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重建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尚处在孕育的过程中，但他们的历史使命则是综合前三代知识分子的知识业绩，开创一个新的天地。所以从历史长程的眼光看，我们应该是第四代知识分子。近五百年的长程历史，这五代知识分子正好完成了一个起、承、转、合的思维过程。所以第四代知识分子肩负着扬弃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双重使命。
二、“今天”何谓?
明确了我们是谁，我们还必须明了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我们做学问的时空背景。我们所要创造的学问是关于我们当下如何生活的学问，所以必须要明确意识到我这里所说的“今天”的意义。
正象我们是历史性产物一样，“今天”也是历史的产物。其实对今天中国之认识，正如我们对自己是谁的认识一样，也经过了漫长的思维过程。应该说，痛苦地意识到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始至晚清，象张之洞、李鸿章、曾国藩等人就认为中国正在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意味着，原先对中国社会起着支配作用的框架已然失效了。我国著名旅美史学家余英时先生非常形象地借用杜牧的“丸之走盘”的比喻来说明中国在18世纪前后所发生的天崩地裂的变化。余英时引杜牧的话说：“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余英时先生说，我们不妨把盘看作是传统的外在间架，丸则象征着传统内部的种种发展的动力。大体上着，18世纪以前，中国传统内部虽经历了大大小小各种变动，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但始终没有突破传统的基本格局，正像“龙之不能出于盘”一样。但19世纪晚期以后，中国传统在内外力量交攻之下，很快进入了一个解体的过程。这意味着龙已出盘，中国开始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书店，2004，“总序”，页7。)同时也意味着，今天的一个重要使命乃是“新盘”建构。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学人普遍意识到了中国文化的危机，正象林毓生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文化危机的确是既深且巨的。”(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页398。)因此，“作为现代中国人非常难，稍有灵性的人，往往深感精神的煎熬。”(同上，页383。)为了这个“新盘”的建构，我们必须对这个“新盘”的性质有深切的认识。在这里我引入吉林大学邓正来教授关于中国两个阶段的理论，或许对我们认识今日之中国有帮助。邓正来教授在他前年发表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指出，中国随着加入WTO，完成了一个深刻的转变，具体来说，就是从现代化阶段过渡到全球化阶段。在现代化阶段，世界的规则对中国只不过具有示范的效应，并不具有强制性，在这么一个阶段，中国虽然存在于世界之上，但并不存在于世界之中，因此中国发言不发言都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进入全球化阶段之后就不一样了。一方面，世界结构对中国具有强制的支配性，另一方面，中国的发言对于世界会发生重要影响。邓正来教授依据此一设定，力主中国应从“主权性国家”过渡到“主体性国家”。这种理论暗示出中国文化走出危机的可能性。其实，我们今天应该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危机并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是孤立发生的，应该将中国文化的危机看成是整个人类文化危机的一部分。如此，则我们就会赢得更深刻的认识，中国文化危机的解决，在根本上信赖于整个世界文化危机之解决，反之，中国文化危机的解决也是整个世界文化危机可得解决的一个前提条件。
三、何谓“学问”?
我们是学问的创造者与传承者，也就是知识的生产者与再生产者，明确了我们是谁，下一步就是要明确学问是什么，知识是什么。特别对当下中国学人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要明确学问的性质，知识的性质。
我们一般认为，知识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的，等待着我们去认识它，这意味着知识是中性的，也就是说知识是外在于我们生命的。这种知识观主要是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而来的一种知识观，它立足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从而将主观完全剔出，以建构客观的知识为已任。这种科学主义的知识观极大地支配了我们当下的思想，进而使得我们对知识的性质这个基本问题无法思考。
其实知识并不是中立的，知识是与我们的生命攸关的，应该说中国古典的知识观在这一点上是根本不同于西方科学主义的知识观的。如果我们对中国古典的知识制度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认识，所有的知识都是关于生存的知识，没有所谓纯粹存在(自然)的知识，生命之外的知识。我认为我们今天有一个基本的特务就是要恢复这种古典的知识观。我们必须认识到，知识与学问决不是与我们的生存无关的东西，我们必须将那种知识中立论的画皮给无情地揭掉。
如果我们获得了上述识见，并以这种识见来检讨我们特别是晚清以来的知识体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点，我们的知识基本上是西方的，西方人的知识模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对我们构成了强有力的支配，正象晚清学人邓实所说的，“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页507)甚至于，“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都或明或暗地有一西方史的模式在背后作衬托。比较的历史观点本来是有利无弊的，但是比较如果演变为一方是进化的高级阶段(西方)，而另一方则仍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中国)，因此前者成为批判后者的绝对标准，那么许多历史和文化的歪曲便随着发生了。清末明初的史学界还没有发展到这样严重的情况，但其倾向已极为明显。”(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页507)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就失去了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自我解释能力，我们不是解释者，我们成了被解释的对象，那么，我们所过得就不再是中国人的生活了。
我在前面谈到了一个时间尺度，即基督教传入中华至今的五百年，正象我们的文化先辈对于佛教的传入采取了一种化融的态度一样，我们作为今天的中国人要完成这个五百年的文化使命，也要采取一种化融的态度，而其中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要进行知识批判，只有深入而持久的知识批判才能使我们认识到知识的性质以及知识体系之中所隐匿着的生存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适合于中国人生存的知识体系。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的学问人应该明白的。
四、如何做学问?
下面讲讲如何做学问。做学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在我国传统里面被称为“立言”的事业。我们都知道《左传》里面有这样的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因此立言是不朽的事业。
古往今来对这项不朽的事业人们总是充满了敬畏之心。如著名学者章学诚说：“嗟夫，学术岂易言哉!前后有风气循环，同时则有门户角立，欲以一人一时之见，使人姑舍汝而从我，虽夫子之圣，犹且难之，况学者乎?”(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498。)这的的确确是道出了做学问的甘苦。章学诚身在我国清代乾嘉年间，他所处的时代显然跟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很不一样，在他那里做学术的主要矛盾只不过是古与今之间的矛盾，只有处理好了古与今的矛盾，则可以象司马迁所说的那样“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章学诚以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话自勉，杜甫说过：“不薄今人爱古人。”并加了一句“不弃春华爱秋实。”我们今天做学术研究面对的环境除了古与今的矛盾之外，更重要的，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这就是中与西的矛盾，所以我也象章学诚那样加一句，“不薄中学爱西学”，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做出象样的学问来的一个必备条件。我们应该有孟子当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的气概。
当然，光有英雄气概是不行的。我们还必须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不过我这里不是给大家提供做学问的灵丹妙药，实际上并不存在做学问的灵丹妙药，虽然如此，我觉得还是可以总结前人和时贤关于做何做学问的一般方法。我在这里想指出两点，我觉得这两点对当下中国学者从事学问尤其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非常重要。
第一点，克服门户之见，但学术必须有所宗。
前面已提到古今、中西之争，这两大问题的确长期困惑着中国学术的发展。其实，我国古典智慧已在这方面有明确的意识。如前面提到的我国清朝乾、嘉时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浙东学术》曾说过一句名言：“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523。)余英时先生认为“必不可有门户”之说，微有语病，其意仍指“门户之见”(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页518。)“学术门户的成立自有其客观的历史根据，谁也不能任意加以抹杀。”(同上)
第二，必须掌握知识的增长规律，有意识地推动学问的发展。
我在这里想跟朋友们介绍一下邓正来教授的两大知识铁律。邓正来教授认为，知识增长存在两大铁律，其一是知识增长的必要性，这是由理性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从而推进知识的增长。其二是知识增长的可能性，这是由知识的脉络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知识的增长必须有一个脉络，如果没有一个学术的传统那么知识的增长就是没有意义的，知识的增长必然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进行。
如果我们按照邓正来的这两大知识铁律来看当下中国学人的知识生产，那么我们一定会失望万分。首先，我们的学人们要么以真理的占有者自居，要么以真理的传播者自许，这显然违背了理性的有限性。其次，我们看到，我们的学人所生产的知识所做出的学问经常被宣传为“重要发现”、“重大突破”，实际上却是毫无根据的胡说。
当然这种学术格局的形成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按照我的研究，总的来说，是因为晚清以来，古典中国学术体系随着中国生存秩序的天崩地裂而随之发生裂变，现代中国学术体系尚处于萌芽之中，今天的中国学人就是要在古典中国学术的废墟上创造出现代中国学术。我们今天的学术处于一个过渡时代。我认为，我们今天的任务，首先是要树立起一种生存性的知识观，然后用心构建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传统，只有建构起学术传统，我们的知识生产与学术研究才不致于成为胡说八道。对于当下中国的学术现状来说，学术传统的建构艰辛而复杂，正如一句古语说的，任重而道远。
但是我相信，虽然困难重重，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得了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尽管有人认为当代中国学术创造的最大敌人是学术研究中盛行的市侩主义，正象人们所看到的，在当代中国，学者们为了各种各样的名头而奔命，或者为了项目(利)，或者为了奖项(名)，什么“十大法学家”，什么“国家名师”，什么“全国劳动模范”，如此等等，种种好听的头衔掩盖着实际的空虚，赤裸裸的名利诉求主宰了曾经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华士子的灵魂，但是我认为，历史将会使我们看到，终会有一些人成为中华民族的真正担道人，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尚果院长!谢谢同学们!
魏敦友
匆草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2007-3-6
修改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2007-8-5
附记：
3月8日，有幸在玉林师院办公室副主任徐戴伟先生、高职学院副院长朱晓姝女士两位的陪同下游览了真武阁与贵妃园。真武阁与贵妃园在玉林市不远处的容县县城，原为玉林行署所在地。容县多次听说，但从未来过。今天有幸到此，殊感惊讶。我还从没有听说过真武阁，而容县人将真武阁称为江南第四大名楼。前年去昆明，得知江南第四大名楼是滇池边的大观楼。没想到容县也有称做第四大名楼的真武阁。到达真武阁时，果见气象非凡。楼为三层结构，全为木制，无有一丝铁丁。望绣江而立。考其年岁，历四百多年，竟长于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然何以此三楼及大观楼蜚声海内外，而真武阁却寂寞不闻?思之再三，文以楼存楼以文显故也。黄鹤楼因崔颢的一首《黄鹤楼》而展千古飘逸之姿，岳阳楼藉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尽显英雄豪气，滕王阁凭王勃一篇《滕王阁序》而雄视百代，而昆明滇池旁的大观楼则因孙髯翁的长联而气吞万象。真武阁所缺者，文也。一时感怀，心中骤起撰文之意。终因手头无纸笔而作罢。忽而又觉得，就这样寂寞花开不也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轰轰烈烈不可?胡思乱想一阵。离开真武阁后又游览了贵妃园。原来真有杨玉环生于广西之说!初知此事约数年前，当时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梁超然先生去梧州考察，从梁主席那里听说杨玉环出生于广西事，颇不以为然。不想今日至此，亲见玉环出生、成长、贵妃、赐死的经历。戴伟先生看出我的疑虑，忙说，此乃我广西人自娱自乐也。真也，非也，何由而得之。此记。
魏敦友
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
2007-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