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央行金融监管方式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继商业银行法发布修订意见稿后，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法也迎来了修订，离上次2003年修订已经过去了17年。央行职权调整是此次央行法修订的焦点。事实上，与国际其他央行相比，我国央行“扩权”姗姗来迟。
央行金融监管方式论文 篇1：
易纲：廿年磨剑，央行新使命
“心情平静、庄重，使命神圣、光荣”60岁的易纲以此形容接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心情。
3月19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审议机构改革之后的新一届政府部门负责人中，决定易纲接替任职15年的周小川，成为新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一任命是高层共识，亦在多数金融界人士意料之中。
“心情平静、庄重，使命神圣、光荣”60事的易纲以此形容接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心情。
易纲领衔的此央行，已非周小川时代的彼央行，金融监管改革催生“一行两会”新格局，赋予了央行新的职责与权属，除了专注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还要统领银行保险重要性行业立法，在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协调行业穿透式监管、宏观去杠杆等领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些都是新使命和新挑战。
《财经》记者接触的多位学界人士认为，易纲任职央行行长可谓众望所归。作为周小川任职央行期间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易纲身上与周小川有诸多相似点：良好的国际口碑、出众的专业素养、学者型官员。
既在预期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中国金融监管“一行两会”新格局下的领导班底，在2018年早春以极富中国特色的组合方式揭幕。
3月19日，全国“两会”期间，央行原副行长易纲接替周小川，被任命为央行行长。21日，银监会原主席郭树清成为新组建的银保监会党委书记和主席。加上留任的证监会主席刘士余，金融监管“新三驾马车”到位。
出人意料的是，6日后，郭树清再度获任央行党委书记、副行长。这一安排在此前“一行三会”中从未出现。
郭树清当日的表态颇为谦逊：以后要在央行的具体业务和行政事务上，做好易纲行长的助手。易纲行长是央行具体业务的第一负责人。更多的分析则认为，易纲的确会是央行第一负责人，但涉及央行与银保监的监管协调方面，郭树清显然会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在全新“一行两会”格局中，这一交叉任职的创新人事组合，不仅表明中国对于防控金融风险的迫切需求，也缓释了金融分业监管旧格局下部门协调的不畅。业界认为，这亦是对各界预期的金融双峰监管模式的变通体现。
目前，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仍在原职坚守，尽管此前曾有传闻，其将转任地方大员，但至今未有新任命，因此很多人相信，刘士余或将在证监会继续其未完使命。即使未来刘士余的职位有所变化，从分工协作上看，中国金融监管“一行两会”的“新三驾马车”格局已尘埃落定。而无论易纲、郭树清还是刘士余，都面临金融监管改革的新棋局，可谓任重道远。
强势央行职能已不限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而是要扛鼎金融系统稳定，负责重要行业立法，统筹跨行业监管协调。
不同的是，易纲在进入央行体系之前的阅历颇为单纯。他先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执教近十年，在1994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97年入职央行后，磨砺20年，易纲成为中国第一个就任央行行长的海归经济学博士，成就学以致用的典范。
相比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等一些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经崭露头角的金融官员，易纲则是在90年代中期才参与进中国经济改革的实操进程。
1997年，易纲凭借专业的理论体系和学识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开始了他的央行生涯。
此后20年间，从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到货币政策司司长再到行长助理、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成为很多政策的直接执行者，特别在货币政策和汇改上亲力亲为，留下诸多身影。
易纲的《中国的货币化进程》、《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两部论文集主要收录了其在1988年-2009年写的主要论文，特别是第二部论文集集中诠释了他对利率、汇率、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和宏观调控等诸多问题的理解和看法。
“为什么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能写出这么多文章？原因很简单，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易纲在《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的自序中曾这样写道。
某货币政策权威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易纲接受过完整的西方经济学训练，熟悉这种理论、语言，他接任央行行长对中国央行的国际地位是很好的衔接，会使得中国央行国际化进一步加强。
易纲同时还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与易纲有直接接触的经济学家认为，易纲的学者型体现在他能很认真听取并研究学者论文的深层次内涵和逻辑，这在学者型官员中也颇为少见。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易纲用三句话概括当前中国金融方面的主要工作：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业的改革和开放。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保持金融业整体稳定。
央行历练20年
上述货币政策权威专家表示，在国际俱乐部（非正式）中，一个容易被接受的成员更容易获得认同感，而易纲具备这样条件。“易纲的英语发音很好，国际组织对易纲评价都很高，从这点来讲，易纲接任小川对中国央行的国际地位是很好的衔接。”
一位曾经陪韩国总统经济顾问见易纲的经济学家回忆，总统经济顾问对易纲的评价是考虑问题缜密、细致。
易纲获得较高国际认可，与其在中国央行历练20年不无关系。
1997年，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创办人之一的教授易纲，走进位于长安街的央行大楼，就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开始从学者转换到政府官员的角色。那一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从风暴眼泰国席卷了整个亚洲，中国经济亦受波及。
加盟央行的次年，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一文中阐述了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比速度更重要。这一年，易纲还预警了通货紧缩的出现，并提出对策。
进入央行五年后，易纲升任秘书长（正司局级），同时兼任货币政策司副司长。2007年12月，在进入央行十年后，易纲升任央行副行长，主管货币政策、办公厅、人事司、国际司等多个举足轻重的司局。
因研究货币政策需要详细数据，所以央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与易纲工作交集颇多。盛松成眼中的易纲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正直、实事求是且表里如一。分管司局下属对易纲的评价是，对人对事客观公正、不谋私利，且工作效率颇高。
央行20年间，易纲的一个职业节点是2009年7月开始兼任外管局局长。与易纲相熟的香港中文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原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王健曾对媒体介绍，易纲出任外管局局长后，取消了外管局的很多审批权，加强了对部门自身的约束，这对增强经济活力和增强经济自由度是很好的，对长远经济发展也有帮助。在他看来，作为政府部门领导，“能做到这一点很难得”。
“作为直接执行者，易纲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和中国汇改事件上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负责货币政策兼外汇管理多年，他（易纲）协调的都很好。”盛松成说。
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在贬值预期中推进定价机制改革——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
定价机制改革推出后，人民币兑美元随即创下汇改20年来最大单日跌幅：1.8%。在随后三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累计下跌3000个基点，引发世界关注，人民币汇改也被推到风口浪尖，贬值成为敏感词。
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易纲紧急召开会议，成为提出 “人民币没有长期贬值基础”的第一人，现在已经被转化为流行语“人无贬基”。这件事被国内学者认为“做的漂亮”。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在7以内。
易纲认为，人民币汇率会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基本稳定”是对一揽子货币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主要有以下几个根据：第一，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态势没有改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还在稳步提高。第二，中国的经常项，特别是货物贸易还存在着非常大的顺差，我们的FDI（对外直接投资）和ODI（外来直接投资）都是稳步增长的。第三，外汇储备是充裕的。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会回归到基本面，回归到人民币保持基本稳定的基本面。
易纲在货币政策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货币深化论“monetization”，亦是货币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2014年4月，身为央行副行长的易纲开始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16年3月，由央行党委委员升任党委副书记。种种信号显示，易纲将获重用。据透露，任职央行行长15年的周小川一直颇为赏识易纲的才干。
《财经》记者此前了解，去年4月初央行一副部级干部接受正部级投票考察，易纲作为央行第一副行长、党委副书记被视为央行系统的首要人选，之后考察顺利通过，内部呼声较高。“主要为下一步发展做准备。”接近央行人士曾向《财经》记者表示。
学界预期，担任行长的易纲会重视中国原有的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根据经验教训采取合乎中国国情、适度的方法，从容不迫地推进一些政策，同时，会重视中国中央银行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以及重要组织的协调，加强与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交流，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紧密。
新使命、新挑战
多位金融界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全球重要性提高，面对国内外保持经济增长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多重使命，周小川卸任后的中国央行，无疑面临诸多挑战，对于新任行长易纲来说，未来的工作显然并不轻松。
第一个摆在易纲眼前的挑战，便是本轮机构改革带来的金融监管体系重构。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银监会和保监会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同时，在新的“一行两会”结构中，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性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
从已公布方案来看，央行负责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相关政策的制定，銀保监会主要负责行为监管，证监会相对独立。为此，央行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此前在“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架构下，人民银行一直扮演牵头增强各监管机构间协调效率的角色。
执法和立法分开会有一定脱节的问题，这就需要两个部门密切配合。方案提出的“重要法律法规”，也意味着不是完全上收规则制定的权力。而央行上收的规则制定，也需要其对市场深刻了解，特别是保险市场和业务层面的政策。所以，央行不仅要做好协调工作，还要深入了解方针政策和相关的市场、业务。
在新的“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架构中，央行须发挥强势作用，易纲在日后的强央行身份中能否顺利协调一行两会也是其将面临的重要问题。
3月26日，银保监会主席、党委书记郭树清兼任央行党委书记、副行长，被外界视为是中国金融混业监管进一步协调的特殊安排。
根据分工，在业务层面，央行全面工作由行长易纲负责。央行党委书记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党委在组织、人事等方面的领导职责。
业内人士认为，易纲将面临的不仅仅是央行本身发展的问题，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大背景下，央行以及他个人会承担更多责任。
金融监管改革起源于金融业快速发展衍生的风险，金融界人士普遍认为，易纲面临的第二个挑战便是防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去杠杆。
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鹤年初在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会上曾表示，在中国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尤为突出。
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刘鹤提出，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中国宏观杠杆率（银行业总资产/GDP）高达305%，远超同期美国近80%的水平，与日本近年来的杠杆水平相接近。
国际清算银行对14个发达国家在过去140年左右的债务数据和货币发行数据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宏观杠杆率增速过快，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经历了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而高杠杆背后是庞大的影子银行。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内资产达232.25万亿元，表外业务为253.52万亿元，其表外资产规模是表内资产规模1.09倍。
互借通道、层层嵌套的影子银行体系使得监管部门难以对底层资产进行穿透监管，导致大量货币流向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产能过剩行业，其中隐藏着巨大的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
“这些都是人民银行新任行长必须要面临的问题。”某监管层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
事实上，对于债务以及杠杆率的问题，易纲在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曾表示，考虑降杠杆首先要考虑稳杠杆，即要稳住总的杠杆率，或者让它每年少增、慢增。其次，易纲建议，在总的杠杆比例下，家庭、政府、企业间的杠杆结构可以有一些优化。
而如何稳杠杆，易纲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稳杠杆这种事，要有资本金的补充机制，也就是要有有效的资本约束机制，就是有多少资本做多少事情，不能说没有资本金，光靠借贷去扩张太厉害，严格的财务制度和资本金的约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不论什么所有制还是什么类型的经济体，都要严格依法执行财务制度，资本金的约束。
人民币国际化和利率、汇率市场化被认为是易纲接任行长之后需要花时间应对的长期改革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一定成绩。2017年，人民币继续成为我国跨境收支第二大货币、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储备货币和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人民币国际化保持了长期向好趋势。
但是，某研究人民币国际化经济学家向《财经》记者表示，人民币的国际化在2009年—2014年发展很快，2014年以后便出现退潮，到最近已经退到一半了。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并非像我们想的那么好，这也是新行长需要思考、面对、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从2016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加大对资本外流管制的力度，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更是有所放缓。
自去年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指标出现积极变化。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数据显示，2017年11月人民币国际支付占全球市场份额重新回升;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业务也出现好转。同时，一年多以来首次有高收益离岸人民币债券在香港发行。香港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存款規模也止跌回升，触及一年来高点。
今年初，人民币汇率企稳回升、跨境资本流动形势好转，市场上再次出现央行应利用有利时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声音。
易纲则在去年12月一场公开活动上表示，央行没有特别急切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只是想为人民币和其他主权国家货币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逐步便利人民币的使用，“人民币国际化最终一定是市场驱动的过程”。
有关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在2018年面临的挑战，易纲今年初就曾在《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有所阐述。
易纲认为，从国际上看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从国内看，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我们既要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也要心存风险意识、时刻保持警惕。”易纲说。
易纲提出以下政策思路：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勤奋学者型官员
1993年，曾为中国首批留学生，并已获得美国印第安那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经济系终身教授的易纲回国，与北大同班同学、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海闻，以及北大教授林毅夫等人，在次年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对于为何回国，易纲曾在2013年CCER Club创办的《朗润之声》第三期刊登的一篇专访文章中谈到，他回国完全是个人兴趣爱好所致，是自己做的一个选择，既有文化因素，也有感情因素，“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成报效祖国，这些话太大”。在易纲看来，人是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个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选择并不难，难的是选择以后你要承担这个选择的长期后果”。
易纲进入中国学术界之后，开始着手探求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
1994年，易纲参加了由世界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中国金融规划研究课题，具体负责货币需求以及货币化的研究，研究金融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彼时，易纲关注到央行的一、二级分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并在1995年对此做了调研。1996年，易纲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了全面分析，讨论了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和策略。
在研究中国金融体制的过程中，易纲没有管中窥豹，而是同时对美、日、德三国的体制进行了对比研究。此外，他在1996年还关注到国营企业的债务重组，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把债务重组做成“最后的晚餐”。
对于金融专业的人来说，易纲最知名的著作是其编篡的《货币银行学》。该书至今仍是金融学销量最大的教科书。一些金融专业的学生评价，若论国内货币银行学的写作水平，易纲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20年前，易纲作为在海外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知名教授，被央行揽至旗下，开始由学者向监管者转型。王健曾向《财经》记者表示，易纲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具有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是他接触过的非常独特、非常有潜力的官员。而这样的一个人，同时又非常低调和内敛。
一位央行中层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易纲属于学者型官员，平日里对待下属平易近人。不过，易纲的另一面是工作狂，同事们经常在节假日和周末时在金融街遇到还在加班的他。
熟悉易纲的人士介绍，央行早上大小会议时间一般是8点半到9点召开，但是易纲主持召开会议基本都是8点开始。这样的会议节奏也带给一些人唠叨，因为每一次易纲开会，央行的司局长都要较以往早起半个小时。
会议中易纲从来不讲虚话，准确地说，最多用两秒钟时间说一句诸如“大家早起开会辛苦”的含蓄用语，然后直奔主题。易纲召开的会最短十分钟散会，最长三小时不散会。
与易纲共事过的同事都知道易纲有一个特点——勤奋。倾听下属汇报工作时习惯用语“你说，你说”，然后不忘做记录。虽然早年缺少基层工作经验，但是善于学习。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易纲之前对票据不熟，于是在交流中非常谦虚地问，你给我拿一个票据看看。
“以前有人问我为什么变成官员，我只想说我的最终理想还是做老师。但是我现在有这样一个工作（指作为官员），我就一定会把它做好。” 易纲的理想是，退休以后还会继续当一名老师。“我希望做一个普通人，普及国民素质，传授一些知识，做一些有用的事。”易纲对燕园学子们曾如是规划未来的退休生活。
不过，对于刚刚接任中国央行行长的易纲来说，这样的退休生活恐怕还要再过几年才能实现。
作者：张威 俞燕
央行金融监管方式论文 篇2：
中央银行会扩权吗？
继商业银行法发布修订意见稿后，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法也迎来了修订，离上次2003年修订已经过去了17年。
央行职权调整是此次央行法修订的焦点。事实上，与国际其他央行相比，我国央行“扩权”姗姗来迟。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都在调整央行职能，加强逆周期管理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标配和趋势，也是此次央行法修订的国际背景。
将目光转回国内，过去10余年，跟随经高速发展步伐，我国银行业发展迅速，金融创新让混业经营业务和主体涌现，现有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已无法防范和监控金融发展的风险，金融改革呼之欲出。
不难看出，无论是国际金融监管的趋势，还是当下我国金融创新对监管的需求，都在呼唤金融监管改革，从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为银保监会，“一行三会”调整为“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格局调整早已开始，此次央行法大修，调整央行职权，算是金融监管改革的必然之举。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在这样的背景下，央行法大修，似乎又有了新的寓意。
补齐“短板”
近几年，从P2P、到私募、再到信托爆雷，大众对金融风险的感知直线飙升，业内对金融风险交叉感染的认知也被颠覆。
欣慰的是，从2017年启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以来，小到各类监管政策陆续出台，将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纳入监管，大到金融委、宏观审慎局等组织成立，逐渐完善金融监管框架，一场以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为要务的金融监管改革正在发生。
疫情也没能阻挡金融监管深入的步伐。今年国内疫情稳定以来，私募新规、信托、金融控股公司、网络小贷监管新规等政策陆续出台，大金融强监管的趋势十分明显。
纵观此次央行法的修订内容，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将过往10余年特别是最近三年，成效好的监管实践和政策法律化、制度化，为日后常态化监管提供法律依据。
如，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写入央行法，这是对过往10年，央行宏观调控格局调整的呼应。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将原先的“确定中央银行基准利率”改为“确定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则是对过去央行创新的政策利率工具的肯定，也是对利率市场化趋势的回归。将金融控股集团纳入央行监管，则是对今年9月份《金融控股公司管理办法》的回应等等，不胜枚举。
此次，央行法修订的核心莫过于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写入法律，央行法中明确列举了央行宏观审慎政策的7类工具，包含金融机构杠杆率、贷款价值比、贷款收入比、风险资产权重、同业资产（负债）比例要求以及大额风险敞口限制等资产管理要求；金融机构流动性覆盖比例、净稳定融资比例等流动性管理要求；风险准备金等逆周期调节工具等等，加强逆周期调节和穿透式监管。
宏观审慎并非中国独创，最早起源于英国的双峰模式—宏观审慎和货币政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被国际上大多数央行采用。
今年国内疫情稳定以来，私募新规、信托、金融控股公司、网络小贷监管新规等政策陆续出台，大金融强监管的趋势十分明显。
2009年，中国在加入巴塞委员会，逐渐将宏观审慎引入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引入中国已有10年历史，早在2016年，央行就已形成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次年，“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也写入相关的高级文件。
MPA体系，涵盖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和信贷政策执行等7大方面，对比此次央行法确定的宏观审慎政策的七大工具，显然，这些政策工具既有对原有MPA体系指标的继承和肯定，但政策工具中的逆周期缓冲、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动态拨备和特定部门资本要求等已超过MPA的框架。
这意味着，未来商业银行资本管理要面对银保监会和央行两家监管机构，可见监管之严。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宏观审慎政策入央行法，意味着央行以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的双支柱框架也得到了法律的认可，这是对过往10年，央行宏观调控探索实践的总结，也是当下防范系统新金融风险的需要。
因为，与传统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稳定币值为目标的顺周期调节方式不同，也有别于银保监会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行业监管，宏观审慎监管以逆周期调节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能避免传统金融监管模式在系统风险防范上的不足。
扩权强监管？
此次央行法将宏观审慎职能赋予央行，其实是有迹可循的。
2017年7月，《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中，曾围绕宏观审慎职能的分配提出了三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模式，即将宏观审慎智能分别赋予央行、央行内设的部门、央行之外的独立部门三种方式，此次双支柱入法，显然倾向了第一种模式。
2019年年初，央行三定方案明确新设立宏观审慎管理局，牵头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基本制度，此次又以法律形式再次确认，无疑是在银监会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试图补齐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宏观审慎作为国际央行普遍采用的逆周期防范风险的方式，将它赋权给央行，也蕴含着央行必然要扩权来保证宏观审慎发挥作用，而这一点，对当下的中国金融的健康发展尤为关键。
粗略来看，此次央行法修订，将央行的职权从原来的13项增加到19项，具体来看，此次扩权有三个特点：
其一，扩大监管范围，这在被监管主体和具体业务监管上都有体现。此次央行法将被监管的银行机构扩大到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银行机构，还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重要金融基础設施纳入监管范畴，这显然是宏观审慎政策的应有之义。
此外，交存准备金的业务监管范围也在扩大，未来，不仅银行业金融机构，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都需要交存准备金。
其二，增加履职机构，确保央行职权实施。如，一方面，作为金融最高监管决策机构，金融委已在央行设立金融委办公室，协调建立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风险处置、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等协作机制，已运行两年多，此次央行法将其入法，还提到央行还将与金融委成员间建立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也提到央行还可以设立其他“履职平台”，事实上这两年央行已经设立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成方金融科技等平台，未来不排除随着央行职权的实施，将有更多履职平台的出现。
其三，增加监管职责和监管措施。这是此次央行扩权的核心，不仅设立专门章节（第六章）赋予“央行监督管理措施”，如检查监督权、现场检查措施、对金融控股公司和使用中央银行资金机构的监管措施、系统性金融风险处置等内容，还将监管职权扩大到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集团等主体，也涉及了金融数据安全监管、征信管理、消费者保护等具体金融监管业务，这意味着，防范系统性风险或将从监管系统重要金融机构开始，而近期金融委提出的要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的法律基础也在逐渐完善。
此外，此次央行法还赋予了央行拟订金融业重大法律法规草案和制定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这意味着，金融监管的立法权掌握在央行手里，而不是“两会”（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牢牢抓住了金融监管的牛鼻子。
从监管对象、业务范围扩大，到责权和监管平台、监管措施增加，不难看出，央行法为央行扩权、强化监管提供了系统性法律支撑，背后深意不小。
新的信号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时，各国央行的重要性得以提升。2008年金融危机后，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以美国为首，让中央银行“更有作为”，更积极和频繁地发挥货币政策对经济“调控”的意义，是一个普遍做法。这一趋势是否会对中国有所影响？
过去10余年，中国金融监管格局经历从“一行三会”到“一行两会”的转变，在此期间，央行通过《反洗钱法》《统计法》等法规，宏观审慎局等组织扩大自身监管职权，增强央行金融监管属性，此次央行法大修，以法律的形式扩大央行职权，也暗示着未来金融监管的变革方向。
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以美国为首，让中央银行“更有作为”，更积极和频繁地发挥货币政策对经济“调控”的意义，是一个普遍做法。这一趋势是否会对中国有所影响？
首先，“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格局分工更明确，联动来强化监管。传统金融监管由银保监会和证监会承担，如今，央行法显然提升了央行在监管格局中的地位。
一方面，央行掌握金融监管的立法和金融基础设施制度的制定，如此一来，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其它金融监管部门主要是具体执行法规，实施功能、行业监管。另一方面，央行直接对金融机构，特别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的直接监管的权力，相当于央行主动承担了有可能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职责，符合宏观审慎政策。
其次，未来金融风险将迎来“常态化”的强监管。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的收官之年，相继修订商业银行法和央行法，将过往对金融风险监管和处置的措施和监管行为法律化、制度化，为未来常态化的监管提供法律依据。
再次，未来对金融创新监管或将收紧，监管套利空间将大幅缩小。过去服务粗放型高速经济增长，出现不少监管套利现象，也积累了金融風险，目前经过三年金融风险攻坚战，这些风险已逐步出清，大部分新金融也逐渐纳入监管范畴，近段时间定调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更是有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纵观过往经济周期，每逢经济低谷，各国总会主动或被动打开信贷水龙头，让央行扮演着经济低谷时期改善经济增长的“固定引擎”角色，但这样的负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扭曲金融资源配置，使得资产价格无法反映实体经济的真实情况。
随着各国央行不约而同“扩权”，央行既是信贷货币政策的执行者，又是金融监管的掌舵者，如何来牵制央行多年来形成的“放水”惯性和冲动，让金融更多地服务实体，这既考验金融改革的智慧，也需要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深入。
作者：何治民
央行金融监管方式论文 篇3：
金融市场监管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协调研究
摘要：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框架已经形成。分业监管可以发挥各监管机构专业化监管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着沟通协调不足、信息难以共享、出现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等制度缺陷。本文探讨在科学分工的前提下，如何建立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以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进而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关键词：金融监管体制；分业监管；分工协作；交叉监管
一、当前分业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监管交叉与监管真空
不论如何分工，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责交叉都是不可避免的。以货币市场基金为例，因该基金主要投资于央行管辖的货币市场，应归央行管理而货币市场的投资主体是证券投资基金，应属证监会管理而商业银行又属银监会的管辖范围。所以，金融市场上许多产品的推出将涉及央行、银监、证监、保监等多个部门，交叉监管不可避免。
在目前的分业监管格局下，央行有自上而下的系统性的机构组织，在县级设有央行的分支机构。而证监会及保监会的机构设置则只到省级，对省以下的证券营业部和保险机构缺乏有力的监管，而央行又无权或无法行使代理监管，可以说我国省级以下金融机构的监管一定程度上在存在真空。按照现有的监管分工，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也是盲点，有可能形成金融风险隐患。
(二)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存在于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央行与三大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第二个层面是三大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央行要履行其职责，需要获取微观层面金融机构的监管信息，而央行又不承担对金融机构的直接监管职责，所以，央行对监管机构存在较大程度的信息依赖同样，监管机构的监管工作也需要央行的货币政策信息作为决策参考。在当前的分工体制下，央行掌握着完备的货币政策信息和不完备的监管信息，而监管机构掌握着完备的监管信息和不完备的货币政策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对货币政策职能和金融监管职能的发挥都会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在三大监管机构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例如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承担主监管任务的监管机构与负责子公司监管职责的监管机构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另外，对于交叉型金融业务的监管，由于各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不完善，彼此掌握的信息不对称，也容易造成监管标准不一致。
(三)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成本增加
协调成本一般包括信息成本和摩擦成本。银监会与央行分设后，原本央行内部的信息共享被两个部门之间的信息协调机制所取代，监管信息和货币政策信息共享的时效性与全面性大大降低。从央行来说，微观的银行监管信息有助于深入地了解金融机构的情况，从而更好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银行监管信息的缺失，会影响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果从银监会来说，缺乏央行宏观层面的金融信息作为监管决策参考，也影响了监管效果。
银监会与央行分离后，央行部门内部的目标冲突转变为部门间冲突，无摩擦的“内部协调”变成了有摩擦的“部际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本非相互孤立的，尽管机构拆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增加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独立性，但却增加了两者的协调成本。
二、建立由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一)完善联席会议制度与日常协调机制
目前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缺少牵头部门，只能满足监管机构之间协商和沟通日常问题的需要。缺少决策机制，难以做到主动出击，解决监管中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未来的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应该明确央行的主导作用，由央行负责联席会议例会的召集并负责拟定会议议题，主持会议议程，起草会议纪要。央行应及时将金融监管中遇到的重要问题以及影响金融稳定的重要监管事项提交联席会议讨论。
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间应建立重要政策信息和监管信息的相互通报制度，如果政策变化涉及他方的监管职责，应在政策调整之前采取会签或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方式沟通意见。为了保证信息通报制度的有序进行，可以考虑由央行负责信息通报的备案和集中管理。
为了协调日常监管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可考虑在央行设立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办公室，负责协调各监管机构在监管中的合作关系，避免出现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
(二)建立和完善信息共享机制
１为了避免向同一机构收集同样的信息，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间应就何种信息由谁收集及如何交流与共享达成一致意见。在分工上，可以由央行负责收集整理货币政策执行和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情况等信息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收集整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机构的相关信息。
２鉴于央行已建成功能比较完善的信息系统，可以考虑在对现有系统进一步优化升级和整合各部门需求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金融统计信息系统和信息交流平台。
３对于日常性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可以通过建立信息定期送达制度、统一统计报告体系等形式来完成对于非日常性的信息，如监管政策调整、重大监管事项、新机构准入、新业务品种批准、跨行业风险等动态信息以及监管对象的风险信息等，可以通过不定期的信息通报、联席会议等形式进行交流和沟通。信息的交流与共享可以由央行来统一组织和协调。
４建立紧急事态下的信息共享机制，明确各部门在紧急事态下对有关风险的判断识别、风险状态信息通报以及相关救助措施实施等方面的责任，确保在紧急事态下信息传递的快速有效。首先，一旦出现紧急状态，各监管部门应及时向央行传递有关金融机构的风险信息，以保证央行能对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状况做出客观的评价其次，各监管机构之间也要建立紧急事态的信息共享机制，以保证对风险的蔓延进行监控最后，央行及监管机构也要与涉及紧急事态处理的其他政府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三)建立紧急事态的联合处理机制
紧急事态是指一些金融机构面临的经营风险可能会危及到金融系统的稳定与安全。紧急事态处理机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建立紧急事态联合处理组织体系，统一制定和部署紧急事态处理方案并组织实施，这是紧急事态处理的组织保障。该组织体系应以央行为主导，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参与，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应包括财政部门、各级地方政府等政府部门。
第二，建立央行紧急流动性支持系统。当紧急事态发生时，央行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判断并决定是否向金融体系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支持。相应的监管机构应会同央行一起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并确定紧急救助的时机与数量，另外，央行和监管机构还需要对被救助机构加强检查和监督。
(四)金融监管政策的联合研究
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应加强对金融监管政策的联合研究，提高监管水平。具体来说，需要联合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对创新型金融产品监管政策的研究，特别是对跨市场的交叉型金融工具的监管政策的研究；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政策的研究，金融控股公司包括某些由产业资本投资形成的金融控股集团对我国功能性监管模式的研究，特别是对功能性监管和机构性监管的分工与协调配合问题的研究；对金融监管创新的研究，如合规性监管向合规与风险并重的监管转变，非现场监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等金融监管过程中的信息收集与信息共享机制研究；央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研究；对紧急状态的联合处理机制的研究，以及对央行最后贷款人职能与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研究；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存款保险机构与现有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以及存款保险与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分工与合作；网络金融环境下的金融监管政策研究，以及利用网络金融技术进行监管创新研究；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政策研究；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监管政策研究。
(五)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为了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侵袭，我国的监管机构应该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１金融监督机构要积极参加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活动，特别是参与国际监管规则的制订，以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利益，同时，进一步促进我国的监管政策与国际标准接轨。
２我国监管机构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监管当局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双边监管当局的信息共享，提高监管的协调性。我国监管机构与其他国家监管当局之间可以通过签署信息交换协议的方式，就双方相互提供信息以及向第三方提供监管信息等内容达成谅解，并在此基础上，就双方对跨国金融活动的监管协调与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建立制度化的监管合作关系，提高对跨境金融活动监管的有效性。
３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管合作，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国际间的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使金融风险在国际间转移的速度加快，大量金融创新工具的运用更加快了风险的扩散，各国监管机构之间要加强对资本流动的联合监控，密切合作，防止资本流动给金融体系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４加强金融监管人才的培训合作，提高监管水平。我国应积极通过国际合作，互相交流监管经验，并与监管水平高的国家合作，共同培训监管人才，如通过派员到他国的监管当局跟班学习、共同举办金融监管国际研讨会以及参加国际金融组织活动等形式，进一步提升我国监管人员的专业水平。
(六)建立我国统一监管体制
在我国的现阶段，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仍然以分业经营为主，混业经营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由央行牵头建立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机制能够解决分业监管中出现的问题。但是，随着混业经营范围的拓展和业务交叉的深入，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因此笔者认为，由央行牵头建立监管部门的协调机制是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我国最终还要走向统一监管。
笔者认为，在目前分业监管格局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的统一监管体制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是建立由央行下辖四局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外汇管理局的体制，央行既承担货币政策职能，同时也承担全面的金融监管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各专业监管部门在央行的领导下根据功能性监管的分工各自履行其监管职责第二种方案就是将现有的三大监管机构合并成一个综合性的监管机构，全面负责各个金融领域的监管。
笔者认为，选择第一种方案更适合我国的国情，更具有可行性。首先，第一种方案有利于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提高监管的效率和宏观调控的效果。如果选择第二种方案，央行在金融监管中的地位和作用会被弱化，央行的货币政策缺少了金融监管的配合和支持，其宏观调控的作用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其次，第一种方案更符合中国管理的习惯和定式。如果在央行之外再设立新的综合性监管机构，会造成金融监管的多头领导，容易出现权力和利益的冲突，不符合中国管理的习惯。最后，从央行牵头的监管协调机制过渡到统一监管，第一种方案更加自然合理。如果建立由央行牵头的监管部门协调机制，央行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会逐渐增强，再过渡到统一监管体制，由央行负责全面的金融监管，工作衔接更加顺畅。如果选择第二种方案，央行就会失去在金融监管中的话语权，出现新的协调问题。
注：本文为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承担的人民银行总行下达的重点研究课题摘编。
责任编辑黑延成
作者：王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