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惯性力学与整体科学体系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科学是历史范畴，其内涵与外延随历史进程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顺着远古时期、由古希腊至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中叶至今的历史轨迹，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历史观三方面考察科学的内涵，并由此推知其经历了从混沌与混乱，到有序与分化直至今日的混沌与融合的变化。
惯性力学与整体科学体系论文 篇1：
多元文化视角下科技类博物馆的发展理念与功能定位
摘 要 博物馆进入我国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科技馆的起步与发展则不过三十余年。回顾科技类博物馆的发展历程，其受到对科学本质认识演变的影响，各国的科技类博物馆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发展理念与实践。从教育学视角解读科技类博物馆的功能定位和实现路径，发现非正规教育是其基本属性。近现代以来，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改变了科学传播的模式，科技类博物馆由“以博物馆为中心”转向“以公众为中心”。如今，为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新机遇、新挑战，科技类博物馆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开始了新的探索。
关键词 科技类博物馆 发展理念 功能定位 科学教育 科学传播
0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科学中心在我国兴建以来，关于科技类博物馆的定义分类、角色定位等一直在探讨与发展中。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科技类博物馆走过了最初的摸索阶段，并吸引了一批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下催生了科技类博物馆发展理念的跃迁与实现方式的转变。
1 科技类博物馆的发展理念
1.1 科技类博物馆的定义与分类
国际博物馆协会认为，“博物馆是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永久机构，并向大众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護、研究、传播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见证物。科技类博物馆是以自然界和人类认识、保护和改造自然为内容的博物馆”。可见科技类博物馆是博物馆体系的一个分支，具有博物馆的基本属性，但在内容选择上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从内容与形式上进一步细分，科技类博物馆包括自然博物馆、专业或综合的科学技术博物馆、天文馆、水族馆，以及动物园、植物园、自然保护区等。
1.2 科学观视角下的科技类博物馆
科技类博物馆伴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甫一出现即与科学研究、科学教育、科学传播有着天然的伴生关系。从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对科学本质认识的变化影响着科技类博物馆建设理念的变迁，具体体现在对其使命界定、内容选择、展示设计等的把握上。[1]
从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到近代科学诞生，人类在外化自然的基础上逐渐建立并丰富科学体系，并视其为独立于人类社会的客观对象。在此阶段，无论是收藏、研究、展示自然标本的自然史博物馆，还是收藏、研究、展示工业产品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或者专为科学教育而生的科学中心，其建设与运营都隐含着“科学至上”的理念。在科技类博物馆中，科学知识是可以客观、精确、严密诠释自然界的完美形象，技术发明与应用则因促进人类生活进入崭新时代而被赞誉，期待得到公众的欣赏并对公众进行教化。
进入20世纪之后，传统科学尤其是经典物理学遭受到量子力学等新理论的冲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力量对科学研究的介入，使公众看到了政治、军事、经济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深刻影响；因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农药的广泛应用而带来的生态问题，直接威胁了人类的生存。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领域，机械主义科学观都遇到严重挫折，从科学共同体到普通公众都开始对科学本身及其影响进行反思，更深刻、更全面地审视科学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科技类博物馆开始回归科学，视作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实践产物[2]。具体体现为：其一，展示内容越来越多地关注科学与社会、公众与科学的关系，科学知识的建构性、人类及社会因素的参与性和实践性、地方性等特性受到重视；其二，展示方式从科学视角的“展品进路”向社会视角的“关键进路”转型，展现出科学技术的历史维度和地域维度，同时普通公众对科学技术多元化的意见得到尊重与表达。[1]
1.3 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科技类博物馆
科技类博物馆起源于欧洲，兴盛于北美。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各国的科技类博物馆有着不同的发展理念与实践。
（1）英国：英国有着悠久的博物馆历史，也是近代科学的发源地和工业革命的策源地，科学文化是植根于其体内的重要且丰富的养分，彰显了其文明程度和文化自信。从首批科学中心建成至今的30余年，数量不断增加，在“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得益于在科学中心模式引进之初的系统研究，英国的科学中心有着明显区别于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的发展理念与功能定位，即科学中心中的是等着被发现的科学，旨在创设情景引导公众体验科学的内涵、培养科学思维，展现科学的工具属性；科学与工业博物馆中的则是伟大自然的稳步行进，承载了人类的历史并描绘了科学的发展，有着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3]
（2）美国：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科学中心逐渐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从欧洲继承的博物馆文化传统，使美国在快速崛起的同时，十分重视对正在发生的历史的保存与展示。这种历史与现实并进的做法，在美国的科技类博物馆里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既有讲述本地故事的工业和技术遗产，也有表现科学原理的互动展品，还有对社会热点的追踪和未来科学愿景的展望。与此同时，旧金山探索馆采用典型的科学中心模式，以大量互动展品和实验装置诠释科学概念、演示科学现象，激发公众科学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建立起公众与博物馆间的动态连接，亲身参与科学对社会、社会对科学的双向影响。[4]
（3）中国：近代科学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并未与中国传统文化共生发展，却以其强劲的冲击力影响着社会变革和观念变化。以引进、模仿、追赶起步的中国近现代工业，科技创新成果相对较少，令我们观察与体验到的更多是科学体系化后工具属性的力量，而非科学发展历程中探索未知世界和理性思想交锋的魅力。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国策带动下，全国大中城市掀起了科学中心的建设大潮。
截至2016年，全国共有科普场馆1 393个，其中科技馆473个，其他科技类博物馆920个，而综合性自然博物馆仅有10座，综合性科学工业博物馆则为空白。由于收藏和研究功能的缺失，加之主管部门的差异，中国的科技馆往往被视为独立于博物馆体系的存在，在理论、实践、管理领域二者鲜有交流与合作。
2 科技类博物馆的功能定位
2.1 教育学视角下的科技类博物馆
教育是博物馆的基本属性，是博物馆为公众服务的核心。因此，科学教育是科技类博物馆的首要功能。科技类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受到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的共同影响，在目的、内容和形式等方面有别于学校的正规教育。
从内部机制分析，观众的需要与动机、选择与态度，是科技类博物馆教育功能形成的起点。[5]观众构成的多样性、参观时间的有限性、场馆学习的偶发性与即时性、学习内容的非系统性与非连续性，决定了科技类博物馆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包容开放、自由选择、自主学习。我们要充分尊重观众，允许观众抱着各种目的来参观，参观什么、如何参观完全取决于自愿。观众的参观过程是愉悦的、随意的，其收获则是潜在的。[6]
从外部机制分析，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的渗透与推动，决定着科技类博物馆的教育者、观众、教育资源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与依存关系，从而影响了科技类博物馆对自身教育属性的认识和教育功能的发挥。通过辨析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非正式教育的差异，可以发现虽然大多数观众以非正式学习的方式使用科技类博物馆，但非正规教育应是科技类博物馆教育的基本属性。其以参与体验型展品和教育活动为载体，模拟再现科学研究的过程，为观众营造在实践中进行探究式学习的情境，从而使观众獲得“直接经验”。科技类博物馆教育应从现阶段的以非正式教育为主转化为以非正规教育为主，从目标设置、过程控制、内容和形式设计、效果评估等方面，对观众学习给予有序引导和有效干预。[7]
2.2 传播学视角下的科技类博物馆
科技类博物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传递、共享、交流符合其理念、宗旨、目标的信息，为科学传播各利益相关者搭建沟通的公共平台，从而实现其教育与传播功能。
（1）科学传播的定义
科学传播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历史非常短，科学、公众与社会的关系是其关注的焦点。2000年，英国政府科学技术办公室、惠康基金会在《科学与公众：对英国的科学传播和公众科学态度的回顾》报告中指出“科学传播是下述群体间的传播：科学共同体内的群体之间，包括学术界和产业界；科学共同体和媒体之间；科学共同体和公众之间；科学共同体和政府，或者其他具有权威、影响政策的部门之间；媒体（包括博物馆和科学中心）和公众之间；政府和公众之间。”[8]澳大利亚学者特里·伯恩斯、约翰·奥康纳和苏珊·斯托克麦耶提出了科学传播的“AEIOU”定义：“所谓科学传播，就是采用适当的技能、通过适当的媒体、开展适当的活动和有效的对话，来使传播对象产生‘AEIOU’（意识、欣赏、兴趣、舆论或看法、理解）中的一种或多种反应。”[9]上述两种定义，前者确认了科学传播的主要参与者，聚焦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描述了科学传播的基本特征，体现科学意识、科学素养、科学文化之间的关系。
（2）“5W”传播模式分析
美国社会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提出了“5W”传播模式：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向谁说（to whom）、有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涉及传播学中的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传播效果五大要素。[10]大众传播不强调知识的系统性，传播者作为“把关人”，在内容选择、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方面要给予综合考虑。
与传统的媒介渠道相比，科技类博物馆的可接近性较差，但具有生动直观、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体验性与参与性强等独特优势。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受众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有选择地使用媒介。传播效果的衡量主要考察受众的媒介选择、意见和态度等，以此来解释媒介传播活动的影响范围、影响程度以及是否满足受众的需求。[11]就科技类博物馆而言，我们要解决好“谁”来阐释、“为谁”阐释和“如何”阐释的问题，更深刻地理解展教活动的意义，更全面地了解观众体验的需求，做好从策展的学术立场到释展的教育立场的转换。[12]
（3）对科学传播模式转换的回应
近现代以来，科学与公众之间关系的变化导致了科学传播模式的转换，也直接影响了科技类博物馆的运营理念。
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半叶的科学大众化时期，科学界普遍认为科学知识的多少与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是呈正相关的。英国学者约翰·杜兰特用“缺失模型”描述公众知识的缺乏和信息传播的不充分，认为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可以使他们更为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13]博物馆作为科学知识的富集者和教育者，采取自上而下的线性单向传播模式，将科学知识以不容置疑的态度传递给被默认为知识贫乏方的观众。
20世纪中后期，公众开始警惕科技带来的危害，从而引发了对科学的“信任危机”，“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开始在西方兴起。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提到：“尽管英国人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却没有使科学建立在群众充分批评的背景之下。”[14]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评估了公众的科学素养与科学态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影响公众理解科学的机制及其在社会中的角色，并对科学传播过程中所遇到的限制及解决方法等进行了讨论。[15]科技类博物馆的科学传播模式从“以博物馆为中心”转向“以公众为中心”，公众结构的多样性、传播时机与社会文化背景等影响因素成为考量指标，将关于科学的话题还原到社会语境中，期待公众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参与与科学相关的公共事务。
2004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社会中的科学》报告，呼吁“发展出广泛的、创新性的、有效的社会对话体系；让社会更为积极地影响科学事务政策，并承担此间的责任；在决策上采纳开放的文化；将公众的价值和态度考虑在内；赋予社会促进国家科学政策的能力”。[16]由此，“公众理解科学”转变为“公众参与科学”。美国学者布鲁斯·莱文斯坦提出科学传播的“公众舆论模型”，也称为“对话模型”，认为非专业领域的公众应得到平等的尊重，参与科学技术议题的讨论，以保证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和公开化。[17]随着科学传播开启了民主协商模式，科技类博物馆在展教活动的内容策划、形式设计上更加注重观众的参与和反馈，强调观众对于博物馆的身份认同和博物馆之于观众的黏性，允许科学传播各利益相关者表达自己的想法。
（4）从科学普及走向科学传播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科技馆事业的初创时期，根据国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现实状况，主管部门将科技馆定位为科普教育场所，套用了正规教育的说教模式，以数、理、化、天、地、生等基础学科为主，奉行浅显且易于表现的“展品至上”原則。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没有展品”、“有多少件展品”、“展品能不能动起来”，成为衡量科技馆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致使“千馆一面”成为中国科技馆界遗留至今并被广为诟病而又难以突破的严重问题。
2000年前后，一批率先走出国门的专家学者前往欧美、日本等地考察交流，开始思考和研究科技类博物馆的科学教育理念与科学传播模式。同时大量国际知名展览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带来了不少新的理念。“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展品也是没有国界的，什么样的展品都可以仿制，要创一流，关键是看科技馆的整体创意，这也是国内科技馆水平高低的标准”。[18]
近十年来，我国迎来了科技馆新建与改扩建的热潮。与前一轮不同的是，各省市以中国科学技术馆、上海科技馆、广东科学中心等为引领，由“课题中心”的“展区制”逐渐替代“学科中心”的“展品制”。一个展区有一个特定的主题，展示的内容围绕主题展开，展品的设计围绕内容发展的线索进行，展品与展品之间有明确的关联度，形成一个完整的内容体系，体验方式也趋于多元化。[19]在重视基础科学知识普及的同时，关注前沿科学技术成就和面向未来的科技展望，并高度重视科学的历史与社会文化维度的展现；从追求“广而全”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挖掘和表现地方特色和人文背景，部分大型科技馆中集成了博物路径的自然史陈列；尝试同步进行展教活动规划，在互动方式上强调科技馆与公众的双向交流，整合社会资源拓展合作渠道，强化科学传播平台功能的发挥。
3 “互联网+”时代的科技类博物馆
3.1 互联网思维与学习领域的变革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一书以谷歌、微软、亚马逊、苹果等知名企业为例，从思维变革、商业变革和管理变革三个方面，讲述了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大数据时代放弃了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而取而代之的是相关关系，即只要知道“是什么”，而无需知道“为什么”。这颠覆了千百年来人类的惯性思维，对认知和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20]互联网的特质包括在传播内容上以丰裕替代稀缺，在传播行为上以互动替代单向，在传播渠道上以平台替代管道。而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说的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再由互联网机构自身将这种现实上升为“思维”，也就是一种产业哲理的层面。[21]
当下，一批先行者开始解构人类的学习行为，对教学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其中，泛在学习是一种普适计算技术支持下的新型学习理念，旨在让学习消失、和生活融合，实现在生活中学习。泛在学习是点到点的平面化学习互联，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即无处不在的学习资源、无处不在的学习服务和无处不在的学习伙伴。泛在学习的核心是用户，用户既是学习者和学习资源的消费者，又是教学者和学习资源的生产者。泛在学习环境下的学习资源不再是静态、固化的，而是具有进化、发展的特征，保证了内容的及时性、适用性，更加适合个性化学习需求。[22]传统的学习空间是一种刚性结构，学习活动、学习资源、学习伙伴都限制在无法逾越的实体物理空间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学习空间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由单一向多元形式转变。在新媒体技术支撑下实现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融合，为学习者构建更具弹性的学习空间，是未来泛在学习的发展方向。[23]
3.2 科技类博物馆的功能提升与拓展
面对机遇与挑战，如何跳出思维定式，实现功能提升与拓展，是科技类博物馆在新业态下关乎未来生存与发展的重大议题。
“互联网+”环境下，我们要借鉴泛在学习的理念，在科普教育中推动深度教育，以去中心化的思维方式，引入联合教学的概念，灵活运用各种新媒体技术。[24]从管理服务、公众体验、科普惠民等方面改善和提升科普服务，具体包括：形成“一键式”管理服务网络，使“物与物”、“物与人”和“人与人”系统化协同工作；以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对接公众需求；用互联网和“众筹”扩大科普资源的惠及范围等。[25]让科技类博物馆与互联网融合，从而推进科技类博物馆的升级换代，但没有改变的是科技类博物馆的本质特点——体验型科技实践教育。真实体验和模拟真实情境的科学实践，是任何虚拟过程都无法替代的。[26]同时，科技类博物馆的展教区域正在向“学习空间”转化，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将拓展或改变各类展教活动的方式，而这些对建筑设计等都有着特殊的要求。[27]
例如中国科学技术馆的“太空行走”、“月球科考”和“火星漫步”展项以及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动感影院，都是虚拟体验技术运用到科技类博物馆的成功案例。另外，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的网站提供了突破时空限制的虚拟漫游服务，观众利用移动智能终端，即可步入任一展区参观，与展项进行360°全视角互动，获得沉浸式观展体验。支撑这所有创新变化的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思维的变革。
4 结语
回顾科技类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与发展，其建馆和立馆的理念宗旨、功能属性，与时代背景、社会发展、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从不同视角观察可以得到不同侧面的理解与诠释。而无论怎样变化，为大众服务的使命担当、为社会发展助力的理想信念，是科技类博物馆始终不变的追求。立足当下、着眼未来，用理念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驱动科技类博物馆的功能提升与拓展，是体现其社会价值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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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聂海林
惯性力学与整体科学体系论文 篇2：
论“科学是历史范畴”
[摘 要] 科学是历史范畴，其内涵与外延随历史进程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顺着远古时期、由古希腊至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中叶至今的历史轨迹，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历史观三方面考察科学的内涵，并由此推知其经历了从混沌与混乱，到有序与分化直至今日的混沌与融合的变化。揭示科学是历史范畴这一客观事实，有助于辨别形形色色的科学真伪之争以及理解和把握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演变。
[关键词] 科学； 历史范畴； 本体论； 认识论； 方法论； 历史观
对于科学的定义不计其数。笔者认为，科学是历史范畴。科学的内涵与外延随历史进程而发生变化。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历史观三方面考察科学的内涵，并由此推知其外延的变化。揭示科学是历史范畴，有助于辨别形形色色的科学“真伪”之争，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演变。
一、原古时期：混沌与混乱
原初时分，先民的生活深深嵌入于特定的语境之中，洞悉周围的每一个细节及其变化，所有这些都与他的生命结合在一起。先民以全身心沉浸在语境之中，感悟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科学与技术不分，以及科学、艺术和宗教不分。
远古时期，虽然无所谓本体论、认识论与历史观之分，但大致可以认为，处于萌芽状态的科学在内涵上具有三个相应的特点：
其一，对象与主体不分，与语境不分，知识没有从对象、主体和语境中分离出来，既无本体论可言，又隐含着本体论。波普尔的“三个世界”合一。事实与神话不分，是审美，也是宗教，可以说，有多少种人类的活动，就有多少种科学（同理，也就是有多少种艺术，多少种宗教）。主体向外界的种种投射，它们本来相通，隶属于同一个主体。后来有些人以科学的方式，有些人以宗教，有些人以诗歌或艺术的途径去认识或领悟世界。人的内心世界随人类活动的不断分化而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以至发生科学与文化及其他方面的对峙。
其二，认识与实践不分。一些学者认为，古代是先有技术，再有科学。实际上，古代的技术中包含了科学。真实与想象甚至梦境不分。“知识”，往往用图像、音乐、格言、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来。《野性的思维》和《原始思维》详细考察了先民的思维方式，其主要特征是集体表象、互渗与整合。野性的思维是未驯化状态的思维。
其三，既是动机和期望，也是结果，譬如学蛙鸣以求雨，还有咒语、灵符、偈语、禅机等，甚至就是巫术。远古时期，人类的各项活动没有分离，无所谓“科学”，实然与应然不分，也无所谓“规范”。一切都充满特殊的价值，具有神圣的魅力。《金枝集》是今人理解，实际上也是“感悟”原始部落生存方式的一把钥匙。
一言以蔽之，处于混沌状态，这就是原始科学的内涵，由此也必然导致混沌的外延。
然而原始科学又确实具有另类的“外延”，这里的“外延”不是概念所指的一类事物，而是各部落生存的边界。居住于不同自然环境，从事不同活动，具有不同生存方式，必然形成部落所特有的意会知识。在特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形成各自的图腾。所谓图腾，其本意即“他的亲属”，当然因“他”而异。鄂伦春人的巫术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人的巫术相去甚远。在某种宗教观念的影响下，尼安德特人并不猎杀所有动物，只是特定地猎杀熊和鹿。在古代艺术中，希腊人作品上的线条多为线段，中国人的作品上则喜用曲线。即使乘法表和历法，各地仍有自己的烙印。印度人发明了“0”，几何学诞生于古埃及人丈量土地的基础之上，如此等等。可以说，在远古时期，有n个部落就有n种科学形态。这些知识嵌入于特定的部落，嵌入于特定部落所生存的特定环境之中。原始的天人合一，不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合一，而是特定的人与特定的自然界合一。
各民族的科学深深嵌入于特定的历史和语境之中。生活在热带雨林，冰天雪地，大洋中的岛屿，或是大河上下，在日常生活——也就是生产实践活动，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千差万别，是典型的“地方性科学”，彼此间不可通约，因而处于混乱状态。
混沌与混乱，前者是原始科学内涵和外延所处的状态，后者涉及原始科学的外延。科学的原始阶段延续几十万年或更长时期。
二、由古希腊至20世纪上半叶：分化与有序
科学由古希腊直至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基本上就是分化和有序的阶段。分化，人的知行分化，内心的各种意向与能力分化，核心是本体独立于主体，物我两分。科学与技术分离，事实与神话分离，认识与实践分离，现象与本质分离，以及科学、宗教和艺术，真善美渐次分离。有序，洒落在各民族乃至各部落内涵不一的科学因素开始归拢起来，寻找其间的共同之处。其一，本体具有规律。无论是目的论、因果论，还是循环，强调的都是秩序和规律。以科学为代表，这一期间的知识（还有启蒙运动理念和市场经济）基本上都是以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形式表达出来，处于混乱中的民族在彼此间有了共同的内容；其二，科学方法——马克思概括为“两条道路”：得到普遍应用；其三，科学成为人类的事业，科学家是人类的英雄。
这前后两千年又可以区分为三个环节。在古代，科学与自然史原始的一致，近代是回溯，20世纪后再度与自然史一致。其中的两次转折，即是发生于17世纪与20世纪的两次科学革命。
（一）自然哲学
之所以往往诸事均“言必称希腊”，是因为由第一阶段的混沌到第二阶段的分化肇端于希腊，从混乱到有序也源于希腊。
古希腊人为第二阶段确立了目标和规范——探寻不变的存在。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物我两分，自然开始成为认识的对象，形成初步的对象性关系，这就是分化。“自然哲学”这一称谓即说明这一点。“不变”，即发现事实和规律，在自然哲学中就是始基演化说。在众多学说学派中，始基演化说显示出在本体论上的共性，从而走出原始的混乱；尤其是欧氏几何与阿基米德力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科学“应当从经验客体的现象上去寻找背后的本体，从而达到认识自然界本质规律性的目标。这正是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之作为古希腊本体论最高成就的最重要之点所在”。[1 ]
希腊自然哲学的标准形式是“始基演化说”，由水、火、原子、数等始基演化出万物。中国古代的哲人构想出道、元气，由阴阳和五行的运行生成万物。这些想法虽然缺乏依据，但在总体上反映了试图在思想上再现宇宙的演化图景。普林尼在纪元初写了《自然史》，虽然在实际上是博物史，但其次序却是顺着宇宙的演化次序：先是“宇宙理论”，一直到地球、地理，最后才是植物、动物和人。这就是第二阶段的第一个环节，科学在本体论和认识过程上与自然史原始的一致。
希腊由哲人从事认识，奴隶从事实践，二者分离。有一个独立的存在，这个存在一定有规可循，否则就难以理解，以及可以通过理性和一定的程序，来发现这些规律，譬如始基及其演化。在方法中，重要的是演绎，由直觉得出的始基、本原推出万物。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苏格拉底的辩论术，柏拉图的“不懂数学者不得入我门”，特别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化方法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后期也开始注重归纳，普林尼的《自然史》主要是记录。实际上，自然史常常被称为“博物史”，是科学在第二阶段初期的一种形态。
古希腊哲人的价值观集中体现“知识至上”，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流传至今。
（二）近代科学
经过千年的中世纪，经历文艺复兴运动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以及宗教改革，近代人又回到对自然的探索上来，与古希腊人一样，旨在揭示事实与规律。区别是，科学家们不再构造体系，构思宇宙的演化过程，而是从演化的结果回溯，从当下缤纷的现象揭示本质。
近代科学革命，摒弃动辄作全面概括构造体系的方法，走上了分析之路，并由此获得巨大成功。首先是区分第一性和第二性，物我两分，确立对象性关系。培根表示：“目的因，除了涉及人的行动的那些之外，并不能推动科学而只足以破坏科学。” [2 ]1616年在罗马法庭上，伽利略为自己辩护：“从事实验科学的教授们并无力量可以随意更改他们的见解，以及左右摇摆”，可以改变契约、合同、票证或商业的见解，“但不能以同样的力量去改变关于自然与天体事项的实验结论”。[3 ]经过牛顿的工作，人成为“一个庞大的数学体系的不相干的旁观者，而这个体系的符合机械原理的有规则运动，便构成了这个世界……一个冷、硬、无色、无声的死沉世界，一个量的世界，一个服从机械规律性，可用数学计算运动的世界”。[4 ]
从古希腊开始，科学的各个分支，从几何学、力学，到近代兴起的化学、地质学和生物学，由简单到复杂，在量子阶梯上由低到高，逐一与文化相分离。与人的关系越近，越是嵌入于文化之中，分离的时间越迟，难度越大。在17到19世纪生物学的发展中，各种意识形态，如传统的宗教、时兴的浪漫主义、复古的自然哲学，以及启蒙运动等，都从不同角度介入，试图从中得到对自己有利的解释。
走出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走出中世纪盲目的信仰和神秘主义，笛卡尔开始了“认识论转向”。近代科学在革命之初并未发现新的现象，天体、单摆、落体自古至今依然这样运动，“革命”，在于认识的视角和方法发生了转变。其核心是笛卡尔的理性和培根的归纳，以及二者的结合。而后，不仅科学成果是由概念组成的理论体系，而且方法也日益成熟，有规可循。在马克思的“两条道路上”，实验方法肩负重任，促使认识进一步远离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通过重复博弈揭示本质，通过演进博弈推进发展。
近代科学革命的另一项成果是，科学成为一项相对独立的人类的活动。到近代后期，科学与政治、经济、艺术、宗教等其他活动相分离，成为一项人类的事业，其标志是“小科学”或“为科学而科学”，科学家也成为独立的社会角色，乃至人类的英雄。《从黎明到衰落》一书的作者巴尔赞把“一个沉浸在研究中的科学家”奉为“资产阶级美德的楷模”。[5 ]
第二阶段中间环节总的特点是马克思“两条道路”上的“第一条道路”，经由抽象、分析等方法，“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也就是由现象揭示本质，由现状回溯到起源，得到独立于对象、主体和语境的非嵌入编码知识。默顿规范提出后之所以在学术界存在争议，是因为默顿在20世纪40年代所概括的，主要是处于第二阶段第二环节，也就是马克思第一条道路上的科学活动，其目标指向是唯一的“最贴近的规定”；因而具有公有性、普遍性和诚实性等规范。默顿规范并不适用于科学发展的其他阶段，甚至也不完全适用于第二阶段的其他环节。
时至21世纪，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所谓科学，实际上只是第二阶段第二环节的科学。其内涵是铁的事实和普遍必然的规律，严格的方法，以及默顿规范，从而把千差万别和瞬息万变的现象提炼、抽象、收敛到“最贴近的规定”；其外延明晰，界限分明。
（三）现代科学
20世纪，在大部分领域的大部分科学家依然在孜孜不倦寻找规律，把规律扩展到宇观和微观领域，延伸到生命世界。爱因斯坦对上帝掷骰子感到不满，对决定性怀有坚定的信念。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现代科学革命开启了马克思的“第二条道路”，随后，“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由第一条道路到第二条道路，由此而区分第二阶段的第二、第三环节。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结合物理学，开始在以本质解释现象，由组成的要素说明整体，重现对象的生成过程。30年代由原子上升到分子，50年代由分子上升到生物大分子—核酸与蛋白质。生物学与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以及生态学等结合起来，成为生命科学。在“第二条道路上”，科学的发展方向和学科体系与自然史相一致。“第二条道路”还表现在抽象的概念与个别的对象，以及与特定的语境相结合。
现代科学革命以来，往日分离的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相对论表明，时空与观察者的状态有关，不确定原理同样说明，观察者影响测量结果。在“第二条道路”主要采用综合与演绎等方法，公理化方法重新受到关注，着眼于整体与全局的系统论、控制论与信息论应运而生。“整体”进而把主体包含在内，既关系到本体论，也涉及到认识论与方法论。
其二，物理学结合天文学，继续在“第一条道路”上，沿自然史回溯，由原子到核与电子，到质子和中子，到夸克……。这样的努力至今不渝。
20世纪上半叶，科学开始由“小科学”扩展到“大科学”。贝尔纳出版于1936年的《科学的社会功能》表明，经历数百年的分离之后，科学与社会重新融合的必要性和由此发挥的强大功能。
从古希腊到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近代与现代两次科学革命，形成了三个环节，总体而言，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边界相对清晰，科学提供了普遍一致的非嵌入编码知识，科学在社会中承担了求真的职能，成为社会的基础。
三、20世纪中叶至今：混沌与融合
相对而言，科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始于希腊的自然哲学和希腊化时期，第二阶段中三个环节间的两次科学革命，这些转折都较为清晰；科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则可以认为由第二阶段的第三个环节悄然转化而来。当然，在漫长的岁月中，以往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变化看起来只是一个点，此刻，科学发展的第三阶段看似没有转折，放到未来历史的长河中也可能只是一个点。
第三阶段的根本特点是混沌与融合。混沌，知识的确定性、普遍性和必然性淡化；融合，科学活动与人类的其他活动，与宗教、艺术相融合，科学与技术融合，知行合一。
在沿第二条道路推进之时，第二阶段科学的主旨，“有序” “分化”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其一，生命科学领域的“可重复”难以实现，实验对象与条件难以精确复制，生命所涉及的领域之庞杂难以想象，不仅是传统的物理和化学，而且涉及地质学、生态学、天文学，甚至考古学。生命科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越来越模糊。至于脑科学和意识运动，至今没有清晰的头绪。
“第二条道路”上的更大挑战在于，由“第一条道路”的收敛转为发散，回到个性、特殊性，以及特定的语境之中。早在第二阶段的中后期，庞加勒在19世纪末发现了非线性现象。由非平衡热力学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由“随机涨落”和分岔图等建构一种“新的世界观”。非对称创造世界。分形理论认为，数千年来被树为科学之典范的欧氏几何是“呆滞”的，协同学和突变论研究不可预测之“涌现”，混沌现象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泛。
其二，物理学在沿第一条道路继续深入的过程中，同样日益为不确定所扰。这种状况始于第二阶段后期海森堡的工作，威尔逊云雾室的实验能否重复，以及今日正在纠缠着物理学家的量子纠缠，还有显得玄而又玄的弦理论。
科学两千年来的本体论地基正在动摇。有序、确定、必然、普遍等概念，被一连串的否定性概念取而代之：非有序、非线性、不确定、偶然、地方性、非平衡、对称性破缺……。
所有这些都与特定的语境——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不可分割，与特定的主体不可分割，这就是“嵌入”。科学不再提供普遍和必然的知识，各种“嵌入”的“地方性科学”涌现。科学原理和科学活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失去默顿规范所强调的普遍性，科学内部的分支互相渗透，外部的界线变得模糊。
生命科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脑科学等，无不与相应的技术捆绑在一起；从埃舍尔的画，可以看到科学与艺术相通，而当科学登上量子纠缠之峰顶时，发现佛教已恭候多时。
科学的第三阶段正在否定自古希腊以来第二阶段以有序和分化为标志的科学，奔向原始时期的混沌。第三阶段科学主张的混沌与原始的混沌有两点区别，其一，原始的混沌同时是混乱，各部落之间不可通约；后现代的混沌在建立在有序和规律的基础之上，拥有共同的平台，因而在个性之间可以交流和兼容。其二，原始的混沌嵌入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之中，后现代科学所嵌入的语境还涵盖特定社会，所以既与自然协调一致，又是一种“社会”的混沌。
对本体理解的变化必然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首先涉及的是主客体的关系。“两条道路”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带有历史的惯性和当下的认识，这就是科研始于问题、观察负载理论。特定的主体，研究处于特殊语境下的特殊个体，必然带有价值判断。第二阶段那样基本上在思维中进行的认识过程，在第三阶段必然带有越来越多的实践因素，这就是眼下所强调的“实践转向”。波兰尼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说明认识过程的实践性；反过来，虚拟现实技术则让人可以在虚拟的实践中认识，“虚拟吃一堑，现实长一智”。科学的第三阶段渐次模糊认识与实践的界线。
第二阶段的科学方法，如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难以适用于复杂和不确定的对象，以至“怎么都行”。需要发展直觉能力和“悟性”，以远古那样的“全身心”去感悟。严密的逻辑思维正在松弛，隐喻正成为交往中不可或缺的途径。
在历史观方面，研究团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彼此爱好和价值观有相互影响，而且还会有社会的烙印。即使在实验室里，人员之间，乃至实验室的氛围都会影响到实验结果及对此的理解，所有的“行动者”之间形成“网络”，知识就是这样“建构”起来。
以第二阶段，特别是其中第二环节的科学活动为模版的默顿规范，在第三个阶段受到挑战。首当其冲的是普遍性和公有性。既然是“地方性知识”，如何要求“普遍”，怎样“公有”？如果各有各的知识，彼此间又如何“竞争”？在生命科学领域，关于DNA的知识既关系到隐私，也涉及知识产权。如果实验结果不能重复，诚实性规范就得不到保障。至于“合理的怀疑性”，如果大家的研究领域各异，研究方法和途径各有千秋，各个学术共同体有自己的特定语境，又凭什么去怀疑？以及在所“建构”的知识中，意会知识的成分越来越多，还有众多隐喻，如何去怀疑“意会知识”？
然而，科学并非走向相对主义。其一，第三阶段的科学是以马克思“两条道路”转折点“最贴近的规定”为共同的出发点，只是在第二条道路上与特殊的对象、主体和语境相结合。其二，虽然可重复性下降，但各地的“地方性科学”终究要彼此协调而形成一幅大的拼图。由一处到另一处，可以有平滑的过渡。在地方性知识之间可以互相支撑，彼此兼容，这就是“他律”的含义。虽然实验难以重复，但诚实性规范不可或缺。维特根斯坦的“游戏规则”固然会有差异，但终究归在同一种游戏的名下。
随着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潮流在科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愈演愈烈，科学越来越深地融入到社会之中，与技术、伦理、终极关怀，与艺术、宗教等人类的其他活动相融合。
什么是第三阶段科学活动的规范？[6 ]宽容、理解与协作，这是在普遍性和公有性基础上对个体、复杂性、地方性等的认可；创新，创新是对默顿规范合理的怀疑性的拓展；以及自律和他律，这是对诚实性规范的延伸。宽容、理解与协作，创新，以及自律和他律，既是第三阶段科学活动的规范，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宗教、艺术等人类其他活动的规范，共同通往人的内心世界。
科学如一团星云，早期由杂乱无章收缩，中期稳定界限分明，后期膨胀。其内部变得松散而变动不居，其边界日益模糊。
什么是科学？科学是历史范畴，从原始时期的混沌与混乱，经自古希腊到20世纪中叶的有序与分化，至今日之混沌与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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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吕乃基.论后现代科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7）.
[责任编辑：杨 彧]
作者：吕乃基
惯性力学与整体科学体系论文 篇3：
科学革命及其与艺术创作的关系
摘 要 科技与艺术有着本质的渊源关系,它们既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科学革命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总和,艺术是人类进行审美创作的最高体现,是形象性与思想性的统一,科学与艺术的内在变革是吻合的。科学推进艺术的创作,艺术的发展无不渗透科学的轨迹,科学革命和科学美拓宽了艺术发展的空间,传承和革新了艺术。
关键词 科学革命 科学风格场 范式 艺术创作 艺术美
科学和艺术的联系源远流长,在古希腊人时代,艺术、哲学和科学本是指代一个东西,文艺复兴以后,艺术、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自此以后自然哲学开始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而康德和黑格尔的追随者慢慢朝着唯心主义的哲学跨步。虽然它们开始有了一定界线,但是科学与艺术哲学始终是紧密联系的。科学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而艺术作为人们物质生活的最高体现,其与科学息息相关。每一时代的科学革命,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艺术的发展,而艺术的发展给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变革。综观科学领域,每次重大发现都对艺术观念和美学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相对论、量子力学、光学理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观点和方法,已经被应用到了艺术和艺术创作之中,成为某些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的观点和方法。
1 科学革命
古希腊哲学认为,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在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革中。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从某种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这样就变革演绎成万事万物,而科学是这种变革的主旨,当然科学的革命也是无时不在的。
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哲学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精髓会形成自己不同的科学风格,形成一个科学风格场,当一个主导的科学风格场丢失了它在这一风格场的主导性而被其他风格场取代的过程称为科学革命。
主导科学风格场不一定是十全十美的,虽然它有主导性,但可能在经验判断或概念总结上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准确,有时候这些反常的现象可能被一些处于次要的科学理论所解释,久而久之这些理论就达到了与主导风格场竞争的优势。牛顿的力学统治世界几百年,牛顿认为时间和空间本性上是绝对的,彼此之间没有关联,它们是独立的,直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这种时空观才被打破。可见科学革命的产生一般要满足两个必要条件:一是生产和生活实践经验的积累,二是抽象思维的理性创造。即是通过技术革新,把实际经验、实践经验与技能想象充分的传承起来。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科学始终是在革命的。正如恩格斯所说:“自然科学也是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当然这种革命是偶然中的必然,是有规律可寻的。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用“范式”一词来表征科学革命,其所谓的范式是一个科学风格场、科学共同体的全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共同的价值标准、共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以及公认的科学成就和范例等。库恩做出了科学共同体和科学范式哲学意义的回应,隐含地指出科学已被建构成为一种主导人们认知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宏大叙事。库恩把科学革命的模式看成“前科学→主导科学风格场→科学革命→新的主导科学风格场模式→…”,我们可以知道科学革命总是从一个旧主导的科学风格场出生,然后长出新理论,这理论或是对前理论的革新,或是使原来处于次要地位的风格场处于主动地位,或是成为一个新的领域的理论。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这虽然当时是站在主导风格场的位置上,但连平常的飞鸟、水为什么从高往低流等日常最普通的现象都解释不了。当然哥白尼的日心说猜想也只是从美学和从计算上的方便考虑的,并没有物理学等辅助学科为支撑。待伽利略提出相对性原理、惯性定律后,这种现象和乌托邦的论证才得以解释和更正。科学革命带来的是范式的改变,而“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
2 科学与艺术的关系
著名科学家李政道指出:“科技与艺术是人类不同文化范畴,但又是密不可分的,是结合在一起的,恰似一个硬币的两面。科学中有艺术,艺术中有科学。它们的结合和交流是符合它们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的”。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也指出“艺术与科学既不同而又相互关联;他们在审美方面交汇”。
中国古代的墨子说过这样的话,叫“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就是说一个人穿一件破破烂烂的衣服,他不可能再有心思在袖子上绣上各种图案和花纹。但是,当人的基本的物质需要满足以后,他就开始产生审美的需要了,有了精神上的需要,他就可能只对高档名牌服饰产生审美感了。科学是生产力,科学发展和艺术的需求是成正比的,科学是艺术发展的基石。
科学总是无处不在体现它的艺术。科学的发展正如美国的美学家托马斯·门罗说的,科学正在迅速地进入艺术和美学领域。如苯的结构一直是化学家研究的不解之谜,长久以来一直不能破解发现,德国化学家开库勒偶然一次在梦中梦见蛇用头咬住了尾巴,而使身体弯曲的成为一个圆,圆是万物之源,是最美丽的图形。他如梦初醒,就是在这个梦的启发下,想出了苯的价键分子结构为六角环状,至此苯的结构被发现。所以艺术是科学的催化剂。
世界上的颜色有无数种,杂乱无章,无数科学家想找出它们的规律。孟赛尔色立体把颜色分成三个方面,就是色相、明度,还有纯度。通过这个立体,孟赛尔色让所有的颜色都能在这里面找到它的位置,它具有一个系统性的规律,这说明在科学和科学史上,科学和艺术具有高度的系统性、严密性,能在混乱无章的世界当中看到内在的联系和必然的规律。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规律化、系统化就是美。正如歌德所说:“美是自然的秘密规律的表现,没有美的存在,自然的体现,这些规律也就绝对不会显露出来。”歌德所说的自然是一个大系统,包括自然界、以及包围着自然界人类的客观世界,特别是科学技术。他认为艺术创造的来源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整体,艺术和科学是一个不断更新变化的有规律的大系统。
3 科学革命对艺术创作的关系和影响
3.1科学革命与艺术创作是内在统一的
艺术的展现与艺术表现形式的结合,是一个永远不断更新的过程。艺术之路,力求探索和处理生活形象与艺术形象、内容与形式、现实与浪漫、传统与现代、艺术个性与雅俗共赏等方面的关系。我们说艺术从来不可能是“存艺术”,它受科学、经济因素、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艺术的内容一般是极具意义的,它以科学为依托反映人类和社会本质。
科学革命与艺术创作,是感性与理性的目的统一体,他们有着同一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科学革命为艺术创作的繁荣拓展新的思路,并产生了艺术创新的范式,同时日新月异的艺术潮流则催生科技走向未来。科学是以技术介入社会生产的过程,而艺术则以情感潜移默化人们的观念。在科学发达的今天,科学革命非但没有破坏艺术的完整性,反而增强了艺术新的表现手法和感染力。科学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如何去表现艺术。
列奥纳多·达·芬奇是集艺术与科学于一体的巨人,他首先是个伟大的画家,而且他还是个很专业的生理学家和医学家、数学家、军事家、力学家和工程师,达·芬奇喜欢研究科学,非常善于人体解剖,《蒙娜丽莎》的巨作正是从人体解剖的黄金分割得出的启示,可以说没有科学做铺垫,《蒙娜丽莎》是不会成为举世名画的。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是伟大的画家,但他同时也是很著名的铜板雕刻家、雕塑家、建筑师,他的很多画都运用到了建筑学的理论。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使艺术和建筑科学完美结合。可见正是把科学技术、自然科学方法等运用到艺术中才能使艺术创作达到顶峰。
3.2科学革命传承和革新了艺术
革新是艺术发展的一条必然之路,一些新艺术流派成为新的艺术创作范式,这是必然中的偶然。世界是时刻运动的,科技是时刻发展的,人类是时刻进步的,艺术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从审美需求上看,欣赏者总是求新、求异。从艺术创作者来看,艺术创作者总是想创作出有别与他人的特殊与独立的个性品质来。革新可以体现为艺术作品内容形式的革新,因为艺术语言是随着时代在不断变化着的。
另一方面革新可分为同一艺术风格、流派思潮的延展和新艺术风格、流派思潮的转变革新。古典主义崇尚复古,提倡忠于自然又合乎想象;到了19世纪,自然主义成为艺术风格场,强调“存”的客观态度,主张从事实出发;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崇尚虚无主义、技术主义、表现主义等等;而如今的后现代艺术,主张摆脱形与色追求,主张行为艺术,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提倡生活就是艺术。流派的诞生与演绎最终还是科学的力量,如英国科学家托马斯·扬与法国化学家谢弗雷尔耗时多年对光与色的做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色彩的协调与对比原理》一书,为艺术家认识和表现色彩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引发了绘画色彩学的变革,法国画家将之引入美术色彩研究,分析光与色彩的构成,开创了一代印象派画风。
3.3科学美创造艺术美
科学革命让时代进步,创造美。科学进步了,人们的思维更开阔,艺术的创作手法更加多样化。从审美实质上看,科学革命是人类认识世界、探究世界、改造世界的总和,艺术是人类进行审美创作的最高体现。只有科学内容与艺术表现形式得以结合,不断地重新运作就能创造出美的艺术。艺术的美是概念性和客观性的统一,是技、欲、道的游戏,是结合高科技不断地创新之美。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指出艺术和自然界作品的解释应是按同一方式进行的,审美的和目的论的判断力是相互得到阐明的,艺术美与科学美的内在生命是吻合的。科学发展了,艺术也随之到达一个更高的美的境界。
有“第七艺术之称”的电影,更是与科学进步同步而行的。电影本身就是现代科技的产物.有了摄影机才有了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声音和色彩技术的进步给电影带来两次革命性的变化。正如巴赞指出的,“看一下当代世界的艺术地图册,就可看出继续保持艺术创造性的地区仅仅是科学文明发达的地区。” 往往科学发达、经济发达地区,艺术水平就高些。如今信息化时代,“地球村”、因特网、遥控技术、光纤通信、人造太阳、“月球移民工程”等新技术新工程正在和将要改变世界。高深莫测的人机交互作用系统,让传统的肖像画也成了能和人对话的机器画,《蒙娜丽莎》也能开口说话了。遥远的高山流水在人们的房间里也会出现流水声,仿佛身临其境。艺术正在走向科技化,科技也让艺术无处不在。艺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艺术必须充分吸收先进科学技术成果来提高艺术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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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 峰 涂 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