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海峡两岸的大学通识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大学制度是大学精神理念的基本载体，大学精神理念则是大学制度的灵魂，只有将大学精神理念融会于大学制度中，并通过这些制度安排使大学人自觉将这些理念内化为自己的精神信仰、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才能形成良好的大学文化，确保大学组织持久的生命力。因此，加强大学制度文化建设是新时代大学文化建设之根本。
海峡两岸的大学通识教育论文 篇1：
镜镜相照，所见者何？
摘 要： 人文教育，是唤醒人本身的教育。当今，应用型大学为了顺应经济社会的需求，更多地偏向技能培训和专业方面的培育，导致人文教育弱化。中国传统教育对“人”的重视，西方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可以对比出应用型大学人文教育中不甚理想的地方，同时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人文教育 技能培训和专业教育 应用型大学
人文教育是指通过授予受教育者人文学科知识，使其在认识自我、认识和适应社会、处理人际关系、审美等方面得到发展[1]（73）。“人文”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humanitas，既有“文化”“教化”“教养”之意，又有“人性”“人格”“人情”“仁爱”等意。它是对人本身的关照，指向的是健全人格的培育和养成。在西方，“人文”与古希腊进而与整个人类文化紧密相连。但是，“人文”一直流淌在中国传统文化血液中。例如我国古代，贵族子弟需要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礼”是伦理规范、政治历史等方面;“乐”是音乐、舞蹈、诗歌等方面。有了对人之为人基本素养的关照后，才有对其具体技艺方面的要求——关于身体和技能训练的“射”和“御”及关于认字、写字和算术等方面的教育。可以看出，这种教育已经具有“全人教育”的雏形。其中，“人文”教育的方面——“礼”和“乐”具有决定性的领导作用。
时间在延展，社会在变化。当现代化建设步伐快速地向前推进，当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社会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人们的思想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求效率、求实用成为人们在新时代新的追求。既有社会层面的要求，又有个人层面的应对。社会层面的要求，是社会对于整个世界发展形势的应对，有客观且重要的现实意义。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目睹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见证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及中国人在国际上获得了更多的尊重，这是追求效率、追求实用、追求经济发展的巨大利好。高等教育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在新的形势下转型是应有之义。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在“十三五”期间实施了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项目，一些大学顺势转型为应用型大学。应用型大学指以应用型为办学定位，而不是以科研为定位的本科高等院校。应用型本科教育对于满足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要，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及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都能够起到积极作用。
一
回顾这几年人文教育在应用型大学的开展情况，可以看到状况不容乐观。许多应用型大学虽然开设了文学、历史、艺术、哲学等人文学科，但是并不能保证学生真正受到了人文教育的沁润，也不能保证他们的人文素养得到提高。进一步说，个人全面均衡的发展，独立人格的培育能否达成要打问号。因为许多学生在修习这些学科的过程中，并不是抱着喜爱和修身养性的必要而来，而是抱着修完该学科的学分，保证满足毕业所需的条件而来。态度决定一切，上课效果可想而知。老师在台上讲，学生在下面做各种事情。原因是这些课程并非专业课，学生认为对于将来就业没有实用性。换言之，影响学生视课程之于他们的实用性而决定自己的认真和参与程度。一些学生对这些课程的轻慢，也影响了老师的热情。如此，这些课程的吸引力和重要性就会被进一步贬低。人文教育本来意图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独立的思辨能力、包容的能力、爱的能力等，使学生首先成为“人”，然后是各种各样的“才”，让“人文”教育能够为他们的生命生活和职业生活保驾护航。
只注重“才”而忽视“人”本身的教育，就是只注重各种技能各种实用能力的培育，这样的教育培育出的学生是不是非常受市场的欢迎呢？事实好像并非如此。一方面，应用型大学如此操作，使得自身和职业培训机构相似，弱化了独特性，影响了大学形象的构建。另一方面，因为学生在校内所学，不管学校实现了怎样的校企合作，所学课程有怎样的实操性，终究和企业公司对员工的真实要求差距非常大，无法很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应用型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并不容易找到工作。即便找到了工作，也多是传统的工作，比如许多商务英语专业的毕业生选择做家教和培训教师。一是学校里的模拟环境终究不能和真实的工作环境等同，工作环境中遇到的情况千变万化，学校模拟的环境比较恒定，所以学生无法应付复杂的工作环境。其次，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学生在学校中所学，等到毕业后，可能技术早已经更新换代了，所以无论在学校中学习的技能多么新颖，毕业后可能早已经落伍，又要重新学起。再者，重要的是，毕业后学生面对的社会，需要的并不是一个个机械的工具，而是一个一个人，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有担当、有情感、有追求、有能力的综合的人。这种综合素质只能靠人文和专业的协同培养。德国教育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一文中曾提道：“今天我们关心科技人才的培养，但对此我们必须小心行事，因为我们为科技人才的匮乏而震惊，而其所造成的后果却变得模糊。培养出来的科技人员只是服务于某些目的的专业工人，他们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教育”[2]。在大学期间，如果人文教育无法真正落到实处，那么“人”的培养无法落实，大学生就没有接受過真正的教育。出现如上接受过各种技能教育和专业教育就业时依然困难重重的现象就可以理解了。
2014年3月22日，教育部鲁昕副部长在中国发展论坛上指出要引导地方本科院校转向现代职业教育。同年3月26日，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这两个事件的指向很明确，即高校转型发展应加强技能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统一，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武装新时代的大学生们，这是时代赋予应用型大学的历史使命，技能教育与人文教育都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题中之义。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高校的首要任务是立德树人，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他还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教育必须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要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不断提高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落实好《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可见，在顶层设计者那里，立德树人，使得学生能够融通中外，具有国际视野和建设国家的责任感，同时使教育服务好社会的经济发展，培育人才和发展学生的技能，开展好学生的专业教育和科学教育几个方面，而且都要有效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做人，人文教育被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鉴于国内应用型大学人文教育不理想的状况，我们可以向外看一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后，也许我们就会有更好的思路。
二
首先是以史为鉴。前文讲过，对“人文“的重视从来都内在于传统文化中。不同的时代，虽然着重强调的点不一样，但是一样强调教育应该首先把德性放在首位。孔子的教育学说以“仁”为核心和最高道德标准，强调“礼”，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强调忠孝和仁爱。墨家思想注重“兼爱”和“非攻”，注重文史知识的掌握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修习。道家主张回归自然、“复归”人的自然本性.，一切顺其自然，便是最好的教育。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依然被放在首位。到了宋明儒学那里，“知性”与“天理”又成为理学家们身心性命之学的指导思想。王守仁说：“必欲此心纯乎天理。”极端重视本心的作用。从中可以粗略地看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的德性一直是教育关注的核心。回顧传统文化，今天又怎能因为应用型大学的种种考量就放弃掉坚持了如此之久的对人之为人的切实重视呢？如果放弃了这一点，就是放弃了教育的根本。只注重专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没有对人之为人的看重，那么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如何能够保证人格健全呢？谁能保证这些技能和专业知识，在没有健全人格的保障下，不被用在错误甚至危险的地方呢？以史为鉴，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继承古人的智慧，继承传统教育中优良的部分。往回看，我们会更清晰地看到当下正在走的路，看清楚明天要走的路。如此，我们才会在理念上坚信完整的人是任何一种层次任何一种类型的教育都要保障的首要目标。
施特劳斯在《什么是自由教育》中说：“自由（人文）教育，作为与最伟大心灵的不断交流，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温顺（modesty）的试验，是一次勇敢的冒险。它要求我们完全冲破智识者的浮华世界，冲破它的喧嚣、它的浮躁、它的无思考和它的廉价。”[3]在教育中，学生需要和最伟大的心灵不断地交流。最伟大的心灵，当然不仅仅指自己文化里的伟大心灵，还包括其他文化中的伟大心灵。这和今天所说的跨文化视野、国际眼光有相通之处。既然如此，我们还需要从其他文化中找到人文教育的范例，看看是否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歌德说：“尽善尽美是上天的尺度，而要达到尽善尽美的这种愿望，则是人类的尺度。”[3]显然，要达到尽善尽美或者接近尽善尽美的状态，单纯靠技能教育或者专业教育不可能，必须辅之以相当量的人文教育才可以实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厄斯金（John Erskine）提出以经典名著阅读作为通识教育的基本模式。实行这种模式比较典型的是芝加哥大学“伟大的经典名著”计划和圣约翰学院的名著计划。用伟大的经典名著启迪洗礼灵魂，不管学生学习什么样的专业技能，从经典名著中得到的精神和灵魂方面的营养，得到的对思辨能力的启发，对视野的敞开及不同文化间的碰撞都会滋润他们所专注的专业和技能。所以，最好的状态就是两者之间能够有机结合、互相促进。英国数学家哈代说：“一位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无所知的人文学者和一位对莎士比亚著作一无所知的科学家一样糟糕。”[4]一个科学家对莎士比亚一无所知在哈代看来就是一件糟糕的事，可以看出他对人文教育的重视。这一点足可以给应用型大学相当启发。
通识教育，英文是General Education。之所以称为“通识”，是指有别于训练专才，提供专业训练与职业训练的“实用教育”。大陆的“人文素质教育”或“文化素质教育”这一概念体现与强调的高等院校培养目标和内容与港台地区的“通识教育”尽管有所差异，但基本相通[5]（61）。香港地区通识教育较为强调古今中西文化的沟通与整合，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1949年，钱穆以人文教育为宗旨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之后，香港地区的高等教育都受其影响，人文教育得以在香港地区的教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即使是在以培养技术型人才为目标的高职院校内，人文教育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同香港中文大学的张灿辉教授强调的那样：“大学并非只是专业人才的培养所，背后更大的目的其实是培养‘人’，让学生成为有道德、有识见的知识分子。因此，通识教育的目的，是要补救分科专门教育所产生的问题，提供专业培训以外的通才、博雅教育。”[6]在香港高级程度会考中，中国语文和文化是学习中文的学生必须报考的科目。这一科目公布的参考篇章有《与青年谈中国文化》《情与中国文化》《传统科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中国的传统社会》《人生的意义》等。可以看出，这些科目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有关于生命意义本身的思考，有把个体和整个文化联系起来思索的，还有培养人生命美感的科目，可以说涵盖各个方面，从宏观的、中观的到微观的都有，很有层次感和整体感。而且，只要考虑到这是高职院校的情况，就会让我们深思。在注重各种技艺培育的同时，还辅以大量的人文教育内容，指向的是全人教育，贯彻钱穆先生立下的传统—人文教育。即便是职业教育，也非常好地联系上了传统的根。回望过去，才能够更好地面向未来。只有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生命的意义如何，才会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在此基础上，学习任何技艺和专业教育才有稳固的根基和正确的方向。否则，如空中楼阁，如建在沙上的城堡，无法稳固地矗立。香港职业训练局还根据不同的专业设置不同的人文课程，对应用型大学开设人文课程很有启发。以香港中文大学为例，张灿辉教授设计了“自我与人生”课程，分别是“死亡与不朽”“爱情哲学”“性与文化”“幸福论”“乌托邦思想”，这个系列课程从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各个角度让学生了解、探索并思考生命中的一些问题[7]（34-37）。课程的体系性非常好，从不同的方面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这样学生学习人文课程就不会是一盘散沙。如此方法，不仅培养了学生联系的思维方法，跨越领域和领域之间的区隔，而且培养了他们看问题整体的态度。在教学方法方面，香港地区的课堂更加自由开放，学生的参与度比较高。在人文课上教师主要采用讨论法、陶冶法、探究法，辅之以必要的讲授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思索能力，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人文学科的滋养，再加上教师恰切的引导，学生们可以真正理解所学。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不同高校对于人文教育的强调重点是不同的。比如香港中文大学认为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形成平衡的心智、健全的视野和开朗的理性，继而涵养人性感情，发扬人间道义[8]。再比如香港浸会大学作为有教会背景的学校，创校伊始便强调以基督教传统为基础的博雅（Liberal Arts）教育理想，而后又确立了博雅和专业均衡并重的全人教育理念。
在中国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界并没有对通识教育的明确界定。台湾地区的通识教育更侧重于“全人教育”，即全方位的人格养成教育。台湾地区“大学教育改革促进委员会”所著《台湾高等教育白皮书》认为：“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透过适当之课程的设计，使学生对人、社会与自然的诸现象有一通盘、初步之知识上的认识，以助于形塑有追求真善美之理想的能力和意愿，也有助于培养自我反省能力之独立人格，同时，更重要的是，协助学生对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有更为宽广的体认。”[9]可以看出，首先是教育部门的上层设计从上而下地贯彻，使人文教育相对比较容易推行。其二，“使学生对人、社会与自然的诸现象有通盘的认识”，强调整体性的思维方式，而且整体性涵盖整个宇宙的基本层面——人、社会和自然，不能不说，立足点的视野是开阔的。然后是对学生德性和獨立人格的强调，从中看出对中华传统教育的继承和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对跨文化视野的重视，对文化包容性的引导，最后关照到学生未来的社会角色，可以说照顾到不同的方面和层次。理念先行，然后才会有各种各样的推行人文教育的具体方案、课程设计、相关的实践活动、教师队伍的培训等。但是，具体到各个高校，强调重点又各有不同。这一点和香港高校类似。比如，台湾地区的“清华大学”认为通识教育的目的是从统整、创意、沟通、关怀、责任、环境、公民素养七个方面培养学生七种能力;台湾地区“交通大学”认为通识教育的目标应当是引导学生了解生活之意义与生命之价值，使其身心健全发展，培养学生清晰有效之思考与表达能力，提供学生宽阔之知识视野，增进对人文艺术、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之综合性了解，增进学生对非专业领域之认知。通识教育的理念很好地诠释了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的观点，“所谓通识教育就是一种建立人的主体性，以完成人之自我解放，并与人所生存之人文及自然环境建立互为主体性关系的教育，也就是说一种完成‘人之觉醒’的教育”[10]（27）。通识教育要帮助学生完成人之觉醒的使命，何尝不是人文教育的使命？使人成为人本身，远离工具性对人性的侵蚀，让温暖的、有道德的、有责任感的、有能力的、视野开阔的等人性良好的方面合一。“全人”教育应该是高校（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高校）所要追求的目标。只有落实到人本身，而不是落实到“工具性”“机械性”的层面，教育才算抵达了核心要旨。否则，人只能在各种各样的技能培训和专业教育中离自身越来越远。台湾地区有一百余所高校，各大学开设的专业几于相近，故而都在通识教育上下功夫，以形成个性之办学理念与办学特色[11]（281）。重要的是，台湾地区的通识教育不仅停留在课堂和理论的层面，还强调在实践中将理念变为实在。正如台湾地区的“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指出：“通识教育最重要的是实践，不能只是理论，在台湾，实践通识教育远比讨论通识教育困难。这些实践的困难包括：没有人愿意去管;没有教授愿意去教;没有学生愿意肯花精神去听。”[12]（146）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台湾地区高校都设立了通识教育中心作为通识教育的专门机构，从整体上规划及评价通识课程，提供学生多元化的认知视野和人文体验，提供人文与科技间的交流对话等，有些中心还出版了通识教育刊物，以教学促进科研，以科研带动教学。教育主管部门为持续提高通识教育质量，专门成立了通识教育委员会，建立了通识教育评鉴机构，负责协调、规划办理相关通识教育评鉴事宜，并设立通识教育改进计划办公室，负责协调通识教育改进工作。此外，为鼓励优秀教师投入通识教育而于2007年设立了“杰出通识教育教师奖”。为提供通识教育师资培训的机会而经常举办通识教育教师研习会和通识教育研讨会。有学者总结台湾地区通识教育为清晰的教育理念、鲜明的课程特色、规范的管理平台、完善的师资培训体系、科学的评价制度等五个方面[13]（49）。
当然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具体实施通识教育的过程中也有许多问题。金耀基早在十几年前已注意到通识教育所面临的困境：“我们不难发现通识教育在当代大学教育中正面临一种矛盾和困境，一方面，在理念上，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被不断地肯定，另一方面，在实行中，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又不断地被淡化，甚至忽视。”[12]（140）具体通识课程的设计总是在扩大知识面与建构现代知识人的考量之间摆动，很难取得平衡，这是通识课程难以取得理想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密西根大学杜祖贻教授认为通识教育成为“五花八门的科目”是对西方通识教育移植后的变质或变种。他说：“本科生将高达百分之十五的宝贵时间花费在这些漫无标准的闲散杂学，对学生言，是时间的浪费;对学术言，是无端的负累。”[14]（序3）这些对于中国大陆的应用型大学而言，在吸收借鉴的同时，需要着力避免。
三
面对应用型大学人文教育现状，我们可以回顾自身的文化传统，看到人文教育从来就内在于文化中，并且重要性一直是第一位的。《礼记》中有言：“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不仅强调道的优先性，而且强调人文教育和技能教育的统合，以及进行人文教育的有效方法。面向西方文化，我们能够看出对人主体性的强调，一直都是西方文化的应有之义。“人文”的概念纵然随着时代的推移，随着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强调重点，但是“人”本身始终是关注的焦点，然后才是各种形式的专业教育。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到新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到维多利亚时代到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时期，哪一个时代没有张扬人的主体性？面向港台地区的高等教育，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人”在教育过程中被摆在重要的位置，“全人”，均衡的人，各方面和谐发展的人一直是教育的首要目标。习近平同志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立德树人是教育的首要目标，然后（不是时间上的，而是重要性上的）才是各种技能和专业的教育。这是为了保障教育培养出的人才能够切实有力地贡献给这个社会福祉，而不会因为人格的不健全，用非凡的能力和技能危害这个社会。从港台地区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理念的先行，看到各种人文学科成体系的开展，看到有专门负责通识教育的机构，有及时有效的评估，有对教师的培训和奖励，有方法论上的探讨，有相关实践活动的开展，有考核方面的重视等。在这些不同的镜子中，应用型大学可以看到自己做得不错及不够的地方，从而及时改进，让人文教育和技能教育专业教育携手并进，让人文教育引领技能教育、专业教育，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一个人可以在镜子中看到自己，同样，一所大学也可以在传统文化的镜子里看到自己，在别的大学的镜子里看到自己，在别的文化的镜子里看到自己，在最高决策层的教育政策理念里看到自己。如此，应用型大学在人文教育方面可以把好自己的脉，找准自己的问题，开出自己的药方，治疗自己的“疾病”。一句话，以自己的学校为本位，兼顾时代和社会及一个个个体生命的需求，解决好自己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及如何培养人这样的时代课题。这种对“人”的教育涉及知识的、价值的、行为的三个层面，使受教育者具有宏观知识视野和整合知识的能力，具有独立思考、判断、批判社会的能力及恢宏的人生器识与统整人格;帮助受教育者寻找人在时空中的定位，知道如何自处[14]（序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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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益丰，等.在高校文科生中开设大学物理课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广西物理，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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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洪明.台湾的通识教育[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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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台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3]李晓莉.台湾大学通识教育对我国大陆文化素质教育的启示[J].丽水学院学报，2008（3）.
[14]李曼丽，林小英.后工业时代的通识教育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本论文为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校级项目“以港台高校大学教育为例试论国内应用型大学如何提升人文教育”（項目编号为2018023JXGG）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薛琴
海峡两岸的大学通识教育论文 篇2：
新时代大学制度文化建设之思
摘 要：大学制度是大学精神理念的基本载体，大学精神理念则是大学制度的灵魂，只有将大学精神理念融会于大学制度中，并通过这些制度安排使大学人自觉将这些理念内化为自己的精神信仰、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才能形成良好的大学文化，确保大学组织持久的生命力。因此，加强大学制度文化建设是新时代大学文化建设之根本。当前，大学制度文化建设应以大学章程的制订为依托，以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为基础展开，这是新时代大学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大学文化；制度文化建设；新时代
近年来，我国大学文化建设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等教育领域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当前在“双一流”建设、“互联网+”时代等背景下，高等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本文拟对新时代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的意义、走向和路径做探讨，祈方家指正。
制度文化建设：大学文化建设之根
1999年，“通识教育与大学文化发展—海峡两岸跨世纪大学文化发展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这是大学文化研究兴起的重要标志之一。2002年，王冀生先生的《现代大学文化学》一书出版，该书从理论的高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现代大学的文化内涵，构建了大学文化学的基本框架。同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联合组建的“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成立，此后全国逐步形成了大学文化研究和建设的热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众高校的大学文化建设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重物质、轻精神；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重短期效益，轻长远利益”[1]。很多高校为改善师生的学习和工作条件、形成良好的育人环境，纷纷加快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学生宿舍等基础设施建设，各种校园景观和雕塑也应运而生，形成了一些文化标志物，在物质文化建设方面成绩斐然。另一种倾向则是走向另一极端，将大学文化理解为抽象的精神文化，这在实践中表现为各高校对大学理念和精神进行系统梳理和理论提升，通过各种形式，如校史教育、校训标识、学习讨论、校歌颂唱等在师生中广泛宣传这些精神文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我国正在加快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而大学文化是大学最重要的软实力，没有大学文化的支撑难以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怎样克服大学文化建设中片面化的倾向，在新时代开创大学文化建设蓬勃发展新局面？这是亟待我们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上述片面重视大学物质文化和将大学精神文化虚空化的做法都是有失偏颇的，无助于大学文化建设深入、持久、扎实的进行。大学文化建设中除了物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制度文化建设。
大学制度是大学人共同遵守的规章和准则，是规范大学组织行为，保障其正常运作的一系列规则、程序和机制。制度不是盲目、自生的，它是人们有目的进行建构的产物，制度里面蕴含着制定者的思想理念和价值判断，是特定组织或群体精神和理念的外在表现。反之，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又会培育和影响组织文化，对组织中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和言行產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谓大学制度文化建设就是有意识地在大学制度中融入大学精神和理念，同时又将大学制度中体现的思想和理念内化为大学人的价值追求和行为观念。制度主义理性选择论认为由于组织的制度安排会影响个体的利益，因而组织的个体成员会采取各种策略以使制度安排符合自己的利益且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可能导致组织目标的偏离和道德的沦陷。所以，大学组织必须有意识、有目的地按照大学组织目标和大学发展规律进行大学制度文化建设，而不能任由大学制度的设计由各种利益博弈所主导，也不能任由组织成员选择性地执行制度，大学制度文化建设是一种积极主动且带有导向性的行为。
诚然，大学物质文化彰显着大学人的思想理念和精神追求，重视物质文化无可非议，但若仅限于此而忽略了大学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建设，则可能导致大学文化建设重心的偏离。同样，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灵魂和核心，但若仅限于梳理和宣传大学的精神文化，则会使大学精神文化虚空化、口号化，使大学文化建设流于抽象和空泛，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根基。故大学精神文化要体现在具体的制度中，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来保障，大学制度文化建设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根本。
大学发展史告诉我们，一部大学史就是一部制度建设史，就是一部大学制度文化的发展史。19世纪初，以柏林洪堡大学的建立为标志，德国大学成为各国大学竞相学习的典范，洪堡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而其主要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民族的哲人们对大学的理念的阐述，而（更）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教育官员和教育专家们为体现这个理念所进行的制度创新”。[2]虽然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如帕勒切克（Sylvia Paletschek）等学者就认为“柏林大学在组织和制度方面基本沿袭了传统的大学模式，没有什么创新”[3]，但事实上，“洪堡的大学理念发挥了‘扳道工’职能，为柏林大学乃至德国大学确定了发展的方向”。[4]的确，柏林大学的建立不仅仅是一场以观念为主导的改革，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确立了德国近现代大学的改革和发展走向，以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为代表，集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等德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智慧于一体的“洪堡理念”影响和推动了德国大学一系列制度的产生，如校长选任制度、教师自由开设讲座制度、学生自由选择课程制度、课堂研讨制度、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制度，以及对教授资格制度的修正和创新等，正是有了这些创新的制度，才使“洪堡理念”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实践，否则理念也只是躺在哲人学者书本里的空洞说教。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也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来实现的，如以“学诣”为原则的教师聘任制、以评议会和教授会为基础的教授治校制、废科设系制、选科制（学分制）等，这些制度中体现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蔡元培的高等教育理念和近现代中国大学新的制度文化。
历史事实表明，大学精神理念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来体现，大学制度是大学精神理念的基本载体，大学精神理念则是大学制度的灵魂。只有将大学精神理念融会于大学制度中，并通过这些制度安排使大学人自觉将这些理念内化为自己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才能形成良好的大学文化，确保大学组织持久的生命力。因此，加强大学制度文化建设是新时代大学文化建设之根本。
制度文化建设：大学文化发展之路
加强大学制度文化建设既能克服过去大学文化建设片面化倾向，避免大学文化建设物质化和虚空化，又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有效途径。现代大学制度既涉及大学与社会、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协调，又包含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因此，大学制度文化建设也包含外部建制和内部建制两个部分。外部建制主要指国家与行政部门的方针、路线和相关政策法规中体现出大学的精神理念，它对大学的发展起到导引和制约作用；内部建制则指在大学的运行体制、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中体现大学精神和理念。当前，大学文化建设应以大学章程的制订为依托，以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为基础展开，这是助力大学“双一流”建设，推动新时代大学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1.以大学章程的制订为依托
大学章程承载着大学精神，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根本保障，大学制度文化建设中首先要高度重視将大学理念融入大学章程的制订中。西方中世纪诞生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古典大学大多获得了国王或教皇颁布的特许状，这些特许权体现了大学组织的一种独特文化—契约精神，为西方大学文化传统—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提供了外部保障条件。我国近现代大学虽建立时间不长，但却十分重视制订大学章程，重视依法治校，清末我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就是按照“先建章程，再兴学校”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其立校章程—《天津中西学堂章程》是北洋大学堂1895年建校至1903年间的办学指南，它的批准和执行标志着我国近代大学制度文化的开端①，为之后我国大学制度创建和制度文化提供了范例，体现了我国大学“先建章后立校”的大学法治化办校思想。同时，章程中也蕴含了诸多大学理念，如章程制订的核心理念是“西学体用”，指导思想有“通才和专才培养相结合”“兴学强国”等，章程中将这些理念制度化，所确立的教育分级制（头等学堂与二等学堂的划分），以及专业和课程设置、管理人员遴选、教习安排、经费管理等制度都体现了“西学体用”的主张。北洋大学堂循章建校，将办学理念和思想渗透、融入章程并通过章程将它们制度化，可谓是我国早期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的探索。
我国自21世纪以来，全国各大学开始陆续制订大学章程，但制订出来的大学章程却呈现“千校一面”的局面，在形式、结构、内容上高度相似，这表现在有的大学章程缺少章程制订的核心理念和本校大学文化特色，有的大学虽提出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和使命，但在章程中却没有制订相应的制度与之相匹配，涉及课程设置、教师聘任、经费管理等制度的条款却流于形式，呈现简单化和趋同化的特点。大学章程是大学的“宪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加强章程建设”（《纲要》第十三章第四十条），“学校要建立完善符合法律规定、体现自身特色的学校章程和制度”（《纲要》第二十章第六十四条）。大学章程是大学存在和运行的合法性基础，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意味着首先要以大学章程的制订为依托，即要在大学章程中体现大学文化的特色并制定与之相匹配的大学内外部制度。
2.以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为基础
目前，中国的大学治理结构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但这仅是一种理念或者说是制度框架，当务之急是各高校要在承继传统、立足现实和放眼未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制订和创新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具体制度，从中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大学制度文化的新风貌。
第一，弘扬传统。我国大学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探索，形成了一些经典性的大学内部制度，具有大学文化建制的优良传统。例如：1918年，北京大学创立的学术休假制，体现了国家化的办学理念，后来中山大学、交通大学、武汉大学等也相继实施该制度，推进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蔡元培对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制的改革，体现了“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又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的教授会、评议会制度，体现了教授治校的大学理念。这些都是大学文化制度建设的典范，值得今天的大学继承和弘扬。大学广泛网罗人才、研究高深学问、提升国际化水平、教师参与大学管理、教授治学等理念至今仍须落实在大学内部管理制度之中。
第二，改革现制。大学制度文化建设：一方面，要根据理念进行制度配套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还要防止既有大学制度失去理念的支撑，出现空洞化和偏离化现象。大学“双一流”建设首先需要有一流的大学制度。当前，中国大学治理中需要着力解决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混淆、学术管理制度不科学、校院系权责不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大学应根据现实情况对已有的制度及时进行修正和调整，如大学的校理事会和董事会制度、教师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制度、学术评议制度、科研管理制度等都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很多高校的教师考核制度亟须进行改革。很多高校过于依赖教师的项目数量、课题经费、论文级别和著作篇幅等量化指标来考察教师的科研情况，从而造成浮躁虚夸的大学学术风气，这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倡导的“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的大学理念相去甚远，因而需要大力改革，以建立起科学的教师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
第三，应对未来。随着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现代科技的进步，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2012年被称为“MOOCs元年”，这一年，“互联网+高等教育”发展起来，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就连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顶尖大学也纷纷加入其中，形成了Coursera、Udacity和edX三大国际慕课平台。近年来，中国大学慕课建设呈井喷式增长，多所知名大学在国际课程平台上开设课程。据统计，2018年中国已有“3，200余门慕课课程， 5，500万人次学习者，中国慕课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一”。[5]以慕课为基础，一些新型大学教学项目相继建立，如英国开放大学FutureLearn项目、法国数字大学的FUN-MOOCs项目和美国密涅瓦大学的H-MOOCs项目等，虚拟大学、开放大学等应时而生，这些教学形式使大学教学超越了时空，打破了大学的边界，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传统大学的概念，互联网上、移动端上的高等教育形态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大有未来已来的趋势。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大学的定义。传统的大学制度文化是以封闭式校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在开放式的大学模式中又将如何延续和发展这些传统？事实上，大学制度文化从历史中走来，又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历经岁月它总是在不断创新，这种特点使大学始终站在文明发展的前沿，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当今在慕课教学中，学习者成为关注的重点，开放、共享、自主等构成大学理念的新元素，这种新的大学理念必将推动新型大学制度的创生，而新的大学制度中必将体现出共享包容、开放自由和自主探索等新的大学文化精神。
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曾说“纽曼的古典大学像一个村，弗兰斯纳的现代大学像一个镇，当代的综合型大学则像一个城市”[6]。事实上，“互联网+高等教育”时代的到来使大学突破了它持续了近千年的传统疆界，知识和文明所在的地方就是大学存在的地方，新时代的大学制度必然有新的创新，新时代的大学制度文化必然呈现新的特点。雅思贝尔斯认为“大学的目标应该是塑造整全的人”[7]，“整全的人”是精神和身体、个性和社会性都得到充分自由发展的人。我们不能把大学的制度安排简单作为一套人才和学位生产流水线程序来设计，那样是培养不出“整全的人”的，而应在其中注入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并让大学人在这些制度安排中领悟其精神内核，以之规范自己的言语行为并形成自己的精神信仰。大学是一种具有独特精神追求和文化使命的社会组织，大学制度文化是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制度文化的一部分，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的价值和品质，新时代大学制度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此观点为天津大学大学文化和校史著名专家王杰教授提出.
参考文献：
[1]崔瀚文，胡显章.清华需走出“半人时代”[J].社会观察，2011（4）：48.
[2]杨东平.大学之道[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6.
[3]陈洪捷.洪堡大学理念的影响：从观念到制度[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3）：5.
[4]陈洪捷.洪堡大学理念的影响：从观念到制度 兼论“洪堡神话”[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3）：6.
[5]陈鹏. 中国慕课向高质量发展[N].光明日报，2018-01-18（01）.
[6]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92.
[7]卡尔·雅思贝尔斯.大学之理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2.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于 洋]
作者：傅林
海峡两岸的大学通识教育论文 篇3：
秉持超越和开创理念创建绿色博雅大学
摘 要：东海大学是台湾第一所基督教背景的著名综合大学，也是台湾第一所使用“大学”名称的私立大学。东海大学前身为13所中国大陆的教会学校，于1955年延续大陆教会学校传统在台复校，由美国纽约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拨款建立。创校以来，东海大学一直秉持“超越”和“开创”之精神和理念，并顺应未来人文化、知识化、国际化、科技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致力于将学校打造成为一个以教学为主、教学与研究并重的高等教育学府，其劳作制度、通才教育、图书馆开架制度等，在台湾教育史上都是创举。为深入了解东海大学在办学理念、发展特色、院校治理等方面的情况，本刊对东海大学校长汤铭哲教授进行了独家专访。汤铭哲校长是知名的生理学家，1987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生理学博士学位，专精于肾脏生理学与细胞及分子生理学。汤校长在台湾成功大学从教20余年，曾担任成功大学医学院执行副院长及教务长，2012年参加台湾东海大学校长遴选时脱颖而出，获聘为东海大学第八任校长。汤校长以重视“人性尊严”的教育为己任，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为人生之大乐。此外，他在文学、音乐及美术方面也有很好的造诣，有“诗人校长”之美誉。
关键词：台湾东海大学；博雅教育；绿色大学；办学特色；人才培养
一、创建以博雅教育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汤校长，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您结合东海大学的发展历程，介绍一下学校的办学特色。
汤铭哲：东海大学是于1955年由美国纽约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UBCCC，以下简称联合董事会）拨款设立的。20世纪初，基督教新会曾在中国大陆先后创办了13所颇负盛名的基督教大学，后因战争被迫停办。1950年，台湾教育界与热心教育的教会人士联名向成立于1932年负责襄助过去13所基督教大学的联合董事会建请一本过去培养青年的精神，在台湾创办理想大学。1952年，联合董事会秘书长芳卫廉（William P. Fenn）博士来台与台湾教育界及宗教领袖讨论设校条件。芳卫廉博士建议联合董事会对于在台设立基督教大学的构想予以支持，并主张该大学不应是大陆任何一所教会大学的翻版。他说：“这是一个开始，我们有机会去创立一个不同形态的大学。”所谓不同的形态，具体包括七个方面：这所大学应造就具有独特眼光并能投入生活的人，它不是制造白领阶层的大学；学生对其生活环境应保持自觉，以避免陷入象牙塔，流为士大夫；该大学应落实民主观念，学生需具备生活思想；课程不需以技术为导向，而应着眼于宽阔格局；避免严格的分科，搭配纯朴而不矫饰的校舍；保持小规模型态，学生人数500至600人；师生全体住校，教职员必须全职，且应为基督徒，学校为他们提供最佳生活条件。1953年6月，联合董事会派美国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前神学院院长葛兰翰（Thomas W. Graham）博士为该会代表，协同芳卫廉博士来台成立建校筹备处及董事会，推举杭立武博士为筹备处主任及首任董事长。经过多方考量，台中市西屯区大度山被选定为本校校地，并定校名为“东海大学”。
创校的时候，东海大学是一个小型的文理学院，最大的特色就是博雅教育。如方卫廉博士最初提出东海大学一定要变成一所非常特别形态大学的那样，东海大学的博雅教育有其特别之处。一方面，东海大学最初设置的主要目的在于创造一个能自由寻求真理的学术园地，使大学生懂得生活的态度、民主的精神，这使得东海大学从设立的时候就形成了民主自由的氛围。另一方面，在课程教育之外，东海大学推行劳作教育以建立“完人”的教育训练。开展劳作教育是东海大学在台湾各大学中率先倡导、最具开创性的教育举措，其最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于课业之外，同时获得品德的熏陶，并逐渐培养负责、合作、忠诚、勤劳诸美德。该措施自推行以来，对学生的影响非常大。
从建校到1979年，东海大学都保持小班制教学，且一半以上的课程采用英语教学。早期的校友们出国的非常多，且有杰出的表现。他们都认为，东海大学给予他们最好的就是博雅教育。1979年之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东海大学没有了来自联合董事会的财源。之后，东海大学自给自足，学生数目逐年增加，现在已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
二、充分发挥系院校三级治理功能
《世界教育信息》：促进院校治理、完善大学制度建设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台湾著名的私立大学，东海大学是如何促进院校治理的？
汤铭哲：在大学院校治理方面，大陆和台湾是不一样的。东海大学是私立大学，校长对董事会负责，学校管理工作主要由校长负责。例如，在学校财政这一块，董事会主要负责整个学校的财务和预算，校长则可以利用这些预算来益助学校的运作。在我看来，大学的管理要把握好两个方面。第一，充分发挥系-院-校三级功能。大学一级的主管部门通常包括教学处、教育处、教务处、总务处（现在还有研发处、国际处等等），主管学术的是各个学院，学院下面有系和所，这样便形成了系-院-校三级行政管理体系。但基于历史包袱，或者是过去的文化和习惯，通常会存在院长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有名无实），没有很好地去组织、管理学院等问题，造成校长工作量过大。比如，我们学校有34个系，8个院，若存在上述问题，校长就会非常忙碌。因此，一定要充分发挥系-院-校三级的治理功能，让院长充分发挥院长的职责。第二，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大学各部门的工作是密切联系和相互交叉的，比如说教学不应该只是教务长的事。大学制度的建设、院校的管理，一定要相互沟通、配合，共同努力，才会取得最好的效果。
《世界教育信息》：大学校长遴选是院校治理的重要一环。请问，东海大学的校长遴选是如何运作的？
汤铭哲：东海大学校长的遴选在台湾属于做得比较好的，跟美国的大学校长遴选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学校会组织一个遴选委员会，东海大学在台中，而这个遴选委员会的运作是在台北。遴选委员会要对所有校长候选人进行面谈，在这个过程中，候选人的人数和信息都是保密的。通过面谈，遴选委员会会从候选人中挑选出两个候选人，提交董事会，由董事会做最后决定。
三、结合特色开展博雅教育，培养卓越人才
《世界教育信息》：时代的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有高度的科学文化素养和人文素养的人才对于21世纪人类发展具有越来越关键的意义。请问，东海大学是如何紧跟时代的步伐，培养卓越人才的？
汤铭哲：对于“卓越”，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我认为，“卓越”就是发挥一个人最高的自己，即每个人要进行自我探索并发挥最高的自我。这样，对个人而言，能够实现个体最高的价值；对社会而言，能够人尽其才。这是我对“卓越”的理解。因此，大学作为帮助年轻人成长、实现个人价值的专门机构，其人才培养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学校的课程或教育内容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在我看来，21世纪的人才应具备三方面素质：第一，专业素养和人文素养均衡发展；第二，21世纪的人才要懂得创新，并具有国际视野；第三，能够开展跨领域的学习。一般而言，台湾高校的专业教育是比较强的，因为台湾高校的师资水平很高，比较薄弱甚至缺乏的是通识教育或人文教育。很显然，在通识教育或人文教育方面，东海大学有着特有的优势，即有着良好的博雅教育的基础，以及台湾最好的博雅学院。东海大学每年接收约3000名学生，而博雅学院只收约1000名学生。将来，我们希望所有的学生都能接受博雅教育。东海大学的博雅教育是结合学校的很多特色而展开的：首先是住宿教育，即每一名东海大学的学生至少住宿两年，宿舍里有导师、学长来带他们，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态度，学习如何做人处事；其次，东海大学很重视体育和艺术，学校有非常多的体育设备，还设置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音乐、艺术类的课程活动；还有一个特色是东海大学是一所基督教背景的大学，有自己的教堂——路思义教堂，目的在于透过团契或基督教信仰的参与，让学生在信仰上面得到比较多的慕仰。
四、培养学生国际观，提升国际化水平
《世界教育信息》：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国际化已成为一个全球化的显著趋势。面对这一趋势，东海大学是怎么应对的，学校有何战略规划？
汤铭哲：国际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21世纪的学生一定要有比较好的国际观，培养学生的国际观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让学生出国，但这个是非常昂贵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吸引外国学生或教师进来，让学生在校园里就可以感受到不同文化的气息。从某些方面来看，东海大学在建校的时候，是台湾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学，因为那时的教师主要来自外国，教学语言是英语。后来，随着早期外国教师的退休和学生数量的增加，东海大学的国际氛围越来越淡。但是，我们还是有一定基础的，目前，东海大学外国教师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占全体教师的5%～10%。为了进一步促进东海大学的国际化，我校上一任校长就开始筹备建立国际学院，提出要开设一个针对本科生的全英语授课的课程。这个国际学院从2014年开始招生，我们打算把国际学院的国际化教育与博雅教育结合起来，我想这一定会成为东海大学未来的特色。
五、创建在线课堂平台，推动教育资讯化
《世界教育信息》：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教育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请问，东海大学如何通过教育信息化促进学校的进一步发展？
汤铭哲：大陆的提法是教育信息化，在台湾则被称作教育资讯化。目前，台湾政府方面也越来越重视资讯化教育。例如，台湾教育部门去年成立了资讯室，并现在将推动台湾MOOC计划作为工作重点。
线上教学已是全世界的趋势，未来年轻人的学习一定会走向资讯化、信息化，东海大学也非常重视这一块。通过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物理系任教授的东海大学校友，我们了解到MIT现在在做edx，而且做得很好。因此，从今年开始，我们会跟MIT合作，先把基础物理课程的edx平台建立起来，再把其他课程逐渐纳入到这个平台。通常，做这些事情需要合作，我们正在思考合适的合作单位。
六、以绿色发展为方向，
深化与大陆的交流合作
《世界教育信息》：东海大学一直与大陆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与合作。未来，对于进一步促进两岸之间的教育交流合作，您有何看法或建议？
汤铭哲：东海大学跟大陆的很多学校，包括“985”、“211”大学，都建立了很好的交流合作关系。而且，很多学校希望跟我们交换学生，现在，东海大学大概接收了400名大陆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其中，本科生大约有150名，交换生近200名。我想，未来的交换生会越来越多。除了这种学生的交流，还有很多来东海大学的观光客。很多人来到东海大学，都会觉得我们的学校非常漂亮。刚才我提到的路思义教堂，几乎成了东海大学的一个标志。我们学校还有很多牧场，还有一个乳品小镇。很多人都喜欢去那里喝牛奶、酸奶，或吃冰棒。另外，学校还有一些合作、联合科研等项目，比如福建农林大学与我校开展的科研合作。在科研方面，永续环境、永续社会、永续经济，也就是绿色发展是东海大学最重要的一个亮点和方向。因此，东海大学定位为绿色博雅大学。我想，未来会有很多学校对这个感兴趣，台湾和大陆的合作交流一定会继续。
我认为，台湾和大陆的合作交流是共荣共利的。在合作交流过程中，台湾高校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师资方面，比如东海大学70%～80%的教师是从国外回来的，而大陆在这方面的比例还比较低。师资多元化有助于学校的多元发展。
此外，就目前看来，大陆来台湾学习的学生比台湾去大陆学习的学生多，但不见得将来还是如此，因为大陆的市场很大，也许将来很多台湾人才都会跑到大陆去。我相信，未来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但是要怎样做才能够让双方得到最大的好处，让海峡两岸和平发展，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编辑 张力玮
作者：熊建辉 吴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