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投资行为与经济增长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而当前中国在投资结构和投资形式诸方面均存在着不少问题,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投资方式的改善。以中国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构建产业的自生能力是完善投资方式的应有之义。
投资行为与经济增长论文 篇1：
我国公共投资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
摘要：本文利用2003年到2010年各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公共投资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我国，公共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公共投资支出分成了四类，分析表明了公共投资支出中的基础建设支出、科研支出相对于其它支出对经济曾长的作用更为重要。
关键词：公共投资；经济增长；生产函数
一、引言
当今社会，向社会提供经济性服务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在政府的各类支出中，经济性支出与民间部门经济活动的联系最为密切，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力度也最大、最直接。而在经济性支出中，公共投资支出又是争议最大的，所以本文主要分析公共投资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
从理论上讲，公共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或挤出效应两种观点。前者认为，公共投资的主要领域常常具有典型外部正效应，公共投资支出增加将促进经济增长。后者认为，公共投资支出增加会排挤私人部门支出，公共投资支出增加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可见，由于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公共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最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理论上很难说清楚，只能通过在具体的环境和时间阶段通过经验研究来证明。
二、文献综述
伴随着学术理论研究的发展，经济学家利用不同的实证方法，以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为研究样本，得到的实证结论并不一致。大多数实证分析的结论是，认同公共投资，特别是其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对宏观经济增长及私人部门增长的积极意义（Aschauer，1989a）【1】和（Aschauer，1989b）【2】。但也有少数实证分析得到相反的结论，即财政投资会阻碍经济增长，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公共支出，如果按广义分类的话，却是经常性支出（Devarajan ， Swaroop and Zou， 1996）【3】。
我国学者对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也进行了一些研究。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我国财政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但是对民间投资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张中华，2002）【4】。有的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公共投资比民间投资的产出弹性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刘国亮，2002）【5】和（吴国权、杨义群，2003）【6】。还有学者分析了我国财政总投资、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更新改造投资对总产出、全要素生产率、民间总投资、民间基本建设投资和民间更新改造投资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郭庆旺、贾俊雪，2005）【7】。
三、模型、实证检验及结果
（一）模型
如果一地区人均产出的增长可以被看做是劳动力投入增长、固定资本投入增长和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且技术进步是广义的，则生产函数可表示为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
Yt=AKtαLtβ
α、β分别为固定资本和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在不存在规模经济的前提下，二者之和为1。
如果将固定资本分为公共投资和私人部门投资两部分，则相应的生产函数可以有下面的形式：
Yt=AKstαLtβGtγ
其中，KSt为私人部门投资，或者非公共投资，Gt为公共投资，γ为公共投资的产出弹性。在不存在规模经济的前提下，α+β+γ=1。
（二）数据说明
本文所涉及的公共投资，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第一，它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形成的；第二，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投资。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有关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中，有两种分类可以用于区分公共投资和非公共投资，一类是从固定资产投向，另一类是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我国到目前为止，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通过其自身的投资行为替代私人部门的投资，或者说政府预算投资并不仅仅投在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领域中，因此本文倾向于选择第一类，将除了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外的投资看做是公共投资。因为从目前的投资主体变动来看，定义的公共投资部分仍然是政府投资为主。当然这一数据存在对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投资的高估，但是因为私人投资在上述产业领域中的投资比例相对很小，可以近似的将上述数据看做是公共投资。
本文将利用2003年到2010年8年，除台湾和两个特别行政区之外的其他31个地区的平行截面数据的混合数据估计公共投资及其各个部分对各地区产出即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GDP、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均为总量，其中劳动力投入采用各地区从业人员数量代替。
（三）实证模型
理论上，一地区总产出的变化取决于劳动力投入、固定资本投入的变化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在实证过程中，各省区产出的变化，除了上述因素外，可能还有一些特定的区域因素也在起作用。因此，为了体现出这种区域差异，加入相应的虚拟变量，用于区别地域不同产生的影响。沿用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可以将31个省级地区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中部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其余10个省级地区为西部地区。
公共投资按照行业作如下分类：第一类为公共基础设施，包括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第二类为社会服务及文化体育业，包括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第三类为教育与科技事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业；第四类为国家政府机构及社会团体，即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
由此，实证过程中的具体估计模型为下列形式：
其中，Yit 为考察期GDP 水平， Dm为虚拟变量，m=1，2，分别表示东部和中部，即以西部为基准。L为劳动力投入量，Ks 为非公共投资，Gn为不同类型的公共投资，n=1，2，3，4，分别为上述对应的公共投资的四类，U为残差项。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上述模型用Eviews6.0回归结果如下：
由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各参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之下都是显著非零的。且由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劳动，私人投资，公共投资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10，0.43，0.52，这一数据说明，公共投资支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作用大于私人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远远大于劳动力投入对GDP的作用，公共投资支出对GDP的刺激作用最大最明显，这也很可能与我国一直处于供给不足阶段有关，因为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在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的情况下，政府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会有明显的效果。
并且，公共投资支出的四类行业对GDP的作用大小也明显不同，其中公共基础设施行业和教育与科技事业对GDP的作用大小基本相同，弹性都为0.3左右，这与理论相符，说明政府对基础设施和教育与科技事业的投资能够显著刺激经济的增长。相反，政府在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方面的投资却对经济增长具有反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像卫生，体育这些领域私人投资也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因为政府加大对这些行业的投资，使得政府投资的互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从而非但没有刺激经济增长，反而抑制了私人投资。而第四类国家政府机构及社会团体投资对经济的作用非常小，弹性仅为0.04，这一结论业余理论相符。
上述回归结果，还顺带说明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吻合的很好，规模经济效应不明显，因为，上述三因素弹性之和为1.05，约等于1。
四、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然为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选择提供了证据支持，笔者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我国政府会继续利用公共投资增长这一手段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公共投资特别是其中的公共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项目，对GDP增长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总体上其作用大于非公共投资的作用。不过本文的估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公共投资规模的高估，同时只是考虑了21世纪以后的总体经济情况，如果数据再向更早期扩展，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为经济的发展始终受所处时代和外在环境的影响。
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也许会体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因公共投资积累规模较小，再加上公共投资所在领域往往具有投资周期较长的特征，使公共投资规模扩张成为非公共投资扩张限制性瓶颈，此时的公共投资增长对非公共投资的引致性作用巨大，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意义也很大。我国目前仍处于不发达的状态且较长期内并不会改变，并且经济相对快速增长且有大量内需，对我国来说，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Aschauer ， David ， Is Public Expenditure Productive ？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 23， pp177-200 ， 1989a.
[2]Aschauer ， Public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Group of Seven ， Economic Perspectives ， 13（5）， pp17-25， 1989b.
[3]Devarajan，S. ， V. Swaroop and H-F， Zou ，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6.
[4]张中华.论我国财政投资的效率及其制约因素[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2（2）.
[5]刘国亮.政府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J].改革.2002（4）.
[6]吴国权，杨义群.通货紧缩时期国债的公共资本供给时效评估[J].财经科学.2003（2）.
[7]郭庆旺，贾俊雪.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5（4）.
作者：王芳杰
投资行为与经济增长论文 篇2：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选择：一个投资的视角
摘要: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而当前中国在投资结构和投资形式诸方面均存在着不少问题,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投资方式的改善。以中国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构建产业的自生能力是完善投资方式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投资结构;要素禀赋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和净出口。中国经济是十分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1978-2007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6.4亿美元增长到21 738亿美元,年均增长17.4%,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2007年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35.5%,金融危机则使这一增长路径受到了根本的质疑。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逐步加深,世界经济增长继续放缓,美欧日等先进经济体的需求进一步减弱,中国所有主要贸易伙伴都陷入衰退,中国50%的出口是面向美国、欧洲、日本,当这些地区的消费者购买力下降时,中国对外依赖型的增长模式受到严重阻滞。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08年1-11月,外贸进出口总额23 783.7亿美元,增长20.9%。其中出口13171.6亿美元,增长19.3%;进口1 0612.1亿美元,增长22.8%。而2008年11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1 898.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其中出口1 149.9亿美元,下降2.2%;进口749亿美元,下降17.9%,其中以加工贸易进出口下降更为明显。这是2000年以来进出口各项指标首次同时出现负增长。2008年12月,出口额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8%。[1]另据海关总署统计,2009年1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为141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同)下降29%。其中,出口904.5亿美元,下降17.5%,出口价格上涨2.3%;进口513.4亿美元,下降43.1%,进口价格下跌10.6%。制造业出口明显下降,出口价格有所提升。1月份,制造业出口为870.5亿美元,下降17.7%,出口价格上涨2.2%。由于金融海啸实体经济的蔓延,外需持续减弱,出口减速之势短期难以逆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理应有所改变,改外需倚重度过高为以扩大内需为着力点。封闭经济中总需求由投资和消费组成。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经济沿着良性可持续道路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是经济发展建立在消费为主的内需上,只有扩大本国居民的消费能力,走消费拉动型道路,经济发展才能有稳固的基础。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走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道路来打动经济增长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由于中国现阶段存在种种问题,如收入结构不合理,相对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说就业机会较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居民对未来的收入和支出预期不稳定等都制约了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由于涉及到整个社会较大范围内的变革,从根本上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最优但却是最具难度的路径,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需要有一系列体系作保障,相比之下,投资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捷径”。如果说在当前的中国发展阶段,投资和资本积累仍是增长的重要动力,是中国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那么投资路径和投资方式的良性转变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先决条件和应有之义。但一直以来,中国的投资方式都存在着不小甚至是严重的问题,投资及其结构和方式的完善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重大课题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检索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文献,凯恩斯(1936)认为,市场经济并不必然保证国民收入的实际水平与潜在的、充分就业时的国民收入相等,政府应以扩大投资的手段来补充经济运行中消费不足的常态;凯恩斯学说在战后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其理论体系中,并未论述长期经济增长,也未论述达到均衡的动态过程;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认为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只涉及了短期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长期化和动态化的改进,要将凯恩斯模型长期化和动态化,即实现经济增长就要保证一定的储蓄率以转化为投资;鉴于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不稳定性质,索洛(1956)考虑到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构建了资本、劳动力、技术三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一模型在20余年的时间里都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其假设的规模报酬不变,增长率的外生化则成为其不能解释许多实际问题的主要缺陷,主张经济增长内生化的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用规模收益递增和内生技术进步来说明长期经济增长;丹尼森(1985)通过将经济增长因素进行细分并加以量化,发现知识的贡献率最大;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罗斯托(1960)将增长分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起飞前提、起飞、走向成熟、大众高消费,并指出在最为关键的起飞时期,有效的投资率和储蓄率应从大约国民收入的5%提高到10%以上,而在起飞前提阶段,投资率也可能高于5%;罗森斯坦·罗丹(1943、1966)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关键是实现工业化,其首要的障碍是资本形成不足,投资是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他主张对各个工业部门同时投资,以产生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纳克斯(1953)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恶性贫困循环”,即从供给方面来看,低收入—低储蓄—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从需求方面看,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他指出资本形成不足是主要障碍,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经济增长理论不只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专利,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费里德曼根据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也建立了增长模型。国内研究增长方式的转变较具代表性的有:吴敬琏(2006)在梳理各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基础上,指出中国转变增长模式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王一鸣(2007)认为,传统的增长方式不能为继,转变增长方式的途径在于体制创新,增进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卫兴华(2007)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仍具粗放特征,制约了经济增长,集约型是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并提出了建议;林毅夫(2007)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要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取决于要素价格体系,转变增长方式要从这两方面着手。上述文献都从较为宏观的层面探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为研究投资与经济增长提供了一般分析框架,但并未具体指出投资方式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本文拟从这点做一浅述。
二、当前中国投资现状的若干问题
在转型经济中,投资必然带有种种不合理的内容。投资不合理无外乎两种情形,即投资数量不合理和投资结构不合理,在中国这两种情况都存在,中国某些产业投资数量过多而另一些产业则投资不足,这就造成了投资形成结构的不合理,前一期的投资形成现存的产业结构,根据资产专用性原理,一旦投资形成,必将沿着现有路径持续下去,否则这些资产就会成为沉没成本,所以现存的产业结构又会成为未来投资的领域,从而使一些产业存在着严重投资过度现象,进一步加重了投资结构的不合理,从而形成数量不合理—结构不合理—数量不合理的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下的一个典型状况就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度。在固定资产投资过度的情况下,将产生大量的重复建设,如果未来缺乏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支持,将成为过剩或者是无效的投资,可能形成当年的GDP,但不能够形成长期的生产能力,不能够形成有效存量。[2]2001-200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2%,2003-2006年经济增长率10.3%左右,而平均投资率高达42.9%,但这种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以宏观成本积累为代价,是政府激励条件下低效率的投资,[3]它并不能够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增长质量的提高。
投资按主体划分可分为政府投资(财政投资)和民间投资(私人投资),理论上政府投资并不像私人投资那样追求单个项目的利益最大化,而是以全社会的综合福利为目标;政府投资的范围一般是企业并不愿介入的领域,如大型交通项目,城市基础设施,环保,教育等。和这些领域相对应的是一般竞争部门。娄洪(2003)指出了基础设施的基本性质:第一,非排他性,即理论上所有人都能对其进行使用,从而获得收益。第二,边际成本趋零,即在一定的范围内,增加对基础设施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消费,不会带来额外的成本。第三,经济基础设施的拥挤性,即随着消费者增加到一定程度,将产生一定程度的竞争。第四,基础设施的不可分性。罗森斯坦·罗丹(1943)指出生产函数、需求和供给都存在着不可分性,基础设施资本的投资和其他生产性资本的投资在时间上不可分,基础设施资本的投资须先于其他生产性资本的投资。但在一般竞争部门,市场机制的作用能够有效地调节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民间资本产权关系明晰,经营灵活,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要求,因而其产出效率一般大于公共资本,且其即期产出效应大于公共资本产出效应。[4]
鉴于政府和民间投资的领域有所不同,依据两种投资领域的关系,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两种效应,即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挤出效应指政府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引起了利率的上升和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导致民间投资行为的减少,分析这一问题的典型思路即IS-LM模型,挤出效应的机制可见图1,在政府投资不变的情况下,IS、LM两条曲线相交于P0,此时均衡的利率和产出分别是r0和y0,而当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增加,则使得IS曲线右移至IS1,而货币供给量是一定的,即LM曲线并未移动,此时均衡点为P1,则均衡利率和产出r1和y1,利率上升则导致民间投资的机会成本提高,从而产生挤出效应,而潜在的均衡点即利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是P2,相应的产出是y2,那么由此造成的产出损失即y1-y2。
挤入效应是指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促使投资环境得到了改善,减少了私人投资的成本,刺激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又可以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使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如果政府能够将投资控制在严格的界限内,将投资行为集中于公共领域而非一般竞争部门,那么由于其改善了投资环境和投资预期,从而能够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这将对民间投资带来一定的挤入效应。①
但现实中政府投资存在着错位,即投资领域的竞争性与投资动机的矛盾性,政府本应该依据合理的生产力布局的需要,引导社会投资的合理流向,实现投资结构合理化,同时介入市场失灵之处,弥补其缺陷。但目前政府将投资面有意无意地伸向了竞争性部门以获取高额利润,造成“与民争利”,竞争性领域本来应该以市场为导向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但中国许多行业的投资是以政府行为偏好为依据,歪曲要素价格体系,追求政府(或其中部分人)的租金最大化,这进一步滋生了寻租行为和市场的无序性。中国现行的融资体制也助长了这种情形,私人部门对市场信号有更好的反应,投资效率更高,但却难以得到金融部门的强力支持,国有部门的投资效率低下,但更依赖于国家财政和银行贷款的支持,使得本应寻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被注入了国有部门,从而导致了总体上投资效率的低下。另外现有的投融资体制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当前中国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还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单位,由于存在着较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加之中国的融资体制还没完全市场化,还深深地打着政府偏好的烙印,金融机构将大量资金借贷给了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国有企业,而效率较高但苦于资金缺乏的民营企业则对此只能望眼欲穿,这势必影响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融资机制的软约束导致银行大量的呆账坏账,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三、投资方式、投资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
经典文献虽然主要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由于投资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停滞问题,但我们可以认识到投资结构的完善、投资方式的转变是其应有之义,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后者经历过早期增长方式低效率的“阵痛”而转向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者虽然在经济发展阶段尽力避免这些“阵痛”,但很大程度上还是进行着后者已经走过的道路,投资结构的完善、投资方式的转变构成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部分。
在图2中,投资结构可以看成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函数,随着投资结构由不完善到完善,经济增长方式由非效率逐步向效率改进。不过两者的关系并非直线关系,而是一条S形曲线,点O到P1这段较为平缓,P1到P2这段变得陡峭,P2以后又变得平缓。这可以解释为:投资结构完善初期,其效应尚未完全扩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很迟缓;到P1点时,投资结构已达到一定的完善程度,其效应开始显著,边际投资结构迅速提高,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点P2,这个时期是投资结构优化的过程,经济增长方式由非效率迅速地向效率转变;P2以后由于投资结构优化到相当的程度了,再改善起来相当的困难,边际投资结构逐渐降低,这时增长方式也达到了一定的高效率,整个社会福利得到了帕累托改进。
吴敬琏(2005)指出,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是什么呢,林毅夫(2007)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思路,即经济增长所处的宏观环境的根本特征是要素价格体系,由要素价格体系决定要素投入组合,从而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经济增长方式大体可分为资本驱动型、资源驱动型、技术驱动型、劳动驱动型四类。②长期以来,中国走的是投资驱动型的经济路径,沈坤荣(1999)对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的大量投入,生产要素的贡献率占了76.7%,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为57.8%,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23.4%。[5]这在给中国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埋下了大量的弊端,如农轻重比例失调,需求结构失衡等。对于投资的依赖造成了一种误解,即人们总是认为要素投入过多会不利于增长方式的转变,会损害经济效率的提高,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要素投入太少必然不利于经济发展,但投入过多未必损害经济效率,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都是来源于投资结构不合理,即要素的投入结构不合理,也即要素的投入比例不合理,调整好要素投入结构才是更重要的。不考虑要素的投入结构优化而一味地增加投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在投资率上升的同时投资效率却在下降。增长的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要素的供给能力,而是取决于要素的有效的配置能力,须知资本使用的效率比提高投资量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重要的多。[6]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CORs)是衡量投资效率的重要指标,根据张军(2005)的研究,ICORs在1994年以前基本保持稳定,之后急剧上升,这说明资本经历着深化的过程,投资效率低下。而投资在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实际上依赖于投资效率和技术进步及其性质。[7]
显然,要获得经济的长期稳态增长必然要提高中国的投资效率,提高投资效率必然要优化投资结构,优化投资结构即使各要素的投入比例更加合理。一国增长方式的选择既要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又要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而技术创新则显得成本过高,同时鉴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也不能采用资源驱动型,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路径应是走劳动驱动型道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技术的贡献率。如果要以资本投入数量和投资效率高低的关系来判断中国增长方式的特点,那么目前中国的增长方式带有明显的外延特征,即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的高速积累,而一旦资本的增长持续快于产出的增长,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就趋于下降并最终导致产量增长的下降和经济衰退。张军(2002)将经济转轨、增长与工业化联系起来,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近年来越来越表现出静态的特征,至今尚不具备持续的动态改进的力量,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总体性改善之后,资本相对于产出加快,显示了粗放的特征。[8]
有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即改变中国竞争优势。[9]也有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即依靠提高经济的整体实质、经济运行的质量来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促进总要素生产力的提高。[10]笔者认为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依赖于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竞争优势是建立在一国的自然资源基础之上的,受到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制约。③要提升中国的竞争优势,就要依据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行社会化分工、生产,以获取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机制。而经济的整体实质、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也必须建立在充分利用一国现存的经济资源的基础之上,正如林毅夫(2002)指出的,只有按照经济的比较优势组织生产活动,企业和整个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11]
四、转变投资方式的若干建议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其由不经济走向经济,或由效率低下走向高效率,完善投资结构,改良投资机制是应有之义。一个良好的投资机制是结构完善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而投资结构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投资机制不断发挥作用的过程。完善投资结构,从总体上说,就是要建立在要素禀赋结构的基础之上,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内,提高资本的边际投入效益,发挥各要素的最大效率,增强产业的自生能力,从而获得经济剩余的最大化,进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在这一总的思路指导下,结合当前经济大背景,可以进行一些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措施以拉动经济增长。
1. 一些大型项目例如铁路、公路、桥梁等的修建,虽然长期内对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但短期内却难以形成对有效需求的满足。所以当前的情势要求政府将主要的投资点放在短期之内关系民生的公共投资上,如加大对廉价房、乡村公路、基层医疗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强农村电网改造和农村各种补贴,如推行种粮补贴,农机补贴和购买电器补贴等,重视提升粮食价格和加强对城乡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将潜在的消费需求转换为现实,尤其要加强医疗保障方面的建设力度,最大程度地解决民众“看病难”这一根本问题。这样,投资既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又能改善民生,连带的使其扩大自身的消费支出。
2. 以灾后重建为契机建立投资长效机制,优化投资结构,摒弃低水平建设,重新考虑产业的布局,在产业布局时多考虑环保、自然禀赋等非经济因素。
3. 投资应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增长范围内,使其不仅与GDP增长率保持适应,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充分就业这个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适度扩大政府主导型服务支出,适度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可以加大对广大群众的转移支付的力度,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支出,有效置换出居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4. 鉴于中国许多行业投资并非以市场为导向,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偏好所致,所以在经济运行中要严格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政府投资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清晰界定政府投资进入和退出领域,避免政府“与民争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经济建设型政府。如在一些具体的投资项目上可以实行代建制,所谓代建制就是政府投资项目经过规定的程序,由专业性的管理机构或工程项目管理公司代行政府业主职能,对政府投资项目实现相对集中的专业化管理,实现投、建、管、用的分离。通过一系列的激励约束机制,这种模式可以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的效益,提高项目管理水平,降低交易成本,降低寻租的风险。
五、简要结论
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以要素投入为主,即要素积累型增长,而要素投入又以资本和土地的投入为主,[12]在实际运行中仍具有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粗放型特征,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导致了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失调,导致了产能过剩和大量重复建设,同时与中国劳动力富余的资源禀赋不相吻合,显然中国的增长方式应转变为低投入、高产出的集约型道路,依据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建立与要素生产价格相一致的增长方式,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缓解就业矛盾,完善投资结构,建立高效的投融资机制,提高投资效率,扩大“内源性”需求,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无经济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或许此次金融危机给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敲响了警钟。
注释:
①吴洪鹏、刘璐(2007)运用VAR模型对公共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影响民间投资的三种挤出效应机制即利率、可贷资金、生产资料价格水平均不存在,公共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挤入效应;郭庆旺(2005)通过VAR模型分析了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动态影响,指出前者对后者的拉动作用很强;宋福铁(2004)对国债融资和私人投资之间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国债融资并未对其产生挤出效应;董秀良等(2008)计量分析了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长短期效应,结果表明短期内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一定挤出效应,而长期均衡关系上则表现为挤入效应。
②大多数研究认为我国走的是资本驱动型增长方式,如李京文(1998)、张军(2002)、徐现祥(2004)、帕金斯(2005)等,张其仔(2008)将资源环境纳入工业增长因素后,发现资源环境对工业增长贡献率大于资本贡献率,由此得出我国仍属于资源驱动型的增长方式。详见张其仔、郭朝先的文章:《中国工业增长性质:资本驱动或资源驱动》,载于《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3期。
③典型的实例即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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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林毅夫,苏剑.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J].管理世界,2007,(11).
责任编辑:张增强
责任校对:华 菁
The Choice of Conversion of Economic Growth Pattern:in the View of Investment
Li Guozheng
(Economic Colleg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investment structure; factor endowment
作者：李国政
投资行为与经济增长论文 篇3：
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绩效评价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将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绩效评价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放在同一框架下，对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的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绩效评价以及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关系加以梳理和概括。在对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2010～2012年政府财务信息透明度、绩效考评结果和地方政府投资结构的考察基础之上，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对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以及政府绩效水平对地方政府投资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政府财务信息的披露是改善政府绩效、优化地方政府投资的关键因素，且政府财务信息越不透明，政府绩效水平越低；（2）给定财政分权条件，政府绩效水平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显著相关，且政府绩效评价结果越好，地方政府投资结构越合理。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地方政府 政府财务信息 绩效评价 政府投资行为
〔
一、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现实面前，中央政府围绕“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微刺激”不断出台新政策，地方政府的新一轮投资热情被激发，先后公布了各自的投资计划。如2014年4月广东省政府公布了《广东省2014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强调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和现代产业体系方面的重点项目的投入，以期加快地区城镇化建设，突破地方经济发展的僵局；同时，天津市也发布了《关于我市2014年重点建设项目的安排意见》，涉及工业、基础设施和环保、能源和交通等多个重大投资项目的建设。其他省市如海南、江西、贵州等也相继推出一系列投资政策，据估计，2014年各省市重大项目的计划投资总额超过7万亿元。不难发现，在中国当前制度环境下，投资成为地方政府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招商引资环境等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这些投资政策凸显了地方政府强烈的投资意愿，反映了地方政府对投资的依赖，也引发了众多学者对这种“过热”投资的担忧。一方面，地方政府主导投资模式的决策过程实际上是中国垂直的行政管理和地方经济分权制度下的激励模式，虽然地方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和招商引资等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但是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过度投资策略也加剧了地方保护主义、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诸多弊端。①另一方面，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客观地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扩大了监督盲区，提高了官员的寻租概率，从而降低了政府绩效水平。周黎安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官员绩效的有效监督和激励合约的设计经常困难重重，导致地方政府存在环境污染严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现象。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已有文献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看法各异，但是总的来说，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既有政策环境下追求地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也有出于政绩和个体利益驱动下的行为偏好特征。如何客观评价地方政府投资行为，优化地方政府投资规模和结构这一论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申亮指出政府投资具有资金来源的公共性、采购活动的非商业性和社会影响力大等特征，因而政府投资管理中的公平、诚信、经济和效率便成为其根本要求。而要实现上述要求，首要任务是提高政府投资透明度，尽可能地向社会公众公开相关信息，动员社会力量加强外部监督。 申亮：《政府投资透明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检验》，《当代财经》2013年第10期。王红岩和张宏霞的研究发现，完善对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投资透明度可以改善绩效，降低寻租腐败和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 王红岩、张宏霞：《我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效率——基于政府投资决策权分散化的考察》，《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12期。所谓的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是从价值的角度对政府业务活动及其结果的反映，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政府财务信息不仅包括政府财务会计核算和反映的财务结果信息，还包括反映政府财务计划的政府预算信息。 石英华：《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第26页。当前，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政府财务信息作为政府资产负债的显微镜，它的披露有助于全面反映政府行政运行状况，提高宏观经济决策和公共管理的科学性。此外，政府会计扩展职能与政府综合绩效评价中的“经济绩效”、“社会稳定”、“政治激励”等维度相对应，即政府提供的政府财务状况、投融资决策等信息正好满足信息使用者对政府职能综合评价的诉求。可以发现，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是提高政府绩效水平，客观评价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基石。
本文从提高政府绩效水平、优化地方政府投资规模的目标出发，给出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绩效评价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理论框架，试图在中国特定体制背景以及同一个理论框架下对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政府绩效和地方政府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加以梳理和概括，拓展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价和地方政府投资行为优化的方法。考虑到绩效评价定量信息的缺陷和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差异性，本文通过可量化的政府财务信息衡量和评价地方政府绩效水平，完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验证了政府绩效评价结果对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导向作用，认为政府绩效评价结果越好，地方政府投资结构越合理。
二、研究假设与框架设计
1政府财务信息披露与政府绩效
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投资建设领域中，腐败、寻租现象频频发生。这是由于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信息、资金使用信息、投招标信息以及决策信息等容易被贪腐者利用，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 申亮、王玉燕：《我国政府投资透明度问题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7期。地方政府官员在选择投资项目时，不是根据项目的内在价值，而是根据寻租的机会和获取回扣的可能做出决策， 孙琳、方爱丽：《财政透明度、政府会计制度和政府绩效改善——基于48个国家的数据分析》，《财贸经济》2013年第6期。从而导致公共资金使用效益和政府效率不高。随着政府效率不断降低，财政压力越来越大，政府绩效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针对政府投资中的寻租、腐败等问题，费斯勒和凯特尔研究指出，政府投资监管的困难在于项目建设缺乏有效信息、没有正式的项目评估和反馈机制等。 [美]詹姆斯·W·费斯勒、唐纳德·F·凯特尔：《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陈振明、朱芳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61页。包国宪认为，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绩效评价所形成的导向功能可以引导和推动政府职能向改革目标模式方向转变。而目前，定量信息的缺乏制约着绩效评价理论与实务的发展。围绕绩效评价体系构建问题，普雷姆詹德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政府决策信息的公开化。 [美]A.普雷姆詹德：《有效的政府会计》，应春子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第133～134页。肖鹏和阎川研究指出，地方政府具有宣传自身优异表现的主动性，通过主动披露的财政信息可以获取中央政府与群众的认可，进而获得他们的信任与支持，即宣传的“正反馈”效应。 肖鹏、阎川：《中国财政透明度提升的驱动因素与路径选择研究——基于28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7期。Kenny研究发现，美国政府非常注重政府投资项目详细信息的披露，并且认为政府财务信息是政府投资项目相关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 Kenny， C.， “Publishing Construction Contracts and Outcome Details，”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0， pp.8～10.科学、合理的政府会计制度能反映出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成本，有助于政府绩效评价结果的生成，进而有效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因此，从改善政府绩效评价的具体方法来看，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有助于完善绩效评价体系，减少政府寻租、腐败的发生。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政府财务信息的披露有助于完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当政府财务信息透明度不高时，政府绩效水平较低。
2政府绩效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
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合理有利于实现地区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不合理，则会导致投资资源配置的无效，造成投资活动的无序竞争和盲目攀比，可能出现：对能带来大量即期收益的“政绩工程”项目表现出投资冲动，而对需要大量即期成本支付的环保类项目表现出投资拖延； 叶德珠：《地方政府投资中的冲动与拖延——中国经济过热的一个行为经济学解释》，《经济经纬》2008年第5期。.地方政府投资结构出现“重基本建设投资、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 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地方政府不断增加生产性的公共投资，并挤占有利于居民福利的保障性公共服务投资（如教育、环境保护、医疗等）。 Keen， M. and Marchand， M.， “Fiscal Competition and the Pattern of Public Spending，”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66， 1997，pp.33～53； Qian， Y. and Roland， G.，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7， 1998，pp.265～284； Heine， K.， “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A Research Not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26， 2006，pp.33～53.王小鲁和樊纲把当下政府投资行为、投资结构的失衡及投资短缺现象产生的原因都归结于效率低下。 王小鲁、樊纲：《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0页。如果能客观的测度与评价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对于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优化地方政府投资结构等具有重要意义。申亮指出，矫正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合理安排地方政府投资规模，首要任务是完善财政体制和改革绩效评价体系。 申亮：《财政分权、辖区竞争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财经论丛》2011年第4期。朱衍强提出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是遏制中国政府公共项目投资的盲目低效、利益错位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文生态破坏的有效途径。 朱衍强：《公共项目绩效评价》，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63页。康锋莉和艾琼研究发现，中国现有的财政分权与绩效考评制度紧密关联，在此背景下的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必然受到绩效评价结果的影响。 康锋莉、艾琼：《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绩效》，《财贸研究》2011年第1期。国际上普遍认为，应该从财政纪律、投资效率、成本效益三个方面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进行评价。 The World Bank，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 Handbook，”The World Bank， 1998，pp.31～52；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grating Public Environmental Expenditure Management and Public Fina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OECD， 2001，p.13； Richard， A. and Daniel， T.， Managing Public Expenditure： A Reference Book for Transition Countries，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01，pp.28～31.此外，Barro通过建立一个以政府投资行为为中心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理论上存在一个政府投资的最优规模， Barro， R.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 no.5， 1990，pp.103～125.能够客观反映政府投资行为特征。因此，我们认为政府绩效评价结果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绩效评价结果直接影响地方政府投资结构和投资规模。基于此，下一假设被提出：
H2：给定财政分权条件，地方政府投资行为与绩效评价结果显著相关，政府绩效评价结果越好，地方政府投资结构越合理。
3理论分析框架
已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表现出急功近利和表象化的缺陷， 蔡立辉：《政府绩效评估：现状与发展前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而定量信息的缺乏是制约绩效评价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瓶颈， 张琦：《论绩效评价导向政府会计体系的构建》，《会计研究》2006年第5期。缺少政府会计这一基础性工具的政府绩效评价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不但不能达到政府透明高效的治理目标，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运行机制造成了干扰。具体而言，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内容包括预算收支情况、资源控制情况、债务承担情况和营运成本等信息，这种量化的信息具有较强刚性，有助于利益相关者客观真实地评价政府公共资源的使用情况。从披露的过程来看，它能够全面反映公共资源的投入和使用情况，有助于适应和满足绩效评价全过程的信息需求；从信息使用者来看，它不仅是纳税人、选民评价和监督政府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重要依据，而且是上级政府综合考核下级政府和官员的重要指标。可以说，政府财务信息是政府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政府绩效评价结果是对特定时间段内政府工作的核算与评判，它是政府制定下一阶段工作计划的依据和准绳。 包国宪：《绩效评价：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科学工具——甘肃省政府绩效评价活动的实践与理论思考》，《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7期。因此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具有很强的行为引导功能，主要表现在：（1）政府绩效评价与问责机制的有效结合，能够给地方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地方政府改变错误的行为方式；（2）政府绩效评价引入政府会计体系之后，可以客观地反映投入与产出情况，有效地遏制政府行为中的浪费、腐败现象，从而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就地方政府投资而言，绩效评价结果可对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决策起到引导作用，有助于优化投资结构、降低投资风险、提升投资效益。具体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三、实证分析
1样本选择
本文以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财务信息披露指标的确定主要参考上海财经大学《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公布的财政透明度指数。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11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12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13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政府绩效水平的确定则主要参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公布的政府效率指标。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2011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新公共管理视野下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的投入与产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2011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消除社会鸿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2011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腐败对政府效率的侵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易于取得的完整数据是2010～2012年省级地方政府的统计数据，共包括93个样本。其他数据主要来自各省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所提供的统计数据。
2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为了检验H1，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PA为政府绩效水平；GF为一般预算基金与透明度，该指标反映一般预算基金与政府性基金支出项目、收入项目、资产负债项目的信息披露情况；RE为政府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透明度，该指标反映政府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包括人员编制状况、单位建筑面积和办公室面积以及汽车购置情况等）。GF和RE指标皆来源于《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
对于政府绩效的衡量，本文借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2011～2013）公布的“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测度指数”。该报告以上一年的中国各类年鉴的统计数据作为测度政府效率指标的原始数据，通过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转换来全面评价地方政府绩效水平。
此外，无论是基于经济上的抑或政治上的考虑，地方政府都有通过投资促进政绩的激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直接参与当地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二是吸引私人资本（包括FDI）投资。因此在控制变量方面，我们主要选择了人均外商投资额（perfdi）、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perei）。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增长率（pergdp）来衡量。
为检验H2，我们参考Faguet、张卫国等的做法， Faguet， J.P.， “Does Decentralization Increase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to Local Needs？： Evidence from Bolivi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88， no.3， 2004，pp.867～893；张卫国、任燕燕、花小安：《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地区性行政垄断与经济增长——基于转型期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建立如下模型：
GIit=α+βPAit+γXit+ε
（2）
其中，GI为政府投资结构；PA为政府绩效水平；X为控制变量，包括收入分权（RD）、支出分权（ED）、地方政府GDP占全国GDP的比率（GDP）以及省长年龄（InAGE）。
政府投资结构反映了地方政府能够产生的实际投资收益的投资方向和内容。借鉴姚金伟对政府投资行为的度量和阐述， 姚金伟：《扶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抉择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本文采用经济性投资与非经济性投资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其中经济性投资包括公共服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和金融监管等内容，非经济性指标包括教育、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及其环境保护等内容。
考虑到不同区域制度环境的投资行为差异，本文还选择了财政分权作为制度环境的度量指标。对于财政分权，本文主要借鉴Zhang和Zou、Jia等 Zhang， T. and Zou， H.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67， no.2， 1998，pp.221～240； Jia， J.X.， Guo， Q.W. and Zhang J.，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Local Expenditure Policy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no.28， 2014，pp.107～122.的度量方法，采用支出分权（ED）（各省本级财政支出/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和收入分权（RD）（各省本级财政收入/中央本级财政收入）来度量。此外还考虑了能够反映各地区收入情况的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率（GDP） Grimmelikhuijsen， S.， Porumbescu， G.， Hong， B. and Im， T.， “The Effect of Transparent on Trust in Government：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Experi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no.4， 2013，pp.575～586.以及反映具有地方政府官员个体投资行为特征的省长年龄（lnAGE） Eaton， S. and Kostka， G.， “Authoritarian Environmentalism Undermined？ Local Leaders’ Time Horizon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5， 2013，pp.1～22.作为其他控制变量，在中国省级行政区域中，省长是政务系统的最高首长，他们的行为偏好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和绩效的影响作用显著，故选取省长年龄作为反映官员投资行为特征的替代变量。
3描述性分析
本文样本年限为2010～2012年，样本量为93个。除省长年龄取对数外，其他变量皆以比值形式表示。表1给出了本文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限于篇幅，本文着重对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通过对一般预算基金与政府性基金透明度以及行政收支透明度进行描述性分析后发现，行政收支透明度低于一般政府基金透明度，这说明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披露的整体水平还比较低，最小值为零，说明有的省份或部门公开的信息几乎没有。原因可能是：（1）信息公开的顶层设计考虑不周。虽然地方政府具有抵触和不执行，但是主要问题还是在于顶层设计时没有将各种可能的因素顾及到。（2）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存在制度性的缺陷。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是行政部门，而人大与政协等部门并非行政部门，致使有些部门未能就相关信息进行很好的披露，财政透明度往往接近于零。此外，对于有些行政收支信息可能涉及到敏感性问题，很多单位和部门披露常常会出现避重就轻的可能。
表1显示，一般预算基金与政府性基金信息披露的绝对水平也较差，这不利于提升政府信息披露状况整体水平。从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值可以看出，省际之间信息披露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通过查阅《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发现，最大值是海南省2013年一般政府性基金透明度得分。说明海南在较多项目上公开的信息相对完整，对于其他省份起到了标榜和带头作用。此外《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进一步指出，一般预算基金与政府性基金的收入项目的信息披露情况明显好于经济类支出和部门支出项目，而政府资产负债项目和单位预算项目的信息几乎不披露。这种情况说明，不同类别的项目信息披露也有较大差异。
4回归分析
本文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模型（1）和模型（2）的Hausman检验值皆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采用固定效应的估计方法更为恰当。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模型（1）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GF与RE均在1%的水平为正，这说明政府财务信息的披露对于政府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相关信息的信息披露情况越好，政府绩效水平越高。H1得到了验证。这一结论与新公共管理的本质一致，反映了政府财务信息能够很好的服务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内在规律。在模型中控制了人均GDP对政府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绩效的提升，这与以GDP指标作为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量化指标选择偏好相一致。此外，模型中还控制了外商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对政府绩效的影响，外商投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吸引外商投资可以带来较高的绩效，而固定资产投资不显著，说明地方政府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并不一定能带来绩效的提升，也验证了地方政府更偏好带来即期效益的投资项目的情况。
从模型（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给定财政分权条件下，PA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地方政府绩效水平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显著相关，并且政府绩效评价结果越好，地方政府投资结构越合理。从而H2得到了验证。另外，在模型（2）中还可以看到地区GDP水平对于地方政府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地方政府投资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得到了良好的体现。此外，lnAGE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官员越年轻，政治激励与经济激励效应越显著，地方政府投资结构可能会偏离最优，出现过度投资倾向。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障人民监督权力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掌握政府公共资金和资产的运行状况，它将有助于准确评价政府绩效，进而客观反映政府投资行为。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政府绩效与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放在一个框架下，研究如何更好的监督政府行为，改善政府绩效。通过对2010～2012年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政府财务信息的披露有助于地方政资绩效评价的开展，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地越好，地方政府绩效水平越高；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受到绩效评价结果影响，良好的政府绩效评价有助于促进地方政府投资结构的合理化。本文证实了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机制是改善政府绩效、优化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关键因素。
在当前预算改革和《预算法》修订的现实背景下，如何让“看不见的政府”变成“看得见的政府”？如何保证人民对其进行监督和评价，并且在绩效评价结果导向下有效地规范政府行为？这首先需要确保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内容的精细化。扩大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内容，保证财务信息披露内容的完整性，对于政府资产负债项目、行政收支信息和政府性基金项目信息等披露不足现象予以重视。其次，应定期公开经审计的政府财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表、现金流量表、投资支出表、财政支出绩效表和财政风险表等。第三，应强化人大对政府预算决算审查监督职能。通过人大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用民主和法治约束和引导政府权力运作，防范权力滥用。第四，应加强政府审计，以强化对政府财政和其他政府部门乃至国有企业财务信息的事后审计、监督和问责。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财务与会计系
责任编辑：牛泽东
作者：刘子怡 陈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