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孔子创立了的儒家思想, 并逐渐将其发扬光大, 使之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显学。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君王的不断更替, 儒家思想未能很好的服务于统治阶级, 顾没有得到君主过多的青睐与赏识。随后, 董仲舒吸取并利用了道家、法家等多家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思想, 对儒学进行了重新整合, 并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 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
一、显学与社会主流思想
所谓显学, 顾名思义, 即外显于世的学问, 强调与现实联系密切, 能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学问。其与隐学相对, 与玄学互补。
所谓社会主流思想, 即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此思想为这个社会所推崇, 是服务于统治阶级并且为人民大众所接受的主流思想。这种思想一旦形成就会为统治阶级所宣传利用, 并不断地改造它, 使之更加适合统治的需要。经过时间的磨合, 这种思想便成了社会的主流思想。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未得到“赏识”的显学
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的社会正处于由奴隶制度向封建社会制度转化的过程。王室衰退、诸侯称霸的乱象, 使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的破坏, 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此时, 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们成为了维护社会安定的精神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 提出各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 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正是这些争论之后碰撞的火花, 为秦汉治理社会的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此时的儒家思想, 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创立的思想, 虽然为人们所知, 但并没有得到君主的赏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继承夏、商、周三代“亲亲”、“尊尊”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进行概括和总结, 再加上孟子、荀子和韩非子的不断完善, 而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而过去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新兴地主势力和拥有中央集权的君王是不会愿意接纳这一看似陈旧的思想的。而孟子的“仁政”说, 虽然已经转到新兴地主的立场上, 但却是建立在“民贵君轻”的基础上, 过分突出了要考虑百姓的利益, 以百姓为重, 认为“民事不可缓也”, 因而也得不到统治者的青睐。这正是为何在春秋时期, 儒家思想已经成为显学, 但仍未受到统治阶级过多的关注与青睐的原因。
三、汉武帝时期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成为社会主流思想
汉武帝统治时期, 强盛繁荣的社会状态为封建统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此条件下, 董仲舒看到了国家对于一套与当时社会统治相适应的思想体系的渴望。于是, 他开始谋划了要以孔孟儒家思想为主, 其他各家为辅。其核心宗旨是要收集各类有利于汉王朝封建统治的思想, 建立了一整套适合这个时代统治需要的新儒家学说。
儒家提倡“仁治”、“礼治”和“德政”, 强调道德感化; 道家提倡“无为而治”, 强调顺应自然; 法家提倡“一断于法”, 强调法制、暴力统治; 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 可以穿插运用在统治的不同阶段, 而单独使用一种思想是难以统治全国的。例如在国家动荡时期, 王权衰退, 诸侯割据, 利用法家思想, 通过法制、暴力强权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而在动荡结束后, 生产停滞, 人口锐减, 实行道家无为政治, 顺其自然, 则是上上之选; 而当国家已经进入了稳定时期, 已经走上正轨, 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 也不能放任自流的选择无为而治, 则是要实行儒家的仁政礼治。而董仲舒正是看到了这三者的契合点, 将儒家、道家和法家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以此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
自此以后,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 以道家权术为手段, 以法家严治为辅助的治国模式成为了历朝历代统治阶级奉行的治国方针。董仲舒重新改造和诠释了儒家思想, 为了更好的迎合当时统治者的心意, 为了让封建统治秩序变得合理化和神圣化。例如为了凸显封建统治制度的合理化, 董仲舒极力向汉武帝推荐《春秋》中“大一统”的理论, 把“大一统”说成是天经地义, 是必须遵循的人类法则。为了凸显封建统治制度的神圣化, 他还主张君权神授的“天人感应”神学理论。向人们灌输着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的思想。
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 实施“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儒家学说便成为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孔子的著作就成了经典, 孔子的思想成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 孔子本人也成了“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这也正是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就成为显学, 到了汉武帝时期才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的原因。
摘要：自汉朝开国以来,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的逐步增长, 国力也随之增强。先前中国主流的“百家争鸣”的文化政策已经不能适应统治者中央集权的需要。汉武帝听取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将儒家思想以外的思想通通视为异类。儒家思想自此成为了中国社会主流思想。
关键词：显学,社会主流思想,儒家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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