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新经济常态的特征
浙江房地产的经济新常态特征与发展建议论文
新常态是中央对我国当前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深刻认识。如何正确认识经济新常态，把握经济新常态下的房地产市场脉络，促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研究。本文以房地产市场为研究对象，结合全省720位购房者、115家房地产企业问卷调查，阐述经济新常态下浙江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变化特征，以寻求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机遇，提出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对策建议。
浙江房地产市场发展特征
减速换挡成常态。2002年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浙江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也大幅攀升，2002年-2009年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长17.5%,2010年和2011年同比增幅高达34.2%和47.9%;2012年后随着发展速度的趋缓，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开始下滑，2014年浙江房地产开发投资7262亿元，同比增长16.8%,增速较上年回落2.1个百分点，较增幅最高的2011年回落31.1个百分点。房地产行业高速增长时代难以为继，减速换挡发展将成为新常态。
市场供过于求成常态。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房地产市场住房短缺时代已经结束，居民住房拥有率不断提高，浙江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2002年的21.1平方米提高到2013年的38.8平方米，年均增长7.6%.房地产市场呈现供大于求的运行态势，库存量不断增加，去库存周期逐渐延长。截止到2014年12月，浙江11个设区市新建住宅库存套数为303910套，较2014年2月份的库存量增加54.5%.按2014年新建住宅月均销售量计算，消化现有市场总库存的去化周期需要20个月。
自住需求入市成常态。随着房地产市场未来收益预期下降，居民对住房消费日益理性，首次置业比例增大。据对全省房地产市场调查数据显示，53.4%的被调查者是首次置业，38.8%的被调查者是二次改善置业，刚性和改善性需求成为市场主体。
行业分化成常态。随着房地产市场竞争加剧，2013年浙江房地产开发项目企业总数首次减少至 6114家。《2015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测评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以后，房地产市场分化程度不断上升，行业内洗牌加速。2014年，沪深证券市场涉及房地产业务的上市公司不足200家，5年间超过100家企业退出房地产业务经营领域。
浙江房地产市场发展面临的问题
消费贷款政策执行难到位。2014年起公积金个人住房消费贷款的额度虽然有提高，但由于公积金总额度缺口较大，部分城市审批与放贷时间被无限期延长，造成部分开发商不能实施公积金贷款购房业务，损害了开发商及购房者的权益。
房地产企业资金压力增大。2010年以来，各商业银行陆续收紧房地产领域贷款，使房地产融资渠道变得狭窄。至2014年，浙江房地产企业国内贷款占本年资金来源的比例从2003年的28.5%下降到13.9%,而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来源占本年资金来源的比例从71.1%上升到79.8%.据对房地产市场调查数据显示，52.0%的被调查企业表示资金紧张。
新建商品住宅市场去库存压力增大。截止到2014年12月底，浙江省新建商品住宅库存套数为303910套，若以2014年全省新建商品住宅月均销售15129套测算，库存去化周期高达20个月。另一方面，区域化结构性矛盾导致不同地市间库存量呈现高低不一的分布格局(见表1)，部分城市库存去化压力明显偏大。如湖州、绍兴、台州等城市去化周期超过30个月，远高于浙江省平均水平。
房价相对偏高。2004年浙江城镇居民房价收入比为4.5,之后不断扩大，到了2010年达到最高峰(12.0)，之后缓慢下降，但2014年浙江城镇居民房价收入比依然高达10.7.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过高。土地出让金收入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对其依赖度过高，使地方政府成为追求利润的市场主体。如2013年，宁波市土地出让金收入734.1亿元，占当年全市财政收入的27.5%;金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174.1亿元，占全市公共财政收入的30.1%.
土地供应缺乏长期规划。2013年，在浙江房地产市场升温的背景下，土地市场交易异常火热，土地供应量和成交量大幅增加，从而导致2014年以来浙江商品房库存的高企。据对全省房地产市场调查数据显示，23.5%的被调查企业认为政府供地计划不合理。
浙江房地产市场发展机遇
新型城镇化战略机遇。截止到2013年，浙江城镇化率达到了6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但距离70%的高度城镇化标准仍有6个百分点的差距。据相关资料测算，浙江城镇化进程带来的潜在住宅市场需求达到110万套(以三口之家作为一户计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浙江仍有2000万农村居民，如果通过"集中安置"或者"货币补贴"等方式将他们由农村民转为城镇居民，使他们能居住到城镇，享受城市功能的便利与福利。只要有 10%的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就会带来近70万套的住房需求。
居民收入增长带动的新机遇。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用于住房消费的开支越来越大，对居住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居民改善性住房需求会逐渐旺盛，而当前与户籍挂钩的学区房制度更会助推这一需求。以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35-49岁的中年人口约1537万人，假设20%的人群有改善性需求，按照目前的城镇化率计算，则潜在的改善性住房需求达到95万套。
制度改革带来的新机遇。浙江农房集聚改造、棚户区改造与危旧住房治理等针对特定人群的住房改善政策进一步实施或加码，给房地产市场提供了巨大的潜在消费动力。据统计，浙江2013年至2017年间需改造的棚户区住户约80万户，平均每年约有16万户的改造需求。
货币宽松政策带来的新机遇。货币政策的调整带来的新机遇。假设购房者商业住房贷款金额为200万元，贷款期限为30年，每月等额方式还款。2014年11月22日五年以上贷款利率为6.15%,本息合计还款438.6万元;中国人民银行自2014年11月连续多次降息后，2015年8月26日五年以上贷款利息调整到5.15%,该贷款本息合计下降到393.1万元，总还款金额下降了45.5万元。
浙江房地产市场发展对策
完善"双向调控"措施，解决市场高库存量。各地政府可以停止建设经济适用房，而通过回购商品房方式补充公租房房源和棚户区改造用房;鼓励刚性消费需求，在公积金、个人房贷、购房补贴、普通住房标准、人才引进、落户等方面继续出台措施，重点鼓励"以小换大"和"以旧换新",支持"刚需"人群购房置业，实现"住有所居"的愿望。
细化"分类调控"政策，防止一刀切。根据对于不同城市特性进行"分类指导",根据各地房地产市场差异，分化政策导向，进行精细化调控。外来人口较多、房价较高的杭州等一线城市，应对市场投资性需求、投机性需求进行适度的调节和控制;对于绍兴、嘉兴、湖州等外来人口较少的城市，政策应继续允许一些定向宽松的措施出台，对改善型购房和刚需购房在贷款利率、首付比例、税费等方面予以"优惠",加快去库存步伐。
完善信贷政策体系，改善市场资本环境。金融部门应完善和落实差别化信贷政策，继续支持首套房贷、普通住房贷款、二套改善需求等合理的自住需求，加大商业银行落实政策力度，综合考虑财务可持续、风险管理等因素，适当的提高首套房贷利率折扣;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及时审批和发放符合条件的个人住房贷款。用好用足公积金，全面清理住房公积金使用障碍和门槛，扩大"公转商"贴息贷款试点，提高缴存职工的实际可贷款额度，支持异地购房公积金贷款。
实施科学的税制改革，摆脱"土地财政"依赖。结合地方税收体系在"营改增"背景下的改革契机，进一步优化房地产税收体系，明确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税改革充分的产权激励，赋予其有效剩余控制权和清晰的剩余索取权，解决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转型阵痛问题。本着"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的改革原则，逐步实现房地产税的环节转变，稳定地方财政收入来源。
合理规划土地供给，防止土地"大小年".落实土地供应市区"一盘棋"的机制，参照近三年销售平均面积，初步确定出让总量，将当前市场住宅库存量纳入统筹安排土地的考虑因素之一。合理编制土地出让计划和时间表，确定库存预警线，若库存高于预警线，则及时调低土地出让量，放慢出让速度;若库存低于预警线，则及时增加土地出入量，加快出让速度。
第二篇：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
《郎咸平说：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
这是一本系统论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发展路线图的作品。在书中，作者以预测“全面深化改革”成功为前提，预测了新常态对国家、企业和个人，乃至世界格局的影响，将远远超过邓小平“南方讲话”。 作者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单纯是经济制度问题，更是国家治理社会的最有效的治理方式，因为市场的本性就是自由、平等、公平、竞争和博弈合作。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已开始步入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本质，就是通过改革，逐步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导致今天中国经济困局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政府过去一直在做市场的主体，而不是做市场活动的裁判和监管者。所以作者认为，当前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清除阻碍建立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旧制度。 在书中，作者从国企垄断、权力腐败、金融垄断、政策楼市、土地财政、政府监管失责等方面，说明政府在市场方面越位和缺位的灾难性后果，说明了一个由政府操控的市场不是一个好市场。 作者认为，政府的精力应放在建立一个没有垄断的公平竞争的“有效市场”。“政府行为公司化”是所有的经济旧制度、旧常态革除不去的根本原因。由于政府不愿意退出市场这一旧制度的存在，政府只能用调控、投资这种手段代替改革，以应付经济上遇到的困局。这两种代替改革的手段反过来又固化了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的行为，如此循环往复，就造成了我们今天的经济困局。 我们新一届政府已经认识到了上述问题，所以在2014年连出三记重拳，以政策、法律、法规的形式，厘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作者认为，“43号文件”将成为厘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里程碑性文件。 新常态的目标就是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一个法治经济的国家，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看起来是经济改革，实际上却是真刀实枪的开创性质的政治体制改革。而目前前所未有的“打老虎”、“拍苍蝇”的高压反腐，为打破垄断利益集团的改革攻坚战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保障。 作者指出，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与职责，关键在于在国内国际市场为企业营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和格局。企业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作为创新的主体，要如何转型升级。在2014年，已经看到新一届政府在国际经贸关系方面的大手笔布局，开创了主动布局、创制规则的局面。 新常态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顶层设计，对于我国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说，融入世界格局难度最大的不是经济，而是文化和价值观。十八大提出的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兼容并包的特点，这也是我们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融入世界大格局的生命力所在。只有文化和价值观融入世界大格局，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完全的正常市场经济国家，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郎咸平先生一直为国家社会经济的改革鼓与呼，积极为政府和相关部门建言献策。可以说，本书涉及了目前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分析有理有据，简洁透彻，直指问题的本质。读本书的过程，感觉痛快淋漓。这是一本让我们提升认识水平和分析能力的好书。
第三篇：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和国家发展战略
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一新的表述，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今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国外媒体把这种新常态称作“(习近平)平常态”。新常态给中国带来更多新的发展机遇。第一，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十分可观。在此基础上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第二，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四化同步”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第三，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今年前3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经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质量更好，结构更优。第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加协调。
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新常态也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需求下滑、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影子银行困扰着我们;产能“挤水分”、房地产“去泡沫”、金融“去杠杆”，是对早先累积的失衡的调整和化解。经济增速放缓，金融领域转型与整个经济转型并行，资金利率却很难尽快降低，低增长与高利率并存具有较大隐患;创新驱动战略实施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但是近期却无法代替传统产业;我国正在迎来“路易斯拐点”，不断接近完全就业状态，劳动力的供给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在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之际，无法应对变化的企业遭到淘汰，失业者增多，可能引发社会不安。概括起来，就是前进的道路上可能存在两大陷阱，即“转型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重大技术瓶颈。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雷小琴
1401016017
14级学前16班
第四篇：中国经济新常态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过去30多年快速增长积累的风险不断凸显和释放，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红利等基本面的变换也悄然进行。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不同于前30年的特征，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中国经济新常态。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原因，机遇与挑战，经济建设
经济新常态是指国家在经济发生危机后，通过调整进入到的一个缓速增长的“过渡期”，相对而言还有旧常态，旧常态是一种粗放经济发展方式，注重的是数量的递增以及成本的控制，而“新常态”则开始追求规模化以及质量化的发展目标，所以两者存在本质的差异性[1]。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
2014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7月末，总书记在与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11月 9日，习近平在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7.4%，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当前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城镇就业持续增加，居民收入、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服务业增长势头显著，内需不断地扩大。习近平表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并定义了新常态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速度，这就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结构，这就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动力，这就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经济新常态并非经济转型成功并进入理想发展阶段的标志，相反，新常态表明中国经济进入诸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红利加速消失、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变得更强、结构转变压力加大的时期。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和改革进入新阶段使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发生转换的必然结果[2]。
二、中国经济转向新常态的原因
科学认识新常态，既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背景，又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既需要分析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性，又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从本质上看，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是世界经济“新常态”的外因与中国经济的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外部因素：一是国际金融危机持续释放负面影响。外部环境的剧变往往是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的“导火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退，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我国出口下滑，工业生产大幅回落。二是世界经济“新常态”促进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形成。世界经济“新常态”下的总体持续低迷状态，直接降低了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总体速度。 内部变化：中国经济内部的实质性特征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的根本原因。这些实质性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在进入新常态以前的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以价格竞争为基础的数量扩张。在这一阶段，我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生产资料成本(尤其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资料成本)相对较高。经济的最大竞争优势是由于劳动力成本较低而形成的较低商品价格。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粗放型扩张来实现。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转向注重质量、追求效率的集约增长。这种转变既适应新常态下需求的趋势性新变化，又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
2. 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首先，进入新常态的产业结构在孕育新的升级。一方面，供给能力过剩的传统产业要通过转产、兼并重组等方式化解过剩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环保产业和包括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在内的新兴产业要增加投资。其次，进入新常态的需求结构呈现积极的新变化。再次，收入分配结构有所改善。最后，区域结构有所改善。
3. 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首先，经济发展所依靠的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由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步转向人力资本质量优势和技术进步优势。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逐渐减弱。 另一方面，我国的人力资本质量优势和技术进步优势逐步显现。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更加适应经济新常态下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从而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3]。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经济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经济新常态下，济增速虽然放缓，但经济规模决定的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第二，新态下的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中国经济正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动力和保障。第三，在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第三产业增加值逐年上升，已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部门。第四，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积极推动职能转变，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分结合，共同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应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围绕转方式、调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在适应新常态发展过程中也会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为什么近两年全社会总是关注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这实际上是在新常态下各个方面不适应的表现。特别是我们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不足、城镇化水平仍然偏低、第三产业发展不均衡、体制机制改革需要加快、全面依法治国任务繁重等. 因此，我们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上下功夫，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把加快发展与升级发展并重[4]。
四、建设好经济新常态
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从各个角度、各个领域把经济新常态建设好。
1、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现在，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并逐渐形成主流。这就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得到提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2、从投资需求看，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足，急切需要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的涌现，一定要创新投融资方式，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5]。
3、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我们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4、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使矛盾得到化解。
5、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6、从市场竞争方面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在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7、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8、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9、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
[6]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经济新常态，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潜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让市场主体真正放开手脚;就是要‘补短板’，把该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就是要‘强实体’，把该给的政策给足，夯实发展的微观基础。新常态是新的探索，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
相信，只要坚持创新思维，坚持改革，经济新常态建设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张伟菊.积极面对经济新常态实现中国发展改革新突破[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15:210. [2]齐建国，王红，彭绪庶，刘生龙.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和形成机制[J].经济纵横,2015,3:7-17. [3]高建昆,程恩富.论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认识、适应与引领[J].当代经济研究，2015,9:51-59. [4]张占仓.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可持续发展新趋势[J].河南科学,2015,33(1):91-98. [5]李佐军.引领经济新常态应解决十二大难题[J].中国中小企业,2015(2):72-77. [6]王一鸣.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J].政策瞭望,2014(12):52-54.
第五篇：结合实际谈谈你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
“新常态”不是一个静态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目标。它意味着在降低速度的同时，必须同时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新常态”一词并非中国的首创，它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在宏观经济领域，“新常态”被国际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2014年5月，国家主席习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在我们看来，中国领导人坦然借用这个术语，可以视为他们关注国际形势变化以及心态开放的信号—只要有用的，拿过来就好了。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它意味着怎样的政策内涵?不弄清这些问题，就不容易把握未来中国经济政策以及改革的方向。很显然，习提出“新常态”的语境是针对中国经济的，是为了说明中国经济问题，反映了中央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官方对于“新常态”概念并无权威解释，正因为如此，国内通过组织学习和讨论这一概念，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统一思想的过程。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可能包括如下含义：一是不追求过高的GDP速度。习在尚未上任时就提出不以GDP论英雄，显示其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据的倾向并不认同，甚至可能预见到了单独追求经济增长数据而忽视其带来的社会代价及不可持续性。二是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十六大”只提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修正。新时期的改革是全方位的，而经济体制改革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三是在提出新常态的同时，也强调需要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显示出决策层对经济增速下行仍有容忍度，也说明经济增速在目前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关注点。整体来看，中央领导强调中国经济“新常态”，似乎暗示只要经济运行能不出大的风险，能够平稳运行，便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新常态”代表了一种全面改革的系统思维，以及不认为中国经济会出大问题的从容心态。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新常态”思路下，中国今后的经济政策会如何设计?在我们看来，未来的经济政策需要考虑如下问题：
一是不再把追求高经济增速作为政策目标，短期内会维持一个增长区间。这个区间大约是GDP增速7%~8%，具体目标可能在7.5%左右。有分析认为，中国将构筑5%~6%的新增长平台，以替代现在勉强维持的7%~8%的旧增长平台。这个方向是不错的，不过这种替换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我们预期，未来3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以每10年为一个阶梯，以7%、6%、5%的速度逐步放缓。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新常态下的短期经济政策将会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以“微刺激”代替“强刺激”，不踩大油门。
二是必须推动市场化改革。“新常态”不是一个静态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目标。它意味着在降低速度的同时，必须同时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曾有市场人士以通俗的方式描述“新常态”的市场情景—“无效资金需求中断了，利率下来了，微观放活了，增速换挡成功了，产业升级了，企业利润上升了，股市走牛了，居民生活改善了，政府威信提高了”。而这一系列变化的发生，必须有市场化改革作为保障，要大力推动简政放权、放开市场准入、打破垄断等最基本的市场化改革。
三是必须警惕局部风险系统化、扩大化。“新常态”实际上是对过去拼投资、拼资源、拼环境、拼负债的中国经济的一种纠正。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风险，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金融风险、实业萎缩与部分产业过剩的风险并存。这些风险目前在各个领域基本上以单独、可控的状态存在。如果经济运行偏离“新常态”—过快或过慢都可能诱发风险，最需要警惕的是各种风险扩大，相互影响而形成系统性的风险。
“新常态”为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给出了新的战略定位，它意味着经济目标调整、决策目标调整，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也要随之调整。作为微观经济体的所有企业，都要主动来适应这种“新常态”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