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内容摘要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也会伴生就业不足、失业、困难群体基本生活遭受威胁等问题，需要社会政策托底。社会政策托底应该是积极的托底，要从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有利于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转型升级的角度，设计和发展社会政策，使其发挥保障基本民生、促进就业和社会参与、培育健康的社会心理、预防底层群体的社会沉淀、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综合功能。
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分析论文 篇1：
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基本特征
摘要：在我国，当学界和政府正在大力倡导、推进“补缺型”社会政策向“制度型”社会政策转型时，以吉登斯“社会投资”理论与米奇利“社会发展”理论为代表的“发展型”社会政策正在逐渐被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接受。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发展型社会政策虽然仍处于社会政策学者的争论之中，但实践中其生产主义、多元主义及其注重参与与机会公平等几个方面的特征都已被普遍认同。
关键词：发展型社会政策；生产主义；多元主义；机会公平
在我国，福利政策基本上遵循的是从“补缺型社会政策”到“制度型社会政策”的发展逻辑。诚然，这一逻辑总体上符合近代社会政策的发展规律，但人类自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来，不管是“补缺型”社会政策，还是“制度型”社会政策，都已经开始无法满足“社会权利”不断拓展的“权益”要求和不断增加的财政负荷。于是，以“社会投资”（吉登斯）理论与“社会发展”（米奇利）理论为代表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应运而生。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发展型社会政策虽然仍处于社会政策学者的争论之中，①但其生产主义、多元主义及其注重参与与机会公平等特征却已被普遍认同，且被广泛实践。
一、发展型社会政策生产主义倾向②
按照彼得·泰勒-顾柏（Taylor-Gooby，P.）说法，欧洲福利国家在战后得以持续发展，主要取决于四个要素：一是大规模持续稳定的制造业发展为家庭收入提供了工资保障；二是稳定的核心家庭结构为家庭弱势群体提供了有效的庇护条件；三是普遍流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通过低失业率和稳定的工资收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四是个人和中产阶级群体合作的政治结构也为国家税收的合法化提供了可能。
作为理想类型，工业社会里福利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满足退休、失业、疾病、残疾等市场不能充分满足的收入中断群体和对儿童资助等与需要不相适应的阶段，以及人们普遍认为应该由国家负担的某些需要（如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服务）。这些服务或社会照顾原本由家庭承担，进入工业社会后被凯恩斯-贝弗里奇式或凯恩斯-俾斯麦式的福利取代，“政府管理着经济，促进完全就业并组织社会满足市场和家庭不能满足的需要。”彼得·泰勒-顾柏：《新风险的社会变迁》，张秀兰编：《新风险新福利：欧洲福利国家的转变》，马继森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问题是，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经济增长率减缓且不确定技术的变化，意味着制造业不再能够保持大量稳定的就业，从而影响到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职业的稳定性，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影响了传统劳动力的就业市场，支撑福利国家的凯恩斯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显得捉襟见肘，单一国家企图通过通货再膨胀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目标已经没有可能。注：R·米什拉认为，在凯恩斯时代，福利制度的扩张也意味着公共部门工作机会的快速增长。一些社会民主机制，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故意运用一些策略来创造工作，尤其是为妇女。现在随着私有化的发展和国家福利制度的缩小，公共部门正在消失。这一创造工作机会的特定方法从实践角度来看可以认为已经不复存在。正如皮尔森（Pierson，P.）所言，需求增加和资源压力越来越大，福利国家面对的是一个“恒久紧缩”的未来。民族国家的政府失去了他们处理各自经济的一些杠杆，团结又受到限制，这使得他们更难以完成筹集资金以及提供昂贵的国家服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型社会福利模式应运而生，它试图超越传统补缺型和制度性社会福利政策模式，以社会发展路径融合经济与社会目标。
首先，社会慈善与社会工作并不解决经济问题，即使有的社会工作也试图创建经济发展项目，但是并没有改变其主流的矫正性干预活动。其次，社会行政管理与经济活动也缺乏融洽的关系。虽然贝弗里奇（Beveridge，W.）也强调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是社会繁荣的条件，社会行政管理似乎与经济很难分开，但大多时候社会服务与经济发展并不是和谐融洽的关系，相反，前者服务且服从于后者。一方面，从重要性而言，社会服务从属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就资金而言，社会服务依赖于经济，福利资金依赖经济所生成的税收，特别是通过就业所挣来的收入。在发展型社会福利者看来，社会服务对经济的依赖往往容易断裂。因为一旦经济出现危机，不但社会资金收入会随之减少，依靠税收的财政收入将受到影响，而且社会服务需求还会相应增加，需要资助的群体反而加大。
總之，不管是补缺性福利模式，还是制度性社会福利模式，它们都不关注社会福利资源的生成方式，不关注经济萧条下所出现的财政问题。正如米奇利（Midgley，J.）所言，福利国家论者“未能从现实角度应对经济逆境，并且忽视了经济萧条、结构性失业问题，以及其他变化中的现实经济状况”。[美]詹姆斯·米奇利：《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苗正民译，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换言之，传统福利政策虽然都着眼于解决民生问题，但是它常常被视为经济政策的附属品——用来收拾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残局”。不仅如此，由于社会资源从生产性领域转向非生产性领域，必然会影响生产性投资，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很多学者都将社会服务作为经济衰败的罪魁祸首。Martin Feldstein 指出，在美国，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过度消耗了资源，严重影响到工商业的发展，社会福利虽然具有道义的正义性，但是对经济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英国经济学家Bacon and Walter Eltis 持相同观点，他们认为英国经济的滞缓和高通胀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在社会福利上的过度投入，给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查里斯·莫瑞（Murray，C.）也认为，在美国，正是由于这些可以依靠的社会福利，造成了“食利”阶层，他们依靠政府，不愿寻找工作，扼杀了经济活力。Midgley，J.& Tang，K.L.：Social Policy，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al Welfar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01，10（4）.
相反，发展型社会福利特别注重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发展过程中，社会与经济发展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经济发展也就没有社会发展，而经济发展如果没有同时改善整体人口的社会福利，也就毫无意义。”[美]詹姆斯·米奇利：《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苗正民译，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发展型社会福利不仅认识到经济发展对于提高生活标准的重要性，同时他们坚持认为，社会服务反过来也会促进经济发展。因为，社会福利政策既有再分配的功能，也有社会投资的功能。如同教育、卫生事业一样，社会政策具有帮助人们实现潜能的作用，是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因而社会政策也是生產力要素之一（对劳动力的投资）。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不再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例如，社会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密切配合，可以共同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促进经济发展，而相应地，经济的增长也应该考虑到其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凝聚力的影响。黄晨熹：《社会政策概念辨析》，《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发展型社会福利与其他制度模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并不将重点放在通过提供社会服务、社会慈善和专业社会工作来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而是努力追求在动态发展的经济过程中实现社会福利。”Midgley，J.&Tang，K.L，Social Policy，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al Welfar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Welfare，2001，10（4）.
二、发展型社会政策注重参与与机会公平
社会公平是社会福利政策的逻辑起点，没有对社会公平的关注，社会政策就失去内在的价值。但是，社会福利政策一开始更多关注的主要是社会问题。作为是社会政策经典之作的《贝弗里奇报告》也指出社会政策旨在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五大恶”，目的是要消除社会中的“五大病害”，即匮乏、疾病、无知、肮脏和懒惰。蒂特马斯（Titmuss，R.M.）也认为，社会政策是以社会问题为取向，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目的在于改善公民福利、引导社会变迁的积极的制度设置。可见，传统社会政策关注的是社会问题本身，主张通过国家福利、提供收入保障、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从而实现结果公平。
然而，社会福利政策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并没有预想的那样令人满意，尤其是贫困问题，贫困非但没有被克服，反而有愈加泛滥之势。有数字表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救助的贫困人群高达16%，在英国也有10%。唐钧：《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显然，仅仅将眼光放在问题的事后补救上是无法实现社会政策对公平的价值追求。于是，发展型社会政策开始将矛头指向社会问题背后的原因，试图消除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他们看来，传统社会政策模式只能满足分配结果范畴下公民对基本福利的需求，但对公民在社会及工作环境中面对的社会排斥问题却束手无策。因此，实现社会公平必须从“克服贫困”转向消除“社会排斥”。
所谓的社会排斥，主要是参与不足。吉登斯（Giddens，A.）认为，“社会排斥”一般发生在社群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表现为公共事务参与程度低、家庭内外闲暇活动机会少、不能经常利用社区公用设施以及社会网络导致的孤独。布查德特（Buchatde，T.）认为，所谓的社会排斥是指一个人不能以公民身份参与正常的社会活动的一种状态，凡是生产、消费、交往中存在参与不足或不参与的现象都可以视为社会排斥。在Robbins看来，社会排斥实际上意味着社会连接的断裂。沃克（Walker，A.）也认为，社会排斥是一种社会成员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等各个系统中被排斥出来的现象。格安德（Le Grand，J.）和理查圣（Richardson，L.）在界定社会排斥时也将“参与”作为其重要指标，例如一个人愿意参加活动，但是却被外在因素阻止了；一个人没有参加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个公民可以参加的正常活动。
社会排斥既是社会链接的断裂，也是社会参与的不足。消除社会排斥就要着眼于修复断裂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整合。卡斯特尔（Castel，R.）认为社会成员在非社会整合状态下往往是孤立的、脆弱的，孤立状态容易导致个人既没有工作又没有社会关系资源，从而被社会孤立。脆弱状况则容易导致人缺乏工作保障，不容易得到社会资源，社会关系也非常弱小。因此，他给消除社会排斥开出的药方是工作以及社会和家庭关系网络。
发展型社会政策论者大多注重机会公平在社会福利中的重要地位。在米奇利那里，一方面，机会公平本身就是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社会福利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解决和控制社会问题；二是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需要；三是增进改善境遇和实现自身能力的社会机会。[美]詹姆斯·米奇利：《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苗正民译，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7页。另一方面，他认为，社会投资和生产主义是发展型福利政策的核心，强调提高人力资本和促进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性，增加低收入人群和特殊群体的生产性就业和创业机会，通过补贴性储蓄促进资产积累，保证社会服务的有效性。
Midgley，J.& Tang，K.L.：Social Policy，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al Welfar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2001，10（4）. 在他看来，消除社会排斥，需要投资人力资本，但是人力资本绝不仅限于就业安排。他在批评美国福利改革时指出，“许多项目除了给用户安排低报酬的工作之外，并没有提高他们的资质和技能，使他们能够保住赖以脱贫的工作。因此，人力资本的关键在于就业要与教育和培训投资相结合。”[美]詹姆斯·米奇利：《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张秀兰、徐月宾、梅志里编：《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论纲》，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在谢若登（Sherraden，M.）那里，资产积累构成了福利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条件下的福利。因为家庭资产具有福利效益，而且资产促进了人力资本。“对大多数人而言，拥有资产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人们关心投资、管理资产、作出一些成功决策、出现某些失误、寻求信息等，通过这些过程获得大量金融知识和技能。有了这些经验，人们更容易在其他金融活动中呈现更大的兴趣、更大的努力和更大的成功。”迈克尔·谢若登：《资产和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89页。阿马提亚·森（Sen，A.K.）以自由为切入点，将自由视为发展的首要价值。在他看来，收入、财富及技术进步固然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但它们属于工具理性范畴，最终是要服务、服从于以自由为核心的人类发展。与此同时，自由也是促进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护的五种自由中，社会机会是指，“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以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安排，它们影响个人赖以享受更好地生活的实质自由。这些条件，不仅对个人生活（例如，享受更健康的生活、避免可防治的疾病和过早死亡），而且对更有效地参与经济和政治活动，都是重要的。例如，不识字对一个人参与那些要求按规格生产或对质量进行严格管理的经济活动（如全球化贸易所日益要求的那样）来说，是一个绝大的障碍。类似的，不会读报、或者不能参与其他参加政府活动的人书面联系，对于政治参与也是一种限制。”阿马提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在阿马提亚·森那里，自由具有实质意义，是一种“可行能力”，它是衡量福利的一个基本标准。一个节食的富人和一个贫困无食的穷人之所有具有不同的福利，是因为前者具有选择能力，而后者没有。
三、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多元主义倾向
就广义而言，社会福利自古有之。但是，在前现代社会，社会成员的福利往往需要通过家庭、邻里、小区和宗教慈善组织的资助和互助来满足。Pink，R.，The Idea of Welfare.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1979，p.66.到了工业革命的时代，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市场成为满足社会成员需要的主要方式，国家在社会福利供给中总体处于被动地位，社会政策的角色主要是为经济“拾残补缺”，但随着“市场的失灵”及社会风险的增加，国家开始转变“守夜人”角色，着手介入社会问题的解决。于是，“凯恩斯-贝弗里奇”主义开始盛行，资本主义一度进入“黄金时期”——在个体自由与社会安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关系中似乎找到了平衡点。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滞胀让很多福利国家发现，高水平的福利开支终究不能长久维持，福利制度的设计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仅仅由国家主导的福利体制越来越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现代社会福利供给主体究竟由谁来承担？
针对“凯恩斯-贝弗里奇”主义日渐式微，有的学者开始提出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主张福利供给的多元分担。罗斯（Rose，R.）是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代表者，他在《相同的目标、不同的角色——国家对福利多元组合的贡献》一文中对福利多元主义进行了详细论述。首先，他批评了政府垄断福利供给的观点，认为这是对福利国家的误解；其次，他提出社会总福利概念。现代社会，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家庭、市场和国家都是福利的供给方，供给的总和等于社会福利总量；最后，他主张福利多元组合。在罗斯看来，家庭、市场和国家虽然都是福利的供给方，但他们只有相互配合才能相互补充，才能弥补各自的不足。政府提供福利能够纠正“市场失灵”，市场作为福利供给主体又可以纠正“国家失灵”，而两者又共同弥补了“家庭失灵”。反过来，家庭提供福利则可以弥补市场和国家的失灵。简而言之，国家、市场和家庭在福利供给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一方的增长对其他方的贡献具有替代性。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另一个代表者是伊瓦斯（Evers，A.），他同样强调市场、家庭和国家在福利供给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的是，他主张将“福利三角”放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去分析，并将其与组织、价值和关系相对应。“国家通过正规的社会福利制度承担着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功能，（市场）经济提供就业福利，个人努力、家庭保障和社区的互动是非正规福利的核心”。彭华民等著：《西方社会福利前沿——论国家、社会、体制与政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它们之间相互配合，有效地分担社会成员在遭遇市场失败时的风险。《沃尔芬德的志愿组织的未来报告》（1978）最早论及志愿者在福利供给中的作用，该报告指出，社会福利的供给者行列中不应该仅仅包括国家、市场和家庭，还应该增加志愿组织。随后，在1984年欧洲中心举办的“社会工作培训与研究”会议上，很多学者建议，自助组织、互助组织、自愿组织和社区中有社会工作者介入的正式或非正式助人组织作为新生力量都应该参与到社会福利的供给中。
对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作出贡献的代表人物还有约翰逊（Johnson，N.）和吉尔伯特（Gilbert，N.）。约翰逊认为，福利多元主义实际上体现了福利供给的非垄断性，除了发挥国家、市场和家庭的作用外，志愿者机构作为非正式组织也应该发挥积极作用。根据不同的供给主体，社会福利就有4种类型，它们分别是“国家部门提供的直接和间接福利，商业部门提供的职工福利和向市场提供有营利性质的福利，志愿部门如自助、互助组织、非营利机构、压力团体、社区组织等提供的福利，非正規部门如亲属、朋友、邻里提供的福利。”彭华民等著：《西方社会福利前沿——论国家、社会、体制与政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吉尔伯特以美国为例，具体论述了政府、公民社会、市场、工作单位、宗教组织和亲属系统等六个基本的社会组织所发挥的社会福利功能。家庭在福利供给中扮演的角色是照顾年长和残疾的亲属、照顾子孙、提供经济支持以及在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时提供支援；宗教的福利功能主要表现为非正式的援助、心理咨询以及价值不菲的健康、教育和社会服务方案；工厂、农场、大学、企业和社会福利机构等工作组织，常常通过为员工提供与工作相关的物资、服务和固定薪水来提高员工福利；市场通过生产、流通、分配机制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需求；在美国，公民社会所构成的非正式支持系统一直发挥着重要福利作用，具体包括自助、非正式支持以及志愿者服务。[美]吉尔伯特（Gilbert，N.）、（美）特雷尔（Terrell，P.）：《社会福利政策引论》，沈黎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基本社会组织及功能
社会组织（单位）主要组织者初级功能社会福利功能
亲属系统家庭生育、社会化、保护、亲密感、情感支持亲属照顾、家庭内部的经济支持
宗教教会灵性发展心灵健康、教育、社会服务
工作场所商业、工厂、农场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员工福利
市场制造商（公司）和消费者（家庭）赚钱、从事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商业性的社会福利商品和服务
公民社会志愿团体、基金会、联盟、社会组织提升公民意识、政治参与、民主社会服务、相互支持
政府联邦、州、地方政府为公共目的募集和分配资源反贫困、经济保障、健康、教育和社会服务
既然“资本主义不能没有福利国家”，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福利国家又矛盾重重时，福利多元理论为福利供给提供了一个更为宏观的分析视角。很多学者在谈到发展型社会政策时很少有人将其与福利多元理论联系起来。笔者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根本旨趣在于强调福利的生产功能以及对“扭曲发展”的纠偏，但发展型社会政策论者在谈到福利供给主体时从来没有否定多种供给路径。
首先，发展型福利政策一直强调政府的干预作用。发展型福利论者既不同意市场经济自由放任思想，也不赞同社会达尔文进化论思想。他们认为，社会问题是不可能通过经济发展而自发得到解决，也不可能通过社会的自然选择自发解决。社会问题只有通过人们有目的、有计划的努力才能解决。通过集体行动，人们才能发现急迫的社会问题，而且只有通过政府机构才能发挥社会福利的最大效用。“对于社会进步是市场经济运作的必然结果或历史必然结果的看法，发展型福利观的支持者抱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要想实现社会的进步，必须采取有组织的干预”。Midgley，J.，Social Development：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in Social Welfare.London：SAGE Publication，1995，pp.26-27.一方面，社会福利需要公共开支的保障；另一方面，社会福利离不开政府的立法推动和保障。很显然，发展型福利政策对政府的强调，继承了费边主义和社会行政学派的观点。需要强调的是，发展型福利政策中政府干预不仅仅包括大规模的社会服务，而且还包括经济发展。实际上，发展型福利论者还主张设置全国性的组织机构，负责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致力于以人为本、可持续的发展目标。Midgley，J.& Tang，K.L.：Social Policy，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al Welfa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01， 10（4）.
其次，发展型社会政策主张实施包括政府、社区和个人在内的多元参与制度主义模式。按照米奇利看法，传统社会社会福利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社会慈善活动，其主体主要是私人志愿者和非营利性机构；二是社会工作，活动主体主要包括专业人士与个人、群体和社区；三是社会服务（有时也叫社会行政管理或社会政策），其主体主要是政府。发展型社会福利继承了社会服务的国家干预思想，但从未将社会干预仅仅理解为政府干预，相反，它一直重视个人与社区在福利供给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责任编辑：杨仙丽）
作者：胡文木
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分析论文 篇2：
新常态下积极托底社会政策的建构
内容摘要 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也会伴生就业不足、失业、困难群体基本生活遭受威胁等问题，需要社会政策托底。社会政策托底应该是积极的托底，要从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有利于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转型升级的角度，设计和发展社会政策，使其发挥保障基本民生、促进就业和社会参与、培育健康的社会心理、预防底层群体的社会沉淀、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综合功能。积极托底的社会政策是发展性的，它应该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政策对象的发展。
关 键 词 经济发展新常态 社会政策托底 功能的综合效应
作 者 王思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主任、林护荣誉研究员。（北京 100871）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制度和模式研究”（09JZD0026）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会走向和实现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也是机遇和社会矛盾并存、社会风险显性化的时期。除了审时度势选择和实施正确的经济政策外，还需要实施正确的社会政策，解决社会问题，支持经济转型。
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社会政策托底
1.认真对待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社会问题
受国际经济的影响，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近两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一种新的态势。这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经济结构调整，积极发展高端产业;原来靠低成本劳动力和大量资源投入的增长模式发生改变，寻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促进创新。从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经济在总体上正经历一个升级换挡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由过去的GDP崇拜所导致的经济社会矛盾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升级换档过程中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未来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下去。对于上述现象，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经济发展新常态”，即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结构不合理转向结构优化，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隐含风险转向面临多种挑战[1]，指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四种基本表现。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一个走向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过程，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种期望状态。由于这一升级换档要处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因素，要处理长期以来粗放型增长积累起来的问题和矛盾，还要面对新产生的问题，因此，这种新常态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既有机遇也有多种风险。
经济发展新常态四个方面的作用方向是不同的，它们表现的时序也不同。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是比较显性的，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就已经开始;现在则要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它会直接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换代多年来一直在倡导和推动，但是进展并不迅速，它是一个慢变量。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转换创新也是多年来一直致力的，但是在世界经济激烈竞争的情况下，要在世界范围内占领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并不容易。如果“世界工厂”不做了，新的增长点又没有形成明显优势，就会出现两难。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一些隐含的、在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形成的矛盾就会显露出来，与寻求新常态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叠加，多种挑战就会不期而至。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经济增速放缓已经出现，并仍会继续，矛盾风险是存在的并会显性化，而产业结构优化、创新要素的确立和发挥决定作用则需要时间。或者说，走向新常态的进程已经开始，但新常态远未形成。[2]现在是机遇期，也是矛盾多发期，必须密切关注这些矛盾和机遇。
适应和引导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处理大量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这就要施行相互配套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习近平指出“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3]，应该说这是中央应对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社会问题的理性选择。在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优化经济新结构、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必须注重社会政策的作用，积极地实现社会政策托底。只有这样，才能够缓解经济—社会问题，支持和保障经济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2.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社会政策托底的特殊意义
各国各地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发展不是纯经济要素的组合，经济问题也不是纯经济方面的问题。经济发展历来同社会因素密切结合，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必须以积极、稳定的社会状态作保障。经济发展新常态要经历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的变化，要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要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要实现主要发展动力由基本要素投入向科技创新推动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是，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城乡居民收入增幅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带来就业不充分或失业，以及与之相伴生的民众的社会心理承受力问题等。
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并行所引发的问题具有分配性效应，受其影响最大的当属那些跟不上或不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及创新升级的群体。一般说来，他们是人力资本不足、缺乏对新挑战的应对能力的群体，也是社会的中下层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和实施社会政策，对这些群体实行托底，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不致于使他们掉队，并且提升他们适应新常态的能力，就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全的重要措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形成是经济社会因素复杂交织的过程，是一个向上的同时又充满风险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非瞬时性或相对持久性，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积累。因此，托底的社会政策要考虑到民众收入增速放缓、不充分就业或失业，以及可能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带来的问题，要对社会政策托底的意义给予充分的理解和认识。
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
1.何谓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
社会政策要承担托底的功能，但是对什么是“托底”，托什么底和怎样托底还需要有更深刻的认识。有人认为，所谓社会政策托底就是“应保尽保”，也即对在向新常态转型过程中被甩出来的、竞争失利陷入失业和贫困的群体给予基本的社会救助保障，避免造成社会风险。这种理解是不错的，也是基本的。但是，笔者认为这还不够。鉴于向新常态过渡的复杂性，应该对“托底”给予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即要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
也就是说，要走出社会政策的救助性和被动性，在此基础上对阻碍困难群体和中下层群体适应新常态的其他因素予以干预，促进政策对象的发展和成长，以更全面地对他们进行托底。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政策具有弱势性特征[4]，即与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经济政策相比，总被认为是次要的、附属性的和处于弱势的。这种弱势性特征又与社会政策的被动性特点相关，即它只被认为是为经济困境、政治和社会危机填补漏洞，是要安抚那些贫困者、失业者。这种现象在国际社会政策发展史上也曾经存在。[5]社会政策在解决经济社会困局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在我国进入“社会政策时代”[6]的情况下，这种作用也比较明显。但是，当前我们在走向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情况下，要主动适应新常态，建构新常态，就要赋予社会政策以更加积极的意义，社会政策托底也应具有更加积极的含义。托底不但要解决经济和社会转型中贫困群体、失业群体的基本物质生活方面的问题，也要有利于阻止他们在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中沉底，阻止社会结构固化。
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包括积极的社会政策与积极实施社会政策两个方面，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也就是既要制定具有更加积极内涵的社会政策，又要积极实施社会政策。前者是社会政策的内容问题，即通过什么样的社会政策可以实现托底。后者是如何使积极的社会政策得以实现，以形成积极托底的功能。社会政策托底既要托得住，也要托得起。走向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社会政策，要有利于稳步进入新常态，促进新结构的形成，既是承担压力、走出困境的托底，也是为建立新结构所作出的努力，是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社会稳定发展为目标的托底。
2.理解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的视角
社会政策是一种收入再分配政策，是政府和社会对无力抵御因失业、缺乏劳动能力、灾害等而陷入生活贫困的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援助政策。在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并行的情况下，受其影响的困难群体或受助对象可能包括如下一些群体：第一，原来传统的困难群体，如失依老人和儿童、失依残障人士等，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是社会政策的主要对象。第二，因经济增速放缓使其收入不足而难以支付基本生活费用者。第三，因为产业结构调整而产生的结构性失业群体、技术性失业群体，后者是因自己的技术不足或技术排挤劳动而出现的。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要面对上述群体，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问题，缓解他们的困境。具体说来，积极托底的社会政策要有如下视角，或者说，需要注意解决下面一些基本问题。
（1）伦理的视角。伦理方面的考虑是社会政策的基本视角。在现代社会，政府和社会有责任对那些陷入基本生活困境而不能自拔者给予必要的帮助，而不管这种困境形成的具体原因如何，这是基本的人道主义要求。在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并行的情况下，由于经济是增速放缓而不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就需要对经济转型升级中的落伍者给予更加积极的救助和支持。由于经济的转型升级而造成的困境并非这些群体个人所愿，或者说这些群体生活和就业困难实际上是为经济的转型升级付出成本，因此，从伦理的角度看待对这一群体的积极救助是合理的，也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这样，社会政策的救助和服务就不应该是苛刻的，而是要有同情心，有积极的、正面的心态。
（2）经济的视角。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自然以原有的社会政策为基础。基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我国大体上形成了一套社会保障制度和一系列社会政策，这些制度和政策的实施在解决民生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走向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进程中，社会政策要反映这一阶段的特点和要求。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而不是经济衰退，是使社会政策对象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不是尽量压低他们的待遇。也就是说，所谓社会政策托底，不能被理解为社会保障要保持最低水平或尽量压低政策对象的待遇。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的经济学意义在于，对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还可以刺激他们的需求和消费，进而有利于刺激社会生产，促进形成内需—生产的良性循环。积极的社会政策要有一个适当的经济保障水平。
（3）社会的视角。由经济的转型升级形成的结构性失业、技术性失业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与摩擦性失业的后果不同。前者所造成的失业规模要比后者大，他们的群体性特征也较复杂，从而这种失业可能会形成较大的社会风险。此外，由于是产业结构调整或技术升级而带来的就业替代，被替代者的知识和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在低成本劳动力依赖和资源依赖发展阶段，这一群体是庞大的）。因此，由于产业升级换代、技术创新可能带来的这些被边缘化群体在社会结构中“触底”并固化的现象，应该引起高度注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市场中的被边缘化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会降低，经济、社会地位的降低可能会衍生出更加负面的后果。经济发展新常态进程中社会政策要尽量避免出现这种负面的连带反应，要实现积极的托底。政府在政策制定上要发挥主导作用，企业也要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要尽量减少失业，增加被新结构排斥的群体进入就业市场的机会和竞争能力。在这方面，社会政策要有积极的导向，发挥积极的作用。
（4）政治的视角。向经济发展新常态过渡的社会效应自然会带来政治影响，从政治的角度看待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并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必然的。发展和稳定一直是我们的两个基本主题。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为了应对国际压力，也是为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但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结构调整、创新驱动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不可能是“帕累托改进”，那些被边缘化群体或利益最大受损者多数是基本民众。被边缘化或利益受损可能会影响这些群体的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要注意从积极的、正面的角度，着力于化解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并行中产生的问题的消极影响，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5）发展的视角。从发展的视角看待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社会政策托底，就是要积极实施发展型社会政策。面对新自由主义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学者们曾倡导实施发展型社会政策。[7]发展型社会政策是适应市场竞争的客观现实而采取的社会政策，是既能照顾到经济发展、又能促进政策对象发展的政策。其基本特点是社会投资，即投资于更能带来经济发展的社会项目，投资于人力资本发展。[8]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社会政策托底要特别注意对处于边缘地位的劳动者的知识、技术、素质的培训，尽量使他们能适应新的经济结构的要求。同时，要增强这一群体的能力，积极开发培育这一群体能够胜任的、与新结构接轨的就业机会和岗位，形成新的产业链，吸纳较低能力群体就业，使这些群体不至于被彻底边缘化，不出现社会断裂。在这方面，社会政策的托底是具有发展性的，即通过发展实现托底，在托底中实现较弱群体的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几个方面不应该互相排斥，而应该互相整合。即应从各种视角整合的立场出发制定政策，尽最大可能使社会政策产生积极的托底效果。
社会政策的托底功能
1.社会政策应具有托底功能
走向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一个过程，这既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要真正实现新常态，使我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既需要大力推动经济发展，又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统筹好发展改革稳定的关系。在走向新常态的过程中，既要抓住国际国内的发展机遇，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发展高质量经济;又要面对经济下行、升级换档带来的风险，解决积累下来的和新产生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城乡居民收入增幅放缓、就业不稳或失业等方面的问题。在解决和预防新常态进程所伴生的社会问题方面，社会政策的积极托底应该在下面几个方面发挥重要功能。
第一，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经济发展新常态虽然是中高速增长，但与以往相比毕竟是经济下行。如果新的增长或发展是由创新者实现的，那么，创新所获得的利益也会首先在参与创新者中分配，那些未能参与创新的群体的收益则相对降低。如果新的经济结构和技术排斥了劳动，就会造成失业者，带来上述群体的贫困。政府和企业要公正地对待既有贫困和新贫困的产生，社会政策要在此过程中发挥托底机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和相关政策保障困难群体、贫弱群体的基本生活，避免这些群体生活水平和质量的下滑。我国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已经公布，应该很好地予以实施。
第二，促进就业和社会参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可能带来的最大的社会问题是，劳动群体的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转型升级中的失业问题是必然会发生的，由于我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多数由农村中青年组成，他们所受到的正规教育和专业培训有限，容易适应粗放型经济的发展，而不容易适应高精尖产业发展的要求。虽然产业升级之后也需要数量不小的辅助性岗位，但这难以满足大量专业技术较低的劳动者的就业要求。就业是民生之本。在走向新常态的过程中，必须努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训，提升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尤其是提升他们的“可行能力”[9]以应对挑战、走出困境。在这方面，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结合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比如，大力倡导和推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大力发展社会所需要的新的服务业态，积极发展社会企业，等等。
第三，培育健康的社会氛围和社会心理。社会和经济的大规模快速转型会带来不可忽视的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城乡居民也因此得到了明显的好处。现在已经开始并持续的新常态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速放缓，必然会带来城乡居民收入增幅放缓。对于失业和不稳定就业群体来说，则意味着收入的降低。收入增幅放缓或就业机会减少会给相关群体带来“相对剥夺感”[10]，而相对剥夺感的聚集和衍生可能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在社会转型期，减少人们的相对剥夺感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社会政策应该并可以在这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实施相应政策的过程中，政策实施者应该把产生困难的原因、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趋势、政府的应对政策和可能的发展前景告诉政策对象。只有民众心里有底，才可能形成渡过难关的共识，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在经济升级换档的过程中，特别要注重社会心理建设，使我国社会更有韧性，更能承受困境带来的压力。
第四，预防底层群体的社会沉淀和社会结构固化。经济增长下行、以创新为动力的产业结构调整，可能会使基本的劳动群体挣钱不易，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的冲击可能更大。如果不能提高这一群体的素质，就可能使其更加底层化，进而使得社会结构固化。在走向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中，原来的基本劳动群体（特别是其中的年轻劳动者）有没有上升的机会，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当基本劳动群体的经济机会降低或被边缘化时，他们在劳动就业场域中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减少，有效的社会资本[11]也会降低。新的社会政策要防止基本劳动群体的社会沉淀，即防止这一群体变为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固定下来。解决底层群体经济上的困难，增强他们走出困境的实际能力，给予他们真实可感的社会支持，是避免发生底层群体社会沉淀的措施，也是社会政策应有的内容。
第五，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社会政策在本质上有保障困难群体、贫弱群体民生的功能，在社会安全的意义上社会政策具有托底的作用。在走向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中，社会政策不但要发挥保障社会安全的功能，还应该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功能。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是相互联系的，应该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融合到一个协同的发展的框架中，[12]积极的社会政策应该通过托底促进新常态的达成。在这种意义上，社会政策应该有明确的发展取向，既能保障民生，也能促进经济发展。实际上，发展型社会政策就具有改善民生、促进劳动者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团结等多种功能，也就是在支持经济转型。
2.社会政策托底的综合效应
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是不可分离的，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过程和形成需要适宜、积极的社会政策。从这一进程中经济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来说，某些经济政策也可以带有社会政策的特点，社会政策也会发挥某种意义的经济功能，这就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关联性和交互性。走向新常态进程的社会政策要充分考虑到其功能上的综合性特点。
图1 社会政策托底的综合效应
图1展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形成过程中托底的社会政策所应具有的功能，它表示社会政策的托底功能应该是多方面的，各种功能又是相互联系的。托底的社会政策首先具有保障民生的功能，但是这种保障不只是救助和满足其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而且包括促进有劳动能力的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体、中下层群体的就业，以实现积极的保障。托底的社会政策还包括对底层群体的素质提高功能。救助困难群体、脆弱群体，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能力，可以促进这些群体对新常态下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理解，促进社会认同;也可以缓解经济结构升级换代带来的社会压力，进而支持新结构的形成，实现我国经济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毫无疑问，这种考虑了困难群体、中下层群体的基本生活，能促进其发展，又有社会关怀的社会政策，就具有使这些群体获得发展机会的作用，从而避免这些群体的社会沉淀，阻滞社会结构的固化，促进社会整合。
设计经济发展新常态进程中托底的社会政策，必须从综合的角度着眼。社会政策既要托基本民生之底，也要托社会心理之底，托社会结构之底;同时，社会政策要有利于经济发展、人的发展。这样的政策才是真正的托底政策，不但托得住，而且托得起。在这方面，将社会工作融入整个社会政策过程无疑是必要的。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一种必经的发展阶段，新常态的实现将使我国经济实现重要进步，将会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重要作用。但是，新常态作为一种重大的经济转型和调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对此，我们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置之不理，而是要理性地应对。笔者关于社会政策托底的讨论是站在应对问题的角度进行分析的。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宁可把问题想得多一点、复杂一点，也不应该盲目乐观。积极托底的社会政策一定优于被动的社会政策，但需要很好地设计。一方面，这种社会政策的综合性，要求政策设计有一定的高度。另一方面，积极的社会政策还需要积极实施，它要求及时、有效、公平，能建立起社会的信心。它既不像过去有些地方出现的缺乏责任的简单给付性的救助保障，也不同于买稳定式的“乱花钱”，而是在进一步科学地调整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的基础上，做到精准救助;既要及时提供救助，又要在救助过程中融入人文关怀，还要尽力促进人的发展。社会政策托底不是消极的，而应该是积极的，社会政策不但要救助，而且要追求发展。这种发展不但包括新的就业岗位和产业链的形成，困难群体、就业市场中边缘群体的就业机会、参与能力的发展，也包括他们心理素质的提高，以及具有韧性和发展含义的社会环境的建构。在此意义上，积极托底的社会政策也是社会政策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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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林南.社会资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94.
[12]詹姆斯·米奇里.社会发展.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28.
编辑 李 梅
作者：王思斌
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分析论文 篇3：
“社会政策”教学改革：研究性学习的探索与实践
摘 要：文章尝试将“研究性学习”的教学理念贯穿于“社会政策”教学改革的始终并综合运用分组教学、论文教学等教学手段，整个教学改革过程包括课程分组、小组PPT作业、小组论文研讨、期末课程论文四个环节。实践证明，“社会政策”教学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一方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兴趣，提高了学生掌握社会政策理论的深度与宽度;另一方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精神。
关键词：社会政策;研究性学习;教学改革
一、“社会政策”课程现状
“社会政策”是社会保障、社会工作和公共政策等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由于“社会政策”学科起步晚，缺乏理论基础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社会政策”教学大多采用“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模式，与实践相脱节，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思考，教学效果不太理想，难以培养学生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精神品质[1]。教学方法优化程序中一个最重要的、最困难的问题便是合理选择、使用教学方法。笔者尝试将研究式学习的教学理念贯穿于整个“社会政策”教学改革的始终，综合运用分组教学、论文教学等教学手段并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一方面撬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掌握社会政策理论的深度和宽度;另一方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精神。
二、“社会政策”教学改革方式的选择
本研究主要涉及三个相关概念，分别是研究性学习、小组学习和论文教学。尽管这三者强调的重点不同，但三者的教学理念是殊途同归的，即注重学生创造能力和意志力的培养，锻炼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次“社会政策”教学改革过程统合运用研究性学习、小组学习和论文教学，目的就是以学生为本，将社会生活中的探究引入教学过程，在教师的启发指导下，使学生以问题为中心，主动参与探讨和构建知识，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一）研究性学习
作为一种综合性教学手段，研究性学习广泛应用于大学本科教学改革之中。广义上的研究性学习指学生利用探究模式进行学习，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教育理念或教育策略。狭义上的研究性学习是指专题研究活动，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基于研究兴趣和研究基础确定研究专题，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主动获取并应用知识的行为[2]。进一步说，研究性学习的特点是以素质教育为本，强调“参与性”与“自主性”，学生通过亲身参与获得感性认识和直接经验。
（二）小组学习
小组学习模式因富有创意，对教学活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效果显著，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得到了普遍应用，同时也是我国教学改革最常用的方法[3]。简言之，小组学习模式是以小组为基本教学单位，小组学习的评价成绩是小组的总体成绩，通过充分发挥小组学习可能带来的积极教学因素，间接促进小组内每位学生能力的提升，最终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
（三）论文教学
教学内容深度不够、专业性不强、实践教学困乏是“社会政策”教学存在的突出问题，而“论文教学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规避这个问题。一是解决教材的不适应性。因为社会政策是一个新兴学科，理论体系比较薄弱，现有社会政策教材往往五花八门，但真正适合教学，特别是本科教学的却不多，有思想、能够充分反映社会政策发展和社会政策学术动态的好教材基本没有，即现有教材难以支撑社会政策本科教学。论文教学可以让学生有机会了解当前社会政策发展和社会政策学术界研究的最新动态。二是弥补社会政策学科的不成熟。目前，我国社会政策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尚不完善，还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不同于其他书籍或者论文，教材的编写规范相对更多、更严谨，很多好的研究方法、研究思想往往还没有纳入到社会政策教材中，而是普遍蕴含在大量的论文中，基于此，论文教学是帮助学生了解社会政策前沿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渠道。三是弥补实践教学的不足。社会政策学科特点之一是实践性强，论文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生有机会了解和接触更多、更新的现实案例，并在教师的引导下学习分析、研究这些案例，从而加深对社会政策理论的学习和理解，真正实现理论联系实践[4]。
综合来说，研究性学习、小组学习和论文教学三者都包含以下两个特征。一是主动性。理论上，个体创造性潜能的有效发挥离不开个体主动性的开发，这恰恰是传统教学模式无法克服的短板，传统教学模式鼓励教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学生容易在被动和压抑状态中接受知识，这非常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反而容易降低和挫伤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而包含研究性学习、小组学习和论文教学在内的整个教学改革流程则体现为明显的以学生为主体的特色，学生始终处于积极、兴奋的学习状态下，他们的主动性思维得到充分释放，逻辑思维能力与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得到有效提升。二是开放性。与传统教学相比，研究性学习、小组学习和论文教学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特征，如学习时间不受课堂时间的限制，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查询、调查、分析等活动，推动课余学习和课堂学习的紧密结合、彼此嵌入。同时，这三者还具有较强的空间开放性，传统教学往往把学生的身体和思想禁锢在单调、乏味的教室中，而研究性学习、小组学习和论文教学则另辟蹊径，积极鼓励学生融入社会、理解社会，以扎实的社会政策理论为工具，探寻、验证、践行社会政策理论。
三、“社会政策”教学改革：研究性学习设计与实施
本次“社会政策”教学改革实践在广东财经大学2017级社会保障专业展开，包含教学模式设计和教学改革实践两个环节。
（一）教学模式设计
以教师为中心，以课程讲授为主体的传统教学模式向研究式学习模式转型，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社会政策”课程体系的调整，实现在有限的课时内，既能使学生掌握社会政策基本理论知识，又能提高学生综合学习能力的教学改革目标。在此次教学改革中，将原来的“社会政策”讲授内容进行了调整，用专题教学替代章节教学，压缩理论知识，扩大学生自主学习的内容。平时成绩占40%，期末成绩占60%。平时成绩包括小组专题PPT和论文PPT，期末成绩是课程论文。首先，按照专题把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專题材料的搜集，制作专题PPT进行展示，专题PPT的内容不能和教师讲课内容重复，专题PPT成绩是整个小组的综合成绩。其次，通过正常教学使学生掌握社会政策学知识体系和基础理论，通过论文教学提高“社会政策”教学的理论高度。教师按照专题给每个小组布置相应的论文进行研讨，论文PPT成绩是整个小组的综合成绩。再次，基于PPT是学习小组协同合作的产物，在学期末，每名学生都要独立完成一篇完整的课程论文，且论文不能与他人雷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为了规避学生学习内容的碎片化，促进学习的深入化和持续化，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要求专题PPT、论文PPT及课程论文属于同一个专题（见图1）。
相较于传统课堂教学，研究性学习教学模式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整个研究性学习过程中，虽然是以学生为中心，但教师不仅要布置作业，总结和点评，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还要与时俱进，查找、梳理最新的社会政策理论、最新的研究成果及社会政策案例，工作任务繁重且具有挑战性。
（二）研究性学习的实施
本部分把“社会政策”研究性学习教学改革过程分四部分进行阐述，具体包含课程分组、专题PPT、论文PPT、期末课程论文。
1.课程分组。为了让小组学习尽快落地，在开学第一天就组织学生以自由组合的方式成立学习小组，为了让学生能够有效地开展学习，教师需要对学习小组的学习目的、学习任务和考核指标等事宜进行必要的讲解，规避学生不理解教师的教学目标和小组学习学习效率低、质量差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提高小组学习的动力和质量，每轮PPT展示结束后进行小排名，排名成绩跟学生平时成绩挂钩，通过这种考核方式引入小组间竞争机制，提高每个学习小组的自主学习动力。
2.专题PPT。“社会政策”的学科特点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紧密，与每个人的生活和利益息息相关，其内容涉及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养老、妇女、儿童及残疾人保障等大量民生热点问题。基于此，将全部教学内容分成8个学习专题，将学生也分成8个学习小组，分别是教育政策、儿童政策、老年人政策、妇女政策、残疾人政策、劳动政策、医疗政策、城市社会政策。为保证小组专题PPT的质量，教师反复强调PPT避免面面俱到、教科书式地介绍概念，而是要针对热点问题或较新案例，结合所学理论，进行深度分析并阐述个人观点，如妇女政策专题小组主要聚焦于妇女分娩疼痛问题。陕西一产妇难忍分娩疼痛跳楼，引发社会关注并成为2017年影响社会发展的十大女性新闻事件。2017年8月31日，产妇马某因難忍疼痛，导致情绪失控，从5楼分娩中心跳楼身亡，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女性分娩疼痛问题。教师在小组展示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目前分娩镇痛覆盖率还不到10%，而发达国家分娩镇痛率达已经达到85%以上，并让学生重新回到课程本身，组织学生就如何完善女性无痛分娩相关社会政策展开讨论，学生的讨论很热烈，如建议将无痛分娩纳入生育保险;如果丈夫拒绝在无痛分娩同意书上签字，孕妇在神智清楚的条件下可以自己签字;政府要加强女性无痛分娩知识普及推广工作，消除人们的偏见;医院和医生要充分利用在场机会，加强对孕妇及家属的正确引导。
3.论文PPT。 本次“社会政策”教学改革的一大亮点就是引入了“论文教学法”。为了弥补社会政策教材理论体系比较薄弱，帮助学生了解最新的社会政策相关思想、理论和实践，教师为每个小组准备了不同的论文，要求小组成员依据教师要求，协作完成论文PPT作业。这里以一次作业为例。（1）讨论内容：请学生认真学习、消化克劳斯·彼得森的论文《为福利而增长还是为增长而福利？北欧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之间的动态关系》，并联系中国现实进行归纳、总结，形成自己的观点，用PPT进行课堂展示。（2）讨论要求：PPT展示时间为8分—10分。小组成员协同合作，共同完成。（3）发言题目：社会政策的国外经验与借鉴——基于北欧国家福利模式的思考。（4）注意：不需要对论文进行非常全面的介绍。只需要总结论文的重要观点并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扩展。教师根据PPT展示情况对小组进行打分。为了让学生的研究更具有问题意识，更加聚焦，教师指出至少可以从论文《为福利而增长还是为增长而福利？北欧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之间的动态关系》中得出三点启示。一是在全球化、移民与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下，北欧国家正在从“为了社会保障而发展经济”向“为了发展经济而建设社会保障”转变;二是北欧经验表明 ，社会保障制度变动往往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这就要求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注重效率的基础上， 还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适度扩大社会保障范围;三是制定社会保障标准要量力而行，不能冒进。北欧社会保障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如瑞典的养老保险制度自19世纪末提出，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通过。北欧国家由自愿性向义务性转变及考虑社会可承受能力的做法对我国社会保障实践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论文教学法”实践过程中，应重视以下两项工作。一是加强师生沟通，让学生顺畅地接受“论文教学法”。学生对一些教学方法的抵触很多时候是由于教师平时很少有机会或者主观上也不想和学生交流讲课方法，导致学生不了解教师的良苦用心，把教师的要求当成是额外负担，甚至非常反感，被动参与其中。所以非常有必要建立师生之间的双向沟通，让学生自愿参与到教学改革活动中来。二是积极引导学生参与社会政策相关学术交流活动。高校会不定期地举办各种学术讲座和学术会议，但由于学术交流活动的参与主体主要是研究生，本科生参加的很少，甚至大部分本科生对学术交流活动根本不了解，因此，教师可以主动为学生提供相关学术会议信息，让他们尽情地去感受高水平的学术氛围，感受专家的强大学术影响力。
4.课程论文。作为“研究性学习”教学改革的最后一个环节，社会政策期末考试采用课程论文形式，不同于专题PPT和论文PPT的小组综合成绩，课程论文由每位学生独立完成。为了规避学生写论文“假、大、空”，在网络上随意找一些文字，不经过提炼过滤，直接拿来应付教师，偏离教学改革初衷的问题，教师对课程论文的撰写做了很细致的要求。在写作内容上，要求各小组分别写自己小组的PPT选题论文。在写作规范上，要求符合“社会政策”课程培养方向，语言流利、重点明确、论述清晰、格式规范;字数为5000字左右;小组各成员之间的课程论文不能重复;数据、资料及案例需要控制在三年之内（2017—2019）。在写作范围上，应面向省、市、区、街道、社区，如“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就业政策的现实困境及对策研究——以广州市为例、基于医养结合的社区居家养老政策研究——以广州市越秀区为例、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政策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广东省揭东县为例，等等。
四、结论
本次“社会政策”教学改革实践综合运用分组教
学、论文教学等教学手段，将研究式学习的教学理念贯穿于整个“社会政策”教学改革的始终，由于教学改革仍在试点和探索阶段，进一步结论还需要后续追踪研究发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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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