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英美网络文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受到信息技术与文化传播方式的影响，美剧的字幕翻译呈现出新的特点，网络美剧的发展促成了美剧字幕翻译工作模式的变化，与传统译制片比较而言，网络美剧的字幕翻译在资源的开放与共享程度、字幕的制作周期与审核程序、字幕语言与剧情的结合、字幕的表达与呈现的效果等方面与美剧译制片有着不同的特点。
英美网络文化研究论文 篇1：
女性文学异托邦建构的可能性
摘要：“耽美文学”是一种具有极强女性意识的网络文学形态。笔者以福柯的异托邦理论为分析框架，把具有代表性的“耽美文学”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挖掘“耽美文学”背后的性别政治意涵，探究女性作家是如何通过改写男性气质来建构具有女性意识的“异托邦空间”，让“耽美文学”成为一种似乎可以抵抗男性话语霸权的可能路径。通过对“耽美文学”文本的分析，笔者认为“耽美文学”作为典型的网络文学形式之一，虽然文本中充满了女性的自主意识，但这种新型的女性意识要成为一种成熟的、可以冲击主流男权意识的可能性要远低于想象，对于存在的问题值得相关文化学者和网络监管部门注意和警惕。
关键词：女性文学；“耽美文学”；异托邦；女性主义；男性气质
在日本近代文学中，“耽美”一词最早是被用于对抗自然主义文学主张而形成的一种写作思潮。1907年，在森鸥外的支持下，以上田敏为首的部分日本作家创办了《昴星》杂志，开启了日本耽美派文学。日本耽美派文学也称为唯美主义，创立的最初本意是“反对自然主义，认为文学应该游离现实生活，追求超然于现实生活的所谓的纯粹的美”①。1960年代之后，“耽美”逐渐从指代文学派别的原意中脱离并派生出新的含义，专门指代漫画类别中一类衍生漫画的通称。日本耽美漫画对中国的“耽美文学”的肇启与发展具有启蒙性的意义。
耽美作为一种亚文化在中国大陆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初，这个时期中国大陆流行的“耽美文学”和文化主要是以译介日本的耽美漫画和耽美小说为主，现在可以考证到最早进入到中国大陆且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日本耽美漫画是尾崎男的《绝爱》。2000年以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移动终端的普及，既为商业性网站大规模的出现和网络文学的流行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中国大陆的“耽美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耽美文学”及其文化影响的范围在中国逐渐扩大。
2010年以后，在资本的扶持下，中国大陆的“耽美文学”实现了商业影视化。在资本的参与下，原本带有一股清新的女性主义气息的“耽美文学”没过多久就变得乌烟瘴气，只要有利可图，一切都会让位于“资本”，低俗的“耽美文学”作品逐渐充斥着各大文学网站或视频网站。因此，只有对“耽美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才能为网络监管部门积极引导网络文学的发展提供依据，使网络文学成为具有较高美学意识的文学形态。笔者在本文中探讨的“耽美文学”是指出自中国大陆女性作家之手，以书写男性之间的爱情为主要情节，以虚构女性心中理想男性形象为旨归，在互联网上发表的一种亚文学类型。在这里要明确指出的一点是，在本质上同性恋文学与“耽美文学”是截然不同的文学样态。
一 “异托邦”的建构与女性“自已”的空间
福柯在1967年出版的《异质空间》里首次提出了“异托邦”这个概念。与人们熟知的“乌托邦”概念相比，“乌托邦”是绝对虚幻的，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场所；“异托邦”虽然也是虚构的，但可以借助人们的想象和经验得以实现。按照福柯的观点，“异托邦”是虚构的，就像镜子里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真实场所的虚幻场所”②。那么问题出现了，如果镜子里的世界是虚幻的，又是如何被现实中实体的人所观察到的呢？关键就在于虚幻与实体之间的介质——镜子。镜子里的世界虽然是虚构的，但是作为介质本身却是真实的实体存在，镜子连接了真实世界与虚构的世界，这种“真实空间+镜子+镜像空间”③的“镜像体验”就是福柯所说的“异托邦”。 这个“镜像空间”可以使真实场所与虚构场所并列，还可以使多元异质因素得以同时并置存在。
世界上的文化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异托邦”的特质之一就是具有多元文化并存。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为女性作家提供了一个建构“文化异托邦”的场所。互联网本身和各种电子终端就相当于福柯在镜像理论中提到的镜子充当了实物的介质，而女性作家在网络上创作的文本是参照现实社会虚构的。因此，建构出“真实社会+网络/电子终端+虚拟真实”的“文化异托邦”空间。虽然主流文化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非主流文化、亚文化也真实存在。“耽美文学”正是一种被小众异质文化创造出来的“镜像”文学，同时又可被看作违背社会现实的虚幻的东西。虚幻在这里并不能被认为是与真实相对立的极端的破坏性的力量，因为“异托邦”与“乌托邦”相比，最重要的特质是不能脱离现实社会。虽然“耽美文学”作为亚文化并不能处在文化主体地位，但却能在“异域”中对小众人群发出召唤。
“耽美文学”是女性作家借助互联网建构的一种典型的“异托邦”文化空间，是现实和虚幻的交叉地带，不是“一个理想的、遥远的、虚构的空间，需依托现实社会各种功能和机制，或者是借助社会成员的思想和想象的触动，才能建构的一种带有现实社会影子的想象性社会”④。对于创作“耽美文学”的女性作家而言，社会现实中的爱情让人失望透顶，平庸无趣的生活抹杀了爱情本该有的纯粹性和超越性，而“异托邦”作为具有社会实践性的、有此在意义的、可以实现人我交互的空间，成为“与现存的压迫处境产生关联的唯一途径”⑤。
“耽美文学”文本不仅仅是具有异质性的特殊文本，写作文本的女性作家还以文字解构现实社会的性别秩序和规范，以文字和话语构建了新的“政治身份”。这个新的“政治身份”背后隐含着“身份政治”和“生活政治”的丰富意蕴。随着新的“政治身份”的构建，“耽美文学”的写作群体和受众边界也日渐清晰，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共同体，形成独有的耽美文化。进入21世纪之后，宏大叙事逐渐被部分作家疏远，“耽美文学”因此承担了比当年陈染、林白等作家更私人的“私人化”写作任务，实现了多种虚拟的“社会真实”。“耽美文学”在现实一端征用现实生活的人和事，而在具体的文本建构中却构筑出不同于现实生活意义的情感故事，即两个男人的情感故事。这个“異托邦”的建立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所描绘的那间真正属于女人“自己的房间”。从全球范围看，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耽美文学”的肇启都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义倾向，这个带有明显的女性倾向的“异托邦”文化空间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带有鲜明的女性联盟的性质。在这个联盟内部，女性首创并使用了自已的一套术语。随着互联网自媒体的发展，这套术语已经慢慢地浸润到主流文化的话语系统内。1949年以后，中国在社会制度层面让女性的权利得到极大改善。女性被赋予与男性等同的社会权利，也开始身兼两种社会性别角色，即在社会公共领域必须抛弃女人的性别身份，成为像男人一样的“人”；在日常生活领域又要兼顾“女人”的社会性别义务。女性自已的私密空间被挤压到逼仄的角落，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19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以陈染、林白等为代表的，以剖析女性心理为显著特点的“私人写作”。新世纪之初，中国年轻女性学习利用互联网开拓新的私密空间。在这个私密而又异质的空间里，创作全部出自女性之手，受众也是女性，男性社会所确立的两性之间的“看”与“被看”，“评判”与“被评判”的单向度关系被彻底地打破，男性作家的书写规律在这里没有了用武之地。在菲勒斯中心主义控制的社会里，女性始终是“物化”的“被观看”的客体。而在“耽美文学”中，女性颠覆了性别与观看之间的僵化关系，其文本中采用的双男主的叙事模式，为女性作家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并可以根据作家自已的偏好在文本中塑造出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的完美男性形象。例如，在某年某月的《貌合神离》中，深沉、内敛和专情的季明轩；在南风歌的《扬书魅影》中，阳光、包容和有责任感的楚飞扬；在花满筛的《精打细算》中，自尊、坚定且专一的韩暮雨，这些男性人物身上的优点都是现实社会中男性身上所稀缺的。女性作家与受众在这个“耽美文学”构建的“异托邦”文化空间里，形成了对男性想象的共同体。
第二，带有原始的、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女性主义色彩。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的主导权从来没有掌握在大多数女性手中，即便一开始也不是以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为前提的运动。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百年来的社会变革确实改变了中国女性的命运，但这却是女性并不在场的革命，女性的聲音被淹没在历史嘈杂的声音中。五四时期，女性的权利问题是被嵌入到启蒙和救亡的国家叙事中，男性精英知识分子提出的女性解放只是“个性解放”和作为“人”的宏大命题维度下的一个分支问题。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女性的解放问题不是以建立一个主体性的女性和私人领域为目的，而是建立在国家、民族的建设基础之上，是在国家的表述之中。这时的女性必须舍弃女性的个体自觉，凭借性别模糊的集体身份进入社会的公共领域。新时期以后，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中国女性开始注重两性之间的差异，有些女性作家开始摆脱宏大叙事的模式，进入到私人领域，女性好像一夜之间“浮出历史地表”。这里显然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女性社会内部也是具有差异性的，“浮出历史地表”的只是当时被赋予了话语权利的女性精英知识分子。女性主义在这个时期就像一张精致的标签，是女性精英知识分子在女性社会内部用以区分自身与其他女性的名片。纵观五四以来中国女性的解放运动，要么是由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带领的、自上而下、具有启蒙和施舍意味的救赎运动；要么被嵌入到国家宏大叙事中，成为革命的空洞能指；即便是进入新时期，女性主义阐述的主动权也是由女性精英知识分子掌握，大多数女性仍然没有自我发声的机会。
互联网为原本是沉默的大多数中国女性及女性作家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其用完全不同于女性精英知识分子的笔调和叙事模式，用略带粗糙甚至有时候是低俗但却颇具原始爆发力的笔法，构建出一个异质的“文化异托邦”。这个“异托邦”是从不发声的、非精英的女性在网络上共同孕育的一个自发的、民间的、自给自足的、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空间，是带有原始野性的女性主义的狂欢。
二 “异托邦”对“男性气质”的改写
互联网给女性作家提供了一个建构“女性异托邦”的场所，那么女性作家是通过哪种途径建构这一独特空间的？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改写男性话语叙事从而实现审美主体性转换的？
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反复阐述一个重要的观点，“女人并非天生就是女人”⑥。其观点表明：男性与女性确实存在着生理上的天然不同，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并不是跟随生理性别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社会实践在后天习得的。约翰·麦克因斯在《男性的终结》中也有类似的观点，“男性气质不是个人身份的特征，而是在具体的语境下形成的意识形态机制”⑦。无论是波伏娃还是麦克因斯的观点都认为，男性与女性的区别只是其自然生理属性差异，至于男性与女性的不同社会角色和固定的气质都是在社会实践中约定俗成的。在性别化过程中，社会实践围绕着生殖场域被组织起来，因而在文学文本中，那些附加在男女身上固有的气质特性，如女性形象的脆弱、冲动、温柔，男性形象的暴力、有进攻性及莽撞等都是刻板的程序化的表述。
在传统的男权制社会中，异性恋制度是其坚实的基础，而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对象这三个要素与异性恋制度息息相关。换句话说，一个人的社会性别属性和性欲对象的生理性别从一出生就被其自然生理属性决定。男权制社会强化了两性属性，其目的是为社会政治功能服务，而两性气质作为男女性别的内在属性则是为顺应男权制社会的性别制度。为了巩固性别关系结构中两性不同的社会地位，两性优劣的差异必须被建构出来，并以约定俗成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固定下来，这正是男权制社会对社会秩序的要求。由此看来，男性气质承载了重要的性别政治功能，是确保男性实现社会统治和经济特权合法化的保障。正因为男性气质被负载了重要的性别政治功能，因而学界通常认为，“耽美文学”巧妙地选择改写男性气质这一叙事策略来瓦解男权制社会的话语霸权。通过笔者对水千丞、七月、蓝淋、冠盖满京华、公子欢喜等作家创作的“耽美文学”文本的研究，发现“耽美文学”的叙事并没有直接解构或颠覆异性恋的叙事模式，而是将异性恋的模式经过了精心的改写，其叙事模式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男性+男性（强攻强受型），即两个男主人公均有传统社会男性气质。第二类，男性+伪男性，即两个男主角中有一个是具有传统男性气质的（通常是攻），而另一个则具有传统男性气质所不具备的气质，通常貌美阴柔、气质优雅、情感细腻，甚至在有些男性人物身上完全摒弃了男性气质，无限接近于传统的女性气质。
第一类叙事模式表面看并没有破解男性气质，实际上却瓦解了男权制社会异性恋制度的基础。“恋爱”的双方再也不是男性和女性，打破了异性恋小说中人物性别设置的二元对立，动摇了两性关系中的刻板印象。“恋爱”行为不再被嵌入到社会性别的概念上，男性也可以是温柔的、脆弱的、享受着被动的“恋爱”快感。这种叙事的意义在于“性行为”不再是控制女性的武器。如水千丞的作品《针锋对决》里，两个男性主角都具有传统男性气质，主人公顾青裴虽然是情感故事的被动一方，但是却“相貌俊朗，身材挺拔，很有男人的味道”⑧，在遇到攻方原炀之前都是主动方，随着两人交往的升温，以前在商场里精明能干的顾青裴在这场“恋爱”中渐渐地习惯了被宠爱和照顾，享受着被动的快感。
第二类叙事模式中对伪男性的描写则是对传统男性气质赤裸裸的改写。如水千丞的《娘娘腔》里，攻方邵群是“耽美文学”中典型的具有男性气质的主人公，家庭出生优越，拥有丰富的商业资源，为人霸道、自私；受方李程秀出生于城中村，从小丧母，但“却异常秀美、皮肤白皙、身材瘦弱，性格非常敏感、易受伤、自卑，善做家务”⑨，与攻方的男性气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种对异性恋策略性的改写叙事模式中，让女性受众享受到了充分的代入感，并通过受方男性角色的视角参与到文本中，享受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浪漫爱情，以排解日常生活的苍白和平庸。同时，女性受众又可随时跳出文本，以“窥视者”与“观察者”的双重身份在幻想中体验到男性气质所带来的权利和地位，从而获得身份置换的愉悦，实现长久以来被男权制社会所压制的女性欲望的表达，使女性获得审美的主体性身份。这种审美主动性的实现有个吊诡的前提，即在“耽美文学”中，女性形象的缺失和女性形象的负面化。女性人物形象的缺失或不在场使女性受众与文本中的男性形象拉开了距离，实现了“凝视”的先决条件。观看本是脱离权力秩序控制的人类的一种最自然行为，但在性别不对等的男权制社会中，观看带来的快感被嵌入“性别意识形态”的序列中，悄然地分裂成主动/男性和被动/女性二元對立的状态。女性形象通常被动地承载了男性注视所带来的幻想，其观看行为本身就已包含着难以剔除的混合着权力的“性别意识形态”，体现了观看主体与被看客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耽美文学”中，正是通过文本中的“厌女症”，使女性受众仿佛不在现场一般，通过男性之间同性欲望的结构，把男性想象为被看客体来获得“窥淫快感”。
通过策略性地叙事，“耽美文学”改写了传统的男性气质，解构了以“异性恋”为基础的男权制社会，打破了两性之间二元对立背后的权力序列。这一点与199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酷儿理论有着相似的表达。酷儿理论不对性别身份做二元对立的划分，抛弃了在两性关系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本体论”，提供了另一类“性别本体论”模型，其理论背后蕴含着性政治的颠覆，跨越了两性生理属性的不同所带来的权力排序。具体到“耽美文学”文本中，性别主体却是一个可变的、过程性的和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如七月的《伤逝》讲述的是江户时代的武士与世子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叶屋源四郎原本是寺田藩的隐秘武士，剑法出众，性格坚毅、冷静，具有典型的传统男性气质。因遭到追杀，被迫与他的女性恋人蝶逃到相泽藩。相泽藩的二世子和知泽在与叶屋的接触中，深深地被其冷静和敏锐的性格吸引，于是和知泽利用手中的权力逼走了叶屋原本的爱人蝶，强迫叶屋留在自己的身边做自己的“爱人”。叶屋虽然百般抗争，但最后却被和知泽为自已做出的牺牲所感动，决定留在和知泽的身边。由此可见，耽美小说中这类人物的社会性别设置暗合了朱迪斯·巴特勒在酷儿理论中提出的“性别表演”模式，“没有一种社会性别是‘真正’的社会性别，社会性别并不是一种天生的性别，而更像是一种不断变换的表演”⑩。“性别表演”模糊了两性的界限，其终极指向就是实现性别的超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绝不是男性和女性的本质属性，这点在1928年伍尔夫创作的小说《奥兰多》中就预言般地印证了。小说透过主人公奥兰多从美少年到美丽贵妇性别身份的转变，表明了“双性共体”的女性主义美学思想。当下“耽美文学”改写男性气质体现了一种人格多元化的思想——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集阴性的、阳性的、历史的、现实的、世俗的、诗意的、理性的、感性的于一身”11。
三 女性“异托邦”的陷落与被消解
年轻的女性群体通过“耽美文学”想象两个男人谈“恋爱”，无非就是希望建构一个没有性别权力秩序干扰的理想情感社会，以打破男性与女性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存在的先在的性别权力关系，对解构男权制社会有着积极意义。“耽美文学”作为一种对男性气质的消解起到有效作用的网络文学形式之一，到底会不会达到像有些学者所表述的那种高度？“耽美文学”到底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解构男权制社会？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两个重要因素制约着“耽美文学”对男权制社会和男性话语更高程度的解构。第一，“耽美文学”文本内部的女性叙事不足，在女性叙事的背后潜藏着男性色彩极强的权力意识。第二，在资本社会和“消费”为王的时代，“耽美文学”文本里女性主义的叙事策略极易被资本利用和裹挟。
“耽美文学”作为一种可以瓦解男性话语权的文学形式，其叙事方式似乎追寻着一个传统社会亘古不变的社会现实，谁占有了权力，谁就占有了一切，于是在叙事动力上存在着先天缺陷。从蓝淋的早期作品《不可抗力》《双程》、冠盖满京华的《唇诺》、公子欢喜的《思凡》等文本的人物设置上看，无论主人公多么优秀、英俊、有男子气概，只要遇到比自已权力更大、社会地位更高的，在“恋爱”中就只能充当被动的一方。“恋爱”中主动的一方（攻方）通常是位高权重，要么是皇宫贵族，要么富甲一方，握有丰富的社会资源；被动的一方（受方），通常出身卑微，家庭贫寒，即便出身富裕家庭，跟攻方比起来也是相形见绌的，其叙事动力就来源于双方地位的不对称而带来的矛盾。再如《针锋对决》里，受方顾青裴是京城商界的高级职业经理人，而且外形英俊、儒雅；攻方原炀比他年纪小且在商场上毫无经验，但因其家庭出生优越，从小就目中无人。开始原炀的父亲是想让原炀跟着雇来的经理人顾青裴学习商业管理经验，但原炀极度排斥并与顾青裴发生了矛盾，还动手打了顾青裴。顾青裴于是愤怒地对原炀说：“如果不是生对了人家，凭什么敢这么嚣张跋扈”12。这句话凸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就是无论出身普通的人多么努力，最后都不得不臣服于旧有的传统社会的权力秩序中。“耽美文学”中的权力、物质与“恋爱”主动权的必然联系在这里已经昭然若揭。
“耽美文学”里的这种权力意识与传统社会中的权力秩序具有某种同构性，其叙事方式在性别政治的背后掺杂着与社会高度关联的阶层与权力问题，这种强权逻辑正是男性气质的表征之一。“耽美文学”在叙事动力上的这种逻辑缺陷势必大大削弱其反抗男性话语的可能性。同时，有些年轻的“耽美文学”作者自已也不曾意识到她们对现实社会的敏感性。像晓渠的《长夜未央》里的攻方周正是纽约华人帮会中权势巨大的头目；晓渠的另一部民国风的作品《青山遮不住》里的攻方丁崇学是手握重兵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在这类文本中，女性作者需借助想象建构攻方的生活，享受自已不曾拥有的权力和财富，补偿因所处社会阶层而缺失的更高层次的生活体验。正如邵燕君指出的，“网络文学不但投射了当下中国人最核心的欲望和焦虑，更为大量尚处于潜意识形态的弥望欲望赋形”13。当下现实社会中年轻女性的阶层上升通道变得日渐狭窄，“耽美文学”的出现无意中为这种无法安置的焦虑和弥望提供了去处。因此，这种渗透着权力叙事的方式必然导致“耽美文学”的写作在逾越两性固有关系时大打折扣，其文本也只是对权力逻辑的不断重复。在这种不断复制的过程中，年轻的女性作家集体無意识地表现出对既有权力秩序的臣服，指涉出中国女性对社会阶层固化和财富两极分化的焦虑。
除了叙事上的缺陷制约了“耽美文学”成为有效解构男权制社会的力量之外，资本也成为影响“耽美文学”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商业化浪潮和消费文化的双重影响下，资本已然发现女性群体成为了文化消费特别是粉丝文化消费的主体，女性的审美需求史无前例地被资本和大众文化制造者所关注。随着商业文学网站的发展，特别是视频网站的蓬勃发展，网络IP剧呈现出野蛮生长的态势。2010年以后，在资本的推波助澜下，“耽美文学”的异质性逐渐被商业所征用，成为逐利的工具，其“文化异托邦”性质也随之消失，女性主义性别政治的视角再也不是左右“耽美文学”走向的唯一力量。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耽美文学”商业化并不是指“耽美文学”以纸质书的形式出版发行，而是被影视或其他形式的商业化借用或挪用。某些IP剧更是由“耽美文学”文本经过后期改编成言情剧的。如2015年的热播剧《琅琊榜》，最先是发表在晋江文学网站耽美频道的连载小说，在前十四章里，两个男主角梅长苏和靖王萧景琰的关系绝不是纯正的兄弟情；在十四章以后，才开始转变为正常性取向的言情小说。2016年，以耽美小说为IP改编的网络剧《上瘾》也颇受争议，成为现象级的文化事件。在商业化高度发达的今天，资本成为决定文学走向的重要力量之一。资本针对女性的审美需求，借用女性主义的书写、“异托邦”的虚幻性，生产出“符合市场”的、能激发出女性消费欲望的文化产品，使“卖腐”成为流行影视剧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一文化现象必须引起文化研究者和文化管理者的注意和警惕。影视剧作为中国大众媒体上播出的主要文艺形式，必须保持积极、健康的审美意识。
“耽美文学”通过改写传统男性气质解构旧有的性别秩序，并借助大众媒体进行夸张和畸形放大，进而影响了当今社会女性对男性的审美范式，历史性地使男性成为女性的审美客体。像杰森斯坦森们所代表的男性“硬汉”形象，已不是当下中国女性所推崇的男性形象；鹿晗们所代表的“小鲜肉”形象，才能满足女性实现性别超越的审美实践。正如有学者认为的，是实现“女性观看男性获得愉悦所建构的途径”14。这一现象从表面上看，是女性实现了在审美场域中的主导权，但是就像阿尔都塞和齐泽克的观点，符号的消失或符号的编码化是其“物质化”意识形态的表征之一，在消费社会中唯一的现实就是“物质化”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任何作家或写作形式只要一旦被纳入到消费体系，就只能生产出符合消费意识形态的符号。因此，自从商业网站专门建立耽美板块之后，为了提升点击率，“耽美文学”从早期的“清水文”占大多数，到近年来的写作越来越色情化、肉欲化，成为迎合重口味读者的一种媚俗现象。网络监管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相关文化学者应该积极引导网络文学的发展，使网络文学成为即具有可读性又具有较高美学意识的文学形态。
对于“耽美文学”被影视化的现象，一方面，“耽美文学”得到了一个向主流文化靠拢的珍贵契机；另一方面，当来自民间的“耽美文学”被资本驯服，在向主流文化和商业化靠拢的过程中也带来了一些无法排解的困境。“耽美文学”虽然是网络文学的形式之一，但文字仍然是表意的中心。要获得文本的意义，其过程仍然和纸质书籍的阅读过程一样，须经历文字符号、所指物、阅读者的转换。也就是说，文字符号、所指和读者之间存在着距离感。虽然影视化能很好地消弭阅读距离的问题，直接把文字符号所对应的所指物呈现出来，但在削弱读者主动性的同时，也消解了对文字符号的反思或抗拒的空间，甚至消解了原始文本的意义。在影视化的制作过程中，因改编必然牺牲文本的个性化，限定艺术想象的空间。面对着来势汹汹的商业化和大众化，在资本和消费文化的合谋下，“耽美文学”的“异质性”于是随之悄然改变，“异质性”彻底沦为吸引大众眼球的工具，其反抗男性话语和原有性别秩序的可能也随之烟消云散。
结 语
不可否认，“耽美文学”最初在互联网上出现确实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来自民间的女性主义气息，可惜这股气息没过多久就在资本的参与中变得乌烟瘴气，再加上“耽美文学”自身的叙事逻辑缺点，使得“耽美文学”自身所具有的“异托邦”反抗色彩越来越淡。商业社会的本质是“万物商业化”，因此，鲍德里亚曾说，“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珍贵、更美丽、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15。这里的身体无关男女，只要有利可图，每个人都可以符号化、商业化。“耽美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男权制社会的男性气质，而消费主义又解构了女性主义的文本，但在资本面前，男权和女权双重陷落，一切都让位于“资本”。
注释：
①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391页。
②③[法]福柯：《异质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④[美]王德威：《乌托邦、恶托帮、异托邦：王德威谈从鲁迅到刘慈欣》，《文汇报》2014年6月3日。
⑤[美]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蔡青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5页。
⑥[法]波伏娃：《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页。
⑦[英]约翰·麦克因斯：《男性的终结》，黄菡、周丽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⑧12水千丞：《针锋对决》，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1659370
⑨水千丞：《娘娘腔》，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868565
⑩李银河：《关于“酷儿”理论》，参见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11陶东风：《文艺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8页。
13邵燕君：《在“异托邦”里建构“个人另类选择”幻想空间——网络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的一种》，《文艺研究》2012年第4期。
14陶东风：《粉丝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页。
15[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页。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童剑
作者：李昊 吴玉杰
英美网络文化研究论文 篇2：
网络美剧字幕翻译与美国电视剧译制的比较
【摘要】受到信息技术与文化传播方式的影响，美剧的字幕翻译呈现出新的特点，网络美剧的发展促成了美剧字幕翻译工作模式的变化，与传统译制片比较而言，网络美剧的字幕翻译在资源的开放与共享程度、字幕的制作周期与审核程序、字幕语言与剧情的结合、字幕的表达与呈现的效果等方面与美剧译制片有着不同的特点。本论文试图通过比较互联网美剧与美剧译制在字幕翻译工作上的差异，来强调两者之间的优缺点，倡导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两者取长补短，互相结合，互相为媒体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网络美剧 译制片 字幕翻译 比较
一、引言
美国电视剧代表美国文化与大众生活价值，是近年来我国青年人热衷的节目类型。多年前，美剧在我国并未呈大众化传播，甚至无人关注和知晓。随着信息载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文化的多元化，这一节目在互联网的传播平台上演变成了现实，且当前网络美剧的流行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剧的电视转播。
多元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基于审美方式的变化、外语的普及与流行，美剧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特别是高学历人群、白领阶层所追捧的对象，美剧作为东西文化碰撞交流的形式，字幕翻译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估量。美剧在我国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字幕翻译水平的制约，国内多数人对美剧的欣赏还得依靠字幕，字幕翻译影响着美剧的质量与欣赏，也成为了众多美剧欣赏爱好者和外语学习者所重视的问题。随着美剧在互联网的不断普及，网络美剧的字幕翻译也对这些人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美剧与美剧译制片在字幕翻译工作模式上有什么异同，对该问题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总结与归纳两者的优点，促进两者互相结合，共同提升美剧的质量与欣赏度。
二、网络美剧字幕翻译与美剧译制现状比较分析
1.网络美剧字幕翻译特点现状。美剧在我国的迅猛发展诞生了一个新的群体——网络字幕翻译人员，他们的工作帮助观众更好地欣赏美剧，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剧在国内的传播与发展。当前网络美剧字幕翻译速度之快，几乎可以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内地观众可以在互联网平台实时同步欣赏；互联网平台对美剧的翻译范围涵盖之广，基本包括了美国当地主流电视台的剧集与类型 。
由于中英文之间特点差异，在标点符号的运用上没有一定的规则，很容易造成标点符号似有非有，影响了美剧剧情的表达。真实剧情的传达会因为标点符号问题误导观众对剧情的误解，因此一定要注意中英标点符号在美剧字幕翻译中的适用性与一致性原则。尽可能多使用标准标点，同时不要使用空格代替其他标点。
美剧中出现的诸多熟知的地名与人名的字幕翻译常常不一致，没有一定标准，有时候字幕翻译人员认为一些常用的英文可以直接使用或者采取简称或者简约的表达，但对于不同水平的人群来说，也是会有差异。
网络美剧的字幕翻译常常独立于美剧本身，是附加到其中的独立文件，因此存在一定的大小控制变化。观众常因为句式短看不清或句式长影响剧情的理解。因此应控制合适的字幕翻译句式，尽可能按照英语的习惯。
网络美剧的很多表达都涉及到地方俚语和本土语言，有时字幕翻译者如果直译很可能对剧情造成误解，因此网络美剧字幕翻译对口语和地方文化的掌握很严格。此外网络美剧翻译者常为了省事会把英语对照汉语翻译，对英语与剧情的结合存在片面认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翻译与观赏质量。
2.美剧译制特点现状。相对于网络美剧的字幕翻译，美剧译制则相对更加规范化、流程化与标准化。不同于互联网过度开放的资源与平台，水平参差不齐的翻译人员，美剧的译制片一般都是正规翻译人员，相对有更加严谨的翻译知识与综合素质，且上架的监管力度与审核标准要比互联网高很多。考虑到各种报批、审核的繁琐程序、字幕校对的影响，需要配备专业的翻译团队，因此美剧的译制时间较长，字幕的制作速度比不上互联网美剧，更新的时间与频率都略占下风。网络美剧存在多资源、多途径的字幕翻译，而美剧译制在字幕组的引进上已有相当长的历史，程序比较老套。国内对美剧的引进速度着实比较慢，往往在对一些有质量的美剧进行选择后，译制工作才慢慢开始。对于美剧译制片，翻译作为一个初始起点，译文需要导演、口型师片方、演员的层层审核，可见制作之繁琐。
在字幕翻译的表达上，美剧的译制并不像互联网美剧的字幕表达一样娱乐化、网络化，对一些新奇词汇和流行语录的运用程度不及。更多的是忠实于剧情本身，直译的成分要多一点。
三、结语
我们从网络美剧的字幕翻译对比美剧的译制过程看两者各有的特点，且针对人群和审核的过程、质量、呈现的翻译结果都略有不同。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的发展对美剧的传播是必然的结果，也使得很多质量高低水准不一的美剧字幕翻译作品更多地呈现在网络上，供不同的审美爱好者欣。但对比美国电视剧的字幕翻译与制作过程，也应看到所存在的缺点与不足。多元传播文化的现象是值得肯定的，如果在两者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能够取长补短，互相结合，则对美剧翻译作品质量进一步提升、美剧在国内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都会产生有利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耿芳.美剧《生活大爆炸》字幕翻译评析[D].中南大学，2014.
[2]江盈盈.浅谈美剧字幕翻译技巧—功能对等理论下的美剧字幕翻译[N].海外英语，2010（11）.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网络文化研究中心资助科研项目（Web Culture Project Sponsored by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ase of the Sichuan Provin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WLWH15-40。
作者：冯德平 杨颖
英美网络文化研究论文 篇3：
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伦理文化
摘要：文学与科技的对立肇基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威胁的恐惧，而非对科学本质的怀疑。然而当二十世纪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入侵入文社群，文学工作者是否还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压力下，寻找一个共生的环境，实为当今研究文学与科技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本文试图从共生的结构中，寻找文学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去发掘自己的研究与论述空间，也阐明这些论述与研究有何前景与局限。
关键词：英美文学 网络伦理文化
一、文学研究与计算机科技的萌芽期
计算机科技进入英美文学研究大约开始于六零年代。1966年结合人文与计算机信息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创刊，开启了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尤其是mainframe)来处理文学文本的学术研究。((文学与计算机研究的方向)，页136)。早期的文学与计算机研究偏重文学计算，也就是使用计算软件或是索引工具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性与作者文风，两本人文与计算机方面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及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可代表整个研究的方向与成就。(Potter 401－29)。一方面，英美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为工具，从事文学计算工作，然而另一方面，不少文学工作者透过其文本或研究来探讨这两者间的对立或共生关系。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科幻小说与科幻小说研究。笔者在一篇(文学与科技的交锋：从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谈起)的文章中，提及科幻小说的主题与内涵，可以看出科技优越性与人性的关怀一直是人文与科技对立所关心的主题。笔者罗列了八项科幻小说的主题：1、人文世界的理性与合理化的解释(魔鬼总动员)；2、未知世界的探索——地心探险记、星际巡航记、外星人的传说)；3、乌托邦的记忆与建立(反乌托邦的省思——美丽新世界)；4、文明与科技的怀疑(科学怪人、机器人的神话、网络上身)；5、人文的关怀(生态与科技——侏罗纪公园)；6、视学与想象力的开拓(时间机器、星际大战、回到未来)；7、超人神话——机器战警、生化人、超人；8、后现代社会的省思——网络的虚拟世界。(页5)。从此窗体可以看出，人文对科技的关系正从对未知世界的探险、怀疑，转化成想象力的开拓与科技世界的人文省思。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权威式的扩展，逼迫文学工作者不再仅仅认同网络科技威胁论(如网络上身)，更进一部探讨人工智能的运作与网络上的文学断裂现象(fragmen－tation)。这一波的文学与科技的交锋，将从文学工作者的私人空间移到科技学者的网络空间。作家或研究者，开始在计算机上寻找创作的可能性，想象网络出版、多媒体创作、人文数据库的建立以及思索网络的群体与个体疏离等问题，这将开启另一个纪元的英美文学研究。到底这一波的因特网对英美文学研究有何影响，其对文学研究是否产生质的变化或是理论架构的重整，将是关心文学研究者不可忽略的议题。
二、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发展
J.Hillis Miller在一篇讨论文学研究在网络时代的文章中(“LiteraryStudy among the Ruins”)引用Derrida的话说：“…an entire epoch of so－called literature，if not all of it，cannot survive a certain technological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s(in this respect the political regime is sec－ondary)，Neither can philosophy。or psychoanalysis，Or love letters…(58)。Derrida对文学的悲观来自于对数位文化的不信任。他认为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似乎摧毁了传统文字印刷力量、文本与人的互动(或感动)关系、以及手写文字的文化意涵。比较了一般手写书信及电子邮件，就可以看出Derrida的焦虑。
Derrida的这种焦虑其实呈现了网络发展带给人文研究的一种质与量的改变，也反映了自十八世纪以来人文与科技的对立与紧张关系。诚然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 vs，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以下仅对这些议题提出其现在与未来的发展及检讨。
(一)因特网与图书馆
在一篇讨论图书馆与internet的关系文章中，David S.Miall引用Jean－Pierre Dupuy的论点，指出信息的普遍性往往造成一种heterono－mous behaviours(无自决行为)，也就是依赖外在权威，缺乏个人自主的改变或成长。这句话隐含，太多的网络信息的一种iatrogenic disease(1406)。这可从现今很多学生以剪贴网络数据当成学期报告，毫无个人见解，看出弊端。Miall又指出，纵使现今的虚拟图书馆数据丰富，但是其检索方法以keywords为主(包含全文检索)，而非以观念来检索，对人文研究来说，非常不合适。姑且不论网络上的数据正确性有待商榷，纵使网络数据也非所有文学研究者参考的数据主体，据其统计，文学研究的数据仅有36％被数字化置于网络上，大部分的数据仍是纸(1408)。但是现今学者及学生太依赖网络及数字图书馆，仅以网络上找得到的数据当成其研究的主体。此外网络资源的组织及结构仍不如传统图书馆，因此其数据甚为不稳定与不确定。Miall也指出，于小屏幕上阅读文字，也让阅读吸收及流畅度变得极度困难，此部份我们将在阅读超文本部份讨论。
网络上的数据，除了一般图书馆的专业制作外，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种risk of spurious interdisciplinarity(1412)，Miall说：The availability ofacademic discourse at aU levels on the Internet brings the risk of flatteningthe structures of knowledge，making them largely invisible to the Web－surfing students or incautious scholar，Induction into a discipline is a mat－
ter not only of acquiring information but of assimilating a set of theoreticalframeworks，assumptions，and practices that can take several years tomaster。(1412)将网络当成文学研究的图书馆，其风险甚高，往往丧失了研究的自主性与言究资料的完整性，最严重的是其所造成的提供了廉价与虚假的知识结构。
(二)颠覆文本
虚拟图书馆所呈现的数字信息往往是一种超文本，George Landow等学者所提倡的超文本阅读，可说颠覆了传统的文本结构。以超文本来创作或是阅读成为网络时代的一种后文学现象。
然而超文本阅读或是创作，真的是打破线性阅读或是开启阅读与研究的新天地吗?Miall指出，超文本研究(或是其它非文字的文本研究)，往往重视媒体本身的研究，降低了研究的议题多元面貌。而超文本的阅读，虽号称创作不同、提供多元，其实却是制作同构型及连续性。(1412)。因为其超级链接乃是经过设计，其多元化是作者的单一化，指导读者按照其所定的“线性”来阅读，反而不如传统的纸本阅读，由读者来主导，更加具主导性。此外计算机屏幕阅读，限制了阅读长度及流畅度，伤害了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
此外，文本的无限延伸，反而减低了文本本身的主体性，到底文学研究的文本在哪里?文本是否应具普遍的文学价值或美学观，都造受了严格的挑战。
(三)文化研究
网络对文学研究另一个最大的冲击是解构了文学研究，将文学研究带入了文化研究。当Miller呼应Derrida的看法认为在网络时代，文学(或文学研究)势必没落，但是他不像Derrida那么悲观，他认为文化研究代之而起，将会文学研究开启另一个论述的战场。透过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反省，Miller认为文化研究将文学研究边缘化，或是替代了文学研究。例如，对美国大众文学的文化研究，让我们置身全球化及网络化的场景中，不至于缺席或是格格不入(64)。他又指出单纯的英美文学研究会越来越边缘化，在整个英文文学研究范围中，其它地区的全球化视野会更加宽广，纽西兰、澳洲、非洲、印度东亚等以英文创作的文本会受到重视，放在文化研究的范围里，这些English studies更具全球化意义，他说；“Thefuture of literary study in the global university lies in a reconfigured Corn－parative Literature，This means a broadening to include the literature ofnon－European countries，features of cultural studies，forms of rhetoricalstudy and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art forms。”(64)。
1997年的一月号PMLA以文学教学为主题全面探讨文学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取向。Biddy Martin在该专号的介绍文章“Teaching Litera－ture，Changing Cultures”中，首先忧心过去二十五年来文化研究入侵美国大学的文学教育机制，是否威胁文学教学的纯粹性与主体性。Martin在以下的历史回顾中，指出文化研究与文化运作，帮助我们“expand ourpractices in new directions”(页7)。当为教育学者，we must providestudents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methodological knowledge necessary forreflecting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writing becomes literature andfor using literary texts to explore how aesthetic objects relate
to other discursive objects or to broader social formations，(1z)，
Shanker在论及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时，说：“Cultural studies is areproach to literary criticism’s restricted specialization”(260)，他又进一步指出：“Nevertheless，cultural studies has provided m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purse interests in film，ethnography，popular music，and adver－tisements。as well as literature。tha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in tradi－tional literary criticism”(261)，身为一文学老师，我们应该had a strongsense of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literature but debatedopenly with one another over the relations among historical context，po－litical investment，and aesthetic values，学者都指出文化研究其实是文学研究在网络科技下的一项转变与生机，也为文学研究找到了社会发声的管道，证实了文学研究的社会面向与“实用性”。
三、结语：前景与盲点
网络开启了信息的无限性，但也创造了信息的不稳定性，将网络当成虚拟图书馆，正反映了这图书馆的本质一一虚拟性与不真实性；而文本与超文本的模糊界限，也正瓦解了文学研究的本质，传统的文本研究(tex—tual studies)丧失了其正当性，文本与本文的不可分割，也正考验批评者的美学观，到底有无所谓的文学价值(values)或是文学品味(taste)呢?而文化研究扩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但也同时挑战文学研究的主体性，文学研究非存在于文本的美学研究，而是一种外缘研究，文学本身是否在这种外缘研究中，受到重视呢?还是被边缘化了?虚空间的跨时间与空间研究，让我们思考全球化、主体认同等主体，但也窄化了研究者的思考空间，网络文化研究并不等于文学研究、主题研究并非文学研究的主战场；跨学科的理论建构，对于建立论述权威(discourse authority)大有助益，但是沉迷于各种社会科学的分析、类化及术语中，也同时忽略了文学中的异质性、主观性(或感性与非理性)、及神秘性或不可知性(agnostic)的迷人之处。总之，拥抱科技或置身网络，如果是文学研究在二十一世纪的一种宿命，如何短暂的脱离与批判，也正是文学研究者不可抗拒的任务。让我们与科技共生，也让我们与网络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诚如<骇客任务)中的Neon一样，进入虚拟、掌控虚拟，回到现实、体验原始。”
作者：于茵 高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