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习性文化理论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我国优质文化的历史源头，一直都是中华传统文化。它不仅是我国文化的灵魂所在，更是优质思想政治理论的重要基础。它不仅具备着关于思想政治的基础理论，在其内在文化中还涵盖着较多的思想政治教学观念与方法。
习性文化理论论文 篇1：
中西语言里的文化
“文化”真是个奇妙的词，今天的世界须臾不可无此君。衮衮诸公由文化而扬名，纷纷世事标文化而通行。如果两个年轻人吵架闹离婚，大家会说那是由于他们性情脾气不合；如果两人中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外国人，大家就会说那是由于文化不同。这桩离婚案的动机也立刻就有了某种重大而不容商量的意味，而一切谁对谁错的讨论也无由谈起了。当代的谋士们宏论高发，宣布我们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多元文化时代，每一种文化都有在太阳下存在的权利，所有的文化将要在平等的前提下自由地竞争雄长。海内的文化官员们摩拳擦掌，要发扬光大中华文化，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除了想要多招徕海外游客增加旅游收入以外，发扬中华文化的口号确有使国人意气风发的功能。受洋人的气一百多年了，现在也该让我们正宗纯粹的中华文化在世上露露脸了。可是，爱讲中华文化的人却很少想到“文化”这个词实际上倒可算是个正宗纯粹的外来词。中国传统里是有“文化”一词，那是“文治教化”的简称，意义很窄，纯是从治理国家角度而言，且不常用，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它的出现寥寥可数。如果我们只用汉语本来的“文化”，就不会有今天常能看到的像“军事文化”，“武侠文化”这样的名目，除非把它们当作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冤亲词”来使用。现代汉语里的“文化”是西语“culture”的汉译。日本的兰学高手们从中国古籍中找出“文化”两字来对译“culture”，西风中的中国接了回来。旧字新义，乘着眼熟而大行于世，今天竟成了汉语中使用率最高的词之一了。然而这毕竟是个外来词，要弄清它的意义还得追溯它在西语里的根基。
在西语里“culture”是一个意义非常复杂多变的词，泰里 ?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他写的《文化概念》一书的开首就指出，“文化”是西方语言中意义最复杂的三四个词之一。他的这个断言重复了二十多年前雷蒙 ? 威廉姆斯分析“文化”这个词时的说法。可见“文化”意义的含混由来已久。“文化”含义之丰富多变，与这个词在西方语言里的悠久历史有关，它的所指的微妙变迁，恰好见证了西方文化的沧桑历程。
“文化”一词的起源朴实无华，它来自于拉丁语colere，指的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活动“养殖”或“种植”。现在人们一说“文化”就想起诗书礼乐，殊不知文化原是根扎在泥土之中的。西语中的“文化人”本来是胼手胝足的劳苦人。即便现在，在英、法、德语中“culture”一词还没完全与其根源断离，在许多场合能表示这个古老的意义。但从十六世纪起，培植庄稼牲畜的意义被转而用来指培植人的精神和学识。“culture”的这个隐喻义渐行渐远，最后竟附庸变大国，取代了其原义而成了这个词最常见常用的意义了。但是，一离开了物质世界，“culture”这个淳朴的词就无可挽回地走上了一条纷乱错综的无尽歧路。它所指的东西越来越多：人的举止修养，社会的风尚习俗，文学艺术，哲学科技，等等，都能被标志为文化。而且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景里文化所指的对象会不断地变化。在所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意义变化中最令人惊异的是现代以来文化概念的特异化。
当“文化”一词开始被用来指人类的精神成长时，文化表示的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文化是人类精神的高扬，是人类本性的升华，是天下人可以忘一己之私心而共通声气的大同之音。一曲《欢乐颂》表达了全世界人民的美好希望。然而且慢，说到这儿马上会有警觉的论者打断道，贝多芬的音乐和席勒的诗都是欧洲文化的产物，拿这种特定文化的东西来代表全人类显然是臭名昭著的欧洲中心论的流毒，表达我们亚洲人或中国人的理想的应该是我们自己文化中的作品才是。这种理直气壮的文化本位论今天我们常常能听到，它离过去的文化观念不啻有天壤之远。在过去的时代里，文化是融合人的催化剂，是个体得以获得价值的公分母。证之于中华文化，我们看到，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东亚大陆上，不管你是燕赵之士还是来自吴楚泽国甚至扶桑列岛，都会认同于华夏文化之中——那传绪久远的大家视为共有的神话，诗歌和典籍等等提供了一种共同的语言和从属感。在这宏大的文化面前，人们各自的差异都只是些无足轻重的习性癖好而已。吴公子季札聘于鲁观周礼，一一评点，如数家珍，决想不到划个“你们鲁文化，我们吴文化”的界限。反观欧陆也大致相仿。中世纪以来的欧洲人，不管是出身在伊比利亚还是远居巴尔的海畔，都认同于那个用拉丁语记载的共同文化。各国王家宫廷里总是聘用一群来自别处的谋臣学者。文化的这种大同作用从十八世纪以后就慢慢淡了。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大作家、《基督传》的作者勒南觉得要提醒世人，“在法国文化，德国文化，意大利文化之前有个人类文化！”但是持普世主义文化观的人注定是在逆历史潮流而行。现代以来“文化”不再以这种笼盖一切的单纯形式出现，在“文化”前面总有一个限定词：“某某文化”。这是文化的含义和它的社会功能的一大巨变。文化不再聚合人融和人，相反，文化成了标示差别区分人群的利器。人们不再能在文化中找到的跨越个性的共同之处，似乎欧洲大陆或东亚是文化所能包容的最大限度，越出这个大陆就得是另一个文化了。赫尔德的那部未完成的论人类历史的大作是为滥觞。他呼吁，文化应该是个复数名词。不仅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个民族内部的各个社会集团也都有自己的文化。回观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复数的文化可说是十九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发明。所有的差异——地区的、时代的、社会的、性别的——现在都被加上“文化”的标记而正式化了，各种人群都随之学会了把文化看作是伸张自己被压抑被抹杀的特性的旗帜。每当我们听到“某某文化”的论说，那肯定是有人要划出一个圈子讨回某种权益了。文化不再是一个我们捐弃差异取得共识的领域，相反，文化变成了冲突的前线。不仅世人必须尊重我的特性，因为那是文化，而且非我文化者其心必异。文化的这种对立作用在前南地区的各族冲突中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正像伊格尔顿所说，在那儿文化不是个往录音机里放什么音乐磁带的问题，而是要举枪射杀哪个邻居的问题。从鉴赏家们的专爱到内战的起因，文化可真变得难以辨认了。
随着文化被用来为各种各样的差别加冕，文化所指的内容也大大扩张了。过去讲到文化，人们想的是莎士比亚和舒曼，今天则不能不包括四川火锅和倒贴的福字。文化学者们想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文化定义：文化就是一个特定人群的所有的特定实践。这样我们不仅有咖啡文化茶文化，访美回来的人谈起那儿的刺青文化和厕所文化。泛文化风起使文化一词成了高频率用语，但奇怪的是它倒没有像使用过头的硬币那样被磨损，文化还是保持着它的光彩，凡是贴上文化两字的事都骤然带上尊严，使你不得不肃然对待，颇有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日本人为口腹之好而捕杀鲸鱼，引起全世界的抗议。执意不肯放过那些大海兽的东邻回答道：吃鲸鱼是我们饮食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居然能成为为灭绝物种行为辩护的口实。这不禁令人感叹，文化，文化，多少畸事假汝之名而行。
文化之别既大行于世，各色琐事俗务都被纳入文化领域，这使文人们有了个错觉。既然天下事都是文化，那么他们就可以纵谈古今上下而无须顾及什么专业素养了。最近几年来特别时髦的是那些文学博士们扔开自己的专业而大谈政治理论经济制度历史大势。对于这个盛行于当代学术界的现象，伊格尔顿有个很冷峭的评说：“看到那些学的是诗律词韵的人滔滔不绝地谈论后殖民主义、二度自恋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真令人不安。这些题目我们希望最好还是留在那些不这么纤细的手中。但事实是许多专业学者就像靠不住的智囊一样放弃了这些问题，这样就让这些问题落到了那些恐怕是最不适合研究这些问题的人的怀里。文学教育有不少长处，但是有系统的思维不是其中之一。”伊格尔顿的这番话使我们想起了刚来过中国的一位美国后现代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理论大师。令人惊异的是这位文学系的教授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吝赞词，其原因恐怕就是对他来说“文化大革命”并不是铜头皮带的飞舞和牛棚里的血泪，按标准的后现代理论一切都是话语。这十年的痛史只是一篇话语。“文革”的笔杆子们整出来的东西在教授看来还是一篇满不错的话语，可以纳入到他的煌煌文化理论中去，却忘记了在文辞堆起来的文化理论之外还是有个现实存在。
我们生活的现实是不是真的像文化理论家们以为的那样可以完全归结为各种文化并且最终归结为话语？如果我们不像文化理论家们那样只专注于话语，我们不难看到话语后面还有一个现实。话语的价值不只是由所谓文本的“互文性”所决定，现实总是要侵入到话语的舒适体系中来的。是亿万人在“文革”中遭受的灾难使文学教授的精致渊博的理论显得虚妄，而不是相反。这个不那么好摆脱的现实也不是能轻巧地为“文化”所整齐地分割的。现在流行的文化概念以承认差异为基点；以文化的名义人们分辨和确立了种种不同的信念体系和生活方式。然而这种主张平等对待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多样性的文化立场或许转而会成为对人的新的束搏。文化是对一个社团一个人群的特征的类型性概括，但是生活的现实不是由类型组成的。生活是个人的生活，生活的原点是个人。个人不是哪种文化概念可以确定可以穷尽的。如果说文化就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一定文化中的人必定是这种生活方式的驯顺的遵循者。可是人的真正价值在于人的自由发展，在于超越界限的无穷潜力，其中包括文化的界限。超越一种文化必是由于人们在追求更高的价值，这样不同文化形式之间就不会是完全等值的。不管你把文化价值的大小之别称为高低、雅俗还是先进和落后，这不是文化偏见，而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常情。而且，是不是因为你居住在恒河畔的泥屋里而他在曼哈顿的摩天楼上班你们价值选择的动因就一定完全不同？人之所以难以被至今为止的任何理论所把握，就是因为人并不是完全被他的社会关系和他的社会地位所规定，他总有那么一点与他的文化角色错位的地方，有和他的社会环境脱节的倾向。人的天性或许就在于此，或许在这里可看到人性的普遍性。当然，在后现代的今天谈论什么人的天性和普遍原则会显得是太落伍太不合时宜了。然而在人们不假思索地用“文化”这个名词来方便地谈论世上的万事万物时，是不是有一些关于人的最根本的最丰富的东西被流行的文化概念所忽视了？当代话语中最常见的关键词“文化”是个涵义非常丰富的词，但像所有的流行概念一样，也有危险的思想陷阱在里面。
作者：褚孝泉
习性文化理论论文 篇2：
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分析
摘 要：我国优质文化的历史源头，一直都是中华传统文化。它不仅是我国文化的灵魂所在，更是优质思想政治理论的重要基础。它不仅具备着关于思想政治的基础理论，在其内在文化中还涵盖着较多的思想政治教学观念与方法。那么，通过这些理论与方法在我国高校教育中的有效融合，合理的规划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资源，运用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质思想政治理论与观念，以传统文化为载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能够更好的指导我国高校进行深度的思想政治教育，还能够对实际的教学方法起到合理的优化作用。进而全面提升高效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让其变得更加具有实效性。
关键词：传统文化；高校思政教育；融合；具体措施
前言
我国的传统文化，在经受历史的洗礼与积累过程后，不仅蕴含着众多的优质性文化理念，还涵盖着许多的教学方法。那么，在我国教育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政治日益被社会所关注，高校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愈加关注。但以往高校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于枯燥，且教学形式过于陈旧，无法适应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环境。那么，为了提高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的教育质量，就需要在高校深度分析传统文化的特征与现实价值。并通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我国的传统文化，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治理论与方法，运用到高校的思政教育中来优化现实中的高校思政教学观念与方法。
一、在高校思治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
（一）综合分析中华传统文化
在我国众多的语言化系统中，“文化”这一词汇最早就出现在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中。其中的“文”字，通常是说纹理的错综各色；而“化”字，则是生成或者造化的意思。文化，不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沉淀文明产物，更是一种人类文明实践所累计的重要财富。从狭义的角度上讲，文化可以反映出在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主要的形态意识，表明该段历史时期所应用实施的体制；从广义的角度上讲，文化是反映所有人类文明发展时期的综合性文化，是体现人类文明先进的重要表现形式。那么，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或者层面分析文化，它都是具有独立性的个性特征与丰富的内涵，它的内容囊括着众多的知识文化与精神文化，不仅是一种形态，更是人类群体的一种活动。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我国的华夏祖先与传统文化的鼻祖所创造，再通过华夏儿女在经历了我国特色民族文化的历史变迁后，不断增添新的文化色彩与底蕴的中国传统文化。我国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具有四种基本特色。其一，是代代相传的特色。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到现今时代还能够延续的传承，主要是因为它具有代代相传的特色。它能够让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中断地被延续与发展，不断的被每个文化发展时期所运用；其二，是浓厚民族色彩的特色。这种特色是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之处。基于这种浓厚民族色彩的特色，它能夠切实地反映出我国民族文化的特色内涵与底蕴，让每个时期的人们对我国的民族风俗风情、民族习性、民族传统品德、民族特色语言、民族特色的精神形态等都有深刻的了解，从而充分彰显出我国传统文化中，民族特色的真实魅力与民族特色文化价值；其三，是悠久的历史特色。在众多的历史文明创始地中，中国是最重要的创始地。它不仅有着五千年之久的人类历史文明，还有着空前的文化融合性，它是中华华夏祖先与儿女共同缔造的历史文化成果。我国的传统文化并非是历史陈列品，而是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文化果实，是华夏子孙流淌在身体里的新鲜血液。因此，传统文化不仅具有历史性，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我国属于双重性的传统文化，主要是由于这种文化既包含着传统的文化理论，又蕴含着每个人类文明发展时期的文化内容。而传统的文化理论又具有着永久性，而每个人类文明发展时期的文化内容又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双重性的文化特征。而基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双重性特征，我国为了实现新时代的传统文化变革，就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有效的转变，留下积极有教化寓意的文化理论内容，把封建保守的文化理论内容剔除出去，并跟随时代的步伐，不断的融入先进的文化理论内容。以此，来丰富我国的传统文化内涵。
（二）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现实意义
首先，它是建设中华文化思政教育的关键因素。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悠久历史，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坎坷磨难后，才取得了如今辉煌成就，造就了当下一直被人们所传承与弘扬的中华文化。那么，通过把传统文化与高校的思政教育融合到一起，不仅能够更好的教化我们的高校学生拥有最高尚的思政品德，还能够让高校学生切实领略我国华夏文明的思政精神。让传统文化的三观与现实的三观相融合，给予高校学生最客观而真实的三观理念。让传统文化与现实思政文化中的核心内容相互磨合，让高校学生对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有更加深刻的认知与理解，并通过传统文化精神与客观实践的并行发展，建设出最有现实价值的传统思政教育大环境，培养出高素质的高校人才，切实的满足国家对传统与现实相结合的综合性文化人才的强烈需要。
其次，为培养我国高校学生高贵的品格铺下坚实根基。高贵的品格，一直以来都是高校培养学生最为基本的教育原则之一。那么，通过传统文化融入到高校的思政教育中，让高校学生的文化精神與思政品德和谐统一的发展。通过传统文化的教化作用，让传统思想内的高尚品德汇入高校学生的内心深处，让他们体味这种高尚节操的独特之处。再加之现实的思政教育理念，让一切高尚的思维理念包裹着高校学生，让学生提高对自己的品格追求，升华自己的道德与品德修养。这种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理论，以现代化教育形式的新型思政教育方法，不仅实现了传统文化理论与现代化教学形式的结合，还能够提高理论与实践的现实作用。切实的满足如今高校的思政教育需求，培养高校学生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与高贵的中华品格。
最后，提高高校思政教育应对全球文化发展的时效性。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各种错综复杂的文化不断的融合发展，这对于我国高校的思政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那么，通过传统文化融入到当今的高校思政教育中，不仅能够有效的降低全球文化的强烈冲击，还能够提高其在应对全球文化发展的时效性，设防于西方不利于高校学生思政教育的理念与文化，并将我国古典的传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通过利用传统文化的优质文化资源，提高高校思政教育的文化底蕴，为其内在的文化资源增添更多的色彩。
二、探究制约高校思治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的问题因素
（一）在高校思政教育中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被削弱
当今是科学技术兴盛的时代，为西方文化的传入提供了契机。西方文化日益传入我国的文化领域，导致我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力被日益削弱，很难再发挥出原有的影响力。据相关数据统计，针对于节日的话题上，越来越多的高校学生忽略了我国传统的节日，却日益崇尚西方的洋节日，这种节日文化的走向十分不利于我国传统文化节日的继承发扬，导致我国许多传统节日被人们所淡忘。
多元化的社会文化，是如今社会观念发展的动态表现。基于这种文化现状，导致我国的传统文化被不断的压缩，很多优质的文化内容与观念变得模糊不清，很难再发挥出原有的教化作用。随着互联网的日益盛行，越来越多的高校学生迷恋于网络交流，而忽视了最传统的交流方式，导致我国传统的交流文化被忽视殆尽。而传统文化交流中所崇尚的互帮互助，友好精神被高校学生所淡忘，在高校学生实际的人际交往中存在着严重的缺乏集体意识与观念的现象，不利于高校学生的身心发展，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缺失。
（二）高校思政教育与传统资源文化存在比例失调情况
多数的高校在进行思政教育工作时，并没有联系到传统资源文化。在具体的高校思政教育环节中，并没有增设传统资源文化的内容，并没有把传统文化的教化观念与高校的思政课题教育相结合。因此，传统资源文化中所包含的优秀思政内容与观念，并没有融入到高校的思政教育中。这也就无法使传统资源文化，在现实的思政教育中发挥出优势作用，更无法让高校的思政教育工作变得更具有现实意义。虽然，目前有些高校增设了关于传统文化的相关课程，但往往都是形式化，并没有实际的主旨内容与鲜明的主题观念，因而并没有实际意义。
（三）严重缺乏专业的传统文化教师队伍
据相关数据分析，多数的高校并没有设置传统文化教育课程。而少数的高校虽然开设了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但却存在着教师队伍严重不足的现象，很难做好对高校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工作。而这些在岗的传统文化教师，多数都不是传统文化专业的教师，而是临时接受这项工作的其他学科教师。这些教师在进行传统文化课程教学时，往往认准传统文化的死板教学理念，却忽视了传统文化教学也具备时代性。因此，在进行教学时，还是停留在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法中，严重缺乏师生间的沟通交流，更缺乏更多的实践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目前的传统文化教学，出现根基不稳定的状况，很难可持续的发展。
三、分析高校思治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的具体措施
（一）协调好社会文化价值观与传统文化
其一，把优质的传统文化内容与观念发扬与继承下去。在众多的传统文化内容与观念中，既有优质的，又有封建的。因而这就需要我国的高校针对传统文化内容进行综合性研究分析，要坚持取其精华原则，对传统文化进行分类整理。最后，把优质的传统文化内容与观念融合到思政教育中。从而协调好社会文化价值观与传统文化，让二者互相融合，互相发展，提高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时效性与可持续发展性。
其二，剔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迷信思想文化内容。要以除其糟粕为原则，对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迷信文化内容与思想理念，进行合理的剔除。为我国高校思政教育提供健康向上的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与思想理念。协调好社会文化价值观与传统文化，让高校的思政教育不受封建文化的影响，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与优秀的传统文化，让我国的高校思政教育变得更具有现实意义，全面提升高校学生的思想文化素质，为我国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二）调和好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的比例
在高校思政教育中，应该增设关于传统文化教学的课程，加强对高校学生的传统文化教学内容。大力推行选修与必修的传统文化课程教学大纲，在整体的文化教学结构上要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政教学比例的一致性，一定要不偏不重，讓高校学生深刻认识学习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政文化有着同等的重要性。针对传统文化教学内容上，要深度挖掘涉及到思政教学的内容，并结合实际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教授给高校学生。这种教学不仅具有更高的实效性，还充满了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不仅提高了高校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进一步认知，还强化了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文化。
（三）重视建设专业的传统文化教师队伍
对于没有设传统文化教学的高校，要进行传统教学教师队伍的组建工作。聘用具备专业化素质与能力的传统文化教师队伍，定期组织专业教学能力考核评估，以不断的提高传统文化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与教学能力；而对于已经开设传统文化教学的高校，要对其实际的传统文化教师队伍进行有效的完善工作。对于并不具备专业化素质与能力的传统文化教师队伍，要进行全方位的专业培训，让传统文化教学能力较强的教师来进行后续的教学工作。此外，还要吸纳更多的传统文化教学专业化教师人才，定期组织高校的传统文化教师进行教学能力大比拼。以此，来提高传统文化教师的竞争力，让他们在自己的教学领域中不断的探索研究，促进传统文化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后发挥更大的优势性作用，从而培养出具备良好传统思政品德的高素质高校学生。
四、结束语
对于我国的高校学生教育来说，不仅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还要进行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的做到文化教育不忘本的基本原则。通过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的融合，让我国的传统文化为如今的思政教育增添优秀的文化内容与观念，让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精神传承下去。高校学生在接收思政教育的同时，更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帮助高校学生构建起优秀的思政品德与精神，充分迎合当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高校学生充满了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从而让良好的思政教育文化，在高校学生的内心世界根深蒂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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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宏宇
习性文化理论论文 篇3：
习性·场域·资本
摘要 在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社会文化理论体系中，习性、场域及资本这三个中心缺一不可、互为补充。本文将从分析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并结合三个互为补充核心概念，诠释“男性统治”的权力空间建构。
关键词：皮埃尔·布尔迪厄 男性统治 习性 场域 资本
一 引言
在当今法国，皮埃尔·布尔迪厄是自萨特和福柯之后最引人注目的知识分子，其研究领域涉及到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科学等。跨学科的研究促使布尔迪厄向当今的科学分类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在与常识决裂的过程中，布尔迪厄竭尽全力，以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和既定思想的方式进行思考，并致力于发现被习惯意识所蒙蔽的事实。在其著作《男性统治》中，布尔迪厄通过实证考察，对卡比尔社会进行了人类学的研究，揭示了今天存在于男性和女性无意识中的男性中心世界观的永久性。
《男性统治》，亦如布尔迪厄本人一样，颇具争议。罗歇·波
尔·德鲁瓦认为《男性统治》这本书中充满了悖论，因为人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很难确定“他是加强了他所分析的统治进程，还是帮助削弱了统治进程”。而马克·郎布龙却认为，《男性统治》这个文本是布尔迪厄以往作品脚注的一种编篡，而非学术革新。在克里斯蒂安·戈丹看来，布尔迪厄书写《男性统治》的目标并不满足于理解世界，而是改造世界。这诸多的反对声似乎更证实了男性中心世界观的永久性，也体现了布尔迪厄一以贯之的研究态度。本文将从分析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并结合其以往构造的理论和概念系统——习性、资本以及场域，诠释“男性统治”的权力空间建构。
二 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
“场域”、“习性”以及“资本”三个概念在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理论中起着核心组织作用，贯穿于其所有的社会实践理论体系。然而，对这三个概念的理解并不能单独孤立地进行，其定义也务必被置于概念本身所构成的理论体系中，即：从外部行动者在社会空间所占据的位置“场域”，行动者行动的动力资源“资本”，从内部揭示构建行动者和各种性情倾向的“习性”。以此在认识论上做到了逻辑贯通，又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其中，“习性”概念是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根本性概念工具。在其最初的定义里，布尔迪厄倾向于强调习性对行动模式和认知能力的体现，以后则转向为强调人类行动的性情倾向和实践性特征。由此得出，“习性从客观形塑方面是被结构化的结构，从内在生成性而言是建构中的结构”。简言之，“习性”已被置于历史的宏大叙事结构中，自然而然地被接纳到统治者的社会结构中，成了社会舆论共同作用的产物。此外，布尔迪厄还将身体社会学作为他更广泛关注的习性概念的一部分，在考察卡比尔社会的实践中，他从分析女性身体习性出发，以揭示男性统治的奥秘。
“场域”概念包含了涉及到艺术、科学、宗教、权力以及法律等多个场域的综合，因此，场域概念也演变成了由无数个体所构成的多种场域之间权力的争夺，即社会行动者加入的社会游戏的概念化。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化中，他把场域界定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网络”，能站在这一客观关系网络最核心位置的往往是把持这一权力争夺场域中权力的行动者或机构。因此，当一切社会游戏都演绎成各场域之间的权力争夺时，“男性统治”在男权社会也就想当然地把持了整个场域所构成的关系网络中最核心的位置，并赋予其合情合理的解释。
“资本”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旨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积累表现下的阶级剥削。而在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体系中，“资本”却成了社会场域中的活跃力量。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有别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因为除了经济资本外，他还提出了以非经济形式出现的“资本”即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首先，作为一种非物质资本，文化资本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了的，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其次，社会资本是整个现代社会赋予有闲阶级的某种高贵的头衔或称谓，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以物质资本的形式存在。再次，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都不是孤立的理论范畴，必须将其置于由资本、场域和习性等范畴构成的社会实践理论体系中来探讨，才能把握其真正的涵义。在《男性统治》中，布尔迪厄对文化资本经济功能、符号暴力以及女性或男性“习性”的培养进行了探讨，并以文化权力为轴心，结合卡比尔社会的理论实践，阐释了男性观念下的权力空间建构。
三 《男性统治》基于习性、场域、资本的权力空间建构
布尔迪厄一生从事于社会领域中存在的统治关系的研究，在《男性统治》中也同样体现了这样的主题。他试图揭露男性与女性之间权力话语的争夺与放弃：男性统治者将他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女性被统治者从而获得了话语权，而女性却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并参与到对自身的统治中。为了阐释这种潜藏于男性和女性无意识中的“性别统治”，布尔迪厄大量分析了女性“习性”以及男性气概在社会中的构建，并进而引出权力场域中资本的争夺。其中，他提到，人们会无意识地接纳男性秩序的历史结构；而为了思考男性统治，甚至冒险援引本身就是统治产物的思想方式。在这里，布尔迪厄其实表达了男性统治在男权社会通过对女性习性的合法化而实现，而女性在此只是男性权力场域中能为其带来荣誉或社会地位的符号资本而已。
1 男性统治，女性服从的“习性”
在布氏的理论构架中，对“习性”概念的理解应是建立在对整个世界错误认识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在社会权力场里男性占据了绝对优势，而整个社会也在不断地错误暗示妇女们应当绝对服从男人的统治；另一方面，对“习性”概念的阐释务必体现一种社会空间与身体性情之间双向的辩证作用。在对身体的社会构造中，布尔迪厄认为，“占统治地位的认识模式使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持否定态度”。因为女性自身的身理特性和男性统治社会秩序的规律性，妇女长期以来被委以低级的社会位置，从事艰苦、低级和琐碎的事物，并被整个男性统治的社会排除在最高级的任务之外。因此，女性的身体除了作为男性视觉下的尤物外，还被人为赋予了外在的社会符号，从而将女性培养成了具有女性“习性”的、社会建构的妇女。在对女性身体的社会建构中，女人通常被看着是一个否定的实体，只有缺陷才能确定其作为女性而被否定的社会身份，这一切“都倾向于对女人实行限制，让其囚禁在一堵看不见的围墻之中”。而正是这种女性“习性”的内化以及男性气概的强势使男性统治得以实现并加强。
不难看出，“习性”在布尔迪厄看来是象征化、符号化地体现出生产行动的“建构中的结构”。同时，文化、趣味和符号交换又使“习性”变成了男性统治合法化的身体性机制，而女人所依存的社会环境极大地塑造并限制着女性的心理机制，迫使其想当然地接受基本的生存境遇，从而使所有现存的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平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由于女人的“习性”注定了她们要象征性地服从和受人摆布，并且在男性中心观念的社会里，她们所追求的目标只有在男性中心观念中才能找到根源，因此，女性只能不断确认被男性观念合法化了的女性习性，听从男性的统治。
2 男性统治的符号“资本”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是“积累性的劳动，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这种劳动（资本）使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在对统治者权力话语的探讨中，明显感觉到布尔迪厄对非经济形式资本的钟爱，因为文化资本非常适合于将社会特权的世代传承合法化，而社会资本赋予了这一特权阶层某种社会资格，正是这种社会资格让男性统治者占据了显赫地位并享有某种特权。可以看出，在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框架中，“资本和权力是同样的东西，在一定的社会法则下相互转换”。
通常，男性中心观念的社会体现了男女之间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不对称。在男性身份与女性身份对抗的社会空间中，资本的分配决定了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男性位于社会空间的高层。男人成了资本的主体，而女性却成了象征资本的物品或符号出现，其功能旨在帮助延续和增加男人所把持的符号资本。因此，在作为主体的男人与作为交换物的女人之间，作为生产和再生产的负责人和主宰的男人与作为这项劳动被转化的产品的女人之间，形成了根本的不对称。当符号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获得大致构成可能的积累时，妇女价值的唯一体现便在于可供男性获得名利与荣誉的社会资本。女人在此成了社会资本的附庸，而男人成了主宰一切的统治者。因为文化资本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而文凭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起着界定社会等级持续的作用。这种界定使男人和女人分处社会等级结构的不同位置，以此来确定男女之间不可通约的价值尺度。当文化资本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经济资本并被男性所掌控时，女人的命运便受控于男性统治之中。
3 男性统治的权力“场域”
“场域“体现为权力关系中各种力量的“博弈”。身在其中的人或机构因处于不同的位置而掌握着不同种类、不同数量的资本，而这些资本既包括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也包括了社会资本，甚至是符号资本。不同的位置或不同的资本或利益，意味着博弈者在社会场域中所占据的资本或控制的权力的不同。因此，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最本质的特征为行动者争夺有价值的支配性资源的空间场所”。不同场域有不同的占主导性的王牌资本，比如，在知识分子场域里，是文化资本，而在权力场域里则是经济和社会资本。无论是在知识分子场域还是权力场域，女人的习性以及作为符号资本交换而存在物品已经注定了她们永远无法参与到其中，争夺有价值的支配性资源。因此，在《男性统治》中，布尔迪厄提到各场域相应的职位时说道：
工作的领域充满了小小的职业隔离群（医院、院长办公室，等等），这些隔离群几乎起到家庭的作用。在这个家庭中，部门领导几乎总是一个男人，他行使一种家长式的权威。他一方面工作繁重，另一方面，为主要是女性下属提供一种普遍化的保护。
在女性职位的描述中，布尔迪厄指出，女人几乎总是被规定为次要角色，久而久之，女性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在各场域的权力位置之外。
由此可见，在各权力场域中，均表现出男性的公共空间和女性的私人世界之间的对立，公共场合和家庭之间的对立。这样的对立决定了女人在大部分时间里被放入家庭空间，而男人却被放置到权力场域的资本争夺中。这样的状况在男性中心观念的社会里便成了整个男权社会的共同期待，而且，这样的共同期待被反复灌输的所谓女性“习性”给整合了。
四 结语
布尔迪厄认为，无论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还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都无益于揭示社会世界的真实逻辑。因此，他从实践理论出发，演绎出关注实践、关注身体的社会学理论概念：习性，场域和资本。
就如人们无意识地或习以为常地接纳男性秩序的历史结构一样，布尔迪厄却在《男性统治》里按照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范畴里，揭示今天存在于男性和女性无意识中的男性中心世界观的永久性。此外，他还从女性身体习性出发，发掘出男女之间权力空间建构以及象征资本争夺中女性的弱势地位。同时，布尔迪厄指出，作为男性统治的权力空间建构是源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构造，而男性中心的根据本身就建立在男人和女人被指定的社会地位区分的基础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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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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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罗克·华康德，郭持华、赵志义译：《解读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资本”》，《文化研究第四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6] 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刘武，男，1976—，四川简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西方文化、大學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外国语学院。
作者：刘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