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苗族传统文化中的学校教育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由于父母外出务工，贵州省松桃苗族农村地区的儿童由祖辈、亲朋或父母中的一方监护，这使得他们从小就缺乏正常的家庭教育，同时把教育的重任更多地推给了学校。而这里的学校教育因沿袭着全国升学教育的办学模式，教育内容、方法等与苗族儿童的生活相脱节，无助于他们获得在本土社会生存中所需的知识，不能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苗族传统文化中的学校教育论文 篇1：
贵州苗族地区教育发展对苗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影响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贵州苗族社会的发展，贵州苗族传统文化发生了剧烈变迁。在引起贵州苗族传统文化变迁的诸多因素中，由教育发展而引起的苗族文化主体理性的变化是导致贵州苗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内在根源。
关键词：贵州苗族地区;教育发展;传统文化变迁
贵州苗族传统文化的变迁不仅受到客观外部环境的深刻影响，同时也与文化主体自身的主观因素密切相关，人们将这种主观因素称为“生活理性”。那么，何谓生活理性呢？所谓生活理性，是指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超自然存在、人与文化等的关系中形成的某些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这些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主要包括积极适应现实环境，勇于改变历史传统，追求特定价值需要的实现等。生活理性是引导人们调整自身的观念与行为以适应现实环境和自我需要的理智性力量，是利用和创造文化事项为具体生活服务的一种行为态度和思想自觉。生活理性根植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实践当中，体现的是人民群众追求衣、食、住、行等现实需要的满足，文化主体生活理性的变化是文化变迁的内在根源。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贵州苗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当地苗族民众的生活理性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主要从文化主体适应理性、经济理性、价值理性的变分析说明贵州苗族传统文化的变迁，为人们了解苗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变化提供全新的视角。
一、文化主体适应理性的变化导致苗族传统文化变迁
文化与文化主体的生活实践水乳交融，文化既是满足文化主体当下生活的手段和工具，同时又是文化主体对现实生活主观选择的结果。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文化主体现实生活对文化客体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主体的现实生活需要及其发展变化是文化发展变迁的内在动力。有关研究者虽然对“生活适应”（简称适应）的界定各不相同，但他们对“生活适应”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生活适应”就是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这种过程既是个体为维持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而改变自己行为的一种连续性历程;同时也是一种内在的状态，是逐渐发展并且永无止境的过程[1]。从这个意义上讲，适应理性是文化主体在现实生活实践中主动调整和变革自身的观念与习惯，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立场和态度。在当代社会，贵州苗族人民的适应理性主要包括对现代新生产生活方式的适应和对当代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的适应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对非农生产生活方式的适应，后者则主要包括对现代主流文化事项的仿效。贵州苗族礼仪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化，在当今日益发展的工业社会中不占主流，亦可以说是一种处于边缘境地的亚文化体系。在现代化进程中，贵州苗族民众为了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进行平等交往，他们在交往过程中常常隐匿自身的文化身份和传统习惯，而以社会主流文化的特征和行为方式进行交流，以此消除交往障碍和心理隔阂。正是在这种文化心理的支配下，许多苗族传统文化在与现代主流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逐渐消失。
第一，对现代汉语的适应导致苗族语言文化衰落。改革开放后，贵州苗族地区教育发展使广大苗族青少年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许多苗族青少年学习汉语并熟练地使用汉语进行交流，他们逐渐变成了“双语人”。进入21世纪，即使是七八十岁高龄的苗族老人，他们也能使用当地汉语方言进行简单交流。随着汉语使用范围的扩大，贵州苗族村寨中的双语人变得越来越少，说汉语的苗族民众越来越多。苗族语言传承的衰微，使贵州苗族语言文化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第二，对现代汉族服饰的适应导致苗族服饰文化衰落。20世纪90年代末，在现代化和城镇化的推动下，贵州苗族社会被卷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了适应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贵州广大苗族青少年主动放弃自己的传统民族服饰，改穿汉装，苗族传统服饰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当代贵州苗族青年对本民族传统服饰的普遍疏离表明他们在与汉族人民的长期交往中逐渐认同并接受了汉文化，这是当代贵州苗族青年对汉文化价值观念积极适应的结果。
第三，对现代婚恋习俗的适应导致苗族婚恋文化衰落。改革开放后，贵州苗族民众的传统文化观念逐渐被打破，他们对异质文化具有了更强的包容性。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仅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摧残着贵州苗族传统社会缓慢的生活方式，使当地苗族传统婚礼习俗简化，而且现代社会频繁的人口流动和异质文化的融合破坏了贵州苗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环境，使苗族传统婚礼习俗走向衰微。
二、文化主体经济理性的变化导致苗族传统文化变迁
第一，经济理性的发展导致苗族文化主体丧失。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贵州苗族民众的经济发展意识不断增强。广大苗族青壮年纷纷走出家门外出谋生，他们长期脱离本民族传统的生活习俗，脱离苗族村寨的传统文化环境，在异质文化的熏陶下渐渐背离本民族传统文化。苗族文化主体从乡村流向城市，必然促使部分苗族传统文化走向消失。
第二，经济理性的发展导致苗族传统节日文化衰竭。改革开放后，随着贵州苗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当地苗族民众千方百计开发利用传统节日发展地方民族经济。为迎合旅游发展需要，节日来临前地方政府组织苗族青少年集中进行迎宾礼仪、传统服饰传穿戴和酒礼歌等培训。节日期间，历经培顺的苗族青年穿上传统民族服饰在村边路口迎接客人，向客人唱“拦路歌”，让客人喝“拦路酒”，礼仪古朴，民族文化氛围十分浓烈。从表面上看，开发利用苗族传统节日有利于苗族文化的繁荣和复兴，但是利用节日文化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文化变迁现象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第三，经济理性的发展导致苗族传统民居服饰式微。改革开放后，一方面，随着贵州苗族社会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部分木工师傅外出务工，苗族乡村从事木工业务的人数减少。许多苗族民众只能仿照汉族楼房样式修建房屋，新建的汉族洋房改变了苗族吊脚楼的传统结构。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轻工业纺织技术的发展，大量汉族服装销售到贵州苗族地区。苗族民众为了降低制衣成本和节约劳动时间，他们宁愿到市场上购买服装，苗族传统服饰逐渐被汉装代替。苗族传统民居服饰的消失，使苗族传统文化所依存的外部环境遭到破坏，苗族传统文化随之消逝。
第四，经济理性的发展导致苗族传统酒礼文化淡化。改革开放后，一方面，随着贵州苗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米酒的生产和销售规模日益扩大，人们可以直接到市场上购买各类酒水。广大苗族妇女认为传统酿酒工艺既耗时又费力，因而她们逐渐放弃了苗族传统的自酿米酒的习俗。贵州苗族家庭传统酿酒习俗遭到抛弃，随之而来的苗族节日酒礼、婚丧酒礼、祭祀酒礼等习俗也日趋淡化。
三、文化主体价值理性的变化导致苗族传统文化变迁
“价值”一词是经济学、伦理学、美学等诸多学科广泛使用的概念。在通常的理解中，价值与理性的意指、旨趣和致思方向各有不同。理性的探索主要指向求真的过程，价值的关怀则关联着向善的过程。但是自哲学产生后，价值就意指“客体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对于一定的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2]此时，“理性与价值及其所内含的真与善之维便与智慧的探索结下不解之缘。”[3]当价值与理性结合起来形成价值理性时，这种理性便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那么，究竟何谓价值理性呢？价值理性是指“主体在具有一定现实性的计算、计划基础上对特定价值目标进行确信、欲求的主观态度和取向”，是“人类所独有的用以调节和控制人的欲望和行为的一种精神力量。”[4]改革开放以来贵州苗族社会教育发展所带来的苗族民众价值理性的变化，必然导致苗族传统文化的变迁。
第一，苗族文化主体价值理性的变化导致苗族建筑礼仪被遗弃。改革开放后，在贵州苗族地区，现代砖混结构的汉族楼房逐渐流行起来。当地苗族民众将汉族洋房看作是舒适、美观、整洁的居住环境的象征，他们认为拥有现代汉族楼房就意味着拥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在这种价值理性的支配下，一旦他们拥有经济实力和建房需要时，他们就会竞相修建现代汉族楼房。贵州苗族传统民居被抛弃，从而导致苗族传统建房礼仪消失。
第二，价值理性的变化导致苗族服饰礼仪汉化。改革开放后，贵州苗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交往日益扩大，汉族服饰不断渗透到贵州广大苗族地区。当地苗族人民认为汉装款式多元、设计合理，既美观大方又穿着方便，具有时代化特色。随着贵州苗族民众审美观念的变化，他们纷纷改穿汉装，当地苗族民众对本民族传统服饰的背离，必然导致苗族传统服饰礼仪的衰落。
第三，价值理性的变化导致苗族信仰礼仪衰微。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和国家教育逐渐在贵州苗族地区普及，在科学精神和无神论思想的熏陶下，当地苗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部分苗族民众开始反思神灵的力量，并对神灵信仰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出质疑，将部分灵信仰和传统巫术视为迷信。贵州苗族民众信仰思维方式的转变，表明他们对苗族传统信仰文化的价值判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是导致贵州苗族民间信仰礼仪衰落的重要原因。
总之，文化并不是与人相分离的外在客体，人在文化中，人化世界就是文化世界。文化主体并不是要刻意固守或改变自身的文化形式，他们在不断改变自身生活实践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创新或改变着自己的文化形式。随着文化主体生活实践的变化，当他们不再把陈旧的文化习俗作为其现实生活的导向时，文化的原生价值和意义也开始消失了，陈旧的文化形态就会被新的文化事项所置换。因此，只有深入分析苗族文化主体在生活实践中行为逻辑和观念图式的变化，才能真正揭示出苗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内在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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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增基，等.理性精神的呼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
作者：李能 罗连祥
苗族传统文化中的学校教育论文 篇2：
苗族传统文化对苗族农村儿童的教育影响
摘 要 由于父母外出务工，贵州省松桃苗族农村地区的儿童由祖辈、亲朋或父母中的一方监护，这使得他们从小就缺乏正常的家庭教育，同时把教育的重任更多地推给了学校。而这里的学校教育因沿袭着全国升学教育的办学模式，教育内容、方法等与苗族儿童的生活相脱节，无助于他们获得在本土社会生存中所需的知识，不能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其生长的环境及孕育其中的文化，充分发挥民族文化对儿童的教育影响，以弥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足。
关键词 苗族 传统文化 古歌 教育
1 松桃苗族地区儿童教育的现状调查及问题分析
1.1 家庭教育
选择松桃苗族自治县作为田野调查点，是因为这里苗族人口比重大，苗族文化相对保存良好。松桃苗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梵净山东麓，地处湘、黔、渝两省一市结合部。全县国土面积3409平方公里，总人口73万，其中以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68.1%。本文以松桃苗族自治县的黄板乡为考察点，对其下辖的当摆、大寨、卡罗和纳冲四个苗族村寨进行调查。
黄板乡位于松桃苗族自治县境内北部，东北部与松桃县长兴镇接壤，西部与重庆市秀山县梅江镇交界，南连蓼皋镇。这里人均耕地面积少，而且旱地多，农作物主要以水稻、玉米和薯类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有烤烟、茶叶和中药材等。黄板乡下辖28个行政村，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8%。此次调查对象共有152名儿童，年龄在3至12岁。其中127名儿童的父母双方或一方到沿海或内地的较大城市务工，余下的25名儿童的父母或在家务农，或在县城等较近的地方打短工。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的儿童由祖辈或亲朋监护，父母中一方外出务工的儿童则由留下来的另外一方照顾。
这些苗族农村儿童的监护人由于年纪较大、每天忙于农活以及文化程度较低和溺爱等原因，使得他们无法承担起教育的重任。尤其是祖辈或亲朋监护，因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他们只是负责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至于其他的诸如道德方面的教育，他们只能进行简单的说教。而在外务工的父母由于不在子女身边，对其心灵关爱不仅少，其影响也非常有限，更多的是留在物质层面上。这种种原因致使这些留守儿童缺乏的家庭教育，正常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得这些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例如尊老爱幼、关爱父母等良好的道德行为不能得到有效的赞扬和鼓励，更得不到强化。而在其成长中出现的一些反社会行为，也因没有受到相应的惩戒和教育而得以更改。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儿童道德行为观念的活动和亲社会行为的出现都是观察和替代强化的结果。因长期缺乏祖辈和父母的家庭教育，这无疑会导致苗族农村儿童成长过程中出现这些道德行为。
1.2 学校教育
对于3至12岁儿童而言，他们很多的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祖辈溺爱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产生了严重的缺陷，从而造成在苗族农村儿童教育方面学校教育尤为重要。而在升学教育和“城市取向”的办学模式下，这里的学校教育存在着一种“舍乡取城”的趋向，学校的办学宗旨，教学方法仿照城市教育模式又不能有效结合办学地点的实际情况，导致所传授的知识无助于苗族农村儿童获得其在本土社会中生存所需的知识和资源，与苗族社会功能脱节，在松桃苗族新农村建设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教育无法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正常家庭教育的缺失和学校教育的弊端迫使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教育模式，以促使苗族农村儿童健康成长。
乡村儿童教育应该有效链接知识和现实社会。使儿童徜徉在文字知识和乡村社会文化底蕴中。苗族农村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其赖以生长的环境及孕育于其中的乡村文化。乡村是苗族农村儿童成长的地方，他们在这里习作嬉戏。乡村文化渗透了他们的每一个生活细节，是他们生活“智慧”的源泉。在这些乡村文化之中蕴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随着外来文化的渗透，乡村文化逐渐瓦解、衰落，但它对于在乡村成长的少年们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乡村教育离不开乡村生活、乡村经验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乡村少年的生活与经验又融入了乡村文化之中。
2 苗族古歌对松桃苗族农村儿童的教育影响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不同品质和富有个性的人，而这离不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每一个人都属于一个特定的民族，他（她）的成长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民族文化体系，每个人都很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本民族文化的立场看待事物。松桃苗族村寨中生长的儿童从小受民族文化的熏陶，其知识经验、技能等获得离不开其生长的环境及孕育其中的文化价值体系。为此，我们要充分发挥苗族文化对苗族儿童个体成长的影响。
因没有文字，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苗族只能借助服饰、歌唱等非文字的方式传承和延续本民族的文化。其中苗族古歌就是苗族传承文化和记录历史的重要载体之一。苗族古歌也叫苗族史诗，是苗族诗歌中的一种。它是苗族古代社会的“编年史”，是苗族先民的“百科全书”，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在苗族群众的生活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日常生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以及祭祀等各种活动都要传唱，是苗族群众记录历史、获得祖先遗留下来的各种传统美德的重要途径。同时，由于苗族社会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些以古歌等为依托的习俗，它们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反过来又渗透于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规定人们的生活实践。
2.1 苗族民族历史的教育
松桃苗族隶属于东部方言区苗族，旧时称为“红苗”，我们可以从古歌文本《苗族古歌·部族变迁》中追溯松桃苗族的迁徙发展史，“古时苗人住在广阔的水乡/古时苗众住在水乡边的地方/打从人间出现了魔鬼/苗众不得安宁/受难的苗人要从水乡迁走/一支苗人住旺几的城池……一支留在溆浦（今湖南的一个县）/去麻阳就住麻阳（今湖南的一个县）/从句吴的水乡迁来/沿水乡边的陆地找地方/来到吉吼（今湘西乾州）的地界/来到吉首（今湘西州府）的地方……一支去往平款/一支去往酉阳（今重庆市酉阳县）……一支来到镇竿（今凤凰县）/一支来到料高（今松桃县城蓼皋镇）……苗人又发满了盆地坝坪/苗众又发满坡满领。”这首古歌告诉我们苗族的迁徙路线和松桃苗族的发展史。通过这首古歌，我们知道，苗族在从北方在迁徙时，其中的一支留在了松桃，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后，演变成今天松桃苗族的分布格局。
因古歌多是在喜庆、祭祀、婚丧嫁娶等重大场合演唱，有着场景宏大、听众多年龄阶段性、氛围严肃等特点，很多有关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等知识在这种超自然的情景下，以唱与听的形式传达给到场的苗族儿童。它不仅丰富了个体的生产生活经验，也增加了苗族群众个体间的文化共识，更实现了苗族文化的传承。这比儿童在学校所受的单纯的说教要深刻得多，而且这些关于苗族发展的历史也是学校教育的教材中所没有的。
2.2 劳动意识的教育
松桃苗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恶劣的自然环境、生活的艰辛迫使苗族群众为了生存而不停地劳作，这使得他们养成了辛勤劳动的习惯，并形成了勤勤恳恳、艰苦朴素、励精图治的优良传统美德。关于劳动，古歌中有这样的内容，“上得坡，下得坡，一家生活才好过；上不得坡，下不得坡，一家老少没吃喝”它告诉我们，劳动对于苗族群众生活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在《苗族古歌（二）种植歌》中，在盘古开天地后，为了生活，苗族人学会了“从恼土开始发明凿石取火，寻柴来烧，炒菜用油，吃菜放盐”，“立屋兴用茅盖/起屋用树做顶/用锅来弄菜/用鼎来煮饭/用皮带装水/土洞装米/用牛耕田”，“开荒要留沟，留沟让水流，把水引到田里，好在田里养鱼”等基本的生活知识、经验和技能。
而在调查中，80%以上儿童很少帮助家里做农活，也不会做农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这些苗族儿童多是祖辈、亲朋或单亲监护，出于对儿童的关爱，可这也养成了儿童好吃懒做、怕劳动的坏习惯。让儿童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并习得一定的劳动技能，不仅要通过学校教师的和家长的教导，还应该充分发挥苗族传统文化及蕴含其中的文化习俗对苗族儿童的影响。在松桃苗族农村地区，苗族群众通过古歌的传唱以及生活中对子女进行相关的教育，并通过每天的辛勤劳动为子女树立榜样，让子女养成了劳动的意识和习惯。苗族儿童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由于亲身经历、感悟，很自然地逐渐形成劳动的意识和习惯，获得劳动的技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苗族农村儿童适应乡村生活。
3 教育的再思考
儿童的成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学校教育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要使民族地区的儿童在其所生长的乡村社会中变成一个完整、适应现代社会的“人”，就要在学校教育之外，充分发挥民族文化对儿童的教育影响，以弥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足。
基金项目：铜仁学院2011年院级科研立项项目“苗族传统文化对苗族社区儿童教育的影响研究”（TH 1114）
参考文献
[1] http：//www.songtao.gov.cn/zjst/stjs/34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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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占杰
苗族传统文化中的学校教育论文 篇3：
海南苗族民间音乐传承现状研究
【摘要】本文主要对海南苗族同胞聚集地的民间音乐进行研究，了解其传承现状及传承危机，鼓励苗族民间音乐回归传统，提倡社会加大力度保护苗族民间音乐。
【关键词】海南苗族；民间音乐；传承
海南苗族是海南岛的世居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五指山、琼中、保亭、白沙等地，人口位居海南少数民族人口的第二位，据2000年全国人口第五次普查资料，海南苗族人口为61264人，占海南总人口的0.81%，人口仅次于海南黎族，其中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是海南苗族最多的省直辖性质单位，有苗族人口11715人。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一些传统苗族风俗习惯及音乐文化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年轻一代的苗族同胞们大多不愿意去传承本民族的音乐文化，正是由于苗族民间音乐面临着失传的危机，海南省政府公布了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把海南苗族民歌作为保护对象之一，可见海南苗族民间音乐的重要地位。笔者试图通过田野调查，揭示苗族民间音乐传承方式及现状，以加强保护。
一、海南苗族民间音乐家族传承现状
（一）五指山南圣镇牙南上村苗族民间音乐在家族中的传承现状
南圣镇牙南上村位于五指山市的西南部，距南圣市集3千米，水流端急的南圣河流经此地，牙南村通行苗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金门方言防海土语。没有本民族文字，使用汉字，老年人会使用苗语、黎语和海南话，中青年会使用苗语和普通话。牙南村2000年时共有159户，895人，97.7%为苗族。青少年初中毕业后大都外出打工，主要分布在广东省和福建省，男子从事建筑工作，女子多从事餐饮业工作，村中只剩下老人、小孩及一部分中年人，40岁以下的中青年大都不会演唱传统的苗族歌曲，只能演唱一些新编苗歌，50岁以上的老人有一部分能演唱传统的苗族歌曲，但也只能演唱几首。据我们的调查对象黄小英介绍，20世纪70年代时，有很多人在晚上农闲时会围坐一起唱唱苗族歌曲，现在推广普通话，小孩子大部分都说普通话，有些不会古老的苗语，她自己会唱的传统苗歌也很少。经过大量的走访我们了解到1950年后，苗族迁居平地，开始了种水稻，种经济作物，饲养牲畜，发展手工业等经济生活，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更加丰富了苗族民歌的内容。爱情歌在当地仍有一部分老人会唱，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是苗族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挑选如意情人的形式之一。每当夜暮降临，小伙子们就三五结伴，翻山越岭，蹚水过河，到别的村寨去与姑娘对歌，寻找自己的心上人。情投意合的对歌往往从夜晚唱到天亮，又从天亮唱到天黑，几天几夜不休。苗族情歌旋律柔和优美，富于抒情，常常是男女间低声对唱。从形式上看，情歌有独唱，有对唱；从篇幅上看，有长歌，有短歌；从内容上看，有倾诉爱慕之情的，有表达失恋伤感的，有追求自由恋爱的。苗族情歌反映了苗族青年纯真和不畏艰难险阻追求美好爱情生活的理想。但这种形式在年轻一代中已经不流行了，大部分年轻人和汉族青年一样以自由恋爱的方式选择对象。45岁以下爱情歌的传承人已经没有了。在走访中，我们有幸能听到黄小英的妈妈70多岁的苗族歌手陈兰花演唱的传统苗族歌曲《种山栏》和《水淹歌》。古老质朴的苗族歌谣，让我们感受到了苗族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但也让我们感叹这种原生态的音乐传承在族群内部的传承渐渐衰弱。
（二）琼中县湾岭镇南毛村苗族民间音乐在家族中的传承现状
南毛村位于琼中县湾岭镇，坐落在黎母山脚下，地理位置在琼中并不算偏僻，村子大约40户人家，人口约360人。与牙南上村不同的是琼中县政府大力发展种植业，种植了许多有价值的经济作物，如琼中绿橙、龙眼、南药等市场前景较好，大大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经济水平，因此南毛村中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上过高中。南毛村通用的语言有苗语、海南话、和普通话，老人大部分不会使用普通话。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村中大部分年轻人毕业后也选择外出打工，只有在农忙时节会回家充当劳动力，村中只剩下中老年人和小孩。最近几年琼中县政府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每年农历三月三举办黎族、苗族歌舞晚会，除了表演黎、苗族歌舞外，当地苗族人喜欢在节日这天用一些特殊的植物汁液，做成红、黄、黑三种颜色的饭。大部分人能演唱新编的苗族民歌如《门哈乖》《走村歌》等，45岁以下的中青年大部分也都不会演唱传统的苗族民歌。村里的李连英是有名的苗族歌手，也是我们的调查对象，据她本人介绍，她会唱几首古歌如《水淹歌》《九娘歌》等。“古歌”是海南苗族古老的民间头口咏唱文学，反映了古代苗族人民对人类的起源、民族的渊源、自然界万事万物由来的解释。苗族古歌大多是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来叙述、解说，唱起来别具地方韵味。劳动类的歌曲她能演唱《砍山种山栏》《打猎祭山神》等。垦山种植、蜡染织绣和狩猎是海南苗族社会传统的生产方式。过去，苗族在深山老林之中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砍山、烧山、种山栏是其主要的生产劳动，渔猎是苗族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这些传统的苗族歌曲也是她妈妈陈菊花用口头传唱的方式教给她的，她会唱的也不是很多，有时镇里或村里举办一些活动，邀请她演唱，多数演唱的是用海南话改编的苗族民歌，一些传统的苗族民歌大部分人听不懂，尤其是年轻人都不喜欢听。现在她的孩子们上高中时就一直在外面，毕业后也留在县里，平时回家的时间较少，所以他们也不会唱苗族传统歌曲了。通过对其他村民的走访调查，许多孩子在没有接受教育之前，家里的长辈也没有教唱苗族儿童歌曲或宗教仪式歌曲，年纪较小的孩子都不会唱苗族传统歌曲了。
二、苗族民间音乐在学校中的传承现状
学校教育是个各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海南苗族民间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将反映当地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状态。笔者重点调查了南圣镇中心小学，五指山市第一小学，三亚市荔枝沟小学，琼中县中学，琼州学院附属中学等学校，通过对调查结果分析，各学校的音乐老师均不会在课堂中教授苗族民间音乐，这些老师毕业的学校也未开设过相关的音乐教学课。在教材的使用上，也没有专门的苗族音乐教材，所使用的教材均为九年义务教育统一的教材，学生只会唱老师所教授的音乐课本上的歌曲及流行歌曲，对学习苗族民间音乐不感兴趣。在走访中，我们听到学生们课间操所使用的音乐均为节奏欢快的流行歌曲，学生们非常喜欢，老师们也为音乐编排了相应的律动。由此可见，苗族民间音乐在学校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
三、苗族民间音乐公共场所及特殊节日的传承现状
苗族人民居住的地方，都配有村委会和相应的社区服务，每个社区配有广播和多媒体设备。每天都会播放一些歌曲，但遗憾的是，播放的都是流行歌曲。社区工作人员也表示无奈，因为音响出租店里出售的大部分都是流行音乐，只有少数几张海南话演唱的改编音乐，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不想再听了，所以，社区只会播放流行音乐了。
最近几年，各地方政府也加强了对苗族文化及民间音乐的保护力度。在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开展一系列的文化及音乐活动。例如五指山市政府举办的黎族苗族传统竞技体育项目，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获胜者可以赢得小奖品。
请来有制衣技术的黎族苗族同胞，现场制作民族服装，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现场试一试。晚上又安排了黎族苗族音乐晚会及对歌活动，可谓非常丰富。琼中县政府在“三月三”这天也安排了一系列活动，这里的苗族同胞喜欢用一些特殊的植物的汁液拌在山栏糯米中制作成红、黄、黑三种颜色的米饭来食用，让大家参与制作。组织苗族同胞参与“走村”活动，这是一种传统的习俗，苗族青年通过走村对歌寻找自己的爱人，当然也少不了黎族苗族歌舞音乐晚会。让大家都能感受到节日的气氛。虽然各地政府想在一些传统节日来宣传苗族传统文化及音乐，但是在节日中表演的一些民间艺人们，大多年事已高，年轻一代又不想学习，在特殊节日过后，苗族同胞又恢复以往的生活，苗族民间音乐又回到无人问津的状态。
四、如何解决苗族民间音乐面临失传的问题
（一）注重家族成员的文化素质培养，加强政府对家族传承的鼓励和资金投入，鼓励对非血缘人员的技艺传承
教育对于每个人来说十分重要，一个人的文化素质提高了，思想觉悟也会得到提高，而提高一个家庭成员的文化素质同样很重要，使家族成员意识到即使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也要将技艺传承给下一代及所有想学习的人，从事不同工作的家庭成员也可以在工作之余，多参加苗族的传统活动，在活动中学习苗族民间音乐，更好的感受音乐环境。
（二）高校要加强学术价值对家族的回馈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背景下，苗族同胞们觉得他们的音乐开始变得值钱了，外面的人收集走之后很少有人会回馈给他们。所以，高校学术机构对开发苗族音乐文化所取得的成果，要给以一定的回馈。
（三）加强苗族民间音乐的音响资料的保存
音乐是一门听觉艺术，所以听觉感受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般文本资料无法替代的，目前只有少数机构保存有一些文本资料，专门的音响资料保存非常匮乏。如果有专门把家族的苗族民间音乐录音并做成音像资料收集起来，并回赠给家族，在家族传承中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四）学校与政府带动下的文化机构传承相结合
当今社会网络是一种重要的传媒工具，政府相关部门可以收集整理一些重要的苗族音乐视频资料，在网络上播放，学校及一些公共场所也可以进行音响视频的播放，让学生及社会各界对苗族音乐文化有更直观的认识。
五、结语
现今，苗族民间音乐出现传承危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时代不断进化的结果。对于苗族民间音乐文化，我们不能一味的要求苗族同胞们恢复到以前的原生态生活状态中，也不能让它自生自灭，社会各界应该提高保护意识，让苗族民间音乐文化能更好的在民间传播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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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世娇（1980—），女，海南陵水人，琼州学院艺术学院实验师，研究方向：音乐理论。
作者：王世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