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国际传播学深度探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在我国，传播学虽然发展时间较短，但已经作为一个热门学科进入了大学的学科建制，但在各大学纷纷设立传播学院(系)、开设各类传播学课程的繁华背后，却鲜见有本土传播学理论出炉。反思传播学以及传播学理论发展的现状，我们认为传播学要想从热门学科走向成熟学科，必须依靠扎实的理论建构来巩固符合身份品质的话语权。
国际传播学深度探究论文 篇1：
把握学科思维转型 搭建华夏传播理论矩阵
摘 要：在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形势下，作为传播学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石，学科理论的创新改革是实现传播学学科教育转型的关键环节。目前，传播学理论教育存在着“西学东用”的在地化断裂和西方经典理论力有不逮的两大困境，需要从学科思维转型和华夏传播理论建构两方面着手，探讨高校传播学理论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学科改革;传播学原理;新闻传播教育;教学改革
一、引言
在传播技术的加速革新推动下，整个信息传播系统、传播生态实现了颠覆性改变[1]。全球传播业的延展变迁，影响着对传播人才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要求，成为牵动传播学教育改革的核心力量。细数中国传播学教育的历史渊源，1978年传播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引入中国学术土壤已有40余年。值其发轫之初，正是大众传播的黄金年代。以2002年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四所高校开设传播学本科专业为标志[2]，中国传播学的本科教育即将迈入第19个年头。自传播学引入中国以来，针对传播学教育改革的讨论始终热度不减。学科教育概念、教学队伍组建、培养目标设置、课程分配方式、专业方向划分、人才职业规划等，均属于传播学学科教育为适应时代发展而一再呼吁的议题[3]。以世界一流大学的传播学教育为例，围绕传播学教育该如何适应新的传播实践，并就革新专业性进行了深切的探究，希冀以广博的眼光和创新的思维，为我国高校传播学教育在“融媒体”时代下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科学方案与合理建议。
尽管有许多学者关于调整培养方案和探索学科建制等方面提出的系统性思考常见诸文端，但面对新技术和媒体融合的时代冲击，传播学教育产生了桎梏于西方理论框架和理论知识繁殖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在革新知识体系的当下，中国传播学教育需要前瞻但更需要回望[4]，“传播学原理”作为一门阐述传播学基本原理与方法的重要课程，更加需要深刻剖析自身，反思理论延展维度的方向，以及明确自身在转型时代的责任与定位。学者张天培[5]在访谈喻国明时明确指出当下理论发展滞慢——从传播学、国际传播学发展角度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第三人效应”之后，在整个传播学界基本上都未曾出现广泛认可的传播理论，未能在学术领域形成一定的聚焦或达成某种新的洞见，更无法对整个传播学教育起到系统性指导作用。立于“传播学原理”课程的改革契机，需要廓清当下现有理论发展的迷思，探寻学术创新改革的途径，希冀助力中国传播学研究改变现状、走出“困境”，实现超越。
二、高校“传播学原理”课程改革的两大困境
1.“西学东用”的在地化断裂凸显
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传播学的应用性、包容性和互文性，使其日渐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6]，国内传媒领域运用西方传播学解释中国现实状况的依赖性与日俱增，然而伴随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程度加深，西方理论无法有效回应中国社会的规范与治理问题，西方传播理论面对中国国情展现出水土不服的根源性困境日益显著，主要存在于意识形态契合度与文化融合度两方面的偏差。
一方面，传播学起源于二战时期，孵化环境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语境，基本学术观点和学科体系中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色彩[7]。作为大众传播理论的代表，被引进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等理论都起源于资本团体对政策问题的追寻，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组织形态存在诸多认知和价值层面的出入。基于西方历史脉络而提出的传播学与中国国情融合的时候仍存有较大的磨合空间，其理论框架也只能相应解释部分社会问题。有如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只能在特定条件下阐释对应的社会事实，其脱离了西方定义范畴和文化语境则无法在中国本土适用，因此，随意套用西方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并用其标准对中国的社会实践进行衡量，往往会出现“拿他人帽子戴自己头”的尴尬境遇。
另一方面是文化契合度不足，被烙印上“舶来品”的传播学思想基础源于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外向型西方文化，以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源头，崇尚个人、个性，乐于从物质层面考量生命。而以内向型文化著称的中国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的影响，追求集体利益，注重精神层面的超脱。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孕育了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导致了采用西方传播理论解释中国文化现象时无法弥合背后的文化差异。文化背景的缺失为传播学的传入提供的诠释环境不够完善，造成了理解“传播”的思维障碍，加重了“西学东用”的水土不服。
传播学诞生的环境与中国相距甚远，又在学统上与中华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相疏离，而中国传播学术界长期寄望于对西方理论的援用、消化、摄取，致使理论的落地性不足，容易造成如今西方理论“东西相异”的橘枳效应[8]。即努力将源自西方的传播理论知识移植到中国来，跨语境的理论旅行，带来了中国传播理论资源的快速繁殖，但去语境化的理论移植，与中国问题的连接存在根本性断裂，理论缺乏“在场”感[9]。
2.西方经典理论力有不逮的处境显露
传播学科理论的研究与发展，自20世纪以来一直处于一种困顿状态之中。许多广为流传的传播学理论均发轫于20世纪60—80年代，例如使用与满足、议程设置、涵化理论、沉默的螺旋、第三人效果等，但近年来理论研究的“內卷化”程度严重，研究者似乎没有对新的核心传播理论达成共识[10]。新理论发展停滞不前和旧理论适用性受限成为西方经典理论力有不逮的主要表现。
首先，西方传播理论早在引入中国之前便已经遭遇自身发展危机。同20世纪80年代的蓬勃态势相比，西方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理论困乏，较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现被广泛认可的理论。原因在于，美国各大高校的传播学系或研究所的学术性和理论高度呈现被动下降的状态。西方传播学原本倚重为资本抛出的现实问题服务，而当传播研究的新成就鲜见，迟迟不见回报的资本家便不再对研究机构输送补给，随即撤离了学科建设，美国的传播教育因经费短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使传播学陷入了学科的存亡危境[11]。处于自救状态的传播学，为了争取更多经费，常常打出传授“职业技能”的招牌，从人文教育转向了职业训练，就业技能的培训逐渐成为其教育目的。西方传播教育陷入危机之时，恰逢其传入中国之时，因而漂洋过海而来的传播理论本身具有一定的发展缺陷，学科本身缺乏理论积淀的本质状态，以及拘束于西方理论的狭隘圈子，造成了学科发展的自驱性危机。
其次，传统的研究方法遭遇瓶颈期，经典理论受到新型社会规则冲击。20世纪80年代原有的理论集合和系统知识有自身的价值和作用，但无法对当下媒介环境转变而引发的学科发展和突破，以及社会运作产生的新现象、新问题作出清晰的判断与解释分析，呈现出一种力不从心的状态。甚至现今传播事业的信息化与全球化趋势，也早已被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预言并得到确凿印证，然而在此以后传播理论界再没有新型的传播知识来支撑当前的全球传播现状，仍然在利用原有范式来描述当下社会现象。即使学术研究范式随着传播技术在不断演进与发展，在一大批学者的努力下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的成果，但现当代的传播教育还是沿用大众传播时代的理论，部分研究仍然是以新材料填充旧理论[12]，并非为实质性创新。
研究环境的围困使得西方从理论高地降落并处于空转状态，加之高校传授的传播理论知识无法解释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理论力有不逮的处境愈发显著。正如陈力丹[13]所说，如今传播学的讲授已经陷入困境：原有的大众传播理论明显过时了，但是新的网络传播却基本没有理论，只有现象的描述，而且描述本身也往往滞后，因为赶不上传播科技发展的步伐。
三、高校“传播学原理”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
传播学理论课程作为传播学教育的根基，不应该成为知识从一个人的脑袋移到另一个人脑袋里的知识搬家，而更是一种学习“在对话中探索”的方式[14]。以上问题的阐释均对“传播学原理”课程改革形成强烈号召，结合当前中国现实，具体可从重塑学科思维和构建华夏传播理论两方面对“症”下药。
1.顺应媒体融合，重塑学科思维方式
站在技术飞跃的时代口，越是需要精神的关照，越是需要灵魂的统驭[15]。传播学在跨学科意识突贯的影响下，也形成了改变现有学科思维方式的有利条件。首先，增添媒体融合思维，贴合新时代传播发展趋势。经典理论丛生的大众传播时代正在历史舞台上消退，如今万物皆媒的互联网成为传播的载体。媒体融合所带来的社会现实、传播机制、传播效果以及盈利模式等，都发生了复杂变化，理解和把握新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诸如复杂网络、认知神经科学、大数据方法等变得非常重要[16]。因此传播学注重传统教育内容的同时，应该增加非单一“技术传递”的媒体融合思维教育。但加入新元素的同时，需要避免“技术理性”教育思维对传播学人文社科本体属性的冲击和覆盖，这种偏倚“技巧”的做法极易导致对传播学教育复杂性的忽视，从而漠视传媒工作的灵魂所在[17]。因而，重视人本思想教育、练就传播思维的理念同样需要注入传播学基础理论教学的过程之中。真正的思维教育是在基础理论教育之上力求养成学生注重人文关怀的新闻传播思维，使学生拥有教育家刘道玉口中的“思想四力”——想象能力、质疑能力、批判能力和反思能力。既利于塑造其传播专业精神，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简而言之，传播学从来都不是一门单纯的应用性学科，对传播专业学子采取技术训练的培养模式，无法取代“脑”素养的培育，“传播学原理”课程的教育也理应回归人文本体的思维方式，这才是传播学教育发展的长远方向。
2.打好基本功，构建华夏传播理论矩阵
华夏传播研究是传播学本土化的重要研究领域[18]。这一提法最早出现于传播学引进中国伊始。20世纪90年代时曾有部分学者以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为组织机构，开展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华夏传播论》等，而后成果则难以聚合，多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于期刊之上。但是，华夏理论脉络建构进度缓慢，纵览现有传播学界的学术版图，已少有综述性文章顾及这一领域。另外，西方经典理论的补给不足：一是理论研究有所停搁，二是实践应用有所收窄。当代传播学者以“华夏传播”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补给不足，中国传播理论矩阵的搭建仍任重道远。以史鉴今，理论矩阵的建构需扎根中国当代社会实践，提炼独特的传播理念、传播技艺，合力著写理论界的“一咏三叹”。其一，做好对西方理论经验的精炼与本土文化融合。我国当前的传播学研究更多的是在介绍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并力图建立属于我国的传播学理论体系。但正因这一独立的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教育改革还在发展之中，交流与对话才是学术的基础，与经典理论的对话与交锋才是新理论生成的路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既是对经典理论的一种检验，同时也是在不断探索尝试中，找寻属于中國传播实践的一种有效辅助手段。力求文化融合式的“本土化”，利用中国古典思想文化精粹，对西方理论完成化用，实现传播学理论的中国化。其二，开拓中国理论教学课堂，给予华夏理论足够的重视。在“首届新闻传播史论课程群教学改革研讨会”之“传播学原理”课程研讨分论坛中，专家学者们对此纷纷作出阐述。学者刘海龙通过回溯学科历史，强调理论演进要从问题意识中凸显，并将知识“客观化”和“语境化”，以有助于问题困境的解决。学者史安斌表示，应把握当下“西方缺位”的机遇，从人文主义和去西方化两条路径去实现传播理论的重构。学者廖圣清则认为，传统理论可以帮助中国理解“传播”一词的含义与本质，从而构建更明晰的本土化传播原理。学者邵国松指出，西方传播学存在量化主导和选题微观两大问题，而中国人文思维和西方的科学方法思维要做到互相弥补、互相平衡。学者沈国麟称当下的传播学授课以西方理论为主，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分析不够充足，导致学生会过分偏倚西方理论与价值，忽视自身文化与社会的本土性与独特性。本文作者徐明华表示在传播学理论的变革中，既需要不断夯实本土传播的基础与开拓发展，也应当积极吸取其他学派的知识养分。专家学者们普遍注意到，当下“传播学原理”课程的教学工作既需要对西方经典理论进行学习与吸纳，但同时更需要注重中国本土理论的传授和研究思维的培养，对学生施以更多优质的本土理论养料，努力扩大学科目所能及的人类世界。
四、结语
学者喻国明在接受采访时讲到，当今的实践要求培养出来的所有专业人才，都应既具有理论的把握能力、洞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同时又要有大量学以致用的具体技能和方法[19]。智媒时代背景下，传播活动被置于一个更加广阔、深邃的社会空间，传播学的核心概念、理论逻辑和话语体系被不断地解构、重构;西方理论的弊端和限定日益膨胀，与中华文化源流和具体现实的不兼容问题逐渐浮现，本土化理论较为离散难成体系，历经中国土壤培育四十年之久的传播学，依旧没有完成学术意义层次的中国化。而今社会对传播人才的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传播学教育面临巨大压力，高校如何全面创新自身学科“底子”教育和更新教学培养理论，进行专业再造、课程迭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密切接轨，实现专业办学的可持续发展，已然成为亟待探讨的重要命题。
社会对传媒专业人才的需求日新月异，新闻传播学早已突破了原有的专业、学科限制，走向学科融合的道路[20]。这一点符合新闻传播学科鲜明的社会科学特征，但传播教育如果把传媒职业技能放在第一位，永远也追不上媒介技术的迭代速度，技能契合带来的人才市场优势只是暂时的，新闻传播学科思维的优势才是长久的。我们要培养的应该是会运用新闻传播学科思维审视问题的人，是有传播思维、传播素养、有温度的人才。传播教育只有把握“思维”的根本，培育新闻传播思维方式，发掘学科深度，提升专业优势，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总之，我们必须秉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并持之以恒，在全新的格局下，不断地改革与创新传播学教育的工作，全面地提高传播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以满足传媒业界与社会对新闻传播学科教育的期待[21]。只有积极地同各方学术资源深入交流，以更加灵活和开放的姿态，兼容并包，立足于自身办学定位，勇于变革，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专业人才，为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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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晓燕]
作者：徐明华 余檬檬
国际传播学深度探究论文 篇2：
对传播学发展及其理论贫乏状况的反思
摘 要：在我国，传播学虽然发展时间较短，但已经作为一个热门学科进入了大学的学科建制，但在各大学纷纷设立传播学院(系)、开设各类传播学课程的繁华背后，却鲜见有本土传播学理论出炉。反思传播学以及传播学理论发展的现状，我们认为传播学要想从热门学科走向成熟学科，必须依靠扎实的理论建构来巩固符合身份品质的话语权。
关键词：传播学；传播理论；学科建制；合法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播学在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经历了一次爆发式发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老牌名校纷纷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以新闻专业见长的院校也很快将新闻系改组为突出强调传播学的院、系。传播学的发展，一方面标志着我国高校院系调整进程加深和高等教育学科体系趋于丰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传媒事业飞速发展，特别是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行业涌现，形成了对于媒体从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但是，在传播学热闹登场的背后，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原创性、有影响力的传播学理论极为贫乏。若单单因为传播学的时间短、资历浅之故，那么有志于此的学者、学子自然通过努力钻研，应该能够改变这种不平衡局面；而如果这种繁荣局面仅仅受惠于现代传媒事业发展的带动，那么传播学有可能沦为一个美丽的学术“泡沫”。究竟问题在哪里?出路又应该到哪里去寻找?不少学者进行了探讨。有人认为，中国学界目前所理解和研究的传播学，在前期译介过程中出现了误差，并使我们的思维过程产生一些觉察不到的偏执和盲点，有人认为，传播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将来有可能向两方面发展，一方面与其他学科结合成为基础传播学，另一方面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开辟诸多专业领域等。本论文主要对这些问题进行一番理论性的探究。
一、破解传播学学科与理论关系的循环论证
就现状而言，承认传播学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位置，当然意味着传播学赢得了跻身整个社会科学家族的身份确认。但是，要想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必须依靠扎实的理论建构来巩固符合身份品质的话语权。厘清理论与学科的关系无疑有助于我们的思考。本来由于两者之间明确的对应关系，似乎不会引发太多理解障碍，完全可以像理解鸡生蛋、蛋孵鸡一般简单。而一旦突破围绕既成事实的基于习惯的顽固规定性，涉及具有发生学性质的相互关系时，情形便迥然不同了。究竟先有蛋还是先有鸡?毫无疑问，起源与进化两相交织加剧了“鸡一蛋关系”的复杂性。然而，提供解答的尝试又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要诉诸起源与进化。发现这样的关联性当然不能说是得到了答案，但它非常重要——不仅仅在于它为导向解答提供了一条科学的进路，更具价值之处在于我们看到了隐于问题表面之下的“网络”。也就是说问题与解答不是封闭的对应，而应将视线投向更大范围的变量之间的互动。前者将导致循环论证，后者体现了更广阔的历时和共时交织语境下的解释。
浏览国内研究者编、著的传播学教科书或专著，不妨尝试做这样一个检验：究竟有多少关于传播学的解释背后没有潜伏着“顾名思义”的思维逻辑?当其运用以“传播”为谓项来解释“传播学”这一看似安全的写作策略之际，同时埋种下了颠覆传播学存在的种子。如果再进一步，借传播现象古已有之或者同人类一样古老之类说法，以期给“传播”涂抹上几分本体论色彩；再加上大众传播时代的来临或者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等“条件”，以及先行者们的理论贡献，传播学的确立便顺理成章了；至此，我们历经了一次典型的“循环论证”。其中，传播学与传播学理论始终处于互为因果的关系，不同之处也只是因果角色的切换而已，二者的共同前提就是以作为事实的“传播”为研究取向。尽管大众都倾向于认同“事实胜于雄辩”，但是若将传播学和传播理论的根基安置在林林总总的“传播”事实之上，这一貌似合理的路线图将导致传播学走上一条危险旅途。如德谟克利特的论断——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面对汹涌奔腾的事实洪流，当本体性湮没无踪之后，传播学将寻求怎样的依托呢?同样，传播学理论过度依赖对原有事实的分析，随着现象消逝或更新，理论的存在价值将向何处去寻?
考察传播学学科与传播学理论关系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探究传播学合法化的理据或者传播学如何能够合法化的问题。换句话说，传播学要获得并巩固社会科学的话语权，就必须具备“合法性”，并且力求通过提炼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来确立和巩固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这类“元叙事”以传播学理论为载体，不仅规定传播理论的身份认同，而且最终决定传播学的合法性。因此可以这样说，观传播学理论可以知传播学学科之兴衰。现在回头来可以直观上述将传播学和传播理论的根基安置在原有事实之上的危险性，此举实际上置传播学“合法性”于不可知的境地，最终可能落得一声叹息：逝者如斯夫。
考察人类认识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获得另一种释证。至近代以前，人类的知识基本上归于一个整体：哲学作为一个统辖性的科学概念，基本上涵盖了人类所有的知识领域，作为手段和成果的理论相应地具有普适性。在欧洲文艺复兴之人文主义影响下，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世界的方法发生了根本变化：个人理性的复苏、对数学和实验方法的推崇，以及渐次催生出的近代科学。特别是16—17世纪以来，随着研究对象的细分、具体化，逐步形成了结构化的学科体系。相比科学、技术而言，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则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才开始形成。“社会科学”这个术语就是由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孔多塞(Condorcet)于18世纪末期创造出来的。真正作为专门学科的社会学，在19世纪中叶由法国哲学家孔德初创。孔德(Comte)在对整个宇宙现象进行分类的时候，按照各自性质划分了5大类别：天文现象、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物现象和社会现象。对应于各类现象，就形成了孔德著名的科学分类，即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同孔德实证哲学维度不同，柏拉图(Platon)的“理念论”代表了另一传统的滥觞。他认为在可感知的纷繁尘世之外，还存在一个恒常的理念世界。构成理念世界的理念本身分为不同等级，最低级为具体事物如桌、椅之类，而最高级的理念——也是低级理念所追求的终极理念——就是支配整个理念世界的“善”。无论类属结构由合向分，还是理念等级由低向高，都揭示了一个密切互动的逻辑关联：一方面，“知识”作为涵盖宇宙万物和理念世界的总体，包括不同门类的学科和不同层次的理论；另一方面，“知识”本身又构成各门学科和各种理论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就学科划分而言，它们对应于不同的“母题”——在此不妨将此类母题命名为“初级母题”。传播学——其他学科亦是——围绕特定“初级母题”
构成一个自稳自足系统，而且本身也必须拥有构造母题——在此称之为“二级母题”的能力，并能形成一套用于论证相应母题的概念和命题结构，才能实现同外部系统(其他学科)保持着持续的“能量”交换。这样看来，有关传播学和传播理论的循环论证而达到确立领地的努力无异于画地为牢。
二、理论凝聚：传播学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传播学的萌芽与创立，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才告完成。在此期间，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学科门类日益细化，许多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纷纷破壳而出。亚当·斯密(Adam Smith)揭示财富的起源在于分工，涂尔干(Durkheim)则认为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是分工的产物。那么，同样发生在知识领域的分工——学科细化——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发现呢?简单说来，学科分工意味着人类获取知识的触角向广度、深度推进，意味着人类知识量的增长和内容的更新，也意味着科学研究功能的分化。另一方面，正如涂尔干的社会分工理论所揭示的更深层次事实：分工实际上也代表着整合的努力。返观功能分化催生的各种边缘学科——包括传播学在内，正是从根本上传达了知识整合的努力。可是就在这里，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如下悖论：每一门新学科的诞生，意味着作为整体的知识发生不可避免的板块崩裂，分工虽然有助于知识的增长，却也造成了知识话语的陌生化。毕竟，边缘学科不是“强力万能胶”。西方文明的经典文献《圣经·创世纪》中有这样的记载，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亚当、夏娃由于偷食禁果被逐出伊甸园，随着后代繁衍生息遍布尘世，人们决定在巴比伦修造一座通天高塔以接近上帝。但上帝不愿宽恕人的罪孽，于是变乱了人们的语言，使他们无法交流感情统一思想。建造通天塔的工程最终因人们各执己见而宣告失败。其实，将彼“上帝”角色交由“知识”扮演，依旧得到精彩的演绎：一方面，知识创造出日趋多元化的学科体系并为之设计了一个终极归属；另一方面，学科之间又因为各自操持不同的“语言”(理论)而加剧了交流的困难。所以，既然传播学无意也无力负担知识整合的终极重任，那么努力维护基于合法性的自我身份识别将算得上一个合理的选择。也就是说，传播学的母题框架撑起了在知识体系内的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余下的工作将由传播理论来维持系统运行以及同外部系统进行能量交换。
有关传播学的历史及学科定位，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共识。传播学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步萌芽，20世纪中叶正式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学科结构具有交叉性、边缘性、跨学科性等特征。现在，翻看任何有关传播学学科的介绍或论著，读者可以轻易地找寻到(作为一门学科必须具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问题、学科的内部分类以及涉及诸如意义和价值之类意识形态建构。总而言之，传播学这门新兴学科适应了时代和社会需要，早期的学科倡导者也适时地抓住了机遇。从各方面来讲，美国为传播学的诞生提供了一个最适宜的孵化环境，并且借助其与经济实力同样傲人的学术号召力，传播学诞生后在短期内便跻身世界各地大学的学科体系或课程建制。
不论依据严格的决定论还是进化论，传播学的诞生和发展的合理性论据都十分充足，而实用主义者更可以一言不发、面带微笑地从身后拈拎出如山的例证。事实也确实如此，对作为社会现象的“传播”研究和考察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Jaspers)认为，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所经历的“枢轴时代”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至关重要。之所以被称为“枢轴时代”，是因为在此期间人类有意识地建构了若干重要的社会文化价值，奠定了其后继文化体系的根基，从而使人类的历史有别于其他生物的历史。据雅氏界定，中华文明的枢轴时代坐落于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化体系中的许多重要观念在这个时期萌生形成，其核心就是以孔夫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孔子的思想广为后学者研究和阐释，形成了一张覆盖中国悠远文明的观念之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龚文庠教授曾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古代说服传播。基于翔实的史料分析，作者对说服的战略、效果、技巧等进行了系统梳理，其中，有关“传播”的东西可谓俯拾皆是。相应地，处在与中国枢轴时代基本同期、堪称西方文明摇篮的古希腊文明期，也诞生了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三位对后世最具影响的思想家，他们都曾密切关注各类社会现象，提出许多历久不衰的思想观念，其中不乏有关“传播”的理论。另据历史记载，古希腊哲人坚信，一个理想的城邦所包括的民众，应相当于在一个演说者的听距范围以内可以集合起来的数目。由此可见，有效传播的现实成果何其卓著。但由于相关研究或论述零星分散且缺乏系统性，因而“传播”之为学问，在那些时代尚不足以汇聚为一个完整的学术领域。
真正让国内外传播学研习者记住威尔伯·施拉姆(w.Schramm)这个名字的，非传播学学科的创立莫属。虽然施拉姆也曾为传播学贡献了《传播学概论》、《大众传播媒介与现代社会发展》等为数颇丰的理论著述，但实在难以同他为传播学身体力行而奔走、倡导等杰出的组织活动相比。毫无疑问，施拉姆经历了一系列实践和理论垦掘才最终将建立传播学科的想法从个人色彩浓郁的观念转变为事业信念。施拉姆为开创一个全新学术领域而明确设定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传播中探讨诸如拉斯韦尔的“5个W”以及有关战争宣传等一系列问题?
在展开分析施氏传播学观前先让我们回想一下传播学的直系近亲——社会学。这门重要学科兴起的基本前提在于：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推进，“社会”同“自然”两大范畴的对立越来越明显，或者说社会范畴的独立性倾向足以构造一个新的理论网络。社会学的使命正维系在“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社会学向成熟得有些臃肿的哲学引进或借用了一些基本的概念，以建构自己的范畴体系，其中包括人性、社会、科学以及理论的本质，等等。16～17世纪的思想家如莫尔(More)、霍布斯(Hohbes)、洛克(Locke)，18世纪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Voltaire)、卢梭(Rousseau)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顶峰康德(Kant)、黑格尔(Hegel)，都提供了代表不同视角的经典诠释。到19世纪30年代，首先是哲学家的法国人孔德，以其实证主义原则对上述社会理论给以整合，正式提出社会学概念并奠定了社会学之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再加上马克思(Marx)、斯宾塞(Spencer)以及涂尔干、韦伯、西美尔(Simmel)等思想家的多元贡献，社会学的前景一片豁然。
归纳起来，社会学的创立包含着三个不同层面的互动过程。首先体现为理论的综合，建造起能够产生意义的“装置”，其功能对应于著名的康德三大问题之一：我能知道什么。其次，借助理论的概括
性，确定对象的界限并导向事实，可对应于康德的第二个提问：我该怎样做。第三，基于前述内容的新的综合，这不应该理解为简单的终结或开始，而是某种独特的、如米尔斯所说的“品质”的扩渗——即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对应于康德的最后一个问题：我能够希望什么。
回到传播学，透过学科集大成者施拉姆的传播学观，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其中文人的浪漫情绪远胜于哲人的深沉思索。施拉姆对传播学的想象同孔德对社会学的想象相比，前者更接近于提供某种针对具体问题的更适合的解决方案，而缺乏像后者那样倾向于以构成宇宙的现象为本体取向的哲学。相应于上述社会学的互动过程而言，在施拉姆的传播学观主导下的学科建设，以一种功利的或者更合乎经济原则的方式确保了学科建设过程高效运作。这种方式可概括为：简化。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蚕食性理论移植。国内外传播学教科书在论及学科奠基人及奠基理论时，一致择取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4位领域归属不同的学者及其相关理论，并连同其类属各异的概念直接移植人传播学。第二，嫁接性学科殖民。这一点在施拉姆的学术实践中的体现尤具代表性。1943年施拉姆担任爱荷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后，即着手将传播学课程嫁接到新闻学教学中，此举的成功也开创了后来各大学开办传播学的经典模式；另外，施拉姆还谋求在传播学的渊源性学科——诸如社会学、心理学或政治学——中建立传播学。第三，搭乘实证主义便车。传播学最早诞生于美国，传播学诞生的时代适逢实证主义占学术主导地位的时代。在实证主义指导下，同传播学比邻的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等——均取得了大量杰出的研究成果，其中为数众多的内容后来被引入传播学研究领域。通过这样的途径，传播学取得迅速发展应属情理之中。
三、强根固本：以丰富的理论锻造传播学的合法性
但是对于一门学科来说，真正成熟的标准不是热闹的数字展台。让我们假想以下情形：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大堆钞票，暴发户可能做何表达?最大可能有二：要么不知所措，要么极度自我膨胀。究其原因，大多由于过分地将自我系于某种外部标准上。传播学当然不是暴发户，传播学的发展成熟同样需要深厚的内在“品质”。
尽管传播学在创立后的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不凡成就，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灿烂阳光下的“阴影”。同诸多成熟学科——如社会学相比，传播学的基本概念混乱而且缺乏体系化建构，理论原创性不足，理论话语也同边缘学科身份一样呈现“边缘化”倾向，因而最终导致传播学理论缺乏权威甚至“失语”。这样就不难理解，20世纪60年代出现施拉姆疾呼的所谓传播学处在“十字路口”的危机状况，以及贝雷尔森(Berelson)甚至在一篇文章中，针对大众传播孱弱的学术成就，宣称这个领域已经死亡了。其实，引发这种尴尬状况的“种子”就埋种在传播学自身里。另外，实证主义充分参与了传播学学科发展的事实并不能保证它可以被用来征服整个传播学。
毫无疑问，传播与人类的产生和发展相依伏，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播活动，因此相应地也会形成各自的传播概念；具体到每一个人，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就是一张传播之网，传播活动几乎渗透在个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传播为个人提供着社会定位或者说是社会存在的依据。因此，“在传播中探讨”应该意味着对相关现象的研究基础或出发点提供崭新的本体论支撑。其中关键的一环应该在于对“传播”本体的反思性把握，应当将“传播”从作为研究途径或参照框架到重塑为给“传播”提供一种在特定语境内(如社会科学)的解释。乌托邦理想及其实践结果昭示了一句再妥帖不过的格言：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传播学不该是乌托邦。
在传播学发展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引人注目的扩散过程。一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传播学经过40年代的摸索与准备，已经开始为众多更有名望的名牌大学——包括威斯康星、斯坦福等著名大学——所接受，纷纷设立传播学教育课程。除此之外，随着传播学博士人数增加，各大学获得足够的师资人才储备，开始将传播学扩展到本科教育。另外一次扩散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传播学迅速国际化，除了在欧洲外，以墨西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传播学教育。新中国的传播学教育也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发展空间并开始起步。
然而，由于新闻传播事业的特殊性，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将其纳入体制化运作。经验证明，以大众传播为主体的传播学理论之花绽放盛开，必须深深植根于传播实践，并形成一种良性循环：首先从新闻传播实践中吸收丰富鲜活的课题素材，继而将各项研究成果带入实践，这既有利于检验理论的科学性或效度，又能为优化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传播学的应用科学性质以及传播学理论的现实针对性，自然而然地引起人们的重视。由是，我们也可以窥得传播学之作为热门学科的又一深层原因。另一方面，新闻传播事业的体制化宛如一条铁轨，传播学研究可以呼啸疾驰，却丧失了朝向选择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播学从成立那一刻就被植入难以抹去的工具性格，即使同体制化迥异的另一极——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化体制，传播学的工具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将这种状况概括为两种模式：第一，同完全体制化的新闻传播事业相应，传播学也必须面对体制控制；第二，同完全商业化的新闻传播事业相对应，传播学不可避免地为商业资本所利用。对于新闻传播事业体制介于两端之间的国家，其传播学学科也相应地介于上述两种模式之间。其实无论“控制”还是“利用”，除了在语境上存在些许政治色彩和商业色彩程度差异外，本质并无二致。
考察传播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扩散，至少可以分辨出两股动力。一股来自传播学自身，它就像一个挺身站立的婴孩，正迈开蹒跚的步履开始探寻周遭世界。另一股来自国际格局“地层”的震动：席卷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人学生运动和亚非拉美新独立民族国家争取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斗争。本文认为最值得深思的恰在于考察这股动力背后的深层结构，假此途径不仅有助于拨散现象纷繁的雾霭以正视听，而且对传播学研究而言，更大的价值在于它为反思传播学理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切入点。如果说亚非拉美民族独立运动是国际政治的一场大地震，它震碎了长期以来的两极格局，那么在思想界这种振荡同样体现明显，实证主义一统社会科学的黄金大梦也被荡涤颠覆，而代之以多元的理论取向纷纷举起大旗。具体到传播学，在经历半个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体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众传媒的发展成为最接近时代潮流的前线地带，相应地，传播学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炫耀其发达与自由的光艳夺目的橱窗。70年代以来的社会震荡引发人们对传媒社会角色思考的同时，又将矛头指向作为科学的传播学。事实证明，包括施拉姆在内的大批美国学者所倡导的中性的、客观的传播学理论的理想，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中性的传播学不过是一个华彩之梦，传播学的属性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决定的。
传播学的历史从此开始包含各式各样的进程纠结反应。整个亚非拉美新独立民族国家争取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的斗争过程，对阶级和民族意识的关注，无疑丰富了传播学的语境结构。最突出的一个理论生长点来自对“权力”的关注，理论家的思考方式也逐渐从事实本身转向产生事实的机制。极具反思精神的批判理论自然进入传播学的视野。批判理论把思辨精神注入了传播学，为传播学理论增添了新气质。几乎与此同时，人们又赫然发现自己对传播学的期待正因为自己的乐观而“陌生化”。的确，从阶级和民族的视角看来，新型国际传播秩序的斗士们首先看清楚了自己的“镜像”：位于前景中的是丰富生动、充满激情的民族“自我”。而当背景的轮廓渐渐清晰，方才发现那是一张更大的“自我之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用阶级和民族的思维编制了一幅“自我”图像。但那是用去两三百年才绘制而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主导了世界的话语权。因此，所谓传播新秩序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亚非拉美民族国家看清楚自己的边缘位置而已。
大家都非常熟悉“夜郎自大”这个典故，之所以可笑的根本原因在于：标准过分主观化而导致衡量变成主观投射。就传播学现状而言，恰当的比喻是在一杆王旗下众多诸侯割据分治；再加上传播学的社会政治属性，因而意味着称职的传播学理论难免情境化。历史已经揭示：要想实现更有利于传播学科发展的统一，依靠任何文化暴力均属枉然。因此必须提防“夜郎自大”的倾向，当然也应包括相反的另一极。真正可取的途径在于形成某种最低的共识或合意(合法性)，也就是要努力建构一套最基本的概念和命题体系(元叙事)，以构造本学科的理论话语。
作者：池 岩 云国强
国际传播学深度探究论文 篇3：
自然语言处理在计算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挑战与机遇
[摘要]信息技术驱动传播学范式转移，进而增加了学科研究对文字数据挖掘技术的依赖。文章尝试梳理计算传播学的背景和概念，分析计算传播学的学科诉求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引入的必要性，阐述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计算传播学中的应用与面临的挑战，并对未来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如何应对学科问题提供有益思路。
[关键词]计算传播学;自然语言学习;研究范式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计算社会科学的兴起。2009年Lazer等学者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提出信息技术强大的数据获取和解析能力为社会学研究范式变革和互联网上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机会。计算社会学通过考察网络空间中海量的人类行为数据，来消除异质性和噪声因素，使其可以分析复杂的社会系统，关注系统中的社会现象，丰富人们的社会认知，提高学科理论建构深度和跨学科研究的关注度[1]。
计算社会科学视角促进传播学范式转型。计算社会学对海量数据的利用，丰富了传播学获取数据和预处理数据的有效途径。计算社会学的计算分析方法为传播学要素的数据挖掘、分析和检验提供了多种方式。计算社会学中网络科学研究为传播学提供了方法和工具，同时拓展了传播学研究对象的边界。计算社会学对传播学学科的创新引起了Cohen等学者的注意。他们于2011年提出通过信息技术发展新闻传播学这一有价值的洞见。随后，祝建华和王成军等学者在2014年提出建立计算传播学这一研究领域。2015年，第一本计算传播学图书《社交网络上的计算传播学》出版。
经过几年的发展，有关计算传播学在国内外期刊的学术论文数量和引用率都有显著提高。计算传播学研究取向逐渐受到传播学者关注，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多名学者以计算传播学作为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python和机器学习等计算传播学常用知识逐渐被引入传播学研究生课程中[2]。
结合王成军于2014年提出的计算传播学定义[3]，计算传播学是以信息技术和网络科学为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寻找人类传播现象中的可量化基因，用于描述传播现象、传播结构、传播过程和解释传播各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一门传播学新兴研究取向和范式。
一、计算传播学研究诉求与自然语言处理的引入
计算传播学带来的传播学范式调整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计算传播学使得传播现象的研究不拘泥于功能研究，而是对复杂多元的传播现象和群体特征的描述，并进而提炼出新的研究主题及其背后意义。另一方面，计算传播学可以较好地平衡研究者的主观思想和文本研究的客观性要求。信息技术使得学科可以关注假设之外的碎片化、小概率且大容量的事件信息，探究背后真正的传播要素[4]。
计算传播学研究范式对文字文本研究相关工具具有迫切需求。文字文本是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在计算传播学研究中数据获取、挖掘和分析的主要内容。相比图像数据，网络空间中的文字文本具有容易获取、数据处理所需背景知识相对较少、数据计算量小等优势。图像数据通常是矩阵格式的RGB像素组成的集合，对图像数据的处理需要运用图像处理和计算机视觉等相关学科知识，而文字文本占用空间极小，同时也不需要图形、图像的背景知识，符合传统新闻传播学者的研究习惯，增加了研究的可及性。因此，文字在计算传播学中具有更广泛的应用。
然而，社交网络上的数据来源缺乏管制，使计算传播学研究面临巨大挑战。网络数据的获取和分析是计算传播学研究的必修课。许多学者倾向于直接获取网络提供的数据和依赖数据来源已经提供的数据框架，如国家统计局、twitter数据接口、Gdelt新闻地图[1]和WOS索引中的SCI/SSCI论文分析等。网络对数据的管制涉及隐私问题和商业机密，所以社交媒体平台通常不会公开数据API。尤其是剑桥丑闻后[5]，网络隐私研究持续受到公众舆论压力，各大网络平台开始收紧数据开源接口。
综上，计算传播学中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器文字语义识别方法作为网络空间的语义文本分析工具，用来提升数据获取能力、处理效率和分析能力，进而满足个性化、定制化的数据获取、组织和处理需求。这时，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开始进入计算传播学者的视野，成为计算传播学文本研究的得力工具。
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简称NLP）技术是实现机器与人进行语言互动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它主要处理的是语言和音频等非结构化的数据，它可以帮助机器理解、解释人类语言，使得机器与人进行语言互动。NPL有自然语言理解和自然语言生成两大核心功能。前者帮助机器理解人类语言，后者让机器可以与人沟通。自然语言处理的原理是通过预处理过程将非结构内容标准化，被标准化的内容可以被机器正确解析，并实现特定功能。其中，对语言的预处理需要经过分词（Tokenization）、词干提取（Stemming）、词形还原（Lemmatization）、词性标注（Parts of Speech）、命名实体识别 （NER）、分块 （Chunking）六个步骤。标准化过程可以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两种方法实现。机器学习包括语料预处理、特征工程和选择分类器三个步骤;深度学习包括语料预处理、设计模型和训练模型三个过程。
在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基于机器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较为常用，它包括四种分析方法。一是文本分类。文本分类通常包括监督学习，即在训练集中同时给出特征向量和标签，完善模型分类方法。二是文本聚类。文本聚类是无监督学习方法，在模型训练中仅仅给出特征向量和分类数目，机器通过分析样本特征向量相似性，对其进行聚类，最终达到分类的目的。三是关联分析。关联分析主要是找出特征向量和结果之间的简单关联性、时序关联性和因果关联性。四是趋势预测。趋势预测是通过已有数据得到时间序列分布，找到變化趋势，以达到数据预测的目的[6]。
二、自然语言处理在计算传播学中的应用
自然语言学习目前在计算传播学中应用较广的功能是词频分析、情感分析和语义建模。
第一是词频分析。词频分析是计算传播学者经常使用的功能之一。百度指数、微博热度、抖音热榜等网站热词排名原理是根据分布式大数据系统流处理方法，对经过自然语言学习“分词”技术预处理后的词语信息进行数量统计。而大多数学者研究时通常利用第三方分词库对特定爬取文本数据进行词频分析。
在传播者研究中，Wu等人（2011）通过对Twitter用户进行随机抽样、设定关键词找到了54万关键用户，通过关注度和发帖量锁定了意见领袖和普通用户;Himelboim等学者发现话题注意力分布在服从冥率分布，论证了公众舆论传播的不平等性[7]。在受众研究中，祝建华和Fu等学者都通过社交网络上的发帖和接收频率来寻找受众，发现了社交网络用户的动态流动性，并将受众区分为“围观者”“潜水员”“单篇作者”[6]。在内容研究中，有学者根据网络搜索词对公众注意力进行追踪，如流行词、热词、幸福指数等测量效度[2]。哈佛大学利用扫描500多万种出版物关键词的词频来分析语言与社会变迁。在传播渠道研究中[7]，Petrovic等学者通过统计70多天中新闻对各种事件报道的数量，发现社交媒介与传统媒体在新闻时效性上相似。在效果研究中，Zhao等学者通过分析强国论坛中的帖子数、媒体报道数和公众采纳数，分析公众舆论的宏观效果[7]。
第二是情感分析。情感分析的本质是利用算法依照特定的情感类型对文本进行分类处理，如积极与消极、高兴与悲伤等类型。情感分析任务包括情感分类、主观性判断、意见总结、字典分析和评论有效性分析等[6]。通过情感分析算法，学者可以对网络空间的文字信息的评价对象和被评价主体、传播话题内容和情感倾向、意见传播的时间进行态度分析。
一些学者将情感分析用在电商消费者口碑传播分析中，他们把评分的高低作为消费者积极或消极的指标;或者通过人工标注、词典匹配和共生词网络来分析消费者主观评价的情感倾向[6]。情感分析还可以用于虚假信息的判定。如Jindal和Cupia等学者通过分析同一用户对存在竞争关系的商家评价的差异度，来分析信息的真实度和水军散布流言的方式。情感分析还被学者用来分析社交媒介人群的情感倾向[7]，研究幸福感、孤独感、抑郁感，以及情绪传染网络传播结构和趋同性。如Dodds等学者通过对Twitter用户分析发现人的情绪与节日有关;Zhao等学者通过情绪分析微博用户对新闻事件的看法;Fowler等学者发现了社交媒介的群体情绪传染现象[6]。
第三是语义建模。人类的语言非常复杂，每个词语在不同的环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而语义建模就是通过算法结合语境对词语背后隐含的意义进行解读。这一技术在计算传播学中应用较为成熟的技术是主题解析，即找到所述内容所属的主题类型。
基于此，计算传播学可以研究网络社交媒介场景下的传播者。如祝建华等人探讨了媒体、政党和专业博客在不同主题传播中的议程设置策略。在对社交媒介中的受众进行分类和描述中，Benevenuto 等人找到了社交媒介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在媒介生态研究中，对于“内容为王”还是“渠道为王”之间的争论是学者热议的话题[8]。Zhao 等人通过内容建模对《纽约时报》和Twitter中的新闻内容主题进行分类，不但找到了不同场景下内容阐述最多的主题，而且区分了以事件为导向的话题、以人物及组织为导向的话题和持续性话题。Qin等学者结合语义挖掘工具找到了“棱镜门”媒体呈现的框架[9]。网络空间的数字痕迹给传播结构和渠道的研究带来了便利，如数字信息的扩散网络和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信息扩散的差异性[10]。Kwak 等人发现社交媒介中的信息主题扩散倾向于广度; Kim 等人发现新闻扩散与新闻主题类型的关系;Digg等学者发现社交媒体中的协同过滤与集体把关现象[7]。在效果研究中，主题识别被用于研究新闻传播对受众的影响，如研究通过提取论坛网络用户的语义，对比用户知识框架和阐述的异同。还有一些学者通过主题识别找到社交网络人类行为传播特征，如恶性行为、合作行为、导致肥胖行为、吸烟行为、饮酒行为、睡眠行为等[7]。
三、自然语言处理在计算传播学研究中面临的挑战
（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局限性导致了计算传播学研究的局限性
自然语言处理算法一种是依赖人工的监督学习算法，还有一种是非监督学习的聚类算法。这两种算法都难以满足人们对海量数据进行精确处理的需求。由于算法无法直接找到最精确的文字语义，传播学者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词频分析、情感分析和主题分析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式[4]。
（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局限性导致了技术工具的适用性问题
自然语言处理算法直接影响了数据处理结果。然而，大多数传播学者不具有很强的算法研究能力。因此，传播学者在运用自然语言处理作为工具的时候，往往利用别人已经封装完成的NLP框架，无法根据特定应用场景需求制作定制化框架，进而无法满足各类个性化研究的需求。这样一方面会导致同一组数据结果出现偏差和雷同，另一方面会导数据无法被充分有效利用。由于不了解算法构造，因此自然语言处理算法对传播学者来说就是一个无法解释的黑箱。他们无法证明支撑整个研究逻辑的关键变量是否可控，也无法证明通过算法得出的数据结论是否有效。
（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局限性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僵化和同质化
自然语言处理方法为传播学者提供了有力的文字文本分析工具，使其得以分析网络空间中的海量文字数据，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局限性和传播学者对技术了解不够深入导致技术框架被重复、不科学的利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研究方式的僵化[11]。
（四）研究方法的同质性导致了理论研究难以突破
計算传播学的研究大多是传统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延续，研究过程逐渐演变成对原有理论更加精细化的论证和描述，难以开发出新的理论。许多文章是对已知理论和常识的解释和论证，而不是对未知问题的求解。
四、未来自然语言处理带给计算传播学的机遇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不断发展为计算传播学带来了新的可能，也为应对计算传播学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一，2017年谷歌团队提出的Transformer自然语言模型利用attention结构代替了lstm机制，其不但可以有效地分析全局信息，而且在计算复杂度和准确度上也全面超越了RNN和CNN。基于transformer模型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可能衍生出新的更加精细化、可及性和定制化的文本挖掘技术，进而为未来自然语言处理在計算传播学中的应用提供新方法[12]。
第二，自然语言阅读理解技术的快速迭代为计算传播学文本的精细化、定制化研究带来了曙光。自然语言阅读理解（MRC）算法使机器可以根据语境理解语言含义，总结归纳提炼要点，着力解决语言的多样性、歧义性、鲁棒性和知识依赖，经过MRC到KBMRC（知识依赖的机器阅读理解，Knowledge-Based Machine Reading Comprehension）技术有着显著提高，但在“检测无法回答的问题”和“合理答案的区分”等方面仍面临许多难题[13]。
第三，在计算传播学的研究中，人们通常是先提出模型，再通过统计学等学科进行关联性验证。然而，文字文本数据中通常包含许多难以察觉的隐含变量。这些变量具有小样本、离散和高维等特点，无形中增加了模型设计的难度。而基于无监督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在先不给出具体模型的情况下，直接挖掘数据的特征向量[14]，因此，能够察觉到这些隐含变量，进而弥补假设模型的先天性不足。
第四，自然语言处理将进一步推动计算传播学研究的客观性。为了缩短计算传播学与客观的“科学”之间的距离，计算传播学者一直在致力于用更加客观的方式研究传播对象，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不断进步，其准确性和客观性将大大提高。比如，计算传播学者将调查问卷和访谈替换成了信息技术挖掘下的数据集和验证集，通过海量数据弱化个体间的异质性等。
第五，自然语言处理催生的传播模式和伦理探讨。除了语言理解，自然语言处理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自然语言生成，其应用场景为数据新闻，如机器文字写作、社交机器人和AI论文等。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将出现更多机器生成的文字文本，同时也为计算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模式和伦理提供了新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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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