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电影生产品消费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齐格蒙特·鲍曼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过渡，消费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消费社会缘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微观政治运作，以及个体寻求确定性的需要。以欲望永不满足为特征的消费社会淹没了人的主体地位，以显在的自由掩盖了实质的不平等和不自主，并加深了人们的不确定性和孤独感。
电影生产品消费管理论文 篇1：
现代服务业演化机制及其政策含义析论
摘要：现代服务业可区分为生产性服务、流通性服务、个人消费性服务和社会消费性服务；根据服务的无形性、异质性、易逝性、生产与消费不可分离性等特点，服务业发展演化取决于信用社会、自由社会构建以及空间集聚，呈现生产群体流向消费群体，或呈现消费群体流向生产群体。无论何种流向，促使交易完成以及提高规模化程度都有利于现代服务业的成长壮大。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集聚；分工；空间选择
一、现代服务业及其来源与分类
服务业的概念由来已久，从国外看，斯密（1776）、萨伊（1803）、富克斯（1968）等侧重从无形性、生产与消费同时性等服务的特点角度对其进行界定；巴斯夏（1850）、希尔（1977）、佩蒂特（1987）和瑞德尔（1986）等揭示出，服务是一种“努力”、是“带来变化的活动”；根据马克思（1861-1863）对服务内涵的描述，大致可以将服务业界定为用于交换的劳动过程或活动。[1]
随着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现代服务业”概念，国内相关提法日益增多。虽然从现行的统计制度和对服务业的分类、政府文件和研究文献来看，并没有统一的概念和类别界定，将服务业区分为现代与传统也不尽科学，但国内比较广泛接受的定义是在十五大报告基础上提出的，认为“现代服务业是在工业化比较发达的阶段产生的，主要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信息和知识相对密集的服务部门”。[2]作为强调服务分工深化的提法，“现代服务业”突出了当前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服务业的不断繁衍发展，由此本文亦采用此提法，相关结论并不因“现代”与否而产生变化。
诸多学者提出现代服务业的知识性、定制化等特点，但影响经济学解析的是其基于服务商品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第一，无形性。即，由于服务消费的是劳动过程或活动，它在空间形态基本上不固定或不直接可视。第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同时性或不可分割性。它要么同其提供来源不可分，要么同其消费者不可分。第三，易逝性或难以贮存。服务一旦被生产出来，一般不能像商品那样长久搁置或处于库存状态，以及不能转售或退回等。第四，异质性。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的行为，尤其是依赖顾客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人的行为表现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所以同一种服务的消费效果和品质往往存在显著差别。[2]
应当指出的是，随着科技发展，有些无形的服务变得“有形化”、生产与消费可分割、可贮存等，如唱片、电影拷贝、硬盘作为媒介载体，向消费者提供歌曲、电影、知识、技术等服务，但媒介载体本身的价值相对于所提供内容的价值来看，可以忽略不计，其价值主体仍然是媒介载体所承载的劳动或活动过程。
一般认为，服务就像物质产品一样，其产生源自需求，从其特征、功能角度都可以进行不同的区分。但是，要解析日益多样化的服务为何不断繁衍发展，有赖于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入手。
生产是人类社会最基本和核心的经济活动，它与消费的循环往复运动为人类社会繁衍生息提供了物质基础与源泉。生产的发展方向决定了产业分工细化内容、方式与类别。由于信息技术革命使社会生产、生活系统变得日趋复杂，服务业表现更加全面、具体与现实，从而赋予其“现代”含义是比较合理的（如图1）。
图1生产与产业分工的细化首先，生产与消费处在往复运动过程中，因新消费需求和生产技术的出现，生产产品的种类日益丰富和多元化，包括不同类产品、同类差异产品以及零部件等中间产品，以这些产品为核心衍生出来的生产链条形成了丰富的产业分工。
其次，人类社会任何阶段的生产都有归属的主体，即服务、受命于生产的所有人。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资本是生产的主人。随着生产日益复杂，生产过程的劳动环节不断增多，并趋于专业化，出现了金融、会计、法律、管理咨询、产品设计、研究开发等服务。这些服务归根结底都服务于资本及生产的管理和运作。在这些服务中，金融占据了重要地位，它成为资本运动的核心载体、方式和途径，也是各类资本相互转换的平台与工具。随着这些服务从生产过程中独立出来，并实现产业化，就会形成新的产业分工——生产性服务业。
再次，复杂的生产体系需要各类科研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者、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劳动就业大军的生存与繁衍需要物质产品及各类生活服务，人口集聚继而对教育、医疗、福利、防务等公共产品产生需求。因此，为确保生产体系的运作，支持、维系劳动就业大军物质、精神、家庭及社会生活的服务活动统称为消费性服务，其中，包括个人对排他性产品及服务的私人消费，以及对非排他性、公共产品及服务的社会性消费。它们的独立分工与产业化形成消费性服务业。
最后，产品从生产过程进入消费过程并不是自发和直接的，在生产分散和消费分散背景下，需要流通环节媒介与连接生产和消费两大领域。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媒介时空范围的扩张，批发、零售、贸易、物流、仓储、航运等流通活动的独立分工和产业化必然形成流通性服务业。
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源自科技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从其基本类别来看，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流通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又可区分为个人消费服务业与社会性服务业。[3]
二、现代服务业的产生发展与空间演化
服务作为一种劳动、生产、产业，像其它劳动、生产、产业一样，在集聚—分工的逻辑演化过程中逐步产生发展。服务劳动的蘖生取决于收益递增、思想准入和信息成本；服务劳动向服务生产的演化取决于收益递增、技术准入和管理成本；服务生产向服务产业的演化取决于收益递增、市场准入和交易成本；服务产业空间演化的向心力取决于收益递增、空间准入和运输成本，离心力取决于拥挤程度和空间竞争。[4]
由于服务的特殊性以及现代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服务分工不断加速深化的特点，现代服务业的演化机制又具有诸多特征。
首先，服务的无形性、异质性和易逝性等特征决定了服务商品属于“信任品”，[5]服务业的发展取决于完善的契约制度或信用社会的构建。服务劳动演化为服务生产主要在厂商内部完成，厂商往往自身既是服务劳动的提供者，也是消费者，规模有限、自我信用以及厂商内部层级制度有助于保障服务劳动向服务生产的演化。当服务生产需要演化为服务产业，也就是需要经过大量的由服务产出到完成销售的过程；由于服务的无形性、异质性和易逝性，服务产品的品质无法界定或衡量，服务交易的供需双方更难以对交易的利益和风险形成稳定的预期，这为机会主义或道德风险提供发生可能，进而导致服务生产及交易难以顺利完成，甚至萎缩或停顿。也就是说，服务交易完成的交易成本相对较高。为促使服务业发展，需要多层次的契约制度与结构，以减少交易成本，使大量服务生产能完成整个循环过程、进而繁衍为相对独立的产业。契约制度与结构的构建本身需要耗费运行、维系等交易成本；而保障服务交易完成的关键是减少机会主义或道德风险，也就是服务交易建构于信用基础之上。因此，促使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在于信用社会的构建。
其次，服务分工的加速细化以及异质性特征决定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依赖于自由社会的构建。新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分工加速细化，使劳动分工蘖生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新服务劳动蘖生是其中主要组成部分；服务劳动的异质性也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每一次服务供给都代表新服务劳动的蘖生。劳动分工蘖生取决于劳动活动集聚带来的收益递增效应、既有思想与知识构成所造成的思想准入制约，以及获取知识信息所耗费成本之间的权衡与比较，当服务劳动蘖生需要成为不是偶然、而是常态的经济活动时，解放思想、探求科学等必然成为减少思想准入制约的内在要求；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个人获取信息与流动的权利与自由是减少知识成本的重要保障。此外，提高要素流动性是降低市场准入和空间准入门槛，促使服务劳动分工向服务生产分工、继而向服务产业分工及服务产业空间分工加速演化的基本条件，由此，自由社会成为服务经济或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再次，服务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离性决定服务业的空间演化特征。根据空间选择一般模型，除收益递增与运输成本之外，产业空间选择还取决于生产、消费及产品的相对空间准入程度；由于服务商品生产与消费具有同时性，由此决定了服务业的空间演化特征（如表1）。
其一，生产性服务的空间选择。生产性服务即主要向其它生产者提供的服务产品或活动。生产性服务的主要生产要素包括资本、管理人员、知识密集型劳动者等，其在国内和国际的流动性均较强；生产性服务的消费者是其它生产者，即生产消费商，其流动取决于资本、厂房、劳动力等要素流动。因而，不管生产性服务是单个流动还是整体流动，是小范围流动还是大范围流动，一般来说，生产性服务生产群体的流动性都要高于生产性服务消费群体的流动性，其空间选择趋向于生产群体向消费群体集聚。随着生产性服务日趋发展，像国际金融服务等，其生产建构于庞大的金融基础设施、高效的制度环境等要素基础之上，固定成本增加，因此，生产性服务空间选择还取决于生产群体与消费群体的可流动性比较。当生产性服务固定成本较小，生产群体向消费群体集聚；当固定成本较大，消费群体向生产群体集聚。
其二，消费性服务的空间选择。消费性服务包括个人消费服务和社会性消费服务，他们的消费者主要是居民，具有分散性特点；像理发等个人消费服务一般来讲要素构成较为简单、固定成本较小，像教育、医疗等社会性消费服务一般要素构成复杂、固定成本较大。消费性服务交易过程中，就单个流动来讲，消费性服务提供者涉及要素组合的流动，消费者涉及个体流动，消费者的流动性较高，消费者向生产者流动。从整体流动来看，由于居民群体在小范围流动性强、大范围流动性差，而生产群体主要涉及要素市场的流动，因此一般来讲，小范围流动时，消费性服务生产群流动性低于消费群的流动性，消费群体向生产群体聚集；大范围流动时，消费性服务生产群流动性高于消费群的流动性，生产群体向消费群体流动。随着消费性服务生产规模的扩张，固定成本攀升，整体流动时其空间选择亦会发生变化，当固定成本相对较小，生产群体向消费群体流动；当固定成本较高，消费群体向生产群体集聚。
其三，流通性服务的空间选择。流通性服务主要通过运送传输促使时空分散的交易完成，即流通性服务本身面对的是时空范围的考验，其服务对象是商品、要素或人员等。就单个流动而言，流通性服务生产者的流动性低于流通对象，消费者向生产者流动；就整体流动而言，当流通性服务生产的固定成本较小，生产群体向消费群体集聚；当流动性服务生产的固定成本较大，消费群体向生产群体集聚。
流动固定成本小高低生产群体向消费群体固定成本大低高消费群体向生产群体总体来说，现代服务业的空间选择取决于收益递增、生产群体与消费群体的空间准入差异以及运输成本；当服务业固定成本较小，其向消费市场集聚的趋向显著，由此有利于其发展壮大；当服务业固定成本较大，消费市场向其集聚的趋向显著，其经济规模继续扩大。
三、现代服务业演化机制的政策含义
从现代服务业产生、发展及空间演化的特征来看，其政策含义包括：
第一，现代服务业的产生与发展依赖于社会化大生产分工的深化和规模扩张，由此引发对服务产品的需求、继而是服务产业的需求。
第二，现代服务业发展有赖于契约制度的完善，特别是信用社会的构建，以保障服务生产与交易的顺利完成。
第三，现代服务业兴起有赖于自由社会的构建，主要包括思想的解放、对科学的探求、个体权利的维护、要素流动的自由等。
第四，生产性服务业的兴起有赖于生产制造业的繁荣，特别是生产制造产业集群的发展，由此对生产性服务产生规模化需求，为生产性服务通过集聚机制繁衍发展、实现产业化创造有利的条件与环境。
第五，集聚是产业兴起发展的宗旨与目标，不管是生产群体还是消费群体，促使其空间聚集都有利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由此，中心商务区（CBD）、产业园、产业集群等生产群体聚集形式，社区化、城市化、城市群等消费群体聚集形式是促进集聚的重要空间手段与形式。
第六，通达性有助于促进集聚、提高空间准入、减少交易与运输成本，因此，提高通达性是促使集聚发展的重要条件。这里的通达性既包括交通、运输、通信、城市空间布局等硬件设施的通达性，还包括市场壁垒、政策限制等影响生产群体、消费群体流动的软件设施的通达性。
第七，由于不同服务产业、服务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有其适合集聚发展的空间选择模式，因而，为促进服务产业发展实施空间规划时，一方面，需要根据生产群体、消费群体发展阶段与状态构建适合的空间格局，如服务业兴起与发展初期，实现服务业的高度集聚并不现实，服务生产者向消费群体聚集或某种形式的分散更适合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需要考虑空间布局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以降低服务业发展壮大及空间选择变迁后对原有空间的改造成本，如原本由制造业集聚所占据的城市中心，逐步由收益递增效应更为显著、通达性要求更高的服务业集聚所取代，其中即牵涉空间改造产生的巨大成本，多用途办公楼、可扩展的交通基础设施一定程度上能提高空间的灵活性，有助于降低空间改造成本。
参考文献：
[1]程大中.商品与服务：从分离到综合[J].经济学家，2002，（2）.
[2]蒋三庚.现代服务业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26-27.
[3]Browning， C.，Singelman. J. The Emergence of a Service Society[M].Springfield，1975.
[4][日]藤田昌久.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32.
【责任编辑：黎峰】
作者：任红梅
电影生产品消费管理论文 篇2：
论齐格蒙特·鲍曼对消费社会的批判
[摘要]齐格蒙特·鲍曼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过渡，消费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消费社会缘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微观政治运作，以及个体寻求确定性的需要。以欲望永不满足为特征的消费社会淹没了人的主体地位，以显在的自由掩盖了实质的不平等和不自主，并加深了人们的不确定性和孤独感。消费生活方式的全球化使得第三世界国家陷入痛苦并导致全球生态的破坏。对此，鲍曼呼唤建构道德和“寻找政治”。
[关键词]齐格蒙特·鲍曼；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新穷人；“寻找政治”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一生著述颇丰，其对“流动现代性”的论述开启了现代性研究的新视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鲍曼就将流动的现代性与消费社会结合起来，作为其研究的对象，并出版了系列著作，例如《消费、工作、新穷人》《流动的现代性》《被围困的社会》《废弃的生命》等。鲍曼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包括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两个阶段，而目前资本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过渡，消费者取代生产者成为社会的中心。鲍曼认为消费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消费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但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并不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目的，它以欲望的无限增长，需求的永不满足为动力和目的，以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数量为消费者自我定位和评价的主要尺度。本文尝试梳理鲍曼的消费社会思想，探讨鲍曼视野中的消费社会给个体生存和社会带来的种种危机，透视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条件下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以期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所启示。
一、消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鲍曼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从剥削工人最大化转向了消费的最大化，重心由生产转向了消费，消费者代替生产者成为社会的主体人群，资本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过渡。消费社会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要成为热衷于消费的消费者，而是说消费在现代社会占有基础性的地位，经济发展、文化建构、社会秩序、个体定位等都需要通过消费才有可能实现。消费社会意味着消费者对市场的全面依赖，消费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成为人们社会定位和自我衡量的主要尺度。消费社会中的成员首先作为消费者而存在，而后才能有其他的社会身份，“甚至可能只是将其成员视为消费者，对其进行‘质询’；主要通过其成员与消费相关的能力与行为，来判断与评估其成员”[1]88-89。消费美学和消费诱惑是最有效的统治策略，消费是现代社会的基点。
（一）消费社会是对生产社会的超越
鲍曼将目前资本主义所处的社会定位为消费社会，以对应于前现代社会的“生产社会”。在前现代社会中，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是生产不足。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难以满足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生产成为制约资本主义社会兴败存亡的关键。另一方面，劳动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关键。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剥削工人获得剩余价值，依靠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或者提升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来提高工厂的劳动生产率，福特主义和泰勒制度是激发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重要举措。再者，在前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的首要身份表现为生产者，而后才扮演其他的社会角色，人们在生产劳动中扮演的角色和相关工作职能成为人们自我定位、自我塑造的主要标准和根据。但是在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阶段，由于工厂管理水平的日渐成熟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大规模应用，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相当丰富的生产力，成功解决了前现代社会面临的生产不足困境。同时，生产效率的激增使得资本主义现代社会面临生产过剩的危机，亟须通过扩大消费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消费成为保证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也是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关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可以跨越国界，不受空间、土地和劳动力的限制和约束而自由流动，生产已不是资本增值的关键和主要限制，消费承担起资本家的发财梦。现代社会中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成为衡量、塑造社会成员的主要标准。当然，生产社会中的社会成员也是需要通过消费获取生活所需的，但生产社会中消费的灵魂和中心是需要的满足，而消费社会的中心是一系列的欲望，欲望造就了消费社会。人们积极寻找被诱惑的机会，“他们的生活从一处吸引到另一处吸引，从一个诱惑到另一个诱惑，从吞下一个诱饵到去寻找另一个诱饵，每一个新的吸引、诱惑和诱饵都有些不同，而且或许比之前的更要强烈；正如他们以生产者身份生活着的前人们，从一个传送带运转到另一个传送带”[2]67。因此，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属于消费社会。
（二）消费社会产生于资本的本性
首先，消费社会的产生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事实和资本主义社会寻求新的统治模式的需要。第一，由于科学技术与生产管理水平的提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以大幅度提高，但是由于固有的禁欲主义传统，人们不敢消费或者不愿消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有机关联被割裂，这一问题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频发的经济危机和其他社会连带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大量生产过剩的事实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亟须通过“消费导向复苏”，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和危机缓解都需要“依赖消费者的态度和消费热情”[2]68。消费主义必然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第二，消费社会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社会微观政治的执行通道。鲍曼认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观点，认为消费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统治模式。前现代社会常常借助于国家暴力机器来构建起合法性，但是在信息日益透明化、大众日益个性化的现代社会，暴力国家机器不再是主要的合法化手段。国家亟须实施新的统治模式，“以诱惑取代镇压，以公共关系取代警察，以广告取代权威性，以创造出来的需求取代强制性规范”[3]223。在消费社会中，在欲望与不满足的驱动下，“个人欣然屈从于广告的威望，因而，这种信念不需要进行‘合法化’。通过需求的剧增，而不是通过使规范更加周密，以使消费者的行为便于管理，可以预测，从而使之不具有危险性”[3]224。消费社会的诱惑机制取代了传统的暴力和监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微观政治的一种运演通道，可以预测并有效避免社会面臨的各种危机。生产社会中的“圆形监狱”式的统治方式失去了其合理性，只有对那些消费社会的反抗者才会发挥作用。
其次，消费社会是人们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对抗不确定性和构建个体身份的必然结果。在前现代的生产社会中，人们与工作的联结是稳定而持久的，工作伦理能够给人们以价值引导，人们通过工作来确定自己的社会身份和行动准则。但是，流动的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流动性、灵活性和不稳定性，鲍曼将现代社会描述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一切还未形成便已消失。在这种变化不定的社会中，人们的工作失去了稳定性，工作赋予的社会身份也失去了其有效性，“那种纯粹简单的，在工作的基础上去建构一个终身的身份的期望已经死亡且被埋葬了”[2]70。对身份的渴望常常导致人们内心的焦虑和恐惧，流动现代社会中的不确定性与身份建构正是消费社会产生和繁荣的原因，正如鲍曼所说，“购物由强迫性行为转变成上瘾行为，这是一场针对严重的伤透脑筋的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的艰苦斗争，也是一场针对恼人的、让人感觉变得迟钝起来的、不稳定性 （insecurity） 的艰苦斗争”[4]124。而且消费市场利用专家、实验等的名义给人以确定性，向消费者保证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在市场的寻觅和购买得以解决。流动社会中的不确定性使得消费者试图通过消费以获得某种确定性并通过消费攫取自己的社会身份。
二、消费社会中人的异化
消费社会凭借其产品的丰富性和选择的多样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准，向人们显现为一种繁荣无限的生活方式。但是，消费社会追求欲望的永不满足，虚假需要和无限的欲望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从而使消费社会中的主体——人面临边缘化和非理性化的危机。消费社会中的自由更多的是一种不平等、不自主，显在自由实质上为隐在的不自由。人们为寻找确定性使消费成为一种上瘾行为，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得到的却是一种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孤独。
（一）主体边缘化
消费社会中消费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消费水平和数量成为人们定位和自我衡量的标准，消费者的需求不断产生且永不满足，需要和欲望的无限膨胀使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面临边缘化的危机。在消费社会中人的边缘化主要表现在虚假需要和欲望对人的侵蚀和围困。
第一，消费社会中虚假需要对人的侵蚀。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以各种手段制造社会需要，在消费社会中，“‘真正的’或合法的需要同‘虚假的’或应谴责的‘伪’需要之间神圣的界限已经被取消”[5]114。消费本应该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一种手段，是为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而服务的，但是，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无须他者来证明其合理性和有用性，消费就是天职，就是绝对的合理和有用。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虚假需要将人们包裹起来，使人们在不断增长的需要和多样化的商品面前迷失。生活的热情依赖于持续性的购物和消费，以至于前现代社会中作为人们社会身份和主要追求的工作也依赖于消费者的体验。消费社会中的大众“由于无穷无尽地追求包裹在商品之外的表面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格自律或自我认同这一使命的努力追求被有效地拖延了（实际上已从议事日程中被取消了）”[3]254-255，人的理想、人格与主体性以及人们生存的合法性被消费的需要所替代。
第二，消费社会中欲望的无限制造对人的围困。消费社会中，理想化消费者的欲望并不是获得满足，而是获得不断产生的欲望和永不满足。欲望是资本增值的武器，需求的开发和欲望的激发是消费社会向传统社会开战的武器，社会的稳定和进步依赖于人们无限的消费欲望。当消费成为成功的标志，成为幸福的度量器，那么现实原则便真正的屈从于快乐原则，人的需求就会变为消费欲望，作为消费者的大众被消费社会置于永不间断的诱惑之下，他们始终处于不满足的兴奋状态。消费社会中的欲望是流动的且是不断被开发的，一系列大众传播媒介的存在更是资本主义社会激发消费欲望的手段，“广告的目的就是创造新的欲望，调整和引导现存的欲望”[5]114。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者的欲望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并且任何需求和欲望都不是最终确定的，“一个消费社会就是一个普遍攀比的社会，而且只有天空才是上限”[4]117。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者被欲望牵引着前进，失去了其应有的主动性和理性思考分辨能力。
（二）主体自由丧失
在生产社会中，人们完全为工作和生产机器所束缚，生产社会中的不自由是显见的。然而，在消费者为主导的消费社会中，人们可以自由的进行消费选择，看起来是自由的。但是，这种消费自由是资本增值的副产品，是一种虚假的自由，是一种“单景监狱”式的统治方式。消费社会以其显在的自由遮盖了隐在的不自由，
第一，消费社会中的不自由表现在消费自由的不平等性。在消费社会进行自由选择的首要前提是有足够的一般等价物——货币，也就是说人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很大程度的决定了人们的消费等级，而人们在消费社会中的自由选择只是在消费社会层级阶梯内的自由选择。工人阶级虽然和资产阶级具有选择同一款跑车和高档别墅的权利，但是，由于经济实力的不同，高档跑车和别墅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选择。当然，工人阶级也可以凭借信用制度和贷款服务选择消费高档的跑车和别墅，但是，他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他要自主地将自己出卖，将自己束缚于生产机器以获得工资来偿还贷款和信用透支，工人以生命的透支来阐释消费社会中的“自由”。在消费社会中，个人的消费选择越多，其在社会阶层里的地位就越高，也就更接近于“理性”的美好生活。消费美学取代了工作伦理，人们参与生产活动的首要意义是通过增加收入和财富以扩大消费选择范围，以增加自己在消费社会中的“自由”。
第二，消费社会中的不自由表现在自由消费的不自主性。自由的前提是自主，但是消费社会中人们的行为表现为不自主。首先，人们在消费社会中的自由选择是在消费市场提供的诸多选项之间进行的选择，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消费A或者B，人们有无数的消费排列组合，但是却无法选择不消费。“在消费社会中，对消费品的依赖性——即对购物的依赖性——是所有个体自由的必要条件；它尤其是保持不同的自由和‘获得身份’的自由的前提条件。”[4]131同时，“媒介即信息”，消费社会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众传播媒介，使人们被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消费信息所围困。人们需求的产生和为满足所进行的自由消费实际上是在消费社会宣传系統的引导下进行的。因此，消费社会中的个体是缺乏自主性的附和型个体，其需要、选择都是在社会的引导下产生的。
（三）主体的焦灼
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的不确定性促使人们诉诸消费以获得暂时的确定性，但是消费社会的虚假自由使得确定性更加虚无缥缈，通过消费对抗不确定性只能是一种不断重复且永远不会有结果的“驱魔仪式”，导致更强烈的不确定性和孤独感。
第一，消费社会导致幸福的不确定性。每个人都需要并在追求幸福，关于幸福有多种定义，“占有”还是“存在”是很多哲人关于幸福话语的两种生活策略。“‘占有’关注个人与之共处的事物，‘存在’关注个人与之共处的人性。”[5]150两种立场都存在和某种事物的依存关系，“占有”依赖于事物，“存在”依赖于他人。而在流动的消费社会中，不管是存在还是占有，都失去了其合法性。首先，在一个以新产品来衡量有用与无用的社会中，以更新而不是积累为主要模式的社会中，“占有”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据。其次，在消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以消费为联结纽带和衡量标准，消费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消费者和商家处于诱导与被诱导的统一对立关系，消费者和传统消费者表现为旅行者与流浪者的隔离关系，因此，“存在”也失去了其人性根基。鲍曼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既不“存在”也不“占有”，使用——当场使用、立即使用是幸福的一种模式，人们购物体验的快乐远远大于使用的乐趣。所有的人都在欲求、购买、攀比，但非理性的从众消费、盲目消费和攀比消费带来的并不是幸福，而是使人们停止思考的政治策略。
第二，消费社会中的个体是孤独的、自我封闭的。共同体是稳定感和安全感的主要来源，鲍曼认为，消费社会中的共同体是一个个体自我封闭而统一起来的奇异的共同体，“‘购物天堂’的人群是人的聚合（gathering），而不是人的整合（congregations）；是人的群集（aggregates），而不是人的总体（totalities）”[4]152。在生产者社会中，“每个人的工作只有通过更多的人际沟通、协调与整合才能获得”[2]74，也就是说在生产者社会中，生产者之间是彼此互相联系的共同体。但在消费者社会中從未有过“集体消费”和“团结消费”，消费者社会的个体是完全孤独的，即使有很多消费者选择集体购物，但是这种集体化购物“只是构成消费行为私人化的基础并且增加购物的愉悦”[2]74，消费者是孤独的存在，消费社会中的活动是完全个人的孤独的活动
三、消费社会扩张带来的全球危机
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将消费社会包装成一种繁荣无限的生活方式，诱使第三世界的国家成为其产品倾销地、废弃物转移地以及消费产品的加工地。消费全球化使第三世界国家和传统消费者成为消费社会内部的流放者，并加深了其心理贫困程度。此外，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以及消费的全球化传播加深了对生态的破坏，使得地球成为废弃物堆积点。
（一）剥削加剧
消费社会不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解决社会内部危机的缓冲剂，而且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显现魅力和诱惑的魔法棒。在前现代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往往通过战争入侵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是在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中，战争会导致世界范围的舆论谴责并会导致交战双方的严重损失，在信息全球化的现代社会，消费社会成为发达国家征服、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蜜汁”。发达国家鼓吹消费社会的自由、自主、个性、民主、平等和多样选择，是一种繁荣无限的生活方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多彩的信息化展示，向未被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显现其宏大的消费景观，使消费社会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志，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向往，而后便以援助的名义，将其纳入自己的商品销售市场，并且充分利用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力优势、资源优势，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重污染企业、制造业等夕阳产业，使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加工厂和发达国家消费社会的供应者。鲍曼将此行为称为“地区性问题的全球化解决”。“财富和权力决定的不仅是经济，而且还有道德和全球空间的政治，就此而言，还有其他一切关乎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状态的事物。”[6]75）他强烈批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经济优势和经济规则而无视其他规则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入侵与伤害。
（二）精神贫困
消费社会向大众显现为一种繁荣的生活方式，实际上，那只是消费社会中优秀消费者的体验，对社会中“传统的消费者”以及落后国家的人们来说，其生活状况不仅没有丝毫的改善，反而更加贫困。
第一，消费社会中被流放的新穷人。穷人总是存在的一类人，穷人的意义取决于正常的人的标准，“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生活’之外。贫穷意味着‘达不到标准’”[2]85。“在大多数的人类历史中，贫穷意味着对肉体生存的直接危害——饥饿、得不到医疗救治的疾病或者缺乏住所导致的死亡威胁。”[2]84在福特主义流行的生产社会中，正常的人投入生产流水线，遵循社会所倡导的工作伦理，通过生产劳动获得生存与快乐所必需的事物，在生产社会中，那些没有固定工作，没有稳定收入的群体，无法满足自身生物生存需求的人被称为穷人。但是，消费社会的正常生活和标准生活就是消费者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意味着拥有足够多的消费选择。消费社会中的审美选择、价值判断、生活规划等以消费者的消费为标准和中心，今天的“穷人”便是那些失去了消费能力或者没有消费欲望的传统消费者。“消费者社会没有位置留给这些有缺陷的、不完全的、无法履行义务的消费者”[6]7，他们遭到消费社会的内部流放，无法享受消费社会给消费者提供的任何权利。
第二，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发达国家消费殿堂的卑微供给者。在消费全球化的引导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消费社会中的享受者，而第三世界的落后国家却成为消费社会资源的供给者。如鲍曼所说，“耐克运动鞋在充满虐待的越南的血汗工厂生产，芭比孩子用品由苏门答腊岛的童工生产，星巴克咖啡来自危地马拉被太阳烤焦的咖啡园，壳牌的石油来自尼日尔三角洲被污染的、贫穷的村庄”[2]169，穷人和供给者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他使得财富积累成为可能，落后国家和穷人造就并维持着发达国家的繁荣景观，非现代化国家是现代化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三世界国家以自己的异化劳动维持着发达国家的繁荣，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7]51。“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7]54
消费社会的繁荣不仅没有改善落后民众和地区的生活水平，而且使其更加贫困，如鲍曼所说，“在一个购物监视成瘾的纵观全局式的社会里，穷人无法移开自己的目光；在这个世界里，已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用来转移他们的目光。屏幕上的自由越大，购物区货架上陈列的商品和诱惑力越大，对贫困现实的感觉也就越深，对片刻的选择的快乐的尝试欲望就更加势不可挡”[4]136。即使那些生活得不错的人，在消费社会的比较与竞争下也显得相形见绌，消费社会使得大多数人都陷入精神贫困的境地。
（三）生态负载
根据地球的资源以及可承载的人口数量来说，地球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是由于消费社会的繁荣和消费主义的扩散使得我们的地球已经超负荷了，因为“消费者社会只能是一个过度与挥霍的社会——因此，是一个冗余与巨大浪费的社会”[1]90。
第一，消费社会中的快速更新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首先，消费市场化加速了产品的淘汰速度，它决不允许人们将注意力停留在某一个欲望的满足上面。所以，消费社会利用人们求新的心理，利用时尚逻辑加以引导，通过淘汰产品来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例如，“不久前还被视为最值钱、最能持久拥有的电子产品，现在成为用后即丢弃的物品，很快就成了要被处理的东西”[6]58。消费社会的文明不是储蓄文明而是浪费文明，人们将浪费视为一种通向成功，获得声望和尊严的一种行为方式，但是，浪费式消费对生态自然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其次，消费社会利用指导性废弃的策略来迫使传统消费者进行消费，消费社会通过取消耐用品的必需供应品、维修服务以及零配件迫使传统的消费者购买新的产品。产品的更新是市场实施诱惑的一种策略，但同时生产了过多的废弃物，加重了生态的压力。
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第三世界国家视为垃圾处理厂。发达国家不断的制造废弃物，并巧妙地把污染和废弃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废弃物处理能力极其有限，所以，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例如，中国的贵屿镇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废旧电子器件拆解基地’，是国际上著名的‘垃圾之城’”[6]57注。一旦人类现有的废弃物处理能力不足以解决人类的废弃物总量，我们的全球性现代化“既无法重新吸收也无法将其彻底销毁，最终如鲠在喉，窒息而死”[6]69。正如美國电影《机器人总动员》诉说的那样，地球几近成为垃圾的聚居地，很难发现任何动植物等生命的迹象。地球是生命得以存在的摇篮，自然界是我们物质生存和精神生存的有机提供者，但是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使得地球的生态面临严重的危机。
四、消费社会的出路及对我国的启示
鲍曼对消费社会始终保持警惕和戒备，对消费主义大加批判，同时他开出了解决消费社会问题的药方。首先，他提倡通过建构道德唤醒人们的责任意识。商人对商品的诱惑和功能大加炫耀，消费者之间的自由竞争，消费者与穷人之间的对立，这种冷漠现象的原因在于消费社会中人的责任意识的淡化。因此，要通过道德建构来培育人的责任意识，杜绝对商品的虚假宣传，杜绝以经济盈利为目的损害人们的身心。鲍曼希望通过道德的建构形成自由和正义的社会，每个人以对他人承担的责任为荣而不是以消费为荣。其次，通过“寻找政治”来恢复消费者的公民身份。“消费者的兴起是公民的没落，越是有技巧的消费者，越是愚蠢的公民。”[1]4他认为在社会中存在私人领域、公共领域以及连接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私人/公共领域（agora），但消费社会使人们沉浸于私人领域，导致了公民的没落。同时，消费社会中欲望的膨胀使人们产生不安全、不确定与不可靠、不均衡的感觉。他认为消除消费市场给人的不确定与不安全需要诉诸市场以外的政府，所以，他发出寻找政治、再造agora的呼唤。政府应给人们提供争辩、协商、交流的场所，形成提供自由和确定性的共同体，结束消费社会中的个体化的自我封闭状态。同时，生存是人们最基本的自由，是其他自由的根本，因此，政府要保障人们的基本收入，保障人们生存的基本权利。再者，针对消费生活范式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鲍曼认为消费生活范式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以及对全球生态的破坏，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此，需要进行全球性的解决，对此，应该构建世界政治，通过国际性的共和制度，实现国际范围内的自由、平等与民主。
从鲍曼的消费社会语境反观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可以发现，我国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消费“全球化”进程的受害者。一方面，我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在工业生产中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土地等各种资源能源，但是最后的收益却不值一提。我国以其资源和劳动力为西方发达国家供应消费产品，并成为发达国家高价倾销商品的场所。在消费社会的诱导下，我国的工业污染、消费废弃物与日俱增，对我国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我国出现了消费中心的倾向，从生命的孕育到生命的终结，无消费不生存！孩子生养给父母带来的巨大压力，卖肾买iPhone案例的层出不穷，“裸贷”现象在女大学生中的兴起，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
为避免消费社会负面情况对我国现代建设的负面影响，根据鲍曼开出的药方，我们应注重从以下几点进行思考：
第一，在国家层面，我国要坚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给人们以安稳的可靠的精神家园，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努力构建中国话语，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经济硬实力，增强政府在应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的主动性，有效发挥我国在国际社会的积极作用，维护世界的和平并促进世界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二，有效解决流动社会中个体的焦虑、不确定性与个体身份建构问题需要我们加强社会建设，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坚持塑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氛围，为人们提供健康的社会大环境，有效发挥集体的作用，将消费社会中散落的个体凝聚起来，在保障人们自由行动的前提下，给他们提供确定性。
第三，针对消费社会中的消费等级问题，我们应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坚持“提低、扩中、调高、打非”等调控策略，争取早日缩小社会成员的差距，保障人们的生存自由，减少人们在消费中的竞争。针对资本盈利本性诱发的种种卑劣行径，例如假冒伪劣等，在加强政府干预的同时，要努力提高国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认知，使其在经济效益、快乐原则面前坚守自己的良知。同时要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坚持培育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品质，引导他们正确认识消费与身份、地位之间的关系，引导消费者健康消费、绿色消费和适度消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科学地进行现代化建设，给人们提供美好的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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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6.
〔责任编辑：刘阳〕
作者：鲁力 冯争
电影生产品消费管理论文 篇3：
论文化公共品生产供给的类型及其规制
摘 要：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是文化公共品生产获得成功的必然要求，也是它的基本哲学问题。文化公共品生产具有两种基本的目的性：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文化公共品生产要遵循当今市场的规律，这是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物质运动规律；以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文化公共品生产要遵循社会文化发展的规律，这是理性逻辑为主导的思维进化规律。以“经济-社会”综合效用为目标的文化公共品生产，则应当遵循上述二者的融合与平衡。在信息社会，还应该遵循信息传播方式变革的规律。文化公共品生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化公共品生产；合规律性；合目的性；文化自觉
文化公共品生产是指具有公共品生产资质的组织机构，围绕特定目的，遵循文化公共品生产规律，对生产主体、文化主题、生产渠道、流通和消费市场等信息进行调查研究，做出文化公共品生产决策、设计和实施相应方案，以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为主要目的的创造性活动。文化公共品生产策划的目的是为文化公共品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科学的谋划，是在公共品生产机构主体意识的指引下施行的理性决策和预测。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的属性不同，其策划活动的目的就不同，与此相应，它所应遵循的规律也就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无论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的属性如何，成功的文化公共品生产一定体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合目的性”是文化公共品生产要反映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的价值追求，在生成文化公共品生产组织机构的“意义世界”时不偏离“初心”；“合规律性”指的是文化公共品生产活動的现实可行性，它是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价值实现所应该遵循的客观规律。
一、价值认同与文化公共品生产的目标选择
早些年就有人指出，现在发现的这种违反规定、扰乱文化公共品生产秩序的行为大部分是出于经济目的，其中乘机塞进一些格调不高的作品的现象也已出现，如不引起注意，千里之堤将溃于蚁穴[1]。文化公共品生产市场的治理除了在法制建设和行业道德建设的维度加以约束和改进外，厘清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的属性与宗旨，对文化公共品生产的精准定位无疑是必要的。
（一）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主体属性的分类
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可以分为事业性主体、经济性主体、政治性主体和技术性主体四大基本类别。这种分类主要是从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的功能和社会使命的维度来确认的，它与举办或投资方的性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事业性主体机构。它是公益组织或政府非营利部门为繁荣文化与学术，促进文化交流、知识传承与发展、营造文化氛围等提供文化公共品生产服务的机构。这类文化公共品生产组织与文化发展机构具有如下特点：其一，非营利性；其二，较为严格的审核制度；其三，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为目的，促进文化和艺术的发展。
2.经济性主体机构。这是文化产业企业和文化资本集团为了获得利润而投资文化公共品生产行业专门建立的投资部门和运营机构。这类文化公共品生产公司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文化公共品生产活动是资本运作的一个环节，它在实现资本增值的过程中起物质载体和转化的作用；其二，利益至上原则和货币价值的衡量准则，文化公共品生产活动以市场业绩的预测作为唯一依据。
3.政策性主体机构。政府或其他政治组织为实现一定的治理目的，以便提供主流价值的信息传播渠道和精神文化领域的主导权，主动介入文化公共品生产领域而建立的组织机构。这类文化公共品生产组织的特点是：其一，文化公共品生产运营具有非营利性的特点；其二，文化公共品生产具有意识形态性；其三，文化公共品生产服从于整体和当下的政策指向。
4.技术性主体机构。它是技术服务机构或研发机构为促进文化公共品生产现代化、科学技术的传播以及教育卫生事业等的发展而建立的行业性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技术性主体机构的纯粹性在当前文化公共品生产组织市场化的背景下比较少。这类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的主要特征是：其一，为文化公共品生产提供技术性支撑；其二，不直接生产文化公共品应景之作，主要提供外围服务，专业特色明显；其三，自身具有专门领域的专家群，能够对行业发展做出较为准确的评估。
当前，文化公共品供给部门仍然以政府为主体，文化公共品生产的经济性、公共性、共享性尚未全面激活。上述四类文化公共产品生产主体机构竞相发展态势的形成还有待各方面力量的刺激和推进。当然，主体诉求的多元化以及这种多元化价值的社会认同，将是文化公共品生产繁荣的必要前提。
（二）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价值的抉择
在较为抽象的层面将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做如上四个方面的细分，是剔除其主体属性之外的特征而做的理论筹划，这是确定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主体属性，从而界定它所要服从的客观规律的需要。主体属性不同的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其主体价值诉求也不相同。
1.事业性主体机构的价值诉求：文化发展。文化事业的健康良序发展是事业性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的主要宗旨，它的主体价值观通过其功能设定得到体现。这类文化公共品生产组织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建立普惠文化机制，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营造文化氛围。
2.经济性主体机构的价值诉求：经济效益。在部分文化公共品生产社会化（或企业化）成为现实、市场经济方兴未艾的现时代，经济性主体机构的价值直接体现为资本获利的内在驱动，它是社会资本力量在文化产业中的渗透。这类文化公共品生产组织的社会功能是实现其组织经济效益的手段，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细分是其表现形式，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源的融合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公共品生产资本的主要形式。
3.政策性主体机构的价值诉求：意识形态。文化公共品生产活动不仅仅具有文化传承和开启智慧的功能，在意识形态斗争依然存在的历史阶段，文明进步的程度已经将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推向文化领域。政策性主体机构肩负着维护特定阶层和阶级利益的职责，它的主要任务是生产符合治理需要和社会稳定的文化公共品，以期对人们进行意识形态规劝，达到维护和扩大自身影响，并防止意识形态侵略的目的。
4.技术性主体机构的价值诉求：技术创新。专门性的科学和技术领域中需要发展其知识产品的社会效用，并在知识传播进程中确定该学科或领域的社会地位，从而为专门领域科学技术和学科建设的未来图景提供支撑。技术性主体机构的主要价值追求在于专业知识的创造性发展和普及传播，在于破解思维与制度层面对该领域发展的障碍。
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主体属性的不同决定了其在公共品生产问题上主体价值的追求有巨大差异，而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价值的不同导致文化公共品生产目的的迥异，从而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原则和立场也就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文化市場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2]这为不同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文化公共品生产目标选择决定其应遵循的规律
公共品生产机构的功能定位是文化公共产品生产的前提条件，文化公共品生产组织的纲领性价值体系正是文化公共品生产确定具体方案，进行主题甄选、形象设计、载体选择、市场运作等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现实的文化公共品生产实践中，“合目的性”并非始终“合规律性”，亦即文化公共品生产决策的“可信”与“可行”是可能存在差异的。文化公共品生产目的不同，其应当遵循的行为逻辑也不同。
（一）文化发展——知识创新、文化传承与传播规律
事业性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以追求文化发展为圭臬，而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文化公共品生产应当遵循这种逻辑，在实践中推动文化公共品生产活动服务，服从于文化创造与传播。从文化接受机制来看，它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受众、信息渠道（包括文化载体）、传播方式。不同时代知识创新、文化传承与传播的载体、形式和内容是不同的，在当今，它们具有如下特征：
1.文化多元化发展成为趋势，大众文化与小众文化并行不悖。尊重社会文化机制，就要正视大众化与小众化的关系。文化公共品生产活动是一种对象性活动，是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通过自我意识和对文化的多样性认同而将之付诸行动，并获得文化公共品生产物的物质形态的过程。一方面，社会生产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工业社会形成的“标准化”生活形态（大众化）和后工业社会形成的“个性化”生活意志（小众化）同时存在。这种生活的逻辑反映在文化领域就形成了大众文化与小众文化并存的状态。由此，文化公共品生产在策划方面既要满足小众文化而使少数精英文化起到引领作用，又要满足大众文化的普适性需要。文化公共品生产要多样化推进、多层次策划。
2.多点辐射的信息传播方式，要求文化公共品生产要坚持立体运作。多点辐射的信息传播方式就是指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各信息节点价值均等，每个信息节点都具有信息增殖的可能性，成为内容生产的源泉。尊重信息传播机制，在互联网时代就要重视用户价值，在文化公共品生产中要尊重民众的参与，为民众参与提供平台。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借助于网络平台的广域传播与民众价值的创造性贡献。文化公共品生产的“立体运作”就是指文化公共品生产要线上线下同时进行，实现文化公共品的智网运作，融合传统文化载体和媒介化文化载体各自的优点。
3.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大，功利性文化与非功利性文化俱荣。文化生产与繁荣奠基于物质生活资料的丰盛，从而使人们从繁重的劳作中抽身出来，获得文化消费的时间和能力。尊重文化的物质决定性，就要区分当今文化公共品消费市场中对休闲文化与实用文化的不同需求。随着国家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文化事业的发展，既需要基础性文化需求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也需要超功利性文化公共品在塑造人的精神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经济效益——资本逻辑与市场机制
只要是资本行使权力的地方，就必然与理性计算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性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在进行文化公共品生产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投资回报率的提升，并且以“文化”之名洗刷文化公共品生产行为的物质主义。不过，在市场经济中，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的持续发展离开一定的经济支撑确实带有空想的色彩。在文化公共品生产实践中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本增值，就要顺应资本自身的运动逻辑和市场规律[3]。
1.产业联动与做大做强。资本激流往往形成利润漩涡，文化公共品生产企业在进行文化公共品生产策划的过程中，要激发各方力量，集合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源，使文化公共品生产与流通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交互使力：一方面，在企业精致化发展的进程中，专攻文化公共品生产运营的某一环节，文化公共品生产、制作、经销等分离；另一方面，在企业集约化发展进入到一定规模的阶段，可以延长文化公共品生产的价值链，获得超额利润。金融企业、传媒与出版企业、创意公司、技术开发与集成企业、销售公司等都是文化公共品生产联动发展的对象，也是降低投资成本的途径。产业联动形成资本集聚，资本的向心性促使资源成本降低，同时资本周转速度较快，实现利润激增。
2.资本嗜利与跨界扩张。产业联动是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的主动外联，从而围绕文化公共品生产形成产业共济。而资本天然具有的嗜利本性，使其在运转中形成向周边产业延伸的冲动。跨界经营正是文化公共品生产在资本嗜利本性下所需要遵循的原则。文化公共品生产在资本增值为核心的目标体系中，需要创建适宜于资本迅速扩张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文化公共品所能衍生出来的附加价值，诸如游戏产业、影视艺术及体育文化经营、文化公共品贸易、公共品金融化等。跨界经营在主张比较优势和综合实力的竞争社会显然是文化公共品生产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3.用户黏性与消费带动。对于文化公共品生产的经济性主体机构而言，消费市场意味着利润多寡和生产的持续性。消费势在造成一种消费粘性，即形成（和扩大）忠实的消费群体。文化公共品生产对用户黏性的调研建立在对真实用户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事实上，忠实用户源自于文化品牌信任，这种品牌形塑需要结合时代和地域特色：如贵州遵义、江西井冈山、陕西延安等地的红色文化公共品，三山五岳的宗教文化公共品，具有时代特色的汽车文化、会展文化、时装文化、休闲体育文化等方面的文化公共品等等[4]。同时，在当今时代，消费创造生产、生产创造消费，诸种情况都是可能的。如民众自助文化公共品生产等体现用户个性需求的生产和高品质文化公共品生产均能产生用户黏性。
（三）意识形态——竞争哲学与阵地逻辑
政策性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的任务在于维护和扩大治理范围与治理效力，并在意识形态竞争中取得胜利。任何国家和政治组织都有相应的公共品生产机构为政策舆论和社会治理提供专门的产品设计和生产，使文化公共品生产有利于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构建。这类公共品生产机构在文化公共品策划中主要应侧重考量的是文化公共品的内容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政治话语的原则性与形式的灵活性等问题，遵循竞争哲学与阵地逻辑。
1.娱乐文化与严肃问题。在严肃的政治问题与轻松的娱乐文化二者之间的融合上，需要做到张弛有度、形神结合。随着文明进化程度的提高，传统战争的主阵地已经被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舆论战所取代。“一切工具使用文化都必须适合其中的意识形态”[5]。随着好莱坞电影的流行、学术交流和人口流动，尤其是互联网的开放共享，西方意识形态采取了更加隐秘的方式在我国进行传播。西方敌对势力有意将一些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政治话语和生活情调特意拔高。为此，我国的文化公共品生产输出问题变得尤为重要，文化公共品生产中要主动选择一些恰当的文化产品和载体形式，作为我们主动介入世界生活的方式。
2.精英政治与草根话语。泛娱乐化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重要特征，与此相关的是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同兴。一方面，普通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主自由权利和参与社会建设的热情；另一方面，精英政治主导话语依然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性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有必要在两个方面加强建设，一是政策性文化公共品的深入耕耘，二是民众政治性文化公共品鉴赏和思维能力的普及与提高。由此，文化公共品生产就当有高山流水，也要有下里巴人，这既是就形式而言，也是就内容的深刻和复杂程度而言的。在我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始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决拥护者，坚持草根文化公共品的生产与推广，是强化斗争阵地功能的需要。
3.灌输教育和潜移默化。基于对时代特征的清醒认识，意识形态相关作品的文化公共品生产需要实现其最终目的，意味着授受关系得到调和，文化公共品生产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更加和谐。新时期人们对意识形态接受的心理机制主要侧重于生活化的话语方式和情境感染。除非特殊时期和特殊事件的影响，灌输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已经不那么受到欢迎。故此，政治性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在文化公共品生产时更应该坚持两种基本方式：深刻的理论阐述达到以理服人；鲜活的故事情境达到以情动人。
（四）技术创新——思维进步与技术变革的规律
技术和专业服务机构（或行业协会等）为发展文化产品生产专门领域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思维模式等，进行专业性文化公共品生产策划，以便在文化公共品生产行业或专门领域形成影响、获得更好发展的资源，就应当遵循专业领域中创新与发展的客观逻辑。
1.以科技的方式传播科技。文化公共品生产科技的发展是基础信息技术发展的运用部门，文化公共品生產的介质和形式的改变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在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技术性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无论如何坚持创新发展都很难在专业技术领域长期处于主导或领先地位[6]。当人类逐渐进入到智慧生产和智慧生活的新阶段，文化公共品生产行业固守陈局显然是不可取的。自我主张的价值应该与自我彰显的举措相一致，那么，以传播科技为核心业务的文化公共品（如现代科技展馆）生产主体机构就要在文化公共品生产的现代化上做出表率[7]。
2.以专业的尺度发展专业。文化公共品生产的专业主义在文化公共品细分市场上得到令人尊敬的身份，它指向一种特殊的价值追求，并在喧嚣的信息社会独树一帜。技术性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的操守在于从专业的立场和原则出发鉴别文化公共品的社会价值和可能对该领域产生的积极影响。诸如生物技术、核物理、天体科学、医药科技，乃至于像金融科技与数据分析这类看似平常的业务知识，也需要非常精湛的专业素养才能甄别良莠（这些在公共品中的渗透已经变得常见）。技术性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从理论上看应是该领域中掌握发展动态的先锋，是科学与技术进步的旗手，是专家云集和学科发展的智囊。
3.以行业的需要促进文化公共品生产。思维进步和技术革新离不开社会实践的发展，也离不开方法论原则意义上的重大变革。技术性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在生产中需要对行业需求有科学的认识，对基础性研究和知识创新有远见，对应用性发明和创造有洞见，对结构性整体发展趋势有正见。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行业所急需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等，正是技术性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要侧重谋划的内容。
文化公共品生产的目标选择决定了其应该遵循的基本规律。正因为现实的文化公共品生产往往具有多重价值诉求，并且利益主体的平衡亦存在相互博弈的空间，因此，在文化公共品生产者、维护者、消费者与创意设计者之间主旨价值的认同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基于价值认同的策划行为便成为预示文化公共品生产活动成败与否的前兆。
三、文化公共品生产“双性”统一的基本原则和现实意义
文化公共品生产是文化公共品供给的发动机，其工作原理建立在文化公共品生产反馈机制的灵活性与合目的性上。文化公共品生产反馈机制的灵活性使文化公共品生产行为在过程监控中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及时纠正文化公共品生产决策错误，减少文化公共品投入的浪费；而合目的性是指文化公共品符合主体机构的宗旨和原则，能够增进主体机构的利益并发挥它的社会价值。文化公共品生产“合目的性”所考量的，是“这么做有没有意义”的问题；同样重要的问题还有“这样做是否行得通”，即“合规律性”问题。成功的文化公共品生产必然实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简称“‘双性’统一”）。
（一）坚持“双性”统一的基本原则
“双性”统一在哲学上是价值和真理的辩证关系。目的性体现的是价值尺度，是物质世界对于主体机构而言的有用性；规律性体现的是真理尺度，表现的是主客观相一致的程度。文化公共品生产的规律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逻辑性（可行性），具有根本性和优先性；文化公共品生产的目的性以对生产规律的正确认识为前提，二者辩证统一于主体机构的文化公共品生产实践。坚持“双性”统一的基本原则有：
1.属类对应原则。不同的主体机构具有不同的社会价值，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其文化公共品生产的远景目标和短期目标均有着自身战略意义上的考虑，因此，根据功能的划分，应当对应于具体的实践逻辑，遵循不同的规则。
2.动态对应原则。不同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在不同发展阶段和特定历史时期，由于自身定位的改变，会在机构宗旨方面发生变化，文化公共品供给要根据变化了的文化公共品生产目的，自觉调整生产策略，以适应文化公共品生产规律。同时，当文化公共品生产技术要素和消费市场发生变化（或文化公共品生产组织自我进化）时，文化公共品生产也要适时调整文化公共品生产计划和方案。
3.有效传播原则。双性统一的根本任务在于：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在文化公共品的有效传播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目标。任何文化公共品生产活动都应遵循传播逻辑。信息传播机制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发生变化，文化公共品生产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在信息有效传播的过程中才能完美结合。文化公共品生产目的是传播的根据和动力，其生产规律通过信息传播机制及其社会影响得到表达。
4.单边底线原则。无论是文化公共品生产的目的设置还是文化公共品生产规律的遵循，都要坚持单边底线原则。所谓单边底线原则，是指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创意设计、运营管理、终端消费者等任一方的基本道德约束和政治约束必须严格遵守。在“合规律”与“合目的”的同时，具体文化公共品生产实务不能突破“公共品供给者”角色伦理限定的底线要求。
5.可持续的原则。在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主体功能选择的失当问题，在文化公共品生产业务和文化公共品生产联合的选择上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毫无疑问，主体价值的实现往往要牺牲一定的非主体代价，比如政策性主体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往往在策划中要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远景目标的实现往往导致近期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的损失。在诸如此类的抉择面前，是否能促进文化公共品生产组织和文化公共品生产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是“双性”结合的重要原则。
（二）坚持“双性”统一的现实意义
文化公共品生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是顺利实现文化公共品生产实践从“观念形态”（文化公共品生产计划和方案）转变到“物质形态”（文化公共品物质载体的生产和流通）的必由之路。它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破解文化公共品生产的供需错配。目前文化公共品供给存在的窘况是：一方面文化公共品囤积较多、去库存的压力较大；另一方面民众对高品质的文化公共品求之若渴。这造成了表面上的产能过剩（文化公共品库存积压）和供应不足（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文化公共品供需关系的结构性失调，是供需错配导致的文化公共品市场功能失调。文化公共品生产的“双性”统一，既解决了文化公共品生产“有没有意义”的问题，又解决了文化公共品生产“行不行得通”的问题。前者是从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角度来分析问题的策略，后者是从民众消费需求的角度来衡量文化公共品的有效性。两者结合，就能较好解决文化公共品的结构性供需错配问题。
2.匡正文化公共品生产的伦理秩序。文化公共品生产除了要解决文化公共品供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之外，还要追求文化公共品生产伦理秩序的良性发展[9]。当规范伦理学家们从约束条款来制定行业规则的时候，带着强烈科学主义情绪的理性伦理学并不这么认为。理性主义伦理旨要宣称：伦理秩序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在这样的理论基调中，文化公共品市场乱象的清除，有赖于对生产主体机构价值和目的的正确认知，以及对文化公共品生产规律的深刻认识——离开正确的理性认知，文化公共品市场中唯利是图和粗制滥造的现象就不可能彻底改观。
3.实现“公共品供给”的社会价值。文化公共品生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也是实现“公共品供给”价值的重要途徑。“文化公共品供给者”作为社会功能体系中的重要因素，既是文化公共品“物质形态”价值的创造者，也是文化公共品“精神形态”价值创造的参与者。“文化公共品供给者”的归属感和使命感是文化公共品生产永续发展的根本力量，文化公共品生产“双性”合一有利于提升这种使命感和归属感。“文化公共品供给者”的社会价值在“双性”统一的文化公共品生产中实现了文化公共品传播与创造的社会价值。文化公共品是人类进步（人不断从自在状态转变到人化状态）的重要标识，文化公共品生产在这样的价值观上，其实质则是对世界“人化”进程的主动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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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何华征.论资本逻辑与出版伦理的内在关联[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92-96.
【责任编辑：宇 辉】
作者：盛德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