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自悯心理功能的西方心理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以我国中小学生为对象的自我同情研究普遍表明，自我同情对青少年儿童的学业发展、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等普遍具有正向的意义，对中小学生开展自我同情训练也取得了一定效果。
自悯心理功能的西方心理学论文 篇1：
家风建设的理论溯源与战略考量
〔摘要〕 家风建设不仅要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良好家风的价值遵循，而且要体现榜样性、适应性、传承性和个体性等鲜明特点。家风建设源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的传承和自身家风文化理念的熏陶。实践中，家风建设既要契合社会转型、基层社会治理、全面从严治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的需要，又要充分发挥“助推器”“稳定器”“警示器”和“路由器”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家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员干部；从严治党；理论溯源；战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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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家风建设的重要作用，凸显了新时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对家风建设作出的重要论述和重要部署，是新时代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党员干部培育良好家风的重要指引，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治国理政重要思想的综合体现。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下，良好的家风建设既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举措，还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方式。
一、良好家風的价值取向
（一）良好家风的鲜明特点
良好家风是一个家庭长期培育形成的一种文化和道德氛围，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是家庭伦理和家庭美德的集中体现 〔1 〕。新时代，良好家风具有四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榜样性。家风作为一个家庭或家族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具有权威性和典范作用，即榜样性。二是适应性。家风具有社会性，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的存在必须与社会潮流、时代特点相适应。新时代，建设良好家风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要求。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建设良好家风同样也要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三是传承性。“世代相传”和“生活作风”是家风的两个重要标签，家风的传承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家庭成员的生活作风上。家风的传承性要结合家庭结构、人员流动、地域空间、信息传播、网络技术等发展特点综合考量。四是个体性。每个家庭的家风因为自身的价值观、身份地位、职业特点、人格特征、教育理念等不同而各具特色、各有喜好、各有偏重。党员干部的家风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在坚定“四个意识”的大前提下，在具体风格上也应体现自家的特色。
（二）良好家风的价值遵循
良好家风作为一种价值共识和行为规范，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判断标准。家风虽然会随着时代变化有所调整，但是扬善抑恶仍然是其基本的要求。良好家风应遵循共同的价值理念，要符合主流价值导向、世俗社会标准和人民群众的认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良好家风的价值取向应遵循以下几点：其一，良好家风应符合马克思主义家庭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本质是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真正平等和全面发展。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基本内涵 〔2 〕，为当代中国家风建设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其二，良好家风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3 〕。新时代，良好家风也要有相应的家庭核心价值观作为支撑，特别是要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要求。其三，良好家风应符合社会主义新时代家庭伦理观。在良好家风建设的过程中，要尊重家庭成员的平等地位，尊重家庭的完整性、亲密性，不应抱守封建家庭观和照搬西方家庭观，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父亲88岁生日的贺信中提到了自己家的家风，也正契合了上述几个价值取向：“父亲为人坦诚忠厚、谦虚谨慎、光明磊落、宽宏大度，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仍坚定不移，相信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崇尚节俭，家教严格，这样的好家风我辈将世代相传” 〔4 〕。
二、家风建设的理论溯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 〔3 〕。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理论，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适应时代、引领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风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家风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指引，是基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结果和需要，其既来源于自身的主体认识和理论学习，也来源于环境的影响和熏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家风对于全社会的教化和熏陶作用，在他看来，党员干部的良好家风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是继承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秉承传递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优良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新时代培育良好家风需要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重视先进理论和优秀文化对培育良好家风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家风建设思想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家文化的浸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家庭在中国人的成长和归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自先秦家风文化奠基起始，魏晋隋唐家风文化启承发展，宋元明清家风文化升华繁荣，晚清民国家风文化受冲击转型。家风文化传承至今，在思想影响方面仍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底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家国同构史，自古至今，家风发挥了传承文化、社会治理、道德教化的重要作用。古代关于家文化的典籍众多，形成了深邃丰厚的家风文化。古代推崇学而优则仕，官员和知识分子往往是身份同构，家风也往往产生于世家大户。一些文人和思想家的家风著作与其说是教化社会，不如说是作为官员修身养性的重要参考和感悟。从《弟子规》的启蒙，《颜氏家训》的集大成，再到《朱子家训》《曾国藩家书》等典型家风著作的升华，笔者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古代官员的家风文化最为推崇的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品德。古人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以德治天下。如《论语》强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弟子规》开篇写到“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二是推崇教育。如《论语》开篇就强调“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朱子家训》强调“读书为起家之本”。蒙学经典《三字经》里也强调重视教育，“子不教，父之过。教之道，贵以专”。清末翁同龢书写了“世上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的传世名联。从以上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教育在传统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知识分子和古代官吏眼中的重要地位。三是重视节俭。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强调：“惟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唐诗《悯农》“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一名句更是广为传颂，妇孺皆知。北宋思想家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指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宋代《朱子家训》强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在家风建设上颇有心得的晚清名臣曾国藩也认为“骄奢二字，最致败家”。这些传统家风中的精华，不仅对国人的传统家风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中国好家风的重要思想来源。在传统文化中，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古代家风的核心思想通过“忠”和“孝”双轮驱动，追求的是忠孝节义的和谐，哀叹的是忠孝不能两全的缺憾。自古以来，忠是孝的升华，同时忠优先于孝，在遇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双趋冲突时，深明大义舍小家为大家者，往往能够得到社会的推崇和世人的赞誉。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频频引经据典，表明了其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和文学涵养，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产生的重要影响。在首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要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观念”。他还特意提到了“我从小就看我妈妈给我买的小人书《岳飞传》，有十几本，其中一本就是讲‘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在我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很深” 〔5 〕355。也正如十九大报告所强调指出的，“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3 〕。
（二）家风建设思想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影响
不同于一般的西式家庭观，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家庭观，主张妇女解放、家庭成员的平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多处闪烁着家庭观的光芒，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分析了家庭的内涵和本质，揭示了家庭的性质、地位、作用、纽带及其内在的矛盾。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了家庭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分析了现代大工业生产给无产阶级家庭带来的影响以及父母对子女的义务、家庭形式的变革等问题。恩格斯从“两种生产理论”出发，进一步揭示了家庭的生育功能与经济生产功能，并分析指出家庭具有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双重属性，认为家庭本质上是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矛盾统一体。恩格斯还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详细阐述了大工业带来的各阶级家庭的道德堕落、伦理失范等状况。恩格斯明确提出，要尤为重视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问题，加强个体品德培育 〔6 〕。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也是思想建党的重要体现。党员干部的良好家风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熏陶。2013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习近平同志在给父亲的生日贺信中也提到，“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4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强调要加强家风建设，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代家庭地位、作用与功能的重视。“天下之本在家”，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以上这些关于家风建设的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的本质的进一步阐释，而且是对家庭作为联结个人与社会的纽带作用的高度总结。
（三）家风建设思想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文化传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3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积累总结形成的先进文化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红色家风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文化。红色家风的精神内涵主要可以概括为，爱党爱国、理想正义的家国情怀，严守纪律、廉洁奉公的清廉本色，艰苦朴素、勤劳节俭的持家传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做了很好的表率。如毛泽东同志家风向来严格，如“严以律己，严以教子，严以持家”，“恋亲不为亲徇私，恋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周恩来同志的十条家规强调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他还特别强调，不仅是亲属，还有亲戚、本家，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要首先回答这个问题。陈云同志给家人定下了“三不准”：不准家人搭乘他的车，不准家人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家人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从以上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很重视家风建设，制定的家规家训都很具体、细致，从而避免了“牛栏关猫”、失之于粗等问题的发生。尤其是类似不准家人动用公车这一条，在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张闻天等人的家风家训中都有所体现。可见，严于律己管好身边人对于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 〔5 〕356。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兰考时，多次赞扬焦裕禄同志家风好，对子女要求严格。他还多次提到谷文昌同志的家风值得颂扬，其子谷豫东家庭在2016年12月获评“全国首届文明家庭”，红色家风在其家庭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弘扬红色文化，形成了一套不谋私利、不能贪腐、不搞特殊的家风文化，影响深远，涌现出很多感人至深、生动鲜活的典型代表，既增添了良好家风培育的实践样本，也丰富了家风文化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是共产党人，绝不能搞“封妻荫子”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些封建社会的糟粕。由上述可见，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对于推动良好家风的传承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四）家风建设思想离不开家庭自身家风文化的熏陶
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家庭活动是一种主体实践，但是这种实践往往离不开理论的痕迹，因而家风往往受某一种理论的影响或者某些理论的综合影响，带有鲜明的价值导向。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家风就是家庭成员人际关系的连接和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规则的最初生成。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的，“要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家教家风，源自于其自身家庭的影响和主体实践的感悟。他认为家长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很大，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习氏家风是“国事大过天”，是家国关系的最好注脚。习仲勋同志以革命家的风范将共产党人廉洁自律和中国人传统的家教融为一体，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既关爱备至又严格要求。习家有着从严教子、勤俭持家的家风。习仲勋同志认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端正党风，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属做起 〔7 〕445。受父母家教家风的耳濡目染，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注重家教家风，对家人要求也非常严格。他担任领导干部后，每到一处工作，都会告诫亲朋好友：“不能在我工作的地方从事任何商业活动，不能打我的旗号办任何事” 〔7 〕445。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父亲的生日贺信中还提到：“学父亲做人，学父亲做事，学父亲对信仰的执着追求，学父亲的赤子情怀，学父亲的简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4 〕。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中也可以看出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习近平总书记成长的影响。在条件艰苦的梁家河村，他坚持自我磨炼、坚持不断学习，系好了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同在梁家河插队的知青雷平生同志曾经谈到，“近平成长过程中，家风的影响潜移默化，十分深刻”，“习老和齐心阿姨对近平的言传身教、不懈督促，对他的影响非常深刻”，“在这样充满追求进步的豪情、充满正能量的家庭中，近平所受的熏陶，对他的成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8 〕。由此可见，子女的身上有父母的影子，个人的行为有家族的烙印。每一个党员干部、每一个家庭都需要立足自身家庭的实际，从自身家庭家风的传承中提炼总结形成家规家训，作為家风建设的重要指引和行动指南。
三、良好家风建设的战略考量
（一）社会转型需要家风作为“助推器”
对当代中国而言，社会转型是指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中，由非市场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用当代发展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在社会转型期间，社会诸多因素都会发生变化，包括人口流动的加快、居住结构的变化以及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改变等。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对家风建设造成的影响和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育观念变化造成家庭规模缩小，生育率的下降导致传统的大家族逐渐衰落，家庭日趋小型化。二是人口流动造成家庭结构变化。异地求学、就业等因素导致人口在国内外流动频繁，也因此出现了“裸官”、两地分居和离婚率上升等社会现象，形式上或实质上的单亲家庭日益增多。三是家庭的功能发生变化。在市场经济的推动和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邻里关系对家风的约束减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家风失察、家风失衡、家风失范、家风失传”的局面。新时代，要对家风建设有更高的定位和更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人口的流动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信息技术的发展，观念的变化，都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家风的转型，家风的传承与创新，家风建设的困境与需求，家风的理论来源与实践路径，家风的价值导向与时代特色等，都对社会的转型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因此产生了新的推动力。有学者认为，家风建设正在通过家庭教育和家庭治理激发家庭所具有的道德教化功能、规范约束功能、公共精神培育功能，承担国家治理的支撑性、助推性、涵养性任务，弥补国家建设在手段和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 〔9 〕。家庭不仅是培养道德规范的第一场所，而且是养成公共性思维和公共精神的重要场地。在家风建设过程中，要注重柔性道德的内容，同时也要把较为硬性的规矩意识融入其中。家庭家教家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一致的价值目标和伦理目标。当前，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家风建设有助于社会转型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对接。
（二）基层治理需要家风作为“稳定器”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构成单元，也是社会风气的源头。《礼记·大学》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社会风气的变化和社会心理的疏导，犹如一张无形的大网，家风则如同社会风气的节点和枢纽。唯物辩證法的观点认为内因起主要作用，不以家风建设为抓手扭转社会风气，往往无从下手或者收效甚微。可见，家风建设也是疏导社会风气的逻辑起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家庭中除了生物功能和经济功能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之外，家庭家教家风也体现了心理功能、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家庭的心理功能对于家庭成员良好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养成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社会的“稳定器”。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感受不到家庭温暖的人很难传播正能量，一个对家庭缺乏情感的人很难对社会产生感情。在传统意义上，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辅助和有力补充。但是在现代意义上，与各级各类学校越来越倾向于“教书”相比，家庭教育在“育人”功能上的效果无论是在深度、广度还是时间长度上都强于学校教育。家庭的文化娱乐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同样影响深远。家庭成员的生活习惯、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兴趣爱好等都是家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影响因素，家庭文化对家庭成员的社会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3 〕。从社会治理的视角看，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教家风和反四风关系密切，好的家风有利于去除封建文化的糟粕和官场陋习。如果千千万万个家庭厉行勤俭节约之风，那么在社会风气中奢靡之风就不会甚嚣尘上；如果千千万万个家庭推崇艰苦奋斗，那么在社会风气中享乐之风就无立足之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家风的道德价值、法治价值、政治价值进一步得到彰显。家风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影响一个家庭的发展，影响一个民族的未来。古代典籍《道德经》里提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大学》里也写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期盼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精神富足；同时，他们也期盼家庭和睦。我们要深刻认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朴素道理。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家国同构”的历史和文化影响下，二者构成息息相通、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在人民群众的经验判断和实践生成中，家和万事兴、家是情感的归宿、家是爱的港湾等判断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因此，培育和弘扬优良家风，不仅是提升社会良性治理的需要，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
（三）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家风作为“警示器”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家风建设要发挥重要作用。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党风与政风、国风紧密联系在一起且会互相影响。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思想的架构也最容易从内部塌陷。家庭既是个体奋斗的重要目标，也是容易引发“权力寻租”滋生腐败的温床。我们从近年来的一些腐败案件不难看出，出问题的领导干部普遍存在家风不正、家教不严等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家风与党风尤其是与反腐倡廉关系密切，家风不正极易引发家庭式的贪污腐败问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既有党性原则的纪律约束、党性教育的熏陶和党性实践的锻炼，也有来自家庭对于个人修养和价值观念的潜移默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生活情趣。党员干部的家风直接影响到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的难度和效果。党员干部的家风建设情况及其考核制度本身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抓手。一方面，加强家风建设有利于夯实党风廉政建设，巩固党的作风建设，构建和筑牢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堤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强调指出的，要做到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培育良好家风，教育督促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走正道。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另一方面，良好家风有利于党员干部的队伍建设，能够促进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家风与党风政风存在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家风是党风政风的晴雨表，党风政风是家风的风向标，全面从严治党则需要家风作为“警示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规党纪，均对领导干部的家风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将家风建设提到了制度层面的高度，对廉洁齐家作出了相应的规定。笔者认为，良好家风既是砥砺品行的“磨刀石”，又是抵御贪腐的“防火墙”，同时也有利于将预防腐败体系的关口前移、防线下置、重心下移。廉政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手拉大手，大手牵小手，有利于形成家庭合力。良好的家风建设有利于廉政教育网络平台的逐渐完善，可在个人、单位、社会创办的廉政教育网络平台增添家庭这个重要的单元和纽带，做到立体式、全方位、多角度的防护。廉洁齐家、廉洁修身与廉洁从政全面覆盖、严丝合缝，能够最大限度地使党员干部做到廉洁自律，真正贯彻落实好《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需要家风作为“路由器”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是一个持久而庞大的体系，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宣传动员，更需要来自个人和家庭内生的自发认同、自觉接受和自主传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要依靠国家和社会两个大的发射传播平台，更需要家庭发挥“路由器”的作用，这是因为，要将信息有效连接和迅速扩散，离不开家庭的有效、广泛和深度参与。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构件，具有国家叙事的崇高属性，唯有融入社会生活，实现与民间叙事的对接，才能发挥实际效力；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既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又为丰富其内涵提供了不竭的源泉 〔10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家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密切，培养家风家教要始终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1 〕。实践中，要传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密切契合家庭教育的内容，与社会生活、自然等紧密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强大的内生力量与外在效应。西方一些国家的宗教伦理和价值观念，往往深植于家庭伦理之中，融合在家庭和个人的日常行为之中，也因此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家庭是连接古今文化的重要纽带，家风中的伦理认同和公民教育至关重要。只有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过家风建设融会在个人的理念和日常的行为之中，才能够产生持久的生命力和黏合度，并能够教育人们自觉地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说到的，千千万万个家庭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指出，要“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弘扬时代新风，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 〔3 〕。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因此，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迫切需要以家庭为平台，以家教为载体，以家风为抓手，让家风成为汇聚、传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力量源泉。
〔参 考 文 献〕
〔1〕栾淳钰，王勤瑶.家庭家教家风关系及启示论〔J〕.贵州社会科学，2016（6）：82-87.
〔2〕朱丽霞，张 洋.马克思主义家庭观视野下的领导干部家风培育〔J〕.理论月刊，2014（4）：26-28.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4〕习近平给父亲的一封生日贺信〔EB/OL〕.（2015-02-24）.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224/c1001-26591227.htm.
〔5〕習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2.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8〕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38-39.
〔9〕王淑琴.家风建设：国家治理能力的有益滋养〔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39-45.
〔10〕邹庆国.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与核心价值观的践行〔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6（2）：64-70.
〔11〕黄铁苗，徐常建.重视家教家风建设的思考〔J〕.岭南学刊，2016（2）：121-126.
责任编辑 芳 晔
作者：秦攀博
自悯心理功能的西方心理学论文 篇2：
自我同情在我国中小学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摘要〕以我国中小学生为对象的自我同情研究普遍表明，自我同情对青少年儿童的学业发展、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等普遍具有正向的意义，对中小学生开展自我同情训练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今后的研究需要克服测量指标单一化、神经生理机制不明确、缺乏横纵向比较研究、自我同情的范围局限等方面的不足，同时增进学校、家庭对于中小学生自我同情重要性的认识，并合力通过有效的措施逐步培养学生的自我同情，促进学生的学业发展和心理健康。
〔关键词〕自我同情;心理健康;自我同情训练;中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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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教育中，我们更强调如何善待、宽恕和理解他人，却相对忽略了善待自己的重要性。随着社会节奏加快，竞争压力剧增，当前中小学生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伴随而来的心理困扰或心理问题也与日俱增。许多研究表明，相比自我同情程度较低者，自我同情程度较高者对自己更加友善和理解，能够更好地接纳自己，心理健康水平更高。相关研究也表明，自我同情的水平是可以通过训练得到提高的。鉴于自我同情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作用，面向中小学生的自我同情训练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和中小学教育工作者的关注。
一、自我同情及其训练
自我同情（Self-Compassion）由Neff[1]首次提出。她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发现，以往我们所提倡的高自尊，并非完全有利于心理健康，比如高自尊者十分在意外在评价，甚至一旦外界评价对自己的自尊产生威胁，可能会对外界产生攻击行为。为此，Neff引入一个新的与自己相关的健康的态度：自我同情。根据Neff的观点，自我同情可以被定义为：对自我友善，对自己提供耐心、友善和非判断性的理解，宽容自己的失败和脆弱，将其视为广泛的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允许自己是有所局限的、不完美的，不会因自己没有达到理想标准而对自己严加批评，而是采取耐心温和的鼓励，从而为个人成长提供情感上的安全和动力[2]。
自我同情包括三个方面：自我宽容（self-kindness），即对自己友善和理解，而不是给予苛刻的判断和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普遍人性感（the sense of common-humanity），即将自己的经历看作更广泛的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而不是将其视为分离和孤立（isolation）;正念（mindfulness），即个体能够觉察并正视自己所处的状态，以一种超脱自我的视角，客观地、非评判地看待自己的挫折经历和负面情绪，而不是陷入过度认同（over-identification） [3]。以往的很多研究表明，自我同情水平能够通过训练干预得到提高，如身心交互训练（瑜伽、太极等），冥想练习（Koru、爱与友善冥想、正念冥想等）以及认知训练（自我同情式写作、与自己做朋友、同情心培养等），它们均能提升个体的自我同情水平[4]。
二、自我同情在我国中小学的研究与实践
基于自我同情所带来的诸多良好身心效应，关于中小学生的自我同情及其训练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关注。研究表明，中小学生的自我同情与较好的社会适应、学业表现有正向的相关，而与抑郁、焦虑和网络成瘾等有负向相关。
（一）自我同情与青少年儿童的问题行为
在不良情绪的调节方面，自我同情能发挥重要作用，如自我同情对于抑郁情绪有一定的缓解作用。李江艳[5]的研究表明，如果初中生增加自我同情，会有效减少孤立感和过度沉迷，能更好地调节和平衡自身的心境，减少或消除抑郁的发生和发展。华凌凌[6]在研究身体意象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时发现，自我同情能够调节身体意象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八周的自我同情团体心理辅导能够减少高中生的自我批评、负性思维等抑郁易感性因素，从而减少个体的抑郁水平。对于有特殊创伤或留守经历的青少年来说，提升其自我同情水平，也有助于缓解抑郁、焦虑的情绪，帮助其成长。留守青少年缺乏与父母和外界的沟通，其普遍人性感较低，倾向于夸大或逃避自己经历的失败和痛苦，为期八周的团体辅导干预能够提升其自我同情，发挥自我同情三个核心成分——自我宽容、普遍人性感和正念对其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7]。在帮助经历创伤的青少年恢复和成长中，自我同情能够促进个体重建认知，促进个体对创伤事件的理解，从而使经历创伤的青少年以更积极的聚焦自我的应对方式来处理创伤后的负面情绪，为创伤后修复提供保护和支持，促进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的产生[8]。在行为矫正方面，例如对于网络成瘾等问题行为的缓解，自我同情也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研究发现，自我同情水平较高的青少年网络成瘾程度相对较低，自我同情可以作为控制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干预手段之一[9]。
（二） 自我同情与青少年儿童的学业表现
自我同情能够有效提升中小学生的学业投入和学业交流，预测更好的学业表现。李贞[10]以初中生為被试的研究表明，初中生自我同情与学业投入呈显著正相关，其自我同情对学业投入起正向预测作用。自我同情直接影响学业交流行为，也通过负面和正面评价恐惧对学业交流行为起并列中介作用。自我同情水平较高的初中生，一方面对个体与他人的联系感、自我的仁慈以及自己此刻体验的意识较强，自我价值感比较稳定，相对不那么依靠他人认可来塑造和完善自我价值，由此减少了对评价的恐惧;另一方面，富有同情心有助于他们在课堂内外与教师、同伴接触和来往，促进其学业交流，从而更加适应学习环境和学习要求，提高学业表现[11]。一项以中国小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相比缺乏自我同情的学生，有自我同情的学生对于自己的考试成绩更抱有希望[12]。个体的自我同情水平越高，越能从容应对自身遭遇的压力性事件，因此也能较好地适应和面对压力事件，进而正向预测学业成就[13]。此外，自我同情有助于学生缓解考试焦虑，以积极正向的途径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研究表明，自我同情能够有效调节状态焦虑，有助于减少高三学生的过度沉迷和孤立感，对于缓解高三学生的考试焦虑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14-15]。其中，考试焦虑与自我同情中的自我友善、普遍人性和正念三个维度呈显著负相关。自我同情可以通过元担忧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来影响考试焦虑，有较高自我同情水平的中学生能够合理面对考试压力，调整情绪状态，发挥元担忧情绪的积极作用，化压力为动力[16]。
（三）自我同情与青少年儿童的社会功能
自我同情不仅对中小学生个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同时对于促进其社会功能和人际交往也有正向作用。赵梓晴[17]的研究表明，高中生自我同情水平可以显著预测其特质宽恕水平和情境宽恕水平。由于高自我同情者更能理解普遍人性、情境复杂性，具有较高的观点采择能力，整体宜人性和心理健康水平更高，高自我同情水平组被试比低自我同情组被试表现得更加宽恕他人，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邱圣童、赵梓晴、王言等[18]通过整合模型考察高中生自我同情、人际信任与宽恕特质三者的关系，发现自我同情中的自我宽容成分直接影响宽恕，普遍人性感影响社会一般信任，正念和自我宽容影响对人的信任。贾会丽[19]的研究表明，高中生自我同情在依恋和人际信任之间起中介作用。自我同情水平较高的高中生能够以同情的态度看待自己和别人，减少敏感和多疑的现象，更容易与别人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在以初中生为被试的研究中，自我同情在初中生感知到的亲子冲突与学业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在面对亲子冲突时，自我同情水平较高的学生能够更好地调整自己的状态，投入到学业当中[10]。胡金萍、种道汉[20]通过考察亲子亲合与青少年亲社会倾向之间的关系发现，青少年自我同情水平不仅可以直接预测其亲社会行为倾向，还可以通过认知重评策略使用频率的提高间接预测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增加。
（四）自我同情影响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的内在机制
中小学生处于身心快速发展的时期，对于自我的关注度较高，容易产生自我认知的偏差。自我同情有助于学生接纳自己，形成良好的自我认知。李慧清[21]的研究表明，高中生自我同情能够有效缓解负面身体自我对社交焦虑的影响，能以更宽容的心态接受自己身体上的不完美，把这一体验普遍人性化，认识到身体上的不完美是普遍存在的，从而更少体验到社交焦虑。出于对外表的过度关注和完美期望，部分青少年还可能出现节食行为。研究表明，自我同情的诱发，能够有效降低失调个体在节食失败之后的负性情绪体验，自我同情能够缓解有胖负面身体自我的女高中生对自我的消极情绪体验，降低女高中生对胖身体相关信息的敏感度[22]。
自我同情水平较高的学生，在面对学业和生活中的挫折时，能够更好地调整自己，更快地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状态。研究表明，心理韧性和自我同情作为干预变量，能够有效改善和提高初中生的适应取向心理健康水平。初中生自我同情在心理韧性对适应取向心理健康的影响中中介效应显著[23]。对于高中生群体，也有相关研究显示，高中生的自我同情与心理弹性呈显著正相关[24]。高中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负性生活事件、自我同情水平均密切相关;自我同情在负性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中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能够缓冲负性生活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对心理健康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25]。在问题解决的策略方面，自我同情可以正向预测问题解决、求助等积极成熟型的应对方式，负向预测逃避、发泄和幻想等消极不成熟型的应对方式，并减少羞耻感对应对方式的影响。自我同情通过减少消极的自我态度，减少心理资源的流失，从而减少因羞耻感引发的逃避、掩饰感情、被动等待、祷告等消极应对方式，让个体更加积极地寻求社会支持[26]。
（五）常见的自我同情训练方式
如上所述，大量的实证研究显示，自我同情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普遍存在正向的意义。围绕如何通过干预有效提升中小学生的自我同情水平，研究者展开各种相关研究。已有研究表明，同情心训练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自我同情水平。下面是几种青少年自我同情训练方式的介绍。
首先是“与自己交朋友”项目（Making Friends with Yourself，MFY）。这是一项改编自成人版正念自我同情项目（Mindful Self-compassion Program，MSC），旨在提高青少年自我同情水平的训练项目。核心内容包括了解自我同情、正念训练、认识生理机制变化、自我同情与自尊、寻找自我同情的声音、管理负面情绪、感恩生活等[27]。屈清照[24]运用MFY项目对高中生进行了为期6周的干预，结果表明，高中生的自我同情及心理弹性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因此，该干预方案被证明是有效的。
其次是仁慈冥想。仁慈冥想干预程序被证明对初中生的情绪调节及自我同情具有正向作用。如研究者发现，通过持续八周的仁慈冥想干预团体辅导，能够使个体在放松的状态下感受来自团体的关爱，进而释放自己的能量，而在这一过程中所采用的对自己或他人宽容的言语，能够激活个体宽容和同情心的管理系统，从而有效提高初中生的自我接纳和自我同情水平[28]。
最后是团体沙盘游戏。这一方式比较契合中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通过创设包容、支持的氛围，有效地提升和增强学生的自我同情水平。如通過对高中生实施为期六周的团体沙盘游戏干预之后，发现学生的自我同情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并且在一个月之后的追踪调查中发现，其效果具有一定的持续后效性[29]。
三、未来的研究展望
本文梳理了自我同情在我国中小学的已有研究，未来的相关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和拓展，以求取得更加丰硕而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第一，鉴于先前关于自我同情的测量几乎都采用Neff编制的相关量表（SCS），今后还需要考虑补充其他的测量指标和测量方式。心理现象是摸不着看不到的，单一的外在指标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也不利于对自我同情这一复杂的心理现象进行深入探讨。同时，有关自我同情的研究多基于被试的自我报告，这容易产生测量误差，难以保证研究的准确性。以往对于自我同情作用背后的心理和神经生理机制研究还很少，这就难以建立对自我同情背后的认知神经运作模式的全面理解。
第二，关于自我同情的影响方面，现有研究表明，自我同情训练对中小学生具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但这一影响是否存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同时，过度的自我同情是否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比如是否会增加中小学生在学业上的自我放纵、懒惰行为以及在人际交往中的自私自利的表现。对这些疑问的实证探讨，将对教育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是值得研究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第三，以往研究的对象多为某一年龄阶段的学生，针对中小学生的自我同情开展的纵向追踪研究还相当欠缺，研究者对于自我同情在中小学生的不同发展时期的表现特点和发展规律也少有涉及。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教育工作者更好地掌握不同阶段学生的特点，施以针对性的教育和辅导。同时，也有助于研究者开发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自我同情测量工具，更加准确地把握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自我同情水平。
第四，在横向比较研究方面，研究者需要思考，在强调内省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中国文化影响下和强调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影响下成长的不同青少年群体，是否具有不同的自我同情观念和水平。即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小学生自我同情水平是否存在差异，也还有待探明。这些探索有助于我们将自我同情相关研究成果更好地实现本土化，更好地服务于提升我国中小学生的自我同情水平，促进广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
综上所述，以往國内中小学生关于自我同情的研究证明，其对于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时，当前的研究也存在着研究手段、研究对象等方面的不足。期待今后的研究可以解决这些不足，同时增进学校、家庭对于中小学生自我同情重要性的认识，并合力通过有效的措施来逐步培养学生的自我同情，促进学生的学业发展和心理健康。（注：本文通讯作者为黄喜珊）
注：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8YJA190004）、广东省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2018GXJK029）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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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1.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广州，510631;2.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广州，510631）
编辑/张国宪 终校/卫 虹
作者：杨旖真 黄喜珊
自悯心理功能的西方心理学论文 篇3：
班彪《北征赋》的空间维度论析
摘要： 班彪的《北征赋》以空间为线索，以流亡途中的所见所感为媒介，尽情抒发了自己国破家亡、流离转徙的痛苦和漂泊无依的感伤，深刻地反映了人生命运的不由自主和变幻无常。在抒情过程中，作者的空间意识对作品的抒情方式、情感色彩及文本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关键词： 班彪;《北征赋》;空间意识;空间维度
文献标识码：A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1]其中的“述行”是古代辞赋的一个大类，它反映的是古代文人的旅途经历和情感状态。这类辞赋始于刘歆的《遂初赋》，班彪、班昭继作，此后作者继踵，渐成辞赋的一大体类。班彪的《北征赋》是述行赋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作者以空间为线索，以征行途中的所见所感为媒介，抒发了自己国破家亡、流离转徙的痛苦和漂泊无依的感伤之情，使人深刻地感悟到人生命运的不由自主和变幻无常。在抒情过程中，作者的空间意识对作品的抒情方式、情感色彩及文本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空间维度解读《北征赋》，可为该作品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弥补传统研究只注重历史事件的不足。法国著名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说：“一个跟随强烈激情波动的读者可能会惊讶于宇宙空间性所造成的这一中断。他只用线性的方式来阅读书籍，沿着人间事件的线索阅读。在他看来，事件不需要图画。然而，线性的阅读从我们身上剥夺了多少梦想。”[2]207若我们只注重历史事件本身对作者的影响，而忽视了事件的空间维度和作者的空间意识在抒发情感和文本结构方面的作用，就很难对作品有更加深入和充分的研究。
一、存在空间：长都（旧室）
《文选》卷九《北征赋》下李善注：“《流别论》曰：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也。”[3]425他认为该赋创作于安定。考察作品的内容，其说可从。《后汉书·班彪列传》云：“年二十余，更始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4]班彪为扶风人，扶风为“三辅”之一，“三辅大乱”是促使班彪“北征”的直接原因，也是他创作该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并理所当然地构成了作品的基本内容。“三辅大乱”从一个纯粹的历史事件，到成为促使主人公北征的直接原因，再到构成作品的关键要素，其形态和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作为历史长河中的原生事件，为人们所认识并被赋予丰富的社会意义，进而被写入作品，成为作者抒发主观情感的媒介。从叙事学的角度说，“所谓原生事件，就是在生活中实实在在、原原本本发生的事件。但事实上，原生事件只在理论上存在，因为事件一经发生，必须被感知到，才能进入人的意识，从而为人所认识、记忆和叙述。没有进入人的意识的事件是毫无意义的，而进入了人的意识并被人所记忆和叙述的事件，就已经不是原生事件了”[5]34。的确，任何事件一旦被人们认识和反映，就具有了选择性和价值取向，就不再是原生事件，而是意识事件了。
“所谓意识事件，是指在叙事行为即将开始之际出现在叙述者意识中的事件。从接触渠道来说，意识事件可以来自叙述者在当下生活中的亲身经历，可以来自朋友或同事之间的闲聊。”[5]34亲身经历、他人转述和想象虚构等意识事件的来源不同，其基本性质和主观色彩也有很大不同。
“三辅大乱”也是如此：这个纯粹的历史事件一旦被载入历史典籍，它就变成了一个社会事件，它不仅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此后一系列社会现象产生和发展的起因，更是直接影响了作者命运的转变。
班彪亲身经历了长安（长都）的战乱，这场战乱不仅使大汉王朝经历了一场大劫难，昔日繁华的帝都残破混乱，作者的家园也被毁灭了，使他无法存身，不得不避难他乡。班彪在文中说：“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厄灾。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3]426此时事件已经从原生事件变成了文本事件，“也就是被作家们书写出来，而进入到了叙事文本中的事件”[5]34。由于事件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它不仅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强烈的感情色彩，而且包孕着感情生发的无限可能性。
在作者的心里，这个事件的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心理影像，即“旧室”，也就是作者的家园，是作者生于斯长于斯、亲人聚居、本根所系的地方。龙迪勇说：“ ‘存在空间’是沉淀在意识深处的‘比较稳定的知觉图式体系’，它具有认知的功能;而且，‘存在空间’是我们非常熟悉，并投注了情感的空间。‘故乡’（尤其是家）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空间’，它往往承载着我们最初的重要记忆，以后不管到了哪里，我们总是以这一‘存在空间’作为参照系去体验世间的万事万物。”[5]345对于班彪来说，长安就是他的“存在空间”，是班氏几代人曾经很荣耀地生活的地方。
家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正如加斯东·巴什拉所说：“试想我们能够来到世界上一个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如何命名的地方，我们第一次看到它，并且在这个无名的、未知的地方，我们能够长大、來回走动，直至我们知道它的名字，怀着爱念叨它，把它叫做家园，在那里扎下根，在那里收藏爱，乃至每一次说起它的时候，都是以情人絮语的方式，用寄托着乡愁的歌，用充满着欲望的诗。”[2]72长安不仅曾经是作者温暖的家，而且承载着班氏家族物质和精神的世代积累，以及政治地位上的无上荣耀。班氏本为西北楼烦一带的豪富之家，至班彪祖父班况“举孝廉为郎”，“成帝之初，女为婕妤，致仕就第，资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后罢，大臣名家皆占数于长安”。一方面贵为外戚，一方面才德出众，班彪之父兄弟三人都受到汉成帝的宠信，大伯父班伯被“拜为中常侍”，因年轻有为，德行高尚，得到成帝的亲近和信重，屡受褒赏。二伯父班斿“博学有俊材……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其父班稚“少为黄门郎中常侍”。可见班氏在成帝时期家世十分煊赫，当时的谷永曾说：“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臧，女宠至极，不可尚矣。”[6]4198-4205班氏本是豪富之家，又有皇帝所赐的“秘书之副”，班彪之姑母为汉成帝婕妤，班氏属于拥有特殊社会政治地位的外戚，“家园”在班彪心目中的地位已经超出它作为 “生存空间” 的意义，变成了某种价值和信念，所以当他被迫离开故园长安的时候，他的内心充满了极为复杂的感情：“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之崇崇。”[3]426
《后汉书》说班彪“北征”，“年二十余”，陆侃如的《中古文学系年》将其定为二十三岁，则班彪这次逃难很有可能带着家眷，他们离开长安，经过瓠谷，到达长安西北的云阳，这里接近“三辅”西北边境，再往前走就要进入凉州地界了，所以班彪不由得回过头来遥望故园，可惜“旧室”已经看不到了，只看到长安城内高高的通天台。此时长安在班彪心目中，不仅仅是“旧室”，也是曾经十分强大繁荣的大汉帝国的都城，所以他称之为“长都”。加斯东·巴什拉说：“既然家宅是一种活生生的价值，它就应该包容非现实性。所有的价值都应该震荡起来。不震荡的价值是死的价值。”[2]73-74长安既是班彪的“旧室”，又是大汉帝国的都城，所以班彪此时的感情应是家、国杂糅的感情，内心体验的是国破家亡的悲伤和痛苦，这必然会引起他痛苦的思考：一度强盛的帝国何以如此破败混乱？人的命运何以如此变幻莫测？这种由“旧室”“帝都”产生的空间意识决定了此后作者情感的产生、情感色彩和价值取向。“正因为人类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家乡的某些地方’，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家乡就储存着全部的往事、积淀着和自己有关的所有的时间，因而家乡就是全部的世界，至于其他地方，那只是外在于自己的、‘陌生的’东西;只有和‘家乡’这一魂牵梦萦的空间联系起来，其他的地方才能被赋予意义，因而也才有存在的价值。”[5]346作者此后旅途中的感物与伤怀，都是基于这种家国情怀和命运感慨;对各种社会历史现象的价值判断，诸种感情的抒发，都是基于对“存在空间”的深切体验。
二、场所：疏散情绪的开放空间
班彪离开“三辅”后所经的第一个场所便是“郇邠之邑乡”，此处之所以用“场所”而不用“地方”之类的词，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物理空间，更不是一个抽象的空间，而是一个历史与空间的结合体。“只有当某一个空间和具体的人物、事件以及时间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场所，而此一场所则构成了一个‘叙事空间’，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空间和时间元素、人的行为和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空间变成了场所，体验的多样性是叙事空间的最为重要的特征。’看来，场所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地方，作为一个特殊的空间，场所也收集事件、经历、历史甚至语言和思维，事件存在于一个场所，就等于存在于一个框架性的事物综合体之中。当然，从本义来讲，场所就是各种事件发生于其中的一种特殊的地方（空间）;但从引申义讲，场所则可指代容纳某类主题的话语或思想于其中的框架性的‘容器’。场所往往凝聚着某一社群或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它们在情感上总是起着统合和聚集的作用。”[5]60郇邠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华夏民族很早就在这里开拓、建设、奋斗、抗争，这里有十分丰厚的文化积累，班彪所看到的，可能也是丰富多彩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整齐的田垄，规整洁净的房舍、街巷，庄严肃穆的社稷坛宇、先祖宗祠，勤劳忙碌的男男女女，含饴弄孙的老者，骑着竹马、唱着歌谣的孩童，等等。这些景观激发了作为历史学家的班彪的历史记忆。心理学研究认为，鲜明生动的具体形象更能刺激人们久远的记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直接诉诸视觉的空间性存在物具备形象、具体和鲜活的特点，其触发史学家叙事动机的效果往往来得比文献强烈，因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观看比阅读能更有效地帮助人们理解历史’”[5]363。立于“郇邠之邑乡”
，班彪的脑海中可能浮现出许多历史画面，但最能拨动他心弦、引发他感慨的当是公刘率领周部族在这里开拓、经营，创造安定、幸福生活的情景。《史记·周本纪》载：“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7]在《诗经》中有专门颂扬公刘的诗篇《大雅·公刘》。公刘的仁政与周人的安定幸福生活，是当下最能触动作者心灵的因素，所以他在赋中说：“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3]426
“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必然发生在具体的空间里。因此，那些承载着各类历史事件、集体记忆、民族认同的空间或地点便成了特殊的景观，成了历史的场所。生命可以终止，事件可以完结，时间可以流逝，但只要历史发生的场所还在，只要储藏记忆的空间还在，我们就能唤起对往昔的鲜活的感觉。”[5]384处在具体的“场所”中，在作者的审美观照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变成了鲜活的形象，形象超越了历史事实，具有了审美价值，作者以此为尺度衡量当前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的不幸遭遇：周人是多么幸运，他们遇上了一个仁德的君主，过着安定幸福的生活;自己是多么不幸，遭遇这样的乱世，不得不背井离乡，忍受种种磨难。李善在“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下注释说：“故时会者，言此乃时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倾覆，非天命无常也。时，亦世也。言人吉凶乃时会之变化，岂天之命无常乎？”[3]426-427深得作者本意。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也显示了比较高超的历史见解以及基于这种见解所作的对于现实的观照。“通常情况下，事实不能解释价值。在诗歌想象力的作品中，价值具有这样一种新颖的特性，它使一切属于过去的东西相形之下都变得缺乏活力。一切记忆都是用来重新想象的。我们的记忆中有一些微缩胶片，它们只有接受了想象力的强烈光线才能被阅读。”[2]224一切的历史，不管是历史事件还是历史人物，亦或是建筑遗存，只有通过人物主体的想象和体验才能鲜活起来，才能显示出它们的价值，而它们的价值正是人物主体在历史反思和生命体验中所获得的启示。
菲利普·埃辛顿认为：“‘场所’以种种方式触及实质性的问题，它们不仅是时间问题，也是空间问题，它们只能在时空坐标中才能得以发现、阐释和思考。‘场所’不是自由漂浮的能指。”[8]250场所“呈现过去的历史也呈现了人类活动的地方（场所topoi）。历史描述的并不是一种作为陈词滥调的‘穿越时间之变化’，而是一种经由空间的变迁”[8]241。任何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事件的意义只有放在时空坐标中才能得到全面的認识。每个历史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会不断得到叠加;每一个地点，随着时间的推进，也会不断地有新的事件发生，它恰似一个储存宝藏的洞窟，里面盛满了琳琅满目的珠宝。因此，每当人物主体面对一个“场所”的时候，他就会有多种多样的历史体验和人生感悟。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体验和感悟也是与他当下的生命境遇相适应的。
离开“郇邠之邑乡”，班彪依次经过了义渠、泥阳、彭阳、安定长城、朝那，作者通过对这六个不同“场所”的体验，抒发了不同的情感，这些情感都与“国破家亡”、动荡流离的当下心境相契合。班彪所经“场所”见表1。
在这里，作者的思维类似于“意识流”。“‘意识’固然是一种时间意识，但它同时也是一种空间意识;而且，任何意识的流动都少不了某种空间性的物件作为其出发点，这种空间性的物件可以是一幢房子、一级台阶、一个茶杯，甚至可以缩小为墙上的一个斑点。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种作为意识流动出发点的空间性物件，其实正是触动‘无意识记忆’的按钮——让一些沉睡在无意识深处的事件不断地、‘共时’地涌向意识。”[5]127作者经过六个“场所”的所见，正是作者叙事抒情的支点，班彪通过这些空间性物件抒发了不同的感情。关于空间（地方）与历史感情之间的关系，美国作家尤多拉·韦尔蒂曾经这样写道：“地方是有名有姓、可以考证、实实在在、准确无误、要求极高，因而可以信赖的集中一切感受的地点。地方同感情紧密相连，感情又同地方有着深刻的联系。历史上的地方总代表着一定的感情，而对历史的感情又总是和地方联系在一起。”[9]这些场所凝聚了历史，储存了丰厚的人类文化记忆，一旦有外界的刺激，这些沉睡的历史画面立即就会在人们的大脑中复活，正如米勒所说：“通过盘根错节的根系，历史被固定在土地和文化中，在‘神经原’里仿佛被触觉连接到‘链’和‘弧’上，深深地进入人们的记忆。不过这需要脉动来产生刺激，形成联系并点燃火花。当一个人进入了童年时代的教堂，拿起一位已故朋友的礼物，或者聆听一首被遗忘了的曲子的时候，这一切就会发生。”[10]
这六个“场所”中刺激班彪记忆的因素各不相同，有的是文物古迹，有的是废墟，有的是古人用过的小物件，有的是风土民情，所忆事件的时代也各不相同，因而其含蕴和情感色彩也不相同。如他经过泥阳时，看到破败的班氏祖庙，想到了自己祖上的辉煌，不由悲叹自己的悲惨遭遇：“遂舒节以远逝兮，指安定以为期。涉长路之绵绵兮，远纡回以樛流。过泥阳而太息兮，悲祖庙之不修。”李善注：“《汉书》，北地郡有泥阳县。《汉书》曰：‘班壹，始皇之末，避地于楼烦。’故泥阳有班氏之庙也。”[3]（427《汉书·叙传》载：“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年百余岁，以寿终，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6]4197-4198班彪的祖上曾称雄于西北楼烦一带，虽无官职，但却有钱有势，威风八面，受到当地百姓的敬畏以至于景仰。反观自己，不仅未能将祖上的事业发扬光大，反而流离他乡，居无定所，这使班彪深感惭愧，不由得感伤。
在上述因素当中，文物古迹最能引发人们的历史记忆，因为有些文物古迹本身就有文字记载或指示性内容，正如麦里克·加苏邦所说：“古文物研究者只要看到古玩就会为之着迷，倒不是喜欢它基本的造型或材质（尽管古玩的这两方面常常是出类拔萃的），而是因这些古代幸存下来的证据在他们脑中形象地再现了久远的历史，往昔岁月仿佛这古玩般重现于眼前。”[11]废墟虽然残缺，但正因为这种残缺，才更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遐想和感慨，“废墟是过去的痕迹、往昔的印记，所以往往容易引发思古之幽情，并激起历史叙事的冲动”[5]364。这是因为“废墟之类的东西对史学家叙事动机的触发，与其说是认知，不如说是感情——一种深邃的探究往昔的历史情感，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废墟所唤起的情感比起它包含的意义也许更能打动人心。’是的，情感往往是一种比理智更为强大的力量，当史学家的历史情感被强烈的激发出来的时候，一般而言，那就非得通过书写一部史书才能得到尽情的抒发了”[5]366。作为史学家的班彪，经过这片文化积淀深厚的土地，面对一个个历史丰厚的场所，适当其处于国破家亡、飘泊无依的情景下，怎能不感慨万千？于是，他用比史书更便于抒情的辞赋来表达了这种浓烈的情感。
一个场所，一个地名，积累了层层的文化记忆，许多历史事件容纳在地名里，丰富了它的内涵，人们温习历史，也不断地熟悉这个地名，事件与地名形成固定的联系，此后人们一旦提起这个地名，马上就会联想到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于是，一个抽象的、脱离了具体空间的概念——地名，也就因此而获得了唤起过去、积淀记忆、储藏历史的魔力：‘传说中和固定地点相连的地名——它们保证历史关系的结合力——在唤起记忆方面无论如何都有不容变更的意义。仅仅称呼一下这些名字，就可以唤起过去。’”[5]391
三、时空拓扑：外在空间到心理空间
从长安到安定郡治高平，班彪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艰苦行程，这首先体现为一个时间过程，班彪企图通过这个过程平复汹涌澎湃的感情、消释难以言状的焦虑，然而他所体验的却是一个个空间，郇邠、义渠、泥阳、彭阳、安定、朝那，正像时间之流上的一个个洞窟，它们既是空间，又是时间的凝聚，班彪就在这时空的变幻交汇中印证了现实、认识了自己。加斯东·巴什拉说：“人们有时以为能在时间中认识自己，然而人们认识的只是在安稳的存在所处的空间中的一系列定格，这个存在不愿意流逝，当他出发寻找逝去的时光时，他想要在这段过去中‘悬置’时间的飞逝。空间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这就是空间的作用。”[2]8班彪在这一个个“小洞”里，运用自己的想象，重构了历史事件，再现了远逝的形象，并且赋予它们恒久的价值，正如加斯东·巴什拉所说：“是凭借时间，是在空间之中，我们才找到了经过很长的时间而凝结下来的绵延所形成的美丽化石。无意识停留着。回忆是静止不动的，并且因为被空间化而变得更加坚固。”[2]9
不过，被班彪写入文本中的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形象，早已不是原生事件，而是已经变为价值的载体，它们作为价值印证了现实，舒缓了作者的焦虑情绪，“我们自问道：以前存在的东西是否存在过？事实是否确曾有过记忆赋予它们的价值？久远的记忆只有通過赋予它们价值，赋予它们幸福的光晕，才能够被忆起。一旦抹去价值，事实也就不复存在”[2]72。事实上，作者对历史的回忆，也只是选择那些契合当前情景及作者经历感受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也就是作者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而其他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则较少进入作者的体验范围，因为相对于作者当下的心境和精神体验来说，它们是没有价值的。
高平是安定郡的郡治所在地，这里距离长安已经很远，班彪历尽艰辛到达高平，也就意味着他已经远离了中原的战乱，所以他到高平以后，才有心思登高望远，借景抒怀：
阝 齐 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猋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鸡鸣以哜哜。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悢以伤怀。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沾衣。揽余涕以于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何阴曀之不阳兮，嗟久失其平度。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诉？[3]429-430
眼前这片正处深秋之时的边远荒凉之地，也成了作者的伤心之域，这里的山谷、旷野、飘风、谷水、云雾、积雪、翔雁、鹍鸡等意象营造了一种萧肃之境，作者触景伤怀、悯时伤世、烦乱飘零之情由景而生。
加斯东·巴什拉说：“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2]序此时作者的内心中不仅仅是眼前的场景，而是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三辅”的大乱，逃难的过程，众多令他难以忘怀的场景。这里又出现了“家”和“故乡”的意象，“家宅形象的高度被折叠在固定的再现中。当诗人将它展开并延展时，它就从纯粹的现象学角度呈现出来。在一个通常‘休息着’的形象中，意识‘提升了’。形象不再是描述性的，而绝对是启示性的”[2]66。也就是说，此时在作者的脑海中形成了所谓的“时空拓扑”。作者“在体验景观时，随着‘步移景异’，美感经验在‘持存’中持续，由点成线与景观环境产生交流，得到景观的整体体验。这种整体的体验，是不同景观感受的综合，是人与不同空间形态结合的‘情境’得以持续而产生的‘情境流’。这种内在时间的体验获得的‘情境流’体现在空间组合上，可称之为‘时空拓扑’”[12]。离开故乡逃难的艰难过程，一个个让班彪感慨万端的空间场所，都一股脑儿涌上心头，使他由困惑迷惘走向清醒，从激愤悲慨归于平静，他最终领悟到这是“时运之所为”，个人在这种情景之下只能顺遂时变，根本无力改变什么，“永伊郁其谁诉”。加斯东·巴什拉精辟地指出：“空间性通常被认为有可能化解不安情绪，并在一个无处容纳冲突的空间中使精神回到不动心的状态。”[2]283于是在作者内心里形成了一个平静明朗的空间，文中最后说：
乱曰：夫子固穷，游艺文兮。乐以忘忧，惟圣贤兮？达人从事，有仪则兮。行止屈申，与时息兮？君子履信，无不居兮。虽之蛮貊，何忧惧兮？[3]430
这是作者经历曲折遭遇、痛苦的思考后达到的心灵境界，“没有这些‘对象’以及其他一些被同样赋予价值的对象，我们的内心生活就会缺少内心空间的原型。它们是混合的对象，是客体-主体。和我们一样，因为我们，为了我们，它们也具有了内心空间”[2]99。作者经过多次烦郁沉痛的空间体验，外在空间终于凭借它强大的扩张力而进入作者的心灵，形成心理空间，至此，作者也完成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和对人生命运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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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邢培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