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社会保障税社会统筹分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为了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切实增强消费者信心,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就有必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快推行社会保障费改税就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就针对社会保障费改税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社会保障税社会统筹分析论文 篇1：
协调消费与投资的税收手段
[摘要] 投资高位运行是我国这几年宏观经济的特征之一，相比之下消费却没有大的变化。本文从税收角度，尤其是从给居民带来长期保障的社会保障税入手来分析其在消费与投资中的作用，尤其是对扩大消费的作用，并对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 消费率 平均消费倾向 社会保障税
一、高投资，低消费是我国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之一
在我国这几年出现了投资热、消费冷的局面。从消费率看，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呈现持续走低的趋势。最终消费率“六五”期间平均为66.1%，“七五”期间平均为63.4%，“八五”期间平均为58.7%，“九五”期间为59.4%。“十五”以来，消费率更是呈加速下跌趋势，2001年为59.8%，2002年为58%，2003年已降低到改革以来的最低点，为55.4%。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率也在低位徘徊。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看，2000年到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分别为：10.3%，13%，16.9%，27.7%，26.1%。为了直观起见，图1绘制了从1985年到2004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可以看到，从2000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进入了一个新的上升的阶段，直到2004年宏观调控才使投资增速略微有些下降，与此同时，消费率的下降趋势与投资的快速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消费与投资的矛盾将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投资增量部分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量部分的比值)大幅上升，由1997年的24.2%上升到2002年的54.9%，2003年投资贡献率已经突破70%。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在下降，从2001年的32.8%下降到2003年的不到15%。最终消费率的降低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3）的资料，居民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2001年美国68%，英国65%，法国55%，德国58%，日本56%，意大利60.5%，巴基斯坦78%，俄罗斯51%，中国为48%。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比全世界平均数61%也低很多。我国的消费率低于大多数国家已是事实。1998年开始实施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并没有使消费率提高，反而使投资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这进一步加大了投资与消费的矛盾。也有文献认为：拿中国的消费率与发达工业国相比较不合适，因为两者收入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距太大，没有可比性；而拿中国的消费率与非洲和拉美国家相比也不合适，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征与状态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并不相符。并根据数据分析和多国长期经验表明：消费率平均保持在60%以上是普遍的，也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反之，如果一个国家长期消费率低于60%，就应对宏观需求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消费率较高的并不是经济发达国家，以及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却恰恰是经济最为落后，以及经济波动较大的国家。还认为我国的消费率从长期趋势看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近几年来，我国的消费率逐年下降，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来拉动。投资最终要转化为消费，如果消费能力一直处于低位徘徊，那么就会造成生产能力过剩。1998年以来，由于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造成大量生产能力过剩，致使全国半数以上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50%，直接影响了就业和经济效益，使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我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仍以工业增长拉动为主，与居民消费密切的服务业则增长较慢，根据在经济波动中，第二产业起伏较大，第三产业起伏较小从而具有抑制经济波动的作用的国际经验来看，这样的增长结构会为未来大幅度的经济波动埋下产业诱因。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2004年数据出自中经网。
注：自1997年起,除房地产投资、农村集体投资、个人投资外,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起点由5万元提高到50万元。为便于比较，对1996年的相应数据做了全面调整。
二、造成我国消费率下降的原因和扩大消费的必要性分析
诸多方面的因素造成了我国消费率的下降，以下我们将分别予以说明：
首先，我国现阶段的消费主体还主要是城镇居民，而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消费的数量还很少。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为8473元，而农村居民只有2361元。当然，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多，收入决定消费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点，所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就成为了制约我国消费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1997年以来，我国已连续7年出现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速的现象。1997年～2003年,我国GDP年均增长8%，同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3%，超过GDP增幅0.3个百分点，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仅为4.5%，大大低于GDP增幅达3.5个百分点。尽管城镇居民年收入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率，但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还在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下图是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变化趋势。可以看到明显的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版 电子版数据计算得出
其次，对收入的预期不稳定也造成了消费的减少。近几年来，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上升，给经济社会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居民的收入预期极为不稳定，再加上各种支出的增多，商品房的购买，医疗卫生的花费，教育的支出等都造成了在既定收入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支出的相对扩大。以上论及的支出中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现期的消费，而是转化为储蓄的将来的消费。所以收入的预期不稳定从而造成储蓄的增多也是消费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是在消费系统之外的外部因素，诸如消费环境的制约；金融市场的发展使个人成为越来越多的投资工具的主体，个人投资的比重增大，而消费的比重变小；还有就是传统文化，节俭为主的思想仍然占据着很多人的头脑尤其是中老年人的头脑。
以上列举了我国消费下降的几个原因，而扩大消费的必要性在于：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资本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即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新增加的每一单位资本带来的产出趋于减少。所以，依赖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并不是没有极限的。有文献在对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中，得到在长期中，消费对GDP的带动作用更大。并指出消费的变动对GDP的变动有着显著的正效应，与之相比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则没有那么显著。而消费从内部主体来分分为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在我国，政府消费率平均为20.2%，在亚洲地区处于较高的水平。政府的高消费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政府提供了较多的公共产品和较好的社会福利，另一方面可能是政府滥用了社会资源，造成政府开支扩大，会对经济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由于政府消费对经济的影响有着不确定性。所以，在长期中，扩大消费主要还是要立足于扩大居民消费的比重。
三、税收对消费的影响
税收作为一种经济手段，不仅承担着为公共物品的提供筹资的职能，还承担着调节微观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职能。税收会通过改变或影响纳税人的选择来影响消费量或者消费种类。税收作为一种操作性较强的政策工具可以对纳税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对消费品的组合和数量同时进行调节。因此，扩大消费可以从税率的变化和税种的选择入手。
我国现行的税制中，对个人消费直接相关的有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还有就是起间接影响作用的社会保障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直接降低了个人可支配收入；消费税是在消费的环节对特定消费品征收的税收，由于其不是对收入进行直接课征，又是针对个别消费品，所以对消费的影响不是十分显著；而社会保障税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征收，且其征收会使纳税人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减少，但是会给纳税人带来良好的生活保障，减少其预期的不稳定性，从长期来看也会间接地促进消费的增加。上文说到，我国储蓄率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受预期不稳定地影响，而预期不稳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有很大的关系。而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只是从既定的现金流的角度来调节消费，而社会保障的健全是解决消费不足的长期的，根本性的因素，所以以下我们将着重讨论社会保障税。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制度会使个人终生储蓄额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由三种效应引起：第一，工人意识到作为社会保障缴款的补偿，他们会得到一笔有保证的退休收入，如果他们把社会保障税看作是将来获得既定收入的一种储蓄的话，他们将减少现期的储蓄，即“财富替代效应”；第二，社会保障机制会促使人们更早的退休来获得保障收入，然而，如果退休的时间延长，个人不工作只消费的年限就会延长，而积累资金的工作年份就会减少，会使储蓄增加，这是“退休效应”；第三，社会保障会使财富发生代际间的转移，从子女手中转到父母手中，这样，父母可能会多储蓄来弥补这种“遗赠效应”。由于这三种效应的作用方向不同，有必要进行计量分析，费尔德斯坦通过对美国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表明，社会保障财富的增加将使消费增加，从而使储蓄减少，因此，财富替代效应大于退休效应和遗赠效应。所以，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不仅将会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会从根本上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
四、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基本思路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覆盖了城镇居民，但是以社会保障资金的收缴为基础。现行的社会保障资金分为五类险种：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方式是，现收现付制基础上的特殊的部分积累筹资模式，即“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实行单位、个人、国家共同负担的办法。这种方式对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管理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仍然存在很多弊端，比如说没有法律约束，只是一种行政性收费；覆盖面相对较小（没有包括农民），社会化程度低；缴费制度缺乏公平，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筹资比例，造成负担的差别；分散险种管理固化了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另一方面造成了管理效率低下，管理成本上升。而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可以用税收的强制性来解决约束软化的问题；确定性可以解决负担差别的问题；税制的统一性可以解决公平问题。所以，社会保障税的开征不仅能够使我国水质与国际接轨，完善我国现行的税制，还可以扩大内需。
首先，在设置模式上我们可以继续沿用现有的项目型社会保障税，这种模式最大特点是使征收与承保项目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便于管理。但可以在原有项目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可以考虑将项目类型减少为三个，即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他诸如工伤保险、遗嘱保险等可以通过商业保险的方式解决，生育保险、家庭补助等属于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福利的范围，应由一般性财政支出给予保障，资金应来源于一般性税收收入。
其次，在纳税人覆盖方面，应以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其他企业及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外商投资企业及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中方职工为主体。对于外籍人员，当其离开中国时，只需将其个人账户内的资金连本带息退还本人，而统筹部分留下，这对国家是十分有利也符合国际惯例。因而在我国工作的外籍人员亦应纳入社会保障税的征税范围。目前，暂不把农村列入社会保障税的征收范围，这是因为社会保障税的征收是在改革现有的社会保障资金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对于刚刚处于试点阶段的农村社会保险试点来说，变动过于巨大，再加上农村社会保险试点仅限于极少数地区，难以形成统一的体系。要在广大农村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再加上我国农业生产的水平还很低下，农民收入水平偏低，这些因素都将影响社会保障税在农村的实行。当然，并不是说广大农民就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社会保障的惠及人群应该是全体劳动者，在我国现阶段的条件下，还是应该先选取有条件的地方进行试点，在推广到全国。还有，机关事业单位及其职工也应该纳入社会保障税的范围，其原因一是我国机关和实行全额财政补助的事业单位人员基本由国家养老，公费医疗，这恰恰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二是国家对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薪金征税与该项工资薪金是由财政拨款支付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工资薪金也是劳务所得。
再次，在课税对象和计税依据方面，可以采用以纳税人支付的工薪总额或取得的工薪收入份额为对象，主要包括两种情况。公司或企事业单位以其实际支付的工资薪金总额为课税对象；个人以其所获得的工资薪金总额（含基本工资、奖金、浮动工资、各种工资性补贴）为课税对象。另外，自由职业者（含个体工商户）则以毛收入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则根据扣除法定扣除额后的余额作为计税依据，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起征点和最高限额。对个人征收的社会保障税应当设立起征点，这也是纵向公平的要求，如果连自身现阶段都不能保障的纳税人又有什么能力来缴纳社会保障税呢，起征点的高低应当以参考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最高限额也应当有所规定，应该有差别，但不主张太大的返还差距，这是因为高收入者可以通过参加其他方式来提高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再加上高收入者的自我保障能力较强，从社会保障中受益较少，过度征收也会影响高收入者的纳税积极性。
最后，在税率选择选择方面。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建议采用分项比例税率，与现行的社会保障基金制度一致，即采取以前的征收率，失业保险税率为3%，雇主缴纳2%，雇员1%；医疗保险税率为8%，雇主交纳6%，雇员2%，基本上符合我国现阶段的情况。而对于养老保险税率28%，其中雇主20%，雇员8%，有学者认为这种税率（仅限于养老保险）结构导致企业的负担过大，使企业难以承受。建议将过高的缴费负担降下来，重点放在养老保险费的负担上。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社会保障税的税率应由精算得出，而受到测算水平和经济发展的制约，我国的税率大多由经验数据得出，税率的决定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进行小幅度的调整。由此，对养老保险税的税率可以考虑适当降低，国际上开征养老保险税的国家平均税率为20%左右，我国可以作为参考，具体数据还要根据测算得出。
以上分析了社会保障税与消费的关系，以及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一些初步思路，税收是调节微观主体经济行为的一种很重要的手段，而社会保障税则是长期中促进消费的一种间接的税收手段。社会保障税在我国的开征不仅能够完善现有的税制也能在长期中调节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使这二者能够协调促进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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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新建 周晓光
社会保障税社会统筹分析论文 篇2：
刺激内需倒逼社保升级
［摘 要］为了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切实增强消费者信心,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就有必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快推行社会保障费改税就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就针对社会保障费改税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社会保障费；费改税；消费
［
充分挖掘消费潜力,培育、扩大消费热点,对于进一步巩固经济回升基础非常重要。当前,政府需要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切实增强消费者信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建立可靠、稳定的资金筹措机制,这为社会保障费改税提供了现实基础。
1 我国当前社会保障费的征管情况
社会保障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被称作劳动者的“安全网”、收入分配的“调节器”、经济社会运行的“减震器”。而我国当前社会保障费的征管还存在一些问题。
(1)社会保障资金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社会保障资金收入保值增值难度大。由于缺乏良好的投资管理,统筹基金的年收益率不到2%,没有跑赢2.2%的CPI(2000—2008年)。在仅获2%年收益率的自发状态下意味着一种变相的损失。
支出管理存在风险。2006年11月,审计署查出基本社保资金违规71亿元,其中1999年以前发生23亿元,2000年以后48亿元。
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支出需要。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2010年7月指出,中国养老金空账规模已达1.3万亿元,社保基金缺口是未来财政的巨大隐患。
(2)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偏小,且不同群体间社保待遇水平差异过大。我国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逐年扩大。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共有23550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8691万人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12715万人参加了失业保险,40147万人参加了城镇基本医疗保险,14896万人参加了工伤保险,10876万人参加了生育保险。但仍有许多企业有逃避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现象,严重侵害劳动者权益和雇员福利。
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差异过大。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基本社会保障逆向转移的现象。例如,农民工与城市职工间、企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间、一般职工与党政干部间等,初次分配的差距,非但没有被社会保障缩小,反而扩大了。
(3)统筹层次低,社会化管理和服务程度低。除少数省市以外,大部分地区仍停留在市县级统筹阶段。这影响了全国范围劳动力的流动和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管理和服务也进展缓慢,还有许多事务性的工作基本上仍由企业承担。这造成社会保障基金抗风险能力弱、基金调剂功能弱。
异地保费报销也存在很多障碍。由于我国地域和经济发展差异大,各地医疗费用和筹资水平差异也非常大,完全实现全国各地统一标准、统一报销还有难度。
2 关于社会保障费改税的争论
自从我国实行《社会保障费征缴暂行条例》以来,理论界和社会实践工作者都对社保费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且取得了不少成果。同时,对于社保费改税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由于考量问题的不同角度和切入点,以及我国复杂的经济、社会状况与实际税费征管模式,社保费改税有其先天优越性与一定的社会可行性,但同时又存在着许多制度约束性。
2.1 社保“费改税”的先天优越性
(1)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扩大征收覆盖面。社会保障“费改税”后,可以依法强制社会保障覆盖全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户及职工个人以及其他纳税人,更好地筹措社会保障资金。
(2)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强化征管。如果国家通过立法改社会保障费为社会保障税,将从根本上确定社会保障税的税收本质和特性,税务机关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确保社会保障税及时、足额入库。
(3)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规范管理。社会保障费改税后,可以形成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障部门发放、财政部门管理、审计部门监督的管理模式,实行彻底的收支两条线管理,确保社会保障资金规范化运作。
(4)开征社会保障税有助于降低征收成本。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税务部门的组织机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征管,从而降低征收成本。另外,税务机关对企业的经营效益等情况也更了解,像以前那种企业效益不错,却不给员工上保险的情况基本可以避免。
(5)开征社会保障税有利于与国际筹资方式接轨。开征社会保障税符合国际主流和发展方向,能够适应我国经济体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需要,促进我国对外开放。
(6)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同一征税率,可以推动劳动力合理流动,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从根本上改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效率。
2.2 社保“费改税”的现实可行性
(1)开征社会保障税已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社会各界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呼声高涨,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此十分关注,多次建议开征社会保障税。这些为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奠定了社会基础。
(2)开征社会保障税已具备一定的税源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规模企业竞争力以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我国国民经济总量连年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由2002年的120333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97983亿元,居全球第二位。种种数据表明,我国已经具备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经济基础。
(3)开征社会保障税已具备一定的征收基础。目前,我国税收征收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征管手段不断改进,征管效率不断提高,征收网络逐步健全,开征社会保障税已具备良好的征收基础。19个省区市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障费的实践证明,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障资金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以浙江省为例,随着社保费 “五费合征”扩幅、扩面的推进和征缴办法的规范统一,浙江省社保费呈快速增长态势,持续保持较高增幅,2008年入库661.63亿元,增长23.73%,增收126.91亿元。2007年,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的征缴率分别达到99.52%、99.65%、99.65%、99.53%和99.12%。
(4)开征社会保障税有可供借鉴的國外经验。目前,世界上有130多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社会保障税来代替其他筹资方式的趋势。从开征该税种的国家来看,无论是他们征税的依据,还是征税的尺度和征收与管理的办法都为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3 当前我国开征社保税的制度性约束
(1)税收是无偿的,政府可以任意进行转移支付,国家可统筹安排。税收的这种无偿性决定了税收收入无须直接偿还给原纳税人；而缴费的情况则不同：其缴费数量与受益程度之间基本存在着一对一的对称的关系,在缴费者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有偿交换”关系,具有一定的返还性质。强烈的补偿性是税费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如果进行费改税,统账结合的制度就需要改革,个人账户就应该取消,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责任共担的制度设计理念就应该放弃,就等于将社保责任完全推到了国家的身上,国家将承担其社保的无限责任。
(2)我们的社保制度还在建设之中,统账结合的制度框架刚刚搭建起来,统筹部分与账户部分之间的关系还没理顺。此外,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改革的方案远没有定论；农民工、失地农民、纯粹务农农民的社保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制度预期远没有明朗化,还没有一个长期的战略思考和理念设计。这就需要为制度改革留出较大空间,而一旦费改税,这个制度就具有刚性了,为未来改革又增加了一个难题。因而,改革一定要谨慎。
(3)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并非一元化,如果为不同群体设定不同的税率,再加上还有将近4000万名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另立税率,这无疑将是世界上唯一的最碎片化的社保制度。这不仅是典型的社会排斥,把当前的问题推向了未来,而且社保制度的复杂化和碎片化必将严重影响全国范围大市场的形成,影响劳动力的流动。
(4)我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社会保障税收制度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这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人口分布、工资水平等差异很大,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收费形式则具有较大灵活性。
3 社会保障费改税亟待解决的问题
是采取缴税制还是缴费制,与是否以普享型社保制度为制度目标有关,还与具体社保制度结构有关。一般来说,普享型社保制度采取缴税制,因此,未来待遇与个人社保供款的多寡关系不大,社保制度基本覆盖了大部分就业人口。大部分实行缴税制的国家社会保障待遇水平普遍偏低,目标只定位于满足人们基本的生活需要。
笔者认为,社会保障是社会实施的保证劳动者在遇到风险的情况下维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公共产品,它理应涵盖所有社会公民,而非少数人。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于剩余产品的价值,是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社会保障费的收缴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我国当前推行社会保障费改税,还必须正视和解决以下方面的问题。
(1)费改税缺乏法律支撑。应制定《社会保障税暂行条例》,规定其纳税人、课税对象、课税范围、税目、税率、纳税期限、减税免税等具体事项,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保障税的征收工作有序进行。还应制定《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2)富人与穷人之间存在利益博弈。人们分享的社会保障权利不应该与个人社保供款的多寡完全相关,社会保障也应当承担部分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功能。富人应该多缴社会保障税,穷人可以少缴社会保障税或不缴,而富人的社会保障权利可以部分转移给更需要的穷人。同时,也要在强制征收社会保障税条件下,部分参考個人账户的缴税情况,确定个人分享的社会保障权利,以便达到对个人纳税的一定程度的激励。而富人一般代表着“强势集团”,这就很有可能给改革带来较大的阻力。
(3)要努力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我国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使广大农民享受到社会保障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保障制度的普遍性和公平性,社会保障税的开征不可能不顾及到农村这一块。费改税可在农民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时,把农业人口也纳入到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范围当中。
(4)要建立健全审计、统计等各项财经制度,将社保基金的管理和营运纳入规范化的轨道。要规范劳动就业合同管理,规范劳动、劳动工资的登记、申报管理,为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障税提供较为完整的信息。
(5)要做好配套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不仅仅是单独一项制度的变迁,而是一系列制度的变迁。只有这样,制度变迁才会降低变迁费用,发挥最大潜力。所以,费改税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不应当是单项制度的变迁,而应当和与之相关的其他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共同推进,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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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义(1978—),男,江苏徐州人,中级职称,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税收理论与实务。
作者：周义
社会保障税社会统筹分析论文 篇3：
养老保险缴费率、综合税率的调整路径和个人账户改革
摘要：建立反映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交叠世代模型，并引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资产不实、国有资产收益划拨等因素，研究测算了养老保险缴费率和综合税率的最优调整路径：1.企业缴费率降低会使最优个人缴费率以1.51的替代弹性上升，调整后的总和缴费率依然会低于现行水平，可以真正降低缴费率水平，而当就业人口增长率降低时，最优替代弹性将会上升为1.66；2.个人缴费率的上升将会使最优税率以0.69的替代弹性下降，可以真正降低个人的税收负担，而当就业人口增长率降低时，替代弹性会下降为0.56；3.个人账户“名义化”改革后的最优总和缴费率会比改革前下降约1.5个百分点，最优税率会下降约2个百分点，说明个人账户的“名义化”改革有利于进一步降低税、费负担。
关键词：交叠世代模型； 缴费率；综合税率；调整路径
一、引言
我国现有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是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即基金积累型的个人账户和现收现付的社会统筹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部分积累制建立的初衷是既发挥个人账户资金积累、促进经济增长、激发参保人积极性的作用，又体现统筹账户财富再分配和社会保险共济性的特点。但是此制度自1997年建立、2005年进一步完善后，一直面临着无法回避的各种难题：覆盖率水平低、财务可持续性差以及个人账户资产不实等。同时，受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养老保险收支压力逐年增大，对政府财政补贴的需求数额增长过快。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历年《社会保险公报》和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2011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的增速都逐渐下降到约8%的水平，但是养老保险财政补贴的增速却一直保持在15%以上。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金额巨大，且增速过快，在没有相对应的社会财富和财政收入做支撑的时候，势必会对财政总支出造成巨大压力。从另一个方面看，当前中国企业税费负担较重，白重恩（2012）指出，中国社保缴费之和达到了工资的40%或者更高，缴费率之和是东亚邻国的46倍[1]。
针对以上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种种问题，参保企业和职工亟待解决的负担难题，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养老保险改革的方向和目标。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个人账户制度”，为个人账户改革提供了空间。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这些配套措施的提出可以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明确提出 “制定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办法”，“适度扩大财政赤字，主要用于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综上所述，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新一轮改革需要从降低缴费和税收负担、完善个人账户和实现国有资本向社保合理划拨等方面开展。基于此，本文将重点研究个人账户的完善措施，养老保险缴费率和综合税率调整降低的详细路径。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运用交叠世代模型（OLG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研究社会养老保险、养老金水平、居民消费和资本积累的文献不胜枚举。Samue1son（1958）在其一篇经典论文中提出了无限期的交叠世代模型，在没有资本市场的假设前提下，模拟了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运行机制，并证明了养老金的增長主要取决于人口的增长。[2]对于养老保险缴费率问题，Samuelson（1975）提出了求解稳态条件下社会保险最优缴费率的方法[3]，Zhang 和Zhang（2007）用一个特定模型证明了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并测算了最优的缴税率水平[4]。国内学者运用不同方法对缴费率的设定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孙祁祥（2001）认为中国的养老金社会统筹缴费率本来就较高，再提高缴费率并不可行。[5]彭浩然、申曙光（2007）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社会统筹缴费率会阻碍经济增长。[6]杨再贵（2008）运用OLG模型全面分析指出提高企业缴费率会减少单位劳动资本和个人账户本金，增加社会统筹养老金；提高个人缴费率会增加个人账户本金。[7][8]杨再贵（2009）运用内生增长的OLG模型重点考察了能控制合理人口规模、促进经济适度增长并鼓励适当家庭养老保障的理想的最优企业缴费率区间。[9]交叠世代模型也可以用来研究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的问题。杨俊、龚六堂等（2006）通过一个存在股权交易的交叠世代模型的分析，认为国有股权型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提高经济产出、人均消费和资本积累水平，要优于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制度。[10]杨俊、龚六堂（2008）进一步通过交叠世代模型考察了最优的社会保障基金持有国有股的比例，最优的国有资本转移比例。[11]
交叠世代模型是分析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工具，但是现有研究模型中基本没有涉及中国部分基金制和个人账户资产不实的模式特点，也没有结合政府财政补贴、国有资产划拨情况综合考虑经济体系的均衡。与以往研究不同，为了实现国家“适时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减税降费”和“完善个人账户”的政策号召，本文建立了反映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交叠世代模型，并引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资产不实、国有资产收益划拨等现实因素，考察缴费率、税率等政策变量对社会储蓄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并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求解缴费率、综合税率的调整路径和最优替代组合方式，证明个人账户的“名义化”改革有利于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最后从养老金和财政平衡的角度分析最适合的就业人口增长率，为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
三、模型设计与结构
（一）账户设计
我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立了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目的是发挥个人账户资金积累的稳定性，调动参保人的缴费积极性，同时利用统筹账户体现出养老保险的社会再分配作用，社会保险的共济性特点。所以本文在名义账户制的设计中依然保留两个账户，只是对两个账户的相对比重和资金收支来源做出调整。
〖HTK〗1.个人账户：现行制度下，个人缴费应该全部计入个人账户，按照记账利率（一般是银行利率）进行累积，在参保人退休后，按照总积累额结合一定的计发办法给其发放个人账户养老金。但是现实中，现收现付的统筹账户养老金收支压力很大，为保障统筹账户收支平衡个人账户部分资金被透支用于支付当期统筹账户养老金，因此只有个人缴费的一部分，即个人账户做实比例〖WTBX〗v〖WTBZ〗∈（0，1）实际进入了个人账户进行积累。本文假设，为了弥补个人账户资产不实给参保人带来的损失，政府用国有资本净收入向养老保险部门划拨的资金充实个人账户，则个人账户养老金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实际进入个人账户的累积额，二是国有资本净收入的划拨。
〖HTK〗2.社会统筹账户：统筹账户养老金由企业缴费和从个人账户透支来的金额构成，两部分总额都直接用于当期统筹养老金的发放。
〖HTK〗3.财政收支账户：本文假设财政部门的收入来自于两个部分，一是政府向劳动者征缴的全部税收①〖ZW（DYB，0.25〗〖HTF〗①由于本文中的企业假定为完全竞争的，所以对企业征收的各种税费最终将完全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全部由劳动者的工资负担（Gruber，2001），所以在OLG模型中所有的税负完全由个人来负担。当然若企業的税负不能全部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则会产生对资本征税的结果，而资本收入也是某经济个体获得，也减少了劳动者的消费可能水平。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在宏观增长模型中，税收的施加对象是企业还是个人不会改变宏观经济总量的水平和规模，所以本模型没有明确区分是企业缴税还是个人缴税，而是以综合税代表。〖ZW）〗，本文设定其为综合税；二是国有资本收益划拨到财政部门的资金。财政支出用于提供必要的社会公共服务。
（二）竞争性模型设计
本文以Diamond（1965）[12]OLG模型为基础，并借鉴杨再贵（2010）[13]，杨俊、龚六堂（2008）[14]的主要模型框架，建立了一个包含养老金收支和国有资产划拨因素的一般均衡体系。具体模型设定如下文所述。
在一个无限存续的封闭经济中，包含了三个基本经济单位：个人、企业和政府。每个人都经历工作期和退休期（通常假设一期为25年—30年，本文设定每期28年）。每一期都存在两代人：年轻的工作一代和年老的退休一代。在第〖WTBX〗t〖WTBZ〗期初有〖WTBX〗Nt〖WTBZ〗个相同的个人成长为劳动者，劳动者增长率为n=Nt/Nt-1-1。各企业在竞争的市场里都生产同质的产品，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来描述生产。政府是社会经济的调控者，其工作目标是使整个社会达到一般均衡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1.个人决策
第〖WTBX〗t〖WTBZ〗期出生的代表性个人都从其工作期消费 和退休期消费 中得到满足，个人选择储蓄和两期消费使效用最大，因此，个人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θ∈（0，1）是主观效用折现因子。
在工作期，每个人向劳动市场无弹性地提供一单位劳动，取得工资收入，缴纳养老保险费和综合税，消费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储蓄其余部分。到了退休期，每个人将其工作期储蓄的本息、得到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和社会统筹养老金都用于消费。所以工作期和退休期的预算约束条件分别为：
其中τ1是基于工资收入的养老保险个人缴费率，τ2是综合税率，η是基于工资总额的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率，wt是工资，st是储蓄，rt+1是利率，It+1是个人账户养老金，Pt+1是社会统筹养老金。在（2）式和（3）式的约束下，效用函数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该式意味着减少一单位工作期的消费造成的效用损失，等于增加 （1+rt+1）单位退休期消费得到的效用增加。
2.企业生产
企业生产函数为
期初的资本存量，为简化模型，本文假设资本一期全部折旧。资本劳动比为 ，产出劳动比为：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根据Euler定理，均衡时资本和劳动分别获得其边际回报：
3.政府调控
在本模型的设定中，政府是最重要的调控者。假定政府拥有企业经营的国有资本 ，每期可以得到国有资本的净收入=每期国有资本总收入-下一期初国有资本预备投资额。
本文假定政府只包含养老保险部门和财政部门，通过向这两个部门分配国有资产的净收入，使得两个部门正常运作并且达到收支均衡。其中以比例向养老保险部门划拨人均资本π，以比例1-向财政部门划拨人均资本（1-）π。
（1）养老保险部门分为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账户。
个人账户养老金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实际进入个人账户的累积额，二是国有资本净收入的划拨。
统筹账户养老金由企业缴费和从个人账户透支来的金额构成，两部分总额都直接用于当期统筹养老金的发放。
（2）财政部门
财政部门的收入来自于两个部分：综合税收收入和国有资本净收入划拨部分。财政支出用于提供必要的社会公共服务。其收支平衡可表示为：
其中G为公共支出占社会产出的比重，（1-）πt+1是划拨到财政部门的人均国有资本净收入，τ2yt+1是政府的税收收入。
4.社会资本市场
第t+1期初的人均资本存量由上一期的国有资本、劳动者的储蓄和个人账户本金构成：
本文假设国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比重为γ，且稳定不变，则
（二）动态均衡系统
该经济的一个竞争均衡是在已知初始条件k0、政策参数η、ν、τ1、τ2、G和n的情况下，各期变量都满足式（1） - （11）的数列：
所以j<0。
因为0 ，所以该动态均衡系统的稳定条件为 。
所以在定态处资本劳动比 ，动态均衡系统可表示为：
稳定状态下的均衡系统表明，不同的政策变量和参数变量会直接影响资本劳动比，而资本劳动比又是影响工资、消费、储蓄和养老金水平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实证模拟的方法进一步研究政策变量的变化对工资、消费、储蓄和养老金水平的具体影响。
四、实证模拟
（一）参数设定
根据公式（15），本文将涉及的变量进行划分，得到4个外生的参数变量{α、A、θ、γ}，5个外生的政策变量{τ1、τ2、v、η、G}和10个内生变量{c1、c2、C、I、P、w、k、r、π、}，就业人口增长率〖WTBX〗n〖WTBZ〗也是一个外生变量。在一个稳定的均衡系统内，通过对外生变量进行科学赋值，进而观察外生变量的变化对资本劳动比和其他内生变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1.时间跨度与增长率
OLG模型通常假定个人两期，一期25年—30年，本文设定28年为一期。《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数为13292万人，2014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数39310万人，所以1986—2014年间城镇就业人员的增长率n=（39310/13292-1）×100%=19574%。
2.政策变量
2005年12月颁布的《国务院關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确定我国企业缴费率η= 20%，个人缴费率τ1= 8%。
根据历年《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数据计算，近年来我国在做实个人账户政策影响下，做实账户比例缓慢提高，但是比例一直很低，依据2014年数据，本文设定个人账户做实比例
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在比较稳定地上升，近年来都保持在185%左右。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速度较快，近年来上升至235%左右。所以本文设定τ2=185%，G=235%。（详情见表2）
3.其他参数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①〖ZW（DYB，0.25〗〖HTF〗①详细数据请向作者索取。〖ZW）〗：工业行业资产总计、国有工业行业资产总计、建筑业资产总计、国有建筑业资产总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等，计算出我国主要行业中国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比例，发现各行业比例逐年下降。综合考虑各行业的资产份额权重，均衡历年比重的变化趋势，本文最终假定国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比重为25%。
根据Barro和Sala-I-Martin（2004）[15]，Zhang等人（2001）[16]等相关文献，发达国家通常取资本的收入份额为03，而中国资本的收入份额比发达国家的高。Chow和Li（2002）[17]、张军和施少华（2003）[18]、林忠晶和袭六堂（2007）[19]等测算的物质资本收入份额为06左右，所以本文借鉴以上文献，将资本收入份额α设定为06。
根据Pecchenino和Pollard（2002）[20]，将个人效用每年的折现因子设为098，那么28年的折现因子为θ=09828=0568。
本文主要考察内生变量随政策变量的相对变动，所以将A正规化为1。
所有外生参数和变量数值综合于表3。为了更好地展示模型中各个内生变量随外生参数和变量变化的具体形式，本文将表3数据代入模型，通过数值解法求解均衡水平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二）实证结论分析
1表4显示提高企业缴费率和个人缴费率都会降低各内生变量，结合表6的弹性分析，企业缴费率变动对各个变量造成的影响要大于个人缴费率同比例变动的影响。所以采取降低企业缴费率的措施，既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又可以大幅度地提升资本劳动比、工资、储蓄和消费水平，提高国有资产净收入的能力，最终提高养老金的总收入。
2为了避免养老金收入减少过多，可以同时采取提高个人缴费率的措施。由于个人缴费率的影响力度小于企业缴费率，所以两种措施同时实行依然可以优化其对各内生变量的影响。个人账户做实比例对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影响稍大，对其他内生变量的影响都较小。
3表5显示综合税率降低会使除个人账户养老金外的内生变量上升。结合表6的弹性分析发现，内生变量对综合税率的弹性要远大于对缴费率的弹性，降低综合税率会带来内生变量更大幅度的上升。所以，降低综合税率既可以弥补个人缴费率提高带来的可支配收入下降的损失，又可以大幅度优化各个内生变量。
4公共支出占比的提高使除个人账户养老金外的其他内生变量全部上升；国有资产占比的提高会带来全部经济指标的上升，尤其会大幅度提高个人账户养老金水平。所以这两个变量的上升会大幅提高内生变量。
5就业人口增长率上升会带来内生变量大幅下降，影响力度较强，所以从其对内生变量的影响角度分析，就业人口增长率降低是有利的，但是从养老金收支平衡的角度分析，就业人口增长率又不宜过低。
以上分析说明了降低企业缴费率、提高个人缴费率和降低综合税率的调整方法可以优化养老保险制度和其经济影响；国有资产占比和公共支出占比在现有基础上适当提高会对经济产生有利影响。但是外生变量的调整是否有合理的范围界定，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调整目标，最优外生变量之间怎样相互影响，这些问题可以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并得到合理结论。
五、社会福利最大化
（一）社会福利函数
本文假定政府是一个社会计划者，通过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来制定最优的政策变量。将从今往后各世代的代表性个人的效用折现值之和定义为社会福利（Blanchard，Fischer，1989[21]；杨再贵，2010[13]）：
其中ρ∈（0，1）是社会折现因子，反映政府对各代人效用的重视程度。总资源约束为：
由于t期劳动人口有Nt，所以劳均资源约束为：
初始条件k0已知，终极条件为k∞=0。社会计划者在服从资源约束、初始条件和终极条件的情况下使社会福利最大。构造相应的〖WTBX〗Lagrange〖WTBZ〗函数：
上标“*”代表变量的最优定态值。通过政策变量的调整，将市场经济稳定状态的资本劳动比调节到修正黄金律水平，即
。将式（19）代入式（15），整理得：
通过式（20）可见，政策变量的最优组合取决于个人折现因子、社会折现因子、资本的收入份额和人口增长率。在不同的人口增长率条件下，四个政策变量确定任意三个，就可以求出另一个的最优值。〖JP〗
（二）政策变量的最优组合
社会折现因子是社会计划者给各代人效用的权重，依据相关参数代入式（20）反复试算，社会折现因子确定ρ≈051362，将其带回式（20），同时调整就业人口增长率和部分政策变量，进而可以得出最优缴费率组合和最优税费组合。
按照当前我国人口数量和城镇就业人口数量的发展趋势，近期内就业人口增长率依然会持续下降。由于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个人账户做实比例的变化影响，所以粗略估计了就业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趋势，假定了当前水平和150%两种情况。
如表7所示，其他参数取基准值，就业人口增长率保持在1957%的前提下，若将企业缴费率由20%降低到15%，对应的最优个人缴费率将从8%上升到1066%，总和缴费率将下降为2566%。两种最优缴费率的替代弹性约为-099，即企业缴费率降低100%，最优个人缴费率需要提高99%。
若就业人口增长率下降到150%的水平上，企业缴费率依然保持15%，对应的个人缴费率会从1066%上升到1193%，总和缴费率会上升到2693%。两种最优缴费率的替代弹性约为-138，即企业缴费率降低100%，最优个人缴费率需要提高138%。
由于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做实工作多年来取得进展效果不明显，并且给财政补贴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所以本文从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性角度出发，假定个人账户向“名义化”完善，即做实比例下调为零，全部个人缴费和企业缴费都用来现收现付地发放当期养老金，即参保人养老金的收益主要取决于就业人口增长率和工資增长率而不是利率水平。就我国实际数据计算，就业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和是大于利率的，所以，将个人账户实有资金全部用于统筹养老金发放不会带来参保人收益的下降。表7显示，当个人账户做实比例下调为0时，不同人口增长率情况下的最优总和缴费率要低于现行制度约15个百分点，即更有利于参保企业和个人降低缴费负担。
如表8所示，其他参数取基准值，就业人口增长率保持在1957%的前提下，当个人缴费率从8%提升到10%时，最优的综合税率下降为3524%。此时个人缴纳的税和费是替代关系，两者的替代弹性约为-022，即个人缴费率提高100%，最优综合税率需要下降22%。〖JP2〗当人口增长率下降到150%时，最优综合税率上升至3641%。税、费的替代弹性约为-007，即个人缴费调高100%，最优综合税率可以下调7%。〖JP〗
当个人账户做实比例下调为0时，不同人口增长率情况下的税率较现有制度约低13个百分点，说明个人税收负担会进一步降低。
六、结论
（一）国有资产净收入向养老保险划拨可以帮助实现养老保险财务平衡
本文将财政收入、支出和国有资产划拨因素引入OLG模型与养老保险制度结合，目的在于实现“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的政策目标，同时完善个人账户的作用发挥。本文模型将国有资产净收入向养老保险划拨比例设计为内生变量，根据财政收支变量、养老保险收支水平和就业人口增长率自动确定，直至将国有资产收益合理划分到养老保险部门和财政部门，实现养老保险和财政收支的平衡，为政策落地实施提供可行方法。
（二）缴费率和税率的调整可以优化养老保险制度及经济影响
为响应国家“适时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的政策号召，本文通过模型分析给出了缴费率和税率的最优调整路径：在现有就业人口增长率的情况下，企业缴费率和个人缴费率的替代弹性约为-151，当企业缴费率下降为15%时，个人缴费率需上升为1241%，最优总和缴费率下降为2741%。当就业人口增长率下降到150%时，最优总和缴费率会上升至2799%。
在现有人口增长率条件下，个人缴费率上升100%，最优的综合税率可以以-069的替代弹性下调69%；当就业人口增长率下降到150%时，个人缴费率上升100%，〖JP2〗最优税率可以以-056的替代弹性下降56%。这一结果为我国养老保险缴费和税率调整提供了科学合理的路径，增强了政策具体实施的可行性。
（三）个人账户的“名义化”改革可进一步降低最优总和缴费率和综合税率
本文通过设定个人账户做实比例的政策变量，研究发现当该变量下降时我国养老保险的最优总和缴费率和最优工资税率都将下降约2个百分点。这说明个人账户的“名义化”改革可以有效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更大幅度地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费负担。
（四）就业人口要稳定增长
我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较低，相应的劳动收入份额较小，所以就业人口的快速增长并不能带来经济产出的快速提高，相反会大幅度降低各项人均经济指标。但是就业人口增加短期内可以增加养老保险缴费收入，缓解支付压力；长期内，劳动生产率会随经济生产水平提高而得到提升，就业人口的增加会对各个经济因素产生利好影响。本文最优化的分析结果表明：要想真正降低企业负担，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需要就业人口的稳步增长。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实施，但是从出生人口增加到有效的劳动人口增加还需要较长时期。所以在就业人口增长率真正提高之前，政府需要通过资本、科技、创新等多条途径实现生产力提升，社会财富增加，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财政收支提供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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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士斌
收稿日期：2016-09-17
基金项目：2016年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河北省农业科技金融深度融合问题研究”（编号：16457509D）；河北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科研合作课题《河北省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问题研究》（编号：JRSHZ-2016-02004）；河北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课题《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新政下职业年金的经济和福利效应研究》（编号：JRS-2016-2016）。
作者简介：高彦（1981—），女，河北保定人，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博士生，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险；杨再贵（1966—），男，重庆人，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保险精算、社会保险；王斌（1978—），男，河北保定人，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财政金融。
作者：高彦 杨再贵 王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