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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研究论文 篇1：
我国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现状及策略分析
摘要：社区养老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升，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可观的发展前景。综观我国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现状，虽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初步建立，社区养老形式呈现模式和服务方式多样化等特点，社区养老功能更加完备，但是依然存在政府的越位和缺位、各方主体作用发挥有限、养老服务人员专业素质有待加强等问题。为此，建议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完善社区养老服务，正确定位政府职能，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促进多元合作，从而促进社区养老服务质量及水平稳步提升。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国家明确提出要“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更好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社区养老在整个养老服务体系中占据极为关键的位置，究其原因，社区正在越来越成为老年人口的聚集地，特别是伴随着城市化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独居空巢老人在社区居住的比例进一步提高，社区已成为为大多数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和长期照护的重要载体。
一、我国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现状
近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和重视下，我国社区治理功能逐步完善，社区养老服务日益发展。各地以社区为依托，将日间照料、呼叫服务、助餐服务、健康指导、文化娱乐、心理慰藉等养老服务的基本内容，通过上门服务和日间照料等方式，把居家养老与社会养老有机结合起来，使得以居家为基础的多样化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初步建立，社区养老服务业在总体上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一）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初步建立
社区养老服务是以社区为治理主体，通过对各方资源的合理分配和调动为老年群体提供帮助，对其实施生活、社区养老服务，是对于养老机构数量不足的弥补，同时也是对于家庭养老内容的丰富[1]。我国政府对于养老问题非常重视，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法律上确认了社区养老，在之后二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政府从法律法规方面对社区养老功能予以完善，明确了养老工作发展方向和具体准则，且各级政府在社区养老中的资金投入逐步增多，从资金方面为社区养老服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最早的养老服务格局构建始于上海市，该市提出了“9073”的养老服务格局（即90%由家庭自我照顾，7%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3%享受机构养老服务），并逐步在全国各地推行。相关的数据表明，国内外的绝大多数老人选择居家养老服务，其中作为重要支撑的则为社区养老服务，因其同时具备居家养老支持以及社区日间照料两大基础功能，因此成为发展的重点。2016年，民政部和财政部发布《关于中央财政支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民函〔2016〕200号）。自2016年起，全国层面投入50亿元，先后分5批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在社区建设持续发展的背景下，社区养老的机制构架基本形成，养老功能纳入社会治理的范畴并逐步规范化。另外，随着政府对于社区养老不断放权，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开始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为社区养老的发展提供了更多保障。基于此，我国社區养老体系已实现初步建立。
（二）社区养老形式呈现多样化特点
社区养老在缓解社会养老压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属于新型养老模式，不仅可以有效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物质需求，为其提供多方面的服务。近年来，我国老龄化问题愈发严重，各级政府开始在区域发展现实的基础上探索符合实际需求的养老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首先是模式上的多样化。嵌入式、托老所等为主要表现形式，嵌入式就是将社区作为主要养老服务载体，在良好竞争机制驱动下将市场运营方式嵌入至社区之中，以达到整合养老服务资源、老年人就近养老的目的，推动养老服务向个性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托老所形式就是通过固定场所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其他还有“互助型”养老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等。
其次是各地服务方式的多样化。如北京养老形式主要为“无围墙养老院”式养老，就是在社区建立专业化养老机构，聘请工作人员为社区老人提供养老服务，让老年人在熟悉的家庭环境下享受养老机构的服务。这一形式可以帮助老人维持熟悉人际关系，同时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其他如上海、广州等地都形成了各具特点的社区养老形式。各地区灵活应用不同养老模式，满足了地区内老年人的不同养老需求。
（三）社区养老功能更加完备
一是社区服务设施更加完善。多数地区将社区养老纳入发展规划，加强新建和改造小区的养老设施配备。各级民政部门突出居家养老基础地位，发挥社区依托作用，加大投入，广泛建立托老所、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重点针对高龄、空巢、失独和失能老年人提供照顾服务。“十三五”期间，民政部联合财政部开展中央财政支持开展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每年安排10亿元，连续五年支持包括设施建设在内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截至2018年底，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达到4.3万个，社区互助型养老设施8.3万个[2]。
二是服务内容愈发丰富多样。社区公共服务在社会发展背景下覆盖面逐渐扩大，其中多项便民服务和志愿服务得以蓬勃发展。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差异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模式逐步得到推广。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社区养老服务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了互联网的全覆盖，企业参与社区养老的形式愈发多样，极大丰富了社区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
三是服务人群逐步扩大。养老服务的需求逐步从满足基本养老服务需求扩展到满足更加个性化的养老需求;服务的对象从社区的特殊困难老年人逐步扩展到全体老年人;养老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也从早期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工作者;服务的提供者从政府为主逐步扩展到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质量明显提升。
二、当前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势头良好，但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政府的主导作用有待加强，服务和服务质量也亟需提高。
（一）政府的越位和缺位现象普遍存在
政府越位主要包括关系越位和职能越位两个方面，所谓关系越位，就是政府对社会组织进行直接或间接干预，将社会机构作为自身附属机构，形成本不该存在的隶属关系，社区工作人员也变相成为政府服务人员;所谓职能越位，就是政府将科普、文化、慈善活动组织等本应由市场发挥作用的职能包揽至自身职责范围内，市场在其中无法有效发挥作用，这样将会导致降低服务质量和效率。政府在社区养老服务中的越位行为会影响其他社会组织在服务体系中的正确定位，弱化社区功能，长远来看具有较大弊端。
政府缺位就是在实施养老服务时未做好基础保证，均衡性不佳，主要表现在管理缺位、投入缺位和扶持缺位。管理缺位就是服务管理还没有做到合理、科学、精细，各主体不能形成有效集合，没有建立起高效的服务体系;投入缺位即资金投入不足，一方面未将社区养老服务支持纳入财政预算，造成资金数额不能满足社区养老服务发展需要;另一方面也存在约束管理不足，致使资金的投入和使用不规范。扶持缺位就是政府部门在帮扶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方面仍有待加强。
（二）各方主体作用发挥有限
一是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高。社区养老服务内容丰富且复杂，需要第三方企业提供資金、服务，为其提供外力支持。无论是资金亦或是服务的支持对于社区养老服务事业来说都尤为重要，但是目前而言企业参与至社区养老服务的并不多，还有部分企业在参与后发现无法获取预想收益而撤资，造成社区养老体系无法有效获取医疗机构支持，相关养老机构分布不均衡。不仅如此，企业参与的缺乏也使得市场无法在其中发挥有效作用，养老市场缺乏活力，社区养老资源整合能力不足。
二是志愿者参与机制不健全。当前，在校学生、热心市民等为我国社区养老服务主要组成人员，多不计报酬，仅凭借爱心参与服务工作。但是我国无论是在社区养老服务方面还是志愿者队伍建立方面均不成熟，养老服务志愿者人数不多，无法满足社区养老需要。另外，多数志愿者仅能在工作、学习之余提供服务，时间较短，而在校学生毕业也会使得志愿服务中断，人员流动性强。
三是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社区养老服务的主要对象是社区老人，只有社区居民积极参与至社区养老服务中才能保证服务正常进行，但是目前老年人在社区养老服务中的参与积极性并不高。其中养老服务优惠政策仅向特困老人以及“三无”（即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老人开放，老人传统消费观念束缚、子女对新兴社区服务持观望态度、运行机制有待健全等是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
（三）养老服务人员专业素质有待加强
专业服务人员是实现社区养老的人才基础，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社区养老事业若想实现健康稳定发展，就必须将建立专业化团队作为主要工作内容。目前我国社区专职养老服务人员专业性不强，无法有效满足服务需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区养老服务人员专业知识掌握不足，文化程度不高，其中绝大多数并未接受过与养老服务相关的专业培训，在进行服务时多凭借自身经验，在遇到较为复杂的问题时就无法有效解决，且人员待遇不高，流动性大，工作积极性有待提升。二是一些社区养老服务人员职业素养不高，责任意识不强，甚至在进行养老服务时偶有殴打、虐待老人事件的发生，降低了社区养老服务的总体质量。
三、推进社区养老服务的建议
面对多元化的养老需求，社区养老要从需求侧着眼，从供给侧发力，统筹基本模式、基本需求、基本供给，针对不同的老年群体，提供全方位、分层次、多样性、社会化的服务。
（一）正确定位政府职能
政府在社区养老服务方面起主导作用，使用行政力量合理调配社会资源，还可以兴建相关设施、制定帮扶政策及规范等，同时还可以对养老服务人员进行统一管理和培训，形成完善社区养老体系，为社区养老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制定社区养老的相关政策，通过政策法规对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方向予以引导，为社区服务提供坚实制度保障，推动养老工作顺利、规范、有序进行;增加社区养老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将社区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社区养老事业发展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老龄化程度相适应的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促进社区养老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挥主导作用整合社会力量，政府部门要提前做好社区发展现状的调研，根据社区实际进行有效资源整合，汇聚社会各方力量，调低相关机构准入门槛，同时简化申报流程，为其他主体的参与提供良好环境;行使管理监督权力，市场的加入固然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同时也具有盲目性、自发性以及滞后性等缺陷，政府必须在其中起到宏观调控作用，加强对于市场的监督，通过落实规章制度的推行、定期检查工作以及拓展监督渠道引导社区养老服务有序发展。
（二）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
加强专业人员培养。政府部门应制定职业标准，组织职业资格考试，通过考试者方可获取相关证件，保证人员持证上岗。定期组织养老服务人员专业培训，提升服务专业能力，对于不满足要求的取消政策扶持，同时加强人员责任感、荣誉感的教育，全面提升人员专业素养，提升团队稳定性。建立考核奖惩制度，加强对于行业的引导和监督，通过绩效制度激发人员工作积极性，同时通过政策提升人员社会地位和薪酬待遇，推动其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发挥考核评价制度的有效作用，严格执行相关标准，对养老服务人员行为加以监督制约。
支持和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家庭。依托社区各类服务和信息网络平台，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无缝对接。发挥卫生计生系统服务网络优势，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开展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家庭出诊、家庭护理、家庭病床等上门服务的能力，制定失能老人居家医疗、护理服务目录和收费标准，规范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医疗和护理服务项目，将符合规定的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费用纳入城乡医保支付范围。
（三）促进多元合作
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度。我国目前存在养老资金短缺的问题，而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占据基础地位，因此政府部门需要重视社区养老过程中市场机制的引入，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社区养老服务向产业化、市场化方向发展。建议制定和落实企业进入社区养老的优惠政策，如提供税收优惠政策等，减免营业税以及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同时，完善补贴政策也是提升养老服务行业吸引力的重要方法，具体有贷款减息、政府购买服务以及运营补贴等途径。
完善志愿服务机制。除社区专业服务人员之外，志愿者也是社区养老服务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对于养老服务志愿者，相关部门和机构应予以一定的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激发志愿者服务积极性，而对于进行志愿服务的企业则可进行贷款、税收以及年检等方面优惠政策的奖励。此外，引导志愿服务向法制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如通过人身意外保险的购买为志愿者提供安全保障等。
参考文献：
[1]李海舰.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其变革路径——基于河南585名村干部对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认知的调查[J].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学报，2020（5）.
[2]成海军.我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分析与未来展望[J].新视野，2019（4）.
作者简介：李小伟（1969—），男，汉族，山西运城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责任编辑：马双）
作者：李小伟
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研究论文 篇2：
个体行为视角下社区信任对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的影响研究
摘要：文章基于经典态度—行为研究理论构建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模型，以四川省成都市社区养老服务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实证数据结果显示，感知社区形象和感知社区服务质量积极影响公众对社区的信任感，并进一步正向影响公众对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社区信任在感知社区形象与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在感知社区服务质量与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本研究结论能为认识社区信任在社区养老服务管理实践中的重要性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感知社区形象；感知社区服务质量；社区信任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全社会也正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服务已被列为国家“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发展领域，转变养老服务发展观念，建立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亟需不断创新养老模式，科学、合理地引导城乡居民接受、选择养老服务新常态。其中，以“互联网+养老”、“医养结合”为代表的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在2016年两会期间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议。社区养老作为三大主流养老服务模式之一，综合了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势，在学术界同样得到广泛关注。过去学者对中国社区养老服务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经验分析角度出发，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论述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形成机制[1-2]；二是从需求弹性角度出发，采用Logistic回归等定量方法研究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总体状况及结构特征[3-4]。虽然不同学者探讨影响养老服务需求因素各有侧重，但基本离不开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等人口统计变量，及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居住方式、社会保障情况等特征指标。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多数学者都是以补充一些新的变量作为影响因素，逐渐丰富养老服务需求意愿的影响机制。如田北海和王彩云以农村老年人为例，把养老服务分为日常生活照料服务、医疗护理服务、精神慰藉和社会参与服务及权益保障服务4个维度，进一步探索不同维度养老服务对于中国农村地区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重要性[5]。颜秉秋和高晓路则强调社区服务作为城市居民养老的关键承载条件，并以社区服务为中心针对6类不同社区模式研究城市老年居民对养老服务的态度意愿[6]。Chen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样本研究发现，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程度也构成了影响台湾老年人养老意愿的主要因素[7]。
然而回顾过去关于养老服务需求的实证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研究是以群体为对象，很少从个体行为角度探讨城乡居民对养老服务选择意愿的形成过程和决策机理。经典态度—行为研究理论指出，个体意愿及行为决策往往受到个体对该事物的态度评价和个人信念等因素的影响[8]。养老服务选择作为一种个体决策行为，同样能够在此研究范式下解释说明。因此，本文从个体行为视角出发，以四川省成都市社区养老服务为例，探索研究个体感知社区形象、社区服务质量、社区信任形成居民养老服务模式选择意愿的内在机制。
一、文献回顾及概念界定
社区和社区服务的概念都源自于19世纪末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西方社会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成立了社区服务组织。世界上第一个以济贫为目的的社区服务组织是在1869年英国伦敦成立的慈善组织会社。随后，社区服务的内容从简单的对抗贫穷范围扩大到了二战后的建立收容机构、对伤残人员的救助和康复工作；随之产生的全球范围内的贫穷问题、妇女儿童问题、老龄化问题等，由于政府力量和资源的有限性，社区公共服务的涵盖范围的局限，社区服务的内容也由单纯的福利性、非营利性转向了由福利性和营利性相结合[9]。在中国，社区和社区服务的概念都是西方国家的舶来品，在充分结合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后，唐钟新将社区服务定义为“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依托社区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利用各方面资源，直接为社区广大成员提供福利型、公益性服务和便民利民的生活服务，以不断满足社区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过程”[10] 。这一定义说明中国社区服务的性质既包含了福利性服务，同时也包含了多元化差异性的经营性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是社区服务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社区养老服务又称为社区助老服务、社区老年服务、社区老龄服务等。虽然名称各异，但都是指老年人在日常生活所在地域社区乃至更小的家庭范围，享受社区为其提供的各方面服务[11]。中国社区养老服务面临的现实背景是老龄化趋势逐步加快，老龄需求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愈演愈烈。在政府资源和能力都有限的情况下，满足了老年群体的基本养老权利和需求后，社区养老服务在以社会效益为重的前提下可适当开展低偿和有偿服务[12]。学术界大多赞同这种观点，如此实践既可以保证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服务覆盖面广，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又能够促进社区老年服务的健康发展，满足更加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为政府腾出空间、时间、资源，在制定政策、规划方向和提供监管方面更好实现其职能。
目前，中国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并不像预期中那样顺利。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是居家养老，沿袭了千年根深蒂固的思想和传统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得到改变。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目前老年人普遍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和认可度较低，因此不相信社会力量能够提供让自己满意的养老服务，不愿意选择除传统居家养老以外的养老服务方式[13]；许多老人认为，现有的社区养老重心还停留在关注孤寡、高龄、苦难老人身上，没有普及到一般普通老年群体上来，没有真正深入到家庭乃至个人的身心健康方面[14]，因此众多普通老年人宁愿足不出户在家进行所谓的养老也不愿意信任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另一方面，政府提供养老服务也处于一种转型的时期，在服务质量上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吉鹏从委托代理视角出发，提出由单一委托变为多元委托有利于效率和质量的提高的观点，前提是服务安排与直接生产分离[15]。但是在中国传统养老服务领域中，大部分养老服务由政府提供安排，同时也由政府直接生产，这必然导致服务提供效率低下、质量不高。并且，现阶段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和老年人对养老服务需求表达诉求途径的缺失。同时，社区养老服务人员有专兼职人员及志愿者，专职人员一般是政府任命的原社区工作人员，他们没经过专业培训就上岗，局限于帮助老年人料理日常家务，不能够提供专业的医疗照顾和精神服务，难以适应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需求[16]，具备较高水平的专业人员由于待遇较低而不愿进入社区，加重了社区养老专业服务的困难程度，服务质量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17]。综上所述，如果能够在社区养老服务中，重塑养老群体对社区的信任感，优化社区形象，提高社区养老服务质量，那么就能够保障社区养老这一模式的有效有序发展，这对老龄化问题为中国带来的困扰和病垢无疑是一剂良药。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公众对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的信任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现有文献均认为政府形象和总体服务质量是决定政府公信力最重要的两个方面[18]。增强社区信任，无疑有益于提升公众与社区的沟通协作，也就有助于社区养老等新事物、新举措、新政策在社区的顺利开展。本文所指社区信任是指社区公众对其所在社区的心理认同。过去研究中，高勇已经对政府信任做出了比较完善的界定，公众对政府信任评价水平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政府是否愿意听取老百姓意见、现有政策是否为老百姓考虑、老百姓利益是否得到切实包含、处理事情是否公道恰当、是否能处理好突发事件、政府工作人员的能力是否较强[19]。借用政府信任的内涵，社区信任即表现为该社区公众从对社区工作的综合评价后产生的认同感。社区形象被认为是政府形象在一定地域范围的缩影。研究中国政府形象的文献指出，政府形象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综合认识而形成的整体印象和评价，即代表了政府的整体素质、综合能力和施政业绩在公众中获得的认识和评价[20]。社区形象则是社区公众对本社区的总体印象和评价，不仅代表了社区的身份与个性，还反映了该社区的功能结构、整体视觉等特征[21]。社区形象的内涵包括了社区环境、公共物品、居民面貌等有形要素，以及社区理念、社区制度、居民素质等无形要素[22]。因而本研究中的感知社区形象即为社区公众对以上有形和无形要素经过长期综合发展而形成的潜在和直观的评价。感知社区服务质量源自Parasuraman等对顾客感知服务质量经典评测模型SERVQUAL理论所作出的概念引申[23]。基于SERVQUAL模型，国内学者吕维霞定义了感知行政服务质量，是指公众对其所感知到的行政服务表现和实际绩效水平的总体评价，能够用便利性、相应性、透明性、时效性、保证性等多种维度来对行政服务水平进行综合评价[24]。同理，感知社区服务质量则可以定义为社区公众对社区行政服务质量的感知和评价，是社区公众对社区行政服务实际表现的测评。
综上，由于社区是个体能享受到政府公共服务的最小单元，本文在讨论个体产生社区养老服务意愿的形成过程时，皆以社区作为评价范围探讨社区信任感的建立是如何受到个体对社区形象和社区服务质量感知评价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加强个体积极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意愿，意在挖掘其中的内在机制。
二、研究假设及概念模型
社区信任作为社区公众对所在社区的心理认同，这种认同感是其对社区总体评价后的态度结果，在本研究中主要来自对社区形象和社区服务质量两个方面的评价和态度。尽管过去的研究中还缺乏将社区信任作为感知社区形象和感知社区服务质量的后果变量的实证模型，但吕维霞和王永贵有关政府公信力的类似研究已经证明，政府公信力直接受到政府形象和公众总体感知服务质量的积极影响[18]。另外，俞晓静等通过对城市社区老年群体的研究发现，老年群体对社区形象的认可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该社区的信任感，如果政府能够为社区的老年群体提供良好的社会网络环境，为其提供身心愉悦的生活场所和娱乐设施，则能够普遍提高他们对该社区的依赖程度和信任感[25]。梁莹还通过对城乡社区居（村）委会满意度的调研发现，村（居）委会的服务质量显著影响村（居）民对社区的信任感，村（居）委会的服务质量越好，村（居）民表现出的社区信任感就越强[26]。
综上，本文做如下假设：
H1：感知社区形象正向影响社区信任。
H2：感知社区服务质量正向影响社区信任。
根据经典态度—行为研究理论，个体行为受到个体态度评价的影响作用，本研究中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亦是一种行为结果变量，会受到感知社区形象、感知社区服务质量、社区信任3个态度评价变量的影响。在旅游行为研究中，类似的框架模型指出，影响旅游服务选择意愿的前因变量包含旅游组织形象、旅游服务质量以及顾客的信任感[27]。在对具有明显服务业特征的休闲餐饮业进行研究的文献已证实，休闲餐饮业的形象（地理位置、功能设置等）得到的评价越好就越容易获得消费者更多的青睐[28]，蒋廉雄和卢泰宏也发现服务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行为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29]。赵晓煜和曹忠鹏在对以享乐型服务消费为情境的实证研究成果指出，感知服务质量能够直接促进顾客行为意向[30]。而在旅游服务情境下，信任感有助于促进顾客对旅游服务的选择意愿[31]。在本研究中，社区养老服务具有服务消费的特点，因此研究个体的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时做出如下假设：
H3：感知社区形象正向影响社区养老服务意愿。
H4：感知社区服务质量正向影响社区养老服务意愿。
H5：社区信任正向影响社区养老服务意愿。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问卷量表包含4个潜变量共16个测量题项，所有测量题项均直接引用或根据研究情境改编自已有成熟量表，对国外量表的翻译由本文作者及两名博士生分别进行双向翻译后修订而来。其中，测量感知社区形象的题项借鉴了谈志林对社区形象层次的界定[21]。测量感知社区服务质量的题项参考了吕维霞的公众感知行政服务质量量表题项[24]。测量社区信任的题项参考了高勇的政府信任量表题项[19]。测量养老服务选择意愿的题项改编自Zeithaml等对行为意愿的测量题项[32]，在该变量题项之前还以文字引导语形式对社区养老服务进行说明。
在完成量表设计后，本文作者首先进行预测试，邀请本单位同事及部分学生家长作为被试者填写问卷（样本量N=87）。然后根据回收问卷数据对量表进行纯化，删除对Cronbach’s a值有负面贡献、Item-to-total相关系数低的题项。最后，采用专家访谈形式与2位专家及部分被使者面对面交流后将量表题项的语义做出修订，符合中文语境。经过以上步骤，最终确定用于正式调查所使用的问卷量表（量表题项见表1）。所有量表题项均采用7点李克量表形式，即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4表示中立。在正式调查中，选取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双林社区、锦江区莲花社区、武侯区玉林社区作为抽样数据采集地，邀请本科生作为志愿者用2周时间在以上3个社区发放、收集调查问卷。本次调查计划发放450份问卷，实际回收375份问卷，经过对作答不完整、不规范问卷排查后，得到有效问卷323份，回收问卷有效率达到86.1%。对回收问卷样本具体人口统计量表如表2所示。
（二）信度与效度检验
采用Anderson和Gerbing的方法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对量表的测量题项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33]。由Mplus软件计算得出结果，该模型卡方值为X2=234.783（df=97），p<0.001；输出的模型拟合指标显示，CFI=0.925，TLI=0.907，SRMR=0.071，RMSEA=0.066。拟合指标中，X2/df=2.42，CFI、TLI>0.90，SRMR、RMSEA<0.08，表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统计结果同时表明，所有潜变量的建构信度（CR）均高于0.70，显示测量具有很好的信度；同时各个观测变量测量题项与对应潜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λ）均高于0.60，大多数载荷高于0.70，t值在p<0.001的水平显著，并且各个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均大于0.50，表明测量具有很好的聚敛效度。另外，每一个潜变量的AVE均大于其他潜变量的标准化相关系数平方（表3），因此各潜变量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三）假设检验
由Mplus输出的模型拟合指标显示，X2=234.782（df=97），p<0.001；输出的模型拟合指标显示，CFI=0.925，TLI=0.907，SRMR=0.071，RMSEA=0.066。拟合指标中，X2/df=2.42，CFI、TLI>0.90，SRMR、RMSEA<0.08，表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图2）。拟合模型结果显示，社区信任同时受到感知社区形象（β=0.252，p=0.005）和感知社区服务质量（β=0.231，p=0.007）的双重正向影响，原假设H1和H2均得到支持。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受到感知社区形象（β=0.522，p<0.001）和社区信任（β=0.348，p<0.001）的正向影响，原假设H3和H5得到支持；但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受到感知社区服务质量（β=0.061，p=0.408）的正向影响不够显著，因此原假设H4没有得到支持。
采用分步回归对拟合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回归结果显示所有回归方程容忍度（Tolerance）介于0.708～1.000之间，方差膨胀因子（VIF）介于1.000～1.412之间，两者均处于可以接受的临界值范围内，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各个回归方程（M1、M2、M3、M4）的Durbin-Watson值均接近2（表4），表明也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因此，模型整体较适合进行回归分析。通过M1、M2、M3、M4的回归模型，前因自变量感知社区形象、感知社区服务质量对结果因变量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以及中介变量社区信任存在显著的影响（M1、M2）；中介变量社区信任也对结果因变量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存在显著影响（M3）。参考温忠麟等对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的建议可知[34]，感知社区形象与感知社区服务质量对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具有正向显著相关作用，并且受到社区信任的中介影响。在M4中，感知社区形象与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仍为正向显著，但β值较M1有所减少，说明受到社区信任的部分中介作用；此外，感知社区服务质量与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不再显著，说明在此中介路径中受到社区信任的完全中介作用。
（四）讨论
由拟合模型所示，感知社区形象和感知社区服务质量能显著正向影响社区信任，这与吕维霞和王永贵研究政府公信力直接受到政府形象和公众总体感知服务质量的积极影响有类似的结果[18]。说明要提升社区公众对本社区的信任感，需要积极提升社区形象，以及努力提高社区服务质量水平。本研究结果还指出，社区公众感知到良好的社区形象、对社区产生较强的信任感都是能够有效促进社区公众积极选择社区养老服务的前提条件。但与赵晓煜和曹忠鹏研究享乐型服务消费情境下感知服务质量能够直接促进顾客行为意向的结果不一致[30]，本研究中社区公众感知到社区服务质量水平的高低没有对他们是否积极选择社区养老服务的意愿产生直接影响，原因推测有两方面：一方面，相较于旅游、餐饮等享乐服务，养老服务既是一种远期消费服务，也是一种长期供给服务，作为消费者的社区公众有可能不会因为在近期或短时间内获得的对社区服务质量评价来决定他们是否积极参与社区养老的意愿。另一方面，在中国国情和传统“家文化”影响之下，社区公众参与社区养老还要考虑家庭、子女等多种因素，不会像选择旅游、餐饮服务那样完全只根据自己对服务质量的独立判断来做出是否积极参与社区养老的决定。所以本文认为社区公众所感知到的社区服务质量水平对他们选择社区养老服务意愿的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本文中介检验结果还指出，即便感知社区服务质量不能直接影响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但可以经过社区信任的完全中介来间接促进社区公众的选择行为。由此，社区信任在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的形成机制中突显出重要性。心理学研究指出，信任能够培养积极行为的产生，过去的实证研究也发现，组织信任在帮助员工做出组织公民行为等积极行为时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5]。因此，要鼓励社区公众对社区养老服务产生积极的选择意愿，提高他们的社区信任感是不可或缺的有效途径。
四、研究结论与意义
（一）研究结论
笔者基于经典态度—行为研究理论提出假设、建立概念模型，实证结果发现社区公众在考虑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时会受到他们对社区形象的感知评价和来自社区信任感的正向影响，而感知社区形象和感知社区服务质量同时促进了社区公众形成社区信任。实证结果还显示，在本研究情境下社区公众感知到的社区服务质量不能直接决定他们的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必须经过社区信任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他们对社区养老服务的选择。在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产生机制中，社区信任作为核心要素，帮助个体将对社区积极的态度评价转化为积极的选择行为。
（二）研究意义与展望
本文从个体行为视角出发研究社区养老服务选择意愿，在理论意义方面对过去相关主题文献中缺乏行为研究范式做出了理论模型补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多视角下社区公众对选择社区养老服务问题的认识。在管理意义方面，由本文实证结果指出良好的社区形象和高水平的社区服务质量有助于帮助社区公众积极选择、参与社区养老服务。对此，社区管理机构及相关政府部门在推广社区养老服务模式时，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办事能力、普及公共德育教育，方能科学、合理地引导社区公众对养老新常态有更深的认识，同时还应当不断将社区服务从公开、公平、透明、实效、亲民等多方面改进工作，以此增进社区公众对社区的信任感，从而有效促进社区公众积极选择参与社区养老。本文还存在一些研究局限，在样本采集上仅采用大型城市成熟社区，研究范围没有考虑偏远地区乡镇村社区，对于宗族关系纽带更紧密的同姓乡镇村社区样本是否能在本文概念模型中得到有效验证，还有待今后做出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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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perceived community image； perceived community service quality； community trust
（责任编辑 彭建国）
作者：易婧 卢东 吕婵 屈锡华
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研究论文 篇3：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及其引致消费
摘 要：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由政府主导的，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养老保障支柱。我国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对于应对人口结构变化、保障老年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促进经济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目前，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引致消费可以有效促进居民消费。
关键词：社会养老服务;引致消费;居民消费
2000年以来，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1.3亿，人口占比超过10%，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此后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长，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当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高达2.49亿人，是世界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老龄事业，大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提高老龄人群的福利水平。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老龄事业发展的“两翼”，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两个支柱，相辅相成。社会养老保险为老龄人提供养老收入来源，养老服务体系提供老龄人需求的商品和服务，两个共同构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在党的领导下，当前我国已经完成了社会养老保险的全覆盖，为全国人民老年生活提供了基本收入来源的一张保护网。相对而言，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一、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及其建设的意义
（一）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概述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政府主办的以老年人为对象的非盈利性质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适应传统养老模式转变，满足人民群众养老服务需求的必由之路。《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
1.居家养老。居家养老是老年人依托社会（社区）提供服务而实现在家养老的一种养老模式，它是在传统“家庭养老”的基础上，将养老服务的提供者由家庭成员扩大到家庭成员之外的其他组织和个人，实质上就是养老服务的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涵盖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以上门服务为主要形式。对身体状况较好、生活基本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家庭服务、老年食堂、法律服务等服务;对生活不能自理的高龄、独居、失能等老年人，提供家务劳动、家庭保健、辅具配置、送饭上门、无障碍改造、紧急呼叫和安全援助等服务。
2.社区养老。社区养老是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托老所）以日间照料和短期托养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心理保健、文化娱乐、参入社会以及权益保障等养老服务的养老模式。社區养老服务是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支撑，具有社区日间照料和居家养老支持两类功能，主要面向家庭日间暂时无人或者无力照护的社区老年人。在城市，结合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增加养老设施网点，在农村，结合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以乡镇敬老院为基础，建设日间照料和短期托养的养老床位，向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短期托养、配餐等服务。
3.机构养老。机构养老是由专门提供养老床位的机构为老年人提供院舍式、住宿式的养老服务（包括日常生活料理、卫生保健服务、群体活动、心理慰藉等）的养老模式。养老机构按形式分类包括政府投资兴办的福利院、养老院、敬老院、托老所以及民办的老年公寓、老年村、老年护理院、临终关怀医院等。养老机构按功能分类包括：主要收养需要提供膳食和个人帮助，但不需要医疗服务及生活护理服务的老人的供养型养老机构;主要收养没有严重疾病，需要监护和护理但又不需要技术护理照顾的老人的养护型养老机构;主要收养需要精心医疗照顾但又不需要医院所提供的经常性医疗服务的老人的医护型养老机构。
（二）社会养老服务业体系建设的意义
1.社会养老服务业发展是我国人口社会结构发展的客观要求。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底中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5年将突破3亿。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形成了巨大的养老服务需求。但随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以及经济社会的转型，我国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4—2—1”家庭结构日益普遍，空巢家庭不断增多。传统家庭的养老功能不断弱化，社会化养老为养老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2.社会养老服务业发展是老年人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直接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发展成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越来越多的为新中国建设做出伟大贡献的劳动者进入或将进入其晚年生活。这些老年人理所应当分享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成果。
3.社会养老服务业发展是我国转方式调结构的新战场。提升现代服务业比重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内容。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发达国家应对养老问题经验表明，老龄化在带来巨大的养老负担的同时，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以日本为例，养老服务业已成为该国的支柱产业之一，从业者规模达到100万人以上，超过了汽车产业的员工数，并仍处于快速扩大之中。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战略，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变革中，养老服务业发展大有可为。
4.社会养老服务业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形成敬老、养老、助老以及代际和谐的良好社会风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发展养老服务业，满足老年人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对于正确处理和解决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对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社会养老服务业发展现状
1.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17年末，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15.5万个。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方面，全国共有社区养老机构和设施4.3万个，社区互助型养老服务设施8.3万个。在机构养老服务方面，注册登记的养老服务机构达到2.9万个。各类养老床位合计744.8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0.9张。其中，社区留宿和日间照料床位338.5万张。
2.养老服务从业人员。随着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数量也不断增长。从2006年9月1日起，国家对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卫生服务等社会服务机构中从事专门服务的技术人员实行了职业水平考核制度，实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水平划分为三个级别，分别是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和高级社会工作师。
3.养老服务业行业标准。养老服务业要想把基础做好，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标准化。我国在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也加快了养老服务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定，目前已经完成养老服务行业多项标准的制定。
二、社会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引致消费需求——以湖南为例
（一）湖南省养老服务业发展目标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为老年人提供新的养老服务，产生相应的引致消费。主要包括专业化养老机构建设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引致的养老床位消费需求，以及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中政府购买基本养老服务需求。根据《湖南省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湖南省60岁以上老龄人口为1 275.6万，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878.5万。本文以此数据来计算湖南省社会养老服务的引致消费需求。
依据《湖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推进基本养老服务补贴工作的紧急通知》（湘老龄办发[2013]9号）、《省老龄办基本养老服务补贴工作情况说明》（2014年1月发布）的指导精神，制定湖南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高中低三层次目标，分别计算该发展目标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引致消费需求。
高等发展目标：每千名老人55张床位、政府购买基本养老服务覆盖率70%。
中等发展目标：每千名老人45张床位、政府购买基本养老服务覆盖率60%。
基本达标水平：每千名老人35张床位、政府购买基本养老服务覆盖率50%。
（二）湖南省社会养老服务引致消费需求
1.专业化养老机构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养老床位的引致消费。按照调研结果估算，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床位收费在800～1 500元之间，根据估算需要，我们假定养老床位平均收费为1 000元每月，每年12 000元。根据2018年底60岁以上老年人口1 275.6万人，按照每千名老人55张、45张和35张的高中低发展目标，即可以测算每个目标下能够产生的引致消费需求（如表3所示）。
2.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中政府购买日常养老服务产生的引致消費。按照《湖南省基本养老服务补贴工作专题》的文件精神，基本养老服务补贴的对象是65岁以上、家庭贫困、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三个条件均满足）。湖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指出，约占老年人口的20%。2018年底，湖南省65岁以上老龄人口为878.5万，估算失能半失能老人人口为175.7万人。一个老人的购买标准定为每年1 200元（测算依据为湖南省情及全国各地市的补贴标准），则各个发展目标下，政府购买基本养老服务的引致消费（如表4所示）。
三、结论和对策建议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能够帮助提高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消费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帮助老年人方便快捷地获取所需的养老服务。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就是通过发展养老产业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供给的一种社会保障体系。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服务体系必须相互补充，才能够真正且解决老年人养老问题。养老服务体系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
第一，我国是全世界老龄化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我国还是在没有完全实现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老龄化给我国带来严峻挑战。老龄人的衣食住行用等各类消费需求都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不能够依托普通人的消费品供给来满足老龄人的需求。所以进入老龄化社会，一定要发展相应的养老服务产业产生，来满足老龄人的消费需求。同时，老龄人的特殊消费需求也意味着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同样属于老龄化社会的日本，在应对老龄化的过程中，大力发展了养老服务产业。目前，日本的养老服务产业超过了钢铁、汽车等产业，成为日本的第一大产业。所以，发展养老服务产业既是应对老龄化挑战，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的需要，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养老服务体系中的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和机构养老服务是养老服务产业的基本产业。目前，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还不充分，政府从上而下推动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可以促进养老服务产业快速增长。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过程，可以增加养老服务产品的供给，这些新的产品供给会引致老龄人新的养老消费，促进消费增长。
本文按照湖南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分析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引致消费需求效应。本次研究主要分析了两个方面的养老服务引致需求，一方面，养老机构床位数不断增长，引致相关养老服务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目标要求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为困难群体提供基本养老服务，将困难群体的养老消费需求转化成有效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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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毛 羽]
作者：侯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