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字乐天, 晚年号香山居士。他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诗人之一, 他自小苦读, 受家庭影响很深。一直存在有经世救国理想, 学而优则仕, 是他的人生理想, 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比较大。他的诗真实反映了社会生活和人民疾苦, 许多名句妇孺皆知, 传唱不休。
白居易曾以一首《赋得古草原送别》震惊了当时文坛权威, 他以自己超人的才华, 顺利进入了政界。在文人当中白居易算是比较受到统治者重用的, 其实, 他的官途却也是充满着坎坷, 我们从白居易留下的诗文进行考察的话, 会发现他的思想是繁杂的, 一生当中受到了许多思想流派的影响。而佛与禅, 对白居易的影响不可小觑, 这不仅影响到了他诗文的创作, 更是深深影响到了他的为人与处事。
在白居易所处的中唐时代, 佛学的发展也到了一个转折时代, 那就是洪州禅的兴起。洪州禅强调的是平常即佛, 讲究“平常心是道”打破了佛心与人心的差距, 进一步肯定了人心, 认为众生的心都是纯净、平和的, 和慈祥威严的佛心没有差别, 不再鼓励众生去打破本来, 追求一种不能完全言表的状态。所以说, 洪州禅肯定了每个人, 这是一种非常尊重人的禅。其二洪州佛学讲究顺应生活, 顺应时事, 应该说是一种积极的佛教, 他有着“放舍身心”、“顿息万缘”的主张, 不再强调信民们要不闻窗外事的修炼, 而是要求人们追求一种乐天的旷达。他讲究“见心即佛”在意你的内心是否尊重这样一种信仰, 而不在计较这种信仰需要用怎样的形式来表现。这个理论出彩之处就是在于他超出了一般佛教理论的出世, 清谈色彩, 而强调实践性。再者洪州禅和当时的道教有了一些结合。道教是中国自身产生的一种佛教, 和中国人的思想以及最为传统的积淀关系密不可分。不论在民间还是在官场, 道教给人们思想留下的印迹无处不在。鲁迅先生曾经说过, 所有传入中国的教派都和道教有关。而洪州禅没有否定道教的“不合理”反而和道教有一个巧妙的结合。比如说, 道教追求一种极其纯真的自然状态, 而洪州禅也强调一种无为、任性的追求。这是两种教派的一个很大契合。相同的追求, 相同的审美, 使禅和道, 相依相存。禅的这种入世和道家强调的旷达结合起来了, 赋予了洪州禅新一层的含义。就白居易来说, 他有着入世的理想, 有着很大的抱负, 他是从心底认同学而优则仕的, 在进入仕途以后, 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重用, 被排挤在政治中心以外, 甚至还因为自己的正义主张而遭人陷害, 受到贬斥, 在这样的心态之下, 他开始接纳可以成为他精神依靠的洪州禅, 这是可以理解的。
白居易在很年轻时就开始关注佛学, 在他一生活动较为多的四个地区分别是长安、江州 (今江西九江市) 、杭州、苏州还有洛阳。在以上几个地方白居易都有和当地一些禅师交往的纪录, 尤其是在江州和洛阳[1]白居易曾这样表现对禅的理解“荣枯事过都成梦, 忧喜心忘便是禅。”这正是一种洪州禅倡导的无修无证、无事无为、任运随缘的平常心。
白居易踏入政坛也就卷入了种种派系斗争中, 可是尽管如此, 他并没有被这些负面所束缚, 反而以自身的超脱优游为宦, 这和洪州禅在对待现实上主张任运随缘, 不伎不求非常有关。所谓“行住坐卧, 应机接物, 尽是道”就是说保持内心的清静, 平衡, 不受外界事物的干扰, 终而得到一种对万事万物保持超然的距离, 却又可以在俗事中获得平静与知足。这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之策。我认为洪州禅带给白居易的是一种处事原则, 一种帮助他在纷扰世事中获得清静的方法。这种影响也深深启发了白居易的文学创作, 在他留下的众多诗歌中, 有一类可以代表作者思想的, 这就是禅诗。我们可以通过禅诗来寻觅作者思想与禅结合时的闪光。
如:彭生徒自异, 生死终无别。不如学无生, 无声亦无灭。《赠王山人》这是白居易留下的一首禅诗,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禅带给他的启发。同时, 我们很容易读出一种对世事无畏的潇洒和一种超然的冷静。彭生是史上留名的一位侠士, 他以生命为代价为一个国家争得尊严, 而作者在诗中用一种似贬实褒的手法来赞扬他, 诗人的胸怀已经到了无畏生死的地步, 并认为生死无异, 仅是两种不同状态而已。这是一首赠送给别人的一首诗,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作者读禅以后内心的一种获得, 在这里, 作者表达了自己的无所求, 和一种令人钦佩的坦荡心态。但是令人有些疑惑的是, 一首这样的诗却并没有表达出一种悲观、厌世的信号, 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无为与冷静。这就和白居易的信仰很有关系了。洪州禅由荷泽禅的转化过程就是融入道家成分更多的一个过程。而白居易则有着明显庄禅合一的倾向。[2]但是道教讲究的是通过丹药、修行追寻现世的永生, 佛教则是追求下世的, 相信业报轮回即精神的永存。在这一点上, 佛道是一致的。从白居易的诗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他并没有获得永世的兴趣, 而是希望得到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找到一个新角度来看待或是对待人生。得到一种新的生存方式, 而这种方式很有点老庄所说的为所欲为, 无为而治, 也就是大彻大悟以后精神上极度的自由。诗人的这种思想和洪州禅所赞同的“平常心是道”是极度一致的。
在长庆四年作者居洛阳时所作的《味道》中“叩齿晨兴秋院静, 焚香宴坐晚窗深”。七篇《真诰》论仙事, 一卷《坛心》说佛经。”在诗中作者提到了两部书, 一部是《真诰》, 这是道教洞玄部经书, 大多记载的是传道、修道养生之术。《坛经》则是中国佛教禅宗典籍, 又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两部书, 其实是两个教派, 综合在作者的一首诗中, 可以看出作者似乎在回味两部书带给他的种种趣味。对于白居易来说, 佛禅和老庄在安顿心性和人生实践上是统一的。而这种统一, 又正与洪州禅的“平常心是道”的理论相契合。[3]因此白居易的这亦佛亦禅的看似纷杂的思想, 又正体现着代表当时禅宗发展方向的洪州禅的潮流。
在作品《早服云母散〉中有这样的描写:每夜坐禅观水月, 有时行醉玩风花。静名事理人难解, 身不出家心出家。
我们可以从字面后看到作者心境的烦闷。诚然在白居易的中年, 他恰逢牛李之争, 这样的派系斗争, 使白居易也处于一个进退不由的境地。对于黑暗的官场, 诗人无力抗争, 却又身陷其中, 于是禅学又给了诗人在纷扰中找到宁静的出口。所以, 作者在静夜里观月, 在迷醉中放松, 在难以让人理解的种种斗争中, 用禅的精神来超脱。这样, 身不出家心出家, 成了最好的写照。作者虽然厌烦世事, 但却没有厌世的思想流露。即使作者厌恶官场, 但是并没有放弃人生的想法。反而从有些诗作中还可以感觉到作者修禅生活的向往, 这样的话, 还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这样的思想其实并不矛盾, 因为洪州禅提倡的便是一种积极对待生活, 积极入世的态度。即对现世一切皆真的肯定, 没有对涅磐之类彼岸世界的向往。所以说白居易接受了洪州禅的这一观点, 他在意的是在俗事中保持自己人格与心灵的高洁和纯净。
白居易还有许多作品是表现一种旷达乐天的精神, 比较起其它文人, 我们可以发现他的作品里表现郁郁不得志, 或是愤愤不平的主题的诗文较少, 虽然和他仕途较为坦荡有关系, 但是更和他积极生活的个性有关, 但更为重要的是禅学思想对他的影响。白居易晚年虽然看似官阶品位很高, 实际上在他51岁左右就被排挤出朝廷中心地位, 但是对于这种结果他并没有太多的抱怨, 反而从他晚期的诗作中更能读出一种乐天安命的旷达。在《香炉峰上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中:五架三间新草堂, 石阶桂柱竹编墙。南檐纳日冬天暖, 北户迎风夏月凉。洒砌飞泉才有点, 扶窗斜竹不成行。春来更葺东湘屋, 纸阁芦帘著孟光。
写这首诗时白居易从京城被贬至一个小山庄, 遭受人生这么大的挫折, 但是它却并没有太多抑郁之心, 没有太多的愤愤之情, 面对人生重大改变, 他能够苦中作乐, 能够平静面对这种变化, 这种旷达, 是禅给予他的, 在他人生几许不称意时, 禅学是他最大的精神寄托。而作品《秋居书怀》里, 作者写道“门前少宾客, 阶下多松竹”……“持此知愧心, 自然易为足。”这样的诗句表达出作者一种闲适心情, 一种无为追求。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消极表现, 相反从作者平时无华的诗句中, 更可以读出一种高洁的审美追求。其实洪州禅主张一种“无为”、“无事”的闲人精神, 而从白居易的诗里我们可以读到对这种精神的响应。虽然被贬斥, 却又保持一份超然的独立, 这是一种超妙的境界, 这种境界和禅学对他的影响有着很大关系。
世人评价白居易的诗文时, 常常会提到他的诗文的通俗易懂, 传说是每次白居易写完诗以后都会念给一位婆婆听, 以婆婆可以听懂作为此诗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白居易的从语言上来说, 他很少用生僻字, 而是常把生活中的口语经过艺术化以后纳入诗句当中。比如“几处早莺争暖树, 谁家春燕啄春泥。”没有一个难字, 但却经过诗人的巧妙组合, 形象描绘出一片早春的温暖景象。白居易这种诗风, 是他的个性使然, 但也和洪州禅的倡导有着很大关系, 因为洪州禅也是不追求形式, 而是追求一种自然的表达方式, 尽量使信民们能以自然的方式去融入。同时我也认为白诗追求的这种无造作的平和与洪州禅所宣扬的“平常心”很有关系。在这里宗教观念和审美理想体现出了一种共同性。
后人评白居易的诗时, 有的人赞美其真切, 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 有人赞美其平易, 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也能够读懂, 而白居易诗中的禅学更是他所留下篇章中的一个亮点。禅学为他的诗作留下了更深的内涵, 更悠长的回味。
摘要：白居易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 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光辉的诗篇, 在他的诗作中有一类禅理诗, 语言平实却又散发着理性的光辉。由他的这类诗作, 就其源头, 我们可以联系到当时盛行的禅学——洪州禅。本文就白居易的诗和洪州禅的禅学理论作了一些比对, 希望从中对白诗有更深的理解。
关键词：白居易,禅诗,洪州禅
参考文献
[1] 邝建行.中国诗歌与宗教 (第1版) .[M].中华书局, 1999, 9.
[2] 孙昌武.禅思与告情 (第1版) [M].中华书局, 1997,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