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从古至今，中国在它悠久而文明的历史舞台上，演绎着一个又一个传奇。不同的时代上演着不同的精彩。明代，一个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朝代，让我们看到了盛唐之后，又一个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在明神中执政后的多年时间里，社会的商品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工商业，手工业，还是农业纺织业。社会中、人们生活中与经济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展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面貌。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论文 篇1：
明朝中后期文化发展特性探析
【摘 要】明朝文化演绎发展前后对比反差较大。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文化变迁有着区别前期乃至其他朝代的鲜明特点，即具有鲜明的融合性和冲突性，体现过渡和变革时期的文化特点。文化的融合和冲突产生复合多元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明代;中后期;文化;融合;冲突
明代文化的发展呈现一个由平淡规整到多元鲜活的历史过程，此间转折以弘治、正德之际为界。区别于明朝前期，中后期民众的文化生活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文化活动变得愈益丰富多彩，文化的平民性、商业性和娱乐性特征表现得愈益鲜明。同时文化内含启蒙特性鲜明，反传统、反封建的早期启蒙思潮风起云涌。作为文化归结时代和变革过渡时期，明代中后期文化变迁特点显然不仅仅就是如此，其具有鲜明的融合性和冲突性相当引人注目，需要进一步阐述。
一、明朝中后期文化融合性显现
立足于相对稳定的封建统治和广泛中外交流等历史条件，明朝中后期民族、区域文化和官民之间文化深度融合，建构着中外科技文化广泛融通汇聚体系。
1.民族和区域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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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广阔的国土具有统一政权，加之自洪武时期就开始明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和管辖，统治者恩威并施，边疆总体相对稳定，促进民族文化融合。明代东北、蒙古、西北、西南及南方各地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区域性与民族性的特色，但是总体是通过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通过朝贡、互市和移民等方式而实现的。除汉字和汉文典籍外，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绘画、建筑、礼俗、宗教、祭祀、舞乐等方面。但少数民族与汉两种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在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施以影响时，少数民族文化也对汉文化产生了一些影响。明代除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外，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经常进行各式各样的文化交流。例如蒙古族文化对满、藏、维等族文化就有重要影响，藏传佛教对蒙古、满、纳西等族文化也产生了相当影响。与此同时明朝中后期区域文化融合同步推进。明代的地域文化特征也是十分突出的，延续南宋以来形成的文化格局，并基于定都南京，造就明初政治文化中心继续在江南。后续成祖迁都北京皇权北移定位于紫禁城，大量江南官员入京，分属南北方官员同朝为官，加之同期漕运的通航，尤其中后期全国商品经济流通的加快，这种地域文化间的互动也愈来愈快，这时候江南的文化与燕赵的文化在有更多融汇。民族和区域文化融合交叉影响推动文化创造，应用新的文化形式造就许多新的文化产品，丰富文化多样性，有利于区域和全国文化的繁荣发展。
2.中外科技文化交流
公元14至16世纪，人类历史上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大航海，东有中国郑和的航海，西有欧洲的环球探险，为推进中西交流创造条件。与明朝前期郑和下西洋和大批中国人移向南洋以中国文化更多地影响东南亚国家不同，明朝中后期最引人注目的是中西交流开始大规模展开。伴随着耶稣会士大批来华，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耶稣会士在向中国传布天主教的同时，也向中国传布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包括天文学（含历法）、数学、物理、火器技术、机械工程、地理、医药等科学知识，也带来西方人文学科知识，有语言学、音乐、绘画与建筑等艺术以及属于哲学门类的逻辑学等。从历史情况看，早期接近或拥护天主教的主要是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韩霖等为代表的政治上的新派人物，他们又大多是科学家或技术家，对传教士夹带进来的科学技术有着很高的评价。他们具有官府背景，且具有科技基础知识，依此得以拓展视野，融通传统科技与西方科技文化，推进明朝中后期科技成就的取得，一批中国古代科技史和文化史上的鸿篇巨制如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的完成得益于此。同期传教士也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使得欧洲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传统文化在欧洲产生相应的影响。
3.跨阶层文化流动和融合
其一官民文化融合演进。区别明朝前期官民文化壁垒森严，明朝中晚期官民文化区别减少，多层文化的贯通互动明显加强。明初官民文化还具有相对较强的封闭性，官民不同文化之间具有比较鲜明的文化分野。但是明朝中晚期下层文化从备受漠视中发展崛起，文化的层间互动也随之而加剧。在当时文化中，最上层的文化是宫廷和官僚阶层文化，以官员为主体的官方文化在文学领域采用文体是“台阁体”。“台阁体”的书法和诗文，文辞和格式华丽，但是模式化明显，内容空泛。其他文化领域如礼仪、建筑绘画、服饰等也是相对刻板和模式化，空洞乏味、枯燥僵化、没有生气。明中叶以后，江南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与之相关的多样化有趣味的民间市井文化渐渐的繁荣。这时候的官僚文人士大夫们被丰富多彩、有生活趣味市井文化吸引，对民间文化进行再创造，文化消费达至雅俗共赏，例如民间说唱作品被士大夫们作为再创作的拟话本，经过改造的民间戏剧、民歌和绘画等进入仕绅和官僚乃至宫廷生活空间加以展示。小品文、小说和其他相对世俗化的艺术作品受到关注。官民文化和雅俗文化基于文化创作主体、文化消费内容乃至场所混同交错发生相当程度的融合。其二士商文化融合推进。明朝中后期社会价值观转型明显，重利轻义价值观得以许多人共同认同，以文化的商品化和利益化为媒介，士商文化融合推进。由于“重义轻利”、“重本抑末”观念深入人心，官员、士大夫争先恐后经营牟利。一般的儒生士子，也跟风弃儒经商，或者是亦儒亦商，归有光曾慨叹道：“虽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其中有些人直接“卖文博食”和“售画致富”，依托文化营销致富。在此背景下士大夫和儒生文化创造定位是疏世、抗世、适世并存。另一方面商贾巨富为了取得功名，追求体面，或者骨子里还有儒家价值观影响，他们以商业利益为基础努力实现士民化，尤其有一些经营文化行业商人。他们实现转化途径是本人或者子孙参加科举，或者捐纳，求得爵位和官位，由此他们在一定程度接受仕绅传统理学理念之时，也给士民阶层带来商业和利益理念，影响士民阶层观念变革，由此推动士商文化融合。
官民和士商文化融合影响政治生态格局和文化发展。官民和士商文化融合表明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之一，金钱和权力一样有了相当影响力，传统的等级制度部分地被金钱所打破，于是文化领域出现了士大夫们所不愿意接受的百姓们的僭越，传统等级影响力衰变。官民和士商等级差异因为共享文化成果等而被相对淡化。以往许多地位卑贱的艺人子弟，通过营利提高了经济地位，身价顿时倍增，有的竟跻身于士绅之列，由此打破了传统等级的限制，而且导致了文人士大夫们与社会下层的进一步接近，这也就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旧的政治体制，对于封建专制的统治形成冲击。另一方面依托权力商品化和文化利益化，商人实现儒化和士民化，推升明朝官场腐败。官民和士商文化融合使得文化创作主体更加多元，文化成果更加丰富，提高文化鲜活度，文化渗透性更强。当然明朝中后期文化商品化也拉低了文化品味。文人儒生创作特别关注市场所需，思考市场文化导向，过分强调满足市民生活趣味，其结果是低俗文化畸形繁荣。
二、明朝中后期文化冲突性和矛盾性突出
明中晚期传统封建文化已经是日薄西山，因为商品经济的繁荣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相伴而生新的文化因素破土而生，代表官方正统思想体系的程朱理学依托封建专制体系为了维护其一家独大的格局，极力反对新思想，彼此较量激烈。晚期西方近代文化的传入，又使这场文化冲突平添变数。中外文化交流有融合，但是毕竟是两种类型文化，冲突不可避免。加之明代中后期士人喜欢新奇特思想，都想各立门户，喜好争论，相互攻击。这样，中西交错、新旧对冲，文化论争对立性强、冲突性大，交锋持续，就构成了明代中晚期文化一个鲜明的特点。
1.社会主导价值观对立
明确中后期江南、东南和华南区域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局部经济结构转型推动社会结构的变动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变迁，形成社会新旧价值观对峙和拉锯。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颜元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反思批判程朱理学，针对理学家的禁欲主义、重义轻利、存理灭欲、圣人权威和皇权至上，提倡主体性，鼓吹个性自由，认同人的欲望合理性，要求重新调适价值关系，提出义与利、理与欲、群与己的有机统一平衡，希望社会尊重个人利益、价值和欲念。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人们纷纷冲破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但是坚持封建礼制和传统伦理道德官僚士大夫反击非常猛烈，他们要努力维持等级秩序和宗法关系。核心价值观变换同时引发社会价值观变迁，社会心态流行弃本就末，重利轻义，逐利拜金，去简从奢，引申造就形成奢靡浮薄之风与敦厚俭朴之风、重商去农和重本抑末等对峙。因为坚持封建专制政体的帝王和官员担心等级秩序和已经定型政治格局被冲击，对消费领域奢靡风气和对农业被忽视痛心疾首，严厉斥责，彼此争论不断。
2.学术和文学领域理学和心学、实学纷争
明代的学术领域理学纷争，在文化史中最令人瞩目。明代理学发达，但是理学中的派别之争也极为纷繁复杂。他们强调格物致知，突出超越的道德理论的价值，立论甚高而不切实用。至王守仁理学一统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心学崛起。王阳明的理论是“知行合一”，价值追求同道德实践整合了起来，认为“以绝世之资，唱其新说，鼓动海内”为封建统治者“破心中贼”，但它的反传统精神意味浓厚。王守仁之后， 王门心学分化为多派交争。其中泰州学派的肯定人的欲念合理性，主张个性自由，“使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望”。
推动高扬主体地位的思潮勃兴，影响深远。当然明朝帝王和封建卫道士对此是视为异端，残酷镇压，泰州学派许多学人被迫害致死或者充军。伴随学术争论，文学领域纷争不已。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士大夫在明朝中后期先后三次发起文学复古运动，展开对明初“台阁体”等批判，针对台阁体重理而轻文采的弊端，他们突出文章对真情实感的表达，同时希望多应用汉魏盛唐时期的优美文学形式技巧。这三次文学复古运动既包含价值观之争，也是文化审美趣味取舍转换。三次复古派观点有别但是总体是呼应思想界呼唤主体意识和追求自由，配合学术领域冲破理学一统天下格局，在审美趣味方面是希望实现情理、意象、诗乐有机统一，有汉唐古典意味，反对宋代以来理学家唯理至上的文学立场。明代中期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如丘濬、吕坤等认为理学陈腐空疏、道学家游谈无根，主张“实学”、“实行”、“实政”，主张“实心”任事，注目于习行践履之功。这股实学思潮，促使许多科学家进行田野调查，重视观察和试验，在科技领域完成许多技术创造和科学巨著，而且还推动一批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进行政治和军事变革。倡导实学的士大夫还身体力行开办书院、监修宗祠和重视水利建设、盐法以“济世”、“救民” 、“利国”、“益民”。但好景不长，士人们走向社会关注民生的举动被官府认为是博取民心，是撼动统治权的危险举动，所以在嘉靖年间实学被朝廷斥为“伪学”、“邪说”禁止传播，后期还被禁讲学、毁书院，士人阶层的社会积极性极度受挫。至晚明基于王守仁死后他的门徒或补救师说，有些流于“狂禅”，变得空疏，于此黄宗羲、以徐光启、宋应星、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对心学的空疏学风提出批判，提倡“经世宰物”、强调“笃行”的学风，认为“唯实学可以经世”，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积极入世。
3.耶与儒、释、老论战
完全异质的西方文化经由传教士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旦大规模接触，自然引发了激烈的论争。与本土有官府背景科学家欢迎接受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不同，对于传教士主导性工作即以天主教归化中国和精神控制中国，当时缙绅官僚尤其是中下层官员秉持坚定的理学立场是坚决反对基督教教义和理念。为了捍卫道统，他们纷纷动笔对传教士的理论进行讨伐，与利玛窦、艾儒略等西方传教士展开论战，编撰《圣朝破邪集》，主张“夷固不即灭儒也”，但是当其“爪牙备，血力强，一旦相与蹲素王之堂，咆哮灭之，予小子诚为此俱”坚持以传统儒学的纲常理论反对天主教理论，否认作为超验性实体的上帝的存在和上帝创世说。佛、道之士参与其中，佛教徒著《天说》、《原道辟邪说》、《天学初辟》、《诛左集》等，对天主教进行了猛烈攻击。各方对天主教及其背后的西方世界疑虑重重，对传教士四方布道且颇有成效激烈反对，最终引发了以南京教案为标志的排斥天主教运动。
明朝中晚期文化领域激烈冲突显示文化的变革和过渡，推动文化发展。这些激烈的反封建思想为召唤民众反对君主专制提供思想储备，推进社会进步。文化的激荡交锋，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面反思和系统总结，表明古老中国文化的转型，为未来社会文化的变革尤其是近代社会文化变革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养料。
明朝中晚期文化复杂的震荡冲突体现时代文化对立和文人内心与行为的冲突，引发文化人分化异变。由于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状态难以达到瓦解封建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力度。与之相对应新的文化因素，也难以战胜旧的文化，双方的斗争呈现长期对峙拉锯的状态，在新与旧、破与立的挣扎中徘徊，体现了专制皇权政体和思想理学一统天下与局部商品经济发展、繁荣萌发新思想之间存在的严重对立，文化精神领域普遍性分裂，各文化主体内心的矛盾困扰，导致了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分化明显，去向复杂多元，士人传统上的三纲五常修齐治平分化为在官僚阶层只明哲保身，在布衣只就守本分，或者归隐入禅，闭门读书，或者在野谏言。
【参考文献】
[1]南炳文，何孝荣.《明代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498页
[2]（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单位：武汉市第六中学高中部）
作者：陈艺婷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论文 篇2：
浅析明代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商人形象
摘要：从古至今，中国在它悠久而文明的历史舞台上，演绎着一个又一个传奇。不同的时代上演着不同的精彩。明代，一个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朝代，让我们看到了盛唐之后，又一个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在明神中执政后的多年时间里，社会的商品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工商业，手工业，还是农业纺织业。社会中、人们生活中与经济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展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面貌。加之，为了恢复元朝被严重破坏的经济体系，统治阶级推行的一系列经济立法，这些都加快了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节奏。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代，有了这样的商品经济基础，同时代的上层建筑也呈现出一番独特的韵味。
关键词：明代；商品经济；商人形象
站在历史的今天，除了展望未来，有的时候我们还应该停下脚步往回看。虽然历史的进程推动了时代的更新换代。但是有的基本概念还是不会改变。在时间的洗涤中，它们会历久弥新。有一句话放在任何的时代都适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概念应该不仅仅是现代人的观点，在古代，往往时代的变迁，朝代的更迭都与经济有关。今天我们回望历史，看到明代，这个特别的时代。它的时代标记如果用一两个词统而概之，应该是商业与经济。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所以它的上层建筑中我们看到了许多与经济有关的文化现象。其中商人形象的大量出现，相对来说就算是明代这个历史舞台上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一、明代现实中的商品经济
有人说明代这个时期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在历史上真的是那样吗？答案是肯定的。古代，从最开始的夏商周时期，到先秦两汉再代隋唐。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政权，加之儒家思想对人的禁锢，历来历代王朝在不同程度上就实行着“重农抑商”政策。在政治思想的高压下，商业发展是举步维艰。商人也在经济中受到剥削，在社会，文化，地位等诸多方面受到歧视与压制。社会不给商人提供这样的平台，自然而然，社会中商品经济就发展得缓慢，低沉。但是转折点到了明代。统治阶级似乎没有给社会的商业施加过多的压力，反而还有一点鼓励的因素。例如引进了外来的经济作物，提高了生产技术，立法保护着瓷器业，造纸印刷业，以及农业纺织业等等。历史记载，明代官员张居正在内阁为官时，推行一系列改革，提出了：“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的主张。也就是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给了一定的扶持政策。这就让在夹缝中生存的商品经济发展看到一线希望。由此一来，现实中的商品经济就借着较好的时代背景，快速发展。东南沿海的外贸业发展起来，城镇和长江中下游的手工业、商业也随之兴盛。特别是手工业的兴起和商品流通的发展，使得商人的队伍日趋扩大。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世风，经商的风气弥漫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商人的大量出现，这些在无形中更加冲淡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念。以前的历史中是高官贵族垄断商业，到了明代中后期的现实中，人人皆有从商的机会。所以人们也就渐渐摆脱了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当时一些士人，在学而求官不成的情况下，弃书从商的大有人在。上述的因素一环扣一环的，向我们大致展现了明代的经济发展状况。所以说明代的商品经济发展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终究是有一定的道理。
二、上层建筑虚构中的商人形象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相应的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明代与商品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当属当时社会中商人这一角色。他们在商品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共同推动着经济的發展。在我们看到这一层关系之前，明代的文人墨客已经用他们的笔触把这些记录了下来。商人在过往的历史舞台中都是配角，处于若隐若现的状态。然而在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商人的势力逐渐强大，此时，越来越多的文人也就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这一新兴的群体。商人的形象一跃成为纸上书面上的主角。上层建筑虚构中的商人形象日趋丰富。在“三言”之类的通俗小说中就刻画了一系列形象鲜明，各具特色、身上带着明代中后期时代气息的商人形象。他们是时代背景与社会生活融合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发展中应运而生的新的时代标志。据邵毅平先生统计在“三言”中的刻画有商人形象的作品大致有16篇。可以说这些商人形象的大量涌现就是明代经济文化发展下的产物。这些商人形象，虽然是虚构的。但往往也是社会的真实反映与写照。在数量众多的商人形象群中有从事贸易、餐饮、小商品生产、手工业等不同行业的商人。商人不受年龄性别的限制。有闻名的徽上，晋商、浙商，有小商贩，亦有巨商。这些丰富的商人形象，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就如同看到《清明上河图》后，立即在脑海中浮现出一片开封城繁荣的盛况。看到这些商人形象，让我们同样感受到了明代商品经济基础上独特的社会风貌。
作家塑造了如此多数量商人形象，与当时他们身处的社会是分不开的。明代的社会孕育出一大批在过往阅读中未曾出现过的商人形象。虽不能说这些形象可以概括同时代的所以商人形象。但是直到今天，有的形象还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有的现象还如同在重复上演着历史。“三言”中的商人许多都充满着现代商人身上也具备的品质。商人蒋兴哥，常言“坐吃山空”，明确知道自己要经商才能使生活富足。可以说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一种积极进取的意识。商业发展推动着人的追求的向前。让商人有一种坚定的勇往直前的信念。也能让我们感受到这样一份理念。另外一个商人形象卖油的小商贩，秦重。虽然他自己做的是小本生意，但是他没有感到丝毫的卑微。在现在看来是社会中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也许这样的理念是明代商品经济发展下商人们的共识，较之前分析，平等的理念也是在这个时代较为突显的。当我们从这些商人形象看到了与现代社会相符合的一面。另一方面，站在历史的今天，反观以前。我们或许还能重新拾起一些新的东西。在明代这段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历史中，随之出现的商人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一定数量的义商，他们身上的诚实守信、宅心仁厚、宽厚善良的品质，是直到今天都值得学习借鉴的。
三、历史与现实融合的产物
历史上，明代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是那一段高度发展，繁荣的商品经济，可以说这样的经济基础使明代中后期振兴。让我们记住了那一段过往朝代不能超越的历史。同时，这段历史中的经济基础，孕育了一段特别的文化。顺应着时代的发展，商人形象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大千世界，让我们在这些商人的身上找到了仍能承袭的东西。在商品经济同样高度发展，商业日趋繁荣的今天，让还在滚滚商海大浪中的人们，寻到一些借鉴与启发。现实往往是步着历史的过去，继往开来。一定的时间造就一定的历史，一定的历史给予人们一定的启示。（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张稼人，杨仁蓉.“三言”“二拍”对商人的描写及其反映的经济思想.齐齐哈尔师范院学报，1985年1期.
[2]曹琳.“三言”“二拍”中商人经营之道探析.商业研究，2009年第1期.
[3]宋东映.浅论明代商业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黑龙江史志，2013-01-08.
作者：郑雨馨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论文 篇3：
明代文学作品中的徽商情结
摘要：明代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商人阶层，当时的文学作品对商人的反映越来越多。而徽商是明代最大的商帮，文学作品用通俗的形式对徽商的价值观、精神世界、经商风险、致富途径、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对徽商人物进行了成功的塑造，对徽商既有同情理解，也有批评宽容，结下了深厚的徽商情结。
关键词：徽商； 文学作品； 明代
明代中期以后，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明代文学作品，对商业资本扩大对社会的影响给予极大关注，文学作品对商人的描写也达到历史高峰。邵毅平（2005）认为：中国文学作品对商人的描写分为三个阶段：唐代以前是龙套阶段，处于隐而未显的状态，唐及五代是配角阶段，处于半隐半显状态，明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显著增强，商人则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而在明代最大的商人集团是微商，文学作品对商人的描写很多体现在对徽商描写上。徽商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大商帮，兴起于明代成化年间，万历时，徽商与晋商齐名而称雄于全国。谢肇淛说过：“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商业的繁荣商人的活跃必然会带来文学的繁荣，可以说，明代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在万历以后迎来一个创造高峰。明代文学作品的各种体裁特别是三言两拍对徽商有大量的描述和记载，既有褒扬，也有批评，既有客观描述，也有神化夸大，可见徽商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对文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认为，明代文学作品与徽商结下浓浓情结。
一、 凸现了徽商的社会地位
众所周知，近代西欧社会的转型完全是由商人推动的，是西欧国家实行重商主义的结果。与之相反，我国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开始实行的重农抑末政策到明朝仍然延续。不过到了明成化以后，徽商队伍的壮大使江南经济繁荣，从而使江南城市化初见端倪，雇佣关系开始产生，市民阶层开始出现，文学也出现一片繁荣景象。明中后期的文学作品一反“士尊为首，商贱为末”的传统，开始对人欲的肯定和人性的尊重，而商人的趋利性正是人欲的反映，明代文学作品力图摆脱徽商的卑贱地位，凸现徽商的社会地位。
1． 肯定了徽商对社会的积极贡献。徽商在经商致富以后，大办义学等社会公益事业，对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然而社会地位却十分低下，对此，明代文学作品深感不公平，为徽商奔走呼号：（1）明确呼吁“经商是善业”。《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九写道：“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这是对千年以来传统贱商思想的宣战，也是对商人地位的积极肯定，在前代文学作品中未曾见过。（2）强烈要求提高商人地位。《何心隐集》卷三写道：“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首次把商提到农工之前，打破了传统的士农工商的排序。（3）主张四民平等。针对我国传统的根深蒂固的贱商思想，李贽在《对焦弱侯书》中予以反驳：“且商贾亦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扶者重，所得者末”。其他文学作品也都主张四民平等。比如，《张孝基陈留认舅》的开场诗写道：“士子攻书农种田，工商勤苦挣家园，世人切莫闲游荡，游荡从来误少年”，表现了作者四民平等、四民皆为正业的思想；李梦阳《空同先生集》卷四四《明故王文显暮志铭》写道：“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主张商与士平起平坐；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五《节庵方公墓表》写道：“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职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即认为四民平等才是正理，四民不平等乃是错误；归有光替徽州商人程白庵写寿辞提及：“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混，以及君岂非所谓士而商欤，非所谓商而士欤。”即认为四民只不过分工不同而已，没有贵贱之分，徽州商人学者汪道昆在《太函集》中也说：“良贾何负于闳儒”，指出优秀的商人对国家的贡献不比官员差。
2． 对徽商价值观的充分尊重。商人都是以盈利为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本性，它与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是相悖的。以明代大思想家文学家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想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相对立，认为商贾“好货”、“多积金宝”的要求是正当的、合理的，对商人的逐利观念应充分尊重，在此影响下，明代文学作品对徽商的价值观念也持有积极的态度。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七描述了流行于徽州地区民间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徽人因是尊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亲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要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这种以赚钱多少作为衡量商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社会阶层高低的重要标准，完全打破了封建社会唯士独尊的格局，为后代商品经济发展和商品思想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于改变人们的世俗观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徽商的独特贡献，这种观念与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儒家义利观是背道而驰的，但作者对此给于充分的尊重。
以上两点可以看出：明代文学作品与徽商结下较深的情缘，其对徽商社会地位的提升，其思想倾向与李贽的进步思潮相一致，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对于扩大徽商的影响，奠定徽商的地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明代文学作品自身也发生了重大转型，其由虚幻回归现实，从而为文学的发展开辟一条新路。
二、 高度赞赏了徽商精神
新教伦理开创的资本主义精神为西方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同样，徽商能够在商界独占鳌头，同样得益于徽商精神。徽商于明代成化年间形成，嘉靖以后达到鼎盛时期，居于十大商帮之首，素有“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街”之美誉，足迹遍及全国及日本、暹罗、东南亚诸国，其商业资本之巨，人数之众，活动地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开拓能力之强，其他商帮无可比拟，其在我国商界纵横驰骋400余年，打造了一个强大的商业帝国，铸造了徽商精神。明代文学家从徽商的成长中看到了徽商精神的强大力量，同时徽商精神开阔了文学家的视界，他们产生了新的社会判断的价值标准。因此，明代文学作品对徽商精神是备加赞赏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敬业精神的深刻刻画。大多数徽商小本起家，他们敢于冒险、善于经营，靠勤俭致富，有着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取得了经营上的成功，铸就了事业的辉煌，明代文学作品多有刻画：王慎中刻画了徽商为了事业，舍家弃子、远离家乡、长期不归，如在《遵岩先生文集》卷三二《黄梅原传》写道：徽商们为了生活背井离乡，甚至“初娶妇，出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而子或不认其父”，他们长途跋涉于外，“水航陆辇，山负海涵，转贸而行四方，各都会衢，诰穰巨丽，下至绝陬遐聚，险味幽阻，足殆遍焉”；许宗鲁刻画了徽商为了经营，一生中经历的酸甜苦辣，如在《少华山人文集》卷十二《处士白翁暮表》对某徽商一生辛劳作了刻画：“翁未冠即服贾，服贾六十年，见星而兴，中漏而寝，寒冒霜雪，暑触瘴疠；水犯波涛，山凌险阻；渠渠仆仆，岁无宁处。故赀日以生，源源若泉流，吾见其继也，未见其止也。”汪道昆刻画了徽商在经营中承受的种种痛苦，他在《明处士休宁程长公暮表》高度赞赏了徽商的敬业精神：“长公乃结举宗贤豪者，得十人，俱人持三百缗，为合从，贾吴兴新市，时诸程鼎盛，诸使少奢溢相高。长公与十人者盟，务负俗攻若。出而即次，即隆冬不炉，截竹为筒，曳踵车轮，以当灸热。久之，业骎骎起，十人者皆致不赀。”虽然这些文学作品刻画不十分具体，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徽商们的敬业精神是多么可贵！文学家用这么多笔墨对徽商精神进行刻画，说明作者对敬业精神是赞赏的。
2． 诚信精神的推崇。诚信乃为儒家信条，也是徽商成功的法宝，徽商作为典型的儒商将诚信推向至高无上的地位。明代文学作品的作者虽然对程朱理学持批判态度，但对徽商的诚信精神备加推崇，汪道昆在其文学作品中描绘一个徽商的诚信形象：明代徽商汪通保在上海开典铺，生意越做越大，但并未忘“诚信”二字，“处士（汪通保）与诸弟子约：居他县毋操利权，出母钱毋以苦杂良，毋短少；收子钱毋入奇羡，毋以日计取盈”。从记裁可以看出，他不准弟子欺行霸市；贷人银钱，不准杂有恶钱，更不准短少，收人利钱，不要计较零头，也不要按日计算，以多收利息。应该说，诚信是中国商人的一贯传统，但汪道昆作品中的徽商超过以往，体现的是一种诚信精神的精髓，反映了作者对徽商的诚信精神情有独钟。从汪道昆的描写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明代徽商的诚信，为后来的徽商树立了榜样，以至于清代出现吴鹏翔烧毒胡椒的义举，可以说诚信精神铸就了徽商的历史辉煌，是徽商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3． 舍利取义的褒扬。在商业经营中，义利关系往往是对立的，许多商人往往见利忘义。而一些徽商往往能够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有时甚至能做到舍利取义。明代文学作品对徽商的舍利取义行动进行了生动描述。汪道昆在《太函副墨》卷四记载，休宁商人程锁中年经商于溧水，某年大丰收，谷物上市，诸贾人尽量压价收购，程锁却“平价囤积之”，第二年大饥，一些粮商又拼命抬高谷价出售，可程锁售谷却“价如往年平”。汪道昆描写的徽商虽是典型个案，但象程锁这样的徽商绝对不只一个，如此大仁大义的徽商，在商业史上也是少见的，正是因为这种舍利取义舍小我求大我的行为，徽商赢得了顾客的信赖，树立了自己的良好形象。
三、 对徽商风险的同情
徽商的故乡本土，客观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土地瘠薄，人口稠密，只有走出去向外开拓空间才能生存。徽州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地无所不至，其货无所不居，惨淡经营，风险很大。明代文学作品对徽商敢冒风险的行为时有记载并予以同情。
1． 对徽商经营风险的同情。徽商经营跋山涉水，千辛万苦，风餐露宿，旅途往来，乘车载舟，风险很大。明代的公案小说涉及商人经营风险之事比比皆是：商人行路遇盗赋，乘船遇水寇，人财两空；商人住黑店黑寺，遭杀人劫货，其中许多就是记载徽商的。《拍案惊奇》卷二四《盐官邑老魔魅色，会骸山大士诛邪》写一个徽商在黑寺丧命的故事：“一日，有个徽商某，泊舟（燕子）矾下，随步到弘济寺游玩，寺僧出面接着，问着姓名，邀请吃茶，”当即留徽商在寺中住下，此徽商崇信佛事，答应捐三十两银子给寺院，当寺僧见此徽商有许多银子时，“一面分付行童整备夜饭款待，着地奉承，殷勤相劝，把徽商灌得酩酊大醉，夜深人静，把来杀了。”这是明代文学作品揭露黑恶势力的缩影，反映徽商在经商中受黑恶势力算计，在黑恶势力面前束手无策的窘境。事实上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保护，徽商经常会遇到地痞无赖的敲诈勒索，往往以破财消灾方式解决，严重者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此种风险在封建社会中是最大的。文学作品虽然没有提到事件的责任问题，显然，它是由于社会黑暗、封建国家治理不力造成，商人只能是受害者。明代文学作品对此表示了同情。
2． 对徽商社会风险的同情。在我国封建社会，商人的地位低下，经常受到贪官污吏的盘剥，由于徽商是最大的商帮，所受盘剥最重，包括捐输助饷、重税等，史学家认为它是徽商衰落的根本原因之一，徽商所受盘剥情况，明代文学作品时有记载。如《点石头》第八卷《贪婪汉六院卖风流》记述了一个专门迫害商人的坏官吾爱陶的事，他想方设法搜刮商人，养了一批打手对商人作威作福，搜刮来的财物，中饱私囊。在受吾爱陶荼毒的商人中，一汪姓徽州商人损失最惨，此徽商在苏州收买了数千金绫罗绸缎，前往川中去发卖，从吾爱陶的税关前经过，照例交纳了税银之后，那班打手还要敲他的竹杠，此徽商不服和打手吵了起来，被打手拖入衙门，吾爱陶寻个借口，说徽商漏税，把他的货物一半没收。明代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文人墨客虽然进行多次抗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在此情况下，他们对社会前景感到失望甚至绝望，文学作品也失去政治热情，从抗争转向逃避，通过写徽商的遭遇抒发自己的苦闷和无奈，对徽商的遭遇除了同情之外，爱莫能助。
四、 对徽商致富的神化与夸大
从徽商发展的历史看，其致富过程十分艰辛，但明代文学作品由于对政治黑暗的无奈，有时回避现实，以求解脱，对徽商的描写也不例外。主要是对徽商致富的过程有不同程度的神化与夸大，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现实。其描写有两种形式：（1）巧合。文学作品刻意设计一个特殊的机遇被徽商撞到，从而改变命运。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七《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描写了徽商的发财梦、艳遇梦、得助梦，小说的主人公程宰是徽州商人，到辽阳为商，由于亏光了老本，无法回去，只好为别的徽商掌管帐目，勉强度日，一日幸遇了辽阳海神，又能对他身体有益，其又能使他资用丰足，又能有事出力周济。程宰提出了想要经商的要求，得到神通广大的海神的帮助，“你若要金银，你可自去经营，吾当指点路径，暗暗助你，这便使得”，于是在海神的指点下，程宰的经营无往而不获厚利，“如此事体，逢着便做，做来便希奇古怪，得利非常，记不得许多，四五年间，展转弄了五七万两，比昔年所折的，倒多了几十倍。”后来，程宰又得到海神的帮助，躲过了许多灾害，平安回到家乡。（2）回报。文学作品按好人好报的朴素逻辑，设计投桃报李的机遇青睐徽商。如《拍案惊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记述了徽州商人程德瑜因为偶然在一个客店里接济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妇人，而得以奇遇了深藏不露的剑侠韦十一娘，并且在遭到强盗抢劫时得到韦十一娘的帮助，得以化险为夷，保全了财物。明代文学作品对徽商致富的神化夸大，一方面反映当时人们求富的急切心理和对富裕生活的向往，从而告诫人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致富的，致富是有捷径的，那么不能致富的人不要刻意追求；另一方面文人把徽商看作社会进步的力量，神仙都来帮助徽商，他们哪有不富的道理，说明当时文人把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徽商身上。
五、 对徽商奢侈生活的批评和宽容
历史家还认为徽商衰落的历史原因，除了战乱、外敌入侵、政府压榨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身即徽商资本的非经营性损耗。徽商经营致富后，生活由俭朴转向奢侈，从而带来整个社会风气的侈靡。明代文学作品描写最多的就是这部分，许多文学体载都有反映，概括起来表现为三个方面：（1）描写了徽商广蓄姬妾。《警世通言》卷三二《韩侍郎婢作夫人，顾提控掾居郎署》里纪述道：“元来徽州商人有个僻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不争银子，其余诸事悭吝了”，小说里的那个徽州商人，偶然间瞥见爱娘颜色，便一定要娶去作妾，“只要事成，不惜重价”，爱娘父母要价三百两，还以为是顶极价钱了，“不想商人慕色心重，二三百金之物哪能放在心上，一说就见，如数下了财物，拣了个日子，娶了过去，开往扬州”。（2）描写了徽商来往娼楼妓馆偷情买爱。《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论述了徽州盐商孙富家资巨万，当他看见美丽的杜十娘时，自信能用一千两银子把她从李甲手中买下来，结果他真说动了对方，李甲答应把杜十娘转让给他。可孙富是个无情无义之徒，背信弃义，结果杜十娘投河自尽，孙富白费心机一场。（3）描写了徽商们的糜烂生活。归有光在《云川先生集》卷一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写道：“天下都会所在，连屋列肆，乘坚肥策，被绮彀，拥赵女，鸣琴跕屣，多新安人也。”除了这些外，徽商还在结交官僚、出资买官、兴建豪宅园林、修葺坟墓等方面大肆挥霍，明代文学作品虽未提及，但这也是徽商糜烂生活的另一侧面。明代的文学作品对徽商的糜烂生活，一方面津津乐道地描写，另一方面从封建道德的立场进行了批评，但是与前代文学作品不同的是，对徽商的这种生活方式表面上非难，骨子里宽容。明代文学作品由于受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肯定了这种男女之欲的正当性，并把情与欲结合起来，宣扬了市民阶层新的道德观念和人道主义精神。限于历史的局限性，明代文学作品并没有把其看作衰落的标志而予以提醒，也没有将其放到一个高度去认识，更没有分析其危害性，这是历史的遗憾。
总的说来，明代文学作品与徽商结下的深厚情结，使其成为一个非常关注商人的文学时代，也使文学作品更加贴近现实生活，通过对徽商形象的生动描写和塑造，勾划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商人世界，可见徽商对我国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明代文学作品的徽商情结，不仅奠定了徽商的历史地位，也为后人研究徽商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明代文学作品的徽商情结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当代人要接受并研究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将徽商精神和徽商文化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3]张德胜.儒商与现代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吴承学,李光摩.晚明文学思潮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李 萍
作者：张隽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