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数字神话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严正声明：随着顿氏笔艺，知名度的提高以及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一跃成为国内DIY手工笔界的领航者，其产品份额占市场占有率、保有率的将近70%。而一些不法分子，正是瞄准了顿氏笔艺的影响力，先后在山东、四川、北京、江西等地区有几十家信息公司和个人冒充顿氏手工卡通笔制作技术的培训分部，并且还以低廉的培训费来诱惑广大投资者。
数字神话论文 篇1：
台湾：尼尔森“数字神话”谋杀电视产业
对许多媒体来说，“尼尔森”左右了他们的咽喉。每天早晨，电子媒体主管观看从尼尔森传来的收视率调查表，决定一天的心情好坏 ；节目的走向、新闻的编排，也跟着那些上上下下的数字做调整，即便是口碑佳但“叫好不叫座”，只要收视率不佳，节目照样面临腰斩的命运。
因为，几乎所有广告商都以尼尔森所公布的数字做为购买广告时段的重要考量。但尼尔森的调查数字真的能被媒体以及广告主奉为至高无上的“神旨”？
不久前，台视、中视、华视、民视以及公视等五家无线电视台总经理，偕同“新闻局长”郑文灿召开了一场盛大的记者会，同声谴责尼尔森以“严重失真的假数字”慢性谋杀电视产业。尼尔森的“数字神话”，正遭受外界严重质疑。
个人收视记录器有调查死角
长期观察尼尔森收视率调查的媒体工作者黄聿青表示，尼尔森所采用的个人收视记录器（people meter）有多项严重的缺失。第一，它是一种“宣告式的自我调查方式”。由于记录器无法保证每一分钟收视户都是乖乖地端坐在电视机前面欣赏节目，所以，上厕所的时候、有事离开座位……无人观看的“收视率”还是照算。黄聿青指出：“有时候不小心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只要电视机还开着，依然被认定有效，所有 资料会立即回传尼尔森公司。”
虽然尼尔森将每一位家中成员的资料都建文件、并且逐一编号，但是会不会有人懒得输入自己的号码、造成“爸爸按了号码、儿子接着使用”样本抽样的结果失准的情况？
黄聿青认为：“电视开机并不等同于收看电视，当然也就不能代表民众的真正收视状况。”然而，尼尔森公关部经理温佩妤看法却是大相径庭。温佩妤认为，虽然样本离开电视机前面的情况是“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她强调 ：“这个机率很低。”她并且坚称，即便样本离开电视机做其它的动作，“短则一分钟、 长则十分钟就会回来。”因此并无碍于整体收视率的公平性。
事实上，外界对于尼尔森的质疑还不止“个人收视记录器有调查的死角”这一项。依照目前的台湾社会，一户人家常有两台以上的电视机，就常理而言，尼尔森要说服样本户装设记录器颇有难度，拒访率很高，更何况还要说服样本户必须把记录器装设在家中所有的电视机、甚至深入主卧房？
自然淘汰法影响样本公平性
另外，“样本汰换率”也将影响样本的公平性。黄聿青就质疑台湾的尼尔森公司为了省钱，采行“自然淘汰法”，而非全世界所通行的定期“强制汰换”。如此一来，将会导致广电基金会执行长林育卉所声称的另一个后果：尼尔森所调查的样本只有固定的那一群人，少有变化。而这一群人是否能代表广告主所设定的目标客源？又是否能代表全台湾民众的收视意向？还是仅是一小撮人的意见？这两个答案均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面对怀疑，温佩妤以“街访”的概念解释尼尔森的运作方式。她表示，接受尼尔森调查的样本户，就像在台北街头时常可以看到的、有工读生会拿着问卷问路过的行人愿不愿意填写，“就是有人会愿意停下来接受访问。”温佩妤说，尼尔森无法强迫所有被抽中的样本户一定要装设记录器。但是，一旦样本户有意愿配合，“就没有所谓装几台的问题。”
至于“样本淘汰率”，温佩妤则强调尼尔森每年固定以15％到20％的淘汰率运作。一旦发现样本结构出现变化，譬如说样本户中有人搬出去住，那么尼尔森就会主动将此样本户淘汰；另外，若是发觉样本户没有意愿继续配合调查，尼尔森也会主动予以解除。
话虽如此，温佩妤也坦言，除非是以普查的方式来调查每一户收视的状况，否则每一种抽样调查方法都无法达到完美境界。“而尼尔森所提供的只是 一种量化的研究方法，只能呈现出数字，的确无法测量出观众喜欢该节目的程度是多少。”所以，尼尔森的责任在于将测量出来的数字呈现给用户，“只是说，端看你要不要把数字放得很大。”尼尔森暗指，爱拿放大镜检验数字、对小数点后一两位数斤斤计较的其实是媒体本身。尼尔森轻轻松松地又把皮球踢回媒体的手中。
媒体困境在于不懂检讨错误
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媒体人真的认为尼尔森的数据不可信赖，为什么还数十年如一日对尼尔森那样言听计从？台视总经理郑优是这样 回答的：“你去问台北市广告业经营人协会‘4A’啊！因为4A用他们‘尼尔森’的数据。”郑优的言下之意是，因为广告主只看尼尔森公布的收视率数据，所以台视根本别无选择。这种“有奶便是娘”论述反映出目前普遍媒体人的看法。电视台为了抢食广告这块赖以维生的大饼，制作一些所谓能“刺激收视率”的节目或是新闻，即便不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不可避免之恶”。
不过，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教授许北斗则深深不以为然。他直言，电视台不但不检讨自己的节目能不能再精致化，却反过头来迁怒尼尔森的收视调查不公，让尼尔森无端成了“替死鬼”。
媒体观察基金会董事长管中祥指出，媒体目前所遇到的困境，其实在于媒体不懂、也不去问观众到底想要什么，只有靠着脑海中“想象的观众”、以及尼尔森所提供“数字的观众”，揣测真实观众的喜好去做节目。
一旦舆论开始抨击，以往媒体还会假惺惺地说要检讨和自律，反观现在的媒体，却是厚脸皮说 ：“都是收视率惹的祸”。
曾经担任中视新闻部主任、现为政治大学新闻系讲师的刘蕙伶，也很不能认同新闻媒体依照收视率来编排新闻先后、却又大骂收视率调查公司的做法。她坦言：“新闻界也是在推卸责任。”
收视率迷思也是媒体乱源之源
面对媒体频频抱怨尼尔森长期垄断市场，评量出的数字又不公正。“新闻局长”郑文灿则是站在媒体这一方，要求尼尔森举出更科学的证据，才能取信于大众。至于尼尔森垄断调查市场的事实，郑文灿则不置可否地说 ：“正在听取业界的各种意见，还在评估是否引进第二家收视调查公司的可能性。”
此外，郑文灿还表示，政府正朝向“数字频道”的政策规划，计划在2012年后，将现有的模拟频道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画质更佳、频道数更多的数字频道。
虽然郑文灿言之凿凿，未来无线台“公共化加上商业混合”的平台系统，可以有效提升节目的整体品质，然而到底会是“频道多→多元化→高品质？”还是说，更多的频道、市场却只固定这么大、每台所得到的利润其实将会稀释到更小，而只看收视率求广告的情况将更为严重？
在“微收视率时代”，媒体执着于尼尔森所提供的“四岁以上的平均收视率”这个“迷思”，造成尼尔森和媒体互踢皮球，也正是媒体乱源之源。
(作者为台湾《新新闻》周报记者)
作者：丁嘉琳
数字神话论文 篇2：
数字神话造就顿氏传奇
严正声明：随着顿氏笔艺，知名度的提高以及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一跃成为国内DIY手工笔界的领航者，其产品份额占市场占有率、保有率的将近70%。而一些不法分子，正是瞄准了顿氏笔艺的影响力，先后在山东、四川、北京、江西等地区有几十家信息公司和个人冒充顿氏手工卡通笔制作技术的培训分部，并且还以低廉的培训费来诱惑广大投资者。在此，顿氏笔艺特别提醒，望广大投资者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并郑重承诺从来没有在外地设立任何分支培训机构。而对于侵犯顿氏合法权益的机构和个人顿氏公司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众所周知，顿氏笔艺在顿天贤掌门人的悉心经营和正确领导下，一步步走来，创业的艰辛和成功后的喜悦，都给人以借鉴和启发。而用数字见证顿氏成长历程则更让我们一目了然顿氏的传奇，顿氏所创造的数字神话。
4年：顿氏笔业由2004年创立的初出茅庐到2007年的全国最大“卡通文具”生产基地之一，4年风雨同舟共济，而顿氏笔业所收获更多是面对市场残酷竞争的坦然，“笑看云卷云舒，静观花开花落”，顿氏笔艺的4年，是辉煌的4年；是成长的4年；是功成名就的4年；是不断创新、不断进取的4年！
400元：从16岁放弃学业，背负梦想，怀揣仅有的400元，踏上漫漫的创业艰辛之路，由初到宁波的迷茫和困惑，到最终找到可落脚的地方，在先后经历了做地摊生意、贩卖新奇产品、学习七彩泥人制作技术，到最终独创开发的风靡全国的DIY卡通笔，从而实现跨越式的飞跃，顿天贤在短短4年时间奇迹般的进行资源整合，又一次上演了以小搏大的创富神话。
300万：顿天贤以独有的商业眼光和经济头脑，在卡通笔的行业内开辟了属于顿氏笔的新天地。创业的成功不仅让顿氏笔艺在文具行业内闻名遐迩，而且也给了顿氏丰硕的回报，顿氏现有总资产已达300余万，因此业界的财富神话又一次被顿天贤所复制。
300家：顿氏笔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无名小卒到业界的龙头老大，顿天贤可谓功不可没，在他的带领下，通过顿氏人执着而不懈努力，截止记者发稿，学习顿氏卡通笔制作技术的已有300多家，代理商也已经超过了200多家，共达500多家。顿氏笔艺的庞大销售网以燎原之势，迅速扩张到四川、吉林、内蒙古、甘肃、安徽、陕西等全国各个省市，产品销售空前火爆。
1000家：“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顿氏笔的庞大销售网以燎原之势发展之时，而顿氏人却没有丝毫的满足和懈怠，相反以高瞻远瞩的姿态，把加盟代理发展到1000家视为最近顿氏公司的目标。
相关链接：
“顿氏笔艺”答记者问：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针对顿氏卡通笔为什么会在文具日益竞争激烈的今天，还是这么火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加入经销、制作的行列？为了揭晓这个经济背后的谜底，记者带着这些读者、投资者、经销加盟商最关心的话题，特地采访顿氏工艺卡通笔杭州总部顿天贤总经理。
记者：顿经理，您好！在《顿氏DIY卡通笔：“舞蹈在纸上”的财富》一文在本刊第8期创业版刊登后，大量的读者、投资者、寻找项目的人纷纷打来电话，咨询您这个项目。
就顿氏DIY卡通笔市场前景，请您给读者以具体的分析。
顿经理：我国目前市场经济趋于规范，投资环境越来越好，卡通文化氛围已经形成，无论是衣、食、用、住、行到处卡通类东西深受大家欢迎，尤其受中小学生喜爱。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与日韩、欧美发达等国相比，我国的卡通文化才刚刚开始萌芽不久，因此未来卡通这一领域蕴藏着更大潜力。目前我国有近3亿多中小学生和年轻热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群体购买力必然增强，他们作为的消费者的主力军，算算这是一个多么可观的财富。
记者：投资卡通笔的利润是读者最为关心的话题，请您具体的介绍一下。
顿经理：一支手工卡通笔批发价最低可批到6毛钱至1.5元钱，零售一支最低可售28元左右。在当地招15位工人帮自己生产，每位工人平均每天制作100支玩偶卡通笔，那就是1500支，出厂价按1.2元1支算，找200家终端文具商为你代销，只要每家文具店一天完成8支笔的销售量，那1500支玩偶笔一天时间就可全部销售完，除掉工人工资及每支笔的成本一天最低可纯赚1000元左右，一个月最低3万，一年最少也20万，年收入相当可观。
记者：对于很多读者来讲，投入成本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请您谈谈手工卡通笔制作成本。
顿经理：我们顿氏卡通笔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各个地方热销，包括新疆、西藏、甘肃等这些西部经济水平不高的省份，我们投资成本相当低是其中一个重大原因。首先，我们把面授学费只有1680元、函授只需880元，不管面授函授我部均长年免费提供技术扶持及销售方法，让投资者无任何风险轻松赚钱。每配制30元的原材料成本，最低可生产制作出80-100支不同款式、不同花色的笔，每支笔平均成本在3毛钱左右。掌握我部制笔技术后再也无需购买任何制笔设备，最多只需投资300元，购几件简单的工具及材料就可一人在家批量生产出各种“夜光香味卡通中性笔”、“夜光香味卡通圆珠笔”、“夜光香味卡通铅笔”及各种穿着韩国民族服饰的玩偶女孩笔和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12生肖卡通玩偶笔并且还可根据市场需求生产出各种奥特曼、KT猫、流氓兔、皮卡丘、蜡笔小新、圣诞老人玩偶卡通笔等等，更绝的是每支玩偶笔都能发出奇异的亮光和奇妙的香味。
记者：学习手工制作卡通笔是不是受文化、年龄等条件的限制呢？制作卡通笔原材料全国各地容易购买吗？
顿经理：原材料全国各地都能轻易购到，这个完全可以保障。而且学习制作卡通笔无需任何美术功底和塑造技术，不管男女老少，有无文化，只要35天的学习就可轻松接产，这个我也保证。
记者点评：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商业社会，产品的繁复、模仿、跟风成为了众多企业急功近利的手段，由于他们的这种短视行为，也最终给自己酿下了倒闭歇业的苦果。而“创新”则成为了现在和未来企业的生存之本，拥有创新者则赢天下，才能更好的屹立于竞争激烈的商海而长盛不衰。
而作为卡通笔行业的龙头老大顿氏笔艺则恰恰做到了这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与顿经理的访谈中，“创新”二字也是他反复强调的发展理念。在短短四年顿氏笔艺所创造的数字神话也是他一直把“创新”放在首位的真实写照！
顿氏DIY卡通笔作为一个中小投资者致富的黄金项目，自推出以来倍受读者的青睐，也成为了本杂志重点推出的投资项目。给投资者、经销商带去财富，给购买者带去快乐，是顿氏笔艺永恒不变的追求和信念。
顿氏工艺卡通笔杭州总部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近江家园九园1幢11号
接待处地址： 310016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近江家园七园12幢801室
电话：0571-86556213 81823680
手机：13067730587 1306474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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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邵立富
作者：邵立富
数字神话论文 篇3：
数字人文视域下中国神话学图腾探究
摘要：中国的神话学学科在经历了七十年的发展后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学者们的研究也不再拘泥于神话本身而是进行着各种跨学科的实践，然而却很少有人结合数字人文的角度对待神话符号的研究。数字人文作为如今大热的文学跨学科研究方向，带动了各种文学数据库的建设，但由于汉语的复杂性等原因目前也很难有突破性的发展。神话学的图腾研究正好可以为数据建设提供图形证据，以图腾展开的神话传说也较为稳定，狐图腾为神话学中十分出彩的一部分，受到的关注却相对减少，但其相关传说研究历史较久，有较高的跨学科研究价值。
关键词：神话学;神话符号;数字人文;狐图腾
一、神话资源与神话学的数字人文概况
（一）神话资源
神话来源于洪荒时期没有文字记载只能口口相传的故事，彼时先民们还无法解释他们关于“人类的起源”、“创世的故事”、“死亡的恐惧”、“日月星相”、“四季轮回”、“天气变换”……等的思考，于是他们用歌谣、故事的形式给他们的后辈们讲述了他们的想象和对自然、神明的畏惧。
由此可见神话可以算是每个民族历史上最古老、非正史的故事，蕴含了人类在古老的生存环境下最深沉的智慧和情感，更是寄托了该民族非文字记载的记忆。中国虽然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数量可观，然而却因为没有早早形成体系，没有完整的有逻辑的神谱导致在流传过程中部分神话故事散逸。反观希腊神话，从《荷马史诗》到赫西俄德的《神谱》，希腊人早在公元前7、8世纪就已经对自己本民族波澜壮阔的神话进行了整理，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层次分明的神话体系。
除了神话体系外，中国部分神话散逸“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早熟”[1]。在有迹可循的文学书籍中，我们所熟知的《礼》就已经在记载周王朝的典章制度和政治框架了，早年间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也记载了很多关于历史事件的内容。这也就意味着，在希腊人还在整理他们的神话，把他们当做史诗和先民们切实经历过的事实时，中国便已经开始了历史的叙事，孔子的那句“怪力乱神”也把我们关于神话的记忆关在了春秋之前。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曾经提过：“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其健康的天然创造力。唯有一种用神话调整的视野，才把全部文化运动规束为统一体。”[2]中国神话在如今已经形成了相应的学科体系，但神话学的发展目前还在经历种种困难，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神话学的体系化和历史化的经典问题的讨论以及当代神话资源的产业化等的转变和非遗资源申报与保护。
（二）神话学的数字人文
数字人文有时又称人文计算，是针对人文学科和计算的交叉领域的一门学科，研究范围包括但不局限于电子信息对人文学科的调查研究、综合分析、表达信息。致力于通过计算方面的知识影响人文学科，如今文本分析、GIS等广泛应用于人文学科领域，是对人文学科的一项补充乃至革命。
中国神话学发展到如今不过七十多年，然而神话学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学科中一些关键方向如叶舒宪的“玉石神话”、公维军的“文学人类学”、陈连山的“神圣叙事”……都可以代表着神话学科有着适合本土神话的发展。2019年12月“神话学文库”第二辑的发布也充分了体现神话学研究的多元化和跨学科跨专业的高结合现状。由此可见研究神话学的学者们也是支持将成果推进但各个学科中的。
随着大数据技术和人文学科的不断发展，数字人文的诞生也推动着人文学科研究的进步，利用数字化可视化等方法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如今文字数据库日渐庞大，文献检索技术也日渐发达，突破传统的辨析角度和编译方法不断敦促学者改善数据库的结构，但由于语言文字的多样性、文学语言的不贴合（主要表现在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翻译误差）等原因，数据库的建设并不顺利，并以全本图书为主，工具型数据库的建设不算成功。
数字人文的兴起可以说是必然结果，然而在其如此流行的今天，神话学能不能安安稳稳搭上这趟车？能不能在发展跨学科研究的同时推动本学科内容的发展及借此机会达到普及本学科的目的？可以说当前这些问题还是非常值得讨论的。
叶舒宪提出的文化N级编码通过把神话作为原型编码看待文化纵向演变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符号化了的神话。神话的另一个可符号化的应证就是神话图腾，作为视觉符号，图像的内涵让人能够有更直观的感觉，也可以为神话学与数字人文的跨学科结合构建联系的桥梁。
神话是一种纯粹的表意文字系统，形式再现概念，但还是由概念赋予形式理据性，不过远远不能覆盖再现行为的总体。这就像历史上表意文字日渐远离了概念而与声音相结合，于是越来越变得失去了理据性，神话的减弱、磨损同样也可凭借其一直所用的任意性来确认。从这个角度来看，神话的符号化、数字化，正是神话自身的特点决定的。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神话研究中，图腾学以其新颖的工具性质广受学者欢迎，也在很多领域的研究中得到了较多的运用，甚至在很多神话母题的研究中成为了佐证学者观点的脉络和证据，可以说图腾学推动了神话学的研究。
二、狐图腾研究及热点分布
（一）狐图腾研究现况
上古时期，可以说是部族社会时期，每个部落皆有自己的图腾，这些图腾代表着部落的精神，也寄托了部落子民们的希望——图腾对部族的庇佑。图腾崇拜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有其自身发展的历程，伴随着原始氏族的融合、国家的崛起、王权的成熟，图腾文化也渐趋裂变，再慢慢变的衰微，终至衰落。同时，先民图腾崇拜时期的文化内涵亦由氏族社会时期的对神兽、动物形象单纯的崇拜，渐渐演变成为部落联盟时期的复合图腾，“后来复合图腾又为新兴的君主窃取，成为国家王权的象征、君主个人的图腾，并进而与天命、德行等观念相结合而最终演变成为王者的符瑞。”[3]
狐图腾的追溯，已知最早的记载在《山海经》，其中关于九尾狐形象的记录表明此时九尾狐在神话中已经有了鲜明的独特的形象和较为具体活动范围，四足九尾的形象也慢慢出现在了原生态图腾里。但关于狐信仰具体来源于何种文化、哪个部族？狐形象到底代表什么？实体书籍里并没有记载。近代有学者考证得出结论，早期狐崇拜很有可能来源于太嗥氏族的文化[4]，所谓的九尾狐实际上也可能是九个氏族集团组成的狐图腾集团[5]。但是太嗥氏族的图腾是龙，这里似乎是矛盾的，但根据地理考证可以得知，青丘所在地也是太嗥氏族的活动范围，屈原的《离骚》里写到了：“好射夫封狐。”而《淮南子·本經训》中也记载：“缴大风于青丘之泽”，这两句记载的是同一件事，说的都是上古人神后羿在青丘战败了狐图腾集团。因而以狐形象作为部落图腾氏族的存在是有迹可循的。
关于狐图腾的象征，古书里也多有记载，《吕氏春秋》曾记载：“禹年三十未娶，行涂山，恐时暮失嗣。辞曰：吾之娶，必有应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于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证也。于是涂山人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于家室，我都攸昌，于是娶涂山女。”[6]但由于部分内容散逸，《吕氏春秋》中关于“大禹娶妻”传说的记载只能在《艺文类聚》中找到。不过该内容说明原始部族的子民们对九尾狐寄托了姻缘生育的美好愿景。在此传说中，九尾狐不是作为女性形象出现，而是代表未婚配的男性的姻缘，因此有学者认为狐代表的是男性形象。
不过在古代文献中，这样的婚姻图腾不足为奇，不止《吕氏春秋》，《列女传》中也对此事有记载：“启母者，涂山氏长女也。夏禹娶以为妃。”但此则材料不涉及九尾狐，但提到了涂山氏，涂山氏的图腾就是九尾狐，由此可见这类姻缘象征意义的图腾已经被古代文献认可了，但由于儒学不说鬼神，所以未能结合神话。
到了汉代，符瑞之说盛行，狐图腾又有了祥瑞的内涵，九尾白狐又变成了《尚书中侯》里的：“……乃见九尾白狐。注：金兴则白狐九尾。”由此可见大禹与涂山氏的结合传说也是合理的。在大禹娶涂山女的神话中，禹认为涂山女也就是九尾狐是他王天下的福瑞之像。
（二）研究热点分布
可以说关于狐图腾的研究已经自成体系了，但是如今狐图腾的研究数量有限，内容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主要以文学、历史地理等学科为主。
由图1可见，狐图腾研究热点年份为2008——2015年间，从时间视角分析可以发现，该领域的研究有明显走下坡路的趋势，热度过于集中，但却没有开拓性的跨学科研究。结合图2可知，研究主要集中在《聊斋志异》、狐意向、形象、《诗经》等的研究，还是没有脱离古代文学，其中涂山氏、图腾崇拜、氏族社会和原始图腾等关键词才与狐图腾本身有关。
通过VOSviewer软件共引（Co—citation）分析，节点选择Co-authorship，设置最小文献量为2，经计算得到14位作者，统计信息得到如图3图4所示：
由此可见作者联系度较低，不难判断出相关研究联系性不高的事实。那么在关键词研究方面又是否有所突破呢？依照VOSviewer软件共引（Co—citation）分析，节点选择Co-occurrence进行关键词比对，关键词重复选择3，得出31个关键词，去除fox image、fox、narrative、type、the books of songs 、culture、evolution等英文关键词，再去除郭雪波（现代小说作家）关键词，共剩23个出现度较高的关键词，可以发现其中狐意象出现7次，关联了22次，是狐圖腾研究中关联度最高的关键词。
由图5图6可以发现，狐图腾研究还是以文学为重，更多学者探究的重点仍旧在其作为神话传说的一个元素在文化意向上的演变探究，至于说神话学与数字人文呃呃联系，可以说少之又少，而这正是我们需要改进的。
纵观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有了较为完备的研究脉络，但是狐图腾研究中也有很多尚未攻破的问题，比如人与狐渐行渐远的过程，狐从正面的男性形象演变到如今的进程每阶段的原因等等，都未得到解决。所以从神话学学科角度来看，狐图腾的研究不算完善，未来还有较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三、数字人文下的未来狐图腾乃至神话学研究展望
借用数字化分析，可以把现有的研究成果建立体系和文学数据库、语料库，以便于后人查询研究。纵观数字人文在中国古今文学中的运用，狐图腾研究热点可以被录入其中，通过数字化的时间、地点、热点、关键词的横纵向统计，可以研究该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数字化在文学学科的运用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过程显然也是复杂多变的，要考虑的方面很多。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长盛不衰的中华文化存在如此之久，足以证明其有不容磨灭的非物质文化价值，近年国家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是物质的，经济的，更是一种精神文化的价值传播。但想要把如此长久的文化进行数字化传播与记录这无疑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程，但如果从小方面着手，数字技术会在我们这个时代下创作出符合现代人审美，满足人们求新求异心理需求的神话学新研究。图腾就是神话数字化发展一个很好的切入口[7]。
图腾不仅在原始社会中价值深远，在现代社会中仍能体会它的美感。它已经从产生时的与生存相关变得更为艺术，多为生活美感和精神寄托。图腾文化往往能给人以归属感。如龙图腾是华夏子孙的代表，它代表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古老中国文明的又一象征。图腾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先民的信仰智慧和精神，与世界文明碰撞，彰显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步步发展与转变。上古神话中的图腾，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载体，而且是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特色的一大底牌。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应该充分认识到图腾本身所体现的久远的文化沉淀，并创新的利用它，发挥出特色，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传承中国文化。
四、结语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扩展，数据技术与人文学科的深度交流催生了数字人文的诞生。在大数据的支撑下，数字人文在神话学中应用的可能性已经得到了充分验证，数据分析、可视化等方法的引入也对神话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可视化分析，对于结果的展示也比较明显可观。可以说数字人文如果在神话学发展中被广泛运用，能催生出更多的神话研究的新范式，能让曾经的研究成果、海量的文献材料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极大的帮助。
然而数字化建设在中国的困境也十分明显，显而易见的是，由于研究人数少，研究者无数字化意识，没有人组建一个适合中国文化的数据分析团队。但与此同时如果对数据过分依赖，又可能引发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数据会不会变成神话研究文学性的阻碍，导致神话研究热度下降。但我们相信这些担心目前来看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的神话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历史，神话底蕴也丰厚稳固。还有一个困境就是神话研究中跨文化合作太偏向于神话历史的考证，也就是学者们太过于迫切想要应证神话是否真的存在，是否有根据这类的问题。但他们也在此过程中慢慢忽略了神话的现世发展和可持续化发展。基于这种现象，在《四重证据法：符号学视野重建中国文化观》中叶舒宪先生提出：“中国文化研究中那种偏重语言文字材料而忽视物证材料的偏倾现象，值得关注，也亟需改变。改变的契机就在于充分借鉴人类学和考古学、美术史等新兴学科的范式经验，再造新时代的国学知识整合格局：确认古代实物与图像等非文字符号能指的‘证明’意义，形成文本叙事（一重、二重证据）、口传与身体叙事（三重证据）、图像叙事和物的叙事（四重证据）良性互动互阐的新方法论范式。”[8]值得一提的是神话学学科具有多学科兼容的特点，本来就属于交叉性研究广泛运用的领域，所以就目前神话学界的研究来看，数字化建设迫在眉睫。
毋庸讳言，在当今中国神话学的生存与发展中面临着一个神话资源的转化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神话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审时度势是其应有的责任与义务，某种意义上来说，神话学的学科对象与母题自身的学历特点，促使神话学走向数字化形成必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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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叶舒宪.四重证据法：符号学视野下重建中国文化观[N].光明日报.2010-07-17（6）
作者简介：刘童童（1999年8月），女，汉族，江苏省盐城市，江苏大学（本科在读）
江苏大学 江苏 镇江 212013
作者：刘童童 高千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