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连锁高管与公司盈余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国企高管对自身报酬定价的较强控制力决定了其报酬激励机制的扭曲和低效，在代理理论解释乏力的情况下，从经理权力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会更有说服力。基于此，文章从管理层权力理论的视角对国企高管的报酬定价机制做出新的解释。
连锁高管与公司盈余管理论文 篇1：
财务连锁董事能够抑制盈余管理行为吗？
【摘 要】 自20世纪80年代，盈余管理一直是财务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文章以201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财务连锁董事对企业盈余管理的作用，实证数据表明：财务连锁董事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独立财务连锁董事的盈余管理抑制效应强于执行财务连锁董事；财务连锁董事的职业背景影响其盈余管理抑制作用，高校背景财务连锁董事的盈余管理抑制效应强于其他职业背景的财务连锁董事。
【关键词】 财务连锁董事； 独立财务连锁董事； 执行财务连锁董事； 职业背景； 盈余管理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层通过干预财务报告过程，操纵会计信息的披露，以获取自身利益的信息披露管理。尽管盈余管理没有违反相关会计政策和会计原则，但是其目的在于通过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对经营业绩的理解或者影响基于经营业绩的契约，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盈余管理问题已成为财务金融领域持续的热点问题（Dechow & Shakespeare，2009；王福胜、吉姗姗等，2014）。
盈余管理是董事会的集体决策行为，董事会如何影响盈余管理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连锁董事是一类重要的董事，由于连锁董事同时担任多家公司的董事，其行为特征不同于一般董事，连锁董事的存在影响董事会的决策行为（Mizruchi & Stearns，1988；任兵、区玉辉等，2004；田高良、韩洁等，2013）。连锁董事是否影响盈余管理程度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注意，但是研究文献比较少，主要从审计师选聘角度分析了连锁董事对盈余管理的作用（杨蓓、张俊瑞，2011）。
连锁董事如何影响盈余管理，不仅取决于其主观动机，也取决于其客观能力。盈余管理属于财务金融领域的决策，识别盈余管理需要财务专业知识、财务背景的连锁董事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盈余管理①，尚未发现相关研究，本文拟探讨财务连锁董事如何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连锁董事与盈余管理
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定促使不同类型董事的产生（如独立董事制度）；不同股东可能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内部董事的利益与股东利益也会存在冲突，这都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决策目标的差异性，因而不同类型董事对盈余管理持有不同态度。连锁董事就是一类特殊的董事，连锁董事同时担任多家公司的董事，这种身份导致其行为特征与其他董事具有显著差异，连锁董事的引入改变了董事会的结构，进而可能影响董事会的决策过程。
企业通过连锁董事形成连锁网络，连锁董事可以接触连锁网络内其他企业的信息和资源，从而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审查企业的经营信息，具备更强的识别盈余管理的能力；连锁董事之所以成为连锁董事，同时担任多家公司的董事，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度，基于自己声誉度的保护，连锁董事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主观上的抵触动机（杨蓓、张俊瑞，2011；Zajac，1988），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连锁董事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二）财务连锁董事与盈余管理
Hambrick & Mason（1984）指出，企业管理团队成员个体特征的异质性导致其认知基础的异质性，认知基础的异质性则导致信息来源的差异性、问题解决思路与观点的差异性。公司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异质性影响其决策行为，进而可能会影响团队的集体决策行为，最终会影响公司的绩效（Simons，1999）。尽管董事会成员的共同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但是董事的个体特征必然会影响其职业判断，进而可能影响董事会的决策进程。
财务连锁董事是财务董事和连锁董事的交集，兼具二者的特征，在抑制盈余管理方面，既有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的主观动机，又有抑制盈余管理的客观能力，如图1所示。
连锁董事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度，其任职的某家公司出现财务信息问题，都会损害其社会声誉，因此主观上具有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的动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往往隐秘进行，发现盈余管理行为需要专业识别能力，财务连锁董事掌握财务专业知识，具有识别盈余管理行为的能力（Park and Shin，2004；胡奕明、唐松莲，2008）。
盈余管理的本质是会计信息的控制，通过盈余管理可以实现管理层的私人收益。盈余管理属于复杂的专业管理领域，抑制盈余管理行为既需要较强的抑制动机，又需要良好的财务专业知识。财务连锁董事既具备抑制盈余管理的主观动机，又具有抑制盈余管理的客观能力，因此，提出假设2。
假设2：财务连锁董事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其抑制程度强于连锁董事。
（三）独立、执行财务连锁董事与盈余管理
独立董事通常代表公众利益，与任职公司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其薪酬也与公司业绩无关，因而往往不支持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已有文献已经证实独立董事的盈余管理抑制能力（支曉强、童盼，2005；王凤华、张晓明，2010；Peasnell et al.，2002）。执行董事同时也是公司的管理层，其薪酬和晋升取决于公司的经营业绩，具有很强的盈余管理动机。
按照董事身份，将财务连锁董事分为独立财务连锁董事和执行财务连锁董事，二者的唯一区别在于独立董事背景。独立财务连锁董事是独立董事，与任职企业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因而可以比较客观地发表意见；执行财务连锁董事属于企业集团的经营管理人员，而这些企业集团往往就是一个连锁网络，其薪酬、晋升等虽然不一定与任职公司挂钩，但往往与其集团密切相关，因此，执行财务连锁董事的盈余管理抑制动机往往低于独立财务连锁董事，故提出假设3。
假设3：独立财务连锁董事的盈余管理抑制能力强于执行财务连锁董事。
（四）财务连锁董事的职业背景与盈余管理
独立财务连锁董事主要来源于高校和会计师事务所，执行财务连锁董事主要来源于企业集团内部。高校来源与事务所来源的财务连锁董事存在两个方面的显著不同：第一是职业背景形成的判断习惯，高校教师主要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而注册会计师主要从事审计工作，职业特点显然会影响其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第二是任职单位利益，高校与上市公司之间没有直接利益关系，高校不会因自身利益干涉财务连锁董事的履职行为，而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和咨询业务，上市公司是其重要的客户，因此，来自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务连锁董事可能就会为了单位利益而迁就任职公司。因而，提出假设4。
假设4：高校背景的财务连锁董事比事务所背景的财务连锁董事更能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CCER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和新浪财经网站（http：//finance.sina.com.cn/focus/）。根据董事简历，剔除重名董事，2012年度上市公司的连锁董事共1 933名；剔除金融性公司和数据缺失公司，共获得2012年1 942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
（二）盈余管理的度量
已有研究證实，基于行业分类的截面修正Jones模型可以较好地估计盈余管理程度（Dechow et al.，1995；黄梅、夏新平，2009），因此，采用截面修正Jones模型来估计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修正Jones模型如下所示：
NDAt=α1（1/At-1）+α2（ΔSt-ΔRt）/At-1+α3（PPEt）/At-1
（1）
TAt/At-1=α1（1/At-1）+α2（ΔSt/At-1）+α3（PPEt）/At-1+εt
（2）
DAt=TAt/At-1-NDAt （3）
总应计利润（TAt/At-1）等于非操控性应计利润（NDA）与操控性应计利润（DA）之和，也等于净利润与经营现金净流量之差。式（1）、（2）、（3）中，At-1是第t-1年末的总资产，PPEt是第t年末的固定资产；ΔSt是第t年的营业收入变化值；ΔRt是第t年的应收账款变化值。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进行行业分类，分行业用式（2）估计系数α1、α2、α3，再使用式（1）计算非操控性应计利润（NDA），最后使用式（3）计算操控性应计利润（DA），使用DA的绝对值作为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标。
（三）变量定义与模型（见表1）
连锁董事（Interlock）：如果一个董事同时担任两家及以上公司的董事，则定义为连锁董事，变量连锁董事（Interlock）表示公司拥有的连锁董事数量。
财务连锁董事（Fina_Interlock）：财务连锁董事是本文考察的重点，将职称为会计系列或者主要工作经历或者工作岗位与财会有关的连锁董事定义为财务连锁董事。
考察财务连锁董事的独立性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按照独立性，可以将财务连锁董事划分为独立财务连锁董事（In_Fina_Interlock）和执行财务连锁董事（Ex_Fina_Interlock）。
不同公司在资产规模、管理模式等方面具有重要差异，为了控制公司特征差异对盈余管理的影响，选择公司规模（SIZE）、利润水平（ROA）、股权集中度（CR5）、董事会规模（BOARD）作为控制变量。使用的线性回归模型为：
DA=α+βiXi+■γiCi+ε （4）
其中，Xi表示解释变量，Ci表示控制变量。
四、实证结果
（一）财务连锁董事与盈余管理
通过表2的模型II可以发现，财务连锁董事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企业聘用的财务连锁董事越多，该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会计信息质量越高。财务连锁董事掌握财务专业知识，具备较强的盈余管理识别能力，财务连锁董事担任多家公司的董事，与非连锁董事相比，参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较低，因此，财务连锁董事可以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表2的模型I表明，连锁董事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没有显著影响。按照理论分析，连锁董事拥有更多的信息和资源，更可能珍惜自己的社会声誉，理应努力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为什么连锁董事的数量与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无关？为此，笔者考察了不同专业背景的连锁董事。表2的模型III表明，不同专业背景的连锁董事对盈余管理程度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有所不同。财务背景的连锁董事和技术背景的连锁董事负向影响盈余管理程度，而经济管理背景的连锁董事则正向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不同专业背景的连锁董事共同作用，因而总体影响不显著。实证结果没有验证假设1，但是验证了假设2。
（二）独立、执行财务连锁董事与盈余管理
财务连锁董事之所以可以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在于其专业能力，还是其决策地位？为此，笔者分别考察独立财务连锁董事与执行财务连锁董事对企业盈余管理的作用。表2的模型IV表明，独立财务连锁董事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而执行财务连锁董事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不显著。
独立财务连锁董事与执行财务连锁董事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独立董事和执行董事身份。独立财务连锁董事来自企业集团外部，与公司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不需要为公司的经营业绩负责，因而决策更具独立性和客观性，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较低，倾向于客观地报告公司的经营业绩，因此，公司的独立财务连锁董事越多，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就越低；执行财务连锁董事既是公司的董事，也是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其薪酬、晋升等个人利益与企业的绩效密切相关，其决策必然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因而不会主动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甚至具有积极参与盈余管理的动机。这表明，财务连锁董事能否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关键不在于识别能力，而在于决策地位。假设3得到验证。
（三）财务连锁董事的职业背景与盈余管理
财务连锁董事的来源主要有三类：高校、会计师事务所和企业集团内部，独立财务连锁董事主要来自高校和会计师事务所，执行财务连锁董事主要来自企业集团内部。来自高校的财务连锁董事显著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而来自事务所和其他单位的财务连锁董事没有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表2模型V）。
高校与企业没有直接利益关系，高校来源的财务连锁董事没有来自任职单位的压力，决策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因而具有较高的动机去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上市公司具有选择会计师事务所的权利，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或者咨询业务决定于上市公司管理层，因此，事务所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来自事务所的财务连锁董事受聘于会计师事务所，其行为必然会受到受聘单位利益的影响，参与决策需要顾及公司管理层的意见，因而缺乏动机去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假设4得到验证。
（四）控制变量与盈余管理
董事会规模、企业规模和总资产收益率显著负向影响盈余管理程度，而股权集中度没有显著影响盈余管理程度。盈余管理属于企业的重大决策，需要通过董事会同意才可实施，而董事会规模越大，达成一致的难度就越大，因而董事会规模可以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绝对量相同的盈余变化，企业规模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因而企业规模负向影响盈余管理程度；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粉饰业绩，而资产收益率越高意味着业绩越好，企业就越没必要進行盈余管理，因此，资产收益率负向影响盈余管理程度。企业实行盈余管理的目的主要是迎合股东的要求，股东基本上都以稳定的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股权集中度没有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
五、结论及政策性涵义
主要结论：（1）财务连锁董事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企业选聘的财务连锁董事越多，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2）不同专业背景连锁董事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方向与强度不同，各类专业背景连锁董事的交互作用导致连锁董事对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影响；（3）独立财务连锁董事显著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而执行财务连锁董事没有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财务连锁董事之所以抑制盈余管理行为，在于独立财务连锁董事的盈余管理抑制作用；（4）高校背景的财务连锁董事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而其他职业背景的财务连锁董事没有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本文具有以下政策性涵义：（1）股东可以通过适当控制财务连锁董事的数量和来源，来控制或影响盈余管理程度；（2）监管层和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可以从独立财务连锁董事以及财务连锁董事的职业背景来分析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而判断会计信息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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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光荣 李建标
连锁高管与公司盈余管理论文 篇2：
国企高管报酬定价机制研究
摘要：国企高管对自身报酬定价的较强控制力决定了其报酬激励机制的扭曲和低效，在代理理论解释乏力的情况下，从经理权力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会更有说服力。基于此，文章从管理层权力理论的视角对国企高管的报酬定价机制做出新的解释。认为高管之所以能够影响自身报酬定价，是由于在国企产权安排和治理机制存在缺陷的制度背景下，结合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本具备了一种“超权力”，从而通过报酬方案的制订攫取了更多的控制权收益。
关键词：国企高管；报酬定价；超权力
当前，国企高管报酬定价机制存在着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报酬定价缺乏合理依据、报酬水平与业绩的不相关或弱相关、报酬定价缺乏透明性、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以及报酬定价缺乏独立性。其中，报酬定价缺乏独立性是国企高管定价机制最为严重与根本的缺陷，即高管对自身报酬定价具备相当的影响力。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国企所有者缺位、国有股一股独大下内部人控制严重等问题引发的高管“超权力”所致。高管权力过渡膨胀，高管给自己定报酬的现象在国企中广泛存在，可以说国企高管的报酬激励机制是扭曲的、失灵的，或者说存在X效率。然而，综观国内现有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高管报酬水平与公司价值、公司业绩等相关性实证研究，且研究的结论往往不一致。尽管有些学者从权力理论的角度进行了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但针对国企高管报酬定价机制的特殊性，从权力角度研究国企高管“超权力”的形成机制却很少。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管理层权力理论的视角对国企高管的报酬定价机制做出新的解释。
一、 管理层权力理论对管理层报酬定价机制的解释
代理理论认为通过设计最优契约可以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利益保持一致，实现激励相容，由此推出高管的报酬策略应该和企业业绩的变化正相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报酬契约的谈判过程中，管理层具有较强的讨价还价优势，从而有利于获取自利的报酬契约条款。因此，通过报酬设计的激励并不必然能解决代理问题，反而本身可能成为代理问题引发的一个原因，由此引发了经理主义视角下的管理层权力理论的探讨。现有许多研究文献也发现，企业高管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能够影响甚至可以决定自己的薪酬水平。其中，Yermack研究发现CEO 总是在公司的利好消息公布之前获得股票期权，并据此推断出结论，认为公司CEO能够影响甚至决定自身薪酬条款制订。Conyon通过实证研究发现，40%的企业薪酬委员会中有CEO 或其他执行董事成员等高管参与，因此薪酬委员会并不能独立决定高管薪酬制订。此外，Bebchuk和Fried 等还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激怒成本”（Outrage cost）和“掩饰”（Camourflage），来更进一步揭示了董事会可以违背股东利益，导致了激励的稀释、扭曲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损害，强加了股东更多的代理成本的机理。关于经理权力的构成与衡量，现有文献或多或少受到了Finkelstein关于权力构成的研究结论的影响，认为经理权力有所有权权力、结构权力、专家权力和声望权力。在具体操作上，经理权力理论的主要观点多数是基于实证研究得出的。采用的权力衡量指标包括是否存在大股东、总经理任期、董事会规模和内部董事比例、总经理薪酬占前五位高管薪酬总额的比例、是否实际控制人或创始人兼任、国企金字塔的控制链条深度等。
总之，管理层权力理论强调董事会不能完全控制管理层报酬契约的设计，在制定经理报酬计划上董事会并没有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管理层有能力影响他们自身的报酬结构和水平，也有能力采取寻租行为，经理掩盖寻租行为的愿望会促使最终达成次优的报酬合约，造成激励机制的扭曲和激励效应的稀释，最终会损坏股东价值。下文将从权力理论的角度具体分析国企高管的“超权力”形成机制。
二、 国企高管“超权力”的形成
以上分析可知，高管在报酬定价过程中利用权力施加影响力是不争的事实，高管自己给自己定报酬的现象不在少数。按照最优契约理论的假设，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水平而配置给高管的权力水平就是最优的，否则权力要么偏低要么偏高，即报酬契约存在X效率。国有企业的特殊制度安排决定了国企高管普遍具有“超权力”。按照青木的制度互补理论，国企高管的这种“超权力”是多种制度要素互补而成的，本文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1. 国企产权安排的先天缺陷。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全体人民，因此客观上来说，其产权只能由国家政府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权。但是由于国家的非人格化，决定其必须将经营权委托给自然人，结果必然产生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虚置，造成经营权的强化和所有权的弱化。而所有權与经营权的非对称配置必然产生的矛盾是收益权与控制权的严重分离，即拥有很大法定收益权的国家却不掌握控制权，而拥有很大控制权的高管却只有有限的收益权。可以说，国企所有权虚置是由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的，内生于国企产权安排制度，因此是国企产权安排的一种先天缺陷，这种先天缺陷必然导致了国企高管权力与责任的严重不对称。
首先，国企产权的虚置导致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国家产权代表对企业高管监督和约束的弱化。赚了钱是国家的，得罪人的成本由自己来承担，没有人有足够的动力和压力来认真行使所有权代表的职责，因此，对国家产权代表的监督职能的激励严重不足，监督的弱化使得国企高管的权力相对强化；其次，监督职能的激励弱化加之对国企内部信息获取的严重不足导致各级国家产权代表的“廉价投票权”。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与政府的经济利益缺乏必然的联系，对企业内部经营信息的掌握又严重不足，在涉及重大投票事项如国企高管的报酬定价的时候，政府相关负责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要不太出格，就会“慷慨”地准予通过。廉价投票权使得国企高管的权力再次得到放任。
2. 国企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缺陷。我国国企普遍存在的一现象是股权集中度高，国有股一股独大，国有股东在董事会中具有绝对的投票权和决策权，中小股东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而作为控股股东“法定代表”的国企高管人员，以行政任命的方式作为国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甚至两职合一，对公司形成了“超强控制”，即所谓的内部人控制。因此，作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一方面即出现“超强控制”，即大股东控制董事会，而中小股东边缘化和大股东异化；另一方面则出现“超弱控制”，即国企高管实施个人利益侵占，包括提高薪酬、在职消费以及权力寻租的行为。在国有产权虚置、缺乏监督和中小股东利益制衡无效的情况下，国企高管权力膨胀，内部人控制严重，高管的“超权力”自然形成。
国有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同样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国有产权的虚置和多级代理链条的存在，使得政府在行使国企监督职能时动力先天不足、监督能力低下，加之政府目标的多元化和对国企的“父爱”情结，导致国有企业的各级主管部门对国企高管权力放任有余，监督不足，政府对国企的外部监管机制效率低下。其次，尽管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但国有股仍基本上处于限制流动状态，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依旧，控制权市场对国企高管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也就无从谈起。第三，我国的经理人市场总体发展滞后，经理人才缺乏，经理经营能力的信号显示不足，国企高管的行政任命制使得外部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很难介入国企高管职位，经理人市场的外部竞争机制对国企高管的激励和约束效应缺失。最后，我国证券市场在信息的披露以及信息的传递和资本市场的监管机制还存在诸多弊端和漏洞，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及时甚至发布虚假信息的现象依然时有发生。这种信息优势使得国企高管的权力更加强大。国企外部治理机制的不完善直接或间接的促成了高管“超权力”的形成。
3. 国企高管丰厚的社会资本。Gomez-Mejia指出关系治理应在委托代理机制分析中不应该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国企高管拥有很强的社会资本，这是指企业高管在其社会交往的人际关系中获得的资源，最终可以转化为高管权力的一部分。因此，高管的社会资本也是其“超权力”的来源之一。国企高管的行政任命制和上级主管部门监督动力的不足，使得高管只要“搞定”了上级主管就获得了其“超权力”的法定基础。他们实际上已具备了很强的寻租能力来完成所需要的寻租活动，最典型的就是高管在自身报酬定价中较强的影响力。高管的社会资本不仅来自上级主管部门，还来自于企业内部。行政任命赋予了国企高管超强的“法定”基础，内部竞争对手很难撼动其法定地位，在“官本位”思想浓郁的氛围内，下属的升职更多的寄希望于上级的“升官离职”，因此高管下属倾向于“团结”在其周围，积极跟高管搞好关系，期待自己在未来“接班人”竞争中获得现任高管的推荐和支持。高管还可以通过控制董事与独立董事提名的方式控制董事会和独立董事为主组成的薪酬和审计等专业委员会，那些连锁董事也会更加配合国企高管的行动，所谓的独立董事“不独立不懂事”现象也就再正常不过了。按照董事会资源基础理论，董事会可以提供董事会资本，而这些董事会资本的运用则主要掌握在企业高管手中。因此，国企高管通过与上级主管、下属和董事会之间建立了丰厚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最终转化为高管的一种权力回报，即丰厚的社会资本转化为高管“超权力”的一部分。
三、 国企高管“超权力”的形成机制及在自身报酬定价中的体现
1. 国企高管“超权力”的形成机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国企上市公司高管“超权力”的形成还有其历史因素，即国企由于其历史背景以及上市过程中政府的积极推动以及上市后承担的对母公司的责任甚至对当地政府和社会的巨大影响，都使得政府对国企怀有强烈的“父爱”情结，上市公司高管具有了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可以说，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安排，即国有产权虚置造成的“所有者缺位”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排除垄断因素）的根本原因，在政府目标多元化、没有人真正有足够的动力代表国家产权行使所有者的监督职能时，加之缺乏对企业内部信息的获取，也没有人有足够的能力代表国家产权行使所有者的监督职能，所有者监督职能的不足从根本上造成了对国企高管制约的乏力和高管权力的放任。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特点又为高管作为内部人控制企业提供了制度基础。在控制权市场缺失、经理人市场难以介入、法律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的低效率外部治理机制下，国企高管利用制度攫取和自身积累的丰厚社会资本，有形和无形中“造就”了自身的“超权力”，其形成机制如图1所示。
2. 国企高管“超权力”在自身报酬定价中的体现。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产权特点为高管为代表的内部人实施强有力的内部控制提供了制度基础，在控制权市场、经理人市场、政策法规等外部治理机制的低效率约束下，国企高管的权力缺乏制约，加之国企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重大社会影响力，政府对国有企业始终怀有“父爱情结”，国企高管的权力更加放任。在权力缺乏制约与自利动机下，高管有动力也有相当的能力影响自身的报酬定价，从而形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报酬契约。国企高管的“超权力”在自身报酬定价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第一，高管利用权力制定较高的货币薪酬。尽管多数国企高管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政府对国企高管的货币薪酬做出了一定的限制，但是国企高管有动力也有能力利用权力与上级主管讨价还价，为自身争取到最大化的货币薪酬。
第二，高管权力的运用使得自身报酬与企业盈利亏损业绩具有更加明显的非相关性，即薪酬与盈利业绩敏相关性会更高，但是与亏损业绩敏感度更低。尽管报酬与业绩的非对称性设计符合保健-激励原则，但高管完全有能力动用权力使得董事会通过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薪酬设计。
第三，高管利用权力采取盈余管理行为提高自身报酬。在实施管理层激励方案中，如果采取以盈余为基础的报酬契约，高管有动机和能力采取使自身报酬最大化的会计政策，如操控应计项目和线下项目将利润与高管报酬正掛钩，随着高官报酬与会计业绩敏感度的增加，高管操控盈余的动机会更强。
第四，高管运用权力在股权激励中寻租。由于国企高管的权力缺乏制约，股权激励方案往往变相地成为高管权力寻租运动，高管可以采取诸如“软约束”业绩股票和平价期权甚至在股价低于行权价时采取期权重置等方案为自身谋取利益。
第五，高管利用权力享受最大化在职消费。由于国企高管的剩余收益权与控制权严重不对称，代理问题突出的表现为高管充分利用在职消费来获取控制权收益，其权力越大，就越有可能实施这种机会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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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山西省高等学校哲社科学研究项目“国有企业产权形式的适应性效率研究”（项目号：2014234）；山西财经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国有企业母子公司管控研究”（项目号：QN-2014006）。文中将“高管”界定为董事长、CEO和总经理。
作者简介：张莉艳（1978-），女，汉族，山西省晋城市人，山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周会斌（1977-），男，汉族，山东省邹平市人，山东工商学院经济学院讲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
收稿日期：2015-05-20。
作者：张莉艳 周会斌
连锁高管与公司盈余管理论文 篇3：
创始经理人影响了企业研发投资吗
【关键词】 创始经理人; 研发投入; 控制权激励; 股权激励; 企业家精神
一、问题的提出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企业研发投入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活动要素，不少学者对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企业异质性[1]、公司治理机制[2-6]等，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政策[7]、R&D补贴[8]、融资约束[9]、货币政策[10]、税收[11-13]、知识产权保护[14]等。显然，外部因素必须通过内部因素才能发挥作用，内部因素才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因此，深入剖析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各种内部因素，对于揭开企业技术创新的“黑箱”，能够提供更多有力的文献解释。
就企业内部来说，企业高管层尤其是CEO作为集研发决策制定和研发决策实施于一体的权力机构，无疑是影响企业研发投资决策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已有文献关注到高管背景特征对公司研发创新的影响，比如高管早期生活经历[15]、高管学习经历[16]、高管学术经历[17]、发明家高管[18]、高管校友关系[19]。部分文献还关注到CEO个性特征影响企业创新活动，比如CEO自恋[20]、CEO开放性[21]、CEO权力结构[22-23]。但就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来说，大多数民营企业的CEO都与企业的创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家族企业，创始人担任CEO比较普遍[24]。公司CEO由创始人担任，界定为创始经理人，区别于雇佣的、支薪的、外部市场化的职业经理人，创始经理人具有企业内生、股份绑定、家族情怀、追求长远利益等特点。在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背景下，我国民营经济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创始经理人影响公司研发创新的问题值得关注。
创始经理人是否影响企业研发投资，已有文献往往忽视这一重要特征因素。陈闯等[25]注意到创始经理人的研发决策倾向，但他们的假设前提是基于创始经理人是风险厌恶型的，这一假设与创始经理人的实际经济行为不太相符，因而得出的研究结论有待进一步修正。创始经理人并非天生的厌恶风险，创始人往往具有创业和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更偏好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性活动，风险偏好型倾向更加突出[26]，面对风险性和收益性并存的研发投资，创始经理人往往会基于企业发展战略、企业利润现状、社会情感财富、市场机会等方面的考虑，做出相应的研发投资决策，而并非一味地规避研发投资风险，抑制企业研发投入。本文将摒弃创始经理人的风险厌恶假设，从更一般的经济学视角探讨创始经理人的研发投资决策倾向，由此，本文拟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基于公司长远利益，创始经理人是否更加重视公司的研发投入，创始经理人与职业经理人在研发投资决策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研发投入属于企业的成本，研发投入具有风险性、高收益性和回收期長的特征，研发投入既可能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利益，也可能给企业造成难以回收的沉没成本，进而严重影响企业的利润和现金流。作为创始经理人，往往持有公司的股份，研发投入的收益不确定性直接关系到企业所有者的投资回报，创始经理人持有股份的多少，既关系到从研发投入中获得收益的多少，也意味着承担研发风险的大小，由于企业研发投入存在企业绩效的门限效应，创始经理人权衡研发投入可能带来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的利益预期，创始经理人受到其持股状况的影响进而做出相应的研发投资决策。由此，本文拟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创始经理人的研发投入决策是否根据自己持股状况相机做出选择，创始经理人的持股比例与研发投入强度是否呈倒U型关系。
本文通过经验研究发现，与职业经理人相比，创始经理人的研发投资决策具有风险偏好特征，创始经理人有助于增加研发投入;创始经理人的持股状况影响研发投资水平，创始经理人的持股比例与研发投入呈倒“U”型关系，从研发投入决策最优角度来说，创始经理人的最优持股比例为29.46%。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创始经理人这一内部因素研究文献，为创新型企业配置控制权和股权提供了经验证据，为创业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我国民营经济更好地发挥创始经理人的企业家精神提供了决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创始经理人与研发投入
研发创新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研发创新必然需要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具有高回报的特征，Sougiannis[27]曾估算出研发投入能在7年后带来2倍的利润增长。研发投入也具有投资回收期长的特征，有些行业的研发投资，比如医药行业，投资回收期往往至少10年以上。研发还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研发失败给研发投入带来风险性[28]。一旦研发不成功，研发投入便成为企业的沉没成本，影响利润、现金流、资产负债等企业财务状况，有时甚至严重影响企业生存。此外，研发投入存在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只有达到一定强度时，才能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29]。企业研发投入还存在同侪效应[30]，同侪企业之间在进行研发投资决策时往往会互相学习、效仿，在研发合作与竞争中寻找先机。
研发投入是关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战略决策，也是企业实现经营目标的战略实施。企业高管是企业研发投入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管团队的特征和互动过程影响决策，而作为创始人的高管，无疑是高管团队决策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依据烙印理论，创业经历必定会在创始人留下深刻的烙印，这些烙印一直会延续下去，并对创始人产生影响。职业经理人与创始经理人往往都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所具有的创业和创新能力能显著增加企业研发投入[31]。研发投入是关乎企业未来和长远发展的投资，传承愿望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从创始经理人的创业情怀来说，创始经理人比职业经理人更关心企业未来发展、基业长青，创始经理人更重视企业研发，增加企业研发投入的愿望更加强烈。
研发投入容易引发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冲突，产生第一类代理问题。职业经理人往往会考虑到同侪企业的研发状况，基于重视研发带来的良好声誉效仿、学习同侪企业。如果研发投入门槛比较低，职业经理人可以利用研发投入进行盈余管理，通过盈余管理的代理行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职业经理人倾向进行研发投资;如果研发投入门槛过高，由于研发投入具有高风险性，研发投资回收期长，会影响高管任期的财务表现，而职业经理人并不能从研发投入的高回报中获得额外薪酬，研发投资更多地顾及短期利益，忽视企业的长期发展，职业经理人在研发决策上存在决策冲突，职业经理人的自利行为导致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不高。而创始经理人为了保持企业处于同群同行业的领先地位，追求创始企业基业长青，能从企业长期利益出发，发挥企业家精神，受创业创新“基因”的驱动，往往做出超过同群类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研发决策。与职业经理人相比，创始经理人能够缓解企业研发投资决策冲突，有效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创始经理人更加重视企业研发投入，表现出研发投入风险偏好。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假设1。
H1：创始经理人与职业经理人在研发投资决策上存在显著差异，创始经理人基于公司长远利益更加重视公司的研发投入，增加研发投入。
（二）创始经理人的持股状态与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兼具高回报、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研发投入只有转化为产出，才能实现高回报。研发投入转化为产出，需要得到国家创新体系支持，而国家创新体系并不必然促进研发投入能转化为产出，因而研发投入存在系统风险问题。研发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同样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研发投入的门槛效应表明，当企业研发投资高于研发投入强度最大值时，增加研发投资负向影响企业绩效[29]，一味地增加研發投入，并不能始终为企业创造正向效益。
职业经理人领取薪酬，并不承担研发投资风险，职业经理人享有的“廉价控制权”增加了企业研发决策的代理成本。创始经理人一般都持有公司股份，在研发决策失败、公司遭受损失的情况下并不能安全退出，持股的“锁定效应”无疑会促使创始经理人增强自我保护，提高风险意识，尽可能规避创新失误带来的损失。创始经理人具有“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家精神，提升了创始经理人风险承受能力。创始经理人从维护创始人声望，实现创始人期望出发，为了追求企业长远利益，能够统筹兼顾研发投入的收益性和风险性，根据自己持股状况相机做出研发投入决策选择。
当创始经理人持股较少时，创始经理人承担股份锁定的研发风险损失要小，创始经理人所具有的创业创新的企业家精神驱使他们注重研发创新，敢于进行研发投资，期望通过研发创新获得竞争优势。尽管创始经理人从研发回报中分享的剩余索取权收益较少，但创始经理人能够从中满足追求基业长青的心理期望，利益偏向于非经济目标，创始经理人的善良管家精神能够克服自利行为，这种利他的意识有助于减少股东与经理人在研发决策方面产生的代理冲突，创始经理人偏好增加研发投入。随着持股比例增加，创始经理人从研发回报中分享的剩余索取权收益增加，同时创始经理人承担股权锁定的研发风险损失相应增大，创始经理人权衡因增加研发投入而带来的收益与风险损失，并在创始人的心理期望所能承受的限度内，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当创始经理人持股比例超过某一水平值后，因增加研发投入而带来的风险损失超过带来的收益，并超出创始人的心理期望所能承受的限度，创始经理人的风险态度出现拐点，利益偏向于经济目标，创始经理人选择减少研发投入。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假设2。
H2：创始经理人根据自己持股状况相机做出研发投入决策。在创始经理人持股比例低于某一水平值之前，创始经理人倾向增加研发投资，创始经理人的持股比例与研发投入强度正相关;在创始经理人持股比例超过某一水平值之后，创始经理人倾向减少研发投资，创始经理人的持股比例与研发投入强度负相关，创始经理人的持股比例与研发投入强度呈倒U型关系。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深市创业板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创新的特征，企业研发投入活动相对比较频繁，创业板上市公司大都是中小企业，创始人比较活跃，样本公司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能有效减少系统性统计分析误差。本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Choice数据库，样本包括2013—2019年深市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如下筛选：企业所有制类型为民营企业;剔除ST公司;剔除数据不完整的公司。为消除有的公司个别年份的研发投入异常值的影响，本文进行两端5%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样本数据观察值共2 628个。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R&D）。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1]，用研发投入与销售收入之比测量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2.解释变量：（1）创始经理人（FCEO），为虚拟变量，当公司创始人与年度任职的经理人是同一人时，取值为1，否则为0;（2）创始经理人持股比例（FCEOshare），用创始经理人持股数量与公司总股份数之比来测量。
3.控制变量。参照已有研究文献[1，2，21，25]，本文控制变量包括股权集中度（Owenership）、政府补贴（Subside）、广告投入（Adver）、公司规模（Size）、现金流量（Rash）、公司绩效（Performance）、财务杠杆（Lev）、公司年龄（Age）、行业（Industry）、年度（Year）。
各变量的定义见表1。
（三）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设定如下实证分析模型。其中模型1用于检验H1，具体见式1;模型2用于检验H2，具体见式2。
R&D=α0+α1FCEO+α∑Control+ε （1）
R&D=α0+α1FCEOshare+α2FCEOshare2+α∑Con-
trol+ε （2）
四、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State15.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得到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和回归分析结果，具体实证分析结果如下。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汇总表，从表2可以得出：
1.研發投入强度相对较高。样本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最大值达19.17%，最小值为0，均值为7.17%。而陈闯等[25]测得中小板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强度均值为4.31%，显然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明显要高，与中小板上市公司相比，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更加重视企业研发投入、技术创新。
2.过半数公司CEO由创始人担任。样本公司的创始经理人均值为0.54，说明超过一半的公司创始人与经理人是同一人，在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中超过半数公司CEO从创始人中选聘。陈闯等[25]测得中小板上市公司创始经理人均值为0.42，与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比较接近，民营企业创始人担任CEO的特征比较相似。
3.创始经理人普遍持股，但持股水平不高。创始经理人持股的均值约为0.90，表明绝大多数创始经理人持有公司股份。创始经理人持股比例的中位数为6.59%，均值为11.51%，说明创始经理人持股水平比较低。
（二）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通过回归分析检验H1和H2。研发投入、广告投入、公司规模、政府补贴、现金流量等由于数值较大，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已做平滑处理，以处理后的数据值作为回归变量。
表3是模型1、模型2的计量回归分析结果。从表3模型1计量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各个控制变量和常数项与已有研究文献得出的方向及显著性水平基本相似，说明回归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创始经理人与研发投入强度的相关系数为0.477，在10%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创始经理人的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实证分析结果支持H1。
从表3模型2计量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创始经理人持股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1299，在1%的水平显著相关。创始经理人持股比例的平方与研发投入强度的相关系数为-0.2205，在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创始经理人持股比例与公司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而创始经理人持股比例的平方与公司研发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表明创始经理人持股显著正向影响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当创始经理人持股比例达到某个值点时显著负向影响公司研发投入强度，创始经理人的持股比例与研发投入强度呈倒U型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支持H2。
运用二次函数求导可以得出，倒U型顶点处创始经理人持股比例为29.46%，即当创始经理人持股比例低于29.46%时，创始经理人持股有利于加大公司研发投入强度;当创始经理人持股比例高于29.46%时，创始经理人持股将不利于增加公司研发投入。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回归模型涉及的自变量较多，因变量企业研发决策的代理变量有多种选择，为了增强模型实证结果的可靠性，需要检验模型的稳定性。本文运用VIF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两种方法，检验回归分析模型的稳健性。
1.VIF检验
方差膨胀因子（VIF）用于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VIF越大，多重共线性问题越严重，当最大的VIF不超过10时，实证规则认为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表4结果显示，模型1的各变量VIF均小于10，最大VIF为1.88，模型1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模型2的VIF检验结果相似，各变量VIF同样均小于10，模型2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2.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用研发投入代替研发投入强度，重复进行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从表5列出的模型1、模型2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得出，H1和H2均得到实证支持。通过比较可知，表5与表3中模型1对应结果、模型2对应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四）内生性检验
1.跨期检验
考虑公司上期研发投入与当期研发投入之间的跨期影响，进而消除企业研发投入的内生性。本文分别增加前一期、前二期、前三期研发投入强度为自变量，加入模型1和模型2，重复进行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从表6模型1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前三期研发投入均显著影响当期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存在内生性，在考虑到研发投入内生性之后，待检验的自变量创始经理人与当期研发投入均显著正相关，表明创始经理人的存在仍然显著正向影响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H1通过检验。从表6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知，前三期研发投入正向影响当期研发投入，在考虑到研发投入内生性之后，创始经理人的持股比例均与当期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创始经理人持股比例的平方均与当期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H2通过检验。比较表6与表3中的回归分析结果，各变量的方向和显著性程度都基本一致，本文研究结论保持不变，能够通过内生性检验。
2.联立方程检验
考虑到创始经理人持股比例、企业研发投资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相互关系，本文运用联立方程检验企业研发投资的内生性问题。
R&D=α0+α1FCEOshare+α2Performance+α∑C-
ontrol+ε （3）
FCEOshare=α0+α1R&D+α2Performance+α∑C-
ontrol+ε （4）
Performance=α0+α1FCEOshare+α2R&D+α∑C-
ontrol+ε （5）
联立方程回归分析结果见表7。从方程3回归分析结果可知，无论有无控制变量，创始经理人持股比例正向影响研发投资，且显著性程度非常高;公司绩效与研发投资呈正相关关系，但显著性程度较弱。从方程4回归分析结果可见，企业研发投资正向影响创始经理人持股比例，且具有较强的显著性;公司绩效正向影响创始人持股比例，但不显著。方程5回归结果显示，创始经理人持股比例、企业研发投资均正向影响公司绩效，但都缺乏显著性。联立方程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资与创始经理人持股之间具有内生性的关系，在控制企业研发投资内生性之后，本文的研究假设仍然通过检验。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2013—2019年深市创业板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创始经理人是否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创始经理人持股状况是否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相关的研究假设，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创始经理人表现出与职业经理人不同的研发投入风险偏好，创始经理人的研发投资决策具有风险偏好特征，创始经理人有助于增加研发投入，创始经理人影响了企业研发投资。（2）创始经理人持股有利于改善企业研发投入状况，但表现出相机决策的特征。创始经理人是否持股，创始经理人的研发投资决策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创始人持股有利于改善企业研发投资，然而创始经理人持股的研发投入激励效应会因创始经理人的持股水平提高而发生改变，创始经理人根据自己持股状况相机决策，创始经理人的持股比例与研发投入呈倒“U”型关系。本文的经验研究发现，当创始经理人持股比例低于29.46%时，创始经理人持股有助于提高公司研发投入;当创始经理人持股比例高于29.46%时，创始经理人持股将不利于增加公司研发投入。
（二）启示与建议
1.重视创始人的创业情感财富，对创始人实施控制权激励。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离不开创始人，无论是家族企业还是科创板上市公司，始终有一批具有创新创业活力的创始人，从有利于企业研发创新的需要出发，为了更好地发挥创始人的作用，将创始人聘任为CEO，将公司的经营管理控制权配置给创始人，有助于实施企业研发决策，保持企业核心竞争力。家族企业从培养代际接班人考虑，可以将权杖交给家族企业创始人的后代，传承企业创始人的精神，有助于平稳过渡，保持家族企业创新创业活力。科创板公司设立往往离不开创始人，作为重要甚至是大股东的风险投资公司可以优先选聘创始人，将控制权配置给创始人，实施控制权激励，从而更好地延续研发创新战略、计划。选择创始人担任CEO，能够进一步拓宽经理人选聘的视野，充分挖掘创业企业的经理人内部市场潜力。
2.重视创始人的股权利益，对创始人实施股权激励。创业企业在配置股权时，从有利于企业保持创新竞争力来说，在平衡各创始人的贡献、利益的基础上，为创始人配置适度的股权比例，能够保持、激发他们的研发创新热情，进而有利于企业做出维持研发投入水平的投资决策。美国硅谷公司的做法值得借鉴，美国硅谷公司的创业者具有强烈的科技创新创造精神，但往往缺乏原始积累资金购买股权，投资公司能够适当让渡股权，创始人通过持股能够更好地分享公司收益，较好地平衡了投资公司与创始人的利益。
3.实施创始人股权激励宜适度。创业企业，尤其是科技型、知识型的创新型企业，经理人股權激励计划能够将经理人与股东、公司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经理人更加注重企业的长期利益，从而做出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研发决策。创新型公司在设计股权激励方案时，应充分考虑创始经理人持股水平的研发决策激励效应特征，对创始人实施股权激励应当适度，避免创始人所有权和控制权高度结合带来的负向影响，最大地发挥创始经理人在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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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信贵 胡志立 谢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