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技术创造力哲学理论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职业学科的建设、发展与优化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技术创造力哲学理论学论文 篇1：
教育技术研究的创新：前沿、热点及趋势 ?
摘 要：为应对教育技术研究新近出现的问题，信息、媒体与工程国际联合会议（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f Information， Media，and Engineering）于2018年12月在日本大阪举办。本文从教育技术研究的历史脉络、基本指向、重要挑战、关键趋势四方面，对会议进行评析。研究内容包括：（1）借助应用技术接受模型、SECI模型、ETIAS编码系统等多元视角，考察教师教育的信息化影响因素、发展特征及方法策略;（2）通过对不同学习平台与新型学习资源的分析，以多元化与跨学科的分析方法，探究激励策略的学习动机与个性化学习方式的重要性;（3）以CDIO理念的教学设计、数字化的学习空间、假设验证的方法为研究重点，解决教学资源有效性和利用率低等问题;（4）借助学习分析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及生理指标技术，促进教育的变革发展。研究成果显示：关键趋势层面，研究领域呈现长期性连续与阶段性再现特征;整体趋势层面，在整体平稳的现状中，教育信息技术与数字媒介技术的跨学科融合现象日趋明显。
关键词：教育技术;国际会议;重要挑战;进展趋势
收稿日期：2019-04-16
一、引言
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 Technology，简称AE-CT）主席尤金·G.库奇（Eugene G. Kowch）认为“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参与教学活动的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参与学习活动，并改变教学原则，这已成为一个既定事实”（Eugene G. Kowch， 2018）。受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方法及特征呈现出新的进展，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研究热点的更迭与其所支撑的理论与方法的迁移。
在此背景下，信息、媒体与工程国际联合会议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f Information， Media， and Engineering，简称ICIME） 于2018年12月在日本大阪举行，主要探讨教育技术、媒体及信息工程领域的新动向、面临的挑战及实践案例。会议由日本大阪大学知识媒体动力学国际联合实验室主办，日本大阪大学与中国武汉大学联合承办，由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日本关西分会、日本教育工学会、中国教育技术学会、日本教育支援机构和日本信息媒介工程研究所等单位协办。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俄罗斯、立陶宛、中国等多个国家及部分地区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积极投稿，经过同行评审，会议最终从146篇论文中选取了69篇论文予以出版。
ICIME由全体研究会、分论坛、海报讨论、圆桌会议四部分组成，并由AECT会长、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尤金·G.库奇、台湾“中山大学”陈年兴、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刘炬红、日本神户大学殷成久进行主题发言。与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各抒己见，对当前研究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ICIME主题包括增强现实、数字媒体工程、虚拟现实、大数据、通信技术、计算机中介传播、社交媒体与技术，如表1所示。其中社交媒体与技术约占总录稿数的28.97%，计算机中介传播约占24.30%，通信技术约占20.56%。三者合计占了整体的七成，构成ICIME讨论的核心重点，它包括以虚拟现实技术与大数据为代表的教育技术创新研究，基于社交媒体与计算机传播的教育理论、应用及策略的研究，依托通信技术与数字媒体工程的技术与教育整合研究。
二、脉络与进展：21世纪后教育技术研究的发展
为梳理教育技术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本文尝试总结当下研究热点背后所潜藏的理论内在衍生路径，并与本次ICIME的研究成果进行溯源式对比分析，围绕当前教育技术研究发展的关键问题、重要挑战及未来可能，进一步探究会议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和亟待解决的课题。
北京师范大学何克抗对21世纪以来的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分析后认为，“教育技术学科的理论基础包括學习理论、教学理论、系统论和教育传播理论四个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学习理论和教学理论发生很大的变化”（何克抗， 2009），同时认为21世纪后建构主义理论对教育技术研究发展起了积极的支持作用。在建构主义哲学理论及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影响下，何克抗认为“教育技术研究呈现三大主流趋势，即信息技术促进‘教与学’的变革，并衍生出新型‘教与学’理论与实践;受‘以学生为中心’转向‘主导—主体相结合’研究指向的影响，研究内容开始集中在教育设计与学习环境;评析分析则处于纯主观主义转向主客观统一转向”（何克抗， 2009）。
近年来，教育技术研究发生了诸多革命性的变化，台湾“中山大学”陈年兴认为“基于机器人教育与物联网传感技术的实践应用已经反映出了技术对教育革新的巨大潜能”（Cheng，Sun & Chen，2018）。为掌握近年来教育技术研究关键趋势，本文以美国新媒体联盟发布的《地平线报告》（Johnson，Levine&Smith，2009;Johnson，et al.，2010，2011a，2013b， 2014c，2015d;Johnson，Becker&Cummins，2012， 2016a;Becker，et al.，2017，2018a）为参考，将2009年至2018年十年间教育技术研究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如图1所示，从2009年到2018年间，根据不同年份20个教育技术研究热点被关注的情况，本文以年份为横坐标、研究热点为纵坐标，将研究热点被关注的年份标记为黑色实心点，表示出20个研究热点的兴起年份、持续年份、中断及消失年份的整体趋势。分析图1中研究热点的演变趋势，可以推断出信息技术对教育技术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媒体网络工具和数字化教学资源为新型“教与学”方式提供强大支持，促进了新学习方式的兴起，如协作学习 （Collaborative Learning）、基于问题式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泛在学习（Ubiquitous Learning）;
二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所引发的思考热点，如分布式信息技术应用（Distribut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教育者角色转变（Role change of educators）及学习交互性与共享性（ Learning and Sharing of Inter-active）。同时，随着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成熟与转向，多元化理论融合的趋势也越发明显，表现为混合式学习（Bended Learning）、学习测量与分析（Learning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开放教育资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及学生角色（Learner Role）的转变等。近幾年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机器人（Robot）等新技术变革的推动下，教育技术研究正在转向深度学习方法，如应用伦理与技术素养和设计、管理与实施策略、新型跨学科研究、学习空间等研究问题。
三、关键内容：当前教育技术研究的基本指向
利用文字云（Word Cloud Art Creator）数据可视化工具对ICIME论文关键词进行综合分析，得出关键词云图如图2所示。研究的关键领域主要是信息技术推动下的教育应用研究，其中重点关注了教师教育的信息化、学习效果与意识、教学资源开发与设计等多个方面，以下则逐一进行重点分析。
（一）教师教育的信息化
与会人员探讨了教育评估和测试在教育技术媒体发展中的重要性，刘炬红认为从当前的教育评估和测试的趋势看，“教与学”环境的变革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急需开展应对策略研究（Juhong Christie Liu，2018）。在技术和教学技巧持续变革的背景下，提升数字素养与教师角色转变已成为教育技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尤其是需要解决在教育技术研究及评估测试方面强化教师教育职业能力培养的问题。
教师教育的信息化影响因素、发展特征及方法策略成为ICIME关注焦点之一。首先，在影响因素方面，王月等（Wang，Zhang，Wang & Liu）应用技术接受模型（TAM）的基本理论框架，对教师的信息化能力进行了测量，肯定了接受模型中“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对教师教育具有正向影响。杨絮等（Yang，Ji，Zhang，Zhang & Zhang）则从教师技术教学内容与知识定量分析的现存问题，即效度标准与全面分析入手，针对科技与数学学科的职前教师，验证了影响其学科知识整合教学发展的因素，提出教育技术课程、人、教学实践、动机和自我效能感等五个方面。其次，在发展特征方面，李哲等（Li，Yuan，Zhao，Zhang & Lei）梳理了日本教师教育发展历程，认为日本教师教育发展呈现多样化趋势，其中基于ICT下教师培训形式凸显了该特点。最后，在方法策略方面，杨上影等（Yang，Liu & Liang）借助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博提出的SECI模型，分析知识转化的四个动态过程，分析显示出社会化促进了隐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化，并提出知识管理、个人知识库、知识管理体系的相关策略。另外，李波等（Li，Zhao & Zhang）根据课堂视频分析，采用基于TPACK的改进ETIAS编码系统，从教学行为、教学媒体和教师TPACK知识三个维度进行编码，对智能课堂教学媒体应用对教师TPACK和教学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为教学智能媒体应用研究提供了一定参考。
（二）学习分析与测量
美国新媒体联盟发布的《地平线报告》显示，学习分析是未来重要的发展趋势，分析技术的发展则是其重要的驱动力，并且分析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也使得学习分析的指标、方法及工具发生了显著变化。ICIME则从学习形态与意识分析、学习分析工具与方法创新两个方面印证了这一特点。
首先，在学习形态与意识分析方面，郑玉洁等（Zheng，Cheng & Chen）通过三维模型学习工具和实证方法，验证了教学形态中的即时和交互式的反馈属性可以提高学生成绩。而近年来，在线网络学习平台与资源的广泛应用，使得学习测量、数据收集及数据转化迅速发展，因此，樊雅琴等（Fan，Cui & Zhou）关注网络学习环境下学习动机缺乏、自主学习能力差的问题，通过个性化学习关键要素和在线学习行为的分析，构建了个性化在线学习激励机制的数学模型，这一尝试也说明了在线学习环境的有效性分析还亟待进一步完善。
其次，新型学习资源的应用也势必会影响到学习方式和学习意识的改变。在虚拟现实技术与学习方式关系的问题上，郑玲等（Zheng，Xie & Liu）将虚拟现实技术对协同学习的支持分为社会互动、资源共享和知识构建等三个方面，分析结果显示该正向效应的平均效应为0.41。魏晓东等（Wei & Guo）则基于对学习意识的认知、情感、行为意向元素分析，认为使用Web VR技术的学生比使用传统教学模式的学生对创造力有更加积极的态度。
最后，在分析方法与工具方面，相对分析方法的多元化与跨学科趋势，目前学习分析的主流工具包括结构化与非结构化的数据、数据库管理平台与系统、数据可视化软件、数据分析模型及文本分析工具。张睿等（Zhang，et al.）采用Logistic回归的数据分析模型来确定学习评价项目的难易程度和鉴别度，通过数据分析发现预测学习者的性能下降概率不仅取决于数据的数量，而且取决于数据的质量。
（三）教学设计与资源开发
何克抗认为“体验式学习渊源于实用主义，受到美国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经验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德国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认知心理（Cognitive Psychology）等理论影响，强调学习空间和过程的互动性与关联性”（何克抗， 2009）。虚拟现实技术与在线网络学习在促进学习体验方面的作用受到本次ICIME的关注，ICIME研究从虚拟现实技术、大规模网络在线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简称MOOC）、小规模私人在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简称SPOC）及视音频学习资源的应用入手，探讨当下教学设计与资源开发的因素、原则、特征及方法。
在基于在线网络的教学设计方面，胡神松等（Hu & Jiang）选取了中国三个最具代表性的MOOC平台开展分析，指出目前在线网络课程存在缺乏统一标准、课程完成率低等问题，认为教学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应增加教师参与讨论互动。而相对MOOC，SPOC则集中于小规模、限制性、在线性，是在线网络课程的一种优化设计，孙秩等（Sun，Li，Li & Wang）以构思、设计、实现及运行（Conceive Design Implement Operate，简称CDIO）理念为基础，基于教学与实践所需要的功能，设计了一种集在线自学、在线协作学习、线下个人与团队协作实践等为一体的SPOC混合教学模式。目前，基于在線网络的教学设计更强调突出技术属性的优势，偏重于探索在线网络技术整合课程的可能性，同时在线教学课程仍然还存在利用率低、被滥用和误用等诸多问题。
而在辅助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分析方面，国际上对重新设计学习空间的浓厚诉求正在不断发酵，以混合式教学为代表的教学变革尝试，将教学资源的开发视为重要的环节和措施，并对学习空间的交互性、移动性、灵活性及多设备辅助提出新的要求，这也促进基于数字技术的主动性学习的发展。姜杰等（Jiang，Zhi & Xiong）认为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新的知识载体和认知工具，针对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学习资源相关的设计瓶颈，将影响学生独立学习自由度的因素提炼为情绪和运动技能两个元素。实验发现学习过程中情绪目的和运动技能目标的无效性，最终提出学生独立学习自由度难以把控的结论。同时，季苏鹤等（Ji & Li）就教学资源有效性的问题，尝试用假设验证的方法以双耳和单耳听力材料为研究对象，开展不同听力材料与信息获取能力高低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涉及说话人的位置有关的听力材料中，双耳听力材料更容易理解。
四、重大挑战：技术创新与应用
当前学习分析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及生理指标技术已经成为教育技术研究的主要对象，已经凸显出创新与变革的潜力，与之相关的研究课题同样获得本次ICIME的关注。
（一）数据分析与方法创新
新的学习分析方法基于数据分析技术开展信息收集、组合及解释，使得传统的、被动的衡量方法演变得具有实时化、可视化、互动性的特点，从而对教学信息化、教学方法及学习评测产生巨大影响，使得数据驱动教育发展成为可能。因此，在数据促进个性化学习与自主学习方面，任舟等（Ren & Yin）开发出一种用于班级数据采集的数字图书馆系统，通过系统的阅读日志采集数据，增加数据分析和信息反馈功能，为改善学习设计、学习结果和学习环境提供有效的实时互动信息，提高了教学效果。
另外，数据可视化挖掘对于增强数字素养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亦可实时反馈教学效果，提高教师对问题分析的能力。赵健（Jian Zhao）则引用人类感知和认知空间“数据-信息-知识-智慧（DIKW）”模型，以数据可视化软件Gapminder为典型案例，探讨了数据开发批判思维的内容和方法，其研究表明基于Gapminder的教学资源在初中地理、历史、社会科学等课程上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而在数据反馈现状与趋势方面，王飞等（Wang & Tao）借助CiteSpace数据可视化软件，以人工智能教育为关键词对时间分布、协同编辑（Collaboratively edited）文档、作者、关键词分布等进行数据可视化处理，认为当前人工智能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教学方面、学习方面、评估、认知科学及智能技术。
（二）生理指标技术
如何对学习活动进行科学检测分析是教育活动中重点关注的问题，在诸多检测分析技术中，脉搏测量技术的应用成为ICIME的另一个重要议题。胡毓瑜等（Hu， Mayumi & Emako）利用脉搏测量技术分析最大Lyapunov指数（LLE）、自主神经平衡（ANB）和样本熵（SampEn）等参数，分析了不同行为条件下的心理特征与生理状态，为科学量化教育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李哲等（Li，Hu，Cheng & Liu）则通过生理指标的LLE和ANB来验证学习效率和教育生理指标，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学习压力对LLE没有显著影响，但会增加ANB，而缺乏兴趣和疲劳则会导致ANB降低。此外，铃木春子（Junko Tsujino）采用了手指脉搏波的双重测量，借助儿童与他人心理互动形象化的实验策略，使用“困难儿童检查表”对困难儿童的行为与幼儿教师配对进行双重测量，观察儿童的心理状态的变化，发现了被监控的困难儿童的形成原因与群体活动有关。
（三）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的沉浸感、交互性及想象特征与人类对自然的反应相似，使得教育活动中的参与者能够在虚拟现实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法。为此，高楠等（Gao，Xie & Liu）通过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设计出教育游戏学习者参与模型，并从可用性、可玩性和沉浸性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提高学习者参与性的具体方案，同时还指出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可以完善教育游戏中存在感和互动性的不足，激发学习者的兴趣，增强他们的参与度。此外，在虚拟现实技术的平台延展性方面，王凯等（Wang & Sun）通过基于人机交互系统的虚拟技术应用，与传统方法开展对比研究，发现在辅助手部震颤功能障碍的人群时，虚拟现实辅助系统有着非植入性、抗疲劳感等诸多优点，验证了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有效性。
（四）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技术所表现出的决策与预测功能，源于大数据信息处理与语义分析的发展，由此衍生出新一轮关于机器学习、个性化学习及开放教育资源的讨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教育领域，正在影响着学习生态的改变，尤金·G.库奇和刘炬红（Kowch & Liu， 2018）以科沃奇的参与式教学理论为基础，从活动系统的角度分析了信息时代以学生为中心、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模式转变的必要性，对人类与人工智能动态的特征进行定义和概念化。同时指出设计下一代科技强化教育环境的原则：教育系统设计原则，设计基于问题的学习和人工智能环境的原则，引领教育体系变革的原则，领导高容量网络团队的原则，引领深度创新的原则。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的教与学形式、学习检测与评估需要重新定义与思考，同时在线网络学习、移动学习及开放网络资源不断普及，新型“教与学”活动对教师的角色与行为提出了新的要求。余露瑶等（Yu，Cui & Zhang）利用与智慧课堂教学特点相结合的方法，优化设计了ETIAS媒体编码，探索教师在智能教学环境中的行为模式。最终基于滞后序列分析（LSA）方法，提出了智慧班数学教师行为模式的六种模式，并以此提出了具体的教学行为促进策略。
五、回望与管窥：教育技术研究的发展趋势
本文通过回望教育技术研究理论、实践及应用的发展，对比本次ICIME研究的核心指向，反思当前教育技术研究的发展特征。
（一）关键趋势层面：再现与连续的特征
我们总结了2009—2018年近十年教育技术研究关键趋势，从热点研究领域的历时分析上可见三种较为明显的发展特征。
特征1：随着普及而消失
在教育技术研究的重要进展中，一些进展趋势出现频次仅为一两次，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这些进展趋势在日后已经转变成为日常实践，所以出现次数较少。例如移动工具普及、全球化影响、群体智慧、游戏化学习等，随着日常实践的普及与深入，这些研究领域的关注度也随之锐减。在ICIME论文中，只有2篇论文关注上述研究领域。
特征2：随着深入而再现
另一些进展趋势则以再现的形式出现在最近的研究中，比如协同学习、深度学习、开放教育资源。从时间线上看，由于这些进展趋势尚未完全被转化为日常化的实践研究，但随着研究实践的不断深入，引发出新的问题或交叉性问题，从而使其再次进入研究视野，例如协作学习与深度学习。如上文所述，研究人员将虚拟现实技術与协作学习和游戏化学习相结合，探讨了新的数字技术在上述两种学习模式中的可承受性。而在开放教育资源普及上，与会者则讨论了其研究内容的拓展，从以往的讨论普及化问题，扩展至教学设计优化、使用效率提升等策略研究方面。此外，移动工具与社交媒体研究也同样出现了研究内容深度化的现象，在新的媒介技术条件下，媒介的传播结构、受众的使用行为及诸多影响因素的分析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需要对过去的结论进行重新评析。
特征3：随着发展而持续显现
该特征主要包括两类情况：第一，新近出现的学习空间、跨机构跨部门合作、创新文化研究。该领域与当前教育技术研究所面临的问题相匹配，逐渐成为新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围绕该领域问题，ICIME通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及虚拟现实技术等研究，借助新兴技术的技术优势与受此影响下教育理论、实践及方法的重构现状，讨论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整合的问题，并给予了学术分析与论证。第二，持续发展的混合式学习与学习测量与分析研究。从中可以反映出教育技术研究的重要性、艰巨性及长期性。该研究领域之所以能够反复出现、持续发展的原因，在于其所面临的研究对象不断变化，涉及的研究内容更新换代频率高。针对该研究领域，ICIME在教师教育的信息化、数据挖掘与分析、生理指标技术等新兴技术创新等方面，展开了分析与讨论。
（二）整体趋势层面：稳中有变的特征
一般而言，教育技术研究的关键趋势、重要挑战及进展趋势会呈现出互相影响与促进的关系。本文对ICIME论文分析后，发现教育信息技术与数字媒介技术的交叉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如图3所示，从行为分析与技术属性分析角度进行教育技术研究，成为教育信息技术与数字媒介技术研究的关注点，成为共同的研究方向。
从图3可见，ICIME通过教育信息技术和数字媒介技术两个维度对信息化技术进行深入研讨。数字媒介技术的研究主题包括数字媒体工程和社交媒体与技术，共接收39篇论文，其具体研究内容包括技术属性分析（9篇）、受众行为分析（12篇）、社会文化分析（11篇）。而教育信息技术类研究主题中有22篇论文涉及技术属性分析、学习行为分析及社会文化分析，占到该类主题总数一半以上。
对比两个研究维度后，我们不难发现，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数字媒介技术偏向微博、微信等移动网络技术，而教育信息技术则集中在虚拟现实技术、脉冲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虽然在研究对象上，两者差异明显，但仍属于信息技术的范围。在分析角度上，两者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技术属性分析角度大都倾向于目的性、创新性、两面性及综合性;行为分析角度则侧重于特征、表现及影响。究其原因，本文认为这是受以虚拟现实技术、移动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影响，教育信息技术不仅在研究范畴上与数字媒介技术研究相互融合，还在研究方法上相互借鉴，呈现出相似性。
虽然，在研究方向上教育信息技术与数字媒介技术跨学科融合的趋势不断凸显，但从ICIME论文的整体情况看，这还是一种细微的变化趋势，仅仅表现为相似的研究方式与分析角度，并未形成足以改变教育技术未来研究方向的趋势。
六、结论
ICIME以多元、开放的姿态，致力于汇集优秀的研究成果，重点围绕教育技术研究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理论发展、应用与展望上与会者进行了多元化深入讨论。ICIME的学术价值在于凸显了当前教育技术研究的基本指向，反映了技术创新与应用上的科研重要挑战。从教育技术研究的趋势特征上分析，专题研究内容体现了教育技术研究上的再现与连续化特征，如在协作学习、开放教育资源普及、游戏化学习、移动工具与社交媒体研究等领域，这些曾经受到关注的热点问题再次被提及。受到新的教育实践的影响，那些原本得以解决的问题，其准确性与有效性再次遭受质疑，引发新一轮的学术争论与实践困境。同时，有关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及虚拟现实技术的研究问题，在近几年一直处于被连续关注的状态，这种趋势可能会延续下去，势必会引发更多的学术猜想、实践尝试及理论论证。此外，教师角色与媒介素养相关研究问题再次进入研究核心领域，以新的研究内容表现出持续态势;整体趋势层面，显现稳中有变的特征，具体体现为教育信息技术与数字媒介技术的交叉融合也越来越明显。
ICIME通过搭建科研传播与学术争鸣的国际平台，集合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人员，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国际化科研交流的舞台，在总结研究成果互相进行交流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多新的研究问题，期待下一次会议能够汇集更多国内外优秀的研究成果，促进教育技术研究的持续发展。
作者：赵福政 李哲 张海 刘炬红
技术创造力哲学理论学论文 篇2：
职业学科发展反思与理论建构
摘 要 职业学科的建设、发展与优化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反思职业学科建设基础薄弱、发展土壤缺失、生长环境复杂等问题基础上，提出职业学科理论建构思路：运用定位理论，科学进行职业学科类型定位;借鉴整合性取向理论，正确把握职业学科类型优化路径;基于政治哲学为统摄、认知哲学为基础、技术哲学为核心、产业哲学为重心、心智哲学为引导的综合哲学基础理论，科学建构职业学科知识体系。
关键词 职业学科;学科理论;学科定位;知识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职业学科类型建设与优化是一个新研究领域，是伴随国家职业教育政策的驱动、职业教育内在发展的转型升级需求而开始引起职业教育界重视和关注的。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是国家首次从政策层面把职业教育定位为一种教育类型，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正式确立了“类型教育”发展的“生态位”。也就是说，职业教育不再是普通教育的“附属品”，而是具有独特功能的不可替代的独立教育类型，将在国家政策、办学制度、学术理论、学科建设、标准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领域拥有独立的“话语权”。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又从职业教育评价变革的视角对职业教育类型改革提出了新要求。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确立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类型改革的方向。按照教育部《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的通知》（教职成[2021]3号）精神，树立科学的职业教育理念，聚焦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坚定不移地坚持类型教育基本定位，准确把握职业教育是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培养能力的实践教育和面向市场的就业教育以及相互关系，特别是把握好“跨界、整合与重构”这根贯彻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特征的红线，推动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从普通教育转向类型教育[1]，进而跳出“职业”羁绊，培养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相结合、文化素养与技术技能相融汇、创新创业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创新型人才[2]，成为当前以高职教育为重点的职业教育类型优化的改革风向标。面对职业教育类型化改革的国家方案设计、类型评价指挥棒价值取向和类型教育定位优化的要求，职业院校作为实践主体应当怎样行动，就成为当下职业教育界不得不审视、反思和探究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认为：重视和加强职业学科建设是促进和推动职业教育类型改革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走向独立探索一条既与普通教育类型不同又与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类型有别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职业教育发展新路的必然选择。
二、职业学科类型建设现存问题
侯长林在《应尽快打开公办高职办本科职教“天花板”》[3]一文中提出“职业学科”概念，并在其另一篇文章《本科职业教育有必要抓学科建设吗？——论职业学科建设的价值意蕴》[4]中，就本科职业教育抓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及其价值意蕴进行探究。同时，笔者也曾撰文《学科缺失：高职教育专业内涵发展之“短板”》[5]，就高职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进行探究，提出“确立学科生态化协同发展理念、坚持走产业导向学科跨界融合发展路径、构建专业学科融合发展模式”等建设路径。鉴于职业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职业教育界对“职业学科”这一涉及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尚处于认知发展的萌芽阶段，对“学科建设”是“专业建设”的根基以及职业学科建设具有“跨界生长”“复合交叉”和“协同融合”等类型特色认识模糊。因此，反思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正确认知职业教育发展中“专业”与“学科”的辩证关系，确立和营造职业学科在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中的生态地位，是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首先突破的认知“瓶颈”。
（一）职业学科建设基础薄弱
学科作为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教育等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6]，具有显著的复杂性特征。职业学科作为学科族群中“围绕一定的职业岗位所形成的知识体系”[7]，其复杂性特征更加凸显。要正确确立“职业学科”的生态位，仅从教育自身及其专业领域的视角来认知和把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结合职业学科发展的阶段特征、发展条件、发展土壤、发展环境、发展模式、发展環境等复杂因素进行系统认知，把握职业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遵循职业学科由比较单一走向系统复杂的学科产生和发展规律[8]。如果用学科发展自觉的标准（独立的学科建制与学术权利、学位点与相邻学科并列、学术平台、学术刊物;独立的学科逻辑及其内容体系;独立的主流学术圈及其规范）来审视，我国职业学科发展还处于萌芽阶段，基础比较薄弱，面临建设与发展的贫困时期，存在着学术底气不足、学术自觉程度较低、学科建设土壤缺失与发展环境制约等突出问题。
（二）职业学科发展土壤缺失
职业学科的发展程度及水平与其土壤环境直接相关，其中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及文化传统是重要生态影响因子。研究表明：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有基于人为设计而发展的设计模式和基于自身生命力而发展的内生模式。其中，设计模式以工程思维为基础，源于人造物的制造，遵循“设计一生产一控制”的稳定模式结构，对主观能动性的过分崇信、遵循从外到内的发展顺序和运用机械论的思维方法是其重要特征;内生模式是基于自然物生长过程及其生物学发展观的生长模式，核心结构过程是“萌芽一生长一调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有限性、遵循从内到外的发展顺序和运用博弈论的思维方法是其重要特征[9]。显然，两种发展模式各有其产生背景及功能，因发展源动力、发展过程、影响发展过程的方法等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发展结果。就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及实践而言，长期以来采取基于政府发展需求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呈现出政府主导的、以学校教育为主体的特征[10]，政策设计、项目驱动、督查检查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政策举措。基于此，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与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职业教育政策及其执行的变化与调整，而不是来自于自身的内生发展需求。职业院校受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工具化”影响，首先思考的不是自己需要做什么，而是政府需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在对接、服务和执行国家职业教育政策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于是，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工具化”问题就容易凸显，直接影响和制约职业学科的内生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主要责任在于提供政策、法律和资金保障，发展“职业学科”不是其能够完成的任务，需要由职业院校、职业研究机构等来实施。而由政府主导下的职业教育“设计发展模式”及其政策项目驱动范式，因利益导向会驱使职业院校、职业教育研究机构把工作重心和精力聚焦到国家政策及其项目的实施、完成与考核上，而无法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人才培养改革中最核心的知识及其体系建构问题——“职业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甚至会忽略和忘记其发展“职业学科”的职责和使命。当然，这也与国家的文化传统影响有关。从历史视角看，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滞后性与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影响有关，并导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步履之艰难远甚于普通教育[11]。时至今日，精英教育的传统思想依然存在，甚至还是我国教育系统当前的主流思潮。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的召开及关于“技能型社会”建设蓝图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社会建构开始从“知识型”社会走向“技能型”社会，以技术技能人才为主体的职业高等教育及其社会地位将成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职业教育思想、厚植新时代职业教育“文化生态”的教育根基。相应地，以技术技能知识为载体的“职业学科”建设及其发展进程必然会走出困境、迎来新生。
（三）职业学科生长环境复杂
职业学科是基于职业岗位及其人的职业成长实践的一门兼具学科跨界、交叉、融合的集成化整体性学科。从职业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职业学科本身是具有内在严密逻辑结构的科学的学科体系，其逻辑起点、逻辑主线、逻辑支点与逻辑旨归之间彼此关联和支撑，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逻辑闭环以实现科学发展。然而，在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中面临着复杂性的现实环境挑战。
一是职业教育的属性特征一直难以形成共识。学校职业教育是适应现代生产需求由普通教育中分化出来的教育类型，集中体现了现代教育的特征，兼具教育属性和职业属性。但是，发展至今，人们对其职业属性、教育属性与本质属性的认识一直存在争议与质疑，并没有形成共识。而职业学科发展滞后其实就与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教育属性，特别是对职业高等教育的“大学属性”认知不足有关。
二是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本位及其学科知识体系一直难以确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大会发布的《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展望21世纪的建议》中曾指出：“职业技术教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也许是要通过课程设置、教学法和授课情况来协调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12]这其中的课程设置涉及学科知识结构及知识体系问题;教学法涉及学科知识类型及教学模式、教学情境、教学内容、教学策略的灵活而具体的运用与选择;授课情况涉及教师知识水平、教师教学艺术、教师教学效果、学生学习状态、学生学习知识建构等。这三个方面复杂的关系都触及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即学科知识问题。学科问题是事关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最根本的问题。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没有建立起自身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导致自身的人才培养本位观一直没有有效建立。
三是职业学科的发展受到实践中技术进步和社会需要的双重制约。从本质上看，职业教育是科技进步的结果，或者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从技术发展来看，科学技术的变革推动社会产业结构、劳动就业结构的变化，以及促使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引发人类思维的变革。比如伴随大数据智能化及量子技术的发展，人类思维方式开始从重“因果思维”到重“相关思维”、从重“牛顿思维”到重“量子思维”的重大变革[13]。相应地，人类思维变革引发的社会需要变革及其技术手段变革同时又影响和制约人类知识结构的变革，即学科知识及其体系的结构调整与优化，形成技术变革与社会需要对学科知识结构的双重制约。
四是职业学科发展受到职业动态变迁及人的职业成长复杂性影响。职业岗位及知识体系是职业学科发展的逻辑起点。逻辑起点的复杂性及其认知缺失会直接影响和制约职业学科的发展。比如职业岗位的变动性、职业知识的经验性、职业环境的情境性、职业体验的多样性、职业资格的适应性、职业政策的阶段性、职业理论研究的滞后性、职业选择动机的偶然性等复杂性特征，让职业学科知识结构及其体系的认知与构建比较困难，进而制约职业学科的发展进程。
三、职业学科的理论建构
理论是实践的航标。缺乏科学的职业教育理论指导，职业学科建设、发展与优化将迷失方向。对此，吴晓英在研究中指出，当前职业学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职业教育理论的缺失，明确提出“学科逻辑的缺失是中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境与桎梏”[14]。回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教育起伏涨落的历程，其所遇到的种种困境和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支撑[1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阻碍我国职业学科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基于定位理论、整合性理论与哲学理论三个视域进行职业学科类型建设与优化的探究，有助于构建职业学科理论体系。
（一）运用定位理论，科学进行职业学科类型定位
如何进行职业学科的定位呢？这里依据里斯与特劳特定位理论来进行探究。
从里斯与特劳特定位理论来看，其主要观点包括四个要点：一是产品印象及其心理地位;二是创造第一，实现类的独特性;三是追求简单极致，建立稳定认知与关联思维;四是做到与众不同，实现差异化的生态位发展[16]。依据这一定位理论，需要从三个方面对职业学科进行类型定位：
一是强化已有定位策略，增强职业学科的“职业”属性认知，彰显职业学科“跨界生长”“复合交叉”和“协同融合”的学科特色，突出其“技术性”“经验性”“实践性”“社会性”等重要特质，建立“职业学科”发展与“职业人”职业成长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与“心理认同”。
二是实施比附定位策略。依据职业学科与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在目的旨归与人才培养类型、内容构成及特征、支撑的教育类型与平台建设、学科和专业的关系等方面存在的差别，将职业学科的类型定位为：基于职业岗位及其社会需求，遵循职业逻辑，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己任，侧重职业领域知识及其关键技术研究的职业学科群[17]，进而将职业学科定位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关联起来，形成稳定的认知及其比较差异。
三是实施类别品牌定位。通过基础学科、应用学科的类型品牌比较，针对基础学科的类型品牌特征在于其知识性（重学术标准），是构建知识体系的“根”，应用学科的类型品牌特征在于其应用性（重贡献标准），是形成知识体系的“干”，进而将职业学科的类型品牌特征定位在“技术性”上（重实践标准），是构建知识体系的“叶”，形成“知识性”（“根”）、“应用性”（“干”）与“技术性”（“叶”）相互关联、各自独立的三大不同学科类型品牌[18]。可以说，依据科学的定位理论，在与其关联的基础学科、应用学科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的职业学科类型定位，能够形成强烈的反差与深刻印记，便于理解和掌握，易于凸显特色品质，形成“共识”。
（二）借鉴整合性取向理论，正确把握职业学科类型优化路径
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来看，不同高等教育类型之间相互协调和补充的整合式发展，既有利于各种类型的个体发展，也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19]。职业学科作为支撑职业教育类型与层次融合发展的学科类型，其建设与优化必然不能脱离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必须走相互协调和补充的整合式发展路径。职业学科作为职业教育的规范性知识结构，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发展特征，依据高等教育规范性结构的整合性取向理论[20]，其建设与优化必须坚持整合性取向理论，努力在整體上实现预定目标。树立系统思维与整体思维，站在作为“知识宇宙”的大学整体知识及其门类整体性的视域，以基于工作任务的项目化课程及模块化知识为载体，将职业学科的建设与优化与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关联起来，形成以技术基础知识为“根”（基础）、技术应用知识为“干”（支撑）、技术工作知识为“叶”（链接）的职业学科知识体系，形成类型与层次交叉融合的整合性职业学科结构，推动职业学科从“类别”向“类型”转变。
（三）基于哲学基础理论，科学建构职业学科知识体系
无论学科的表现方式如何，其主要是基于知识、权力与规训的制度组合[21]。职业学科作为一种不同于基础学科、应用学科的新的学科类型，其知识体系应该怎样建构，这个问题一直是职业教育改革实践中面临的难点。2019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指出“我国职业教育还存在着体系建设不够完善”等问题，并要求实现“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其中，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不完善也意味着职业学科知识体系与知识结构缺失，职业教育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意味着职业学科知识体系的类型特征不突出，混杂在基础学科知识体系与应用学科知识体系之间，没有形成独立的基于工学结合课程的职业学科知识体系，特别是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合作开发专业课程的学术组织与学术制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鉴于职业学科研究面临的既不相同又彼此关联的“三维世界”的复杂性特征，即“工作世界”“产业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复杂性特征，应强化哲学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基于以政治哲学为统摄、认知哲学为基础、技术哲学为核心、产业哲学为重心的综合哲学基础理论指导职业学科知识体系的类型重构与优化。
一是以政治哲学为统摄，科学建构职业学科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人才培养知识框架体系。从职业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来看，政治论哲学基础始终占主导地位。作为支撑职业教育发展的职业学科必然要以践行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作为支撑职业教育发展的职业学科建设，必然要以政治哲学为统摄，并以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获得自身发展的合法性地位。可见，坚持以政治统摄构建职业学科知识体系，务必体现基于政策主导的职业教育发展阶段性特征，也就是每一个时期国家职业教育政策提出的“适应性”发展要求，进而彰显基于时代要求的政策适应性与需求适应性的职业教育发展类型特征。
二是以技术哲学为核心，开发和重构职业学科人才培养技术知识体系。技术性是职业学科的典型性类型特征或者说本质性特征，包括硬技术与软技术。职业教育所面对的“工作世界”“产业世界”与“生活世界”，同人类所面对的自然世界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是基于技术实践改造的人工自然世界，而后者是没有技术实践改造的宇宙自然世界。也就是说，职业教育所面对的“工作世界”“产业世界”与“生活世界”都与“技术”及其人类技术实践改造活动密切关联着，其中技术发展及其人类实践改变着人类的工作方式、产业形态与生活方式。从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来看，经验与职业教育的内在实践逻辑演变历经蜕变，从融化于经验学习的古代学徒制走向脱离经验学习的职业教育和回归经验学习的现代学徒制[22]。鉴于技术哲学发展的滞后性及人们对技术与职业教育内在逻辑认知局限性，包括硬技术与软技术在内的一体化职业学科的技术知识体系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与构建，其内容散落在普通教育的学科知识体系中，体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类型及其层次要求的技术知识类型及其层次差别有待研究和重新建构。基于此，可结合技术哲学发展的历史及其阶段性发展特征，从三方面推进：第一，聚焦“工作世界”典型职业工作任务，开发和重构基于职业工作实践的项目任务型技术知识模块，包括教育技术、工程技术、管理技术、工艺技术、医学技术、建筑技术、机械技术、智能技术等若干专门化的行业企业技术知识模块。第二，聚焦“产业世界”发展规律，开发和重构基于产业培育、成长、聚集、融合、优化、转型、升级等相关的产业技术知识模块。第三，聚焦“生活世界”技术应用规律，开发和重构基于技术历史、技术使用、技术规范、技术伦理、技术素养、技术道德、技术法规、技术情感、技术价值、技能大赛等相关的社会生活技术知识模块。
三是整合其他哲学基础理论，优化职业学科整体知识结构。第一，以认知哲学为基础，拓展职业学科知识领域结构。认知哲学是21世纪新兴的涉及认知与情感、进化、逻辑、知识、心灵、信息、文化、语音、计算、大脑等10个领域的旨在对认知这种极其复杂的心理与智能现象进行多学科、多视角、多维度整合研究的一个哲学研究领域[23]，是构建包括职业学科在内的所有学科的知识基础。职业高等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独立类型，以认知哲学为基础航标，可以探究职业领域、产业领域和生活领域的前沿技术知识、历史发展知识和彼此交叉融合的复合技术知识，进而不断拓展、延伸和优化职业学科知识结构。第二，以产业哲学为重心，开发职业学科基于职业相关的产业类型知识。产业哲学是科技哲学当前发展的最新阶段，位于科技哲学学科体系的最高层，松散性、实践性和主观性是其学科发展的主要特征[24]，产业特征反映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和性质，反映着产业技术的性质和特点[25]。与普通教育相比，坚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是职业教育及其学科发展最显著的类型特征标识。在职业学科知识体系发展中，坚持产业需求导向，以产业哲学理论为指导，融入产业意识、产业技术、产业经济、产业政策、产业结构、产业创新、产业文化等产业类型知识，是优化职业学科知识内涵的重要路径。因此，依据区域产业特征及其人才需求，结合产业政策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整合产业技术理论、产业模块化发展理论、产业竞争力理论、产业融合发展理论等产业理论，遵循产业发展规律[26]，挖掘和开发产业发展實践中面临的跨专业、跨领域、跨学科的产教融合知识问题，是职业学科建设与优化的当务之急。第三，以心智哲学为引导，重构职业学科人本知识框架。心智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在认知科学方向上生成起来的新学科，从本质上来看，其是哲学认知与科学认知的融合，是基于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6大学科交叉群体支撑的哲学理论，主要研究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心智的结构和知识、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等与人类心智相关的哲学问题[27]，是一种坚持“以人为本”，重在探究人的心智成长的“体验哲学”。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引发的产业革命、职业变革及其人才需求规格变化，培养以“职业体验”为基础的“首岗适应、多岗选择、个性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或者说聚焦人的“心智技能培育”为重心的职业“技能型”灵性人，将成为职业教育及其学科人才培养的类型特色[28]。为此，职业学科的建设与优化必然要着眼于“人—机—人”的未来新型社会关系和未来智能化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特征，遵循心智哲学提出的“心智—语言—世界”新的三元结构世界观，根据职业院校学生存在的知识认知不足、情感认知脆弱、政治思想认知淡化以及职业素养认知缺失等具体问题，聚焦人类擅长而人工智能却是弱项的“三大能力”（即创造力、沟通力和学习力），确立人文主义教育观在职业教育及其学科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冲破人自身发展的思维障碍，构建现代人文与智能科技相融合的心智教育新理念[29]，重构职业学科人本知识框架，进而培养兼具“政治品性、职业灵性和智慧素养”，集“创新思维、情感思维和灵感思维”于一体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參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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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vocational discipline; discipline theory; discipline orientation; knowledge system
作者：游明伦
技术创造力哲学理论学论文 篇3：
首届国际信息科学峰会（IS4IS）暨第二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ICPI 2015）综述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今的世界已越来越信息化，信息显然已成为许多学科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由于学科的背景不同，对信息的阐释也不尽相同，建立统一信息科学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首届国际信息科学峰会（IS4IS）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2015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此次会议讨论了许多信息问题，主要包括：信息本质与信息转向、信息理论的发展、信息科学探索、信息哲学和信息科学的互动融合、信息社会、其他信息问题。
关键词：国际信息科学峰会；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综述
一、会议背景
当今世界已经步入信息时代，信息业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但是不同的学科背景使得学者们对于信息问题各抒己见，因此，为了促进各学科的信息研究能够有效沟通与合作，首届国际信息科学峰会（IS4IS）应运而生。2015年6月3～7日由国际信息科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tudies）和多国机构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国际信息科学峰会在维也纳技术大学举行，其中，西安交通大学国际信息哲学研究中心是举办单位之一，此次峰会的总主题是：“处于十字路口的信息社会——信息科学的回应与责任。”此次峰会包括了三个分会：第二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ICPI 2015）、第六届国际信息科学基础大会（FIS 2015）和第五届国际信息通信技术与社会学术研讨会（ICTS 2015）。该峰会吸引了全球300多名信息领域的研究学者参加，我国有涵盖两岸三地的30多名学者参会，其中邬焜教授所带领的信息哲学团队阵容庞大，由邬焜本人及其十多名博士生组成。不仅如此，由邬焜教授担任主席的“第二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收获颇丰，共收录论文33篇，内容横跨科学、哲学、艺术等多个方面，每一场讨论都十分热烈。邬焜教授作为首届国际信息科学峰会主席团成员在峰会开幕式上致辞，并作为“第二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主席在分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
邬焜教授在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指出，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国际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态势。中国的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研究正在走向世界，而世界的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研究也正在走向中国。人类信息社会的发展正在打通世界各国的壁垒，同时，也把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更为广泛地联合了起来。当今世界的哲学、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面临着一个共同的信息范式的转换过程，信息不仅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而且还是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和组织模式。正是信息范式在哲学、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层面所呈现出的这种统一性，决定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和发展方式，同时也决定了人类的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正面临着在信息范式基础上的重新融合与统一。
在此次峰会闭幕前夕，相关组织机构还召开了国际信息科学联合会的执委会，邬焜教授全票当选为国际信息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同时，执委会公布成立了国际信息科学联合会的第一个分支机构——中国分会，并决定下一届国际信息科学峰会（2017年）由瑞典哥德堡大学承办，届时西安交通大学国际信息哲学研究中心仍将是会议承办方之一，第三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也将成为峰会的分会议之一。
二、信息本质与信息转向
邬焜教授作了题为《信息哲学与信息科学的互动与融合》的大会特邀主题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关于存在的哲学是哲学的元理论，哲学的根本性变革应当基于存在领域的分割方式的变革，并依此对哲学的几次重大转向予以了总结。邬焜教授认为，最开始存在被分割为三大领域：上帝（客观理念）、物质、个体精神，随着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上帝的存在被证明是虚设的，于是上帝便被剔除在存在领域之外，最终，存在领域的范式被归结为：“存在=物质+精神”。更进一步，邬焜教授基于信息科学的最新成果，将存在领域进行了重新划分，并提出了“存在=物质+信息”的新的存在论范式，在此，邬焜教授从最抽象的哲学范畴上揭示了一个全新的存在领域——信息，信息包括主观信息和客观信息（精神）两大领域，并认为“存在=物质+信息”这一新的存在论范式还在信息活动的高级形态的意义上重新规定了精神的本质。同时，邬焜教授认为，哲学的这一信息转向是在哲学最高范式的层面发生的变革，是根本性的转向，而所谓的认识论、语言学、现象学转向、生存论转向、价值论转向、实践论转向、身体哲学转向等都是非根本性转向，并由此断定，信息哲学给人类哲学带来了第一次根本性的转向。
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教授也通过一个公式定义了信息：I=Q+A。他认为，信息就像回答问题一样：人们所知道的东西就是信息（知道问题并知道回答），人们不十分确信他是否知道的东西就是不确定（知道问题但不知道回答），人们甚至连他不知道本身都不知道就是无知（既不知道问题也不知道回答）。他还将信息和权利问题放在一起来讨论，将人类的历史分为史前阶段（没有信息与通信技术）、历史阶段（个人与社会福利与信息与通信技术有关）和超历史阶段（个人与社会福利依赖于信息与通信技术）。并认为，人类在超历史阶段就进入了成熟的信息社会，成熟信息社会的权利不仅仅是与事物有关或者与关于事物的信息有关，也和不确定性有关，在成熟信息社会谁制造不确定性控制问题并塑造答案，谁就能控制现实的人。
华南理工大学吴国林教授在《量子信息的追问》一文中首先梳理了经典信息概念之所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一是可以用概率表示的可能事件集；二是信息是不确定的消除。进而对量子信息进行了考察，认为量子信息满足类似如经典信息的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量子信息描述微观事物的可能，并且量子信息是波函数的表达；二是量子信息也是通过编码、传递、解码来处理信息，量子信息是量子不确定的消除（量子信息Ⅰ）。他认为，量子信息与经典信息之间的这种家族类似性，使得量子信息可以归属于信息概念。最后，吴国林教授通过一系列的推导得出结论：量子信息是量子状态的显示（量子信息Ⅱ）。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罗伯特· K·洛根（Robert K. Logan）教授立足于系统生物学的观点对信息进行了定义。他在《什么是信息？为什么它是相对的？它和物质、意义以及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一文中首先分析了申农信息理论的局限性，认为依据申农的信息定义，一组结构化的数据比一组随机数据包含的信息要少，并以此推出，随机有机化学物质原汤比结构化生物组织包含更多的信息；活体随着越来越结构化和组织化，所包含的申农信息也就越少；但是，这是违反生物学家直觉的。因此，罗伯特·K·洛根教授认为用申农信息理论来描述生物系统是失效的。他认为，从生物信息的角度来看，机体中的信息等同于约束性组织，它有助于机体从环境中获得能量来促进自身的增长和复制。生物体进行约束性组织的增殖，就是在进行信息构建。约束就是信息，信息就是约束，而这种约束就是生物组织，所以生物组织也是信息，反之亦然。生物信息不是象征性的，不像抽象性的符号信息，它不能和实在之物相分离，是实体化的，内嵌于生物体，作用于生物体。并认为，人类主要处理三种信息：遗传信息、认知信息和概念信息（符号）。
三、信息理论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苗东升教授在《信息研究的中国路径在开拓中》一文中对信息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首先，他对申农、维纳、惠勒以及邬焜的信息理论进行了评价，认为申农的信息理论回避了语义信息，为通信技术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但是申农信息论的优点也造就了他理论的局限性，认为申农信息论有待突破。苗教授认为维纳信息理论突破了申农信息论的框架，并指出了突破方向：抛弃机械唯物论，承认宇宙存在既非物质、亦非精神的信息，建立信息时代的唯物论。认为惠勒的信息观也有助于突破机械主义论，但是惠勒信息论是唯信息主义，是唯心论在信息时代的反映。苗教授对邬焜教授的信息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邬焜教授既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又对传统存在领域发出挑战，将存在领域重新划分为物质和信息，并认为邬焜教授以这种本体论为核心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是对信息时代的哲学回应。此外，苗教授还在文章中以信息概念为核心对辩证法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提出了构建信息时代唯物辩证法的重大课题。文章最后，苗教授对信息研究的中国路径也进行了梳理，指出中国的信息研究起步于1960年代，在1980年代出现研究高潮，并认为此次研究高潮得益于钱学森的推动，即“三论热”中的信息论热。苗教授还认为，钟义信教授、邬焜教授、闫学杉教授三人的工作大体代表了当前中国信息研究的学术水平，并认为，在中国只有邬焜教授形成了一支信息研究队伍。苗教授也肯定了中国其他一些信息理论研究学者的贡献，认为信息研究的中国路径正在开拓中。
还有一些学者从信息这一词的构词以及词义的流变来研究信息，来自于德国国际信息伦理学中心的拉斐尔·卡普罗（Rafael Capurro）教授从亚里士多德作品中的希腊语νóησιζ到阿拉伯语tas·awwur，再到希伯来语z·iyyur，再到拉丁语（in）formatio，讨论了一系列信息构词以及词义的复杂历史流变过程。卡普罗教授还认为，拉丁语的信息概念已经接近我们现代意义的信息概念，Informatio和 informo在整个中世纪被普遍用于认识论、本体论和教育学等相关文献之中，其中信息概念在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的作品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卡普罗教授还认为，在拉丁语中（in）formatio第一个含义代表着“不可分之物”，第二个含义被用来对名字或符号构成的正确与否进行判断。现代英语所用的information更多地保留了信息这一词的认识论上的含义，信息主要用来表示“告知”、“沟通”、“思想的形成”，20世纪随着信息理论的发展，信息概念开始紧密地和知识、科技等联系在一起。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肖峰教授在《许多信息“主义”》一文中梳理了众多的信息“主义”。肖峰教授认为，信息主义主要是通过“information+ism”的形式来形成的，包括四种：informationalism，informatism，informationism，informatilism。肖教授认为，informationalism最早可以追溯到加拿大学者大卫·莱昂的著作之中，被用来描述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带来的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后来被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泛化了，在他的著作中直接用“information”代替“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术），认为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这个时代，此时“informationizationism”等同于信息时代，周理乾和索伦在文章中用“Paninformationalism”（泛信息主义）来表示一种哲学命题。肖峰教授还认为，“informatism”比“informationalism”一词出现得更早，被用于文艺领域，包括信息艺术、数据艺术、电子艺术等，主要用来描述那些借由电脑、新媒体、网络、数据处理等信息技术手段来实现的艺术形式，“informatism”也应用于哲学，拉斐尔·卡普罗用“dialectical informatism”（辩证信息主义）来评价沃尔夫冈的信息进化论方法，用以区别“dialectical materialism”（辩证唯物主义）。Informationism被理查德·普莱斯用于表述一种新的哲学趋势。中国学者沈新曦单独把“informatilism”当作一种哲学范畴来使用。
四、信息科学探索
北京邮电大学钟义信教授在《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的定律》一文中深入分析了阻碍信息科学发展的原因，钟教授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信息科学研究者学术背景的差异，这些背景包括了图书馆科学界、计算机科学界、通信科学界、信息哲学界、社会信息学界、生物信息学界、艺术学界等，这些不同的学术背景使得相关研究人员对信息科学的理解不甚相同；二是信息科学研究者视角的差异，不同的视角使得研究者对于相同的信息产生了不同看法；三是信息科学研究者的方法论的差异。钟教授认为，方法论上的差异是这些原因中最重要的，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方法论已经不适应于信息科学的研究，而应当将“转而创之”的方法应用于信息科学的研究。钟教授认为，“转而创之”就是“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具体而言就是通过信息手段来实现智能创生。文章通过一系列的模型和公式推导，研究了“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定律”，并认为这一定律是信息科学的核心定律，几乎适用于所有领域，包括人、生物、非生物和人造机器等。
中国科学院大学颜基义教授深入挖掘了申农信息理论中的关键理念，使得申农信息理论的价值重新得到了突显。颜教授认为，从信息去意义化方面来看，正是由于申农信息理论没有考虑信息的意义才使得他的理论和“communication”紧密相联，由此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不确定性方面来看，由于“不确定性”现象的普遍存在，而“不确定性”又是申农信息的基本属性，这就使得信息能够和自然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纷繁现象建立起联系；从冗余度方面看，申农的冗余度概念有利于当今的通信实践和“大数据”工作的发展；从点对点的关系方面来看，申农通信理论中的点对点关系抽象为当今的通信应用留下了十分广阔的空间；从逆向推断过程方面来看，申农信息论中的解码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逆向推断过程，对于许多技术都有所启发，比如机器翻译；从communication方面来看，尽管申农的信息论去意义化了，但是毕竟是一种通信理论，人类社会离不开communication，所以申农信息论从一开始就同时踏入了科技和社会领域。此外，颜教授还认为莫比乌斯带应当是我们的时代图标，在信息时代，人们自由地在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转换着，他还发现此次国际信息科学峰会的图标正是莫比乌斯带。
北京大学闫学杉副教授在《统一信息科学的三种实现方法与三种可能的前景》一文中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直接统一法、级进统一法和特别统一法等方法来建立统一信息科学，并认为无论采取哪种方法，统一信息科学的前景都不超过三种：大信息科学、小信息科学、类信息科学。紧接着，闫学杉副教授详细介绍了这三种方法和可能的三种前景：直接统一法就是将各种信息学科的共同信息特性和问题进行直接统一；级进统一法就是首先将性质相近的信息学科进行统一，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再进一步统一，一步步最终达到统一的目的；特别统一法就是采取一套特别的方法对信息学科进行一步到位的统一；大信息科学是指有常规科学性质的科学，包含许多子学科；小信息科学是指有交叉科学和跨科学特点的科学；类信息科学是指包含有若干类的信息学科群。
五、信息哲学和信息科学的互动融合
西安交通大学邬焜教授认为，信息哲学和信息科学是互动融合的。首先，人类的普遍理性认识方式是哲学和科学内在融合的根据。哲学是追求普遍理性的活动，但是科学并不是单纯的感性活动，也应当包含普遍理性，哲学和科学在普遍理性的认识方式基础上可以融合。其次，普遍理性的层次性导致了哲学和科学划界的相对性和相互规定性。普遍理性是有层次的，不同学科之间只有普遍理性层次差异，而无有无的区别，并且高层次普遍理性和低层次普遍理性之间存在着双向作用，是彼此规范、融合的，所以哲学离不开科学，哲学也应是一种科学，科学也离不开哲学，科学也应是某种意义上的哲学。此外，哲学和科学之间不仅能够融合，还能实现科学对哲学的改造，哲学对科学的批判，哲学的自我批判。邬焜教授将科学对哲学的改造看成是普遍理性的层次跃迁，将哲学对科学的批判看成是低层普遍理性局限性的剔除，哲学的自我批判看成是高层普遍理性结构的改变。邬焜教授通过信息维度的引入，改变了传统哲学和科学的范式，并提出了“科学的信息科学化”的看法。
来自法国国际跨学科研究中心的布伦纳（Joseph E. Brenner）教授在《信息哲学与信息科学的融合》一文中，首先对邬焜教授的信息哲学理论以及邬焜教授所做的努力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认为邬焜教授的信息哲学思想对科学和哲学都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对于信息哲学与信息科学相互融合的相关看法，认为信息对科学的影响不应当只被认为是影响到了单一的“科学”学科，而应当有更广范围的影响。他认为科学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在“硬件”和“软件”的方向上，大约可以分为实验性的科学和概念性的科学；第二，两种不同科学学科的相对独立性。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内在的结合是依据于它们的信息特性。由于信息的多种二重性（物理性和非物理性，动态性和系统性），使得信息无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哲学上都难以定义，但是信息的特性是科学和哲学都共有的。信息的认识论性质体现了它的科学性，信息作为一种意义的载体体现了它的哲学性。布伦纳教授还指出，跨学科是一种新的理论，这一理论将不同的学科思想融合在一起，不同的学科之间的“交织”有利于更进一步地理解信息和巩固信息科学的基础。并认为，信息哲学作为科学和哲学融合的成果也应当加入到跨学科的进程当中。
来自日本国际教养大学的麻生（Marcin J. Schroeder）教授采用新的范畴来定义信息，将信息看作是哲学和科学的融合点。麻生教授首先分析了亚里士多德、弗朗西斯·培根等人关于科学和哲学的划分依据，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亚里士多德和弗朗西斯·培根的学科划分方法无法解决现代科学中的相关问题。并认为，信息既不能用具体的科学理论，也不能用具体的哲学体系对它进行定义，它是超越科学与哲学的。麻生教授指出，信息的概念涉及到东方哲学中的“一”和“多”这一对范畴，这对范畴超越了一般的科学和哲学的划分原则，通过“一”和“多”来定义信息才能彰显出信息的独特地位：信息是哲学和科学的融合点。麻生教授认为，“多”中选“一”就是信息的选择表现，生成许多的“一”就是给“多”一个限定结构，是信息的结构表现。选择的程度能用作信息的数量特征，结构的程度能被用来描述信息的集成水平，这两种表现可以共存，是信息不同的载体。
六、信息社会
奥地利贝塔朗菲系统科学研究中心的沃尔夫冈（Wolfgang Hofkirchner）教授在《全球可持续信息社会的信息——大分岔势在必行》一文中提出，信息科学将关乎人类的生存与兴旺，并用自己创立的信息理论分析了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性挑战中所形成的危机，且提出了相关对策。他首先探讨了进化的路径模型，然后指明了全球可持续信息社会（GSIS）的进化方向，接着分析了全球性、可持续性、信息化等概念及其对于实现全球可持续信息社会的作用，并指出信息是影响全球可持续信息社会实现的重点。沃尔夫冈教授接着借助于自组织系统给出了信息的3C模型，即：认知（cognition）、沟通（communication）、合作（cooperation），并将这一模型用于分析全球可持续信息社会的社会特征，同时指明了人类最终会实现世界主义大同社会。
中国科学院大学尚智丛教授在《知识民主中的信息》一文中探讨了信息与知识民主的关系。尚教授认为，知识民主要求所有的参与者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要有平等的权利去访问、传输和使用相关的信息，信息在此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都是一样的，因此，民主是信息的本质要求。并认为，通过完美的制度设计来消除在信息获取、传播和利用过程中的技术和社会特权，是促进知识民主的有力保证。此外，尚教授还深入探讨了公共知识生产问题，认为公共知识生产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社会行为，在公共知识生产过程中至少有五种因素来塑造民主：第一，参与者和其作用。参与者包括科学家、社会学家、技术专家、人类学者、商人、媒体人、政府官员、普通市民等。其中政府官员发挥核心作用，是公共知识的主要需求者和生产者，其他参与者能够影响政府官员的决策。第二，生产过程。公共知识生产一般包括四个生产步骤：识别知识诉求、表达知识见解、讨论和使其合法化。第三，生产空间。公共知识生产主要是在公共领域中进行，例如国会、法院和行政机关、广场、街道、公民论坛、公共媒体、网络等。第四，生产机构。它主要包括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工业组织、公民社会和公众媒体等。第五，公共责任。这主要指政府的道德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等。最后，尚教授认为，信息在公共知识生产的这五大因素中必须对每个参与者都保持开放，没有特权和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知识民主。
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素梅教授在《信息文明对哲学的挑战》中提到，随着人类社会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发展，信息文明成为了一种新兴的文明形态，并认为，这一新兴的文明形态对哲学构成了挑战：第一，本体论的挑战。存在不是它自身，而是适时的相互作用的产物。存在之物是一种变化着的动态的存在。因此，当数据变成信息，信息变成知识，知识变成政策的基础时，本体论的领域从自性存在扩展到了动态存在，从真实空间扩展到了虚拟空间，从对确定性的追求扩展到了对不确定性的探索。第二，认识论的挑战。随着云计算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基于关系的认知变得也有认识论的意味了。对认识论有关问题的讨论也发生了转变，从讨论理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变为了讨论数据和认知之间的关系。第三，伦理挑战。在信息时代，由于各种网站和社交网络的广泛存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从个性化走向了团体化。我们进入了一个知识共享，有创造力的、有专业知识的新时代。这些都会引起许多道德问题。
七、信息与时空、量子测量、符号、音乐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查有梁教授在《时空与信息》一文中探讨了时空与信息之间的关系，认为时空暗含着信息。信息的传播需要时间，信息的储存占据着空间，信息不是物质但是离不开物质，信息不是能量但需要能量。数据、文字、图像、声音属于信息，物质、能量和信息总是在一起。信息显示着物质的交换过程和能量的交换过程，显示着物质和能量的存在状态。过程对应于时间段，状态对应于空间结构，因此，过程、状态和转化就是信息，结构、功能和波动也是信息。离开时空信息无法存在，没有信息时空也将无法存在。并认为，哪里有物质和能量，哪里就有信息，有暗物质、暗能量就应当有暗信息。最后，查教授发人深省地追问，科学家发现了暗物质和暗能量，那么谁带领我们去发现暗信息呢？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阿比尔（Abir U.Igamberdiev）教授在《内部量子测量和信息增长》一文中研究了量子测量和信息增长问题，他首先站在系统学的角度定义了信息增长，认为生物系统在调整、发展和变革的过程中进行自我编译，既改变了系统本身，也改变了它所处的环境，这一过程经由内部时间尺度改变（异时性）以及随后的形态空间重构（异位性）导致了信息增长，信息增长是基于变化着的世界中的事物编译中的永恒变化。接着，阿比尔教授又指出了量子测量的特性，认为在现代社会，量子测量代表着测量系统中的一种测量工具，量子测量作为一种矢势场的还原是不可逆现象。最后，阿比尔教授阐明了量子测量对于信息增长的重要作用，认为信息增长是进化系统的基本特性，并且遵从在内部量子测量过程中非局域和局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内部测量导致了迭代递归过程，它表现为包含测量工具和测量对象的复合系统的进化，系统经由这一测量获得了扩张的性质，这一性质在生物进化、社会发展和宇宙膨胀中都能得到体现。
来自匈牙利布达佩斯罗兰大学的拉兹洛·罗泊利（László Ropolyi）教授阐明了符号与信息之间的关系，认为信息的存在条件就是两种不同层次的存在的共存：第一种层次包括事件/存在，它相当于事件/存在的“第一层次”；第二种层次是第一种层次事件/存在的符号。拉兹洛·罗泊利教授据此认为，符号有一种重要的本体论特征：它们必定包含有一种关系，关系就存在于上述的两种不同层次的存在之间，符号就是一种存在关系或者是一种关系着的存在，不用符号就无法呈现，换句话说，没有两种不同层级的存在就没有呈现，符号有二重性：既是现实的存在，也是潜在。并认为，符号本身没有意义，信息是有意义的符号，符号只是一种所指，而信息是一种被解释的存在。拉兹洛·罗泊利教授由此断定，符号和信息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符号是信息的形式，意义是它的内容，信息是一种意义化的符号或者是一种意义指向。
西安交通大学曹耿献教授在《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音乐学意义和信息理论研究》一文中探讨了信息和音乐传承之间的关系，认为音乐的意义缘于时间上预期的不确定性，晚些时候的音乐特征是由对早些时候的音乐传承方法的估计和评价引起的，意义和信息都和不确定性紧密相关。并认为，在通信理论中，后发事件的概率越低，就有越多的不确定性（和信息）被包含在前件后件关系之中。而中国传统乐谱的口授和死记硬背的传承方法有许多的不确定性。曹教授认为，可以将这一信息理论应用于中国传统乐谱传承的研究上。
此次峰会已经完满地落下帷幕，无论是国际上的信息研究者还是中国的信息研究者，都收获了丰盛的科研圣果。更为重要的是，此次会议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力地促进了信息科学的进一步融合。正如邬焜教授在第二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的闭幕词中指出的那样：当代人类知识的发展正面临着一种全方位的信息转向，这一信息转向必将打破近代以来人类精心制造的分门别类的学科壁垒，导致哲学和科学、科学和科学、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再次融合与统一。
The Summa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ummi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WANG L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Key words：International Summi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summary
（编辑：李春英）
作者：王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