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社会基本矛盾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源于人类系统的整体性。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二者具有共存性与层次性，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阶级性与主权性不可分割，同时也是双向性与整体性的统一。
第一篇：社会基本矛盾论文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这两个问题早有定论，然而定论并没有将一般和个别、普遍性和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既应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又应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的反映。从客观存在着的诸多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来看，人民内部矛盾当然是主要矛盾;从实际工作层面来看，改革就应该是主要矛盾了。
关键词：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改革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论述这个问题时，都是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中的概括作为理论根据。我们认为，“正处”的概括是用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来替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大家知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普遍地存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中，既存在于以敌我矛盾为主的社会形态中，又存在于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社会形态中。这两个矛盾是组成人类社会的决定性的因素。无此矛盾，就没有人和人的社会。人和动物，人类社会和动物群体之间的本质区别也就体现在这里。这两个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发展，规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它们就存在一天。因此，我们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它所反映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的共同的、一般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未尝不可。因为它们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当然也可以看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过这种概括，一般地说，只能反映、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人类社会某些共同的、一般的东西，不能反映、说明社会主义社会自身所固有的本质和特征，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别的什么社会。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依据这一原则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他们在剖析资本主义时，不是只停留在对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上，而是着重地分析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体的特殊的表现。这样，马克思恩格斯既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必须遵循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又科学地概括了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所固有的基本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本质。恩格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的矛盾。这个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一切冲突的萌芽。”我们只有在把握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同时，又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才能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同样，也只有把这个原则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中，才能揭示社会主义社会自身所固有的特殊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我们经常这样问自己：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到社会主义社会，会不会像它运动到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也以一种具体的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呢?社会主义社会是否有它自身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呢?能不能像恩格斯表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那样，用科学的精练语言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表述出来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我们认为，党的八大所概括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具体的特殊的表现形式，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最初表述。这个表述在文字上虽然不够准确，但是从它所表述的基本思想说来则是完全正确的。这个表述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肯定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肯定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十一届六中全会又把这个基本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概括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它吸取了八大的成果。又比八大的概括更为准确。我们认为只有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确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才标志着我们已经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理由如下：
这个基本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剥削阶级及其剥削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够提供极大丰富的物质产品和健康高尚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可是由于历史的、政治的、认识的等原因，中国社会生产力还很不发达。我们搞了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截至1978年，工人的每月平均工资只有四十五元，社员一个工分只合一毛钱，有的甚至只合几分钱。据报载，直到1982年，安徽宣城地区农民的年收入仅74元。劳动一天只挣到两角钱。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又不发达，社会生产落后，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样就发生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具体表现。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这个基本矛盾揭示了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矛盾的一方，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矛盾的另一方，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在这里，人民既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求者、消费者，又是社会生产的主体、承担者。这就是说，人民生产，人民享用。人民创造的财富，第一归人民，第二归国家，而归国家的那一部分，最终还是用之于民。这种人民生产为人民的直接一致性，充分说明了我国社会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少数人的私利，而是为了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满足社会的需要。一句话，就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就叫做社会主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这个矛盾是我国社会其他一切矛盾的基础，总根源。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一切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诸如三农问题、医改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腐败问题、道德严重滑坡问题、央企改革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科技问题、稳定问题、调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等等问题，都是在这个基本矛盾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都取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基本矛盾的解决。如果社会生产发展了，国民经济增长了。人民富裕了，其他许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反之，如果这个基本矛盾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这一情况就足以说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其他一切社会矛盾的产生、发展的基础和总根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这个矛盾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非到这一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失的。从时间上讲，不只一百年，两百年，甚至还要更长一些。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社会所进行的一切工作和一切斗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过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就是从“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走向“够格”的社会主义的过程。
这个基本矛盾是我们党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的客观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是根据对于中国实际情况和对这个基本矛盾的认识，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开放，消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环节，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科学管理方法和资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使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生活不断得到提高，从而进一步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基于以上简析，我们认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这一矛盾，既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又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的反映。我们只有把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结合起来，才能够科学地说明社会主义中国历史进程的客观必然性。
这个概括是否只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呢?它是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有的现象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肯定在所有发展中国家搞社会主义，都会出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且是基本矛盾。因为，这些国家同中国有相同的遭遇。过去，我们都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剥削，社会生产力不发展，国民经济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人民贫困，这种国情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搞社会主义，就一定会出现上述基本矛盾，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尽管在不同的国家对这个矛盾的概括有所不同，表述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其实质仍然是落后的社会生产，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上述概括是否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呢?我们认为，基本上也是适用的。所谓基本上适用，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搞社会主义，在一定时间内和某种程度上，同样也会出现社会生产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情况。只是由于资本主义发达程度不同，这一基本矛盾的表现有所不同罢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可分高、中、低三种类型。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中，这一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作用范围、作用时间都会有所不同。但是，不管怎样特殊，它总是要起作用的。拿美、英等国来讲，占人口中的绝大多数的还是工人、低收入者和失业者，腰缠万贯的富有者毕竟是少数，这是其一。其二，这些国家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比较高。因此，在这些国家搞社会主义，人民会在较高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产生出更高的物质文化需要。可是，由于革命成功后出现的种种原因，在旧的社会秩序、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已被废除，而新的社会秩序、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尚未建立之际，不可能马上生产出极大丰富的物质产品，更不可能及时地生产出健康高尚的精神产品。这样，在一定时间内，就会出现社会生产不能满足人民在原来较高的生活水平基础上产生的更高的物质文化需要。当然这种“不能满足”与由于社会生产落后而引起的“不能满足”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总之，上述概括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有的现象。它具有普遍的国际意义。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怎样概括，怎样表述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进一步探索，研讨。这里必须指出，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以无产阶级理论家的气魄，突破斯大林的框框，在理论上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处处有矛盾，时时有矛盾，对这些矛盾从性质上和作用上做了精辟的论述。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个科学概念，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社会矛盾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明确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并对这些问题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毛泽东的这些独创性的见地，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
二、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如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发展社会生产。而要发展社会生产，就必须进行改革。因为旧的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
所谓改革，从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看来，主要是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即体制转换问题、利益调整问题和观念更新问题。问题就是矛盾。说得具体些，就是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就是解决分配不公、贫困和富裕的矛盾;就是解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矛盾。说到底，就是解决我们的认识——理论观点、方针政策、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之间的矛盾。再讲得具体些，这个矛盾就表现为一些人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同一些人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矛盾，即正确和错误、革新和保守的矛盾。自觉地解决这些矛盾，或者说，根据对于矛盾的认识，自觉地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某些已经过了时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和限制人们积极性发挥的组织机构、规章制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改革。
现在，大家都清楚地看到，上述矛盾是大量地、普遍地存在于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还会日益突出起来，有的甚至有些激化。这些矛盾都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大规模的急风暴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敌我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这个时候，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主题了。因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人民积极性的发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都要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这样讲，绝不是危言耸听。这个问题，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毛泽东就明确地提出来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应该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主题了。所谓“主题”，就是说在政治生活中是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因素。用哲学的话语来说，就是应该把人民内部矛盾看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就能把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动起来。这些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农民收入，连续几年提高企业退休员工的退休金，大力实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积极稳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农村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以及大力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所有这些重大措施，都是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
怎样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呢?说到底，还是要靠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我们认为，从客观存在着的诸多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当然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如果我们从实际工作这个层面来看，改革就是主要矛盾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实际工作也是方方面面、千头万绪的，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矛盾的。实际工作就是由各种不同矛盾组成的一个复杂统一体。但是，其中总有一项是中心工作，中心任务，或者说，总有一个主要环节。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实践活动来看，中心工作，主要环节，就是改革。我们之所以把改革看成是实际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原因是：
一，主要矛盾是改革的实质内容，改革是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更是主要矛盾在实际工作中的集中体现。抓改革，不仅意味着抓住了主要矛盾，而且意味着在动手解决主要矛盾。改革是主要矛盾和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的一致体。
二，如上所述，实际工作千头万绪，这些“头”和“绪”，又是相互矛盾的。在这些矛盾构成的实际工作中，改革的地位和作用最为重要。抓住了改革，在实际工作中就分清了主次轻重缓急。抓住了改革又善于改革，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一盘棋就走活了;反之，就会造成全盘败局，就是死路一条。30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取得了胜利，创造了奇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国际威望，无一不是改革的结果。30多年的实践反复证明：哪里敢于又善于进行符合客观实际和人民愿望的改革，哪里的气氛就热烈高涨，群众的干劲就大，工作就有创造性，经济就能迅速发展。全国是这样，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工作也是这样。
三，从总体上来看，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不断改革的社会。1890年8月21日，恩格斯在致奥托·伯尼克的信中写道：“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应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改革中解决矛盾，在解决矛盾中深化改革，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每循环一次的内容，都会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一些，更加成熟一些。
我们就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把改革看做实际工作中的主要矛盾。
当然，我们所说的改革，决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改变，是社会主义根本性质的改变;恰恰相反，而是社会主义的质的不断积累、扩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人们已经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显示出来的巨大的优越性，但它还不完善、不健全、不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在深化改革中才能逐步走向完善，走向健全，走向成熟。
现在有些人认为，改革已经搞了三十多年了，应该改得差不多了吧。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改革的进展是不平衡的，有些棘手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新的规章制度也未完全建立起来。改革不是差不多了，而是需要进一步深化。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通过改革而得到解决，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规律。
同样，怎样看待改革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然的话，也会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
众所周知，改革是一场革命，谁也没有搞过，难免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如果只看错误，不看成绩，就犯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形而上学错误。比如，有同志说：“有的官员权、钱、名、色通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也是无权的人激愤的原因，这是高度集中的体制自身的异化，是千年封建官僚‘僵尸’的复活。”今天，在我国各级领导中，有少数高高在上的官僚，有的“权、钱、名、色通吃”，这是事实，谁也不否认。但是，由此就作出结论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千年封建官僚‘僵化’的复活，它已经“异化”为压迫、剥削人民的封建官僚体制，这符合今天中国的实际吗?这种以偏概全，是不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呢?
总之，在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认为，不论干部也好。党员也好，都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只要我们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学懂了马克思主义，并善于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分析、解决问题，一步步地走，一步步地总结，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快了就适当地放慢些，慢了就适当地加快点，就一定能够又好又快又省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把“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变为真正够格的社会主义。
责任编辑：熊先兰
作者：沧南 彭臻
第二篇：论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
摘 要：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源于人类系统的整体性。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二者具有共存性与层次性，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阶级性与主权性不可分割，同时也是双向性与整体性的统一。
关键词：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人类系统；阶级性；主权性；人类文明；融合发展
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既是战争与革命条件下，探索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客观必然性的重要问题，也是当今和平与发展时代，坚持与发展世界历史思想，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内在逻辑所不能回避的问题。然而，多年来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问题的研究却为学界所忽视，偶有提及，亦未展开；[1]同时，对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认识也主要是强调其阶级性，忽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中国家的主权性，将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与社会基本矛盾简单等同起来。[2]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们往往局限于从国家层次探讨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但实际上人类系统是国家及其关系的统一，国家仅仅是人类系统的子系统，国家的本质是区域性的政治共同体。对人类系统的考察，既需要探讨作为社会基本矛盾载体的国家，同时也要把握文明发展程度殊异的国家关系。这就要求我们要从人类系统整体的高度进一步考察不同社会基本矛盾间的关系，即立足国家的子系统性和主权性把握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全面深入地认识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二者间的联系与区别，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促进唯物史观的时代化。[3]
一、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共存性与层次性
人类系统的存在与发展是纵横向的统一，体现出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联系与区别，它深刻地表明，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具有共存性与层次性。
1.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共存性。人类文明的存在与发展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也就是说，在时间上，是文明发展的纵向层次演进，表现为以国家为载体的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在空间上，则是文明发展的横向融合与一体化，表现为突破国家和地区层次的人类系统整体性的不断增强，两方面相互促进、内在统一。
正是由于人类文明存在与发展的时空性，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融合发展必然成为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容。倘若仅仅局限于从国家层面探讨文明的纵向层次演进，则势必否认文明的发展还存在横向融合一体化的过程，忽视国家关系的主权性以及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特殊性，从而将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与社会基本矛盾简单等同起来，将区域性的国家现象完全等同于人类系统本身，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时空统一性表明，国家与国家关系是区域性与整体性的统一。只要有国家的存在，就会有国家关系的产生，也就必然形成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属于国家范畴的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具有共存性，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形成二者存在必然性，缺一不可。而且，随着人类文明横向融合与一体化的不断提升，人类系统的整体性逐步发展，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共存性日益增强，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也就会愈益制约着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
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共存性揭示出人类系统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时间延伸与空间拓展的对立统一性，人类系统纵向社会形态的更替与横向融合一体化具有内在的联系。我们要深化对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问题的认识，避免单纯从国家层次纵向社会形态的演变上考察人类社会系统的局限，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人类文明发展的横向融合一体化。毋庸置疑，人类系统横向融合与一体化发展的逻辑基础是具有主权性的国家关系或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而非仅仅体现社会基本矛盾实质的阶级性。我们应认同并坚持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但阶级斗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社会形态的纵向层次演变上。忽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特殊性，否认人类文明发展的横向融合与一体化趋势，不可能全面认识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也难以深刻认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诉求，不能科学解读传统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思想何以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的时代观，也就不能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更不可能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
2.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层次性。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共存性源于人类系统的整体性，但这种共存却是人类系统不同层次中的共存，不应将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简单等同起来。在抽象的意义上，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三者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基本内容，他们相互间的作用产生人类社会或社会基本矛盾。但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现实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结构以及社会基本矛盾只能存在于具体的民族国家中。人类社会系统是以区域性国家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的，具有地缘—利益性质的民族国家是文明发展完整独立的载体。因此，人类社会系统的现实结构实质上是国家及其关系。国家是阶级性与公共性的统一，属于人类母系统中的子系统，国家与国家关系属于人类系统的两个不同层次，不能将国家等同于人类。换言之，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分别属于人类系统的不同层次，将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简单等同起来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实际。因此，对人类社会系统的考察，既需要探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三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国家或社会基本矛盾，也要同时把握文明发展程度殊异的国家关系或不同社會基本矛盾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深刻认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特殊性。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层次性共存揭示出二者相互间的联系与区别，同时也提供了深化认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逻辑基础，即应当立足于国内层次把握社会基本矛盾，根据国家关系探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
从不同层次上把握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问题，要求我们深化对国家及其关系的认识，正视国家的客观性，肯定国家的主权性，明确阶级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区别与联系，科学认识构成国家实质的社会基本矛盾与体现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国家关系二者间的对立统一，突出国家关系对于人类系统发展的重要作用。社会基本矛盾揭示出国家层次内部阶级性的实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则体现着文明发展的区域性以及国家关系的主权性。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要特征是主权性而非阶级性。阶级性与主权性反映着人类系统不同层次上的政治共同体的利益诉求。阶级性与主权性二者性质不同，体现出人类系统不同层次的客观矛盾，但都是人类系统发展的重要动力。重视人类系统发展的横向融合一体化，强调外部社会条件和主权性对于人类系统发展的促进作用，体现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深化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着力点。
二、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阶级性与主权性
由于国家及其关系处于人类系统的不同层次，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是一种层次性并存，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因而具有两重性，即阶级性与主权性。科学认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阶级性与主权性的区别与联系是深化认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问题的着力点。
1.主权性是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要特征。人类系统发展的区域性与不平衡性决定其自身的发展是纵向社会形态更替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统一，也产生了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并存。因此，国家是文明区域性发展的重要载体。国家不仅是阶级分化的必然，同时还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是区域性的政治共同体，具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国家的主权性由此构成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根本特征。
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权性源于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体是国家而非阶级。国家在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中的主体作用在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愈益突出。资本赋予近代以来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新的活力。资本把生产与消费、价值与使用价值分裂开来，并通过这种分裂倾力汲取剩余价值。资本最先把本国生产与消费分裂开来并通过最大限度地压低国内消费来获取剩余价值。为了保持高额利润率及阶级统治的稳定，资本便开始向国外扩张，并通过这种扩张转移国内危机，进一步导致劳资对立的外化并扩大为国际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对立。从历史进程看，英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后果首先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随后便出现了19世纪中叶的整个欧洲大动荡。中国和印度殖民市场的打开使资本主义浪潮在19世纪下半叶从欧洲波及到亚洲。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对立在20世纪下半叶民族民主革命浪潮的冲击下纷纷解体，殖民地转变为主权国家，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对立转变为南北对立，并产生了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历史现象。[4]社会主义是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方式途径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政治基础。但不言而喻，无论是资本主义的产生还是社会主义的兴起，都是以民族国家为载体的，而民族国家不过是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及其相互竞争条件下所产生的区域性政治共同体。换言之，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体是民族国家。
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过程中国家的主体作用表明，不能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般关系简单应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阶级性不可替代主权性。国家的公共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国家利益的客观性决定了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复杂性，也深刻体现出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权性实质，因而，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对人类系统发展的推动作用。
2.阶级性是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重要表现。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中的阶级性曾经被过于强调，但也不能矫枉过正，正如阶级性不是绝对的一样，对主权性也不能简单化理解。肯定并强调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权性并不否认其阶级性的客观存在，为社会基本矛盾所推动的国家既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也是社会分工与阶级分化的必然。阶级性的消亡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而且阶级性的消亡与国家的消亡无疑是内在联系的。国家的主权性和公共性是具有阶级性的主权性和公共性，在对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问题的深化认识中，虽然我们强调主权性相对比较突出，但应立足人类系统发展的纵横向统一性，坚持主权性与阶级性的统一。
当代发达国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在经济调节中作用的加强，为本国资本主义在国际市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奠定了基础。二战后，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输出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辅助手段。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非常重视本国教育、传播、出版、音像制品等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本身不仅为其创造高额利润，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于这些产品的传播，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正在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垄断资本的全球大扩张，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生产力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发展。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以强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后盾，以跨国公司为主力军，以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为主要调节机构，以追求全球超額垄断利润为目标，向全球渗透和扩张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分工由帝国主义初级阶段的垂直型分工，发展为现代的行业、企业内部的工序、工艺流程的分工——水平型分工。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各个国家都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一个以大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性生产网络正在形成。有关研究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5]
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经济全球化由它们所掌控，经济全球化的规则为它们所制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操纵着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在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以自身利益为准绳制定规则，竭力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控制。由此可见，阶级性的消失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我们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国际化阶级性的认识应有清醒的态度。
三、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双向性与整体性
人类系统的纵横向统一发展揭示出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辩证性与历史性，一方面，任何区域性政治共同体或国家，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体现着人类智慧的创造，具有其内在的价值；因而，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决不可能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竞争与双向互动的。另一方面，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是人类系统整体演变的产物，既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又呈现出借鉴创新与彼此融合的趋势。
1.双向性反映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竞争性。不同区域的文明都是具体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智慧的结晶。因而，任何文明都既有其内在的价值，也存在历史的局限。文明的“先进”与“落后”都是相对的，不存在超历史的文明。不言而喻，先进社会形态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中处于主导地位，但不应将先进社会形态的主导作用绝对化。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实质是处于同一或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间的相互影响，不应把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简单地理解为所谓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单向作用。不仅存在相对先进文明形态对落后文明形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存在落后的文明形态对相对先进文明形态的推动作用，历史上大帝国衰亡，后来者居上，不胜枚举。因此，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是国家间的双向互动，是主动与被动的辩证统一。
唯物史观也充分肯定社会形态跳跃发展的客观性。马克思在概括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途径时指出：“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6]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有从封建制度的衰亡中产生，有从奴隶或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也有从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等多种不同方式。
人的社会性的根本特征是政治性。通常所说的阶级性主要反映着国家层次的政治本质，它产生于社会分工。从人类系统看，区域性的国家是人的政治化的最高形式，这种政治性的根本特点即是所谓的主权。因而，以国家为主体的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双向互动是以主权为根本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必然具有竞争性以及借鉴性，体现出人类社会系统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国家为载体的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竞争性揭示出文明“先进”与“落后”的相对性。正是人类系统整体中不同社会基本矛盾间的竞争，为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提供了文明不断创新发展的源泉与动力。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社会基本矛盾间的相互竞争并不意味着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过程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形态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竞争与合作是辩证统一的。曾经一味强调无产阶级国际革命的极端认识无疑是片面的。中国现代化的和平发展道路突破了传统大国崛起的霸权模式，乃是基于当代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新特点，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性和政治多极化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竞争乃是时代演进的客观要求。
2.整体性体现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融合性。社会基本矛盾体现着社会形态纵向层次更替的内在逻辑，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揭示出文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根源。人类系统的发展体现纵向社会形态的演变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相互促进与内在统一。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整体性揭示出人类系统纵横向统一发展的整合性。尽管人类文明是通过区域性的存在发展起来的，但文明本质的共享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深化决定着人类系统具有一种内在的整合能力。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整体性影响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阶段进程，促进社会基本矛盾横向融合与一体化的发展，也深刻揭示出物质生产的重要作用和唯物史观的科学性。
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中具有基础作用，它是人类系统整体性的根本与重要标志。
（下转第65页）（上接第61页）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是物质生产一定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是物质生产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物质生产决定着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产生、发展与消亡。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决定着文明发展的封闭与开放。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不同文明间双向互动的根本变革，推动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方式途径从战争与暴力逐步走向和平与合作。全球化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变革。外部社会条件对社会基本矛盾变革的影响也从传统的自下而上的激进革命转变为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意识形态化逐渐趋于和平竞争。与此同时，物质生产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化促进人类系统自身整体性的不断增强，推动着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阶段发展，日益彰显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重要作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对社会基本矛盾演變的影响愈益突出。不同国家间相互竞争与借鉴创新的结果必然是文明的融合与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说，人类系统的发展即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所促进的不断融合创新的过程。西欧资本主义的诞生即是历史上各种文明互动融合的产物。如古希腊—罗马文明曾受古埃及、两河流域文明影响；西方古典文明被日耳曼人征服后，拜占庭文明中保留的古希腊—罗马遗产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火种；而在8至12世纪，地中海沿岸国家很大程度上被伊斯兰化。如果说资本主义主导了近500年的全球化，其领跑者也是变化的，先是葡萄牙、西班牙的中心地位被荷兰、英国取代，在19世纪末尚属“新兴工业国家”的美、德、日三国，如今是全球三大经济中心——北美、欧盟和东亚，等等。人类历史表明，全球化决不是某一文明扩张的结果，它体现的是人类文明横向融合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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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 峰]
作者：詹建志 冷树青
第三篇：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辩证关系论析
摘 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人民需求的发展是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不断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正确理解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新时代，我们应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两类矛盾之间的关系。坚持将人民的需求作为我们最根本的价值追求，以准确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不断深化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两类矛盾的关系之中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关键词：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人民的需要;改革
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诸矛盾中两类最重要的矛盾。探究二者的产生过程、理论内涵和辩证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理性地分析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帮助我们科学地认识新时代中国建设过程的战略选择和建设实践。
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生成的历史过程
人类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遵循马克思和毛泽东这两位伟大思想家的思维方式方法，从人类社会的客观发展过程和人们的思维变化过程之中努力探寻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产生过程，才能准确地把握两类矛盾的不同内涵和历史意义。
(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提出的过程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马克思为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而抽象总结出来的，毛泽东同志后来称其为“社会基本矛盾”。
在19世纪上半叶，为了克服当时德国思想界存在着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尤其是当时唯物主义哲学的不彻底性——自然观的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观的唯心主义，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法和研究路径科学地描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从对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研究中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早年受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虽然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对人的本质、异化劳动等问题进行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和阐述，但是直到其和恩格斯合作著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马克思才正式提出社会历史中最基本的组成单位——现实的个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146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第一个需求——生存需求出发，按照现实的人的需求逐渐增加的逻辑顺序，阐述了人类实践活动从开始的物质生产实践发展出后来其他各种各样实践活动类型的历史。因此，人类在自己实践活动中发展出了人类社会的历史。“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動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2]15马克思研究了分工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提出了唯物史观的三个重要概念——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并指出：“我们从这一大堆赘述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上述三个因素即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2]163马克思在同一篇著作中的《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部分，还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具体阐述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推动欧洲的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就这样，马克思从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历史中找到了推动其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此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这种矛盾的运动做出了更为完整的表述。他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领域入手，详细阐发了这种矛盾的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但是由于受所处时代的限制，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的描述仅仅只能运用唯物辩证法做出一些原则上的推测。后来，列宁也只是提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该种矛盾，而并未对其进行明确具体的论述，斯大林更是在某一段时间内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直到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我国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矛盾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之后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2]214，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这一提法才开始被人们逐渐接受并广泛使用。
社会基本矛盾的产生过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在人类思想发展上标志着人类思维方式方法的巨大转变。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观点，整个世界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之外，并不存在任何其他东西。人类社会除了一个个实践的个人和各种各样的劳动资料之外，也并不存在任何其他的东西。马克思发现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的整个过程，显示出他已经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彻底地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完全克服了以往存在于历史领域中的唯心史观。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的过程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一文中阐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过程中提出的，这种分析矛盾方法的提出和运用，丰富和发展了社会矛盾理论的内容。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克服当时党内存在着的错误倾向，引导中国革命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同志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发展过程，在《矛盾论》一文中精辟地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毛泽东同志指出，物质世界的所有事物中都存在矛盾，任何事物运动过程始终都存在着矛盾。在现实世界错综复杂的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同时存在的许多种不同矛盾中，必定存在着一种其变化发展决定着其他矛盾变化发展的矛盾，这种矛盾被他称之为“主要矛盾”。随后，毛泽东同志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为例，分析了存在于其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相互转变过程和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内容。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完成之后，从党的八大关于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此后中心任务的判断，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理论和方针的科学阐述，我国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被成功地勾画出来。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中指出了我们国内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的内容。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我国的社会制度为生产力提供了非常大的上升空间。在这样的前提背景之下，毛泽东同志“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2]216。这表明，党中央在当时已经清晰地把握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容了。虽然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社会发展方向曾偏离过这个正确判断的最初构想，但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重新运用社会主义重要矛盾理论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时至今日，这个理论仍然在新时代的中国继续显示出它所具有的巨大理论力量。
社会主要矛盾的产生及其被成功运用的过程，对于分析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成功运用，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认识了我国社会各阶级的不同属性，从而在不同的革命战争阶段采取了适当的团结和斗争的方法，使革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则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人准确地把握中国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从而能够采取相应的有效方针实现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梦想。
二、正确理解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这样描述的：“一般来说，社会基本矛盾是其他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规定和制约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体现。”[3]133对我国社会两类矛盾之间关系的理解上，应该破除教条主义倾向的影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之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断。
(一)实事求是，准确把握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
首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果将我国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看作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源，这显然是不恰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的诸矛盾之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才是最为主要的矛盾。
在谈论社会矛盾问题时，这段时期内的社会基本矛盾经常被人们所忽略。实际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社会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仅存在，而且还因为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尤其是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具有错综复杂的特点。但当时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是摆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和剥削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当时战争的主要性质不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而是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殖民和侵略的斗争。因此，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源并非来自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方面的矛盾，而是来自外部因素的影响——帝国主义的殖民和侵略。
其次，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我国社会两类矛盾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有三种表述，纵观这三种表述，可以发现其类型相同而仅是内容各异而已。这三种内容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均反映了我国人民不断发展的需求与不同阶段的社会发展现状之间的矛盾。只是在不同的时期，社会发展的程度不同，人民需求的内容也有所区别。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基本矛盾正如毛澤东同志所判断的那样，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生产力的性质和变革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变革，而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则来自人的需求不断发展与外在环境并不能自动满足人的需求不断发展所引起的矛盾，故“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4]49。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的三种社会主要矛盾因其从根本上体现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主体——人民的需求，故其矛盾运动应该是我国社会发展更为根本的动力，决定着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变化。与此同时，人们具体需求的变化也会受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发展的影响。因此，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人民不断发展的需求与不同阶段的社会发展现状之间的矛盾支配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同时后者对前者具有一定的反作用。
(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深刻分析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时，单纯地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作是其他一切社会矛盾根源的观点并不是十分的准确，根本原因在于其运用的思维方法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种观点将生产力看作一个单独的独立实体，人作为劳动者被包括在这个独立实体之中。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生产力会不断实现自身的发展(尽管过程可能是曲折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生产力的一个构成要素——人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发生一些变化，其需求也会相应地出现一定程度的发展变化。根据这种思维逻辑所得出的推理结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就被成功地理解为我国人民不断发展的需求同不同阶段的社会发展现状之间矛盾的根源。
这种思维方法主要存在着三个问题。首先，这种做法只是机械地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而并没有坚持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664马克思第一次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时，先从社会历史的前提——现实的个人以及现实的个人的生存需求开始进行研究。他认为，人们需求的不断增长与现实世界并不会自动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之间的矛盾使得人们不得不通过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去解决这个矛盾，“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6]118-119。正如人的意识表征着人脑的功能一样，生产力这个概念则表征着人们改造自然的实际能力，它实际上属于一种抽象的东西。这种将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看作是一个个单独的独立实体，并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做法，其研究方法显然属于黑格尔的那种概念辩证法，因而在方法论上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其次，这种做法认为生产力归根结底决定着其他社会因素的发展，并用“两个决定”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这种做法带有严重的机械决定论的思维定式，其最终难免会陷入历史决定论的泥潭，从而出现“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最后，这种观点还存在着否定人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嫌疑。人作为劳动者被包含在生产力这个独立实体中以后，生产力被看作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力量。它主要强调由生产力推动和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发展规律，而忽视了构成社会历史的基础——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主体正是人本身。这种做法最终会导致“见物不见人”的奇怪现象而受到诸如波普尔等一些西方思想家的批评和责难。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则有可能会导致将我国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看作我们的实践目的而非实现满足广大人民需求的过程和手段，从而出现本末倒置的做法。
在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我们必须科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遵循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时的研究思路，防止和避免教条主义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做出尽可能科学的分析和阐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更为根本的矛盾，人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出现的新需求与社会现实无法满足这些需求之间的矛盾推动着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的发展。同时，影响人民需求变化的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因素，还包括政治因素、文化因素、道德因素等。人民需求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各领域的不断发展，同时各领域的发展也会反过来影响着人民的需求变化。人所具有的主体能动性使得不同个体或群体即使受到同样社会现实的影响，也可能会产生出不同的新需求。比如在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和造成的问题时，有些人会选择效率优先，从而对经济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些人则会坚持公平正义，强调分配平等问题，还有的人会关注环境问题，呼吁生态保护等等。因此，作为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因素——人民需求随社会发展而变化的趋势，经常会呈现出不确定的特点。将人民的需要作为理论的出发点，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逻辑进行推断，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中便不再会出现“历史决定论”的倾向，人的自由也可以取得它应有的作用和地位。与此同时，我们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在逻辑起点上遵循了马克思的研究思路——从现实的人及其人的需求出发研究社会历史问题，从而避免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见物不见人”的尴尬处境。
三、正确处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两类矛盾之间的关系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确处理我国社会发展中两类矛盾的关系仍然是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中的要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国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则要求我们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来促进我国生产力及整个社会的快速发展，以更好地满足人民不断变化的新需求。
(一)着力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国的总体发展已经取得重大成就，在许多领域步入了世界前列，但是发展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二是我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民对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变得更加强烈、更加全面，但是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够平衡，有些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仍然相对较低。
人民的需要是人民在认识社会发展现状和规律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合理远景展望，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实际工作要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反映出的问题为主要导向，坚持发展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根本目的，“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7]134。首先，从发展理念上，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所包含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外交国防、治党治军所包括的各项方针和政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保证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精神旗帜。因此，它是全体中国人民做出的理论选择，其本身便体现着人民的共同意志。其次，在实际工作中，协调好国家整体发展和各地区局部发展、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妥善应对处理国际国内遇到的各种突发性危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人们之间交通交流方式的日益发展，我国人民的实践能力和认知水平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如果处理不好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平衡的问题，很可能会引发部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因此，我们一定要大力推动全国各地区的协调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会因时因地而异。有些改革措施可能会使一部分人短期内就能收到回报，而有些改革措施则是为今后长远的发展准备后劲。这很可能会使得大部分人在短期内看不到多大的经济效益，甚至在短期内还可能会触及小部分人的利益。某些制度上改革，很可能難以同时满足所有人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我们需要在尽可能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基础之上，使当前利益服从于长远利益。从国际形势看，近些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政治形势变化无常，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从国内形势看，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一直都是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受国际一些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经济运行已经启动“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型模式。同时应对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新局面，应立足于首先满足国内人民群众的需求，在尽量维护国内人民群众利益的基础之上，妥善应对国际危机以努力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人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主体。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根本追求，人民的力量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根本力量。只有处理好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才能使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变得更加团结，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出人民的力量。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人民需求的进一步满足和人民幸福生活的不断实现，是我们的价值追求。人民的力量是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个阶段性目标的根本力量。因此，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只有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过程中才能顺利前进。
(二)重点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推进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人民在认识我国社会发展现状和规律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重大实践选择。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对生活水平提高的需求和期待从根本上推动着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进步，也即推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不断运动。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属于那种两个阶级之间利益对抗性质的矛盾，它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质的矛盾，改革才是其正确地解决途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时期，我国在经济领域充分发挥着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互补优势，但是也应清醒地应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发展中所需要经历的一些问题，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此。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由过去快速粗放的增长阶段逐渐转变为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为防止我国经济发展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避免经济下行，维持市场稳定，使中低端制造业成功转向高端制造业，过去一些相关领域的经济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势必会出现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状况。因此，改革乃是实现我国社会继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厘清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两类矛盾之间的关系，正确看待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作用，才能准确把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不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人民群众是我们进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进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价值诉求。全面深化改革以不断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正是为了实现我们的这一根本追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8]103由此可见，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需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中国人民为实现这一根本目的所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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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甘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