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治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欧洲的欧债危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了各国的金融资本市场乃至实体经济。为了促使国家经济走出低迷阶段，各国竞相实施了“救市政策”，包括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些政策有效地遏制了危机的发展蔓延，却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埋下了隐患。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治理论文 篇1：
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刻不容缓
一、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一）国有商业银行较一般企业涉及的委托代理关系更为复杂
一般企业的公司治理所要协调的主要是股东与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公司治理机制的设计就是要消除他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通过行之有效的约束与激励机制，降低代理成本，保护股东及其他相关利害者的利益不受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的侵害。而商业银行的委托代理关系则更为复杂，这里主要涉及到了四个方面：存款人和银行、股东和银行、贷款人和银行以及监管者与银行。这四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银行的公司治理除了要解决一般公司所面临的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外，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存款人、贷款人和监管者与银行的关系。这就使得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的设计更为复杂化，难度系数更大。
（二）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应更加注重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从狭义的公司治理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一般企业的公司治理目的是为了保障股东利益最大化，尽管后来有人将其扩展为所有利害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但在研究公司治理的过程中，人们的着重点依然是公司的股东。而国有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机制的设计过程中其特殊性之一便是它更应为关心债权人的利益。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得到启示。与一般公司相比，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率水平相当高，且依据巴塞尔协议，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是达到8%，可见银行高负债经营的特点。由于商业银行资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风险主要由债权人承担，于是，银行对债权人的责任与对股东的责任相比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三）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前提是必须确保国有股控股
现代产权理论认为能够有效实现外部性内在化的私有产权安排是最有效率的产权形式。但是我国政府目标的实现及制度环境共同决定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目标应在保持国有股控股的情况下实现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二、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从内部治理来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着一系列的缺陷，而目前这些缺陷已经明显地影响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力的提高
1．所有者缺位
所有者主体明确、产权明晰是一个建立和运作有效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前提条件。我国宪法规定，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是全国人民，现实中由国家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权和经营权。而国家是一个虚置的主体，这就导致了所有者不明确，委托人缺位，委托代理关系不够完善，势必造成各权力主体的角色移位、职能扭曲和行为边界的混乱，影响到对经营者的选择质量和对经营者行为监督的效率，进而使公司治理结构的运作效果蒙上阴影。事实上，真正掌握着国有商业银行剩余控制权的是政府官员和银行行长，但他们并非享有法定的剩余索取权，由于产权主体形同虚设，无法形成有效的人员选择和约束激励机制，也就无法促使政府官员和银行行长为提高银行资金的使用效率，并确保银行资产的赢利性、安全性、流动性相一致，提高银行综合竞争力而努力。同时，由于产权边界不清，各方利益集团都想代替国家行使剩余索取权，于是，针对信贷资金展开争夺战，导致稀缺资本常常流到了那些利用裙带关系而不懂投资的阶层手中，而不是急需资金进行投资的企业，资金的无效配置也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居高不下，资产质量明显偏低，信贷风险加剧的局面。
2．政企不分
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行政权和经营权不分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与西方现代商业银行相比的一大特点。这首先表现为国有股东的利益目标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银行股东自然应关注银行的利润目标，关注银行在运营过程中其资本是否得到保值甚至增值；另一方面，作为政府，势必负担起更多的职能，因此在作决策时当银行利益与政府目标发生冲突往往会放弃银行利润目标而尽力维持政府目标的实现。于是转轨时期，在政府主导下，大量的银行资金流入了经营机制不完善的国有企业和内幕交易现象严重的房地产企业，而真正支持这些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民营企业却普遍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银行也因此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贷款。
3．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框架不健全
吴敬琏教授在《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一书中写道“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人们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相互制衡共同实施对公司的治理称作内部治理即法人治理结构。国有商业银行隶属于国家独资机构，产权主体的一元化使得目前并不存在股东会，党委实际上扮演着董事会的角色，而职工代表大会履行的是监事会的职能。由于缺乏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框架的保障，很难想像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是否能够充分地发挥公司治理效应。事实上，在目前的治理条件下，由于缺乏多个所有者相互竞争施压，国有商业银行往往难于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政府的社会目标抑制着银行的目标实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可能滋生出对经营者监督的“惰性”，无法达到有效监督和约束代理人的目的。
4．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
首先就约束机制来看，由于所有者缺乏，委托代理关系不明晰，所谓的国有股东实际上并非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其对银行的负责不是源于切身利益，因此对剩余索取权的追逐被弱化，缺乏监督经理层的积极性，无法形成“资本雇佣劳动”的约束机制。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对银行经理人员的监督主要通过银监会和上级行采取行政监督的形式。这种外部监管的方式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监督成本过高，收效成果也未必显著。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从而造成了经理人员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称。
再者就激励机制而言，由于国有商业银行过分强调精神激励和行政激励而忽视了物质激励，导致收入与贡献不相匹配，因此银行的经理人员就有充分的积极性从事机会主义行为，或是过度的在职消费，或是利用手中的信贷资金发放权与某些人或利益集团从事幕后交易，进行着“寻租”等不法行为。
（二）从外部治理来看，目前我国由于缺乏公平竞争的经理市场，同时国有商业银行的强制垄断性使得银行业缺乏有效的竞争格局，从而导致了市场约束几乎对银行经理人员不构成尽职尽责、努力工作的功能，外部治理机制无法淋漓尽致地发挥效用
1．缺乏有效的银行家市场
我国目前没有银行家市场，政府的有关部门代替了银行家市场的筛选机制，行政色彩浓厚。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者并非是从公平竞争的经理市场筛选而出，所以就不可能保证真正的金融人才占据经营者岗位，而由那些不具备商业银行管理素养的政府官员行使经营权；即使是金融人才有幸被选拔，政企不分也使得他们在决策过程中难以摆脱行政部门的控制，而无法充分发挥其金融才能，依然导致商业银行运行效率低下，净资产收益率低，资产质量不容乐观等不良状况。银行家市场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识别金融人才，同时，其高额的淘汰成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在职人员形成就业压力，提醒有才能的银行家们保持良好的职业操守,让道德上存在缺陷而使银行风险不断扩大的“害群之马”远离银行家队伍。
2．尚未形成有效的商业银行市场竞争格局
长期以来，由于政府过多干预，中国银行业一直处于强制性垄断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竞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市场，各个商业银行之间尚未形成激烈的竞争格局。这就会极大地削弱商业银行的创新动机，不利于其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不利于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不同需求，营造良好的企业融资环境，也不利于对经理人员造成压力，发挥外部治理效应。
三、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几点建议
（一）变革股权结构，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
逐步改变产权主体一元化的股权结构，通过产权制度创新引进战略投资者，逐步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实现国有商业银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在确保国家控股的前提下，首先引进国有企业、基金组织、其他商业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的资本投资，也可适当招募国外的机构投资者。其次，可考虑引进社会公众股，比如通过股份制改组择机上市以募集社会个人股，既拓宽了融资渠道，又改善了权益结构，促进了内部治理效应的发挥。
（二）弱化政府的多头管理，加强政府的外部监管角色
正如前述所说，国家作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惟一的产权主体，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在握，使得国有商业银行无论是人员任免还是决策制定都带有着浓厚的行政色彩。这种政企不分的经营机制不仅影响了银行的管理效率，而且也防碍了银行的正常经营。国有商业银行现代公司制的建立要求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这并不是说政府将对银行放松监管，事实上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家金融体系的特殊重要地位，其兴衰关系到了金融市场乃至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与否，国家更应加强对其的监管力度。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督分为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督、业务管理监督和财务管理的监督三块内容，政府有关部门应着重提高针对这三方面的监管效率，以通过外部监管来督促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改善。
（三）建立和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组织结构
在实现国有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多元化，国有股、法人股、公众股和外资股所占比重清晰明了的基础上建立股东大会。股东大会是银行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股东享有产权支配权、利润分配权。股东大会通过投票原则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是银行的决策机构，对股东大会负责。他受股东大会的委托具体负责银行的发展战略、重大投资决策、财务预算、利润分配等重大事项以及选聘和激励约束银行的经理人员。借鉴国外商业银行经验，在董事会组成结构的安排上应科学设计内部董事与外部董事的构成比例，并注重设立和扩大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重。对于银行来说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加不仅代表着公正和公平，而且代表着一种社会责任以及金融监管和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发生。而银行的高层经理人员则由董事会聘任，负责日常的经营管理，同时经理人的经营权受到董事会、股东大会和监事会的监督和制约。此外，还应建立名副其实的监事会制度，真正发挥监事会的作用，完成它特有的内部监督使命，为股东会负责。在建立了公司治理的组织结构后，银行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就能够有效分离，就可以按市场规律办事，来追逐银行自身的经营目标了。
（四）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在银行内部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实质上是为了降低代理成本，避免或遏制“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应加强银行透明度的建设，加强内外审计，并加大对违规者的稽查惩处力度；另一方面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薪酬体制和考评制度，确保银行经理人员的收入与其业绩相挂钩，收益贡献相匹配，同时还可考虑给予经营者一定的股权，股权的激励可以较好地协调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关系，使其目标函数趋于一致，从而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减少道德风险。对于这些最赋信息优势而又最难以监督的重要人物以剩余索取权，让他们自己监督自己无疑应是一种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五）积极培育外部治理环境
外部治理作为内部治理的补充，在公司治理机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忽视。一方面要逐渐改变我国银行业目前的强制垄断性局面，建立公平竞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市场，通过银行间的竞争机制以促进产品和服务创新，并对经营者施加压力，促使其努力提高业绩；另一方面培育银行家市场，改善经理人员的选择机制，并使在位的银行经理时刻面临竞争对手的替代危机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概率。此外，政府要继续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而国有商业银行也要积极地同各级政府、法律部门和客户密切合作,建立一种健康良好的政银、银企关系,使他们理解银行的公司治理必将大大有利于地方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以共同为银行的公司治理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作者：张 蓓 邢亚东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治理论文 篇2：
论救市政策对信贷风险的影响
[摘要]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欧洲的欧债危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了各国的金融资本市场乃至实体经济。为了促使国家经济走出低迷阶段，各国竞相实施了“救市政策”，包括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些政策有效地遏制了危机的发展蔓延，却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埋下了隐患。本文以美国和中国为例，分析两国实施的“救市政策”是如何影响中介指标从而给银行体系埋下了潜在信贷风险隐患的，总结出我国对于信贷风险管理需要注意的方面，对我国信贷风险的控制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信贷风险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危机成为引爆“经济低迷”的导火线，低迷的硝烟再借助各项金融工具传递至各个国家。从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到欧洲危机再到我国的温州地方债危机，这次起源于第一经济强国美国，在发展中形成了欧美轮番相互冲击局面的超大恶性金融危机席卷了全球经济，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在这种背景下，为了防止自己的国家进入“经济低迷”的可怕深渊，各国政府都相继出台了包含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救市政策，以刺激经济回归正常发展的轨道。但救市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在激励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同时，也加重了银行业的信贷风险。
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大量流动性的注入，通过各种指标和各方传导机制，势必给银行体系埋下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一系列信贷风险的隐患。而这些潜在或现实的信贷风险往往会严重损害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和健康运行，一旦风险暴露，引发另一场金融危机的概率是很大的。笔者通过比较美国与中国的救市政策，分析对各自银行体系的信贷风险的影响机制和途径，从而找寻缓解我国这些潜在或现实的信贷风险的措施，认为做好充分的防御工作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当前我国银行体系应当刻不容缓解决的问题。
二、政策对于信贷风险影响途径的理论分析
（一）货币政策传导理论
作为稳定经济的重要手段，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要素大量闲置、产品严重积压、市场明显疲软、国民经济处于低速增长等情况下，中央银行会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增加货币供给量和贷款规模，刺激经济增长。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给量、放松贷款限制、降低准备金率等等一系列的货币政策都将刺激贷款需求，产生一系列潜在和现实的信贷风险。以下通过不同理论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分析扩张的货币政策对于信贷风险的影响。
1.根据凯恩斯学派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假定产出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供给的增加将会导致利率相应下降，从而通过减小资本边际效益使投资以乘数方式增加，促使信贷需求增加。此外，对于需要贷款投资的企业来说，利率的下降代表着投资项目成本的缩减，潜在地增加了营业利润。金融危机后，受到影响的实体经济将陷入不景气的局势，贷款成本的减少对于经营受挫、前途灰暗的企业来说就是希望之光，这些经营不佳的企业急于拯救自己于财务问题当中，将争先恐后向银行贷款。这便引发了“逆向选择”问题，即潜在的不良贷款风险来自那些积极寻求贷款的人。因此，最可能导致不良后果的人往往就是最希望从事这笔交易的人。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很清楚企业的盈利能力，无法归还贷款的可能性极高，贷款投资对于他们只是最后的赌博，因而他们是最希望得到这笔钱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贷款风险便在无形中增加了。
2.根据托宾的Q理论，当中央银行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时，利率的下降将提高公司的市值，从而提升Q值，此时扩大投资对于企业是有利的。同时，公司市值的提高将会修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使得公司信誉提升，从而更好地符合贷款的要求。在这两方面的影响下，各公司贷款的需求将被大大提高。危机后，上面提到的“逆向选择”问题将被恶化。这些争先恐后来贷款的公司，在看似资产负债表情况良好、公司资本价值雄厚的漂亮外壳下，隐藏着严重的财务和经营问题，给银行的信贷风险埋下了一颗较大的定时炸弹。
3.根据早期货币学派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货币供给在被视为外生变量的情况下，将不会影响货币需求量而是直接刺激总支出的增加。当公众手中的货币持有量大于所愿意持有的货币量时，多余的货币或是用于购买金融资产，或是用于购买非金融资产直至投资人力资本。购买金融资产的行为必将拉动金融资产的价值一路攀升，当金融资产市值涨到一定的程度时便会将投资者的眼球吸引于投资非金融资产，如产业投资，从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可见，在金融危机后，扩张的货币政策对金融资产市值增长的刺激对于那些急迫想要解救自己的企业于经济低迷、财务状况紧张之中的管理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当市值增长到超过账面价值的程度时，便意味着投资项目的重置成本要小于项目的市场价值，加之投资成本的降低，势必促使管理层重新投资项目拯救企业，然而手中没有资金且难以通过发行股票来筹集资金的他们只能贷款融资，在这种情况下贷款需求将大量增大。金融危机过后，市场一片萧条，通过贷款投资的项目（如产业投资）可能不会向管理层们期望的那样，切实的完成货币增殖的过程创造利润。从政策的实施到发挥效果再到刺激市场回暖是一个漫长且波折的过程，因此，这一阶段的贷款投资成功的概率是较低的，银行所承受的信贷风险是较大的。上文所提的“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将增大，另外，金融资产市值的增大，潜在地提高了企业贷款的担保能力，这容易促使银行降低贷款的要求或是放松贷款条件，从而增大了银行的担保风险。
4.通过银行盈利途径来分析扩张的货币政策对于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银行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它的资产类业务，而在资产类业务中，传统的贷款业务是大多数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在欧美发达国家，银行的主要收入慢慢转向了非传统的创新业务，如金融衍生工具业务等。然而在金融危机之后，萎靡的金融市场所能给银行提供的非传统收入较之以前大幅减少，加之救市政策造成的贷款利率下降，以盈利為目的的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受到巨大的创伤，为了弥补收入的大幅减少，缓解亏损，商业银行很有可能迎合救市政策的目的——刺激经济回暖，开始冒险降低贷款标准，通过增加贷款的数量来增大收入。很显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这种通过降低贷款标准而实现的贷款的质量偏低的概率是很大的。换句话说，无法收回的概率是很大的。因此，扩张的货币政策导致的利率下降将通过减少了银行的收入潜在地增加了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从而增加了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
（二）财政政策传导理论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运用手中掌握的财政政策工具，通过加大财政投资支出，降低税率，增加转移性支付，以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在财政政策实施、传导到最终对实体经济产生作用的过程中，必然刺激信贷需求从而对信贷风险产生影响。
1.通过财政政策作用于宏观经济的途径来分析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减税和增加政府购买來刺激和增加社会的总有效需求。减税政策通过增加消费者的收人间接刺激社会的消费需求，然而这对于政府来说则意味着收入减少，此外，增加政府购买将会增大政府的支出，在支出增大收入减少的双向压力下，政府的财政赤字将进一步恶化。在一切以挽救市场信心，刺激经济复苏为目的的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必须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以配合宽松的货币政策达到救市的目的。迫不得已，政府只有向银行贷款。对于银行而言，政府是有国家作保障的贷款人，因此其风险较小，银行也更愿意把钱借给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地方债势必增加。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支出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这类项目的投资回收期一般较长且需要进行后期投资，在经济还处于低迷、需求还未被激活的情况下，这类项目是很难获得收益还款的，更不用说赚取后期投资的资本金。这就意味着商业银行不但要蒙受已贷出的政府地方债无法偿还而造成的损失。而且还很可能要贷出另一批违约风险很大的政府地方债。由此可见，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刺激经济回暖的过程中将会扩大政府的财政赤字，从而增加大量的政府地方债，这些贷款所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低迷的状况下是难以获得投资回报的。再者，由于地方政府直接融资、间接融资都存在天生的信贷软约束，如果政府出现了偿还风险，其债务融资极有可能转化为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使得风险十分容易就转移到商业银行体系，因而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这无疑增大了其信贷风险。
2.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证券市场价格、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来分析该项救市政策对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政府将积极投资于能源、交通、住宅等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刺激相关产业如水泥、钢材、机械等实体业的发展。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缩减财政收入间接提高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社会总需求，刺激实体经济复苏，带动企业经营重新走上正轨，给市场注入信心。这对于受到金融危机重创的企业们无疑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当市场对于企业的未来重新怀揣希望时，将推动证券市场价值走高。如上文所述，企业的市场价值的升高将增加企业的担保资产价值，从而提升企业的贷款能力，在大多数企业都存在资金不足、财务状况恶劣的后金融危机时代，这无疑潜在地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因为政策是存在时滞的，这些贷款的违约风险是很大的，同时，上文所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都是十分严重的。另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大量资金注入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将会大大推动房价上涨。而政府财政政策所配套的资金大多都来自于商业银行的贷款，政府贷款具有天生的预算软约束，在无力还贷的情况下，政府大多是依靠土地等收入来还债，因此有强烈的动机推高土地、房地产的价格。二者对房地产泡沫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而房地产价格的泡沫化提升了借款人们的抵押品价值，相应的提高了他们的借款能力。但是泡沫就本身就是经济的“虚热”，在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后金融危机时代，泡沫很容易破灭，一旦泡沫破灭，价格回到原真实价值，抵押品便瞬间失去意义，这些贷款变会成为银行的不良资产，可见，这潜在地加大了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
三、中美救市案例政策对比分析
下面通过实际案例来分析实际与理论的不同，美国和中国救市政策所受到影响的不同，并分析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
（一）美国“量化宽松，流动性援助”的救市政策分析
从2007年次贷危机浮出水面至今，美国政府为了稳定经济，挽救遭受重创的金融机构，平复金融市场上的人心惶惶，恢复金融市场信心，陆续实施了一系列的救市政策来干预市场且干预力度越来越大。
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分别出台了7000亿美元和1.5万亿美元的金融援助计划。美国政府授权财政部广泛地向金融机构注资以及获取金融机构股权，将个别银行国有化或是购买金融机构受损资产，清理银行有毒资产等权力。布什政府将3500亿美元用于收购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奥巴马政府则以3000多亿美元重点用于救助房地产以及用于帮助消费者和中小企业贷款方面。尽管实施了如此大规模的金融救援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美国金融市场风险溢价仍居高不下，信贷市场紧缩严重，以短期利率为主的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在此特殊情况下，以“量化宽松，流动性援助”为特点的超常规货币政策成为美联储应对危机的主要工具。降息和对存款准备金付息方面，从2007年9月开始至2008年2月底，美联储连续降息10次，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2.5%下降至0～0.25%，共下调约250个基点，同时对银行存放在美联储的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间接达到实际降息的效果，增加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期望以此刺激信贷活动，激活萎靡不振的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以给实体经济注入一丝希望。
货币政策工具方面，除了传统的贴现窗口和公开市场操作方面，在推动流动性注入的过程中，美联储不断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形成了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固定期限拍卖工具（TAF）、商业票据及货币市场基金流动性融资工具（AMLF）、固定期限融券工具（TSLF）、商业票据融券工具（CPFF）、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PDCF）和货币市场投放融资工具（MMIFF）等。虽然大多数的这些创新工具已于2010年2月1日到期失效，但是它们确实已经给市场注入了巨大的流动性。而在对金融机构的救助方面，为防止那些具有“太大不能倒”性质的金融机构破产，如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贝尔斯登、AIG等，美联储则是启用了紧急预防条款，亲自入市收购部分资产，为其提供融资，给予直接救助。为支持AIG重组，美联储先后成立了Maiden Lane IILLG和Maiden LaneⅢLC两家公司来收购AIG的MBS（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CDO（担保债务权证担保债务凭证），累计投入1823亿美元。对两房的救助资金则高达1600亿美元。
在这种近乎激进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的利率已经降至近乎为零，很显然这种货币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拉动投资，鼓励企业贷款以投资于实体业的建设从而带动经济复苏。按照理论的分析，利率的下降意味着贷款成本的大幅减少，证券等金融资产价格和房地产价值将大幅上升，这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另一方面，大量的流动性的注入加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带动势必引发通货膨胀，而这又将给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注入一剂“新鲜的血液”，使之泡沫化。这又反过来提高了企业担保资產的价值，从而提高了企业贷款的能力。因此，从理论上讲贷款特别是企业贷款应当大幅度上升，经济应当处于向上回暖的趋势。根据美联储公布的官方数据，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各方面贷款/债务增长比率，如图1、图2、图3所示。
从上3个图的趋势可以看出，救市政策实施以后贷款量总体并没有完全像预期那样增长，而是以一个缓慢的速度上升，可见投资者对于信贷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并不看好，对于美国当局的经济政策实施效果并没有很大信心。根据美联储的抵押贷款数据，发现美国抵押贷款市场一直是低迷的状态，没有明显的复苏趋势，对于刚刚过去的金融风暴公众还处于惊慌之中。再观察公司债券的发行量和交易量以及企业的贷款量，虽然逐年上涨，但只是缓慢上升。另外，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地方债的发行量和成交量都处于增长的状态，却并没有因为财政政策引起的投资而出现大幅上升的局面，地方债数量总体处于平缓波动的状态。
再看实体经济，GDP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增长率，总体上看，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回暖复苏，金融救市政策对于美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并不是很大。其信贷风险主要体现于道德风险。笔者认为对于美国来说，大多数的企业和银行都是私营机构，刚刚经历了金融危机打击的这些私营企业和银行还没有从创伤中得以恢复，它们对于市场还是不看好，加之对于信贷风险的抵触和恐惧，企业并不敢于贷款进行新一轮的实体投资，银行也并不敢于大量放贷。在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实施下，美国进入了凯恩斯提出的“流动性陷阱”的状态。所以，对美国而言，货币当局应当考虑如何实施货币政策刺激贷款量上升，从而带动企业进行实体投资并拉动经济得以回暖复苏。
（二）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救市政策分析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经济以出口为主要拉动力的中国为了防止国外经济低迷而造成出口衰弱和经济萧条，中国人民银行立即出台了一系列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首先，调减了公开市场对冲力度，相继停发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减少1年期和3个月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频率，引导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当下行，保证流动性供应。其次，连续四次下调基准利率，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从而增加货币供给量，刺激消费和投资的扩大，达到拉动内需的目的。再次，为了防止信贷萎缩和房地产市场萧条，央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于2008年10月27日实施了首套住房贷款利率7折优惠，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灾区重建、“三农”、中小企业等贷款。最后，为了减轻进出口行业受到的冲击，保护该行业的企业及从业人员的利益不受损害，央行实施了出口退税和人民币升值策略，达到增强出口竞争力的目的；和中日韩进行了货币互换协议，给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增强了对外经济合作与协调。
为了带动经济的复苏，政府也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扩大内需，国务院出台了总额为4万亿元人民币的一揽子扩大内需的投资计划，该计划每年将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为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政府于2009年提高了企业基本养老金10%，大幅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扩大家电下乡的产品品种与规模，以期缓解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境况。为引导4万亿政府投资的去向，政府还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包括汽车、新能源之类的国民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
通过理论分析，扩张性货币政策将引起利率的下降，信贷的扩张加之央行放松了银行信贷的约束，这必将降低贷款门槛从而诱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商业银行方面也将因为争夺收入的来源，降低放贷标准，从而增大操作风险。加之积极的财政政策影响，国家出台的4万亿投资拉动计划势必使得财政支出被用于基础建设或公共支出，这给予了地方政府很好的发行地方债的理由。政府可以通过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投融资平台公司进行举债。另外，我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不存在破产制度，一旦下级政府的债务无法偿还，上级政府将承担最终偿还人责任，存在着“预算软约束”。也正是这种“单一制”体制的存在，使得良好的“政企关系”成为各类经营主体的追求目标，促使商业银行对于地方政府的债务有着个体的偏好。救市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弱化了地方债务的外部约束条件，另一方面，强化了地方债务的外部激励条件，两者双管齐下势必推动地方债务大幅度扩张。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加剧，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上升再加上地方债务的迅速扩张将加剧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为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埋下隐患。
中国银监会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末全国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与此同时，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投放也出现了大规模扩张之势。中国人民银行的年度公报显示，2009年新增人民币贷款9.8万亿，创造了历史的天量。在我国经济增长率和企业盈利能力急剧下降的同时，商业银行的信贷却是在逐月上升。如上述分析，信贷的迅速剧烈扩张给商业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势必加剧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此外，针对地方债务的迅速扩张方面，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多是由于国家的投资拉动计划所导致，主要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为载体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这类贷款多为中长期贷款项目，往往具有利率低、期限长的特点，并且资金需求大、跨度长，需要后续资金的不断投入，一旦项目前期经营不佳，出现偿债困难，政府官员则会通过在不同的银行之间进行拆借，避免暂时性的大规模违约行为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贷款项目将会像滚雪球一样积累得越来越大，最终将导致地方政府的债务远远超过实际负债能力。这必定加剧银行体系的信贷风险，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大量地方债的累计将使政府中长期信贷占银行总信贷资产的比例进一步提高，集中凸显了信贷风险。由于地方政府还款方式单一，在实体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导致抵押和担保资产价格下跌的情况下，银行的信贷风险将进一步被恶化。并且，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润主要来源于信贷资产的利差，信贷资产质量的腐化将严重削弱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从而大幅度减弱靠利差收入来缓解信贷风险的能力。
四、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通过上文的中美两国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体制的不同使得救市政策的实施方向不同，国家的宏观经济情况以及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导致了救市政策对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也不一样。
1.作为发达国家代表的美国在危机期间，将巨额的财政支出基本用于向金融体系进行注资、国有化或清理不良资产。而作为发展中第一大国的中国则是實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投资拉动计划为主要方向，使得巨额的财政支出主要被用于基础建设或公共支出。这就使得我国拥有了要承受地方债务的迅速扩张给银行体系带来巨大的信贷风险这一和美国不一样的特点。
2.由于国家体制的不同，美国的企业和银行多以私营为主，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劫难之后，它们大多畏惧并且抵触风险，因此，对于市场并不看好也不抱有希望，这就造成了在如此极端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及宽松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下，美国的信贷依然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依旧处于萎缩的状态。在利率已经下降接近于零的美国，处于了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的状态，其所面临的除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引起的道德风险以及逆向选择问题外，主要是信贷萎缩的风险。因此，美国货币当局应当考虑实施何种有效的金融救市政策才能实际刺激信贷投资从而带动经济复苏回暖。而对于“单一制”的中国，如上文所说，除了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问题和银行的操作风险外，我国的商业银行体系主要面临的则是由于地方债的迅速大量扩张，信贷量急剧上升所带来的信贷风险。
3.在后危机时代，我国实施的一系列救市政策有力地刺激了实体经济，同时也为国有企业贷款、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条件，再加上财政分配体制、官员考核机制等因素，贷款量的上升和地方债务的扩张成为了现实。它们反作用于金融体系，在不良贷款率、存贷比、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方面冲击着商业银行，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现实和潜在风险。它们对于商业银行体系的长期不稳定性埋下了隐患。因此，我国在面对经济衰退、计划实施复苏政策的时候，应当统筹兼顾长期稳定和短期利益，从而维持我国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得向前发展。
（二）建议
1.大力出台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政策。
美国是一个高负债、低储蓄的国家，美国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用明天的钱，过今天的日子”不仅成为美国人的一种时尚生活理念，也成为了一种趋势。然而在中国，中国民众普遍缺乏安全感，边际储蓄倾向特别高，老百姓手上有了剩余的钱就存起来，愿意消费而不愿意投资，这就势必造成我国的内需不足，需求无法拉动投资，投资活力不足势必造成经济疲软。为了防止经济下行，政府只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投资、带动需求。解决天量地方政府债给银行带来的信贷风险的关键就是拉动内需。只有拉动内需，以百姓的需求带动经济的增长，才能缩短基础建设的回收期，使得政府有收益还款，从而降低银行的潜在和现实信贷风险。
2.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改革，推动银行体系规范化，市场化。
政府以土地作担保向国有商业银行借款，将资金投放于基础项目的建设，将短期资金投放于长期资本项目，必定抬高违约风险，加重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同时，国家是政府的最后担保人，央行则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最终担保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发生违约，也只不过是从国家的“左口袋”流进了“右口袋”，是两个口袋之间盈亏问题。这就使得政府借款意愿提高，商行贷款倾向增强。政府、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是造成预算软约束、巨量地方债的主要原因。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就必须加快推进商业银行的体制改革，推动银行体系规范化、市场化，用上市的要求规范银行内部的治理结构，提高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透明性和规范性。
3.加强商业银行内部监管工作，通过减少操作风险的途径减弱银行潜在的道德风险。
严格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提高银行应对潜在的信贷风险的能力。提高银行内部整体对于信贷风险重要性及其后果的认识，加强对于贷款条件的审核以及对于贷方资金后续去向的动态跟踪，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银行也应当调整资金结构，提高资金配对的合适度。
4.加强对商业银行的外部监管。
要求其公开财务报告信息，从而提高商业银行的透明度，借助外部监管来加强对于银行的监管工作，从而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整合商业银行监管评级体系，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管理状况、盈利状况、流动性状况和市场风险状况六个单项要素进行严格评级，健全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加强对大型银行的并表监管，加强跨业、跨境风险监管。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监管，坚持采用审慎的最低首付比例和利率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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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潘敏，缪海斌，陈晓明.金融救市下的中国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行为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2001，（2）.
[4]董彦岭，王菲菲.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政府救市政策的比较分析[J].山东经济，2010，（2）.
[5]潘敏，缪海斌.经济复苏下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J].世界经济研究，2010，（12）.
[6]李哲敏.论金融危机时期中美救市政策之比较[J].华东经济管理，2010，（4）.
[责任编辑：方平]
作者：李孟阳 杨鹰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治理论文 篇3：
浅谈我国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风险控制
摘 要：中小企业的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增长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文章主要从我国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风险控制的机理出发，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风险产生的原因，探讨出我国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风险控制的对策，为我国中小企业信贷风险控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商业银行；中小企业；信贷风险；控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小企业得到快速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有效的推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和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中小企业在发展中，融资十分困难，有些中小企业自身管理机制不健全，财务管理不规范，发展规模和贷款风险控制能力有限，错失了很多良好的发展机遇。此外，许多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管理机制不健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中小企业的贷款业务，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加强我国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风险的监管和控制，能有利于我国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
1 我国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风险控制的机理
从中小企业开始蓬勃发展之初，一直到现在，中小企业融资都是一个期待解决的一个经济学的难题，国家为了加快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政策支持上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从当前来看，中小企业的融资相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各个商业银行越来越重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但对中小企业信贷的支持力度有待加强。
从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和行为选择来看，商业银行贷款目标就是要获得利润，根据商业银行信贷的净收益（R）来分析：R=D×P×（1+i）-D-U-C。其中，R为银行信贷收益，D为贷款本金，P为本息偿还率，i为贷款利率，U为机会成本，C为贷款成本。根据信贷净收益的公式，我们可以得到，商业银行要想提高信贷净收益，只能从增加信贷规模D、提高本息偿还率P，提高贷款利率i，降低机会成本U和贷款成本C等来增加商业银行的收益。然而，中小企业由于受发展规模限制，表现出贷款规模小、贷款频率高等属性；资金的机会成本是由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决定的，商业银行不可能改变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因此，商业银行为了获得较高的贷款净收益，则会从提高贷款利率、提高企业偿还贷款本息的概率和降低企业贷款成本等方面采取行动，来增加中小企业信贷收益。
从目前这个市场环境来看，由于还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小企业的发展还是十分困难的。一方面，从银行市场来看，信贷规模是不断的紧缩，银行可以利用资金本身去贷款的绝对量上是受到了一定的压缩，资金面上比较紧张；从银行机构本身来看，小企业业务的基础相对要薄弱一些，其贷款规模小，做小企业的贷款业务成本相对做大企业的要高，对于每一笔小企业的贷款金额相对大企业来说要小很多，但是银行投入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包括管理上的投入，小企业和大企业的投入基本上是一样的，且中小企业贷款频率高，银行要花的时间成本高。另一方面，从中小企业的角度来看，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内部机构设置和管理制度不健全，风险防范意识不够，其抗风险的能力要低于大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则中小企业的偿还贷款概率要小于大企业的偿还贷款概率。所以，从银行的投入和产出这个相对关系以及理性角度来看，在中小企业和大企业贷款选择之间，银行一般偏向给大企业贷款，而忽视了中小企业的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2 我国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风险产生的原因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严重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为什么我国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风险产生，我們可以从三个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中小企业的自身原因；二是商业银行的原因；三是外部环境的制约。
{1}中小企业的自身原因。我国中小企业行业种类繁多，主要是民营企业，资本规模小，融资渠道单一，发展不平衡，专业化和社会分工有待进一步加强；大多数中小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严重影响其科学民主决策制度的建立；其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不健全，管理手段比较陈旧，很多中小企业还停留在作坊式生产、家族式经营和经验式管理阶段，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不应用科技手段来进行管理，在竞争激励的市场上很难取得竞争优势；大多数中小企业技术起点较低，员工素质低，高科技人才匮乏，产品竞争力不强，创新性不高，很难适应顾客的个性化需求，抗御市场风险能力弱；大多数中企业在信贷风险管理上意识不强，道德信用意识薄弱，生产经营出现问题时，逃避银行债务，迫使银行产生信贷风险。
{2}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管理控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信用评级体系建设上不够完善，没有形成统一标准的评价体系，没有统一的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目前我国各大商业银行常用的中小企业信用评级体系主要有因子分析法和专家意见法等。当采用这些方法时，首先要确定若干个有全面性和代表性的评估指标，相对应的确定相对的参数值，根据企业的表现来定分值，最后将所有得分汇总，再根据总分来定企业的信用级别。此种方法主要建立在企业的财务数据的基础上，却很少考虑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不同来选取财务指标，且我国商业银行在采用对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法基本上没有考虑对现金流量的充足性进行一个很好的预测，难以反映未来的真实偿债能力。此外，受到利率管制等因素的制约，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的原因，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时相对较高的风险无法以更高的收益来弥补，造成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性。
{3}外部坏境的制约。虽然我国对中小企业信贷给予了很多的政策支持，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条件下，我国中小企业的征信系统、失信惩罚机制和中介服务机构尚不成熟，因此，商业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还十分突出。目前，大多数中小企业对信用体系建设不够重视，有些企业拒绝提供有关企业信用方面的信息，监管部门对中小企业信息采集、开发、评估及披露缺乏法律和制度依据，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中小企业贷款通常需要信用担保，而目前的担保机构规模小，内部管理不善，风险控制能力差，担保行业的风险补偿机制不完善等，大多数担保机构不愿做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因此，商业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中介服务机构建设还有待进步一步加强，来降低和分散中小企业信贷风险。
3 我国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风险控制的对策
银行本身就是经营风险的企业，面对风险是商业银行不可避免的，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商业银行可以采取一定措施去识别和规避风险，加强内部管理来对风险实行控制，强化制度创新和内部机制建立来实现一定的风险补偿。商业银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加强对中小企业信贷风险控制。
①准确认识目标客户，扩大对中小企业的担保范围。与国有企业相比，针对中小企业经验规模小，整体经济效益相对不稳定，自身实力和能力的积累相对较弱，其内部管理体制不健全，财务管理不规范，信息不对称，缺乏创新等限制。商业银行应准确客观的认识中小企业发展约束，应制定与中小企业发展适中的信贷政策，在没有违反现行法律法规、中小企业的权益归属清晰、内部控制和信贷风险能够较好控制的条件下，商业银行应加大力度创新中小企业抵押担保的方式，相对可以适当的放宽对中小企业的担保范围。可以从不动产做抵押的模式扩展到股权、专利权、知识产权、商标权等新型的担保抵押贷款的模式；对于经营稳定、信誉良好的中小企业，银行可以与担保机构、借款单位以及政府进行协调，明确各自的权、责、利，实现风险分摊的模式，适当的扩大其贷款金额和担保抵押范围。
②加强对中小企业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设和其信贷模式的创新。目前，大多数的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评级指标体系，都是沿用大企业信用评级标准的方法，且对中小企业的信用信息的历史积累不够，采集信息的成本高，所得到的评级结果缺乏充分的准确性。银行可以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信贷部，对中小企业的信用信息进行收集和分类，加强和政府、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合作，从中获取有关中小企业有效的信用信息，根据中小企业的发展特点，建立一套完整、科学、有效、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商业银行可以结合从中小企业的三品（人品、产品、抵押品）和三表（水表、电表、海关报表）来进行分析，来充分了解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信用情况等，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风险控制管理。
从企业信贷需求来看，一般大企业需要的是个性化和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而中小企业需要的是标准化、规范化的产品和服务，银行可以根据中小企業的需求，创新其信贷模式，更多的开发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工具。在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流程上，银行应强化贷前风险防范和控制、贷中监控和帮助服务、贷后控制和补救的服务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模式，为中小企业提供更有效的信贷服务。
③加强商业银行的制度创新、业务和技术创新。商业银行能否构建一套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信贷管理体制，关系到中小企业信贷市场扩展的成败，加强商业银行的制度创新、业务和技术创新，有利于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管理体制的构建。
一方面，商业银行内部应进行机构创新，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信贷部和中小企业研究中心，实行行业经理制度，建立客户经理制度，负责贷前的调查、贷中监控、贷后负责贷款本息回收等；建立激励和约束相容机制，刺激员工对中小企业的风险监测，主动开拓市场；一般中小企业经营不是很稳定，应建立坏账准备金制度，减小对中小企业的风险。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可以拓展对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和增值业务，设计出符合中小企业贷款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实现其业务方面的创新；利用现代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针对中小企业信息量少、难于收集的特点，建立科学的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和中小企业信贷风险的预警体系，增强对中小企业信贷风险控制。
参考文献：
[1] 赵国忻.中小企业信贷风险控制研究[J].当代经济,2006,(10).
[2] 郭怡.我国商业银行的中小企业信贷风险和防范[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0.
作者：罗胜群